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治時期日本真言宗與淨土宗在台興建佛寺之背景與建築特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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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日治時期日本真言宗與淨土宗在台興建佛寺之背景與建築特色研究

研究成果報告(精簡版)

計畫類別：個別型

計畫編號： NSC 99-2221-E-011-090-

執行期間： 99 年 08 月 01 日至 100 年 07 月 31 日執行單位：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建築系

計畫主持人：王惠君

計畫參與人員：博士班研究生-兼任助理人員：陳光隆博士班研究生-兼任助理人員：曾志騰

公開資訊：本計畫可公開查詢

中華民國 100 年 11 月 0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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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日本佛教在明治時期開始向海外布教，其後各宗派也隨著日人的統治而來台傳教，有八宗十四派隨著佈教的推廣，在台灣各地興建了佈教所與佛寺建築。這些建築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戰敗後離去而面臨了改變；有的被台灣或中國大陸來台的佛教團體沿用，或收歸國有之後，有的被拆除標售，有的新建作為公共設施，現在留存下來的日本佛教建築由於具備稀少性和特殊性，並為殖民時期之歷史證物，又因其後的沿用而成為人們生活記憶的一部份，開始被指定為文化資產而被保存。它們在殖民時期之興建背景與所扮演的角色，以致在建築上所呈現的特色，是思考今後它們保存與活化方向上必須深入探討的課題。

本研究計畫之目的，即將焦點放在日本佛教中之真言宗與淨土宗所建立之佛寺與布教所上，由過去累積之研究成果，文獻與現場實物之調查，包括總督府文獻與其中的書圖、宗派之發行刊物、當時的照片與現況之比對，來探討當時佛教建築之興建背景與建築特色，以及其形成之原因，來釐清社會背景與建築之關連；同時由近年對日本真言宗與淨土宗海外傳教與建寺之相關研究成果，以及近代日本本土真言宗與淨土宗佛寺之建築變遷，來比對分析在台灣興建的日本真言宗與淨土宗佛寺之地方性特色，進而探討台灣之日本佛寺建築保存與活化之意義與方法。

英文摘要： Japanese Buddhists went overseas to mission from the Meizi period in 19th Centuries. When the Japanese began to govern Taiwan in 1895, the Buddhist groups also went to Taiwan. They built branch temples and missionary facilities in Taiwan. However, after the World War Ⅱ, those Buddhist buildings changed their use to Chinese or Taiwanese temples, some were torn down. The existing Japanese temples are rare and characteristic, and also became the vital witness of colonial history. Therefore they were designated as cultural properties to be restored and protected. Thinking about the meaning and the way of conservation and vitalization,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and their roles in colonial period, and their architectural feature as well, are the important debate which we have to analyze and make clear first.

This research is to focus on the temples in Taiwan which built by Japanese Shingon Buddhism and Jodo (Pure Land) Buddhism during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Based on a review of official files, memoranda, documents from the Taiwan Governor-General’s Office under Japanese rule, history books, handbooks and journals of Japanese Shingon Buddhism and Jodo (Pure Land) Buddhism, and written records of the Japanese Buddhist groups to understand the initiation, transformations and activities of the Japanese tem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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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aiwan, to examine their architectural features from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and the distinctive nature of the architectural realities.

At the same time, comparing with the fruitful results of the research about Japanese Shingon Buddhism and Jodo (Pure Land) Buddhism overseas missions and the temples built overseas, and the

archite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modern temples prewar, the lo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ose temples in Taiwan could be explored and noted. The result of this research could bring up the implication of the Japanese Shingon Buddhist and Jodo (Pure Land) Buddhist architecture and to be helpful to future conservation and vitalization of the Japanese Temples which have been preserved as historical si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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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計畫編號：NSC 99-2221-E-011-090

執行期限：99 年 8 月 01 日至 100 年 10 月 31 日主持人：王惠君國立台灣科技大學建築系

一、中文摘要

日本佛教在明治時期開始向海外布教，其後各宗派也隨著日人的統治而來台傳教，有八宗十四派隨著佈教的推廣，在台灣各地興建了佈教所與佛寺建築。這些建築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戰敗後離去而面臨了改變；有的被台灣或中國大陸來台的佛教團體沿用，或收歸國有之後，有的被拆除標售，有的新建作為公共設施，現在留存下來的日本佛教建築由於具備稀少性和特殊性，並為殖民時期之歷史證物，又因其後的沿用而成為人們生活記憶的一部份，開始被指定為文化資產而被保存。它們在殖民時期之興建背景與所扮演的角色，以致在建築上所呈現的特色，是思考今後它們保存與活化方向上必須深入探討的課題。

本研究計畫之目的，即將焦點放在日本佛教中之真言宗與淨土宗所建立之佛寺與布教所上，由過去累積之研究成果，文獻與現場實物之調查，包括總督府文獻與其中的書圖、宗派之發行刊物、當時的照片與現況之比對，

來探討當時佛教建築之興建背景與建

築特色，以及其形成之原因，來釐清社會背景與建築之關連；同時由近年對日本真言宗與淨土宗海外傳教與建寺之相關研究成果，以及近代日本本土真言宗與淨土宗佛寺之建築變遷，

來比對分析在台灣興建的日本真言宗與淨土宗佛寺之地方性特色，進而探討台灣之日本佛寺建築保存與活化之意義與方法。

關鍵詞：日治時期、真言宗、淨土宗、

佛寺建築二、英文摘要

Japanese Buddhists went overseas to mission from the Meizi period in 19^th Centuries. When the Japanese began to govern Taiwan in 1895, the Buddhist groups also went to Taiwan. They built branch temples and missionary facilities in Taiwan. However, after the World War Ⅱ, those Buddhist buildings changed their use to Chinese or Taiwanese temples, some were torn down. The existing Japanese temples are rare and characteristic, and also became the vital witness of colonial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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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fore they were designated as cultural properties to be restored and protected. Thinking about the meaning and the way of conservation and vitalization,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and their roles in colonial period, and their architectural feature as well, are the important debate which we have to analyze and make clear first.

This research is to focus on the temples in Taiwan which built by Japanese Shingon Buddhism and Jodo (Pure Land) Buddhism during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Based on a review of official files,

memoranda, documents from the Taiwan Governor-General’s Office under Japanese rule, history books, handbooks and journals of Japanese Shingon Buddhism and Jodo (Pure Land) Buddhism, and written records of the Japanese Buddhist groups to understand the initiation, transformations and activities of the Japanese temples in Taiwan, to examine their architectural features from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and the distinctive nature of the

architectural realities. At the same time, comparing with the fruitful results of the research about Japanese Shingon Buddhism and Jodo (Pure Land) Buddhism overseas missions and the temples built overseas, and the archite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modern temples prewar, the lo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ose temples in Taiwan could be explored and noted. The result of this research could bring up the implication of the Japanese Shingon Buddhist and Jodo (Pure Land) Buddhist architecture and to be helpful to future conservation and vitalization of the Japanese Temples which have been preserved as historical sites.

