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科舉三場考試偏重之探論
侯美珍
（收稿日期：107 年 1 月 18 日；接受刊登日期：107 年 5 月 4 日）提要
元代科舉實施三場考試，首場考經疑、經義，自《四書》、《五經》出題；二場考古賦 及詔、誥、表；三場考策問。學界對元代科場偏重古賦、《四書》或偏重《五經》，有不同 見解。本論文立足於學者研究成果，考索劉貞、周旉所編科場文選，參酌元仁宗設「德行 明經科」立制本意，佐以程端禮《程氏家塾讀書分年日程》關於讀經、學文等備考記載， 辨析元代科場顯然偏重首場經書考試，而於《四書》、《五經》中，則偏重《五經》。並從 考官衡文判別優劣的心態，及經疑、經義文體之不同，解釋偏重《五經》之故。 關鍵詞：元代科舉、元代經學、三場、經義、經疑 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I S S N ： 1 0 1 9 - 6 7 0 6 DOI：10.6239/BOC.201806_(63).06一、前言
科舉制度是始自隋、唐設科考試以選拔官員的制度，1 乃因分科取士而得名。繼隋、 唐、兩宋實施科舉以掄才後，在遼、金、元等外族統治的朝代，亦實施科舉以選官。民初 學者陳東原（1902-1978）於 1932 年作〈遼金元之科舉與教育〉，2 鄧嗣禹（1905-1988）在 1936 出版的《中國考試制度史》中亦設一章〈遼金元之考試制度〉予以介紹。3隨著近一、 二十年科舉學日益蓬勃發展，元代科舉相關研究成果益多。蕭啟慶教授輯有〈元代科舉論 著目錄〉，4 所收截止於 2010 年，而論著已有 104 筆之多。 雖已有不少專書、論文對元代科舉進行研究，但鄧嗣禹曾言：「中國載籍，言及考試 者，幾於無書無之。」5 因科舉文獻豐富，可探討的課題極多，既有之論著，因資料、視 野等局限，或未能充份研究、正確觀照，故科舉學各領域，仍有許多待探索的課題，這也 是近一、二十餘年科舉研究日漸興盛的原因。 拙作〈明清科舉取士「重首場」現象的探討〉指出：明、清科舉取士，鄉、會試雖分 三場試士，但偏重首場經義，首場中偏重《四書》義甚於《五經》義。雖朝野屢次申誡、 呼籲，強調要前、後場並重，但未見成效，截至清末，偏重首場現象依然存在。6 由於之 前曾撰此文之故，筆者在閱讀元代科舉文獻及今人研究論著時，也特別關注、思考元代科 舉雖設三場，是否存在如明、清時偏重某一場、某一文體的現象。 經筆者搜閱後，發現對於元代科場是否有所偏重、偏重者為何，今人有不同主張，大 概可歸納為三類：或言重古賦，或言重《四書》經疑，或言重《五經》經義。其紛歧的見 解，孰是孰非？本論文梳理古代文獻，參考今人論著，試加考索，提出個人之淺見，以就 正於方家。 1 其起始的時間，學界有所爭議，或以為始自漢察舉，或主張隋、唐，其中，隋煬帝大業年間始置進 士科，被認為是重要的關鍵指標。劉海峰：〈科舉起源論〉，《科舉學導論》（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 版社，2005 年），頁 65-94。 2 陳東原：〈遼金元之科舉與教育〉，《學風》第 2 卷第 10 期（1932 年 12 月），頁 11-25。 3 鄧嗣禹：《中國考試制度史》（臺北：台灣學生書局，1982 年），頁 181-219。按：此書原為考試院考 選委員會 1936 年 4 月出版。 4 蕭啟慶：〈元代科舉論著目錄〉，《元代進士輯考》（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2 年）， 頁 543-551。 5 鄧嗣禹：《中國考試制度史》，頁 387，〈參考書目〉後注。 6 侯美珍：〈明清科舉取士「重首場」現象的探討〉，《臺大中文學報》第 23 期（2005 年 12 月），頁 323-368。二、元代科舉制度與三場考試內容
元朝在西元 1234 年滅金，在 1279 年滅南宋，南北統一，立國後長期未實施科舉，為 歷朝所罕見。除因來自草原塞外，初始征戰未休，及對中原文化尚不夠了解等原因外，學 者指出：元初懲於前朝科舉之弊，君臣對科舉制度並未全然肯定。且因蒙元選官重視出身， 著重世家子弟蔭襲特權，故上層高官多為與皇室淵源深遠的家臣世家擔任，而下層實務又 倚重胥吏辦理，並形成歲貢儒吏的制度，在科舉中斷時仍可藉此晉用人才。再加上南宋、 金朝的學風不同，漢族士人對科舉考試內容爭議不休，因此實施科舉一事遂遷延未決。7 經過長期討論，終於在元仁宗（1285-1320）皇慶 2 年（1313）頒定開科舉詔令，於 延祐元年（1314）8 月舉行開科首次鄉試，然不久後，在至元元年（1335）罷科舉。8 第一 階段共舉行鄉試 8 科，會試、廷試 7 科。於罷科舉 6 年後，至元 6 年（1340）復行科舉， 修定舊制，重頒新制，實施到至正 26 年（1366）為最末科，至正 28 年元隨之滅亡。第二 階段共舉行鄉試、會試、廷試各 9 科。有元一代共計實施科舉時間僅 52 年，期間又中斷 廢止 6 年，一共舉行會試 16 科，鄉試 17 科。 元朝開科立制初始，原擬每科蒙古、色目、漢人、南人，各取 25 名，計 100 名進士， 9 然因前期文治未盛，特別是蒙古、色目人，初開科舉時，學識足以入場應試者較少；元 末又受戰亂動盪影響，或暫停鄉試或影響考生應試意願。在應試者未如預期的情況下，僅 元統元年（1333）錄取了 100 人，其他科則皆不足額，16 科進士，共僅錄取 1139 人。10 因 元代多用吏員，科舉僅為選官之輔助，故所錄取進士，相較於其他朝代少得多。在舉行科 舉的 50 餘年，入仕的文職官員約為 28000 人，進士入仕約占文官總數的 4.3%，這比率只 相當於唐代和北宋的十分之一，並且授官亦較低，多數只能擔任州縣官員和文教機構官員。 7 參陳高華：〈元朝前期關於科舉考試的爭論〉，陳高華等：《中國考試通史・宋遼金元》（北京：首都 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 年），頁 344-354。按：此書元代部份為陳高華執筆。蕭啟慶：〈科舉停頓的 原因〉，《元代進士輯考》，頁 4-5。 8 罷科舉的原因，參陳高華：〈元朝後期科舉考試制度的停止和重開〉，陳高華等：《中國考試通史・宋 遼金元》，頁 361-368。 9 明・宋濂等：〈選舉一〉，《元史》（北京：中華書局，1976 年），卷 81，頁 2021，「天下選合格者三 百人赴會試，於內取中選者一百人，內蒙古、色目、漢人、南人分卷考試，各二十五人。」 10 蕭啟慶：《元代進士輯考》，頁 19-20，有〈歷科錄取進士人數〉表，清楚呈現 16 科左、右榜狀元及 錄取人數，經統計共錄取 1139 人。《中國考試通史・宋遼金元》，頁 368，陳高華云：「16 科進士共 1303 人。」其數字之出入，乃因計入國子進士 164 名。沈仁國：《元朝進士集證》（北京：中華書局， 2016 年），頁 2，云：「迄至元亡，元朝計開科 16 次，不計入國子進士 164 名，共錄取進士 1139 名。」11 尤其帶有民族歧視，分左右兩榜，右榜為蒙古、色目人，左榜為漢人、南人，對於應試 者極多的南人，在錄取上特別不利。12 因此，總體來看，元代可以說是科舉較衰落的時代。 雖然如此，元代承先啟後，所訂的制度對明、清的科舉實施，也有深刻的影響。如考試科 目、內容，功令所尊經註，多為明初承襲，特別是經書考試的規定，影響後代學術、教育 傳習極為深遠。 元代科舉考試的內容，亦有「蒙古、色目」、「漢人、南人」之分，所試科目及難易， 頗有不同。皇慶 2 年所頒，「蒙古、色目」只考二場，「第一場經問五條，《大學》、《論語》、 《孟子》、《中庸》内設問，義理精明，文辭典雅為中選。用朱氏《章句集註》。第二場， 策一道，以時務岀題，限五百字以上。」至元 6 年復科舉所頒：「第一場經問三條，《四書》 内出題。明經一道，《五經》內各專一經，不拘格律字數，義理詳明，文辭條暢者為中式。 第二場，時務策一道。」13 考慮到不同的文化水準，「蒙古、色目」所考內容較少，也較 容易。由於外族加上應試者少，科舉訊息也較少被記錄、流傳，14 以下所論，以「漢人、 南人」的考試為主。 據元官修政書《通制條格》、明初所纂《元史．選舉志》，15 以及《明史．選舉志》等 文獻之記載，將元代初頒及復科「漢人、南人」考試科目，與洪武初年所試，列表比較如 下，以呈現考試內容之遞變，及元制對明初設科的影響： 11 姚大力：〈元朝科舉制度的行廢及其社會背景〉，《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 6 期（1982 年 12 月），頁 43。 