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土法煉鋼」到「科學化訓練」：運動科學專業與高中排球甲組教練的協力共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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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台灣大學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College of Social Scienc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Master Thesis

從「土法煉鋼」到「科學化訓練」：運動科學專業與

高中排球甲組教練的協力共作

From “Primitive Steelmaking” to “Scientific Training”:

The Collaborative Works of Sport Science and High School Volleyball League Coaches

林亮穎 Liang-Ying Lin

指導教授：黃克先博士 Advisor: Ke-Hsien Huang, Ph.D.

中華民國 109 年 7 月

July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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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給在體育基層默默努力付出的所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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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謝

在交論文出去的前一刻為止我都還沒有碩士生涯結束的感覺，好像直到最後一刻我都在繃緊神經的生活慣性中持續匍伏前行，但能夠在我對於社會學失去最後一點興趣之前結束，也是個恰如其分的終點呢，真好。

唸碩班一直是我自私的決定，抱持著為了幫高中的自己圓夢而過度膨脹的覺悟，以為自己可以堅持走完這三年，但實際上我經歷了很多想要放棄的時刻。好在身旁一直有人默默地扶持我，一路走來，我才能寫出來。我想在這裡花一些篇幅細數他們對我的幫助，再自私一下感謝他們。

首先我要感謝父母，雖然你們聽到我要唸三年大聲地「蛤」了一聲，也並不清楚我正在唸的東西，但還是沒有多說什麼，繼續資助我唸書，沒有你們容忍我的任性，我沒有辦法寫出這本論文。我也要感謝我的指導老師黃克先，老師在田野以及寫作方面的指導嚴厲但不會過度限制，讓我能夠很自由地去呈現我想說的故事。謝謝嘉苓老師在論文大綱口試的階段性建議以及最後口試的意見。謝謝文蘭老師撥空成為我的口試委員，老師豐富的田野經驗也給了我很寶貴的建議。

感謝在碩士期間願意讓我擔任研究助理與教學助理的老師們，讓我不至於陷入經濟的困頓。感謝克先老師聘我當助理和助教，在我有限的時間內給了我有餘裕的空間寫作，但也不至於讓我過於繁忙；感謝明修老師聘我擔任研究計畫的助理。感謝東升老大願意放手讓我去帶社甲助教，雖然很累但很有成就感；感謝願意聘任我擔任社丁助教的老師們，范雲老師、妤儒老師、嘉苓老師、中興老師。謝謝系辦的瑜焄總是不厭其煩地幫系上的碩士生處理各式疑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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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症，辛苦了；謝謝帝宇老闆娘何繡容女士慷慨地協助窮學生的我們不至於被昂貴的書籍阻礙我們對學術的追求。

同儕的支持一直是我在獨自面對論文的時候很重要的精神支持。我想感謝 R06 的研究夥伴們：珮宸、詠馨、冠良、永昌、璇嬋、俊植、敬柔、瑞清、學穎、珮文、孟臻。你們在論文自救會不吝惜地給予我指教是我精進文章很大的幫助，也在生活上給予我很多支援，一起吃飯、耍廢、崩潰寫 memo，都是很棒的回憶。我也要感謝 R05 的宇修和振傑給予我的精神支援。我還要感謝軍紀處的室友們在生活中的照顧與扶持：廖廖、敬廷、冠維、米謝 a.k.a 大貓還有韋宏，特別是韋宏在學術上的提攜以及精神上的支持。其他好朋友還包括

Shelly、柏諭、趙公、彥汝、巧于、旆君等人。還有我最可愛的伴侶胡文，在我寫論文崩潰之虞還是願意支持我、容忍我，我們一起度過很多很艱困的時光，

謝謝妳。

最後，我想感謝我的田野海風高中。很抱歉只能用化名代為感謝，但我想正如同你們的精神一樣，你們是在逆風中不斷成長、茁壯而且拼命努力的一群人。我很感謝你們對於外人的我如此接納，如果沒有當初你們的熱情邀約，不會有這篇論文的誕生。特別感謝教練肆哥、民間友人鳴人的引介，非常謝謝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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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台灣體育圈一直受到國家功績主義的高度影響。為了追求運動功績，國家在教育體制由下到上打造培訓運動專業的升學體制。然而，過度追求功績的結果則導致從基層就開始土法煉鋼，在後續的賽事中飽受批評。本文試圖呈現高中體育班的排球教練與運動科學之間的專業合作，從資源貧瘠的基層開始出發，突破舊有的土法煉鋼。雙方在追求競賽成績的同時，關照選手更長遠的生涯，包括學業、不帶傷痛的身體、重訓的知識等。本研究以專業化的理論視角，說明運動科學專業如何建立自身專業，同時又如何在實作中與教練分工合作。研究發現，國家功績主義建立的運動專業培訓體系，形成封閉的系統，不僅再生產了土法煉鋼，也阻隔運動科學的進入，但運動科學專業反而引用基層崇尚「模仿冠軍」的邏輯進入基層建立合作關係。而透過進入排球甲組的田野觀察方式，本文發現教練與運動科學各自有不同的劃界工作：教練試圖與「老教練」劃界，區分訓練的「操」與

「練」；體能訓練師則以評估和訓練計畫區分過去土法煉鋼的亂練；而運動防護員則以評估和預防區分過去土法煉鋼對於傷痛的忽略。三者則在資源有限的條件下區分彼此的管轄權與確認合作關係。基於對話劃界工作與管轄權的概念，本文提出協力共作（collaborative work）的概念，說明運動專業在基層以教育為目標進行專業間合作，同時透過協作教育的訓練實作突破國家功績主義。

關鍵字：體育班、排球、土法煉鋼、運動科學、專業社會學、協力共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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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port education in Taiwan has long been influenced by national meritocracy.

Aiming for success and merit, the state builds a bottom-up education system for the sport profession. However, the so-called “primitive steel-making” resulting from the excessive pursuit of merit draws criticism in the ensuing sport events. This thesis aims at presenting the collaboration between HVL(High School Volleyball League) coaches and sport science professionals, through which they start up from poor grass-root and break the primitive steel making. While pursuing merits, both coaches and sport science professionals concern the players’ long-term career, including their academic performance, prevention from chronic pain, and knowledge of physic training. This study draws on the theory of professionalization to explicate how sport science professionals establish their profession while collaborating with the coach in practice.

First, the training system of sport profession, which was built by national meritocracy, became a closed system, which not only reproduced the primitive steel making and stopped sport science from entering. However, sport science professionals take advantage of grass-root’s logic of "imitating champion” to enter grass-root and set up a collaborative relationship. Through the field work in HVL school, this thesis’s second argument is that there are separate boundary works of coaches and sport science professionals. Young coaches tried to make a boundary between old coaches by differentiating "Cāo"(overtraining) and "Liàn"(skill training); the strength and conditioning coach utilizes "assessing" and "training program" to differentiate itself from the blindly training; the athletic trainer utilizes "accessing" and "preventing" to differentiate itself from the neglect of hurt in primitive steel making. On the other hand, the three differentiate their jurisdictions among themselves and set up collaboration despite the dearth of resources.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jurisdiction” and “boundary work,” this study proposes the concept of “collaborative work” to explicate the inter- disciplinary collaboration between sport professionals and the coach in grass-root for educational purpose, and their breaking down of national meritocracy through the practice of collaborative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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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words: athletic class, volleyball, primitive steel making, sport science, professional sociology, collaborative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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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緒論

第一節前言

土法煉鋼過去一直是台灣體育訓練的寫照。這個詞彙被用來形容訓練方式的落後，例如在資源不足的基層時常因為訓練器材不夠，往往需要利用有限的器材進行訓練。聯合報2009 年的報導便寫到：「南投高中拔河隊 90 年成立，因為學校資源有限，為了讓實力趕上其他學校，很多設備或練習技巧，都得土法煉鋼。