Keywords: Japanese Colonial, Shingon

Buddhism, Jodo Buddhism, Buddhist temple

二、緣由與目的

日本佛教中一些大的宗派在明治時期開始向海外布教，1895 年日人統治台灣之際，也跟隨日本政府來台傳教。

其中包括有真宗本願寺派、真宗大谷派、日蓮宗、淨土宗、曹洞宗、真言宗高野派、臨濟宗妙心寺派、天台宗、

本門法華宗、顯本法華宗、淨土宗西山深草派、真言宗醍醐派、真宗木邊派、華嚴宗等八宗十四派。在五十年的殖民時期，隨著佈教的推廣，在台灣各地興建了佈教所與佛寺建築。這些建築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殖民的結束而面臨改變，有的被台灣或中國大陸來台的佛教團體沿用，或收歸國有之後，有的被拆除標售，有的新建作為公共設施，現在留存下來的日本佛教建築由於具備稀少性和特殊性，

並為殖民時期之歷史證物，又因戰後的沿用成為當地人們生活記憶的一部份，開始被指定為文化資產而被保存。

它們在殖民時期之興建背景與所扮演的角色，以致在建築上所呈現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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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思考今後它們保存與活化方向上必須深入探討的課題。

過去有相當多的研究關注日本佛教在台佈教與政府、與台灣原有廟宇的關係，對日本佛教的社會角色與政治關連提出研究成果。在既往研究中，

可知各宗派之來台佈教與建寺過程各有其獨特的背景，包括佈教策略、推展過程、範圍、財力與人力等都有所不同。

作者過去先根據總督府的統計資料，

針對八宗十四派中，信徒人數最多的淨土真宗本願寺派與同宗之大谷派

（日本本土一般分別被稱為西本願寺與東本願寺）進行調查與研究，得知台灣淨土真宗佛寺建築與同時期日本建築之共同性，以及兩派在建築空間上之共同性，在台灣發展過程之差異，

以及因為競爭關係而呈現截然不同之建築外觀。接著針對人數次多，同屬禪宗之曹洞宗與臨濟宗妙心寺派，進行調查與研究，發現禪宗佛寺與台灣原有佛教的關係最為密切，也有較多沿用至今的佛寺。本年度則針對真言宗與淨土宗之佛寺與佈教所建築進行調查與研究。

真言宗與淨土宗雖屬不同的佛教宗派，然而由於來台灣傳教的時間點以及信徒的人數相當，同時也都在台灣興建有佛寺與佈教所，因此一起對這兩宗派進行調查，應可一方面與前述已獲得之淨土真宗和禪宗佛寺建築研究成果進行對照，同時實際比較兩宗派其中之異同，藉以釐清這兩宗派在佛寺建築之興建背景與空間形式上之

特色。

在過去國內與日本真言宗與淨土宗佛寺建築之相關研究中，包括花蓮當地文史工作者翁純敏所著之『吉野移民村與慶修院』（2007），從在地的角度，從花蓮之原住民與日本移民之關係，述及慶修院之興建背景，以及近年與日本真言宗佛寺之交流，對瞭解當地人對日本佛寺之看法有重大意義。台北西門之台北市天后宮管理委員會出版有『閱讀台北天后宮』（2005），

對日本真言宗弘法寺與轉變為天后宮之相關時空背景與現況有所紀錄。另外，成功大學傅朝卿教授則由近代建築發展的觀點，對日本佛寺之基本形式進行論述（『日治時期台灣建築』，

1999）。傅教授所指導的碩士研究生江佩蓉所撰寫之「台灣日治時期日系佛教建築之研究」論文（2001），彙整日治時期各宗派之概況與來台布教歷程概要，蒐集各種照片與圖面，分析平面配置與外觀形式之類型與特色，

可以說已呈現初步的研究成果，對後續相關研究有所貢獻。然而由於研究包括範圍較廣，尚未對各宗派之歷史背景與布教特色，以及其對佛寺建築之影響、各宗派在台灣社會與人的互動關係進行解析。

此外，作者曾試由各宗派設寺之時間進行整理，先對日治初期設立之佛寺建築特色進行初步論述，發表於『台灣博物』（2006）。同時，作者發表於亞洲建築工程學報之論文（2007），

對日本佛教在台灣設立之中學之背景與實際狀況進行調查與研究，得知佛教學校之設立原來是為培養台灣人布教師，拓展佛教勢力而來，然而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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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由於吸收台灣人信徒並未如預期容易，在財務上難以支持之下，多面臨艱難的處境，後來因為台灣人的熱心向學，使得政府所設立的學校顯得不足的情況之下，佛教學校自行轉型為一般學校，學校建築由原有佛寺建築型態而轉變為一般之西化學校建築之後，得到日本政府之認可，學生日益增加，而在戰後再轉為今天的私立中學。可以知道，日本佛教建築在台灣的發展，因為台灣社會與人民的特性，

而發生有別於日本本土與其他地方的結果。

國外的相關研究，包括有日本本土對於近代真言宗與淨土宗佛寺建築與空間的研究，以及對於近代日本佛教之海外布教探討，包括其歷程、實質影響、戰爭責任，以及部分在中國之實質建築形式等。關於日本佛教各宗派來台傳教之研究，則有松金公正教授所完成的「殖民地時期台灣之日本佛教寺院與說教所之設立與展開」，

對日本佛教來台傳教之各宗派在台灣之勢力消長過程進行彙整分析；他也針對淨土宗著有「日本殖民地初期台灣淨土宗布教方針之策定過程」與「關於日據初期日本佛教從軍布教使的活動─以淨土宗布教使橋本定幢「再渡日誌」為例」等，對淨土宗來台初期傳教過程中面臨之問題進行剖析。由於真言宗與淨土宗都是起源於中國，

而後由日本僧侶在日本發展而成立之佛教宗派。因此，與清代的台灣佛教雖有關連，但是實踐上的作法與修法上，有相當的差異。日本真言宗與淨土宗的僧侶與台灣佛教信徒之間的互動，值得深入探討。日本真言宗與淨