12 蕭啟慶：《元代進士輯考》，頁 35–36，〈南人競爭激烈、登科困難〉一小節，指出江浙、江西考區， 考生多，競爭激烈，「南人鄉試錄取率皆低於百分之一」。 13 元・拜柱等纂修：《通制條格》，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 787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 影印民國 19 年〔1930〕北平圖書館影印明鈔本），卷 5，頁 8-9、16-17。明・宋濂等：〈選舉一〉，《元 史》，卷 81，頁 2019、2020、2026。 14 如吳志堅曾云：蒙古、色目考生第一場僅考「經問」，但「經問」試題似乎今已不存，「大概因為這 門考試專門針對蒙古、色目人，受眾有限，而今存墨卷文選之類的書是為漢人、南人所準備的。」 武玉環等：《中國科舉制度通史・遼金元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 年），頁 479。按：此書 元代卷部份，為吳志堅執筆。 15 元・拜柱等纂修：《通制條格》，卷 5，頁 8。
表 1：皇慶 2 年、至元 6 年、洪武初年考試內容 皇慶 2 年（1313） 至元 6 年（1340）16 洪武初年 第 一 場 經 疑 、 經 義 經疑二問，《四書》內出 題，限三百字以上。 經疑二問，一問《四書》 內出題，一問《五經》 內出題。舉人各從本經 以對。 《四書》疑一道，限三 百字以上。17 本 經 義 一 道 ， 各 治 一 經，限五百字以上，不 拘格律。 本經義一道。 本經義一道，限五百字 以上。 功 令 所 尊 《四書》：朱熹《集註》。 同左。 《四書》18 ：朱熹《集註》。 《易》：程、朱《傳》， 兼用古註疏。 同左。 《易》：程、朱《傳》， 古註疏。 《書》：蔡沈《傳》，兼 用古註疏。 同左。 《書》：蔡沈《傳》，古 註疏。 《詩》：朱《傳》，兼用 古註疏。 同左。 《詩》：朱《傳》，古註 疏。 《春秋》：許用《三傳》 及胡《傳》。 同左。 《春秋》：《左氏》、《公 羊》、《穀梁》、胡《傳》、 張洽《傳》。 《禮記》：古註疏。 同左。 《禮記》：古註疏。 16 文獻所載至元 6 年制度規定，由於是重頒修正制度，所言較簡略，凡皇慶 2 年功令已頒而未有更易 者，或略而不言。如各題答卷之字數、評文之標準、功令所尊經注，雖未重申，但可類推。 17 載洪武 3 年（1370）開科考試規定者，有明‧李景隆等纂修：《明太祖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 史語言研究所，1966 年），卷 55，頁 6，洪武 3 年 8 月乙酉（29 日）處；明・王世貞：〈科試考一〉， 《弇山堂別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410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 年）， 卷 81，頁 2-3；明・張朝瑞：〈取士之制〉、〈文體〉，《皇明貢舉考》，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 828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影印明刻本），卷 1，頁 4-9，及清・張廷玉等：〈選舉二〉，《明 史》（臺北：鼎文書局，1975 年），卷 70，頁 1694，繁簡不同。對於初場所試，《明史・選舉志》云： 「初場試經義二道，《四書》義一道。」王書載：「第一場，試《五經》義，各試本經一道，……《四 書》義一道。」《明太祖實錄》載：「初場《四書》疑問、本經義及《四書》義各一道。」張書云：「第 一場，經義一道，……《四書》義一道。」綜合來看，《明太祖實錄》多了「《四書》疑問」。《明史・ 選舉志》言「經義二道」與其他言「一道」，亦不同。按：《洪武四年會試錄》今猶存，收入於寧波 市天一閣博物館整理：《天一閣藏明代科舉錄選刊・會試錄》（寧波：寧波出版社，2007 年），第 一場試題先載《五經》題，每一經僅一道；續載「《四書》疑」一道，並未見另有《四書》義。文獻 所言「《四書》義一道」，疑指「《四書》疑」而言。 18 《明太祖實錄》等載錄洪武 3 年考試規定的文獻，或言及《五經》功令所尊註本，但對《四書》卻 未加說明。由於元代及洪武 17 年（1384）皆申明尊朱熹《四書集註》，故據此補上。
第 二 場 古賦、詔、誥、章表內 科一道。古賦、詔、誥 用 古 體 ， 章 表 參 用 古 體、四六。19 古賦一道；詔、誥、章 表內科一道。 禮樂論一道，三百字以 上；詔、誥、章表內科 一道。20 第 三 場 策一道，經史時務內出 題，不矜浮藻，惟務直 述，限一千字以上。 經史時務策一道。 經史時務策一道，限一 千字以上。 據此表，可見元制對明代的影響，明洪武初設科大抵承襲元制，功令所尊經註，唯《春 秋》加上張洽《傳》微異；較大的不同，在於二場以論取代古賦。而比較皇慶、至元所頒， 則可看出復科舉時考試的難度提高了。首場本經義仍舊，《四書》疑由二道減為一道，並 增加了本經疑一道；二場古賦改為必考，僅從詔、誥、表内選一道作答，第三場不變，共 由原答 5 題改成答 6 題，答題數增加，備考內容也擴大了。 陳高（1315-1367）言，朝廷以文章取士，「立法之意至善也」： 問之疑以觀其明理，質之義以究其通經，試之賦以考其博物，習之詔、誥、表章以 視其代言、獻納之方，策之時務，以明其政事設施，非徒以革前代之弊也，將以求 真才之用也。21 三場所考，各有其立意、目的，但三場兼重亦僅是科舉實施的理想、檯面話，事實未必如 此。吳澄（1249-1333）云：「初場在通經而明理，次場在通古而善辭，末場在通今而知務。 長於此或短於彼，得其一或失其二，其間兼全而俱優者，不多見也。」22 這是吳澄參與鄉 試閱卷的經驗之談。學者或引吳澄論三場考試立意，用以證明「三場都要求同等優秀」，「三 場中並無重要次重要之分」，23 但頗乏說服力。一方面誠如吳澄所言，三場俱優者本不多， 19 文獻記載元代二場公文考試，有「詔誥章表」、「詔誥表」之異，且今人標點斷句亦不同，筆者已另 撰一文，考證元代二場考「章表」的記載，「章表」為偏義複詞，單指表文，元代僅出詔、誥、表三 題，未考章。 20 文獻記載明初二場公文考試，有「詔誥章表」、「詔誥表箋」、「詔誥表」之異，且今人標點斷句亦不 同。筆者已另撰一文，考證明初二場考「章表」、「表箋」的記載，「章表」、「表箋」為偏義複詞，單 指表文，明初沿用元制，僅出詔、誥、表三題，未考章、箋。 21 元・陳高：〈上達祕卿書〉，《不繫舟漁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216 冊（臺北：臺灣商 務印書館，1983-1986 年），卷 15，頁 11。 22 元・吳澄：〈跋吳君正程文後〉，《吳文正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97 冊（臺北：臺灣 商務印書館，1983-1986 年），卷 63，頁 8。 23 周家玉：〈略論元代科舉考試中的古賦〉，《吉林省教育學院學報》2009 年第 9 期（2009 年 9 月），頁 92。
再者，所考諸題有難易之分，重要與否也存在差異，又或因卷多而閱卷時力有限，以致取 巧偏重以求效率，這都是科場常見的權衡。 南宋太常博士倪思（1147-1220）於淳熙 11 年（1184）10 月上奏矯正考官衡文重首場： 「考覈之際，稍以論、策為重，毋止以初場定去留。」24 秦蕙田（1702-1764）指出：據倪 思所言，「則宋時固已有重初場而輕論、策之弊。蓋既以經義、詩賦為第一場，則主司所 取、士子所趨，自不無偏重之處，積漸使然，古今一轍也。」25 南宋如此，金朝亦存在偏 重，金、元之際的劉祁（1203-1250）云：「金朝取士，以詞賦為重，……故學者止工于 律賦」，強調朝廷設科舉，用賦、詩、策、論四篇文字，以取全才。而學者「狃于習俗， 止力為律賦，至于詩、策、論，俱不留心」，考官「止考賦而不究詩、策、論」，「泰和 間有司考詩、賦，已定去取」，閱策、論，不過敷衍了事。26 或言金代僅憑首場律賦、詩 決定去取，或更強調但重首場之律賦而已。明代科場取士「重首場」，更是明顯而普遍的 現象，清人雖責明科場有重首場之失，而仍不免重蹈覆轍，直至清末，重首場依然是科場 備受批評而未能改善的積弊。27 衡諸歷朝的這些現象，故元代倘於三場間，有所偏重，亦 不足為怪。
