衝突選民與投票參與- 以台灣2004-2016總統選舉為例 - 政大學術集成

全文

(1)國⽴政治⼤學政治學（系）研究所碩⼠學位論⽂. 衝突選民與投票參與—. 治政大以台灣 2004-2016 總統選舉為例立 ‧ 國. 學. Conflicted Voter and Electoral Participation— The Case of the 2004-2016 Presidential Elections. ‧. n. er. io. sit. y. Nat. al. Ch. engchi. i Un. v. 指導教授：蘇彥斌博⼠研究⽣：徐⼦堯撰. 中華民國⼀〇七年三⽉.

(2) 謝詞時光荏苒，初入政治系恍如昨日，如今卻已到了即將離開的日子。回首在政治系的日子，獲益良多，除了習得政治、制度與分析方法等知識，更重要的是在這裡遇到了一群重要的人們，言詞的感謝不及心中的萬分之一，僅此以粗鄙之詞記錄下由衷的感謝。首先，感謝我的父母，求學的路上最可貴的乃是來自家庭的支持，不僅是物質上的協助，更重要的是精神上的支持，當我感到迷惘時，家人永遠在後面支持我，給予我協助。在求學過程中，有兩位老師對我幫助匪淺，分別是蘇彥斌老師與楊婉瑩老師。在碩二上學期我修了蘇彥斌老師的拉丁美洲政府與政治，修課過程中感受到老師的教學熱誠，同時也被老師的教育方式吸引，在學期結束後便有想請老師做為碩士論文指導老師的念頭，在碩二下學期的尾聲，也確定了碩士論文將由蘇老師指導，成為老師第一位指導的碩士學生。撰寫論文的過程中，蘇老師總是不厭其煩的給予我意見以及想法，並且提供我所有需要的協助，讓我能儘快完成我的論文。撰寫論文的過程中讓我受益最多的是如何組織與整理知識，在開始撰寫論文之前，對於如何整理既有的文獻與發現我總是抓不到精髓，在蘇老師的指導下慢慢了解如何將知識分類、整理，將其轉換成新知識的基石，並協助我順利畢業，謝謝老師。另一個要感謝的老師是楊婉瑩老師，我在升碩二的暑假加入楊老師的研究團隊，在這之前並沒有修習過老師的課，能夠進入老師的團隊全靠銀珍學姊與宏哲學長的推薦。加入之初，心裡總有些不安，雖然沒上過老師的課，但早有耳聞老師的名聲，團隊中也有志揚學長與宏彥等優秀的成員，使得我總是擔心自己的能力達不到團隊的需求。然而不久之後，我的煩惱就煙消雲散，老師不僅有趣且和善，雖然這是一份工作，但感覺更像是在一個課程中，慢慢的學習與成長。志揚學長與宏彥也讓我學到許多事，我從志揚學長身上學到許多分析方法與統計軟體的使用，也從宏彥身上學到許多資料整理的方法。在老師團隊的一年半中，受益匪淺。另外，政治系辦公室也給予我許多幫助，最早進入時的銀珍助教、詠雯助教與之後加入的薏瑋助教。最初進入系辦工讀是因為缺錢，之後發現系辦不僅是個可以賺錢糊口的地方，更是個有歸屬感的地方。還有一起在研究是打拼的同學們，怡慧、楊光、琹尹、文煜(還有他的椅子)。以及替代役中的明瑜，跟我一起講屁話。最後，還有一直陪著我的心美。謝謝你們。子堯 2018/3/12.

(3) 摘要影響選民投票抉擇的變數可以分成長期因子與短期因子，長期因子有政黨認同與對於現任政府施政評價等；短期因子則包括對於候選人的評價以及競選期間所發生的事件等。先前的研究指出，當一個選民的長期因子與短期因子出現衝突，則該選民將可能不會投給較偏好的候選人。和這些研究不同的是，本論文從衝突選民的理論假設出發來分析投票參與行為。本論文認為，長期因子與短期因. 政治大. 子若出現衝突，會使得選民產生衝突壓力，無法作出判斷，進而降低選民投票的. 立. 意願。本論文聚焦「政黨認同」以及「對現任政府的回溯性評價」兩個長期因. ‧ 國. 學. 子，以及「對候選人的偏好」做為短期因子總指標，探討長期因子與短期因子發生衝突時對於選民投票參與的影響。本論文根據政黨認同與候選人偏好一致與. ‧. 否，以及回溯性評價與候選人偏好一致與否，將選民做若干分類進行分析。本論. y. Nat. al. er. io. sit. 文利用「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 2004 年、2008 年、2012 年與 2016 年總統選舉調查資料進行實證分析，發現當選民的政黨認同與候選人偏好並非一致時，選. n. iv n C hengchi U 民的投票意願降低。其次，回溯性投票與候選人偏好的衝突也有相似的效果，對於執政黨的表現滿意與否，若非與候選人偏好一致，選民的投票參與意願也會下降。整體而言，本論文將衝突選民理論拓展到對於投票參與行為的解釋，除了對於投票行為研究具有若干貢獻外，也對於政黨的選舉策略提供一些啟發。. 關鍵字：衝突選民、投票參與、政黨認同、回溯性評價、候選人偏好.

(4) Abstract Many previous studies have tested the conflicted voter hypothesis that voters will be less likely to vote for their preferred candidate when the voters’ issue positions are in conflict with their partisanship. Building on these previous works, this thesis tests the conflicted voter hypothesis on electoral participation. I contend that voters are less likely to vote when they are under pressure generated by conflicts between factors. Using Taiwan’s Election and Democratization Study (TEDS) surveys for the 2004, 2008, 2012,. 政治大. and 2016 presidential elections in Taiwan, the empirical analysis demonstrates that voters. 立. are less likely to vote when their partisanship is not consistent with their preferred. ‧ 國. 學. candidate’s partisanship. Moreover, the analysis also shows that voters tend to not vote. ‧. when they identify with the opposition party but are satisfied with the incumbent. sit. y. Nat. government’s performance, and when they identify with the incumbent party but are. n. al. er. io. dissatisfied with the incumbent government’s performance. Overall, this paper not only. i Un. v. facilitates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conflicted voters’ behavior, but also provides. Ch. engchi. implications for the campaign strategies of political parties.. Key words: Conflicted Voter, Electoral Participation, Partisanship, Retrospective Evaluation, Candidate Preference.

(5) 目次第壹章、緒論. 1. 第貳章、文獻回顧. 5. 第一節、影響投票的社會特徵. 6. 第二節、感知公平模型. 9. 第三節、公眾志願者模型. 10. 第四節、認知驅動模型. 14. 第五節、小結第參章、理論與假設. 立. 16. 政治大. 17 17. 第二節、衝突選民理論. 22. Nat. n. al. er. io. 第二節、變數操作. 32. sit. 第一節、使用資料. 31. y. 第肆章、資料、變數與研究方法. ‧. ‧ 國. 學. 第一節、解釋投票行為的長期因子：政黨認同與回溯性評價. Ch 第三節、研究方法與限制第伍章、實證分析. n engchi U. iv. 30 39 43. 第一節、敘述統計. 43. 第二節、政黨認同與候選人偏好的衝突模型. 50. 第三節、回溯性投票與候選人偏好的衝突模型. 56. 第四節、模型穩健分析. 60. 第陸章、結論與討論. 65. 參考文獻. 68 i.

(6) 表次表1. 投票參與使用問卷題目. 32. 表2. 政黨認同相關問題. 34. 表3. 政黨認同編碼內容. 35. 表4. 候選人評價與偏好問卷題目. 36. 表5. 政黨認同衝突選民類型. 37. 表6. 回溯性投票相關問題. 37. 表7. 回溯性投票衝突選民類型. 38. 表8. 主要變數分佈. 45. 表9. 控制變數分佈. 表 10. 政黨認同的衝突選民投票率. 表 11. 回溯行投票衝突選民投票率. 表 12. 政黨認同的衝突選民模型分析. 表 13. 回溯性投票的衝突選民分析. 表 14. Ch 政黨認同衝突選民三分類編碼. 表 15. 回溯性投票衝突選民三分類編碼. 60. 表 16. 政黨認同的衝突選民穩健分析. 62. 表 17. 回溯性投票的衝突選民穩健分析. 63. 立. 政治大. n. ii. y. 53. sit. 49. er. io. n engchi U. iv. 48. ‧. ‧ 國. 學. Nat. al. 46. 58 60.

(7) 圖次圖1. 泛藍認同的衝突選民類型對投票率影響邊際效果. 54. 圖2. 泛綠認同的衝突選民類型對投票率影響邊際效果. 54. 圖3. 政黨認同的衝突選民類型對投票率影響邊際效果. 55. 圖4. 滿意執政的衝突選民對投票參與的邊際效果. 59. 圖5. 不滿意執政的衝突選民對投票參與的邊際效果. 59. 立. 政治大. ‧. ‧ 國. 學. n. er. io. sit. y. Nat. al. Ch. engchi. iii. i n U. v.