土宗在台期間對台灣人也積極展開布教，而有為數不少的台灣人信徒，在二次大戰日本戰敗離開後，有些佛寺與布教所仍為台灣人所沿用至今。

日治時期在台灣興建的日本佛寺，

可由其發展脈絡，深入調查其在海外布教中所擔負的任務與角色，以及兩者之間的競爭關係，以及與其他來台日本佛教宗派之間的互動關係，以釐清其外在呈現的建築形式之內涵。同時，對台灣殖民時期的社會來說，台灣人民如何看待日本佛教，像日本真言宗與淨土宗這樣發源於中國，但在日本發展成熟，而導致在作法與修法上與中國佛教有不相同的狀況；它們在台灣的實際發展情況，與台灣社會與人民的關係，以致於對台灣的影響，

以及受到台灣本土環境影響的部分為何，在今天思考這些建築文化資產之保存意義之際，都是值得深入理解的部分。

現在，真言宗弘法寺戰後成為西門之天后宮，仍為作為寺廟繼續被使用；

淨土宗台北別院戰後成為善導寺與中國佛教會之所在，亦仍然延續宗教使用。原為真言宗花蓮吉野布教所在戰後成為慶修院，則除了宗教使用外，

又有地方觀光景點之功能。它們各自在戰後日本佛教宗派離去後，在歷史、

社會與環境之巨大變遷中擔負重要的角色，與在地的居民有密切的關係。

本研究計畫之重要性即在於由各個不同層面深入研究的成果，獲得所有與建築形成之相關訊息，進而能展開與世界之連動與亞洲整體之視野，分析其相互之間的關連與影響，進一步給予這些佛教建築更明確的歷史與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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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在保存與活化上提供具體之思考依據；同時也能在台灣建築史研究中，釐清日治時期日本佛寺建築之「設計」、「環境」、「材料」與「構法」

的真實性，另一方面也能對後殖民時期殖民建築之意涵探討上有所助益。

在過去相關研究與作者之前對日本其他宗派在台灣所建佛教建築之調查成果之基礎上，本研究由真言宗與淨土宗建築之本質、日本來台布教各宗派之間的競爭關係、日本真言宗與淨土宗來台布教之時代背景、真言宗與淨土宗佛寺建築之特色與變遷、真言宗與淨土宗在台傳教與建寺時與台灣本土社會之互動關係以及真言宗與淨土宗曹洞宗在台興建之佛寺與布教所之實際狀況等，探討日本在台興建真言宗與淨土宗佛寺建築之形成的深層意涵。

本研究計畫之目的，即將焦點放在日本真言宗與淨土宗所建立之佛寺上，

由過去累積之研究成果，由文獻與現場實物之調查，包括總督府文獻與其中的書圖、宗派之發行刊物、當時的照片與現況之比對，來探討當時佛教建築之興建背景與建築特色，以及其形成之原因，來釐清社會背景與建築之關連；同時由近年日本真言宗與淨土宗建寺之相關研究成果，以及近代日本真言宗與淨土宗佛寺之建築變遷，

來比對分析在台灣興建的真言宗與淨土宗佛寺之地方性特色，進而探討台灣之日本佛寺建築保存與活化之意義與方法。

三、結果與討論

（一）真言宗

日本真言宗之創立與沿革

真言宗是空海（弘法大師）於九世紀初日本平安時期所創。空海生於西元 774 年，23 歲出家，於東大寺受具足戒，此後即巡遊諸國，修鍊苦行，

仍感未足，因此在西元 804-806 年來到中國。先到福州長溪縣登陸，12 月下旬抵達長安，先住西明寺，再到青龍寺學習密教，遇到已有六十高齡的惠果阿闍梨。空海當時不過 32 歲，但是這位真言宗的第七代祖師，一見空海，竟如十年知交，被選為正嫡的傳人，嗣第八代祖位，號為遍照金剛，

舉行灌頂大法。

空海除了親近惠果，又在醴泉寺向罽賓僧般若及牟尼室利學悉曇；從南天竺的婆羅門僧學梵語；韓方明授其書法。當他回國之時，攜去經論章疏二百十六部四百六十一卷、圖像十鋪、

道具九種、阿闍梨付屬物十三種。返日之後，先講大日經疏於久米寺。西元 816 年開創高野山金剛峰寺之修行道場，西元 823 年得到嵯峨天皇賜其教王護國寺作為真言宗之根本道場，

確立宗團之發展。教王護國寺又稱東寺，因此空海所創之真言宗又稱東密。

與空海同一年到中國求法的最澄所創之密教天台宗，又稱台密，是當時日本密教最重要的兩派。空海過世後 86 年，醍醐天皇追贈諡號弘法大師。

宗團確立以教王護國寺之東寺為本寺，高野金剛峰寺為末寺之本末制度。

其後，儘管高野山一度因遭雷擊而發生火災而呈衰微，之後仍然得到皇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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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貴族之經濟支援而得以持續發展。

然而，由於在真言密教之實踐，也就是作法與修法上之差異，宗團也在平安後期開始分出不同的宗派。11 世紀末興教大師提倡秘密念佛思想，創建大傳法院，舉行大傳法會，希望不受東寺之管理而獨立，但沒有成功，因而退居根來山，成為「新義真言宗」，

原有之系統為「古義真言宗」。

「新義真言宗」在根來山之根來寺與大傳法院亦興盛一時，但是後來因豐臣秀吉之討伐而成灰燼，遂入長谷寺，

成為真言宗豐山派之總本山。之後，

德川家康在京都建智積院，成為智山派之總本山。

江戶時期，幕府採取新的宗教管理制度，各宗派之僧侶都必須領有許可，

也就是各宗團都受到幕府之監督；同時也建立「寺壇制度」，每一個人都必須隸屬一所寺院，以寺院來掌控戶籍，使寺院成為管理人民的行政機關，

也確保了寺院穩定的經濟來源。

明治時期，新政府推行「神佛分離」，相隨的就是排佛之「廢佛棄釋」政策。

真言宗寺院受到很大的影響，如神宮寺被改為神社，有的僧侶脫離僧籍加入神職或還俗等。同時，政府要求要強制沒收寺院名下的土地，有的寺院就因而無法經營而廢寺。

另一方面，新政府的宗教政策為一宗一管長制，因此古義與新義真言宗只有輪流擔任管長。但是，西元 1878 年以仁和寺為首之七寺脫離古義真言宗，獨立稱為西部真言宗，自行設置管長；新義真言宗亦自設管長，使真

言宗出現有三位管長。政府要求他們仍然必須整合，次年即恢復以東寺為總本山。

然而，各宗之間仍然持續醞釀著要求獨立的氣氛，到 1890 年高野派、御室派、大覺寺派、醍醐派、智山派、

豐山派、真言律宗終於得到獨立之許可；1907 年東寺派、山階派、湧泉寺派、小野派亦分別獨立。1941 年二次世界大戰中，日本政府之宗教政策又將各宗派強制結合為大真言宗，但是戰後各派又各自獨立，分別成立宗教法人。