三、辭賦考試的地位與德行明經科
科舉研究在民初時，研究並不興盛，僅有零星的科舉論著。在文革時期，被視為舊制 度、傳統封建文化代表的科舉制度，更遭徹底否定。28 因此，科舉研究的起步較晚，至今 有些領域的探討仍尚未明朗，學者很容易站在其研究課題上本位思考，難免見樹不見林。 24 元・脫脫等：〈選舉二〉，《宋史》（臺北：鼎文書局，1983 年），卷 156，頁 3633。按：當時恢復分經 義、詩賦為兩科，詩賦進士首場試詩、賦各一首，經義進士首場試本經義三道，《論》、《孟》義各一 道，兩科之二三場皆試論一首、策三道。 25 清・秦蕙田：〈學禮〉，《五禮通考》，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39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 館，1983-1986 年），卷 174，頁 41。 26 元・劉祁：《歸潛志》，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040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 年），卷 8，頁 1-2。按：「泰和」為金章宗（1168-1208）年號，始自西元 1201 至 1209 年。 27 侯美珍：〈明清科舉取士「重首場」現象的探討〉，頁 323-368。 28 劉海峰云：「在 1979 年之前，科舉研究是大陸學術研究的冷門，在一般人的印象中，科舉只是一堆 陳年歷史垃圾，即使要去撥弄，主要也是為了肅清其流毒。」劉海峰：〈「科舉學」的世紀回顧〉，《科 舉制與科舉學》（貴陽：貴州教育出版社，2004 年），頁 247。陳興德亦指出：大陸在 50 至 70 年代， 僅出版過 3 本科舉研究專書，發表的科舉研究論文不超過 20 篇，成為研究的「失語」期。陳興德： 《二十世紀科舉觀之變遷》（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 年），頁 231-232。如研究元代文學、賦學的，常較強調古賦在三場的重要性。以下先引述學者之立論，再加 辨正。 吳志堅在研究元代科舉與文學時指出，第二場考古賦、詔、誥、表，「而以古賦為主」。 29 這個說法可以成立，也很容易獲得認同。明李賢（1408-1466）曾言：元代取士用賦，故 朝野博雅之士甚多，而明初因「抑詞章之習」而革之，頗致憾於此，建議「於二場中仍添 一賦，不十數年，士不博雅者吾未之信也」。30 賦作向來有可顯露其才學、可觀其博雅之 效，且相較於其他舉業文體，詔、誥、表確實較少獲得關注，古賦的難度、篇幅，非詔、 誥、表所能及。更何況在復科舉後，將原來所定古賦、詔、誥、表，四題擇一作答，改成 古賦必考，而僅由詔、誥、表擇一作答。故第二場中，偏重古賦是顯然的，需再深究的僅 是：古賦比起其他場的文體重要性如何？ 第三場的對策，是歷來選拔人才、取士制度中最早出現、最常用的文體，但策論「浮 偽滋甚，難為考較」，「若專取策論，必難升黜」，頗難決定去留。31 且「策論汗漫難知」， 32 常遭懷疑是擬題背誦的「場外之文」，衡文難以斷其優劣，和詔、誥、表一樣，常非居 於錄取的關鍵。所以需討論的焦點僅在於：古賦是否比首場經疑、經義重要？ 吳志堅云： 元代科舉實際上很重視辭章。左榜第二場古賦、詔誥、章表在三場中占有重要地 位。重視辭賦仍然是元代科舉的重要特點之一。恢復科舉後，士子們「寒窗讀賦 萬山中」是對此最佳的說明。33 續又舉了許多例子，以說明：「在實際錄取中，第二場古賦場在三場中地位如何？」 袁桷〈江陵儒學教授岑君墓志銘〉自言其為考官時「選詞賦工者擢前列」。「詞賦工」 應該主要指古賦做的好。這是前期的情況。同樣多次任考官的蘇天爵在〈書羅學升 29 吳志堅：《元代科舉與士人文風研究》（南京：南京大學歷史系「中國古代史」博士論文，2009 年）， 頁 96。 30 明・李賢：〈雜錄〉，《古穰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244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1983-1986 年），卷 28，頁 1-2。 31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316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1983-1986 年），卷 164，頁 5-6，繫於宋仁宗慶曆 8 年（1048）。 32 元・脫脫等：〈選舉一〉，《宋史》，卷 155，頁 3613。 33 武玉環等：《中國科舉制度通史・遼金元卷》，頁 469。吳志堅：《元代科舉與士人文風研究》，頁 37， 措辭近似，不複引。詩句見元．劉將孫：〈考試〉，《養吾齋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99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 年），卷 6，頁 7。
文稿後〉一文中，批評科舉「以偶儷之詞，汗漫之文，織組以為工，繁縟以為美」 的風氣，正好從反面反映出元代科舉中文章的重要以及科舉文風，這是晚期的情況。 再來看兩個具體的例子：前引王禮〈高州通守馮公哀辭〉載馮某以古賦優秀，而彌 補經義不足。另一個例子是至正二十二年（1362）江浙鄉試，此科〈非程文〉云： 「唐肅以詞賦而見收，明經安在？」看來，這位叫唐肅的舉子也是憑第二場古賦出 眾而被取。總之，在左榜考試的三場中，如果不說第二場更為重要的話， 那麼它至少也是與其它兩場同等重要。34 是否真如其所說：「第二場更為重要」，或者「至少也是與其它兩場同等重要」？ 劉將孫（1257-1324？1325？）〈考試〉詩，有「重期將相公侯選，肯信倡優卜祝同」 語，傳達讀書人對開科考試以圖仕進的喜悅，可見此詩應作於舉行首科鄉試延祐元年（1314） 之際，35 其中「寒窗讀賦萬山中」一句，僅描寫應試之需而讀賦備考，不關偏重。蘇天爵 （1294-1352）對科舉偶儷、繁縟的批評，看似針對辭賦而發，但考其上下文：「以國家取 士之制，察行於鄉里，考言於朝廷，試之以事，而人材於是出焉。世以偶儷之詞，汗漫之 文，織組以為工，繁縟以為美，既僥倖於中選，又苟且以終身，殊失設科求才之意矣。」 36 這是對設科掄才得失的思考，慨嘆最終僅能憑文取人，錄取修辭出色的考卷，用來證明 科場重古賦，說服力仍不夠。論證時引袁桷（1266-1327）、王禮所言，37 證明考官或因古 賦優秀而拔擢人才，但這些也許是特例，才被記載。猶如明、清普遍偏重首場時，偶爾文 獻中仍會出現頌揚某考官能兼重二三場，或特別提及某考生因二三場論、策優異而獲青睞， 正因有別於平常，才特別值得一提。這兩筆資料，用以證明古賦有一定的重要性猶可，用 以證明於三場中偏重古賦則恐未能。 再者，王禮〈高州通守馮公哀辭〉記馮翼翁（1294-1354）延祐 7 年（1320）參加江 西鄉試時，「考官以義與胡氏小異，將斥之」，因歐陽玄（1283-1357）見其〈科斗文字賦〉 34 吳志堅：《元代科舉與士人文風研究》，頁 103。周家玉：〈略論元代科舉考試中的古賦〉，頁 92。主 張類似，不複引。所引文獻出處，分別為元・袁桷：〈江陵儒學教授岑君〉，《清容居士集》，收入《景 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203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 年），卷 29，頁 9。元・蘇天爵： 〈書羅學升文稿後〉，《滋溪文稿》，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214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 館，1983-1986 年），卷 30，頁 11。元・王禮：〈高州通守馮公哀辭〉，《麟原文集》，收入《景印文淵 閣四庫全書》第 1220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 年），卷 12，頁 2-5。元・陶宗儀：〈非 程文〉，《輟耕錄》，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040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 年）， 卷 28，頁 4。 35 劉將孫生卒年及〈考試〉詩繫年，參李璞：〈劉將孫年譜〉，《詞學》第 31 輯（2014 年 8 月），頁 282-333。 36 元・蘇天爵：〈書羅學升文稿後〉，《滋溪文稿》，卷 30，頁 11。 37 王禮，生卒年不詳，所作〈高州通守馮公哀辭〉，應與所記馮翼翁約略同時。