(8) 第壹章、緒論投票之於民主政治有著無比重要的地位。選舉不僅提供政治領袖統治的正當性，也確保政府的行為有可問責性，執政者的施政必須以滿足選民的需求為依歸，否則在下一次的選舉中就難以得到選民的支持。對於選民而言，在眾多參與政治的方法中，投票是成本較低的，較容易參與。在政治學研究中，投票參與研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國內外均累積了許多的研究成果(Abramson and Aldrich 1982; Bartels 2000; Campbell et al. 1964; Franklin 2004; Riker and Ordeshook 1968; Verba, Schlozman. 政治大 and Brady 1995; Wolfinger and Rosenstone 1980; 廖益興 2006; 蕭怡靖 2009;Wu and 立 ‧ 國. 學. Liu 2017 )。這些研究多是針對個別因子對於選民投票行為的影響，本論文好奇的是，人類心智複雜，各種觀念想法彼此相關，若兩個態度彼此不一致，甚至發生衝. ‧. 突，會如何影響個人的投票行為？本論文撰寫的動機即是為了了解政治態度的衝突，. y. Nat. io. sit. 對於選民投票行為的影響。. er. 選民的投票行為包含投票參與與投票傾向。在選民的投票參與研究中，認為選. al. n. v i n Ch 民的投票參與是考量成本效益後的選擇，選民會評估投票所需要的成本以及投票後 engchi U 所產生的效益作為是否投票的依據，成本效益的比重亦會受到選民本身對於民主政治的態度以及公民責任概念的影響(Downs 1957)。在 Downs 使用經濟學模型來解釋選民的投票行為後，由此觀念延伸，累積了不少研究成果(Campbell et al. 1964; Riker and Ordeshook 1968)。個體層次的研究中，投票行為也被認為是一種資源驅動的行為。投票參與受到行動成本與決策成本的影響，而選民的個人社會特徵如年齡、性別、教育程度等與個人可能運用的資源有關，有越多可運用資源的選民有更高的意願與能力去投票 (Verba, Schlozman and Brady 1995; Wolfinger and Rosenstone 1980)。選民個人的價值 1.

(9) 與態度也是研究的重點，在美國的研究中發現，有無政黨認同(party identity)是選民是否參與政治行為的重要因素，具有政黨認同的選民比沒有政黨認同的選民更願意參與政治行動，也更願意去投票(Abramson and Aldrich 1982; Bartels 2000; Campbell et al. 1964; Dinas, Trechsel and Vassil 2014; Thomassen 1993; 廖益興 2006; 蕭怡靖 2009;Wu and Liu 2017)。回溯性評價(retrospective evaluation)對於選民投票行為的影響，早期研究多集中在對於投票傾向的研究，認為選民會根據回溯性評價決定獎賞或懲罰執政者(Key 1966)。在近期的研究中亦發現，當選民對於現任者評價強烈不滿時，選民會有更強烈的動機出來投票(Levin, Sinclair and Alvarez 2016)。相對於政. 政治大. 黨認同與回溯性評價的研究，候選人評價(candidate evaluation)對於選民投票行為的. 立. 影響起步較晚。候選人偏好的研究亦延續成本效益的邏輯，在台灣的研究中發現，. ‧ 國. 學. 選民具有偏好的候選人時，不同候選人當選對於選民有不同的效益，因此更有動機. ‧. 前去投票（Tsai 2001; 鄭夙芬 2014; 蕭怡靖與黃紀 2010），並且投給偏好的候選人. sit. y. Nat. （蕭怡靖與黃紀 2010; 鄭夙芬 2014）。. n. al. er. io. 影響選民投票行為的因素關係複雜，有些因素具有動員效果，影響選民是否去. i n U. v. 投票；有些因素影響選民的投票傾向，成為選民投給哪個候選人的依據，而政黨認. Ch. engchi. 同、候選人偏好和對政府施政的回溯性評價等變數，除了會影響選民投票傾向，同時也是動員選民前去投票的因子。例如，不少實證研究發現政黨認同對於選民投票參與程度有正相關(Abramson and Aldrich 1982; Bartels 2000; Campbell et al. 1964; Dinas, Trechsel and Vassil 2014; Thomassen 1993; Tsai 2001; Wu and Liu 2017; 廖益興 2006; 蕭怡靖 2009; 2014; 蕭怡靖與黃紀 2010; 鄭夙芬 2014)。雖然上述文獻認為選民若被越多因素動員，理論上選民應有更強烈的動機前去投票，表現出較高的政治參與程度，但這些文獻卻沒有考量若不同的動員因子出現衝突對於選民投票參與的影響。例如，若只考慮政黨認同者的比例作為衡量政黨 2.

(10) 實力的標準，而忽略了政黨認同者中不偏好認同該政黨候選人的選民，在預測選舉結果時，將有可能產生較大的誤差。從上述這個問題意識出發，本論文認為影響選民投票參與的因子之間並非獨立運作，需要考量因子之間的關係。具體而言，本論文認為若選民的政黨認同與候選人偏好不一致時，動員的效果會因爲因子之間的衝突，產生衝突壓力，使選民無法肯定自己的決定是正確的，而在這樣的情況下，選民會傾向不去投票。其次，當選民對於過去執政黨表現感到不滿時，卻認為執政黨提名的候選人比較優秀，或是對執政黨表現滿意卻更青睞在野黨候選人時，選民也會產生衝突壓力，進而不去投票。. 立. 政治大. 這種具有投票因素衝突的選民被稱為衝突選民(conflicted voter)，過去研究發. ‧ 國. 學. 現衝突選民的成因包含意識形態衝突的衝突選民(Conover and Feldman 1981;. ‧. Tetlock 1986; Treier and Hillygus 2009)、投票動機衝突的衝突選民(Krishna and. sit. y. Nat. Morgan 2011; Morgan and Vardy 2012)與影響投票傾向時期因子衝突的衝突選民. n. al. er. io. (Blumenstiel and Plischke 2015; Box-Steffensmeier and Kimball 1999; Brox and Giammo. i n U. v. 2009; Grofman and Kline 2010)。本論文從影響選民投票行為的長期因子與短期因子. Ch. engchi. 切入，聚焦在長期因子與短期因子之間不一致造成的衝突選民，探討因子之間的衝突如何對於選民的投票參與造成影響。舉例而言，根據本論文整理自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Taiwan’s Election and Democratization Study, TEDS)2004 年至 2016 年總統調查的資料，政黨認同與候選人偏好的衝突選民具有一定的比例，政黨認同與候選人偏好一致的選民約有 60%。僅偏好候選人或僅認同政黨的選民約有約有 10%，政黨認同與候選人偏好衝突的選民約佔 3~5%，剩下 25~28%的選民為不具有任何偏好的選民。扣除一致選民與無任何偏好選民後，約有 15%的不一致選民，雖然具有政黨認同或是候選人偏好，但因為因子之間出現不一致，這些選民的投票意願可 3.

(11) 能與政黨認同及候選人偏好一致的選民之投票意願有所差異。本論文使用台灣的選舉調查資料，分析 2004 到 2016 年的台灣總統選舉，使用「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2004 年、2008 年、2012 年與 2016 年共四屆總統選舉的調查資料。依變數為投票與不投票二分類，主要自變數為選民衝突類型，並在變數編碼章節詳細說明。使用模型為二分類勝算對數模型(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本論文章節安排如下，第貳章回顧過去研究，關於選民投票參與的相關理論。第參章提出本文主要的論點，建立假設。第肆章介紹本論文所使用的資料、使用的. 政治大. 變數及編碼方式，並說明使用的研究方法。第伍章為實證分析，分為三個部分，第. 立. 一節為敘述統計，將主要變數與過去解釋選民投票參與相關理論關注的變數做交叉. ‧ 國. 學. 表，檢視變數之間的關係。第二節為迴歸模型分析，將變數放入模型中，檢驗在控. ‧. 制其他變數效果後，衝突選民變數對於投票參與的影響。第三節為模型穩健分析，. sit. y. Nat. 根據理論使用新的編碼方式處理自變數與資料，並進行分析。第陸章總結整篇文章. n. al. er. io. 的結果，說明最後的發現，提出結論與討論。. Ch. engchi. 4. i n U. v.

(12) 第貳章、. 文獻回顧. 投票參與一直是政治學關注的重要議題之一，投票是維繫民主政治的重要環節。在眾多政治參與行為中，投票參與的成本是最低、人民最容易參與的政治行為，即便如此，許多先進民主國家仍發生投票率逐年下降的情況(Clarke et al. 2004; Franklin 2004)。針對這種現象，在歐美國家已有許多研究並發展出理論用以解釋選民的投票參與，Clarke 與其同事(2004)將其整理成兩大途徑，並從中發展出六套理論模型。兩大途徑分別為：社會學途徑(sociological framework)與個人理性選擇途徑(individual rationality framework)。社會學途徑中有三個主要理論：感知. 政治大公平正義模型(perceived equity-fairness)、社會資本模型(social capital)與公眾志願者立 ‧ 國. 學. 模型(civic voluntarism)。個人理性選擇途徑中也有三個主要的理論：認知驅動模型 (cognitive mobilization)、理性選擇模型(minimal rational choice)與整體利益模型. ‧. (general incentive model)。Clarke 與其同事(2004)分別檢驗六個模型對於選民投票. y. Nat. io. sit. 行為的解釋力，發現六個模型足以涵蓋大多數解釋選民投票行為的變數。後續相. er. 關研究延續 Clarke 與其同事整理的理論框架進行研究，發現各個理論模型中的變. al. n. v i n C h 2016）。因此有必要釐清不同理論所關注數在不同國家中，解釋力不一（翁履中 engchi U 的變數，在不同國家與社會脈絡之中，對於選民投票行為是否一樣具有解釋力，以及其原因。. 在回顧相關理論模型以及變數之前，一些社會特徵在過去的研究中被發現與個人的政治行為相關，這些社會特徵有些獨立於六大理論架構之外，因此將其獨立成一節做討論。接著將針對六大理論模型中，其中三個進行回顧，分別是感知公平模型、公眾志願者模型以及認知驅動模型。社會資本模型中解釋選民投票參與的變數，在台灣的調查中少與政治相關調查結合，經驗檢證不易，暫不討論。理性選擇模型與公眾利益模型兩者高度重疊，問卷中缺少投票成本相關問題，前 5.