密教的內容，分教相及事相兩部，

教相屬於教理，事相則為行法。所謂行法，即在加持祈禱的身、口、意三密，特別重視護摩（意為焚燒）法，

共有六種：消除惡難的息災法、增進福利的增益法、召集善神的鉤召法、

折伏惡邪的降伏法、祈請諸佛菩薩之護持的敬愛法、祈求增長壽命的延命法。以致大至國家事變，小及日常茶飯，皆不離開密法的作持。

伴於密法之盛行而生的，又有許多法會，例如大極殿之御齋會、藥師寺之最勝會、興福寺之維摩會，稱為南都三大會；圓宗寺的最勝會及法華會、

法勝寺的大乘會，稱為北京三大會；

宮中真言院的（年終）後七日御修會。

此外尚有一代仁王會、臨時仁王會、

灌佛會、盂蘭盆會、佛名會等等。

由於日本密教真言宗是空海自中國學習而來，在他所著之「秘密曼荼羅教付法傳」與「真言付法傳」中，

記有真言密教之起源與付法七祖、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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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七祖的傳記，大多數真言宗佛寺會在本堂奉祀包括弘法大師之傳法八祖畫像，成為真言宗佛寺的一個特徵。

付法八祖為：大日如來、金剛薩埵、

龍猛菩薩、龍智菩薩、金剛智三藏、

不空三藏、惠果阿闍梨、弘法大師；

傳持八祖為：猛龍菩薩、龍智菩薩、

金剛智三藏、不空三藏、善無畏三藏、

一行禪師、惠果阿闍梨、弘法大師。

此外，真言宗在日本所創設的大學主要包括有：高野山大學、種智院大學、大正大學、京都嵯峨藝術大學等。

真言宗來台佈教過程

日本真言宗來台灣傳教的宗派是高野派與醍醐派。高野派全稱為「高野山真言宗」，是日本真言宗各派中勢力最大的一派。該派之隨軍佈教使來台時間甚早，初期布教師有掠本龍海、

小柴豐嶽、小山祐全等人。在明治 29 年（1896）年時，小山祐全即與淨土宗、真宗本願寺派、曹洞宗與日蓮宗等五宗派僧侶共同提出「台北縣轄下之文廟、武廟、天后廟、城隍廟、谷王廟、魯公廟與昭忠祠等七宮廟下賜建議案」，雖後來雖未獲得台北縣與總督府之同意，但可看出真言宗在日治初期在台灣佈教上，呈現出積極的態度。

　明治 32 年(1899)7 月，真言宗在新起橫街設立布教所，設有台北護國十善會宿舍及旅舍等設施。由於首任布教監督小山祐全的努力，後於明治 43 年（1910）得到信徒捐獻、本山高野山金剛峰寺撥款補助，在台北市西門町興建新高野山弘法寺。弘法寺的傳

教及社會事業都頗具規模，並且該派且在其他各地的主要寺院及布教所中，

也往往設有補習學校及婦人會。

依據日本昭和 44 年（1969）刊行的

《佛教大年鑑》所載，該派在台灣所設的弘法機構，共有十八處，分別設立在台北、台南、台中、基隆、新竹、

嘉義、高雄、花蓮等地。

　目前被指定為三級古蹟之慶修院即為真言宗高野派吉野布教所。大正 5 年（1916）釋智猛奉高野山總本山派令前來花蓮，在當時的日本人移民村吉野村設立布教所。他先興建居住之寮房，初步安定後，即巡迴托缽募款籌建布教所，後來於大正 10 年與高木由美結婚，大正 13 年在吉野村生下長子，昭和 4 年生下次子，昭和 10 年再生下女兒，可以說在此落地生根。吉野布教所戰後因有人接管，成為慶修院，香火不絕。2003 年修復完成，開放參觀後，參訪遊客絡繹不絕，現在不但是花蓮之觀光據點，也成為殖民時期日本佛教在台發展之歷史證物。

除了高野派之外，醍醐派也在大正 15 年（1926）傳入台灣，先後在台中及台北設立布教所。該派社會事業未見從事，但在弘法事業方面則頗有業績。昭和 16 年，由於宗教團體法之要求，高野派與醍醐派整合為一，至昭和 17 年（1942），真言宗在台共有信徒 19854 人（日本人 10786 人，台灣人信徒 9068 人）。

（二）淨土宗

日本淨土宗之創立與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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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時代雖然就有淨土信仰的流行，

但一直到鎌倉初期，源空才正式創立淨土宗。源空，亦名法然上人（西元 1133-1212 年），13 歲登比叡山，學天台教。後又遊歷諸方，參訪碩學，

頗有才學之譽。西元 1168 年以後，隱居比叡山之黑谷，尋覓出離之要道，

披閱源信的往生要集，又見善導大師的「觀無量壽經疏」中所說：「一心專念，彌陀名號，行住坐臥，不問時節久近，但能念念不捨，是名正定之業。」因而歸命，專修念佛。是年源空 43 歲，後人即以之為淨土宗的開教之年（西元 1175 年）。

自此之後，源空即下比叡山，大弘專修念佛之教，由於過去的佛教宗派多只傳授給有學問或有財力者，而源空所授之念佛則無論是什麼人，無分男女，都可以來修行，因此發展極為迅速。然而也因此受到其他各宗包括南都及北嶺（比叡山）等其他佛教宗團之反對。比叡山一派於 1204 年集議制止專修念佛之流行；南都方面則以源空輕忽佛戒，好謗他宗，排斥餘行的理由，於 1205 年向朝廷奏請糾彈。

故到 1207 年，朝廷即宣令取締，並處源空師徒以重刑：計判死刑者四人，

流刑者源空等八人。至 1211 年，源空終於蒙赦歸京都，住於東山大谷，但他已經七十九歲，第二年即示寂於彼。

在他死後，宗團雖仍屢受舊派的迫害摧殘。直到 1244 年才獲賜號通明國師，

1688 年東山天皇賜諡號圓光大師。滅後五百年，又由中御門天皇賜號東漸大師。

源空所著之「選擇本願念佛集」為淨土宗之根本聖典，然而在他死後，

各弟子對教義之解釋有微妙之差異，

因此後來就形成不同的流派。例如：

聖光房辨長上人所成立之淨土宗鎮西派，善慧證空上人所成立之淨土宗西山派，皆空房隆寬律師所成立之長樂寺流，覺明房長西上人所成立之九品寺流，成覺房幸西上人倡導一念義，

還有親鸞聖人更獨立出淨土真宗的新宗派。此外，西山派也分出了一遍上人所創的時宗。淨土宗、淨土真宗、

時宗，都是源空系下所分出的三大流，

迄今仍為日本佛教中相當大的宗派。

除了淨土真宗與時宗獨立為新教外，

其他的淨土宗分支，在鐮倉與室町時期經歷了更為分裂的狀態與起落，後由鎮西派中之白旗派再興的知恩院得到天皇認可為淨土宗本寺，之後也獲得德川家康的保護，成為大本山。明治時期之「廢佛毀釋」之際，白旗派採取力求現代化之策略，繼續領導鎮西派之統合，成為今天之淨土宗本派。