大為激賞，以示主試龍仁夫（1252-1335），終獲拔擢云云。38 所記是否為事實？劉貞所選 《類編歷舉三場文選》，《古賦》卷 3，收馮氏〈科斗文字賦〉，前有考官盛讚之語：「場中 此作，絕無而僅有者也。」而《春秋義》卷 3，亦收馮氏〈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 人會于北杏。莊 13 年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 莊十六年〉一文，也獲得不錯的評價： 初考張教授批：「本用胡《傳》之說，微以己意參之，議論亦正，文義可□，老於 是經者也。」 再批云：「場中《春秋》義可取者不少，此卷本胡《傳》兼用《谷梁》之說，議論 正當，文義郁然。」39 考官所評「本胡《傳》兼用《谷梁》之說」，並無貶意，按制度規定，《春秋》本許用《三 傳》及胡氏《傳》，40 正因此文出色，故劉貞才收入《三場文選》作為學習的範文。馮翼 翁此次應試，古賦極傑出，但《春秋》義也頗有可取，方能名列 15 名，非如王禮所言《春 秋》義遭黜，全仗古賦力挽狂瀾。41 就《三場文選》對馮氏兩文之評語來看，反可用以證 明在判定等第上，經義的影響更大，故馮氏雖賦作極出色，卻不能名列前茅，僅居 15 名。 38 元・王禮：〈高州通守馮公哀辭〉，《麟原文集》，卷 12，頁 2-5。 39 元・劉貞輯：《類編歷舉三場文選》（東京：靜嘉堂文庫藏元至正刊本），《古賦》，卷 3。此書多簡俗 字，本作《谷梁》。又，此書原本就小字繁密，再加上年久漫漶，所閱為靜嘉堂文庫微卷，版心頁數 難以辨識，故僅說明卷數、篇名。為避繁冗，或簡稱為《三場文選》。 40 雖功令規定許用《三傳》及胡氏《傳》，由王禮文中所記，顯然當時亦存在不合胡《傳》而遭黜落者。 元程端學（1278-1334）曾詮解功令規定「為主」和「許用」之別：「科詔：『《詩》以朱氏為主，《書》 以蔡氏為主，《易》以程、朱為主，三經兼用古註疏。《春秋》許用《三傳》及胡氏《傳》，《禮記》 用古註疏。』欽詳『為主』之意，則凡程、朱、蔡氏之說，一字不可違，必演而伸之可也。若夫『許 用』之意，則猶以《三傳》、胡氏之說未可盡主也。是則合於《春秋》之經者，用之可也；其不合者， 直求之經意而辨之可也。」元．程端學：〈春秋本義序〉，《春秋本義》，收入清．徐乾學編：《通志堂 經解》第 25 冊（臺北：大通書局，1970 年，影印清康熙 19 年〔1680〕刻本），卷首，頁 2。在「許 用」的《春秋》四傳間，倘有不合處，作義時，如何取捨依違？尚需深究。 41 姚大力：〈元鄉試如何確定上貢人選及其次第──讀《三場文選》札記〉，《清華元史》第 2 輯（2013 年 6 月），頁 149，亦論及馮翼翁，其詮釋與筆者不同。不知是否受到王禮所言影響，故姚文言：馮 氏《春秋》義因未能遵守官方規定，依胡《傳》闡釋，原已被經義閱卷官黜落，經歐陽玄向龍仁夫 力爭，才以較後的名次中式。「但這一點在他的鄉試經義卷批語裡卻幾乎未見反映」，故推測「馮翼 翁經義卷的批語，是否可能是在考官們經協商同意將他納入選中之後再補寫或改寫的？」筆者以為， 功令本許用胡《傳》、《三傳》，在《春秋》義的批語中，有諸多例證，如卷 7，至順 3 年（1332）江 西鄉試，第一名陳植《春秋》義，泰定 4 年（1327）進士方回孫批：「經義引據《谷梁》，參以《三 傳》，文勢整暇而詳密，佳作也。」且若馮氏《春秋》義不佳而以賦取中，劉貞選馮氏《春秋》義為 式，亦不合情理。
42 陶宗儀（1329-1410）《輟耕錄》轉載傳誦一時的彈文：「唐肅以詞賦而見收，明經安 在？」乃針對至正 22 年（1362）江浙鄉試而發的不平之鳴，筆者以為此亦難以作為重古 賦之證。此筆文獻的確切解讀應是：唐肅（1318-1371，一作 1321-1374）以古賦見收而遭 質疑有弊端，由此可見，一般掄才多重首場「明經」，故唐肅首場明經不出色，卻因古賦 見收，才惹來非議。 筆者認為古賦是二、三場諸體最受重視的，但不認同第二場古賦「更為重要」或與首 場「同等重要」的論點，除理據不足外，也因溯源元仁宗開科舉立制之初本不重辭賦。在 經長期討論後，元仁宗受周圍儒臣影響，尊程、朱的理學派勝出，皇慶 2 年（1313）10 月，中書省臣奏： 夫取士之法，經學實修己治人之道，詞賦乃摛章繪句之學，自隋、唐以來，取人專 尚詞賦，故士習浮華。今臣等所擬將律賦省題詩小義皆不用，專立德行明經科，以 此取士，庶可得人。43 《通制條格》亦載皇慶 2 年 10 月聖諭： 經學的是說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勾當；詞賦的是吟詩、課賦、作文字的勾 當，自隋唐以來取人，專尚詞賦，人都習學的浮華了。……俺如今將律賦、省題詩、 小義等都不用，止存留詔、誥、章表，專立德行明經科。44 仁宗准中書省臣所請，並頒詔書云：「若稽三代以來，取士各有科目，要其本末，舉人宜 以德行為首，試藝則以經術為先，詞章次之，浮華過實，朕所不取。爰命中書省，參酌古 今，定其條制。」45仁宗亦曾對侍臣言：「朕所願者，安百姓以圖至治，然匪用儒士，何 以致此。設科取士，庶幾得真儒之用，而治道可興也。」46有別於以往科舉制度有不同科 目，元代僅立「德行明經」一科，專取儒者以興治道。「德行」不能考試，端賴在鄉試前， 42 元代蒙古、色目、漢人、南人，各取 75 人，計 300 人以應會試。元・拜柱等纂修：《通制條格》，卷 5，頁 13，云：「南人取合格者柒拾伍人：湖廣壹拾捌人，江浙貳拾捌人，江西貳拾貳人，河南柒人。」 由於所取不多，江西僅取 22 人，名次在 15，已居中下。 43 明・宋濂等：〈選舉一〉，《元史》，卷 81，頁 2018。 44 元・拜柱等纂修：《通制條格》，卷 5，頁 7-8。 45 元・拜柱等纂修：《通制條格》，卷 5，頁 15。 46 明・宋濂等：〈仁宗紀一〉，《元史》，卷 24，頁 558。
由各州、郡、縣推選出士子應鄉試時，加以把關；47 而「明經」則可藉由考試加以甄選。 由以上奏疏、詔諭可知，元仁宗設科取士，乃為拔擢真儒以圖至治，批評「專尚詞賦， 故士習浮華」的舊制，故「試藝則以經術為先」，擬罷「律賦、省題詩」不用云云。而最 終實施時，第二場仍設有古賦，這是因為當時議科舉諸臣本有「文學派」、「理學派」的不 同，為考量各方期待，拉攏人心，調合兩派，勢所必須。48 清汪琬（1624-1691）云：「終元之世，亦未嘗廢賦不用也。或有司校閱，稍重經疑、 經義則有之耳。」49 指出元代重首場經疑、經義，洵為實情。所立既是「德行明經科」， 詔書及立制本意亦重經術，故元代科舉文獻屢屢出現「德行」、「明經」、「經術」、「經明行 修」等關鍵字，考古賦初始僅是出於安撫、拉攏文學派而設，詔諭已言「詞賦乃摛章繪句 之學」，使「士習浮華」，顯然在立制初始，其地位就不如首場經書考試來得重要。正因科 場重首場明經，宋濂（1310-1381）方在洪武初年云： 自貢舉法行，學者知以摘經擬題為志，其所最切者，唯《四子》、一經之箋是鑽是 窺，餘則漫不加省。50 指出科舉效應，學者以功名為重，但鑽研《四書》、本經而不顧其餘的積弊，此可謂有為 而發。
四、首場《四書》、《五經》之偏重
