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臺灣大學工學院建築與城鄉研究所 碩士論文
Graduate Institute of Building and Planning College of Engineering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Master Thesis
從農村到油畫村:深圳大芬村行畫產業的空間形構 From Village to Oil Painting Village: The Spatial Formation of "Hang-Hua" (Replica Oil Painting)
Industry in Dafen, Shenzhen
蔡書瑋 Shu-Wei Tsai
指導教授:王鴻楷 博士、夏鑄九 博士
Advisor: Hung-Kai Wang, Ph.D. & Chu-Joe Shia, Ph.D.
中華民國 98 年 6 月
June, 2009
I
謝誌
終於到寫論文謝誌的這一天。
本論文得以順利完成,首先歸功於我最敬愛的二位指導教授-王鴻楷老師與 夏鑄九老師。在深圳、廣州進行的二次考察中,我從王老師溫和堅定的背影中認 識作研究應有的積極謹慎態度;王老師退休後仍不忘時時關心學生的論文進度與 論文相關資訊,並給予指導與建議,更使學生在寫作時倍感踏實。夏老師對於學 生的論文發問總是能提出一針見血的分析,以及對於學生在文獻引用上、措辭的 指正,也使得本論文在多次討論中,漸漸從混沌中成形。
同時感謝三位口試委員對於學生論文的指導與提問,也指引學生進行後續論 文的修正。石計生老師使學生再次回顧本研究初衷,以及人與藝術生產複製之反 省;簡旭伸老師在課餘討論、口試時皆給予學生新的啟發,簡老師對大陸研究的 高度熱誠更是學生榜樣;楊友仁老師亦師亦學長的身份給予學生的叮嚀與建議,
也使我嘗試用更遼闊的視野審視田野。
本論文得以完成,我也要感謝在撰寫過程中曾幫助我論文走向發問的前輩 們。邢幼田老師、吳金鏞學長、朱哲良學長,每當我陷入到細碎的田野資料中,
回想與您們的討論,則能使我更客觀地看待本研究田野。另外特別感謝論文中受 訪者,特別是黃先生、任部長、Michael、Sanzi、吳先生、鄔村長,因為您們的 熱心協助,學生才得一窺您們的生活樣貌,更使我獲益良多!
還有我親愛的同學們:悠臻、小易、皓炘,同舟共濟的三個月大家都辛苦了,
謝謝你們在這段期間陪我討論、口試演練上場;婉寧、易蓉、小易,我非常珍惜 與香港姐妹們培養出的默契與情誼,對我而言這門實習課是我研究所生涯中非常 重要的學習經歷,我從妳們身上學到很多,今後也要各自努力!恩儀、彥如、皓 炘、恬玲,有你們在的研究室非常溫暖,你們的關心與體貼使我在工作、學業的 壓力中得到舒緩。小鐘、瓊慧,和你們與王老師一起經歷攝式六度的低溫、返鄉 車潮、深圳關內關外多次探險,這些一起走過的地景對我來說永生難忘。也想謝 謝郁涵與公館的學長學姐們,你們的微笑總是讓我心情穩定。
研究所的生活常常陷入並不規律的忙碌之中,老朋友的關心與陪伴是我能夠
撐到現在的重要支持,你們總在我覺得自己「真的不行了」的時候,第一時間獻
上慰問與陪伴:雅信、鳥仔、宗興、小捲、琛哥、老王、麗君、怡靜、凱琦、國
術、怡芸、胡可靜、友瑄、旨彥,和你們見面聊天很開心唷,知道你們在各自的
道路上發光發熱總是令人雀躍而振作;武竹會的梅仔、慕義、阿杏、李冠、簡志
穎、葉肥、琬馨、小明,至今十多年友誼長存,你們總是無條件相挺,和你們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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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成長嘗到的各種滋味都好棒,也是我最最珍貴的元老級朋友;大學同學旼諴、
欣愉、舒婷、怡嘉、佳穎、小趴、敏洺,雖然我們不常見到面,但我總能在小地 方看到妳們對我的關心;勉強工廠的大家各自在關懷的環境、社會、建築、設計 領域上奮鬥,讓我知道從大學畢業至今天,其實我從不孤單。
到了謝誌的最後,我最想感謝的,是對我無限包容的家人,這份感激之情總 是難以啟齒:謝謝媽媽一直以來的照顧,我終於長大了,也能夠獨當一面了,希 望我不要再讓您擔心了;大姊、二姊、L.A 對我的鼓勵,在妳們的鼓勵下,我有 勇氣多方嘗試任意揮灑。因為有妳們這麼棒、這麼體貼的家人,我才能持續努力 到現在,也盡情享受這一段求學歷程。
也謝謝論文寫作期間自始自終陪伴著我的子新,你無盡的體貼讓我在這段期
間沒有任何後顧之憂,更是我論文寫作期間最溫暖的後盾。待你寫作時,希望我
也能成為你徬徨時的重要支持,今後一起加油~☺
III 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論文
中華民國九十八年六月
從農村到油畫村:深圳大芬村行畫產業的空間形構
蔡書瑋
摘要