(13) 兩個年度中也缺少公民責任感的問題，本論文亦暫不討論。. 第一節、. 影響投票的社會特徵. 解釋個人的政治行為時，哥倫比亞學派使用個人的社會學特徵作為主要的解釋變數。個人的政治行為受到所處的社會位置決定，個人的社會位置與社會特徵高度相關，因此個人的政治行為與社會特徵具有高度的關聯性。性別與年齡是社會特徵中最常被使用的變數，接著針對兩個變數進行討論。. 性別. 政治大過去在政治行為的研究中，性別較少受到重視。即便常以控制變數的形式出立 ‧ 國. 學. 現，並對於依變數有顯著的影響，結果經常以刻板印象的解釋帶過(Goot and Reid 1975)。近幾年的政治學研究中，性別逐漸受到重視，不僅在政治學領域，其他社會. ‧. 學科也逐漸重視性別差異對於社會行為的影響(Edlund and Pande 2002; Oswald and. io. sit. y. Nat. Powdthavee 2010)。. er. 性別的政治行為差異研究中，包含性別對候選人偏好的影響、兩性意識型態的. al. n. v i n Ch 差異以及投票參與的不同。在候選人因素上，有研究發現女性選民較偏好女性候選 engchi U 人(Dolan 1998; Plutzer and Zipp 1996)。雖然會因為候選人是女性而投給該候選人的女性選民佔總體選民比例並不高，然而在考量到有一半的選民是女性時，些微的差異也可能改變選舉的結果；在兩性的意識形態差異上，歐洲的研究中發現，極右派政黨與保守政黨的支持者組成在兩性間有明顯的差異，極右派政黨與保守政黨較難吸引女性支持者(Givens 2004; Immerzeel et al. 2013)；在投票參與的性別差異上，有研究發現兩性之間的政治參與程度有所不同，美國的研究中發現自 1980 年代以來，女性的投票率一直高於男性(Campbell 2017)。然而，也有學者主張兩性在政治行為上其實並沒有顯著的差異，與其強調性別差異(gender gap)，不如強調性別同質性 6.

(14) (gender overlap)(Baldez 2011)。兩性的政治行為是同質性的還是差異性的，這兩種論點並非全然互斥，可能是一個變遷的過程(Inglehart and Norris 2000)。隨著女性的權力、經濟能力、教育程度與男性的差異越來越小，女性所表現出的政治行為也與男性越來越相似。這並不表示性別在政治行為與偏好上會不再具有解釋力，不同政黨所主打的議題與立場可能對於兩性有不同的吸引力。在美國的總統選舉中，1980 年代後女性一直較為支持民主黨提名之候選人(Box-Steffensmeier et al. 1997; Burden 2008; Carroll 1999; McBride and Mazur, 2010)。. 立. 年齡. 政治大. ‧ 國. 學. 年齡與政治參與相關，兩者的關聯並非線性。多國的研究發現，年輕人的政治. ‧. 參與率通常較年長者低，隨著年齡增長，參與政治的比例逐漸增加。到了一定年紀. sit. y. Nat. 之後，通常是六十五歲，投票參與比例又稍微下降，使得年齡與投票參與之間呈現. n. al. er. io. 倒 U 曲線的關係(Bhatti et al. 2012; Smets and Van Ham 2013;Wass 2007; Wolfinger and. i n U. v. Rosenstone 1980; 崔曉倩與吳重禮 2011)。這種投票行為隨著年齡而有增減的現象. Ch. engchi. 被稱為生命週期效果(life cycling effect)。. 生命週期效果的內容有幾種解釋：首先，在解釋年輕選民具有較低的投票參與時，認為年輕的選民因為社會涉入程度較低，不具備社會經驗且尚未經過成年的洗禮。Smets(2012)將成年的元素細分成：離開學校、有工作、擁有房子、結婚與生子，發現經歷過這些成年洗禮的選民投票參與程度較高；個人隨著年齡的增長，所擁有的資源逐漸累積，給予個人更高的能動性，也使得投票參與的行為隨之增加(Highton and Wolfinger 2001; Smets 2012)；Denny 與 Doyle(2009)認為投票行為本身是一種習慣，過去的投票行會影響未來的投票參與，年齡的增長使得個人有足夠的時間開始 7.

(15) 並養成投票的習慣。政治參與的習慣也會使得政治興趣以及政治知識逐漸增加，對於議題有自己的看法，增加個人對特定政黨的認同感並產生政治效能感，進而提高投票參與程度(Fieldhouse et al. 2007)；最後，當個人來到了退休年紀後，逐漸惡化的健康狀況並慢慢脫離社會活動，一方面對於政治事件不再關心，同時也沒有能力參與政治活動(Bhatti et al. 2012; Fiedhouse and Cutts 2012; Goerres 2007; Smets 2014)。年齡對於投票傾向的影響有獨立於生命週期以外的變數存在。近幾年世界各個民主國家均出現投票率快速下降的現象，其中在年輕族群中下降的幅度特別明顯 (Blais and Rubenson 2013)，不同的世代(cohort)在相同年紀時所表現出來的政治參與. 政治大. 程度不相同，越晚出生的世代相較於較早出生的世代，在相同年紀時表現出更低的. 立. 政治參與程度(Blais et al. 2004; Franklin 2004; Wass 2007)，開啟了世代的研究。世代. ‧ 國. 學. 被定義為在相近的時間點出生的一群人，這群人在成長過程中相同的階段，經歷了. ‧. 相同的事件，這些事件形塑了這群人的政治態度，使其表現出相似的政治行為模式。. sit. y. Nat. 為了區分世代與年齡對個人政治態度與投票行為的效果，學者們嘗試將世代與年齡. n. al. er. io. 分開討論，相關研究的發展也延伸出許多方法上的討論。在分離年齡與世代時，面. i n U. v. 臨到許多問題，其中最為嚴重的問題來自於年齡、世代與時期具有高度相關性，特. Ch. engchi. 定時期下某一年齡層的人必然屬於相同的世代，在使用回歸模型分析時面臨到共線性(collinearity)的問題。目前發展出的解決方式中，有單純剔除其中一個變數，使用另外兩變數交互作用推估第三個變數的效果，或是將年齡變數編碼成一段區間，視為類別變數等作法(Yang and Land 2013)。本論文的目的不在方法論上的探討，故不多做討論。隨著新方法的發展，在年齡、世代與時期對於政治行為的影響上有許多研究成果(Blais et al. 2004; Franklin 2004; Gallego 2009; Persson et al. 2013; Wass 2007)。其中最主要的發現為，較晚出生的世代普遍對政治較無興趣，也較缺乏公民責任感， 8.

(16) 這些因素被認為是投票率在晚出生世代下降的主因(Blais and Rubenson 2013; Rubensom et al. 2004)。. 第二節、. 感知公平模型. 感知公平模型為社會學途徑下的理論，強調個人社會地位對於其行為的影響。社會上具有某些特徵的人，因為這項特徵使得自己相對於整個社會而言處於較差的社會經濟位置，進而產生相對剝奪感(relative deprivation)並且令這些人感到不滿，在政治上採取較為激進的態度，頻繁的參與政治行動(Walker, Wong and Kretzschmar 2002)。個人是否覺得社會對自己不公平，進而產生相對剝奪感，這與. 政治大社會中不同群體，在現有的社會制度之下如何評估自己的政治與經濟狀況，以及立 ‧ 國. 學. 他們如何評估其他團體的政治與經濟狀況有關，在比較之後覺得自己是否被公平的對待。對於其他團體的政治經濟狀況評估越是高於自己所處的團體政治經濟狀. ‧. 況評估，不滿的負面情緒越容易激發其參與政治的動力(Marcus, Neumann and. io. sit. y. Nat. MacKuen 2000)。. er. 感知公平模型關注個人經濟狀況相對於整體社會的經濟狀況，當個人對於整. al. n. v i n Ch 體國家的經濟評估與對自己家庭的經濟評估一致時，即不會覺得自己受到不公平 engchi U 的對待。相反的，如果對於國家整體的經濟狀況評估遠優於對於自己家庭的經濟. 狀況評估，個人會感受到強烈的不公平感，並產生憤怒的情緒(Smith et al. 2012)。感知公平模型被廣泛運用在社會科學研究之中，然而成果相當有限。多數的研究認為感知公平模型對於個人行為的影響效果並不強烈(Smith et al. 2012)，在台灣的研究中也發現感知公平理論中相關的變數效果很容易就會被其他效果較為強烈的態度變數稀釋，得到不顯著得效果(王伯耀 2004)。然而，個人的經濟條件對於政治行為影響的效果可能因為時代的改變而有所不同，因此仍納入感知公平模型的概念，探討個人經濟狀況對於政治參與的影響。 9.