剛開始，學校沒有拔河機練習負重，學生便利用水泥柱或對著大樹練習拔河。」

而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基層教練只能憑藉著自身的經驗不斷地重複訓練來鍛鍊技巧，相信多練就會進步，台灣之光王建民便回憶起過去的訓練模式：「以前都是土法煉鋼，多練多進步」（聯合報，2018）。而報章時常在運動隊伍得獎之後以

「土法煉鋼」來稱讚選手、教練們具有過人的毅力與實力，例如聯合晚報 2002 年的報導寫道：「亞青女籃賽，中華青女隊喚起台灣久違支持籃球的熱情，在廣大的加油聲中，為昨晚寒冷夜裡，帶起一股暖流，而中華青女隊不負眾望，『土法煉鋼』打敗高運動科技的日本隊。」。土法煉鋼說明了台灣從基層到國家隊在資源不足的情況下，憑藉著過去的經驗、有限的器材以及過人的毅力克服種種困難進行訓練，進而形塑出對某項運動的熱情終得回報的美好敘事。

「土法煉鋼」在贏得比賽時是褒義，但在輸比賽時卻成為了批評訓練方式不夠進步的貶義詞。2000 年雅典奧運結束時，體委會便檢討現行的國家隊訓練方式還停留在「師父帶徒弟」的時代：「徐台閣委員表示，國內教練素質不足，甚至提不出數據化的訓練日誌，還是依照統訓練方式在執行，他建議將來的國家教練都要施以科學化訓練的教育，不能再依個人經驗來指導選手。」（民生報，2000）。相較於憑藉個人經驗、蠻幹苦練的土法煉鋼，不論是基層乃至於國家隊，都被期望著訓練能夠更加科學。然而時至今日，土法煉鋼仍舊是台灣體育圈一直以來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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詬病的問題（林正常，1997；周欲伶、林彥均，2013）。2017 年 3 月體育改革協會的組成便是為了向政府請願現行的運動訓練仍有所不足，¹其偕同時代力量等立委公開控訴，每逢體育賽事，民間的體育協會總是無法提供選手最好的協助。

他們指出，台灣的選手具有在國際賽事上獲得佳績的潛能，但在現行的訓練環境中，往往無法提供更好的訓練方式，包含硬體的提供，以及相關的運動訓練知識也不夠進步。因此，我們雖然在國際上偶有佳績，但卻沒有一個穩定且資源充足的培訓環境，在國際賽場上，我們已經逐漸落後其他國家。前男子排球國家隊的舉球員黃培閎便控訴當前國家隊的訓練還停留在土法煉鋼，他曾低聲下氣地去找排協秘書長並說道：「訓練真的不夠科學，也沒有情蒐，更沒有防護員…」，但他的訴求並未獲得正式回應。更有甚者，土法煉鋼不僅讓選手在國際賽事失利，在平時的訓練則可能為了成績過度訓練，導致選手受傷，甚至生涯報銷。曾在高中時期金龍旗棒球錦標賽擊敗曹錦輝、王建民的強投林士欽，也因為教練的施壓，

不斷在比賽帶傷上陣，最終導致手臂報銷，葬送運動於生涯（報導者，2018）。

2017 年，指導出世大運舉重金牌的教練林敬能便在賽後的報導指出：「土法煉鋼其實就是『亂練』，教練、選手和整個團隊都不懂，還在摸索中，沒有好的專業素養…台灣的運動科學學識並不差，就看有沒有落實而已。」（聯合新聞網，

2017）。而網球教練賴建豪也指出台灣的體育教育因為土法煉鋼而耗費多餘的體力，「等到真正的實際演練時，身體早已疲憊不堪，訓練變得一點效果都沒有。」

（運動視界，2018）土法煉鋼被認為是訓練方式落後、亂練，具體來說有以下的特徵：（1）教練的訓練方式侷限在過去的訓練經驗，沒有與時俱進；（2）教練相信多練就會進步，但缺乏技術成份；（3）訓練器材不足，教練將就地運用現有材料訓練；（4）教練為了成績不斷的過度訓練，甚至要求帶傷上陣。因此土法煉鋼實際上就是在指台灣的運動訓練「在物質條件匱乏的狀況下，一昧地相信以舊時

1 「專訪：體育改革如果失敗，就是太多人以為國體法修完就成功了」關鍵評論網。2017/12/15。

取自：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85423。檢閱日期：2020/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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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訓練方式努力刻苦就會成功的迷思，而沒有朝著當前科學化的訓練方式演進。」

這樣的訓練方式不僅沒有成效、常常在國際賽事失利，甚至容易受傷，導致運動生涯中止。因此，這些土法煉鋼的訓練雖然偶有佳績，被報章媒體浪漫地呈現，

但訓練方式的落後，則更多時候導致比賽失利，甚至讓選手面臨更高風險的運動傷害。

在諸多對於土法煉鋼的反省中，反省者皆指出土法煉鋼是一種不具有「科學根據」的訓練方式，在注重科學化訓練的頂尖隊伍中，不僅球員訓練都被數據記錄，更注重球員身體的保養，一旦累、有受傷可能，便被要求停止訓練。相較於台灣的教練動不動就要「操」選手，一味相信練到累、受傷才有成效，科學化訓練是相對更保護選手，且更有訓練成效的方式。

我們從前述的批評中梳理出兩個造成土法煉鋼的原因：訓練知識不足、訓練資源不夠。而改革者所企望的是國家隊在資源充足的情況下，引入更適合的訓練知識，也就是結合運動科學的科學化訓練。每逢國際賽事，體育署所規劃理想中的國家隊的科學化訓練是以選手為核心，針對其個別的生理狀況與表現給予如運動生理學、生物力學、運動醫學、運動防護、營養學、物理治療、情報蒐集等專業支援（體育署，2016；李昱叡、王翰忠，2016：81）。每種根據不同的運動科學的專業項目，都有可對應的職業，包含以下幾種：「體能教練」的專業在於提升選手體能、肌力等身體能力；「防護員」或是「物理治療師」則是在訓練、比賽結束之後維護、保養選手身體，在選手受傷時則須進行評估，並提供傷後處置、

修護身體；「技術教練」則是在訓練選手個人技術，包括運動技術、戰術運用、

協調團隊默契等。這三者在訓練選手的過程中各司其職，屬於平行的協作關係，

並搭配著其他運動科學（營養師、心理輔導師、情蒐人員）的協助，²共同形成科

2 在這裡必須說明的是，「運動科學專業」與「運動科學」兩者的差異。前者強調的是具由明確職業範疇的運動科學人員，例如運動傷害防護員、肌力與體能訓練師，有著明確的職業職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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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化訓練團隊（體育署，2016）。

在前述的爭議中，倡議者普遍認為國家代表隊理應具有國家最豐沛的資源可以提供精英選手最好的訓練，但卻與理想中該有的運動科學投入鄉違背。然而，

在民間一些高度商業化或是民間高度重視的運動（或者說媒體能見度較高的運動）

中，例如籃球與馬拉松，³隨著商業資源的挹注，不論是一般民眾，還是基層的菁英選手都可以接觸到更高科技的技術。球鞋大廠 Nike 便時常在國內舉辦與國際球星合作的籃球訓練營，⁴當中不乏各式運動科學檢測項目、觀念教學等。可見運動賽事的商業利益，使得商業大廠願意投注更多的運動科學資源增加賽事的可看性。