西山派則另行獨立，現在成為西山淨土宗、西山禪林寺派與西山深草派三派分立之狀況。

淨土宗所奉祀的本尊為阿彌陀如來，

左脇侍為觀音菩薩，右脇侍為勢至菩薩，以及祖師與高僧像，左為善導大師，右為法然上人，二祖為弁長上人，

三祖為良忠上人。淨土宗所設立的大學有佛教大學與東海學園大學。

淨土宗來台布教之過程

由日本研究者松金公正所做的關於淨土宗來台布教之研究成果中，可以得知甲午戰爭結束後，淨土宗外征士卒慰問使的林彥明，在 1895 年 5 月 23

(12)

日受命擔任近衛師團從軍慰問兼佈教使，6 月進入台北。林彥明所屬的近衛師團是為了討伐以台灣民主國為主的反對勢力，特別派遣來台灣的軍隊。

林彥明隨著此軍討伐的過程，從台北南下至彰化與台南。

林彥明隨著軍隊到達台南之後，同年 10 月佐藤大道與橋本定幢來到台灣。

佐藤與橋本二人先到台南去訪問林佈教使。然後，接續林的任務，跟著軍隊一起，以南部為中心進行佈教活動。

但是，橋本認為必須要視察北部的宗教情況，所以他於 1896 年 1 月回到日本宗務所做完報告之後，立刻再前來台灣，改以台北為中心展開佈教活動。

因橋本的身分就是隨軍佈教使，所以他主要工作就是在部隊中對軍人進行說法或舉行喪事與法會。他常應軍隊和官方的邀請，為亡者讀經和舉行追悼會。橋本在舉行追悼會的場合結識真言宗和真宗本願寺派的僧侶，他們在 1896 年 6 月 21 日組成台灣開教同盟。他們的規約中對在台灣佈教定有兩個重點，第一是安撫亂後的民心，

第二為展開慈善事業。

橋本自己認為最重要的幾件事，包括：第一、應透過本地語言進行台灣的佈教工作。他不但積極學習本地的語言，也希望有意願學習台灣本地語言的布教師來台。第二、成立日本佛教各宗派之間的合作體制。也就是在台灣開教同盟規約中所記「開教以和平為本，互相提攜」。佛教會館與台灣佛教聯盟即在這樣的想法之下設立。

第三、他認為軍隊和官方的幫助是不

可或缺的。因此平常跟軍部和官方都有來往。第四、為了理解台灣的宗教，

必須到各地進行實際的視察。他自己就到含括基隆、台北附近以及新竹到大甲的西海岸，以及宜蘭以及原住民住的地區去佈教。另外，除了自己的視察之外，也從當時從屬於各部隊的軍人僧侶處獲得資訊。再者，橋本認為慈善事業對台灣佈教有益。同時，

他有計劃的設立國語學校、開設佛教會館以及佛教圖書館，藉以開展在台灣的教化活動。

儘管他促成了台灣佛教聯盟之設立，

建立了宗派之間的合作體制基礎，在這合作關係之下，開展慈善事業和監獄佈教。但是，這些都只是初步階段，

宗派之間的合作關係如何持續、經費上的問題，以及官方對佛教漠視的態度等，使得後來的發展並不如原先之預期。

由於橋本認為佈教使應學習本地的語言來傳教，這樣本地人才可以接受這個宗教。所以，他寫信寄給宗學本校的大橋麟廓，請求推薦一些熱心且可以學會本地語言的佈教使來台。結果 1896 年 6 月武田興仁與仲谷德念決定渡台。但是，還有經費上的問題，

後來得到不染信翁等人發起組織台灣傳道援護會事務所，募集義捐金，得到為數頗多的捐獻，得以擴大佈教活動。不料 1897 年 6 月 17 日武田因病去世，宗團遂於 1897 年 7 月 9 日派遣白石堯海與岩井智海到朝鮮、台灣、

沖繩、鹿兒島等地區視察。

1898 年 4 月舉行第二臨時公會，制定了開教區的制度。包括日本的鹿兒

(13)

島與沖繩、台灣與澎湖、韓國與夏威夷等地被制訂為開教區，編列預算，

積極展開傳教。其中，台灣教區所編列的預算有 4000 日圓，相較於韓國 2000 日圓、夏威夷 600 日圓，可以說是編有最高的預算。預算中包括有布教師之年俸、布教費、旅費、語言教授之年俸、學生補助費與學校創設費等，由此也可以得知布教僧侶在台灣學習當地的語言，還有教育台灣人，

被視為在台灣傳教之主要工作。

實際建築之興建，則可由總督府公文檔案中，得知明治 30 年（1897），

日本大阪源正寺住持祖父江聖善提出資金募集申請，希望興建忠魂堂，以祈求國家寧靜，並奉祀北白川大將與南征軍人戰死者。明治 33 年（1900），

祖父江聖善提出興建本堂、方丈、庫裡、樓門、納骨所之申請，次年獲得許可。直到明治 39 年（1906），方丈、

庫裡、納骨所與樓門才興建完成，舉行入佛寺。明治 40 年(1907)，城內之臨時布教所遷往圓山的忠魂堂內。

大正 15 年(1926)，在台北的樺山町興建規模宏大的淨土宗台北別院，也就是今天的善導寺所在。原有建築也一直沿用到戰後。此外，在台南等地也建有寺院及布教所。

在社會、文化事業方面，淨土宗實際在台南建有一所專供台灣人子弟求學的教育機構─台南學堂。台南學堂在大正 13 年（1924）改為台灣商業學院，學生約 300 名。創校者為該宗布教師秋田貫融。

此外，該宗設在台灣各地設立的佛寺與布教所，也大多附設有補習學校及婦人會。鳳山布教所的村瀨義海，

還設有佛教文化研究會，致力於提高佛教研究的水準。昭和 9 年（1934）

發行有《凡聖》月刊。

淨土宗到昭和 17 年（1942）共計有信徒 19141 人（日本人 13719 人，台灣人 5422 人），在台灣的寺院有八座，

布教所有四所，教會所有二十所，在台灣的開教總監是台北開教院的主持人田村智學。

除了淨土宗本派之外，該宗的別派

─西山深草派也在昭和 4 年（1929）

傳入台灣。當時的布教師兼子道仙在台北市御成町設立布教所。其後，又在北投設立善光寺。依據台灣總督府的資料顯示，昭和 10 年（1935）該宗在台灣的開教總監為善光寺住持中野全能。到昭和 17 年（1942）共計有信徒 2625 人（日本人 2350 人，台灣人 275 人），與淨土宗本派之信徒數量相距甚遠。