接下來要思考的是：元代科舉既重首場，於《四書》、《五經》是均重還是有所偏重？ 是重《四書》還是重《五經》？ 47 元・拜柱等纂修：《通制條格》，卷 5，頁 15-16：「推選年及二十五以上，鄉黨稱其孝悌，朋友服其信 義，經明行修之士，結罪保舉，以禮敦遣，貢諸路府。」 48 李新宇：〈元代考賦制度與賦創作〉，《元代辭賦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 年），頁 176-194。「文學派」∕「理學派」，或用「道學派」∕「詩賦派」以區分，見蕭啟慶：〈科舉停頓的原因〉， 《元代進士輯考》，頁 4。 49 清・汪琬：〈三衢文會記〉，《堯峰文鈔》，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315 冊（臺北：臺灣商務 印書館，1983-1986 年），卷 22，頁 17。 50 明・宋濂：〈大明故中順大夫禮部侍郎曾公神道碑〉，《文憲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224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 年），卷 18，頁 13。曾公，指曾魯（1319-1372），頁 17 言 及洪武 6 年（1373）曾魯「祔葬九世祖高安府君之塋」，文章應作於此際，所言的科舉重《四子》、 一經，應是元代到明洪武初的情形。余來明亦認為元代科舉偏重首場經書考試，對於是重《四書》或重《五經》，則做保 留的推論。在引述了元代許多文獻，論教學、習經先《四書》、以《四書》為本的主張後， 云：「從設科意圖來說，《四書》被放在比較重要的位置」，「元代科舉考試在科目設置上先 《四書》而後《五經》，並非只出於二者難易程度的不同，而是與中國學術傳統中長期以 來形成的經典學習方法密切相關」，「至於在實際應試過程中，由於《五經》既有經疑，又 有經義，也不能排除會出現重《五經》的情形」。51 周春健《元代四書學研究》第二章〈元代《四書》官學地位的制度化〉，對於《四書》 從南宋末遭禁，元初興盛、發展，至延祐科舉成為考試科目，於《四書》官學地位制度化 的過程和影響，有深刻的探究。在引述元代三場考試規定後，強調： 無論蒙古人、色目人，還是漢人、南人，《四書》都是首當其衝要考的科 目，而且規定了唯一的考試教材版本，即朱熹的《四書章句集註》，…… 較諸《四書》，《五經》已明顯退居次席，……可以說《四書》在「延祐 科舉」中是真正地被「懸為令甲」了。52 主張南宋以來《四書》的地位、重要性大幅提升，而延祐科舉的規定和影響尤大，使 得《四書》被懸為令甲，「《五經》已明顯退居次席」。 涂雲清《蒙元統治下的士人及其經學發展》中亦指出： 單就科舉考試而言，《四書》與《五經》地位的變換，正式在元代完成，《四書》與 《五經》為儒者所必習，而《四書》似乎更為儒者所重視。……「《四書》」地位真 正凌駕於「《五經》」之上，當自元代開始。53 並強調：元代科舉《四書章句集註》為必考，而《五經》則是選考，這也是《四書》地位 凌駕《五經》的一個表徵。且從許多學者的治學取向上，也明顯可看出其重視《四書》不 亞於《五經》的學術風潮，元代學者有關《四書》的論著，更是明顯多於他朝。54 51 余來明：《元代科舉與文學》（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3 年），頁 269-270。 52 周春健：《元代四書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 年），頁 66-67。又，周春健：〈「延祐 科舉」與《四書》學官學地位的制度化〉，《內蒙古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40 卷第 3 期（2008 年 5 月），頁 18-22。觀點與措辭相同，不複引。 53 涂雲清：《蒙元統治下的士人及其經學發展》（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2 年），頁 417、431。 54 涂雲清：《蒙元統治下的士人及其經學發展》，頁 431。「元代學者有關《四書》的論著，更明顯多於 他朝」的說法可商榷，《四書》之名始於南宋，故宋代以《四書》命名的著作自然罕少，而明、清《四 書》著作之多，遠非元代可及。
對於周、涂兩位學者的論述，筆者以為，《四書》學在元初獲得推廣、蓬勃發展，並 受到重視，這是學術界已接受的共識。但在延祐開科時，《四書》是否已足以和《五經》 並駕甚至「凌駕」，則需再商榷、評估。所引許多學者重視《四書》之研讀，主張《四書》 是學習、治經根本的論述，此常是就學習的次第而言，先後之別不盡然就是輕重之分。猶 如大學中文系的課程，大一必修「國學導讀」、「文學概論」作為入門基礎，但並不必然代 表「國學導讀」、「文學概論」的重要性甚於大三、大四所習「中國文學史」、「中國思想史」。 再者，科場外的重要性和科場內閱卷實際產生的偏重，有時亦非全然同步，亦可能存在出 入。譬如策問，可試經史亦可試時務，對於科舉乃為掄才選官而言，自然是重要的，朝野 亦屢有偏重策問的議論，而多數時期考官閱卷時，對策卻非衡文錄中與否的關鍵。 吳志堅則從考試的遞變中觀察，指出： 自唐以來，科舉考試一向有「兼經」之目，元代第二場考《四書》經疑、經問有前 代《論》、《孟》小義的歷史淵源。……經疑、經問問答相當實在，並沒有太多的程 式化的內容，在三場中也不占重要地位。所以元代科舉雖治《四書》，但經義不在 《四書》中發題，本經的重要遠遠超過《四書》。55 在左榜第一場經義考試中，《四書》經疑與本經經義相比，只占次要地位，沿襲唐 宋以來「小義」的傳統地位。56 主張延祐開科時，經疑自《四書》出題，乃延續宋代兼考《論》、《孟》小義的傳統，僅是 兼經考試，不似各占一經的大義來得重要。57 是否「本經的重要遠遠超過《四書》」？是 否因《四書》疑為兼經考《論》、《孟》小義的傳統延續使然？ 以往討論元代三場偏重問題，因文獻局限，只能藉由較間接、外圍的線索推論，其證 據常在疑似之間，立論也難免受到質疑。回顧歷來對此課題的討論，筆者以為最紮實、最 具說服力的應是姚大力〈元鄉試如何確定上貢人選及其次第──讀《三場文選》札記〉一 文。58此文乃姚氏至靜嘉堂文庫觀閱元劉貞所編《類編歷舉三場文選》一書微卷，59費時 55 吳志堅：《元代科舉與士人文風研究》，頁 34。言經疑、經問「在三場中也不占重要地位」，並不正確。 56 武玉環等：《中國科舉制度通史・遼金元卷》，頁 468。吳志堅撰博士論文《元代科舉與士人文風研究》， 及執筆《中國科舉制度通史・遼金元卷》元代部份，寫作時間差距八年，某些論述、觀點稍有不同。 57 宋代時熙寧變法，考生除各占治《詩》、《書》、《易》、《周禮》、《禮記》大經外，兼以《論語》、《孟 子》。兼考《論》、《孟》或稱「兼經大義」，但相對於各占治一經的「大經」而言，又或稱作「小義」。 吳志堅：《元代科舉與士人文風研究》，頁 36-37。 58 姚大力：〈元鄉試如何確定上貢人選及其次第──讀《三場文選》札記〉，頁 119-176。 59 劉貞，生卒年不詳，劉貞所編書，靜嘉堂所藏為至正刊本，共有十集，最為完整。
五日，抄錄該書程文前考官批語、考生名次後，所進行的研究。 劉貞所編《類編歷舉三場文選》一書，遴選延祐初頒科舉後，所舉行的 8 科鄉試、7 科會試之程文佳作，或附考官評語。60 其書共分十集，自甲集至癸集分別為：《經疑》、《易 義》、《書義》、《詩義》、《禮記義》、《春秋義》、《古賦》、《詔誥章表》、《對策》、《御試策》。 首有劉貞〈三場文選序〉署至正元年（1341），顯見是在復科舉時印成問世，供考生選購， 乃舉業之津梁，青雲之利器，為研究元代科舉重要史料，惜至今猶未能影印流傳。其中考 官評語、考生名次，自然是論斷三場偏重最直接的資料。 姚大力之論文，據所抄錄之考官評語、考生名次等資料立論，除藉以推論鄉試考官如 何分組、分房、分經閱卷外，在第三章〈怎樣綜合評定三場優劣〉中，對三場文如何權衡、 判定名次，經舉證討論後，有如下論斷：三場俱優，自然是名列前茅的首選，「在不克求 全的情況下，三場中最被重視的，乃是明經一場的經疑和經義答卷」。首場僅尚可、未出 類拔萃者，仍可因二三場優異而入選，舉了多位應試者因賦作評價高而中式之例為證。但 又主張考官對於古賦，比不上對明經的看重，「主要因賦作優秀而入選者們的名次，一般 都相當靠後」。並以卷 3 泰定 3 年（1326）湖廣鄉試第 16 名湯原為例，61 其《書經》義深 獲考官青睞，彭士奇（1266-1331）批語有「二疑雖弱，是義不可黜也」語，可見兩篇《四 書》疑偏弱，是因《書經》義出色而以第 16 名中式，藉此可知：「明經一場內，經義卷的 重要性似更大於經疑卷。在我們能夠了解的範圍內，雖經疑優異，但經義未可人意而依然 獲選的例證，一個也沒有找到。」62 筆者在 2017 年 9 月、2017 年 11 月，曾兩度造訪靜嘉堂文庫觀閱劉貞一書漫漶的微 卷，以 4 日的時間閱抄了大量程文考官評語。所見之心得與姚大力一文的分析相同，考官 在科場中，於三場中偏重首場，於首場中偏重《五經》義甚於《四書》疑；於二三場的古 賦、詔、誥、表、策中，偏重古賦。據劉貞一書所錄，大凡經疑、經義寫得好，考官讚嘆 不已者，多名列前茅。古賦受到肯定、被許為冠全場者，卻常見名次偏中後。凡細閱過劉 貞《三場文選》評語者，應咸能認同姚氏之論斷。 姚文未提到，但筆者認為也是重要指標者，是關於考官評語的多寡、繁簡、深入。在 劉書所錄程文中，經義評語較多、較詳細深入，考官詳細點評商榷，經疑次之，古賦更其 60 可參以下三文對此書之研究及介紹。陳高華：〈兩種《三場文選》中所見元代科舉人物名錄──兼說 錢大昕《元進士考》〉，《陳高華文集》（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5 年），頁 168-210。該文原載《中 國社科院歷史研究所學刊》第 1 集（2001 年 10 月），頁 342-372。黃仁生：〈元代科舉文獻三種發覆〉， 《文獻》2003 年第 1 期（2003 年 1 月），頁 95-105 轉 177。黃仁生：〈劉仁初編《新刊類編歷舉三場 文選》十集七十二卷〉，《日本現藏稀見元明文集考證與提要》（長沙：嶽麓書社，2004 年）。 61 湯原，生卒年不詳，文獻或載其名為「湯源」，參沈仁國：《元朝進士集證》，頁 166，〈湯源〉條。 62 引文見姚大力：〈元鄉試如何確定上貢人選及其次第──讀《三場文選》札記〉，頁 138、140、146。