這也顯現出國家隊層級跟基層之間已經開始出現資源投入的斷層，不論是基層體育圈或是民間，這些被高度關注的運動都已經逐步的受到市場資源的挹注。

由於資源投入與隨之帶來的高度競爭性，這些受到矚目的運動也開始由基層引入各式運動科學專業介入平時的訓練，在高中籃球聯賽諸如南山高中、⁵高苑工商、

證照體系或學校培訓體制。而科學化訓練則泛指在運動訓練中需要借助各式運動相關科學輔助，例如運動營養、生物力學、機械、程式設計等等，雖然有特定的專業能力，但沒有相對應的職業，大部分多半集中在學術領域，尚未普及到民間領域。特別是在台灣的運動專業領域中，國家隊的訓練除了有相對應的職業協助之外，通常能夠匯集更多學術領域的資源，而這在基層來說則相對沒有機會接觸。而我在接下來提到的運動科學專業，則特指已經有明確專業培訓體系的專業人員，包括肌力與體能訓練師、運動傷害防護員、運動物理治療師。

3 籃球受到球鞋市場、國外籃球運動 NBA 的影響，在台灣時常舉辦夏令營活動，球鞋贊助等活動則相應的被挹注在基層較多；另一方面，運動參與者的階級也會影響到市場化資源的投入，例如馬拉松運動隨著高業商業化的比賽越來越多，越來越多的運動裝備、體能訓練等課程則相應而生，同時參與者也較有能力負擔這類的消費。此外，由於國際賽事的能見度、奪牌率較高，例如舉重運動則在國家隊層級有較多資源挹注。

4 Nike 在國內的籃球市場投入相當大的資源與人力，例如運動視界在 2017 年的報導便寫道：「自 2016 年夏天正式啟動以來，包括 LeBron James、Kevin Durant 與 Skylar Diggins 都曾親臨台北或高雄，為將近2000 位 NIKE+會員帶來NIKE RISE ACADEMY超過60 場的訓練課程，有頂尖球員、加上專業教練團隊的帶領，以科學化的訓練方式，尋求增進籃球技巧、創造更好的球場實戰表現。HBL 高中籃球聯賽將在春天進入八強準決賽，NIKE Rise Academy 將發展出全新進化的 HBL 訓練菜單，打造更完整優質的服務和訓練課程體細，協助更多正確訓練習慣的養成。」出處：「NIKE RISE ACADEMY 訓練再進化打造 HBL 熱血課程」運動視界，2017/1/20。取自：

https://www.sportsv.net/articles/37660。檢閱日期：2020/6/30。

5 「科學化肌力訓練增強身體素質健身工廠助高苑工商籃球隊邁向 HBL 冠軍之路」。健身工廠。

2020/2/9。取自：https://reurl.cc/62OzWO。檢閱日期：2020/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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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松山高中等勁旅，⁷都已逐步尋求肌力與體能訓練的協助。基層相對於國家隊層級早已主動動起來尋求新形態的運動訓練手段，而當中經濟資本的投入功不可沒。

相較之下，排球運動雖是第二普及的校園運動（教育部，2018），由於能見度相對低，被挹注的經濟資源卻不如上述這些高度商業化的運動，其資金來源僅被挹注在運動賽事的舉辦，⁸平時的訓練則多仰賴各校家長會的介入（詹俊成，

2003；陳秉洋，2009）。因此在運動科學專業的介入上仍屬於剛起步的階段，但卻也在這一兩年內由少數幾間排球甲級聯賽（HVL, High school Volley League）

的學校先行，開始與運動科學尋求合作。⁹截至目前研究為止，以高中排球甲級聯賽男子組而言，18 支隊伍中已經有 6 支球隊尋求與體能訓練師的合作。此外，

隨著教育部〈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體育班設立辦法〉的法規修訂，基層體育班也逐漸加入了常駐的運動防護員，基本上各球隊也已配有一位運動防護員。由此可見，

運動科學專業進入排球基層可以說是漸漸成形。

運動科學不是由最高層級的國家隊上行下效，反而是從基層開展，成為本研究的經驗謎團。過往的經驗指出，現階段具有實力的高中球隊往往都以土法煉鋼的方式訓練球員（莊豔惠等人，2007），而相較於經濟資本豐沛的籃球與慢跑運動，以及仍舊停留在土法煉鋼的運動項目，排球屬於與運動科學合作剛起步階段的運動，運動科學進入基層的過程，在案例上提供了當前基層訓練轉變的時間重要性。其中，由於經濟資本的差異，需要高度資源挹注的運動科學如何在有限的

6 「沒有百分百的科學只有接近科學---談我所見的松山訓練」運動視界。2019/2/11。取自：

https://www.sportsv.net/articles/59722。檢閱日期：2020/6/30。

7 「體能不再是土法煉鋼南山球員稱我『天使』」TSNA。2018/11/23。取自：https://reurl.cc/z8Rdpa。檢閱日期：2020/6/30。

8 中華民國高級中等學校體育總會會長胡劍峯亦說到：「HVL 不斷進步向前，從比賽場地、轉播品質，到贊助商資源挹注，讓各校列強良性競爭。今年除了高中排球甲級聯賽，更將邀請日本與泰國等隊伍，一同爭奪HVL 30 周年國際邀請賽冠軍王位，廝殺對戰絕對熱血可期。」麗台運動。

2019/3/6。取自：https://www.ltsports.com.tw/article/133591。檢閱日期：2020/6/30。

9 例如鋼鐵運動訓練團隊協助苑裡高中、建國中學進行體能訓練。資料來源： https://reurl.cc/GVy3aZ；而超人類運動整合團隊TSP 也在 2020 年 6 月開始協助瑞芳高工體能訓練以及運動防護等工作。資料來源：https://reurl.cc/g7yqrX。檢閱日期：2020/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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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中與基層教練合作，具有經驗上的貢獻，也是本文的提問重點。據此，我延伸出制度面的提問為：為何當初運動科學無法進入基層？而現行運動科學又是為何以及如何介入基層訓練？接著，我進而提問：過去體育班土法煉鋼的文化習癖與制度慣性如何影響運動科學專業與基層教練的合作？兩者之間是否產生衝突？

又如何協商？兩者分工合作的樣貌與限制背後反映了基層體育教育的何種問題？

而運動科學專業與教練又如何解決問題？

第二節文獻回顧與研究問題

基層體育班逐漸與運動科學合作是一個漸進式的過程，而其形式起初是以尋求合作的方式開始。在現行的體育班法規下，除了運動防護員，其它關於運動科學專業（包括體能訓練師、運動營養師等）的介入並未有明確的規範。這也代表著基層體育班是主動尋求運動科學的介入，換句話說，我們可以將運動科學的介入視為一種新建立的分工形式：基於反省過去訓練方式的不足，不論是校級的管理階層也好，或是體育教練也好，都試圖尋求專業之間的分工。而運動科學的介入也代表著在基層體育中逐漸形成的一項「專業」。據此，專業的建立以及專業之間的分工是本文分析運動科學介入基層體育班的分析視角。

從科學化訓練／土法煉鋼的爭論而言，我們可以發現有兩種訓練方式有其各自的背景。帶隊的教練過去從體育班出身，以選手身分一路升學，最後進入師範體系成為老師；另一方面，運動科學人員在運動科學相關科系畢業之後，並不一定都進到學校機關，而可能是隨著市場需求進到市場（行政院體委會，2006）。

因而，在這裡形成兩種體系的職業分流，而專業化（professionalization）的概念有助於我們理解這兩種體系的分流以及衝突。

一、專業劃分之後：從實作看見「分工合作」的可能性

早期社會學對於職業的討論主要以定義「職業」是什麼，具有何種有別於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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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layman）特質的「特質論」（如Carr-Saunders and Wilson 1933；Millerson 1964）。但由於職業的定義往往過於模糊，無法被列舉的各種特質窮盡，自60 年代開始，

專業社會學的典範則轉往了關於「專業化」（professionalization）研究，專業化論者認為相較於列舉職業「為何」的特質，更應該關注職業之所以為「專業」的過程，包括特定知識的掌握以及排他的過程，其中以功能論學派與權力論學派被學界最為關注。功能學派為首的專業社會學承繼Durkheim 的理論框架，認為專業的出現源自於專業人士的技能是一種能夠解決社會既存問題的「功能」，他們能藉著特定的能力，進而獨佔某項服務（Hughes 1963），而此後有關專業的分析，