建築特色

由於台灣總督府對佛寺設立的規定，

佛寺必須有本堂與庫裡，另外為招募信徒而舉辦各種活動而出現有會館建築，佛寺即主要由這些建築所構成。

1 真言宗之佛寺建築

由總督府檔案之圖面以及其他資料中之照片中，可以知道日治時期真言宗之佛寺建築樣式。

1910 年興建完成的弘法寺本堂為重

(14)

簷歇山頂，唐破風門廊，是純粹的日式木造建築，庫裡亦為日式木造建築。

1920 年又興建鐘樓。

二次大戰結束後，日本人離去後，

戰爭中被強制拆除的新興宮，將暫置於龍山寺的神像請至弘法寺，後來改名為天后宮。但民國 42 年底，廟後舞廳發生大火，延燒至此，民國 48 年進行重建，成為今天所呈現的閩南建築形式。

目前弘法大師像仍供奉於左側殿，

每年日本高野山金剛峰寺與東京別院都會輪流派遣高僧來此舉行禮佛法會。

此外，庭園仍留有弘法大師立像，以及日治時期造的銅鐘。

1914 年設立的台中佈教所，於 1922 年建築完工，到 1928 年申請成立大師寺時，有約 24 坪大的本堂，佛壇所在之「內陣」為木地板，「外陣」鋪榻榻米。本堂右側有庫裡相連，有三間八帖房間，與鋪木地板的廚房。

而 1916 年開始逐步興建的花蓮港佈教所則仿高野山金剛峰寺御影堂興建，

因此本堂為「寶型」屋頂，與庫裡以廊道相連。

二次大戰結束後，由於花蓮港佈教所由交接時的通譯介紹適當的佛教徒管理，改名「慶修院」，雖經過幾次整修，本堂大體上仍維持原有建築風貌。目前經過文化局發包修復，於 92 年完工後，委託公益組織管理。

本堂建築入口處有「向拜」，保留

原有日式木構件。周圍有高架簷廊，

內部有「外陣」高於迴廊，「內陣」

又高於「外陣」。

由於弘法大師曾在日本四國遍巡八十八所寺院修行，因此真言宗寺院常在庭院供奉八十八所寺院的佛像，以讓不易到四國的信徒，也能參拜。目前在花蓮慶修院即保留有部分的石佛。

只是目前寺院內的其他建築配置已有所改變。

2 淨土宗之佛寺建築

淨土宗最早於 1896 年先在台北圓山公園內設立忠魂堂，後於 1935 年在樺山町新建寺院，同時日本政府將清代的台灣府廳舍遷建至圓山公園後，將老舊的忠魂堂移至原廳舍，成為使用閩南式建築空間的日本佛寺。

　由於原位於圓山公園內的忠魂堂佈教所位置較為偏遠，同時面積較小，

木造建築有腐朽的狀況，因此新建的台北別院於大正 14 年申請，次年開工基地有二千坪。以約七百戶信徒捐獻維持。昭和二年興建會館與庫裡，昭和三年興建門，昭和四年興建本堂，

昭和五年末竣工。建築由台灣土地建物株式會社設計。

　庫裡為日式木造建築，有兩個玄關，

事務室兼接待室，共有三十帖的書院與次間，有八帖、六帖與四帖半三個房間的居住空間，以及食堂與廚房等服務空間。庫裡與本堂和會館以廊道相連。庫裡與附屬的走廊、廁所等為木造建築，結構材與外觀可看到的地方使用紅檜，其他則使用日本杉或福

(15)

州杉。屋架為日式，大樑為紅檜，其他混用日本杉與福州杉。屋頂鋪日本棧瓦，下層緣側鋪鍍鋅鐵板。

　會館則為西式拱窗屋身與日式屋頂，連接日式八帖與三帖空間作為準備室，有舞台與門廊。建築構造為磚造，西式木屋架上架椽木，鋪六分杉木板，上葺「土居」，鋪日式棧瓦，

門廊與雨庇為鍍鋅鐵板。外部為洗石子、清水磚裝修，門廊山牆面為「半木」式。內部地坪為水泥砂漿粉光，

舞台為雙層木造。牆面為白灰漿粉刷，

天花露出一部份屋架，混用木板天花與白灰漿粉刷。

　本堂為日式建築，內部分隔為內外陣，外陣有榻榻米鋪呈凸型，入口部分則為「土間」，可穿鞋進入。內陣設有須彌壇，後側有準備空間。建築基礎與牆身為鋼筋混凝土造，屋架為鋼骨，屋頂是在金屬網混凝土上葺日本製瓦。外部台度與階梯以洗石子裝修，其他以水泥砂漿粉刷，上塗特殊漆，欄杆為木製。內部為雙層木造抬高地板，內陣為畫板，榻榻米下鋪杉木板，「土間」以水泥砂漿粉刷；牆面塗油漆或白灰漿粉刷，天花使用紅檜和白灰漿做成「折上格」天花。須彌壇與左右祭壇為檜木上漆，內外陣之間以欄杆分隔。門窗框皆採用紅檜材。

　基隆的明照寺於明治 45 年興建，

在 150 坪的基地中興建相連之 24 坪的本堂與 16 坪的庫裡（二層）。

　嘉義的高明寺於大正 15 年開工預

計於次年完工，在 571 坪的基地上，

興建共約 60 坪之本堂與庫裡。申請者除日本人佈教師外，其餘多為台灣人。

本堂為磚造，木屋架一部份為西式屋架，一部份為和式屋架，上鋪日本瓦。

雖為磚造，但內外觀仍盡可能呈現日式木造特色。內部空間之內陣為架高地板，有三層高低不同的空間，而外陣則為夯土。庫裡為木造，外部台度為磚砌，上為日式雨淋板。與本堂後側相連，內有八帖與六帖房間。

　花蓮淨光寺（目前已因火災而燒毀），於大正 5 年獲得許可興建本堂 31 坪，庫裡 18 坪，次年落成。先於大正 3 年申請花蓮佈教所。位於郵局與小學校側。本堂有外陣與內陣。