(17) 個人經濟狀況對政治行為的影響. 選民的經濟投票行為可以依據關心的對象與關心的時間點進行分類，關心的對象有國家或是家庭，關心的時間點分為過去與未來。若選民關心的對象是自己或是家庭，稱為荷包投票(Kinder and Kiewiet 1981)。理論上荷包投票因為感受距離最接近，個人感受最為強烈，對於個人行為的影響最強。在經驗證據上卻得到相反的結果，多數研究的發現支持相反的立場，選民對於國家層級的經濟條件變遷較為敏感，而非個人的經濟狀況(Hsieh, Lacy and Niou 1998;Kinder and Kiewiet. 政治大. 1981; Kiewiet 1983; Lewis-Beck 1990; Morgenstern et al. 2017)。選民的經濟評價與. 立. 國家的經濟狀況關聯性較強，卻仍難以連結到選民的政治參與行為(Morgenstern et. 第三節、. 公眾志願者模型. Nat. y. ‧. ‧ 國. 學. al. 2017)。. io. sit. 公眾志願者模型同時考量到個人的社會特徵以及個人的成長脈絡，強調個人的. er. 特徵與成長脈絡使得個人具備有理解與參與政治的資源與技巧。這些資源與技巧. al. n. v i n Ch 反過來也會強化個人參與政治行為的意願，使得個人具有參與政治的態度 engchi U. (attitudinal engagement)(Verba, Schlozman and Brady 1995)。此模型關注個人的教育程度、政治興趣(political interest)、政治效能感(sense of political efficacy)對於個人政治參與的影響。. 教育程度. 在教育程度影響投票行為的研究中發現，教育程度與政治參與的程度呈現正相關(Leighley and Nagler 1992; Verba, Nie and Kim 1987; Wolfinger and Rosenstone 1980)。教育程度對於投票行為影響的機制有許多不同的解釋，分別從教育的量與 10.

(18) 質切入。在過去的研究中，多認為接受較長時間教育的個人具有較強的理解能力，同時受過較長教育的人更容易進入上層社會，與政府官僚的互動較為頻繁，因此具有更高的政治敏感度也更關心政治。反對派則認為，教育產生的效果多寡不應只考慮受教育時間的長短，而必須連同受教育的內容一起考慮。受科學教育與受人文教育對於政治參與的效果應有所不同。Hillygus(2005)支持教育質量差異的觀點，其研究發現在控制教育年限下，個人的成績是數學成績較佳或是語文成績較佳，對於政治參與的效果是相反的。數學成績較佳的人表現出較低的政治興趣，而語文成績較佳的人則表現出較高的政治興趣。Tenn(2007) 則挑戰此一觀點，在分離世代與教. 政治大. 育內容的影響後，發現教育年限仍具有微小但統計上顯著的效果，多接受一年的教. 立. 育仍是對於其政治參與行為有所影響。Campbell(2009)則從社會地位的角度切入。. ‧ 國. 學. 發現受過較長教育的人，多來自地位較高、較為富裕的家庭，未來也有更高的機會. ‧. 擠身上層，教育程度反映的是階級造成的政治參與程度差異。Gallego(2010)也支持. sit. y. Nat. 教育程度為階級指標的觀點，教育程度造成的政治參與效果其實是與社會地位連. n. al. er. io. 動，其所象徵的意義為教育程度與社會地位都只是可使用資源的指標，真正導致政. i n U. v. 治參與程度差異的其實是可運用資源的多寡。然而，Gallego 的理論並非在所有國. Ch. engchi. 家的資料中都得到支持，僅有部分國家符合理論預期。. 教育程度的效果可能隨時期而有所變化，Burden(2009)發現，在美國就讀大學對於個人的政治參與程度影響在 1980 年代前與後的效果是不同的，1980 年代前就讀大學會降低個人的政治參與程度，1980 之後入學則會增加個人政治參與程度。不變的是不論在 1980 年代前或後，就讀大學接會增加個人的政治知識。. 政治興趣. 政治興趣的概念很早就被提出(Lazarsfeld, Berelson and Gaudet 1948)，並發現 11.

(19) 具有較高政治興趣的選民相較於不具有政治興趣或沒有興趣的選民，接受更多的政治資訊與更多的政治知識，同時也有較高的政治參與程度(Blais and St-Vincent 2011; Brady et al. 1995; Verba, Schlozman and Brady 1995) 。政治興趣同時也與政黨認同有正相關，具有較高政治興趣的選民也具有較強的政黨認同，一種解釋是因為具有政黨認同的選民較容易收到來自於政黨的政治訊息，而政治興趣使得選民對於這些訊息有所回應，因此具有政治興趣的選民較容易維持他們的政黨認同(Blais and StVincent 2011)。關於政治興趣的研究多強調人口學特徵與社會化過程造成的影響。在人口學. 政治大. 特徵上，發現政治興趣與年齡、教育程度相關，年紀越大、教育程度越高的選民普. 立. 遍具有較高的政治興趣(Blais and St-Vincent 2011)。同時，政治興趣相當穩定，個人. ‧ 國. 學. 在一生之中一但對政治感興趣後幾乎不會放棄這項興趣(Prior 2010)。社會化的過程. ‧. 對政治興趣具有影響，成長過程的經驗以及父母的影響是養成政治興趣的關鍵。. sit. y. Nat. Verba、Schlozman 與 Brady (1995)的研究則發現，父母對於小孩的政治興趣影響之. n. al. er. io. 中是透過潛在的變量影響，父母本身的政治興趣不一定與小孩的政治興趣直接相關，. i n U. v. 而是父母的政治興趣導致父母本身的政治參與程度，在家中的政治討論以及政治行. Ch. engchi. 動的參與，這些經驗使得小孩較容易培養出政治興趣。有趣的是，亦有研究指出父母的政治興趣與小孩的政治興趣相關性在經驗上的證據相當薄弱(Jennings, Stoker and Bowers 2009)。另有研究發現政治興趣與人格特質相關，具有積極人格的人對於政治有較高的興趣(Denny and Doyle 2008)。亦有跨學科合作的研究發現，政治興趣除了與人格特質有關外，也可能受到生物基因的影響，透過家庭社會化以外的機制遺傳給下一代(Weinschenk and Dawes 2017)。在台灣的研究中，政治興趣與政黨認同的關係較不明確。雖然對於政治最沒 12.

(20) 有興趣的仍是沒有政黨認同的選民，然而在有政黨認同的選民中，相較於弱政黨認同的選民，強政黨認同的選民並沒有表現出明顯較高的政治興趣(Yu 2017)。政治興趣的差異主要存在於有無政黨認同之間，政黨認同者內政治興趣的效果並不明顯，政治興趣在台灣呈現出不連續的效果。在人口學變數中，政治興趣與教育程度也呈現出相關性，教育程度越高的選民相較於教育程度較低的選民表現出較高的政治興趣(Yu 2017)。. 政治效能感. 政治大. 政治效能感為個人是否覺得自己有能力對於政治過程發揮影響力，認為參與. 立. 政治行為是具有意義的，使得個人願意參與政治(Campbell et al. 1954)。政治效能. ‧ 國. 學. 感又可以分成內在效能感(internal efficacy)與外在效能感(external efficacy)。內在. ‧. 效能感強調個人是否覺得自己有能力理解與認知政治事務，外在效能感則是認為. y. sit. Nat. 政治人物是否會對於人民的需求有所回應(Balch 1974)。. n. al. er. io. 個人的政治效能感高低受到多種因素影響：教育程度的高低與受教育內容對. i n U. v. 於個人是否覺得應該參與政治有影響，同時教育程度較高的人也較有能力理解政. Ch. engchi. 治；社會中的弱勢族群與少數團體，容易因為覺得自己的需求不被主流社會所重視，利益不會在政治場域中受到保障，導致政治效能感低落；最後，是否有政治菁英代表自己在乎的利益或是意識形態也會影響個人的政治效能感，若覺得自己的利益與價值有被政治菁英代表，容易有較高的政治效能感(Abramson 1983; Bobo and Gillam 1990; Banducci et al. 2004)。在台灣的研究中發現，在特定政黨執政時，執政黨支持者的政治效能感較高，反對黨支持者的政治效能感較低，符合過去研究中的發現，利益與價值被政治菁英代表時會有較高政治效能感。當國民黨執政時，國民黨支持者具有較高的 13.

(21) 政治效能感，而在民進黨執政時期，民進黨支持者具有較高的政治效能感(黃信豪 2005)。選民的政治效能感也與地方政府的組成有關，認同政黨為居住地地方政府執政黨時，政治效能感較高。另外當選民政治效能感高時，更傾向支持現任者連任(陳陸輝與耿曙 2008)。. 第四節、. 認知驅動模型. 認知驅動模型有別於一般個人理性選擇脈絡下的模型，並不強調政治行為的成本效益計算，而是強調教育程度、媒體接觸、政治興趣以及知識的影響，認為. 政治大可能性參與政治行動(Dalton 2002; Nie, Junn and Stehlik-Barry 1996)。立. 接受較多教育、媒體接觸頻繁、對政治有興趣並且具有政治知識的個人有較高的. ‧. ‧ 國. 學. 媒體接觸. 媒體提供選民了解政治的管道與機會，提升選民的政治知識以及選民的政治. y. Nat. io. sit. 效能感(Cappella and Jamieon 1996; 1997; Weaver and Drew 1993;Zhao and Chafee. er. 1995)。對於候選人而言，越多的媒體曝光以及選舉廣告的運用使得選民更容易了. al. n. v i n Ch 解候選人代表的價值與議題立場。對於選民而言，媒體關注度越高，政治知識與 engchi U. 議題認知均表現的較高的得分(Chaffee et al. 1994)。同時，媒體接觸越頻繁，個人政治效能感中的內在效能感越高(張卿卿 2002)。透過政治知識與政治效能感的效果，對個人的政治參與程度產生效果。. 政治知識. 參與政治需要一定的政治知識，不論是在理解制度運行的規則、了解政府的作為或是對於議題有基本的認知與看法。缺乏政治知識使得選民無法理解，進而無法評論以及在政治場域中做出選擇。對於政治知識的看法一直以來有所爭論，究竟擁 14.