則將專業視為某種足以和俗民能力劃分的「特質」，包括有明確的職業倫理、證照與訓練系統（Barber 1963；Parsons 1968）。

而權力論的專業社會學（或稱為壟斷學派，詳見劉思達，2006）則關注職業專業化的權力消長過程，他們批評不論是特質論或是功能論的視野僅停留在靜態的專業宣稱，亦即某項職業之所以為專業並非因為其特殊的功能，而是權力鬥爭的結果（Freidson 1970；Johnson 1972；Larson 1977）。例如 Freidson 認為，一個職業之所以能有自主性而不受其他專業的干擾，來自於其對一種形式知識

（formal knowledge）的制度化過程，具體來說則是透過專業學門的科系教育維繫該職業在工作場所的權力。Johnson（1972）的概念則補充了 Freidson 職業自主性的內生性觀點，職業並非是一種靜態的凝固客體，而是一種動態過程，是一種控制行業的方式。也就是說，一個職業之所以是個專業是來自於職業對於生產

—消費關係的實質控制。而職業之所以成為專業，除了職業的內生性因素，還需要國家與消費者的外生性因素（劉思達，2006）。Larson（1977）則集大成提出「專業計畫」（professional project）說明專業化是透過專業組織的計畫將特定的知識與技術轉換為社會或是經濟報酬，例如透過教育制度壟斷特定職業的再生產，進而排除其他競爭者進入服務市場，甚至以此鞏固其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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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芝加哥學派生態性研究取徑為出發點的Abbott（1988）則根本性的批判上述兩個論述，他認為兩者都過於著重專業化過程中個別職業內的組織架構如何正當化對於職業的掌控，包括知識獨占、證照體系等，但更重要的是對於職業的實際「工作」內容的掌控。在職業發展的過程中，由於工作內容不斷變化，職業之間的衝突無可避免，而職業體系的形成則是一系列不同職業之間互相競爭「管轄權」（jurisdiction）的結果。Abbott 指出職業會傾向以自己的框架將某個社會問題詮釋為特定的「專業問題」（professional problem），當社會都認定只有某項專業能解決這個問題時，他們也就排除其他專業團體而取得了針對某一問題的管轄權。

在Abbott 的概念中，管轄權的取得有兩種形式，一方面是某一專業團體「從屬」

另一專業團體，另一方面則是依照對於管轄權的認知控制的「分工」形式。

Abbott 的管轄權概念有助於我們理解土法煉鋼與科學化訓練之間的爭論。運動科學專業透過宣稱訓練中需要借助科學化的訓練才能夠「更有效率、更保護選手」，將過去沒有方向的訓練方式視為土法煉鋼，而肌力與體能訓練、運動防護、

運動營養等專門科別，則是運動科學得以成為助力並解決的「專業問題」，進而定義，好的運動訓練是需要教練與運動科學合作的專業團體，以此獲得各自的管轄權。

然而，不論是權力論或是 Abbott 的生態論視野，專業的獨占以及專業分工的建立則相對是緊張的。在過去的理論視野中，關注焦點集中在系統的建立、組織的邊界如何劃分等問題，也因此不難理解為何上述的理論都只看到衝突的面向，

因為他們都只看到專業本身如何成為專業，而沒有看到專業的建立仍需要考量到與專業對象之間的關係，例如客戶、國家、病人等等「專業之外」的內容。我認為上述的概念皆缺乏了談論專業的「實作」。作為專業人員，不會時時刻刻想著要與其他專業進行區隔，也不會隨時隨地都在對抗其他專業的假想敵，而更多時候是花費心力與客戶溝通、與國家角力、與病人互動。舉例來說，物理治療師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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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總是在執業的過程中旗幟鮮明地對抗復健科醫師、健保制度對其專業自主性的阻礙，而是在綿延的實作過程中區別治療「疾病」與恢復「功能」，並且在處處受限的治療條件下「編排工作」，尋求最大限度的專業發揮（陳韋宏，2019）。因此，關注專業實作的觀點說明了在競爭管轄權的動態過程中，專業之間並不總是你爭我奪的互動形式，而是在一次又一次的與專業的對象的互動過程中確立專業如何可能。

而透過實作的觀點，我們可以看見除了競爭關係以外的可能性，特別是專業分工合作的可能。例如，醫療團隊認知到自己某些專業能力的不足，進而主動讓渡權力以尋求其他醫療專業人員的合作（Oh 2014）。據此，專業合作觀點進而批判 Abbott 將職業系統視為自給自足的內生性有機體，忽略了專業得以借助外在的經濟、社會、文化資本進行協商與合作（劉思達，2015），這樣的觀點得以在後續的經驗文獻中得到證實，在醫療領域中，若不同的科別能互相尊重，並分擔責任與決策程序，跨領域的合作是有可能的（Wells et.al 2006；Solheim 2007）。

我認為實作的觀點有助於補充權力論與生態論對於專業化理論的經驗說明

—專業之間的合作。一個專業之所以能稱為專業，應該要被放在動態性的時序中來理解，不論是權力論或是生態論，都只看到專業在發展之初如何排除其他專業，

取得獨占的位置；但專業之所以為專業，往往得仰賴專業發展後期彼此合作的成果。換句話說，一個專業的專業化發展經歷了前期的權力鬥爭之後，專業之間所在意的焦點必須從「區隔」轉往「穩定」，也因此，當「合作」越能夠保有專業所能帶來的成果，也意味著一個專業能夠藉著與其他專業的合作關係，確保專業所能解決問題的最大成果。同時這也代表著，一旦專業化的歷程由區隔轉往穩定，

那麼專業的行動目的也由「與其他專業做出區隔」轉往「為專業的服務對象尋求專業間合作」。例如，為了病人的利益最大化，需要尋求不同科別的醫生相互合作。也因此，要說明專業之間的分工合作的過程，就必須看到實作的面向，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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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因應各種條件的限制而做出不同的適應，以及如何在日常的合作過程當中發展出各自的默契等等。而從教練過去的土法煉鋼訓練被批評不夠科學，進而逐漸接受科學化訓練的過程，說明了運動科學專業在前段爭奪、後段尋求合作的狀況。

正是因為在台灣的最高層級運動訓練被指出缺乏運動科學的介入，而在之後基層意識到尋求運動科學可以帶來更多獲勝的可能性，因而接受新型態的訓練分工模式。也因此本文認為，透過實作的觀點更能有效的掌握一項專業從被拒於門外，

到被納入分工體系一起合作的動態過程。

除了看見運動科學專業人員與教練劃分管轄權之後的分工結果，我認為仍須要看到支撐這個劃分結果的論述基礎，特別是管轄權的取得仰賴於說服場域內的行動者自身的正當性，進而協調如何在相互合作的基礎下各司其職，因而有必要更進一步探究微觀層次的劃分。我則要借用Gieryn（1983）的概念捕捉運動科學專業與土法煉鋼如何在運動場域中建立各自的正當性。Gieryn 提出「劃界工作」

說明：「科學家透過定義科學相關的職業組織、方法、知識基礎以及價值將某些知識領域的活動視作『非科學』的」。而Gieryn 的理論重要的地方在於，一方面科學家得以透過區別科學／非科學的客觀證據證明自己的正當性；另一方面，競逐管轄權的正當性則豐富了我們對於實作的研究視角，尤其當科學獲得專業正當性的結果必須涉及一系列的實作來對非科學的對象進行劃界。以運動科學專業和教練合作為例，正因為運動場域追求的是明確的成績、名次，運動科學專業則可能修正其劃界的策略，以簡單的方式呈現，或是以敘事（narrative）的方式與教練溝通，反倒更能讓教練接受（Halperin 2018）。除了教練對於運動科學的排斥與不感興趣，還存在著實際的問題，例如，資金與時間不足以支持運動科學的應用，