　西螺教會所於 1917 年，現存本堂有「向拜」與日式花燈型窗。

　嘉義法隆寺目前為嘉義縣佛教支會，建築雖有改變，但入口處仍留有日式「駝峰」構件。

羅東的昭應宮則於 1938 年轉為日本淨土宗佈教所。

結論

在台灣的日本殖民時期，真言宗與淨土宗皆積極的在台吸收信徒，建立寺院。

真言宗為密教，必須有加持祈禱等秘密儀式之修行場所。平安時代以「正堂」與「禮堂」二棟相連之「雙堂」

形式佛堂。鎌倉時代轉變為包括有供奉本尊與修行之「內陣」，以及讓信徒禮佛之「外陣」兩個空間之密教本堂形式。

(16)

因此，之後的真言宗本堂平面多呈方形，以柱列分為「內陣」與「外陣」，

「內陣」兩側有「脇陣」，後有「後陣」，內有佛壇。

日治時期在台灣興建的弘法寺與現存的慶修院，基本上仍屬這樣的形式，

有明確分隔的「內陣」與「外陣」。

外觀則有歇山（「入母屋」）或「寶形」。

另一方面，淨土宗也受到平安時期開始形成的密教本堂之影響，內部以

「結界」（設有欄杆）分出「內陣」

與「外陣」，「脇陣」被分在外，因此「外陣」呈現「凹」字形。「內陣」

內部在四天柱內設有須彌壇，是淨土宗的代表形式。

日治時期在台灣興建的淨土宗本堂仍然有「內陣」與「外陣」的設置，

只是「外陣」面積較大，「結界」呈直線，與日本之本堂形式略有不同。

還有就是在室內空間的「外陣」留有不一部份可穿鞋進入的「土間」。

此外，可能由於地方風土的關係，

儘管外觀呈現日式木構造，而實際上出現好幾個使用磚與鋼筋混凝土構造的寺院。

真言宗與淨土宗雖然屬於不同的宗派，但由於在日本的兩宗派本堂本來就相當相似，因此在台灣興建的本堂從平面與建築外觀來看，也不易分辨。

尤其淨土宗的特徵沒有特別被呈現，

使得台灣的真言宗與淨土宗本堂更顯

得形式差異不大。

同時，由於真言宗與淨土宗都積極吸收台灣人信徒，因此也都有台灣傳統佛寺轉為本堂使用的例子。還有，

戰後真言宗與淨土宗所興建的日式寺院都有轉為台灣廟宇使用，許多寺院都仍然延續作為宗教空間而使用至今。

包括真言宗台北的天后宮、花蓮的慶修院，淨土宗善導寺、觀宗寺、嘉義縣佛教支會等。

日本真言宗佛寺與淨土宗佛寺雖然與台灣本土佛寺差異較大，但由於台灣人信徒相當多，戰後宗教信仰之機能多能延續，在使用上也以保持佛寺之機能為主。

因此，今後之保存與活用可在了解日式本堂建築特色之同時，顧及適合現代化使用與發展之需求，順應地形，

配合未來使用方式之前提下，思考寺院的現代走向。

四、計畫成果自評

本研究本研究所得到之成果為：

完成之工作項目

1.臺灣日治時期日本真言宗與淨土宗所建之佈教所總表

2.臺灣日治時期日本真言宗與淨土宗所建之佛寺總表

3.臺灣日治時期日本真言宗與淨土宗佈教過程與範圍

4.臺灣日治時期日本真言宗與淨土宗建築之興建背景

5.臺灣日治時期日本真言宗與淨土宗建築與空間之特色

6.臺灣與日本本土真言宗與淨土宗建

(17)

築之比較

7.臺灣日治時期日本真言宗與淨土宗海外傳教建築之主要變遷過程對學術研究、國家發展及應用上的貢獻

在學術研究上填補台灣日治時期建築史中，關於日本佛教建築中真言宗與淨土宗之建築特色形成與發展，以及與當時社會背景之關連。

在國家發展上，面對全球化與在地化之課題之際，能由歷史發展的過程中，尋求文化資產適當的對應策略，也就是在地方特色發展的前提下，對殖民建築之保存與活化之在地性調查與研究，理解其歷史性角色，探討今後發展上之定位。

在實際應用上，對日治時期日本真言宗與淨土宗佈教所與佛寺之形成與變遷，

提供歷史性之發展脈絡，可由過去之社會背景之關連性，幫助思考被指定或登錄為文化資產之日本佛寺在保存活化上之可能性與發展性；並且在思考古蹟或歷史建築中關於殖民建築相關決策上，提供必要之歷史資料。

參與工作人員預期所獲得之訓練參與工作之研究生與大學部學生可得到文獻蒐集與整理、訪談與現地調查之訓練，並且能以國際視野來看待過去殖民時期之日本建築，對日本佛寺建築形式、台灣日治時期建築構法與材料、日本真言宗與淨土宗之佈教狀況與對台灣的影響等日治時期台灣之相關建築研究有所瞭解。

五、參考文獻中文書籍

1. 台灣總督府著，《台灣宗教調查報告書》，捷幼出版社，1993

2. 溫國良編譯，《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宗教史類彙編---明治 28 年 10 月至 35 年 4 月》，台灣省文獻委員會，

1999

3. 溫國良編譯，《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宗教法規史料彙編---明治 28 年至昭和 20 年》，台灣省文獻委員會，

2001

4. 江燦騰，《台灣佛教百年史之硏究:

1895-1995》，南天書局，1996 5. 江燦騰，《日據時期台灣佛教文化

發展史》，南天書局，2001

6. 增田福太郎，《增田福太郎名著─

臺灣的宗教的全面解讀》，博揚文化，2004

7. 傅朝卿，《日治時期台灣建築》，

大地地理，1999

8. 王美文，《閱讀「台北天后宮」》，

台北市天后宮管理委員會，2005 9. 翁純敏，《吉野移民村與慶修院》，

花蓮縣青少年公益組織協會，2007 10. 張素玢，《台灣的日本農業移民─

以官營移民為中心（1909-1945）》，

國史館，2001

日文書籍

1. 成田武司，《台北寫真帖》，成田

(18)