(22) 有多少的政治知識為足夠了解政治尚無定論(Hardin 2006; Lupia 1994)。多數的研究仍支持，接收較多的政治資訊，並且擁有較高的政治知識，會降低選民參與政治的成本進而增加選民的參與政治的意願(Ghirardato and Katz 2006; Matsusaka 1995)。同時，政治知識與政治興趣相關，具有較高政治知識的選民同長也是具有政治興趣的選民，並且更願意參與政治行動(Verba and Nie 1987)，這些選民也較善於在與政治議題中做出選擇 (Converse 1990) ，並且更傾向透過議題立場決定其投票傾向 (Macdonald, Rabinowitz and Listhaug 1995)。許多研究試圖了解為何有些選民有較高的政治知識，有些選民則否。政治知識. 政治大. 的多寡可能與個人的動機與人生際遇有關(Carpini and Keeter 1996; Goren 2012;. 立. Luskin 1990)。亦有研究認為政治知識的多寡受到個人社會經濟地位的影響，較高. ‧ 國. 學. 收入、教高教育程度者以及優勢族群等往往具有較高的政治知識(Abendschön and. ‧. Tausendpfund 2017;Bennett 1988; Carpini and Keeter 1996; Neuman 1986)。政治知識. sit. y. Nat. 與教育程度之間的關係相當模糊，教育程度影響選民投票參與的機制同樣是透過降. n. al. er. io. 低參與成本達到增加投票意願的效果(Matsusaka and Palda 1999; Wolfinger and. i n U. v. Rosenstone 1980)，這也使得教育程度與政治知識之間的關係成為一個方法論的問. Ch. engchi. 題，究竟政治知識與教育程度是否測量到了相同的概念。Larcinese(2007)使用工具變數的方式，從資訊接收端作為政治知識的工具變數，發現即便在控制教育程度的情況下，政治知識還是對於提升投票意願具有穩定的效果。另外，選民所在的區域，接收資訊的手段與媒體效果也被認為是影響政治知識的變因(Chaffee and Wilson 1977;Carpini, Keeter and Kennamer 1994)。若選民居住的區域有較高的媒體覆蓋率，則選民知道的政治知識一般而言較多。政治知識多寡除了與接收者本身的意願、資源與動機有關外，也與發出資訊者有關。媒體作為資訊的中介者，具有選擇散播什麼資訊的能力(Iyengar et al. 15.

(23) 2010; Jerit, Barabas and Bolsen 2006)。媒體越是加強放送政治相關資訊，選民能獲得的政治資訊越多，政治知識也會越高(Jerit et al. 2006)。. 第五節、. 小結. 回顧人口學變數的研究，兩性的投票偏好有所差異，年齡的增長改變參與的程度。在感知公平模型中，經過比較後，對於經濟狀況的感受有可能是參與政治的動力。公眾志願者模型則著重個人對於政治事務的態度與能力，強調教育程度、政治興趣與政治效能感在參與投票中扮演的角色。最後，認知驅動模型著墨. 政治大的效果。這些模型是我們理解選民的政治參與重要的途徑，然而尚有未盡之處。立於資訊的接受與處理，認為政治知識的多寡以及接收的資訊量對於個人政治參與. ‧ 國. 學. 過去的模型建構多著重於各種因子獨立運作下的效果，雖然使得各個因子的效果較為清楚，卻也忽略了因子之間可能產生交互作用。過去在選民的投票參與. ‧. 研究中，政黨認同以及回溯性評價被認為是影響選民投票參與的重要因子，這兩. y. Nat. io. sit. 個因子對於選民的影響往往早於選舉開始之前，本論文以選舉開始的時間點作為. n. al. er. 分類，探討在特定選舉脈絡之下，政黨認同以及回溯性評價對於選民投票參與的影響效果。. Ch. engchi. 16. i n U. v.

(24) 第參章、. 理論與假設. 第一節、. 解釋投票行為的長期因子：政黨認同與. 回溯性評價 Campbell 等人(1964)認為影響選民投票的因子中，可以分成「長期因子」 (long-term factor)與「短期因子」(short-term factor)。長期因子包含：政黨認同、社會特徵、候選人過去的行為等；短期因子則是競選的過程、短期事件與候選人評價。長期因子對於投票行為的影響較為穩定，短期因子則存在較多不可預測的變. 政治大. 異，同時也較難窮盡。過去許多研究發現，政黨認同這個長期因子不僅對於選民. 立. 的投票抉擇有影響，也對於選民投票參與程度有正相關(Abramson and Aldrich. ‧ 國. 學. 1982; Bartels 2000; Campbell et al. 1964; Dinas, Trechsel and Vassil 2014; Thomassen. ‧. 1993; Tsai 2001; Wu and Liu 2017; 廖益興 2006; 蕭怡靖 2009; 蕭怡靖與黃紀. sit. y. Nat. 2010; 鄭夙芬 2014)。其次，也有研究指出選民對於政府的回溯性評價，也可能會. al. n. 投票參與的相關研究。. er. io. 間接對於投票參與造成影響。以下，本文將討論政黨認同與回溯性評價如何影響. Ch. engchi. i n U. v. 政黨認同. 政黨認同是個人對於政黨心理上的依賴與歸屬(Campbell et al. 1964)。政黨認同的研究多涉及三個層面：從哪裡來？是否及如何穩定？對政治行為造成什麼影響？政黨認同的由來有二：時期效果與社會化效果。時期效果強調重大政治事件的影響，事件的效果形塑著經歷過事件的選民的政治態度而延續著，進而演變成對於特定政黨的認同，使得政黨認同出現世代性的差異(Neundorf 2010);政黨認同也被認為來自家庭的因素，家庭是個人社會化的第一個場域，因此也是形塑個人政治態 17.

(25) 度與政黨認同的重要場所。家人，尤其是父母的政治態度對於小孩的政治態度形塑有著重大的影響(Beck and Jennings 1975; Jennings and Niemi 1968; Niemi and Jennings 1991)。在控制其他可能形塑個人政治態度與政黨認同的因素後，仍發現小孩的政黨認同多延續著父母的政黨認同 (Jenning et al. 2009)。政黨認同透過在家庭內繼承的效果似乎不受政治制度的差異影響，在美國與歐洲的研究均發現，父母與小孩的政黨認同大多是相同的 (Neundorf et al. 2011; Zecherman et al. 2007)。政黨認同很少變遷(Abramson and Aldrich 1982; Bartels 2000; Campbell et al. 1964; Dinas, Trechsel and Vassil 2014; Thomassen 1993; 廖益興 2006; 蕭怡靖 2009)，. 政治大. 卻也不代表完全不會改變。即便家庭形塑個人最早的政治態度，重大事件的時期效. 立. 果仍有機會改變個人的政治態度(Beck and Jennings 1991)。事件的時期效果體現在. ‧ 國. 學. 世代之間的政治態度差異，事件發生時，事件的效果對於不同年齡的人產生不同程. ‧. 度的效果。一般而言，年輕人比年長者更容易因為重大事件而改變其政治態度(Dinas. sit. y. Nat. 2013; Franklin 2004)。隨著生命週期的推延，個人的政治態度逐漸穩定並且不容易. n. al. er. io. 受到新事件的影響而推翻過去的記憶(Bartels and Jackman 2014; Gerber and Green. i n U. v. 1998)。政黨認同也會隨著一次次的選舉，使得個人對於特定政黨的支持逐漸強化. Ch. engchi. (Mullainathan and Washington 2009)。. 政黨認同影響個人的政治行為，有政黨認同的人與沒有政黨認同的人表現出不同的政治行為。有政黨認同的人，認同的強度不同，影響的程度也不同。政黨認同一直是解釋政治行為的重要變因 (Abramson and Aldrich 1982; Bartels 2000; Campbell et al. 1964; Dinas, Trechsel and Vassil 2014; Thomassen 1993; 廖益興 2006; 蕭怡靖 2009;Wu and Liu 2017)。政黨認同影響個人的投票傾向與投票參與，就投票傾向而言，具有政黨認同的選民大多傾向投給認同政黨提名的候選人，投給認同政黨提名候選人以外的候選人的狀況並不多見(Thomassen 1993)。而就投票參與而言， 18.

(26) 有政黨認同者相對於沒有政黨認同者，投票參與程度明顯較高。在先進民主國家的研究中，對於投票率下降的現象時常以政黨認同者在新的世代中比例逐漸下降作為主要的解釋(Abramson and Aldrich 1982; Franklin 2004)。在美國以外的國家例子中也發現，具有政黨認同的選民，不論其所認同的政黨為何，在投票參與的程度上均高於無政黨認同者。在政黨認同者之內，強政黨認同者的政治參與程度高於弱政黨認同者(Bartels 2000; 廖益興 2006; 蕭怡靖 2009)。在跨國比較的研究中也發現，政黨認同與投票行為的穩定性呈現高度的相關性，雖然因國情不同，有些國家中投票穩定性大於政黨認同穩定性，其他國家則是政黨認同穩定性大於投票穩定性，然. 政治大. 而差異並不明顯，整體而言投票行為與政黨認同均呈現高度穩定的情形(Thomassen. 立. 1993; Franklin 2002)。. ‧ 國. 學. 政黨認同對於投票行為影響的機制，有從投票成本的角度切入。政黨認同提. ‧. 供選民投票選擇的捷徑，選民不必為了一次選舉費時費力搜集大量關於議題與候. sit. y. Nat. 選人的資訊，以政黨作為投票依據大幅減少選民的投票成本(Miller 1976; Shively. n. al. er. io. 1979)。決定投票的成本對於選民的投票行為有重大的影響，過去研究多認為當政. i n U. v. 治分歧強烈時，不同候選人當選對於未來的政策發展方向有顯著的差異，選民應該. Ch. engchi. 會更在意誰當選，進而提高總體投票率，Rogowski(2014)發現實際上的狀況與此理論相反，越大的意識形態分歧反而降低選民的投票意願。政治分歧明顯且強烈使選民投票意願降低的效果在不同教育程度的選民身上有所差異，對於教育程度較低的選民，意識形態分歧加劇對於其投票意願降低的效果非常強烈且顯著，較高教育程度的選民投票參與意願不太隨著政治分歧的強弱而有所改變。這樣的結果支持了判斷成本的重要性，進一步指出政黨認同作為判斷指標的重要性。台灣的政黨認同研究起緣於 1970 年代，承襲自《美國選民》(The American Voters)一書。與美國的情況相同，政黨認同也是決定台灣選民政治行為的重要變數 19.