次，至於詔、誥、表、策的評語，則皆偏少、偏簡略。此皆透露出對各應試文體的態度， 正是因為對經義之重視，才反復商榷，說明考卷之得失及中式者優點何在。 如《易義》卷 5，泰定 3 年（1326）湖廣鄉試，出〈說卦〉題〈天地定位，山澤通氣， 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第一名李瑾之文，虞槃（1274-1327）、彭士奇兩考 官評語如下： 考官虞州判槃批：「本房《易》卷最多，有對待流行者矣，有不易變易者矣，有實 体妙用者矣，有卦畫卦象者矣，有乾坤定位而六子用事者矣，能者兼后天以為工， 不能者守先天而无味。忽得此卷發羲圖之秘，演孔翼之微，沛然若決江河而注之海 也，豁然若撥雲霧而觀於天也。真實之學，壯偉之文，本房諸卷，此為第一。」 考官彭縣丞士奇批：「場中《易》卷，誠如初考所云，不誤以八卦相錯為后天，則 就以八卦相錯為通氣相薄不相射之義，皆失經旨。此卷独能反覆究極，於是先天卦 畫之理，殆无余蘊。風簷短日，而能傲兀試席，如長江大河，沛然盡其所欲言，非 深於是經者不能也，余亦低頭拜東野矣。」 詳細交代他卷釋義立論如何失經旨，以對照此卷特出之處，彭士奇更引韓愈（768-824）〈醉 留東野〉詩句「低頭拜東野」，表達佩服讚賞之意。彭士奇在評聶炳（1302-1352）泰定 3 年湖廣鄉試《詩經》義時，除批語極長外，還自作《詩經》冒子，示人以法。63 這種較長 篇幅且深刻的評語，在經義中較能看到，經疑次之，其他文體中則罕少。 至於古賦，劉貞此書為復科舉的應試者而編，復科舉新制，古賦為第二場必考，故劉 貞一書所選古賦頗多，共 88 篇，但評語較《五經》義簡略，多泛泛稱讚，較乏深刻的商 榷或力推之語。僅《古賦》卷 1，延祐元年（1314）江浙鄉試，第 3 名黃溍（1277-1357） 〈太極賦〉，「考官批云」多達 12 行，較為詳細，屬例外。其他或無批語，或僅數句、未 滿一行居多，稍長的亦多為二三行而已。如《古賦》卷 8 最末篇，元統 3 年（1335）江西 鄉試，第 9 名龔瑨〈王會圖賦〉批語： 初考李縣丞懋批：「賦善於鋪張模寫。」 同考李縣尹粲批：「賦藻麗。」 考官吳主簿存批：「賦甚高。」 63 可參以下取材自劉貞一書的轉錄：張祝平、蔡燕、蔣玲：〈元代科舉《詩經》試卷檔案的價值〉，《中 國典籍與文化》2007 年第 1 期（2007 年 1 月），頁 79-86。元・彭士奇：〈泰定三年文選《詩》義湖 廣鄉試聶炳考卷前批語〉、〈聶炳考卷後自作《詩經》冒子〉，收入李修生主編：《全元文》第 24 冊（南 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2004 年），卷 743，頁 19-20。
考官汪推官澤民批：「賦筆力優贍而音節鏗鏘，當是作手。」 雖出現少見、多達 4 位考官之評語，但評價極簡短。與經義評語比較，詳簡、深入與否， 顯然有別。 由於靜嘉堂文庫所藏劉貞一書未影印流通，讀者除可參姚文之論述、舉例外，另可參 收錄於《域外漢籍珍本文庫》第 5 輯的日本公文書館藏劉貞《新刊類編歷舉三場文選》， 唯僅存《古賦》、《對策》各 8 卷。64 中國國家圖家館也藏有劉貞一書，亦題作《新刊類編 歷舉三場文選》，同樣不全，僅存丁集《詩義》8 卷，庚集《古賦》僅存 7 卷（第 8 卷佚）， 辛集《詔誥章表》僅存 13 頁。李超〈元代科考文獻考官批語輯錄及其價值〉一文，65 纂 錄了此本的考官評語，藉其纂錄，讀者可藉以比較考官對經義、古賦、詔、誥、表諸體批 評之出入。可考見考官於《詩經》義的批評較詳，常有盛推之語，如「宜在前列」、「宜冠 本經」、「本經之冠」等評，考生名次亦多居前列。而所收古賦中式者，名次頗多一、二十 名者，如卷 1，延祐元年湖廣鄉試，李朝瑞〈天馬賦〉考官批：「宜在高選」、「此篇氣象 宜甲諸賦」，但僅居 14 名。卷 3，延祐 7 年江西鄉試馮翼翁之〈科斗文字賦〉，考官批：「賦 場此為最優」、「場中此作，絕無而僅有者也」，而僅居第 15 名。66 且古賦批語，也不如《詩 經》義多而詳盡。至於所收詔、詔、表作者，中式名次亦頗多在一、二十名外，評語更加 簡略，常見「簡古」、「得詔體」、「得誥體」、「平通」語，多僅為幾個字或一二句的評語。
五、《分年日程》及《皇元大科三場文選》的考察
除劉貞一書可以證明三場偏重首場，首場重《五經》義甚於《四書》疑外，程端禮 （1271-1345）《程氏家塾讀書分年日程》，頗多關於如何習經、作文之備考建議，亦有線 索可以為證。 《分年日程》前有程氏〈讀書分年日程序〉自序，署延祐 2 年（1315）8 月，卷 3 末 又有程氏跋語，署元統 3 年（1335）11 月，言此書經修正，與舊本不同，此為「最後刊 64 元・劉貞輯：《新刊類編歷舉三場文選》（重慶：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年， 《域外漢籍珍本文庫》第 5 輯影印日本國立公文書館藏元至正間刊本）。 65 李超：〈元代科考文獻考官批語輯錄及其價值〉，《中國典籍與文化》2010 年第 3 期（2010 年 7 月）， 頁 138-144。 66 請並參姚大力文所舉諸例。于家塾本也」。67 序、跋作時與第一階段實施科舉時間幾近重疊。書末薛觀識語：「此書之 為法，蓋以當讀之書，定其本末、重輕、先後之序」，「以其得於經者為本而看史，然後以 其得於經史者為本而為文」，「其始之讀也，惟務明經脩行以立儒者之大本」。68 可見《分 年日程》教人讀經備考，是以經書為本、為重，這也完全符合應試重首場的實際，故於書 中，對如何習經，言之甚詳。
圖 1：程端禮〈讀作舉業日程〉空眼簿
又，程端禮設計了〈讀作舉業日程〉 空眼簿，以十日為一周，九日讀看，一日 作文。「九日讀看」部份之規畫為：「以六 日之早，以序倍讀《四書》本經傳注、《或 問》；三日之早，溫經騷韓文」，「以九日 之飯後，讀看頭場文字，以性理制度治道 故事，周而復始」。「以九日之夜，隨三場 四類編鈔格料，批點抹截」。而「一日作 文」所作為何？「以全日作頭場文」。69 這 些訊息，皆顯見當時備考因重首場，於經書學習、頭場文體習作上，需投入大量時力，非 他場所及。卷 2，〈學作文〉一節，又連用數頁，說明各種舉業文體的學習，依次分論：「欲 學策」、「欲學經問」、「欲學經義」、「欲學古賦」、「欲學古體制誥章表」、「（欲學）四六章 表」。程端禮在說明時亦有繁簡不同，諸體所費字數分別為：103、35、793、97、40、80 字。70 經義所費說明字數甚多，不厭其詳，此亦是重《五經》義之證明。 基於以上所有的證據，可確知元科場較偏重首場，首場則重《五經》義甚於《四書》 疑。然而，不管是劉貞一書、或程端禮之作，都是元代第一階段科舉實施的集結、線索， 在第二階段科舉實施時，是否仍維持重首場，重《五經》義的現象？ 元代所留存之三場程文選集，除劉貞一書外，尚有周旉所輯《皇元大科三場文選》，71 卷末有劉時懋至正 4 年（1344）跋語，約編成於此時。此書為復科舉後所編，新制加考本 67 元・程端禮：《程氏家塾讀書分年日程》，收入《四部叢刊廣編》第 26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1976 年，影印上海涵芬樓影印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藏元刊本），卷 3，頁 59。 68 元・程端禮：〈後序〉，《程氏家塾讀書分年日程》，頁 3-4，薛觀，生卒年不詳，其識語為元統 3 年 11 月作。 69 元・程端禮：〈讀作舉業日程〉，《程氏家塾讀書分年日程》，卷 2，頁 32。 70 元・程端禮：〈學作文〉，《程氏家塾讀書分年日程》，卷 2，頁 10-16。 71 元・周旉輯：《皇元大科三場文選》（重慶：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年，《域 外漢籍珍本文庫》第 5 輯影印日本國立公文書館藏元至正間刊本）。周旉，生卒年不詳。經疑，古賦也由選考改為必考，所收錄復科舉首次舉行的至正元年（1341）鄉試及至正 2 年會試之程文，共分 15 卷，亦間附考官評語，但評語稍不如劉貞一書頻見、詳細。依卷 次先後，統計其各卷收文篇數和考官評語則數如下：
