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業劃分之後：從實作看見「分工合作」的可能性

早期社會學對於職業的討論主要以定義「職業」是什麼，具有何種有別於常

民（layman）特質的「特質論」（如Carr-Saunders and Wilson 1933；Millerson 1964）。 但由於職業的定義往往過於模糊，無法被列舉的各種特質窮盡，自60 年代開始，

專業社會學的典範則轉往了關於「專業化」（professionalization）研究，專業化論 者認為相較於列舉職業「為何」的特質，更應該關注職業之所以為「專業」的過 程，包括特定知識的掌握以及排他的過程，其中以功能論學派與權力論學派被學 界最為關注。功能學派為首的專業社會學承繼Durkheim 的理論框架，認為專業 的出現源自於專業人士的技能是一種能夠解決社會既存問題的「功能」，他們能 藉著特定的能力，進而獨佔某項服務（Hughes 1963），而此後有關專業的分析，

則將專業視為某種足以和俗民能力劃分的「特質」，包括有明確的職業倫理、證 照與訓練系統（Barber 1963；Parsons 1968）。

而權力論的專業社會學（或稱為壟斷學派，詳見劉思達，2006）則關注職業 專業化的權力消長過程，他們批評不論是特質論或是功能論的視野僅停留在靜態 的專業宣稱，亦即某項職業之所以為專業並非因為其特殊的功能，而是權力鬥爭 的結果（Freidson 1970；Johnson 1972；Larson 1977）。例如 Freidson 認為，一個 職業之所以能有自主性而不受其他專業的干擾，來自於其對一種形式知識

（formal knowledge）的制度化過程，具體來說則是透過專業學門的科系教育維 繫該職業在工作場所的權力。Johnson（1972）的概念則補充了 Freidson 職業自 主性的內生性觀點，職業並非是一種靜態的凝固客體，而是一種動態過程，是一 種控制行業的方式。也就是說，一個職業之所以是個專業是來自於職業對於生產

—消費關係的實質控制。而職業之所以成為專業，除了職業的內生性因素，還需 要國家與消費者的外生性因素（劉思達，2006）。Larson（1977）則集大成提出「專 業計畫」（professional project）說明專業化是透過專業組織的計畫將特定的知識 與技術轉換為社會或是經濟報酬，例如透過教育制度壟斷特定職業的再生產，進 而排除其他競爭者進入服務市場，甚至以此鞏固其地位。

以芝加哥學派生態性研究取徑為出發點的Abbott（1988）則根本性的批判上 述兩個論述，他認為兩者都過於著重專業化過程中個別職業內的組織架構如何正 當化對於職業的掌控，包括知識獨占、證照體系等，但更重要的是對於職業的實 際「工作」內容的掌控。在職業發展的過程中，由於工作內容不斷變化，職業之 間的衝突無可避免，而職業體系的形成則是一系列不同職業之間互相競爭「管轄 權」（jurisdiction）的結果。Abbott 指出職業會傾向以自己的框架將某個社會問題 詮釋為特定的「專業問題」（professional problem），當社會都認定只有某項專業 能解決這個問題時，他們也就排除其他專業團體而取得了針對某一問題的管轄權。

在Abbott 的概念中，管轄權的取得有兩種形式，一方面是某一專業團體「從屬」

另一專業團體，另一方面則是依照對於管轄權的認知控制的「分工」形式。

Abbott 的管轄權概念有助於我們理解土法煉鋼與科學化訓練之間的爭論。運 動科學專業透過宣稱訓練中需要借助科學化的訓練才能夠「更有效率、更保護選 手」，將過去沒有方向的訓練方式視為土法煉鋼，而肌力與體能訓練、運動防護、

運動營養等專門科別，則是運動科學得以成為助力並解決的「專業問題」，進而 定義，好的運動訓練是需要教練與運動科學合作的專業團體，以此獲得各自的管 轄權。

然而，不論是權力論或是 Abbott 的生態論視野，專業的獨占以及專業分工 的建立則相對是緊張的。在過去的理論視野中，關注焦點集中在系統的建立、組 織的邊界如何劃分等問題，也因此不難理解為何上述的理論都只看到衝突的面向，

因為他們都只看到專業本身如何成為專業，而沒有看到專業的建立仍需要考量到 與專業對象之間的關係，例如客戶、國家、病人等等「專業之外」的內容。我認 為上述的概念皆缺乏了談論專業的「實作」。作為專業人員，不會時時刻刻想著 要與其他專業進行區隔，也不會隨時隨地都在對抗其他專業的假想敵，而更多時 候是花費心力與客戶溝通、與國家角力、與病人互動。舉例來說，物理治療師並

