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業知識的多樣性：身體知識的另類專業

為何在土法煉鋼中，強調以選手經驗為訓練基礎的方式得以不斷延續，在專 業化理論上足以顯見權力論與生態論的概念的經驗缺失。特別是專業知識的抽象 性。上述專業化理論強調職業之所以得以對其他人進行排除，來自於該職業所建 立的抽象知識系統（Freidson 1970；Abbott 1988）按理說，越是抽象的科學知識

（例如法律、醫學），越可能挑戰沒有明確知識體系的土法煉鋼。然而在台灣，

過去教練不斷被批評訓練不夠科學，是一種土法煉鋼，顯見運動場域中運動「專 業」有著有別於過往專業化理論下的知識體系，進而得以對抗科學知識的邏輯。

舉例而言，醫師或是律師等專業能夠有效地在大學中以各式課程逐步培養，仰賴 的是各式人體相關科學或是各個層面的法律學問；相較之下，運動的專業培養則 不仰賴明確科學或條文支撐其專業，而是一種難以言喻的身體知識的傳遞，也就 是默會知識（tacit knowledge）的傳遞（Polanyi 2004 [1958]）。教練作為默會知識 的傳遞者是透過不斷的實作示範來完成知識的傳承，這也顯示了運動教練有別於 過去專業化文獻所探討的抽象系統組成的專業，是更加需要透過示範、不斷重複 實作的專業。

對此，我認為必須看到運動專業的特殊性如何在運動場域中建立。如果說前 述有關醫療或是法律的專業之所以能夠排除他人的介入，是藉著宣稱自己有某種 抽象知識的能力解決某項「專業問題」，那麼對運動專業而言，教練的專業則是 一系列圍繞著處理個人化身體能力養成的專業。例如，如何將不會游泳的新手教 成世界冠軍、運動員如何忍耐身體痛苦追求身體極限等。這種默會知識沒有辦法 依照標準的受訓過程，就能確保選手「具備」了某項專業能力。而能夠確保什麼 樣的教練是「專業」的教練，則無法透過量化的標準（證照考試分數）或是完成 學院訓練（例如從律師學校、醫學系畢業）來斷定，由於默會知識的傳遞沒有一 個客觀的流程，因此一個教練的專業能力，只能仰賴外在可見的客觀標準：運動

成績。因此，教練的專業必須源自於一個優秀的選手，而一名運動選手之所以被 認為優秀則來自於其優異的競賽成績，以及背後所隱含的優於常人的身體能力。

由於身體能力沒有共量的標準，是個人化的身體感受，因此必須有個客觀的 外顯標準，來呈現這種基於默會知識養成的身體能力。首先，教練在選手時期具 體展現的運動成績，比起抽象的科學語言更具有「專業」上的說服力。這對於運 動專業來說存在著普遍性，即使被廣為熟知是運動科學發展的先進國家—美國，

仍然存在著知識與應用的隔閡（Bishop 2008；Reade et al. 2008；Brink 2018；

Halperin 2018；Malone 2019）。事實上，相對於運動科學，教練更傾向於相信自 己的經驗，或是與其他教練們討論；教練通常對於運動科學的研究也不感興趣

（Sarmento 2017），同時又因為科學研究充滿統計、抽象語言，因此他們難以理 解，也比較不願意接受（Stoszkowski and Collins 2016）。也因此，運動科學在西 方世界也面臨著與教練、運動選手之間的知識隔閡，兩種訓練的方式仍然有著知 識與實踐的落差。

其次，運動的專業除了仰賴外在的功績，運動當下所表現出來的身體能力也 是衡量專業的標準，甚至是一種道德的展現。而在運動場域中其中一個屬於運動 員的專業身體能力為承擔「風險文化」（culture of risk）的能力。Nixon（1992）

指出在運動過程中，運動員常常忽略疼痛、傷害與健康的風險，Howe（2004）和 Collinson（2005）後續的經驗研究則以民族誌的個案研究拓展運動員將疼痛正當 化的內化過程，他們認為這是成為運動員重要的專業歷程。其中，支撐著運動員 承擔疼痛、受傷的風險文化（the culture of risk）是經由運動員所處的運動網絡

（sportsnet）維持的。Nixon（1994）進一步提出共謀聯盟（conspiratorial alliance）

解釋菁英運動員，特別是進入已經高度職業化的運動的球員，所處的環境提供偏 差的社會支持（biased social support）使得運動員接受疼痛、傷害，並阻止運動 員尋求一般人面對傷痛的管道。在Nixon 的研究中，菁英運動的運動網絡有著極