表 2：周旉《皇元大科三場文選》收文篇數、評語統計
場次 卷次 收文篇數 評語則數 第一場 易義 15 6 書義 9 3 詩義 12 8 禮記義 5 3 春秋義 13 4 易疑 11 4 書疑 7 3 詩疑 7 2 禮記疑 4 3 春秋疑 10 5 四書疑 18 8 第二場 詔、誥 11 1 表 9 1 古賦 10 1 第三場 策 9 2 收文的多寡，大抵也反映了選經的冷熱、考生的需求及重要性，如《禮記》選考者極 少，72 故周書中之《禮記》義、《禮記》疑，所收偏少。詔、誥有兩體，才收 11 篇，表、 策，收文皆僅 9 篇。古賦是共同必考，但僅收 10 篇，且評語只 1 則。《四書》疑亦是所有 考生共同必考，顯然比古賦更受重視。但以共同必考而僅收 18 篇，僅有 8 則評語，不能 說必考的《四書》比選考的《五經》更獲重視。《五經》考經義又考經疑，兩者合計，除 《禮記》選考者偏少以外，多勝過《四書》。可見復開科舉，仍偏重首場，首場中仍偏重 《五經》，而且偏重《五經》的態勢，較初開科舉的前一階段更為顯然。正因如此，極重 視《四書》，以為《四書》「實《六經》之本原」，「治天下國家之法，靡所不備」的史伯璿 （1299-1345），才會對復科舉後，《四書》不如《五經》受到重視憂心忡忡： 72 姚大力：〈元鄉試如何確定上貢人選及其次第──讀《三場文選》札記〉，頁 141。自科舉再開之後，漢人、南人初場《四書》，只出一疑。《五經》既有經義，又有疑 義，遂使學者於《四書》往往多所忽略。73
六、結論
大概是因元代科舉實施時間未久，僅 52 年，其間又中斷 6 年，其科場偏重的流弊尚 未顯然，不似明、清，充斥著抨擊、議論科場偏重的訊息，故未易考索，學界因此有科場 重古賦、重《四書》、重《五經》不同的見解。幸得劉貞、周旉所編《三場文選》，尚得傳 世，可藉中式名次、考官評語進行考察。再參酌元仁宗設「德行明經科」之立制本意，佐 以程端禮《分年日程》等讀經、學文備考等文獻記載，經以上之討論，可見元代科場偏重 首場經書考試，而於《四書》、《五經》中，略偏重《五經》些。 行文至此，讀者或許會質疑：「為什麼元代重《五經》？是否延續宋代兼經考《論》、 《孟》小義傳統，不似各占一經的大義重要？是否元代《四書》地位雖提升、成為考試內 容，而仍不足與《五經》並駕？明沿元制，為什麼明代卻又不重《五經》而重《四書》？」 《四書》、《五經》何者較重要，頗難衡量。筆者以為不應從兩者孰更為重要的角度去 思考元代科場的偏重，而是應從考官衡文判別優劣的心態，以及「經疑」、「經義」文體的 區別上著眼。 初頒科舉的第一階段，首場考「《四書》經疑」和「《五經》經義」，重「《五經》經義」； 復科舉後所實施新制，《五經》考《五經》義和《五經》疑，兩者孰更獲重視？就表 2 來 觀察，明顯感到《五經》義不論是收文篇數或評語則數，皆勝《五經》疑一籌。 經疑、經義之不同，學者已曾概介，74 簡單的說：一為問答題，一為作文題。經疑出 問答題，《四書》疑從《四書》出題，《五經》疑從考生所選本經出題，或辨析經文義理異 同，或問經書相關知識等。經義出作文題目，取《五經》經文數句或一段為題。如《皇元 大科三場文選》中〈詩義〉第一題，乃至正元年（1341）江西鄉試題：〈文王既勤止，我 應受之，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時周之命。於繹思〉，75題目取自〈周頌．賚〉經文， 73 元・史伯璿：〈上憲司陳言時事書〉，收入李修生主編：《全元文》第 46 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 1998-2004 年），頁 423。 74 姚大力：〈元鄉試如何確定上貢人選及其次第──讀《三場文選》札記〉，頁 153-160，〈經義與經疑〉 節。姜龍翔：〈元涂溍生《周易經疑》擬題之部析探〉，《高雄師大國文學報》第 20 期（2014 年 7 月）， 頁 30-34，〈元代科舉程式「經義」與「經疑」之分〉節。武玉環等：《中國科舉制度通史・遼金元卷》， 頁 479-489，〈明經〉節。 75 元・周旉輯：《皇元大科三場文選・詩義》，頁 1。依題作文，雖功令言「不拘格律」，但科場卻仍尊「張庭堅體」，用「冒、原、講、證、結」 固定格式行文，76 故論者慣言經義之出題作文，乃明制藝之先聲。〈詩疑〉第一題，亦至 正元年江西鄉試所出，題目為： 〈王〉，〈國風〉。或謂：「周自平王以降，號令不及於天下，與列國等耳，夫子降為 〈國風〉，蓋傷之也。」然聖人於時王之詩，豈容輒有所貶？且季札觀周樂為之歌 〈王〉，固已列於〈國風〉，非夫子降之明矣。然則，其為〈風〉而不為〈雅〉也， 果孰使之然哉？77 所問為《詩經》分類的問題，何以將〈王風〉歸為〈國風〉而非〈雅〉。然而，答經疑和 作經義，孰難？孰易？ 在清官方所編《四庫全書總目》中，四庫館臣常盛讚為洪武初所承襲的元代考試經疑 之制，且慨歎不久遭廢除，自後經書僅考試制藝，似為導致學術、科場不振之首因。在對 比中，褒元貶明的意味濃厚，如館臣評元袁俊翁78 《四書疑節》云： 其例以《四書》之文互相參對為題，似異而實同，或似同而實異，或闡義理，或用 考證，皆標問於前，列答於後，蓋當時之體如是。雖亦科舉之學，然非融貫經義， 昭晰無疑，則格閡不能下一語，非猶夫明人科舉之學也。79 《總目》評王充耘（1304-？）《四書經疑貫通》云： 其書以《四書》同異參互比較，各設問答以明之。蓋延祐科舉，「經義」之外有「經 疑」，此與袁俊翁書皆程試之式也。其間辨別疑似，頗有發明，非經義之循題衍說 可以影響揣摩者比。故有元一代，士猶篤志於研經。80 76 元・程端禮：〈學作文〉，《程氏家塾讀書分年日程》，卷 2，頁 12；元・倪士毅：〈作義要訣自序〉，《作 義要訣》，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482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 年），卷前， 頁 1。張庭堅，字才叔，生卒年不詳，宋哲宗元祐 6 年（1091）進士，〈自靖人自獻于先王〉義，深 獲朱熹讚賞，為元代經義之標準。 77 元・周旉輯：《皇元大科三場文選・詩疑》，頁 1。 78 袁氏生卒年不詳，許家星推論「袁氏當生於 1270 年前後，卒於 1321 年後」。許家星：〈「稱雄科場」 抑或「強學待問」？──以《四書疑節》為中心論元代《四書》「科舉」與「研究」的一體化〉，《南 昌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 45 卷第 5 期（2014 年 9 月），頁 30。 79 清・紀昀奉敕纂：《四庫全書總目》（臺北：藝文印書館，1989 年），卷 36，頁 7，〈四書疑節〉條。 80 清・紀昀奉敕纂：《四庫全書總目》，卷 36，頁 7-8，〈四書經疑貫通〉條。