中國大陸在改革開放後,城鄉發展歷經新的產業、空間與地方的變遷。本研究以深 圳大芬村作為研究個案,探討行畫產業為何選擇在大芬村著床,使一個平凡農村搖身變 為中國油畫第一村─大芬油畫村。
為了剖析行畫產業與地方空間之間的複雜形構關係,本研究將以文化商品化、商品 地方化、地方符號化作為分析架構,先釐清行畫不同於一般文化產業的產業特性,接著 說明產業如何在地方發展政策的推動下開始著床,並使大芬村從隱匿空間變成生產聚集 基地,繼而指出利害關係者為了追求壟斷租,在大芬村打造產業升級思維以及藝術神 話,這些行動進一步將大芬村符號化為觀光藝術村,使之成為今日眾所周知的油畫村。
最後反省大芬模式中符號地方與行畫產業之間的矛盾。
關鍵字:行畫、文化產業、產業聚集、制度空間、地方著床、壟斷(地)租、符號地方
IV
From Village to Oil Painting Village:
The Spatial Formation of "Hang-Hua” (Replica Oil Painting) Industry in Dafen, Shenzhen
Tsai, Shu-Wei
Master’s Thesis of Graduate Institute of Building and Planning,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Abstract
In post-reform China, urban-rural development is facing transformation of industries, land uses and spaces. This case-study aims to figure out the industrial and spatial changes in Dafen, Shenzhen. Dafen was an ordinary village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when Hung-Hua industry appeared in this rural area, it became one production base in 1980’s; it has begun the interrelation with local spaces. This paper tries to know the reason why industry appeared in such small village like Dafen, and how industry got embedded in the little village thereafter Dafen becomes the most significant oil painting village in China.
To analyze the complicated relation between Hang-Hua industry and place, I use a framework which contains three analytic approaches: commodification of culture/sign, localization of production, symbolization of place. Accordingly, I clarify the character of Hung-Hua industry and its similarities and dissimilarities to cultural industry. Afterward, I attempt to elucidate how local policy promoted Hung-Hua industry to local brand, that made invisible Dafen visible. Then, I wil illustrate the dynamic of spatial formation in Dafen. The main force comes from stakeholders grabbing the monopoly right to claim the space, therefore they keep the myths of industrial upgrading and art, and Dafen becomes an art village as consensus . Finally I want to bring up the reflection on paradox of signified place and Hung-Hua industry.
Keywords: Hang-Hua (replica oil painting), cultural industry, agglomeration, institutional space , local embeddedness, monopoly rent, signified place