(27) (陳義彥 1986; 1994; 劉義周 1997; 朱雲漢 1996)。其中，不同的社會特徵與政黨認同強度相關。在性別方面，男性具有政黨認同的比例高於女性有政黨認同的比例；教育程度較高、社會經濟地位較高的選民有較高比例具有政黨認同，也通常有較高的政治興趣與政治知識。自 2001 年後，政黨認同者中認同強度較弱的選民比例上升，這可能肇因於 2000 年代時泛藍泛綠對峙的政治局勢，在總統選舉時呈現泛藍與泛綠兩大陣營的對抗，在立法院選舉時則呈現各黨彼此競爭的情況，即便是相同陣營不同政黨的候選人都會在同一個選區內較勁，這種陣營內既合作又競爭的關係使得選民政黨認同容易搖擺，強度也隨之降低(Yu 2017)。. 政治大. 在台灣政黨認同對於政治參與的效果與美國研究的發現相似，在政治參與上，. 立. 具有政黨認同的選民更傾向去投票，並且投給其認同的政黨。隨著政黨認同的強度. ‧ 國. 學. 增加，投票的意願越強，也越傾向投給認同政黨的候選人。政黨認同的效果在台灣. ‧. 會隨著認同的政黨不同而有差異，泛綠政黨認同的強認同者在幾次選舉中並沒有. sit. n. al. er. io. 回溯性評價. y. Nat. 表現出明顯較高的投票參與行為(Yu 2017)。. Ch. engchi. i n U. v. 在經濟投票的研究中發現，國家過去的經濟狀況佔經濟投票中主要的地位，相對於個人層級的經濟投票對於解釋個人的政治行為有較佳的解釋力(Hsieh, Lacy and Niou 1998;Kinder and Kiewiet 1981; Kiewiet 1983; Lewis-Beck 1990)。經濟狀況是政府過去施政表現的總結，選民根據施政的結果決定給予執政者獎勵或懲罰：繼續支持執政黨或是支持在野黨。經濟狀況對於選民投票行為影響的研究起源於 1960 年代(Campbell et al. 1964; Key 1966)，研究發現選民對經濟狀況不滿時，會投給在野黨以懲罰執政者 (Key 1966)。 Fiorina(1981)使用美國調查資料檢驗選民的經濟投票行為，並強調選民經濟投 20.

(28) 票中前瞻投票的部分對於選民投票行為的影響。有別於回溯性投票強調選民對於選舉前的經濟表現評價，前瞻性的評價則是選民預期在這次的選舉後，國家經濟情況會逐漸好轉或是惡化。同時評價的對象可以是對於整體國家的宏觀評價、個人的經濟狀況或是以家庭為單位經濟評價。在美國的研究中發現，選民的經濟考量側重於回溯性的，而考量對象則是以國家整體的經濟狀況(Kinder and Kiewiet 1981; Kiewiet 1983)。發展於美國的經濟投票研究途徑被應用在歐洲選舉的研究，發現經濟評價對於選舉的影響在美國與歐洲之間並沒有太大的差異，歐洲國家的選民在投票時也會考量經濟狀況，同樣側重回溯性以及以國家整體的經濟狀況為關心對. 政治大. 象(Lewis-Beck 1990)。經濟投票對於歐洲選民的影響效果雖不及左右意識形態的效. 立. 果，卻強於宗教與階級對於投票行為的解釋力 (Lewis-Beck 1990) 。 Duch 與. ‧ 國. 學. Stevenson(2008)使用了來自 18 個先進民主國家共 163 波的調查資料，研究結果支. ‧. 持過去經濟投票的研究結果，經濟投票對於選民的投票行為在已開發民主國家中. sit. y. Nat. 對於選民投票行為的預測具有解釋力。. n. al. er. io. 在東北亞國家的研究中發現，經濟與政治的關連性非常緊密，政治的目的時. i n U. v. 常就是經濟發展(Lumley 1976)。雖然有部分研究肯定經濟投票在台灣選舉中的影. Ch. engchi. 響力(Hsieh, Lacy and Niou 1998; Sheng and Liao 2017; 盛杏湲 2009)，也有學者持相反的態度，吳親恩與林奕孜(2013)則發現經濟回溯性評價的效果並不明顯，選民對於兩岸關係的態度才是影響選民投票行為的主要因素。另外，Tan 與 Ho(2017)發現選民對於社會整體的經濟評價、對於自身的經濟評價與政黨認同之間並非獨立，泛藍的政黨支持者對於經濟的評價較為樂觀，泛綠的支持者則持較悲觀的態度。在 2004 到 2012 年的選舉調查中發現，經濟投票的預測效果不如政黨認同強烈。在經濟投票的研究中，多數討論集中在經濟狀況對於選民投票抉擇的影響，而較少討論經濟投票對於選民投票參與的影響(Gomez and Hansford 2015)。過去多 21.

(29) 認為經濟對於選民投票參與的影響著重在個人的經濟狀況，經濟條件較差的選民比較沒有能力與心力去關心與參與政治(Wolfinger and Rosenstone 1980; Rosenstone 1982)，然而相關研究的成果相當有限。有研究認為經濟投票對選民投票參與程度影響是兩種評價的互動導致，選民同時考量自身經濟狀況與國家經濟狀況，當選民認為自身的經濟狀況相較於國家的經濟狀況差時，選民有較高的動機參與政治，以表達自身的不滿(Killian, Schoen and Dusso 2008)。有研究則認為其中的關鍵因子是選民課責的對象，選民個人經濟狀況轉差時，並不一定會造成投票參與程度的上升或下降。若選民將個人經濟狀況轉差歸咎於政府時，選民的投票參與程度會增加。. 政治大. 若是歸咎于自己，則投票參與程度較低(Arceneau 2003)。有研究更進一步發現，在. 立. 美國的選舉中，若選民將經濟變差歸咎於一個特定的政黨，而非整個政治集團時，. ‧ 國. 學. 選民的投票參與程度顯著的增加(Levin, Sinclair and Alvarez 2016)。. ‧. 從 Downs(1957)的理論出發，選民的投票參與是效益與成本交互作用的結果，. sit. y. Nat. 在成本不變的情況下，有效益越高，投票動機越強烈。因此，理論上而言，經濟評. n. al. er. io. 估對於選民投票參與的影響效果可能不是線性，換言之，經濟評價與投票參與程度. i n U. v. 之間的關係呈現的是 U 型的分佈。例如，Gomez 與 Hansford (2015)的研究發現，. Ch. engchi. 當選民有強烈的動機想要「獎勵」或「懲罰」執政者時，選民的投票動機增強，投票參與程度增加。當選民對於經濟評價極端好或是極端不好時，有較強烈的動機去投票。. 第二節、. 衝突選民理論. 綜觀過去的文獻，政黨認同與回溯性評價對於選民的投票參與有強烈的影響，在上一節的討論中，可知當選民的政黨認同愈強，則有較高的可能性會去投票。其次，回溯性評價雖然也會影響投票參與，但大多數研究顯示其效應通常是有條件的(conditional)。雖然政黨認同與回溯性評價這兩個影響投票參與的長期因 22.

(30) 子有其重要性，過去研究亦發現影響投票抉擇的重要因素尚包括競選過程的短期事件、候選人偏好等短期因子。而望諸過去的文獻，很少有提到若長期因子與短期因子出現不一致，將會對於投票參與造成什麼樣的影響。在此，本論文將從衝突選民理論的角度出發，試圖探討政黨認同與回溯性評價這兩個長期因子與「候選人偏好」這個短期因子的互動關係，對於投票參與行為提出不一樣的解釋觀點。以下先回顧候選人偏好對於投票行為影響的相關研究。. 候選人評價對投票行為的影響. 政治大. 在 Campbell 與其同事的經典著作《美國選民》中，將候選人評價與選舉議題. 立. 視為是影響選民投票因素的短期因子，相對於政黨認同與經濟投票等長期因子。候. ‧ 國. 學. 選人評價對政治行為的影響，隨著近幾年許多民主國家的政治生態中，政治人物個. ‧. 人特質逐漸被強調的現象而受到重視(McAllister 2007; Garzia 2011)，部分學者認為. sit. y. Nat. 這是因為選民、政黨與媒體之間關係的改變所導致(Garzia 2014)。在總統制國家中，. al. n. (McAllister 2007)。. er. io. 政黨的角色沒有內閣制國家強勢，候選人個人的影響力比內閣制國家來的重要. Ch. engchi. i n U. v. 如何測量候選人評價的討論中，早期的測量方式多側重選民眼中候選人的人格特質，如堅強、穩重、機靈等(Caprara and Zimbardo 2004; Funk 1996; 1999; Pierce 1993)。這種方式較完整的描述了選民眼中的候選人形象，缺點是為了瞭解選民對於候選人的看法，需要多道測量題目。為了使測量與解讀簡化，有學者發展出情感溫度計(feeling thermometer)的測量方式，這種方式不是詢問對於候選人各項人格特質的看法，而是直接詢問對於候選人的喜好程度。1後續的研究發現，在同時測量候選. 1. 情感溫度計的使用相對單純，卻也招致批評，有學者認為其內容所包含的資訊太過複雜且不明確，無從得知選民的情感溫度計評價中是否包含了回溯性評價、對於提名該候選人的政黨評價等內容(Fiorina 1981)。 23.