寫真製版所，1911

2. 加藤雄策，《日本佛教史》，受驗講座刊行會，1930

3. 臺灣建築會，《臺灣建築會誌》

4. 徐壽，《臺灣全臺寺院齋堂名蹟寶鑑》，國清寫真館，1932

5. 毛利之俊，《東臺灣展望》，東臺灣曉聲會，1933

6．浄土宗海外開教のあゆみ編集委員会編，《浄土宗海外開教のあゆみ》，

浄土宗開教振興協会，1990

7. 飯塚俊夫、山中龍淵編集，《台灣開教の步み》，日華佛教文化交流協會，1989

8. 文化庁歴史的建造物調査研究会，

《建物の見方しらべ方―江戸時代の寺院と神社》，ぎょうせい，1994

期刊論文

1. 松金公正，〈日據時期日本佛教之台灣佈教--以寺院數及信徒人數的演變為考察中心〉，《圓光佛學學報》，第三期，1999

2. 溫國良，〈日治初期日人佔用台灣寺廟概況〉，《台灣風物》，49 卷 2 期，台灣風物雜誌社，1999 3. 江燦騰，〈日本帝國在臺殖民統治

初期的宗教政策與法制化的確立〉，

《中華佛學學報》，第十四期，2001 4. 王惠君，〈臺灣日治初期之日本佛

寺建築〉，《臺灣博物》季刊，25

卷第一期，2006

5. 松金公正，〈日本殖民初期台灣における浄土宗布教方針の策定過程

（上）（下）〉，《宇都宮大学国際学部研究論集》第 13，14 号，日本，2002

6. 松金公正，〈關於日據初期日本佛教從軍布教使的活動─以淨土宗布教使橋本定幢「再渡日誌」為例─〉，

《圓光佛學學報》第 3 巻，1999 7. 鷲見定信，〈淨土宗の海外布教─

明治期を通して〉，《佛教文化研究》第 30 巻，1985

8. 溫國良，〈日據初期日本佛教建請台北七官廟下賜始末〉，《台北文獻》直字 129 期，1999

9. 《淨土教報》、《淨土》等碩士論文

1. 江佩蓉，《臺灣日治時期日系佛教建築之研究》，成功大學碩論，2001 2. 巫奇昇，《臺灣日治時期日本佛教

建築之探討》，台灣科技大學碩論，

2001 網頁

1. 台灣總督府公文類纂

http://db.th.gov.tw/%7Etextdb/test/soto kufu/

2. 國史館_典藏數位化資料查詢

http://www.th.gov.tw/sotokufu.htm

(19)

六、附表與附圖：

表─1 日治時期日本真言宗在台興建之寺院與布教所初步整理

名稱地點現況創立時間

弘法寺台北州台北市西門町一丁目

天后宮

明治 32 年先設佈教所，明治 43 年興建完成弘法寺

基隆支部台北州基隆市入船町 3-6 明治 45 年落成

新竹支部新竹州新竹市南門町四丁目一大正 10 年落成

竹本布教所新竹州竹東郡竹東街竹東 252 台中布教所支

部（大師寺）台中州台中市新高町

大正 3 年設立佈教所，昭和 3 年大師寺落成

埔里支所台中州能高郡埔里街茄苳脚 51 城隍廟嘉義支部台南州嘉義郡嘉義街西門外 846

台南支部(台

南布教所) 台南州台南市末廣町 ^{明治 34 年設立} 打狗支部高雄州高雄市打狗下山町 10 大正 4 年開教式

東港布教所高雄州東港郡東港街東港 660

花蓮港布教所花蓮港廳花蓮港吉野區中園三級古蹟慶修院

大正 5 年後逐步興建

林田村支部花蓮港廳鳳林郡林田南剛 125

表─2 日治時期日本淨土宗在台興建之寺院與布教所初步整理

名稱地點現況創立時間

忠魂堂台北州圓山明治 33-39 年興建

台北別院台北州台北市樺山町善導寺昭和 5 年完工

淡水布教所台北州淡水郡淡水街淡水觀宗寺

基隆明照寺明治 45 年

瑞芳教會所台北州基隆郡瑞芳街龜潭堵

新竹教會所新竹州新竹市黑竹町淨土寺竹東教會所新竹州竹東郡竹東街

南河布教所新竹州竹東郡橫山庄南河大溪教會所新竹州大溪郡大溪街台中教會所台中州台中市柳町大肚教會所台中州大甲郡大肚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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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山教會所台中州竹山郡竹山庄德山寺埔塩教會所台中州員林郡埔塩庄

北港教會所台南州北港郡北港街咬狗布教所台南州斗六郡斗六街咬狗

海豐崙布教所台南州斗六郡海豐崙 425 湖山大仏寺

嘉義高明寺大正 15 年開工

嘉義法隆寺台南州嘉義市北門街嘉義縣佛教支會

西螺教會所台南州虎尾郡西螺街虎尾寺大正 6 年

虎尾布教所台南州虎尾郡虎尾街虎尾台南教會所台南州台南市塩埕町高雄教會所高雄州高雄市榮町

麟洛教會所高雄州屏東郡長與庄麟洛

赤山岩布教所高雄州東港郡新園庄田洋子 54-1

台東教會所台東廳台東街東榮町大正年間

新港教會所台東廳新港支廳新港

羅東教會所台北州羅東郡羅東街竹林昭應宮昭和 13 年轉為教會所

玉里教會所花蓮港廳玉里庄玉里花蓮港佈教所

（淨光寺）花蓮港廳花蓮街 ^{大正 5 年}

圖 1. 1930 落成的真言宗弘法寺（台北寫真帖）。

(21)

圖 2. 弘法寺庫裡。徐壽，「臺灣全臺寺院齋堂名蹟寶鑑」，國清寫真館，1932

圖 3. 弘法寺全景。徐壽，「臺灣全臺寺院齋堂名蹟寶鑑」，國清寫真館，1932。

圖 4. 台中大師寺平面圖《公文類纂》

(22)

圖 5. 興建於大正年間的花蓮佈教所（慶修院）

(23)

圖 6. 淨土宗台北別院平面圖

圖 7.淨土宗台北別院立面圖。

(24)

圖 8.淨土宗台北別院庫裡。徐壽，「臺灣全臺寺院齋堂名蹟寶鑑」，國清寫真館，1932。

(25)

圖 9. 淨土宗台北別院會館。徐壽，「臺灣全臺寺院齋堂名蹟寶鑑」，國清寫真館，

1932。

圖 10.淨土宗明照寺平面圖。台灣總督府公文類纂　

(26)

圖 11.淨土宗高明寺平面圖與立面圖。公文類纂

圖 12 淨土宗淨光寺。

(27)

　圖 13 淨土宗台東佈教所，東台灣展望，毛利之俊-東臺灣曉聲會出版-1933

圖 14 　嘉義縣佛教支會（淨土宗法隆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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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會補助計畫衍生研發成果推廣資料表

日期:2011/11/01

國科會補助計畫

計畫名稱: 日治時期日本真言宗與淨土宗在台興建佛寺之背景與建築特色研究計畫主持人: 王惠君

計畫編號: 99-2221-E-011-090- 學門領域: 建築都巿

無研發成果推廣資料

日治時期日本真言宗與淨土宗在台興建佛寺之背景與建築特色研究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 成果報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