館臣又言：元延祐用《四書》取士，「而闡明理道之書遂漸為弋取功名之路。然其時經義、 經疑並用，故學者猶有研究古義之功」。並對比「明永樂中，《大全》出而捷徑開，八比盛 而俗學熾。科舉之文，名為發揮經義，實則發揮註意，不問經義何如也。且所謂註意者， 又不甚究其理，而惟揣測其虛字語氣以備臨文之摹擬，併不問註意何如也」。81 考洪武 3 年（1370）頒〈科舉詔〉後，因需才孔亟，連開科舉，共舉行四次，分別為： 3 年 8 月鄉試，4 年 2 月會試、8 月鄉試，5 年 8 月鄉試，在洪武 6 年正月即因未能得人而 暫罷科舉，洪武 17（1384）年頒〈科舉成式〉復科舉。因洪武 4 年之會試錄猶得傳世， 尚有《四書》疑一道，已無《五經》疑；17 年所頒〈科舉成式〉及考試內容更改亦有文 獻可參，已廢《四書》疑改考《四書》義三道。故經疑退出科場，應在 17 年復開科舉時。 後人在比較元、明科目更遞，參閱《總目》對經疑、經義褒貶懸殊的評價時，不免覺 得明洪武初廢《五經》疑已為不智，17 年復科舉又廢除《四書》疑全面改考經義，似為 迷途不知返的至愚之舉。在清人評論中，此為導致後世科場敗壞、經學荒疏之源頭，然則， 洪武朝的君臣果真如此不智？ 四庫館臣等對經疑的推許，一方面是懲眼前專重制藝取士之失，加上對過往湮遠歷史 的美好想像，也不乏由元、明的比較，藉以貶損明代的勝國心理，故對經疑多有肯定。然 而元許有壬（1287-1364）在至順元年（1330）之際已云：「《四書》、賦題，世已括盡，宜 兼《五經》為疑問。」82 此時距延祐元年首科鄉試，不過才經 16 年左右，已然遇到此種 困境，考生對科場可能出題的《四書》疑試題，囊括殆盡，得以在科場外先背誦、撰擬， 成竹在胸。如果咸為預擬的場外之文，就難以評定高下，拔得真才。 金世宗（1123-1189）大定 19 年（1179）謂宰臣曰：「自來御試賦題，皆士人嘗擬作 者。前朕自選一題，出人所不料，故中選者多名士，而庸才不及焉。是知題難則名儒亦擅 場，題易則庸流易僥倖也。」83 顧炎武（1613-1682）亦曾言：「科場之法欲其難不欲其易。」 84 清末路德（1784-1851）也指出取士必試以難題，因「試以難題，其文之真偽，一覽即得」， 高下立分。85 金世宗、顧炎武、路德時異而所見一致：試以難題，有助於甄別優劣，拔擢 81 清・紀昀奉敕纂：《四庫全書總目》，卷 36，頁 38-39，卷末識語。 82 元・許有壬：〈送馮照磨序〉，《至正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211 冊（臺北：臺灣商務 印書館，1983-1986 年），卷 32，頁 4。文中有「乙卯迄今六科内，而才學名者可數也」語，指延祐 2 年（1315）到至順元年（1330）共 6 科，故知此文作於至順元年會試考試之後。 83 元・脫脫等：〈選舉一〉，《金史》（臺北：鼎文書局，1985 年），卷 51，頁 1135。 84 清・顧炎武：〈擬題〉，《原抄本日知錄》（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79 年），卷 19，頁 478。 85 清・路德：〈仁在堂時藝核序〉，《檉華館全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 1509 冊（上海：上海古籍 出版社，2002 年，影印清光緒 7 年〔1881〕解梁刻本），卷 2，頁 66。
人才。 當考生藉由父師傳授及科舉用書的幫助，練就了一套應試的本領，考試的難度就必須 往上提升。在復科舉時，不但如許有壬所言「兼《五經》為疑問」，加考了《五經》疑， 古賦也定為必考，備考範圍擴大、答題數增加，這都在增加考試難度，以利甄別。 初頒科舉備考研經時，《四書》和《五經》，因經書份量、難易有別，《四書》易而《五 經》難。誠如錢大昕（1728-1804）所言：「蓋經義難通，《四書》易解。右牓第一場，《四 書》先於《五經》者，先易而後難，初非重《四書》而輕《五經》也。」86 在答卷篇幅上， 《四書》疑只需 300 字以上，而《五經》義則需 500 字以上，今所見劉貞、周旉之《三場 文選》，《五經》義的篇幅皆多於《四書》疑。在形式上，經疑較自由，不似經義沿用「張 庭堅體」，有破題及「冒、原、講、證、結」等格式。在擬題防弊上，經疑之題，易為考 生所猜中；而經義出題，取自經文，長短不同，經義內容就不同，變化多端。經義為制藝 的前身，路德曾點出長期以來制藝雖為人詬病，卻持續重制藝以取士的原因，因為相較於 論、策等文體，考生易懷挾、宿構，制藝較能杜剽竊，其出題：「離之、合之、參伍而錯 綜之，其為題也，不知幾萬億，雖有懷挾，弗能該也；雖有宿構，未必遇也。」87 在清末 小考常出小題、截搭等瑣碎、割裂的題型，故離合參伍，題目極多，元代經義出題雖尚未 有此嚴重流弊，但相較於經疑，經義同樣具「雖有懷挾，弗能該也；雖有宿構，未必遇也」 之優勢。故在復科舉後，雖加考了《五經》疑，因文體形式、出題方式使然，考官較偏重 的仍是《五經》義。 清初焦袁熹（1661-1736）云： 宋元人經疑，今若以之程士，則題目有限，豫備為易。且文既樸直，而論說亦多相 同，難以第其高下，或高材者務為新異以求中其科，反為經術之害，固不若今制舉 義之善也。88 86 清・錢大昕：〈元史五・選舉志一〉，《廿二史考異》，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 454 冊（上海：上海 古籍出版社，2002 年，影印清乾隆 45 年〔1780〕刻本），卷 90，頁 8。按：考試《四書》先於《五 經》，除「先易而後難」之故外，因《四書》為共同必考，且朱子及其後學，多主張《四書》為研經 之根本。可參周春健：〈論元代學者的「四書六經觀」〉，《哲學研究》2014 年第 5 期（2014 年 5 月）， 頁 52-58。故先考《四書》再分別考《五經》，可謂順當之安排。 87 清・路德：〈仁在堂時藝辨序〉，《檉華館全集》，卷 2，頁 53-54。元、明雖不似清末常出小題、甚至 截搭題，參伍錯錯，題數更多，但經義既截取經文段落為題，可出之題仍遠較經疑多。 88 清・焦袁熹：〈經疑〉，《此木軒雜著》，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 1136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年，影印清嘉慶 9 年〔1804〕刻本），卷 4，頁 17-18。
清末魏元曠（1856-1935）跋《四書疑節》一書，亦云：經疑「為元時科目文體，承宋經 義之變，有明乃別為制藝之文，則以疑問易盡，久則互相剽襲，勢不得不再變耳。」89 兩人的批評，明白點出明初廢經疑之故，正因經疑「題目有限，豫備為易」、「疑問易 盡」、「難以第其高下」，這是洪武初舉行科舉試以《四書》疑後，馬上就會重演的困境， 想必考官定然受困於《四書》疑出題的局限，科場衡文也有經疑難以判別優劣的體認。何 況明初本有不少大臣，在元代已有應試備考之經驗，甚至參與過科舉試務衡文。這些經驗、 心得，必然在制度調整上產生作用，思考如何改善和防弊，故洪武 17 年方調整為廢經疑 而全面改試經義。 拙作〈明清科舉取士「重首場」現象的探討〉於 2005 年發表時，筆者僅就當時所見 文獻論定：「在明中葉，已有一些指責重首場的文獻出現，藉此可知，最遲在明成化、弘 治時，對首場已有所偏重」，「是否在洪武末年、或永樂年間偏重首場經義的現象已產生， 還需有更多的佐證。」90 據本論文以上的考察，顯見「重首場」由來已久，元、明兩代制 度沿襲，元朝已偏重首場經書考試，明初亦然，只是不及明中葉以後每況愈下，偏重情形 益加嚴重，以致抨擊聲浪也愈大。而在開科之始的洪武初年，因《四書》考經疑，《五經》 考經義，故應略偏重《五經》些。《四書》在科場中的偏重凌駕於《五經》，應自洪武 17 年《四書》、《五經》皆同用經義考試後，逐漸演變而成。既然《四書》、《五經》皆用一樣 的文體，《四書》先考，先謄卷送閱，遂逐漸演變為偏重《四書》，也順理成章。91 附記：本課題研究，亟需借重元劉貞編《類編歷舉三場文選》，此書唯東京靜嘉堂 文庫藏有完整十集。筆者於 2017 年 9 月、11 月，兩度造訪靜嘉堂文庫，承蒙該館 惠予借閱，謹申謝忱。 89 元・袁俊翁：《四書疑節》（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9 年，《叢書集成續編》影印《豫章叢書》本）， 書後，頁 1，魏元曠跋語。 90 侯美珍：〈明清科舉取士「重首場」現象的探討〉，頁 334、361。 91 明、清重《四書》義的原因，請詳參侯美珍：〈明清科舉取士「重首場」現象的探討〉一文。
徵引文獻
古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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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脫脫 TouTou 等：《宋史》History of The Song Dynasty（臺北 Taipei：鼎文書局 Ting Wen Bookstore， 198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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