或是教練與球員的薪資問題都會影響到運動科學資源的配置（Hugh et al. 2019）。據此，在運動為主、科學為輔的運動場域，我認為運動科學的專業的劃界策略得以補充過往科學劃界的經驗研究，特別是要看到在運動科學專業與教練專業的權力差異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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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專業知識的多樣性：身體知識的另類專業

為何在土法煉鋼中，強調以選手經驗為訓練基礎的方式得以不斷延續，在專業化理論上足以顯見權力論與生態論的概念的經驗缺失。特別是專業知識的抽象性。上述專業化理論強調職業之所以得以對其他人進行排除，來自於該職業所建立的抽象知識系統（Freidson 1970；Abbott 1988）按理說，越是抽象的科學知識

（例如法律、醫學），越可能挑戰沒有明確知識體系的土法煉鋼。然而在台灣，

過去教練不斷被批評訓練不夠科學，是一種土法煉鋼，顯見運動場域中運動「專業」有著有別於過往專業化理論下的知識體系，進而得以對抗科學知識的邏輯。

舉例而言，醫師或是律師等專業能夠有效地在大學中以各式課程逐步培養，仰賴的是各式人體相關科學或是各個層面的法律學問；相較之下，運動的專業培養則不仰賴明確科學或條文支撐其專業，而是一種難以言喻的身體知識的傳遞，也就是默會知識（tacit knowledge）的傳遞（Polanyi 2004 [1958]）。教練作為默會知識的傳遞者是透過不斷的實作示範來完成知識的傳承，這也顯示了運動教練有別於過去專業化文獻所探討的抽象系統組成的專業，是更加需要透過示範、不斷重複實作的專業。

對此，我認為必須看到運動專業的特殊性如何在運動場域中建立。如果說前述有關醫療或是法律的專業之所以能夠排除他人的介入，是藉著宣稱自己有某種抽象知識的能力解決某項「專業問題」，那麼對運動專業而言，教練的專業則是一系列圍繞著處理個人化身體能力養成的專業。例如，如何將不會游泳的新手教成世界冠軍、運動員如何忍耐身體痛苦追求身體極限等。這種默會知識沒有辦法依照標準的受訓過程，就能確保選手「具備」了某項專業能力。而能夠確保什麼樣的教練是「專業」的教練，則無法透過量化的標準（證照考試分數）或是完成學院訓練（例如從律師學校、醫學系畢業）來斷定，由於默會知識的傳遞沒有一個客觀的流程，因此一個教練的專業能力，只能仰賴外在可見的客觀標準：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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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績。因此，教練的專業必須源自於一個優秀的選手，而一名運動選手之所以被認為優秀則來自於其優異的競賽成績，以及背後所隱含的優於常人的身體能力。

由於身體能力沒有共量的標準，是個人化的身體感受，因此必須有個客觀的外顯標準，來呈現這種基於默會知識養成的身體能力。首先，教練在選手時期具體展現的運動成績，比起抽象的科學語言更具有「專業」上的說服力。這對於運動專業來說存在著普遍性，即使被廣為熟知是運動科學發展的先進國家—美國，

仍然存在著知識與應用的隔閡（Bishop 2008；Reade et al. 2008；Brink 2018；

Halperin 2018；Malone 2019）。事實上，相對於運動科學，教練更傾向於相信自己的經驗，或是與其他教練們討論；教練通常對於運動科學的研究也不感興趣

（Sarmento 2017），同時又因為科學研究充滿統計、抽象語言，因此他們難以理解，也比較不願意接受（Stoszkowski and Collins 2016）。也因此，運動科學在西方世界也面臨著與教練、運動選手之間的知識隔閡，兩種訓練的方式仍然有著知識與實踐的落差。

其次，運動的專業除了仰賴外在的功績，運動當下所表現出來的身體能力也是衡量專業的標準，甚至是一種道德的展現。而在運動場域中其中一個屬於運動員的專業身體能力為承擔「風險文化」（culture of risk）的能力。Nixon（1992）

指出在運動過程中，運動員常常忽略疼痛、傷害與健康的風險，Howe（2004）和 Collinson（2005）後續的經驗研究則以民族誌的個案研究拓展運動員將疼痛正當化的內化過程，他們認為這是成為運動員重要的專業歷程。其中，支撐著運動員承擔疼痛、受傷的風險文化（the culture of risk）是經由運動員所處的運動網絡

（sportsnet）維持的。Nixon（1994）進一步提出共謀聯盟（conspiratorial alliance）

解釋菁英運動員，特別是進入已經高度職業化的運動的球員，所處的環境提供偏差的社會支持（biased social support）使得運動員接受疼痛、傷害，並阻止運動員尋求一般人面對傷痛的管道。在Nixon 的研究中，菁英運動的運動網絡有著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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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的影響力，在球隊中，球員、教練、隊醫形成高度封閉的社會網絡，這些人彼此形塑對於傷痛毫不在乎的態度，並高度關注球隊績效的文化；球隊之外，球隊贊助商、球迷、隊經理等外在的壓力，也強迫運動員為了回應自身利益（球隊合約）與外部支援（球迷期待、球團壓力）（Howe 2001），不得不隱忍傷痛，或是盡快從受傷狀態中回歸球隊。因而，在高度輕忽受傷的風險文化中，球員們得在負傷上陣（playing hurt）的情境下繼續競爭（Nixon 1992；Walk 1997；Malcom 2006）。在運動員的世界裡，承擔風險並且負傷上陣成為表現運動員專業的方式，

因為運動的專業如果不透過身體力行的方式呈現，並因此得到功績，則無法說服他人運動員的專業之所在。

作為保障運動員身體健康的運動醫學，在運動網絡中扮演談判風險文化的重要的角色（Safai 2003），運動醫生應當在選手受傷時，協調選手的退場機制以及傷後回場計劃，但在高度職業化的運動賽事，運動醫學卻難以施展自身的專業，

甚至產生了有違醫療道德的舉動。Huizenga（1995）揭露了美國國家美式足球聯盟中以教練、隊醫為主導體系，將球員身體放在以球隊利益最大化的情況下產生的違反醫療道德的事件。隊醫故意將對於受傷的重要訊息扭曲，告知球員其傷害僅僅是小傷，目的是希望這些球員能繼續為球隊貢獻。Roderick（2000）與 Malcolm

（2009）則指出，即使在醫學領域存在極大的權威，但職業球隊中的隊醫的專業自主性受到聯盟條約與球團利益極大的限制；其中，醫療的專業評估與決策在此傾向了以客戶為主的實作類型（Freidson 1966），在職業運動中，以球隊整體的利益為主的結構，忽略球員身體健康的利益導向，使得醫療處遇反而成為正當化球團勉強球員受傷上場的工具，在此其專業反而受到忽略（Waddington 2011）。

無法言傳也無法共量的默會知識是建構運動專業的基礎。具體的身體感受如何被客觀表現出來，在運動場域中，只能藉著運動的功績（獎牌）以及運動的表現（負傷上陣）而被認可。而前者進一步強化教練在訓練時拒絕運動科學的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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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過去自身的受訓經驗；後者則在高度競爭的職業運動中強迫運動員剝削自己身體，苦撐上場比賽。運動科學在運動場域中無法像過去以科學為基礎的專業一樣無往不利，使我們發現理論上的缺失與補充的可能性。過往專業化的文獻多半集中在具有高度抽象知識體系的專業中，然而，從上述的文獻回顧可以發現，有別於形式知識（normal knowledge）的默會知識（tacit knowledge）則豐富了專業間的關係的多樣性。過往訓練經驗的再生產以及被邊緣化的運動科學則顯示著專業背後的知識體系有其多樣性，在強調默會實作的運動場域，由於不同的專業標準，反而使得科學有著相對弱勢的地位。其中，運動專業所強調「何謂專業」的標準來自運動的功績；以及影響專業實作的各種條件，則使得運動專業在不同的情境有著不一樣的實作。但我們仍需要看到建構專業實作的制度條件。