(31) 人個人特質與情感溫度計的情況下，情感溫度計的分數與對於候選人個人特質的認知具有高度相關性(Funk 1999; Kinder 1986)，使用情感溫度計與使用候選人個人特質所測量出的候選人評價並沒有太大的差別。候選人評價對選民的政治參與行為影響時間短但效果明顯，2在美國的研究中發現候選人評價是影響選民投票傾向的重要因素，明顯偏好其中一方候選人的選民有較高的投票意願(Markus 1982; Miller and Miller 1976; Miller and Shanks 1982; Shanks and Miller 1990;1991)，同時有越來越多的美國人在調查中回答「願意支持喜歡的候選人而不論其政黨為何」(Dalton and Wattenberg 1993)，顯示候選人的重要性. 政治大. 逐漸增加。候選人評價在台灣也是解釋選民投票行為重要的變數。解嚴後，單記不. 立. 可讓渡選制下同一個選區中面臨到同黨候選人競爭的問題，強調政黨標籤並不能保. ‧ 國. 學. 證當選，個人色彩扮演重要角色，這也使得選民在決定投票傾向時會更加倚重對於. Wang 與 Chen(2017)針對候選人評價對於台灣選民投票行為的影響進行了貫時性. sit. y. Nat. 3. ‧. 候選人個人的評價(鄭夙芬、陳陸輝與劉嘉薇 2005;游清鑫 2003;梁世武 1994)。. n. al. er. io. 且系統化的研究，以李登輝、陳水扁與馬英九在 1996、2004 與 2012 年的選舉中，. 2. Ch. engchi. i n U. v. 選民對於候選人的評價主要有兩個來源：一為對候選人過往的記憶、二為選舉競爭中發生的事件(Lodge et al. 1989)。Lodge 等人認為，過去的記憶與新的經驗彼此之間相輔相成，選民不會單靠其中一項資訊作為候選人評價的依據，選民的記憶會持續更新，新的資訊是否可信來自於與過往的記憶是否符合。後續的研究更近一步想了解，選民是否「主動」回想候選人過去的行為？若選民主動回想該候選人過往的所作所為，則候選人過去的行為會留下永遠的影響。Lodge 等人(1995) 隨後過去認為選民評價候選人的方式中，回顧與知新彼此獨立的觀點。發現選民並非不會忘記，反而非常容易忘記候選人的過去。選民回想起候選人過去的行為多是因為選舉過程的刻意的宣傳，哪些記憶會被回想起來，是受到選舉過程的影響。Lodge 認為，若想測量候選人的過往對於選民評價的影響，必須考量到選舉過程中的宣傳行為。其中，候選人的公開辯論被認為是相當重要的事件，候選人的公開辯論有助於選民政治知識的提升，協助選民對於即將到來的選舉做出判斷。然而，公開辯論的效果並不會使選民了解到政治人物的選舉動機，對於後選人評價的影響也僅止於強化，而不會出現扭轉選民立場的現象(Benoit and Hansen 2004)。 3 有研究發現，民主化初期候選人評價具有多重的效果，強度不遜於政黨認同，不僅扮演選民「投給誰」的依據，本身亦具有一定的動員效果，這樣的效果在行政首長的選舉中效果更為強烈 (Tsai 2001; 蕭怡靖與黃紀 2010; 鄭夙芬 2014)。另外，候選人評價與候選人形象往往高度相關，而不同時期對於不同候選人而言，候選人形象的內容以及對於候選人評價的影響程度有所不同：在 2004 年時，陳水扁的候選人形象與候選人評價的關聯強過連戰；2012 年時，馬英九的清廉形象與對其的評價相關性最高(黃秀端 2005; 鄭夙芬 2014)。 24.

(32) 選民對於候選人的評價如何影響選民的投票行為。在 1996 年時，政黨認同仍是主要的變數，不論偏好的候選人為何，泛藍的選民幾乎投給李登輝，泛綠選民中，即便偏好李登輝，多數仍是投給了民進黨的候選人；在 2004 與 2012 年的選舉中，政黨認同雖然仍是解釋選民投票傾向的主要變數，然而效果不及 1996 年時期。. 衝突選民的理論背景. 政治研究者很早就發現，個人所持有的各種議題與價值立場之間並非總是一致，其中可能會出現彼此互相衝突的價值立場，而具有衝突立場的個人在政治行. 政治大. 為研究之中被稱作「衝突選民」(conflicted voter)。由於個人的政治行為受到價值. 立. 立場的影響，因此衝突的價值立場成為了有趣的議題。面對衝突的價值立場，個. ‧ 國. 學. 人會如何決定其政治行為？各個價值立場之間在衝突的時候，會出現一個主導的. ‧. 立場，成為影響個人政治行為的主要變因，或是衝突的價值立場會使得個人的政. sit. y. Nat. 治行為有別於不具有衝突立場的人？什麼樣的人更容易擁有衝突的立場？這些都. n. al. er. io. 是衝突選民的研究主題。. i n U. v. 造成選民價值立場相衝突的情況有很多種，一般而言，有：一、意識型態與. Ch. engchi. 議題立場之間的衝突；二、選民個人選舉策略的衝突；三、搭擋候選人偏好的衝突；以及四、決定投票偏好的長短期因子的衝突。就意識形態與議題立場的衝突而言，一個偏好自由意識形態的人可能在某些議題上傾向保守，一個偏好保守意識形態的人也可能在某些議題上偏向自由(Conover and Feldman 1981; Tetlock 1986; Treier and Hillygus 2009)。同時擁有兩種意識形態者被稱為矛盾者(ambivalence) (Feldman and Zaller 1992)，在選舉中可能會同時被不同候選人吸引(Rudolph 2011)。Bourgeois-Gironde 與 Ferreira(2016)從意識形態作為政黨認同的依據出發，分析當選民的意識形態與議題立場偏好若是落入不同政黨區塊時，選民行為模式 25.

(33) 將如何改變。Bourgeois-Gironde 與 Ferreira 發現，在不同的價值與議題立場靠近不同政黨的情況下，同時偏好兩個以上政黨的選民相較於所有議題立場均靠近同一個政黨的選民而言，因為決定投票的成本較高，投票的意願較低。在台灣的研究中也發現，不同的考量之間若發生衝突，選民容易在意識形態的選擇上持中間保守的態度。在台灣與中國的統獨議題中，選民考量務實面的戰爭風險或是磨合成本，若與自身的理想有所衝突，選民傾向在議題上選擇「維持現狀」的態度，而非理想上的統一或獨立（耿曙、劉嘉薇與陳陸輝 2009）。個人選舉策略衝突的研究中認為，選民的投票策略動機分成兩個極端：工具. 政治大. 性的與表達性的。這類研究認為個人的投票行為主要受制於：一、工具性與表達. 立. 性動機在決策時所佔的相對比重；二、兩種動機之下投票策略的衝突程度。這類. ‧ 國. 學. 研究強調資訊對於選民投票行為的影響，例如 Jury Theorem 主張選民具有共同利. ‧. 益，雖然資訊分散使得每個人認知到的事實不同，但只要越多人參與其中，則集. sit. y. Nat. 體決策產出共善結果的機率就會增加。因此，資訊多寡是選民作出正確選擇的核. n. al. er. io. 心變數，越多資訊會使得選民作出更好的選擇。然而，選民的投票動機衝突被用. i n U. v. 來反駁這樣的論述，在 Condorect 的理論中，選民的投票行為被視為是產出公益的. Ch. engchi. 途徑，是一種工具性的行為，若加入表達性動機後，資訊增加對於決策均衡點的產出則不必然具有效果。對於綜合兩種動機形成投票策略的選民而言，即便資訊量不斷增加，其投票行為的預期結果依然充滿變異，而非如 Condorect 的理論逐漸收斂(Morgan and Vardy 2012)。影響選民投票傾向的因素中，候選人因素是重要的影響因素。候選人因素之間可能發生衝突，當一組候選人中，選民對於搭擋的候選人偏好有差異，使得衝突的發生。Grofman 與 Kline(2010)使用 2008 年美國總統選舉的調查資料，分別討論選民對總統候選人的評價以及對其搭擋副總統候選人的評價，探討最喜歡的總 26.

(34) 統候選人與最喜歡的副總統候選人並非同一組候選人時，選民會如何投票。結果發現對於搭檔候選人的評價不一致時，會影響選民的投票行為，部分選民會因為喜歡的總統候選人搭檔了不喜歡的副總統候選人，因而改變自己的投票意向。這種選民整體的比例雖然不高，與過去的研究中發現的比例大致相符，顯示一直都有固定比例的選民會因會對於搭檔候選人偏好不一而出現改變投票行為的狀況。在台灣研究中也發現相同的現象，副總統候選人的偏好程度對於選民最後決定投給哪一組候選人具有影響（林長志與蔡宗漢 2014），正副總統候選人偏好的衝突對於選民投票的影響在台灣也會發生。. 立. 政治大. 長期因子、短期因子與衝突選民理論假設的建立. ‧ 國. 學. 與上述文獻不同的是，本論文探討影響選民投票行為的長期因子與短期因子. ‧. 若有衝突，將會如何影響投票參與。首先，若先不討論兩者出現衝突，研究指. sit. y. Nat. 出，較早決定投票傾向的選民，主要受到長期因子的影響；而較晚決定投票傾向. n. al. er. io. 的選民，不僅是因為競選過程中發生的事件會在這類選民身上產生效果，這類型. i n U. v. 選民也可能是刻意等到選舉過程的事件發生後再做決定(Berelson et al. 1954;. Ch. engchi. Campbell et al. 1964)。此外，同時考量長期因子與短期因子作為決定投票傾向依據的選民，也時常會等到投票日前才確定自己的投票傾向(Brox and Giammo 2009)。簡言之，越早決定投票傾向的選民受到長期因子的影響較強烈，投票行為的變異也越小；相反的，越晚決定投票傾向的選民受到短期因子的影響越大，投票行為的變異性也越大(Box-Steffensmeier and Kimball 1999)。然而，並非所有晚決定投票的選民，都會受到短期因子影響。例如對於具有很強政黨認同的選民，政黨認同對於投票傾向解釋力不會因為晚決定投給誰而降低(Box-Steffensmeier and Kimball 1999)。而對於具有高政治知識者，由於他們對於政治事件已有足夠高的認知，短 27.