非總是在執業的過程中旗幟鮮明地對抗復健科醫師、健保制度對其專業自主性的 阻礙，而是在綿延的實作過程中區別治療「疾病」與恢復「功能」，並且在處處 受限的治療條件下「編排工作」，尋求最大限度的專業發揮（陳韋宏，2019）。因 此，關注專業實作的觀點說明了在競爭管轄權的動態過程中，專業之間並不總是 你爭我奪的互動形式，而是在一次又一次的與專業的對象的互動過程中確立專業 如何可能。

而透過實作的觀點，我們可以看見除了競爭關係以外的可能性，特別是專業 分工合作的可能。例如，醫療團隊認知到自己某些專業能力的不足，進而主動讓 渡權力以尋求其他醫療專業人員的合作（Oh 2014）。據此，專業合作觀點進而批 判 Abbott 將職業系統視為自給自足的內生性有機體，忽略了專業得以借助外在 的經濟、社會、文化資本進行協商與合作（劉思達，2015），這樣的觀點得以在 後續的經驗文獻中得到證實，在醫療領域中，若不同的科別能互相尊重，並分擔 責任與決策程序，跨領域的合作是有可能的（Wells et.al 2006；Solheim 2007）。

我認為實作的觀點有助於補充權力論與生態論對於專業化理論的經驗說明

—專業之間的合作。一個專業之所以能稱為專業，應該要被放在動態性的時序中 來理解，不論是權力論或是生態論，都只看到專業在發展之初如何排除其他專業，

取得獨占的位置；但專業之所以為專業，往往得仰賴專業發展後期彼此合作的成 果。換句話說，一個專業的專業化發展經歷了前期的權力鬥爭之後，專業之間所 在意的焦點必須從「區隔」轉往「穩定」，也因此，當「合作」越能夠保有專業 所能帶來的成果，也意味著一個專業能夠藉著與其他專業的合作關係，確保專業 所能解決問題的最大成果。同時這也代表著，一旦專業化的歷程由區隔轉往穩定，

那麼專業的行動目的也由「與其他專業做出區隔」轉往「為專業的服務對象尋求 專業間合作」。例如，為了病人的利益最大化，需要尋求不同科別的醫生相互合 作。也因此，要說明專業之間的分工合作的過程，就必須看到實作的面向，包括

如何因應各種條件的限制而做出不同的適應，以及如何在日常的合作過程當中發 展出各自的默契等等。而從教練過去的土法煉鋼訓練被批評不夠科學，進而逐漸 接受科學化訓練的過程，說明了運動科學專業在前段爭奪、後段尋求合作的狀況。

正是因為在台灣的最高層級運動訓練被指出缺乏運動科學的介入，而在之後基層 意識到尋求運動科學可以帶來更多獲勝的可能性，因而接受新型態的訓練分工模 式。也因此本文認為，透過實作的觀點更能有效的掌握一項專業從被拒於門外，

到被納入分工體系一起合作的動態過程。

除了看見運動科學專業人員與教練劃分管轄權之後的分工結果，我認為仍須 要看到支撐這個劃分結果的論述基礎，特別是管轄權的取得仰賴於說服場域內的 行動者自身的正當性，進而協調如何在相互合作的基礎下各司其職，因而有必要 更進一步探究微觀層次的劃分。我則要借用Gieryn（1983）的概念捕捉運動科學 專業與土法煉鋼如何在運動場域中建立各自的正當性。Gieryn 提出「劃界工作」

說明：「科學家透過定義科學相關的職業組織、方法、知識基礎以及價值將某些 知識領域的活動視作『非科學』的」。而Gieryn 的理論重要的地方在於，一方面 科學家得以透過區別科學／非科學的客觀證據證明自己的正當性；另一方面，競 逐管轄權的正當性則豐富了我們對於實作的研究視角，尤其當科學獲得專業正當 性的結果必須涉及一系列的實作來對非科學的對象進行劃界。以運動科學專業和 教練合作為例，正因為運動場域追求的是明確的成績、名次，運動科學專業則可 能修正其劃界的策略，以簡單的方式呈現，或是以敘事（narrative）的方式與教 練溝通，反倒更能讓教練接受（Halperin 2018）。除了教練對於運動科學的排斥與 不感興趣，還存在著實際的問題，例如，資金與時間不足以支持運動科學的應用，

或是教練與球員的薪資問題都會影響到運動科學資源的配置（Hugh et al. 2019）。 據此，在運動為主、科學為輔的運動場域，我認為運動科學的專業的劃界策略得 以補充過往科學劃界的經驗研究，特別是要看到在運動科學專業與教練專業的權 力差異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