但為何同樣是負傷上陣，外國不會有土法煉鋼的批評？在此我們需要看到台灣與西方國家在體育訓練制度上的差異。台灣在運動專業的培養上是高度鑲嵌在國家主導的教育體制，而不是商業市場。舉例而言，在上述的「負傷上陣」的討論中，運動員在職業運動中必須背負球團、球迷期待，甚至是為了避免薪水小偷

10罵名的壓力，因此必須忽略自身疼痛尋求上場機會。此外，運動員也會因此忽略運動醫學的診斷，或是運動醫學迫於球團壓力而給運動員錯誤訊息，強迫運動員上場的情形。在上述負傷上陣的狀況中，運動科學專業是在資源充足的狀況下，

由於運動專業的特殊性而受到忽略；然而，在台灣的運動專業培養，則是在教育體制中養成以學生身分為主的運動員，並讓他們在資源匱乏、且追求功績的狀況下持續土法煉鋼。在學生身分的前提之下，所獲得的資源一方面不像商業市場具有高度議價的空間，另一方面，資源的分配高度依循著台灣特有的功績主義進行分配。舉例來說，原住民棒球選手為了能夠在機會有限的競賽中上場，以及為了未來能有更好的職業與升學生涯，在平時練習時，便會不斷的超量訓練，甚至是

10 通常用來指領了薪水卻沒有相對應表現的運動員，例如拿了高薪卻在賽季初受傷而整季報銷的職業運動員，或是選秀狀元簽下高額薪資，賽季卻表現平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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忍痛上場，深怕錯過練習便會追不上隊友，從此失去比賽機會，也失去外來的升學機會、職棒夢（林文蘭，2010）。在國家高度介入運動選手專業培訓的特殊條件下，台灣的運動員專業化歷程有別於西方世界有著更嚴苛的條件。

三、台灣的國家功績主義以及運動專業間的「協力共作」

台灣的運動專業在運動場域的特殊性則在於其在過去歷史中受到國家高度介入（體委會，2011a），是有別於上述文獻中由運動市場所建立的封閉運動場域，

因此有著不同的專業區隔路徑。我認為，正因為國家透過排定運動場域的升學制度，將運動的專業限定在教育體制中，使得土法煉鋼訓練的運動成果得以轉換為拒絕運動科學的條件。這對應到在後期權力論以及生態論被反省缺乏來自國家角色的對於職業的工作內容的影響（Torstendahl 1990；Freidson 1994；Macdonald 1995；吳嘉苓，2000；劉思達，2015），特別是對比於在西方興盛的公民社會中，

職業有高度的自主性拉攏國家的支持或與之對抗，台灣的特定職業則相對的在過去的歷史背景中受到國家高度扶植。吳嘉苓（2000）指出，日治時期至國民政府時期，國家對於助產士與醫生的職業掌控，直接造成了兩者權力的消長，同時也影響了專業之間的協商、合作等可能性。不僅是醫療場域，運動場域則因為特殊的歷史背景被國家作為凝聚政權統治正當性的工具（林琪雯，1995）。而在這樣的背景下，運動選手的生產從基層至國家隊都被高度介入，林文蘭（2013）便指出原住民棒球選手在體育制度的功績主義下，棒球選手的專業化始於教育體制中，

透過訓練中的運動社會化歷程，使其認同功績主義，並認份地投入流動機會有限的棒球訓練。而我則要延續林文蘭的發現，進一步指出了體育制度的功績邏輯，

以及國家角色在背後試圖打造一條運動員生產線的意圖性，特別是在教育制度中特別獨立出來的一條龍體育班升學體制。因此，要了解台灣運動選手的專業化歷程，則需看到在運動場域中，國家如何在「不計一切獲得金牌」的功績主義下主導運動選手的專業化發展，同時還須要看到該場域中特有的「只要成功什麼都可以忍受」的功績邏輯如何影響運動選手以及運動科學的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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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此，我提出「國家功績主義」的概念說明在台灣的特殊背景下，國家如何透過一系列的教育制度安排，由國小到成人國家隊打造台灣之光的運動員培訓體制。而我延伸林文蘭的發現進一步探討在運動員專業化的過程中，國家在設立體育班制度背後的邏輯，如何影響到基層的實作。過去的文獻指出功績主義經由運動社會化的過程內化到運動員的認知當中，讓運動員認同吃苦忍痛獲得的成就是自己應得的功績（林文蘭，2010、2013），但這樣的視野著重升學制度以及職業運動生涯如何使個人認同這套培訓體制，我認為也應該要看到國家所扮演的角色。

特別是國家為了能夠在短期內看到績效所設立的體育班制度，以及後續體育績優的保送升學體制，更進一步的影響到運動員的專業化歷程，以及在基層訓練的實作。具體而言，國家功績主義是一套培訓運動員的邏輯，其表現在體育班的升學制度上，在一層又一層的篩選中，挑選出最優秀的台灣之光。而為了能夠讓運動員投身這套升學體制，國家在一系列的資源分配上遵循功績有賞的運作形式，使得那些成功的運動員相信自身的成就是因為自己的努力而來。

國家功績主義的視角，提供了我們理解基層體育班中，各個專業之間的互動背景，其中有限的資源分配成為專業間互動的重要條件，特別是在合作關係中，

如何調整各自的專業發揮是本研究試圖做出的理論貢獻。管轄權的概念有助於我們理解專業分工建立的生態關係，劃界工作的概念則有助於我們去捕捉在區別各自專業的論述基礎，但管轄權只讓我們看到劃界工作取得的「結果」，而缺乏實作的過程。實作的過程中不僅僅是包含「劃分」哪部份的管轄權由誰負責，還包括在區別出管轄權之後，如何在運動場域中有限的條件中相互協調、互補、合作彼此的專業，尤其是在國家功績主義底下由於資源分配不平均，而導致在資源極度匱乏的基層中，各個運動專業如何在有限的資源底下調配彼此的分工，並合作達成目標，則仰賴各種專業在訓練現場的具體實作。在此我提出「協力共作」

（collaborative work）的概念對於管轄權與劃界工作進行補充。在英文概念的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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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上，cooperative 所指的是各自分工，在成果上各取所需；相較之下，collaborative 則更強調為了同一目標而共同奮鬥的過程。我認為後者更能夠說明運動科學專業與運動員之間的關係，因為運動科學本身就是為了幫助運動員取得更好成績的輔助性學科，不論是肌力與體能訓練、運動醫學、運動營養、運動心裡、情報蒐集等，都能在準備一場比賽中運動員所需要的方方面面中各有專攻，並為了奪冠共同努力。

另一方面，協力共作在理論上與劃界工作對話的地方在於，後者強調的是在職業尚未穩固、或是職業上需要擴張的狀況下需要與其他專業有所區隔；而協力共作則說明了在專業邊界區隔後的實作過程，包括溝通、協調、合作的互動類別，

是為了能夠讓職業邊界不穩定的狀態得以穩固的一系列實作。而我認為協力共作的概念則更能夠關注到運動科學人員說服教練自己的專業值得信任之後，其後續協調分工的實作過程。我以下列的圖表說明協力共作與過去的專業化文獻進行對照：

表 1：專業化概念補充表格

專業化歷程 行動目的 行動對象 論述實作 專業間排除 區隔專業專業人士爭取管轄權獨占劃界工作 專業間合作 穩定專業專業的客戶管轄權分工結果協力共作

過往權力論、生態論的視野僅看到專業之間的排除與專業內的獨占，也因此在分析專業的行動過程在意的是如何透過一系列的制度安排與其他專業做出「區隔」，也就是說，專業化的目的是源自於專業人士對於其他常民（layman）或是不夠格的專業人士的排除，因而在論述上得以獨占對於某項專業問題的管轄權，