(35) 期選舉事件難以改變其投票偏好(Brox and Giammo 2009)。然而，若長期因子與短期因子發生衝突，將會如何影響投票參與呢？本研究聚焦兩個長期因子：政黨認同與回溯性評價，並以候選人偏好作為短期因子的指標。政黨認同具有最強的穩定性，其次是回溯性評價；相較於政黨認同，回溯性評價可能隨著經濟與社會情勢而有所改變，但這樣的改變多是漸進的，並不會隨著選舉競爭過程而改變。最後，候選人偏好是與選舉競爭過程最為相關的變數，選舉競爭的起點為政黨決定候選人提名之時，競爭過程對於選民投票傾向的影響也容易反映在候選人的評價上，研究也發現選民對於單一候選人的評價在選舉競. 政治大. 爭過程中不同的時間點間不斷波動(Blumenstiel and Plischke 2015)，相對於政黨認. 立. 同而言具有強烈的浮動性。. ‧ 國. 學. 政黨認同、回溯性評價與候選人偏好等三個因子均同時對於選民的投票參與. ‧. 動員與投票傾向具有效果，有政黨認同的選民相較於沒有政黨認同的選民更傾向. sit. y. Nat. 去投票；回溯性投票的效果則在不同政黨執政時，對於各自的政黨支持者有所不. n. al. er. io. 同，執政黨的支持者若對於過去的執政抱持較高的評價，則會有較強烈的動機去. i n U. v. 投票，相反的，對於反對黨的支持者，則是會因為執政黨表現不佳而希望改變現. Ch. engchi. 狀，而在回溯性評價較差時具有強烈的投票動機；候選人偏好的動員效果則是當選民偏好其中一個候選人時，較有動機去投票，幫助偏好的候選人當選。因此，具有政黨認同、也有偏好候選人的選民，應該有最強烈的動機去投票。而執政黨支持者在回溯性評價較高時具有較強烈的動機去投票，反對黨支持者則是在回溯性評價較差時有強烈動機去投票。然而，若選民偏好其中一個政黨，卻較喜歡另外一個政黨所提名的候選人，此時選民同時具有政黨認同與候選人偏好的動員效果，但是在投票傾向上兩變數卻互相衝突。另外，回溯性投票也可能與候選人偏好發生衝突：執政黨支持者在高回溯性評價的情況下，卻不喜歡 28.

(36) 執政黨所提名之候選人，對於反對黨支持者而言，則是在對於執政者有不好的評價時，卻也不喜歡反對黨所提名的候選人，進而發生回溯性投票與候選人偏好的衝突。衝突選民是一群決定投票傾向長期因子與短期因子不一致的選民，其中均有政黨的影響。雖然政黨認同具有強烈的動員效果，然而不一致的短期因素效果會使得選民出現「心理衝突」(psychological conflict)，降低選民的政治興趣、延後投票決定，甚至降低投票意願(Campbell et al. 1964; Key 1966)。Sundquist(1983)近一步認為，一旦政黨沒辦法回應認同者的需求或滿足偏好時，支持者會出現「衝突. 政治大. 壓力」(conflicting pressures)，厭惡原本支持的政黨，減弱支持者的政黨認同強. 立. 度，或降低支持者投票的動力，最終導致政黨體系的變遷。. ‧ 國. 學. 長期因子與短期因子之間的一致或是衝突對於選民的投票行為有所影響。當. ‧. 政黨認同與候選人評價不一致時，對於候選人評價的高低會影響選民投給支持政. sit. y. Nat. 黨候選人的機率(Markus and Converse 1979)。國內亦有文章探討長期因子與短期因. n. al. er. io. 子衝突對於選民投票參與的影響，吳皇昇（2011）探討政黨認同與施政滿意度之. i n U. v. 間的衝突，並發現兩者的衝突對於選民投票參與有所影響。本論文相對於 Markus. Ch. engchi. 與 Converse(1979)著重於政黨認同與候選人評價交互作用下，對投票傾向的影響，補足在現今各國投票率均不高的情況下，對「不投票」族群的解釋。相對於吳黃昇(2011)的文章中則是針對台灣 2004 年與 2008 年的總統選舉進行研究，由於寫作時間的限制，未能包含 2012 與 2016 年兩次的選舉，僅闡述了在民進黨掌握行政權時的選舉，未能釐清在台灣選民中的長短期因子衝突效果是否因不同黨派執政而有所差異。其次，該文章針對政黨認同與執政滿意度的一致與否，其中執政滿意度為執政黨執政時期的總結，而非選舉時期才「產生」的評價。本論文更加著墨在政黨認同與回溯性評價等長期因子與候選人偏好之間的衝突關係，更強調長 29.

(37) 期因子與短期因子之間的交互作用。本論文探討衝突選民對投票參與行為的影響，從衝突壓力的觀點切入，聚焦在政黨認同及回溯性評價對於候選人偏好不一致時的效果，認為選民對於候選人不滿意時，政黨認同與回溯性評價亦不具有動員效果。在政黨認同的脈絡下，對於有政黨認同者而言，政黨沒能提名足夠優秀的候選人，使得政黨認同者認為政黨沒有滿足他們的需求，對於政黨感到失望而不去投票；在回溯性投票的脈絡下，對於執政黨過去執政滿意的選民，執政黨卻沒有提名一位足夠優秀的候選人，選民覺得優秀的執政表現無法投過繼續支持執政黨延續，選民的需求便無法. 政治大. 被滿足。而對於執政黨過去執政不滿的選民而言，即便有強烈的動機支持在野. 立. 黨，在野黨卻沒有提名優秀的候選人，即便在野黨成功上台也無法滿足選民期望. ‧ 國. 學. 的執政表現。最後，當選民覺得自己的需求無法被滿足，參與投票的動力就會減. ‧. 弱。本論文以台灣選民為研究對象，發展出四個可驗證的假設：. sit. n. al. er. io. 較不傾向投票。. y. Nat. 當選民的政黨認同為泛藍者，卻偏好民進黨提名之總統候選人時，則該選民. Ch. engchi. i n U. （H1.1）. v. 當選民的政黨認同為泛綠者，卻偏好國民黨提名之總統候選人時，則該選民（H1.2）. 較不傾向投票。. 當選民對於執政黨具有高回溯性評價，卻比較喜歡在野黨提名之候選人（H2.1）. 時，則該選民較不傾向投票。. 當選民對於執政黨具有低回溯性評價，卻比較喜歡在執政黨提名之候選人（H2.2）. 時，則該選民較不傾向投票。 30.

(38) 第肆章、. 資料、變數與研究方法. 第一節、. 使用資料. 本論文以個體層次的投票參與作為分析單位，使用調查資料進行分析。研究為長期因子與短期因子交互作用下對選民投票參與行為的影響，其中長期因子包含政黨認同與回溯性評價，短期因子以候選人偏好作為總指標，並將候選人聚焦在總統候選人身上。主因不外乎總統乃是台灣所有公職選舉中選舉層級最高者，同時總統候選人全國一致，不如立法委員、地方首長等會因為不同地區有不同的候選人，而. 政治大. 出現個人差異的問題。資料上使用總統選舉後之調查資料，其中因爲 2004 年與 2008. 立. 年為同年度總統與立法委員不同時選舉，在資料上有同一年度總統與立法委員之分。. ‧ 國. 學. 2012 年之後則因為合併選舉而沒有差異。. ‧. 本論文使用「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之調查資料，分別為由黃秀端教授所主持之「2002 年至 2004 年「選舉與民主化調查」三年期研究規劃(III)：民國九十三. sit. y. Nat. io. al. er. 年總統大選民調案」（TEDS 2004P）、游清鑫教授主持之「2005 年至 2008 年「選舉. n. 與民主化調查」四年期研究規劃(IV)：2008 年總統選舉面訪計畫案」(TEDS 2008P)、. Ch. engchi. i n U. v. 朱雲漢教授主持之「2009 年至 2012 年「選舉與民主化調查」三年期研究規劃(3/3)： 2012 年總統與立法委員選舉面訪案」(TEDS 2012)以及由黃紀教授主持之「2012 年至 2016 年「選舉與民主化調查」四年期研究規劃(4/4)：2016 年總統與立法委員選舉面訪案」(TEDS 2016)，共計四波總統選舉獨立面訪調查資料。本論文研究依變數為投票與否，為二分類類別變數。因此首先使用簡單二分類勝算對數迴歸模型(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分析主要變數對於依變數的影響。本論文的自變數為選民類型，選民類型的分類方式有兩種，一種為政黨認同與候選人偏好的選民類型，關注的是選民個人的政黨認同與其偏好的候選人 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