高的影響力，在球隊中，球員、教練、隊醫形成高度封閉的社會網絡，這些人彼 此形塑對於傷痛毫不在乎的態度，並高度關注球隊績效的文化；球隊之外，球隊 贊助商、球迷、隊經理等外在的壓力，也強迫運動員為了回應自身利益（球隊合 約）與外部支援（球迷期待、球團壓力）（Howe 2001），不得不隱忍傷痛，或是 盡快從受傷狀態中回歸球隊。因而，在高度輕忽受傷的風險文化中，球員們得在 負傷上陣（playing hurt）的情境下繼續競爭（Nixon 1992；Walk 1997；Malcom 2006）。在運動員的世界裡，承擔風險並且負傷上陣成為表現運動員專業的方式，

因為運動的專業如果不透過身體力行的方式呈現，並因此得到功績，則無法說服 他人運動員的專業之所在。

作為保障運動員身體健康的運動醫學，在運動網絡中扮演談判風險文化的重 要的角色（Safai 2003），運動醫生應當在選手受傷時，協調選手的退場機制以及 傷後回場計劃，但在高度職業化的運動賽事，運動醫學卻難以施展自身的專業，

甚至產生了有違醫療道德的舉動。Huizenga（1995）揭露了美國國家美式足球聯 盟中以教練、隊醫為主導體系，將球員身體放在以球隊利益最大化的情況下產生 的違反醫療道德的事件。隊醫故意將對於受傷的重要訊息扭曲，告知球員其傷害 僅僅是小傷，目的是希望這些球員能繼續為球隊貢獻。Roderick（2000）與 Malcolm

（2009）則指出，即使在醫學領域存在極大的權威，但職業球隊中的隊醫的專業 自主性受到聯盟條約與球團利益極大的限制；其中，醫療的專業評估與決策在此 傾向了以客戶為主的實作類型（Freidson 1966），在職業運動中，以球隊整體的利 益為主的結構，忽略球員身體健康的利益導向，使得醫療處遇反而成為正當化球 團勉強球員受傷上場的工具，在此其專業反而受到忽略（Waddington 2011）。

無法言傳也無法共量的默會知識是建構運動專業的基礎。具體的身體感受如 何被客觀表現出來，在運動場域中，只能藉著運動的功績（獎牌）以及運動的表 現（負傷上陣）而被認可。而前者進一步強化教練在訓練時拒絕運動科學的介入，

相信過去自身的受訓經驗；後者則在高度競爭的職業運動中強迫運動員剝削自己 身體，苦撐上場比賽。運動科學在運動場域中無法像過去以科學為基礎的專業一 樣無往不利，使我們發現理論上的缺失與補充的可能性。過往專業化的文獻多半 集中在具有高度抽象知識體系的專業中，然而，從上述的文獻回顧可以發現，有 別於形式知識（normal knowledge）的默會知識（tacit knowledge）則豐富了專業 間的關係的多樣性。過往訓練經驗的再生產以及被邊緣化的運動科學則顯示著專 業背後的知識體系有其多樣性，在強調默會實作的運動場域，由於不同的專業標 準，反而使得科學有著相對弱勢的地位。其中，運動專業所強調「何謂專業」的 標準來自運動的功績；以及影響專業實作的各種條件，則使得運動專業在不同的 情境有著不一樣的實作。但我們仍需要看到建構專業實作的制度條件。

但為何同樣是負傷上陣，外國不會有土法煉鋼的批評？在此我們需要看到台 灣與西方國家在體育訓練制度上的差異。台灣在運動專業的培養上是高度鑲嵌在 國家主導的教育體制，而不是商業市場。舉例而言，在上述的「負傷上陣」的討 論中，運動員在職業運動中必須背負球團、球迷期待，甚至是為了避免薪水小偷

10罵名的壓力，因此必須忽略自身疼痛尋求上場機會。此外，運動員也會因此忽 略運動醫學的診斷，或是運動醫學迫於球團壓力而給運動員錯誤訊息，強迫運動 員上場的情形。在上述負傷上陣的狀況中，運動科學專業是在資源充足的狀況下，

由於運動專業的特殊性而受到忽略；然而，在台灣的運動專業培養，則是在教育 體制中養成以學生身分為主的運動員，並讓他們在資源匱乏、且追求功績的狀況 下持續土法煉鋼。在學生身分的前提之下，所獲得的資源一方面不像商業市場具 有高度議價的空間，另一方面，資源的分配高度依循著台灣特有的功績主義進行 分配。舉例來說，原住民棒球選手為了能夠在機會有限的競賽中上場，以及為了 未來能有更好的職業與升學生涯，在平時練習時，便會不斷的超量訓練，甚至是

10 通常用來指領了薪水卻沒有相對應表現的運動員，例如拿了高薪卻在賽季初受傷而整季報銷 的職業運動員，或是選秀狀元簽下高額薪資，賽季卻表現平平。

忍痛上場，深怕錯過練習便會追不上隊友，從此失去比賽機會，也失去外來的升 學機會、職棒夢（林文蘭，2010）。在國家高度介入運動選手專業培訓的特殊條 件下，台灣的運動員專業化歷程有別於西方世界有著更嚴苛的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