當中所涉及的實作則是一系列圍繞著邊界（boundary）的劃界工作。但我認為，

這上述的概念視角缺乏了專業間合作的觀點。一個專業的建立並非只有在前期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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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人區別不同就得以成為專業，還需要在實作中被「穩定」下來才能成為專業，

實作中的穩定一方面必須將專業化的焦點從專業人士轉移到專業的客戶（例如病人、民眾）；另一方面，還需要在日益複雜的職業分工體系中與其他專業之間反覆的互動才能確立。如果說專業化的概念要回答的是「專業為何是專業」的動態過程，除了看到專業如何與他人區隔，我認為還需要看到為了服務專業的對象，

專業如何與他人合作，進而在相互的「協力共作」中逐漸穩固。相對於劃界工作強調在實作中是為了劃分邊界，我提出「協力共作」用意在於說明：專業透過反覆確認、協商合作關係，才使得新興的專業分工體系得以穩固。

本文認為，在國家高度介入的運動場域是土法煉鋼與運動科學爭奪管轄權的重要背景，而劃界工作與協力共作的概念，則讓我們得以繼續看到劃界「之後」

持續的動態過程。特別是運動專業之下的個別行動者，為了能夠共同培育下一代優秀的運動員，彼此間進行協力共作，包括教練、體能訓練師、運動防護員等，

如何承繼著背後各專業的邏輯進行互動與協調分工。

四、研究問題

本文的核心研究問題是：在國家功績主義的制度條件下，如何影響運動科學專業與教練在基層的專業實作？而我依據時序區分成兩個層次來回答這個問題，

首先是制度面層次，過去運動科學如何突破制度的限制成功進到基層；其次是互動面層次，在運動科學進到基層之後，教練與運動科學人員如何在職業區隔與資源有限的狀況下合作？簡而言之，運動科學與教練之間如何「協力共作」？而我則需要借助管轄權與劃界工作兩個概念對於兩者間的協力共作進行說明。

首先，我要藉著運動科學與教練取得何種管轄權指出影響兩者如何劃界的制度性條件（包括教育制度的編制與在訓練現場各自的分工職位）。他們如何在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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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制度下又如何訓練選手？教練與選手如何看待科學化訓練與土法煉鋼？而運動科學人員又如何與過去的土法煉鋼劃界並實作在訓練中？而教練、選手與運動科學人員如何想像一套好的訓練方式？

接著，在劃界工作的概念下我要指出運動科學與教練之間如何在實作中區別出各自的專業。進而，我要追問運動科學人員與教練面對不同的訓練觀念時發生了什麼衝突？其中各自代表何種身體觀想像？體育班的制度提供了兩者衝突什麼條件與限制？最後，我要在「協力共作」（collaboration work）的觀點下進行提問：運動科學之間與教練如何協商在運動訓練中的工作？其中包括運動科學人員如何轉譯科學概念？以及，教練與運動科學專業在缺乏資源的狀況下如何實作一套想像中的科學化訓練？

第三節研究設計與章節安排一、次級資料分析

為了對於體育教練與運動科學兩專業的互動有預先的理解，必須先從兩者的專業培訓體制來回答，因此首先我要梳理兩者專業培訓體系的制度歷史，並指出背後的場域邏輯。因此，我要試圖指出個別行動者行動的背後的專業邏輯，以及為何兩者無法在體育教學的現場匯集的歷史性成因，而這樣的制度性限制如何影響接下來在教學現場的合作。為了回答這三組問題，我的資料蒐集分為兩個部份：

政府資料與民間資料。其中政府資料包含教育部相關公報、體育署施政報告與體育法規立法過程，以及體育班檢核標準的修改歷程。這部份目的在於檢視政府對於運動科學規劃的制度性歷程，其中包括國民體育法的修改、體育班檢核標準的修改以及國際賽事的檢討。民間資料則包含中華民國排球協會的年度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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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訪談

接著我以兩階段訪談的形式做田野觀察的前提準備與事後觀察，第一階段的訪談我先廣泛地訪談目前有配置體能訓練師的排球甲組學校，¹¹包括北部的兩間學校，以及中部的一間學校。透過訪談確認當前運動科學與教練合作的狀況，以及學生的接受程度，接著評估該間學校是否能作為長期參與觀察的學校。第二階段的訪談則以選定的田野學校學生為主，我個別訪談先發12 人名單中的 6 位球員，¹²深入訪談其對於運動科學的接受狀況、對教練教學的反應、團隊成員地平時相處、對未來的規劃等問題。訪談名單如下：

表 2：球員訪談名單

化名年級球隊位置長頸鹿高一快攻手

世賢高二自由球員子涵高二主攻手赤木高二舉球員菩薩高三副攻手殺弟高三主攻手

三、田野觀察

最後，要回答運動教練與運動科學如何在運動現場協商彼此的專業分工，我挑選的觀察對象是參與高中排球甲級聯賽的學校。這個挑選是基於理論與田野適

11 之所以以有體能訓練師為訪談標準，在於現階段的體育班法規已規定現行體育班皆須聘請運動防護員，至於運動營養、運動心理的專業人員則幾乎不見於現行的排球甲組訓練中，而為了觀察長期的專業互動，目前只能以有聘請長期合作的體能訓練師作為訪談標準。

12 在我進入海風高中田野期間，高中部有 16 位球員，而現行高中聯賽中每一隊出賽隊伍登錄球員為12 位，我則採以抽樣訪談的形式針對 12 人名單進行訪談，高一球員兩位擇一，高二球員六位擇三，高三球員四位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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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性兩個立意考量：首先在理論考量方面，為了清楚描繪運動科學進入基層的動態過程，鑒於運動科學仍需要一定程度的經濟資本才有辦法接觸，我刻意排除具高度商業化且已經在基層建立明確訓練體系的籃球運動，在這些類型的運動中，

由於賽事轉播的觀看人數非常多，也讓許多廠商願意贊助這些學校，而在越多人看的基礎上，不論是家長會、廠商都願意投入更多金錢；相較之下，經濟資本相對弱勢的運動則在運動科學的接觸管道上有明確的障礙，以現行的體育班經費而言，一個校隊最多只有一學年五萬的經費，¹³因而沒有能力找尋更多資源投入。

因此，基於受到關注程度而影響經濟資本投入的門檻考量，我選擇在國內的規模屬中間地帶，且目前具有一定觀賞人數與基層人口的排球運動做為田野的標的。

第二是層級的考量，一方面這些甲組選手在未來有極高的機率會走上成為選手的道路，還可能會被國家隊選拔，接觸國家培訓資源的機會也更多，對於更高層級所需的訓練方式與知識也有較多的認知；另一方面，由於這些甲組學校屬於培育國家選手的搖籃，已經成為國家選手的學長姐們常常會回到母校一同培訓，

甚至成為他們的助理教練，並將過往國際賽的經驗帶回高中。然而，當這群學長姐將國外訓練的方式帶回來進行經驗的交流時，常常形成不同知識體系的交流與衝擊。基於這兩個原因，在觀察上，甲組的高中有更多的機會看到不同訓練知識的匯集以及融合不同實作的可能。我主要以參與觀察法在選定的甲組學校中實際觀察教練與運動科學人員、選手之間的互動，試圖回答在排球高中甲組球隊管轄權所有與劃界實作的兩個分析面向。

我所挑選的田野地點為海風高中（化名）。海風高中過去曾打入甲組聯賽的前四強，但在之後因為地處偏遠招生困難，一度降級到乙組。而在新任的教練肆

13 根據〈教育部體育署補助高級中等學校體育班作業要點〉第三項，補助項目及金額：學校體育班課程調整費、課業輔導費、選手營養費、訓練費、參賽旅費及消耗性器材費等基本需求經費項目，每班每學期補助二萬五仟元整，其中消耗性器材費，每件單價補助不得超過新臺幣一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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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化名）執教後短期內便從過去降級的乙組重返甲組，其中教練也是海風高中校友，在過去成績最好時擔任該隊上的攻擊手，基於對家鄉的情感與奉獻，決定回到海風高中任教。在肆哥執教後，開始注意到體能訓練的重要性，便運用自己過往身為選手的身分與大學前隊友接洽體能訓練師，最後聯繫到了曾經擔任過中華男排的體能訓練師 Sam（化名），並自掏腰包邀請他前來海風高中協助體能訓練。在已知有找尋體能訓練師的學校中，海風高中是最早開始結合專業體能訓練師合作的學校，而該名體能訓練師同時也擔任四維中學（化名）的體能訓練師。

就該名體能訓練師的說法，前述有額外找尋運動科學資源的學校裡，目前有專門體能訓練師協助訓練的學校中，18 所甲組學校僅 3 到 4 所學校有體能訓練師。

此外，由於教育部體育署推動的〈巡迴運動傷害防護員輔導計畫〉，海風高中在 2018 年底加入了一位剛從體育大學運動保健學系畢業的運動傷害防護員薇薇

（化名），薇薇除了協助海風高中的排球隊，還要協助同校的柔道隊、田徑隊的運動防護工作。但由於經費和人力不足的關係，體能訓練師 Sam 通常只會在一禮拜中一天的下午，花約兩個小時固定帶訓練；而防護員薇薇則是在一個禮拜中只會固定有一天跟著海風高中排球隊整天的訓練，其餘時間則需要顧及其他校隊。

也因此，大部分的時間多半是由教練肆哥主帶球隊，體能訓練師 Sam 以及防護員薇薇對於球隊的角色則相對是從旁協助，球隊大部分的決定都還是肆哥在做。

挑選海風高中作為田野，在經驗上的考量，主要在於其地處相對遠離都市，

可接觸到的資源相對少，在其資源匱乏性的條件下，訓練者可操作的訓練觀念往往缺少可對照的臨近學校，因而在條件上較可能使得所謂土法煉鋼的訓練觀念得以再生產。再者，海風高中也是這些有聘請體能訓練師的學校中少數有體育班的學校，在過往體育班常常被視為土法煉鋼的實作場域。因而基於上述兩個理由，

我最後挑選了海風高中做為我的田野地。

我在2019 年 7 月開始，為期八個月的參與觀察，直到 2020 年三月高中聯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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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束正式進入休賽期。我在7 月時每個禮拜二、四前往海風高中看他們練球，每天三個小時，扣除8 月球隊放假，9 月開學又繼續參與他們的練習，其中我在開學後改為每個禮拜一、四前往觀察，每個禮拜一為他們固定練體能的日子。這些選手們禮拜一下午都在校本部訓練體能，由於海風高中是一所完全中學，體能訓練師會將選手分成國中生和高中生訓練不同項目。國中生因為體格尚在發育，訓練的重點在於身體協調以及基礎的核心肌群訓練；而高中生則會在肌群已發展完善的基礎下強調爆發力跟最大肌力的訓練。我則以一個台大大學長的身份，時常跟在這群選手身旁觀察他們在體能訓練過程中的互動，並適時加入他們的閒聊話題。¹⁴我偶而則會與教練和體能訓練師聊天，在聊天過程中通常都圍繞著選手的訓練狀況，以及詢問為何要如此訓練的理由。一方面我觀察選手與老師如何跟體能訓練師互動，另一方面我也觀察他們在後續的練球狀況中如何給予運動科學相對應的反饋，進而理解在實作中，他們如何看待運動科學，以及如何應用運動科學，並且協調運動科學與既有訓練邏輯之間的差異。

我在田野後期則跟進晚上的團隊訓練，在這個時段常會有所謂的民間友人到場協助練球，其中不乏幾位海風區的在地人，卻是歷屆HVL 冠軍最多的洋城高中的校友，以及前企業聯賽選手，甚至是即將旅外打球的職業選手。他們對於我這樣的外人並沒有排斥，總是很熱情的邀約我跟他們一起打球，而我也在一次又一次的造訪中逐漸跟他們熟稔。我時常在他們訓練的中間休息，在一旁抽菸時加入他們的話題，聽他們談起以前訓練的過往，以及現在排球圈內哪位職業選手又發生了那些八卦。而我也對他們參與的大比賽無役不予，截至田野結束為止，他

14 這群選手對於我的身份並沒有多加好奇，我認為主要是一開始我花比較常的時間先跟在教練身邊，而選手們對於海風高中時常有學長回來並不感到稀奇，在他們眼裡，我應該也只是眾多會來找教練的學長其中之一。此外，教練也在一次的場合底下正式的介紹我是台大的學長，來這裡的目的是寫論文，但對於這群選手來說，寫論文對於他們過於遙遠，他們也不太清楚學術的運作規則，因此我猜測他們對於我的身份應該只停留在「來這邊寫論文的台大學長」。但能夠與他們熟識，主要來自於我在田野初期，都會帶兩大罐的舒跑來探望他們，我認為這也有助於拉近與這群選手的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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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參加了國內四大盃賽之外還有高中聯賽，我都到場為他們加油，並跟在教練旁邊觀察他及時對選手的溝通以及賽後的檢討。

四、章節安排

本文將以三個章節分別說明研究發現：第二章我將談及培養運動科學與教練專業的制度性條件，藉此理解兩者基於不同的訓練背景而產生的邏輯差異，接著我將以兩者專業的歷史沿革說明為何運動科學無法進入教學場域，運動科學又是如何進到訓練場域，而過去的制度性限制如何影響接下來兩者的合作關係；第三章我進一步提出兩者專業如何在現場形成各自的管轄範圍，以及劃分出何種分工體系，一起「協力共作」；第四章我則將兩者的協力共作放入更大層次的體育教學制度中，理解為何在兩者合作中仍舊遇到阻礙，以及影響協商的制度性條件，

進而對於現行基層體育政策做出反省。最後，我將在結論根據此反省提出教育方針的建議以及訓練過程應注意的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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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功績主義下的專業發展：土法煉鋼的再生產與交錯發展的運動科學

教育部體育署今天和中華奧林匹克委員會今天攜手公布「運動菁英育才計畫」，未來1 年將由中華奧會主席林鴻道自掏腰包 2000 萬台幣，將從目前8~18 歲的潛力體育新秀中，挖掘出具有奪牌潛力的好手，往下紮根，希望能在2024 年奧運收到成效。

台灣的優秀運動員要在國際賽中奪牌，至少都需要8~12 年的培訓養成時間，目前國內運動員培訓方案多著重於優秀運動員且偏重競技層面，

而台灣也處於功績主義¹⁵，往往使得許多運動員提前面臨運動傷害、終止運動生涯的困境。（蘋果日報，2017/4/25）

在台灣，運動往往無法與功績主義（meritocracy）脫鉤。林文蘭（2013、2015）

認為，功績主義是一套透過運動競爭內化到運動員選手的意識形態，特別是對於少數族群、原住民等群體，在受教育的過程中不斷地強調透過個人努力便能向上流動，不論是升學機會或是求職，只要肯努力就能獲得成功的功績。也就是說將個人的成敗歸功於個人的努力。然而，在過去報章雜誌的語境中，功績主義其實更傾向於「成績至上主義」，也就是說，這個意識形態強調的是為了成績不擇手段，一切都以獲得好成績為優先。我認為在一般的說法中，功績主義雖然被使用在說明一套為了贏而極大化幫助成績的體制安排，但也間接地擴充了學術上的意涵。其中，原本在學術上強調的是個體層次相信個人的努力可以帶來成功，但在一般語境的用法上則恰好補充了結構層次的制度安排，也就是為了贏得比賽，國

15 粗體字為筆者自行加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