©2009
V
目 錄
第一章 緒論 ... 1
第一節 研究背景...1
第二節 研究發問...9
第三節 文獻回顧...10
第四節 分析性假說與研究架構...20
第五節 研究方法...22
第二章 文化與商品的雙重詮釋:論行畫產業特性 ... 24
第一節 行畫產業與大芬村的形成...24
第二節 行畫作為一種文化產業...28
第三節 行畫產業的勞動與分工過程...33
第四節 隱匿於大芬村的行畫產業...41
第五節 小結:文化產業的空間模式...48
第三章 空間的匿與顯:從非正式經濟到文化產業基地 ... 49
第一節 揭幕:非正式到正式...49
第二節 地方政府打造產業在地著床空間...55
第三節 行畫產業聚集...60
第四節 空間的轉化...67
第五節 小結:制度空間與產業聚集...71
第四章 地方符號化:對地方品牌生產的分析 ... 72
第一節 產業與地方...72
第二節 地方與符號地方...79
第三節 商品獨特性與藝術原創性的神話消解...86
第四節 小結:意義競爭下的符號地方...92
第五章 結論 ... 93
附錄一:受訪者與訪談資料...i
參考文獻 ...ii
VI
圖目錄
圖 1-1:深圳市與大芬村相對位置圖,粗黑線為深圳二線關界 ...5
圖 1-2:大芬村空照圖 ...6
圖 1-3:論文分析圖 ...20
圖 2-1:改革開放初期的行畫聚落分布圖 ...25
圖 2-2:David Throsby 提出的文化產業概念圖 ...28
圖 2-3:行畫生產流程圖 ...30
圖 2-4:蒙娜麗莎四部曲 ...31
圖 2-5:重繪文化產業概念圖 ...32
圖 2-6:大芬村油畫生產單位組織簡圖 ...33
圖 2-7:畫室分工組合圖 ...35
圖 2-8:流水線生產圖 ...38
圖 3-1:大芬村內的小型廣場、巷弄鋪面 ...52
圖 3-2:大芬村祖柌與公共藝術 ...53
圖 3-3:油畫村新建工程 ...54
圖 3-4:大芬村歷年畫店、作坊數量圖 ...60
圖 3-5:大芬村歷年油畫從業人員數量圖 ...61
圖 3-6: 行畫生產分包圖 ...62
圖 3-7:大芬村從非正式區位轉為訊息聚集的產業區 ...63
圖 3-8:行畫學徒及美術培訓招生訊息在大芬村內隨處可見 ...64
圖 3-9:畫工的工作情形 ...65
圖 3-10:大芬村歷年房租 ...68
圖 3-11:大芬新村現狀 ...69
圖 4-1:深圳地鐵三號線路線圖 ...77
圖 4-2:桔子坑雜貨店以藝術雕像指認與大芬村之聯結 ...82
表目錄 表 3-1:大芬村土地使用簡表...70
1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
本論文源起於研究者參與的國科會案—「城中村/村中城—中國大陸快速城市化 的社會政治分析:以深圳和廣州為例」,此研究案從中國大陸的土地產權、城鄉關係、
社會制度等層面探討中國大陸沿海地區的農村集體用地發展,即深圳、廣州出現的 大量「城中村」與「村中城」。
「城中村」在中國大陸早已是個廣為人知的重要議題,在第一次田野考察前,
我對於城中村的面貌已有具體的想像,在城市內或周邊的農村裡,農民在宅基地上 建了極密集的住屋,出租給進城裡打工的農民工、學生、低階白領階級等,其中來 自各地的農民工人數最多,他們大多共同生活在合租的套房中,尋找城市中短期打 工機會而形成同鄉親友的人際網絡。走在城中村裡所見即是密集民宅搭建形成的「一 線天」、「握手樓」景象,村內也有許多支持這些勞動力再生產的非正式經濟活動,
如外省小吃店、長途電話亭、便利商店等。隨著城市發展,大量工作機會釋出,更 多農村人口前往城中村尋求短期租房,也使得原居村民得以收取高額的租金而有能 力搬遷至臨近更佳的環境,住進集體建設用地上與地產商、政府合作開發的花園小 區,過著優渥的生活。
由於城中村公共設施不足、人員混雜且流動率高,中國大陸的城市規劃體系多 視其為問題區域。在這樣的想像下,猶記當時研究案同學提起深圳有一個特殊的村 集體用地發展個案,有幾個畫家跑到那裡畫油畫,結果帶動整村的人跟進,整個村 都以賣畫聞名,還成為一個觀光景點,其發展方式與該地區農村大不相同。這即是 研究者在最初聽聞本論文的研究田野-大芬油畫村。
其後研究團隊實地前往深圳、廣州考察城中村,包括深圳市區的崗廈村、漁民 村、漁農村、蔡屋圍、赤尾村,以及廣州市區的石牌村、獵德村、南亭村,這些城 中村的形態和過去瞭解的狀況也大致相同。為了瞭解「村中城」的土地開發方式,
研究團隊在當地的學者介紹下前往深圳的關外地區,以實地訪查村民為了土地轉制 而進行搶建的現象,才在途中經過了大芬村。大芬村的發展形態和「城中村」或「村
2
中城」兩者皆大不相同,雖然大芬村佔地不大,半小時內即能走完,不過主要街道 寬敞,也沒有搶建、密集搭建等現象,而且地面鋪面、牆面色彩繽紛,還有一些小 型的公共藝術與街道家具,甚至還有一座大型的美術館!這個地方完全不像農村,
更不像介於城鄉過渡區,且公共設施不足、環境混亂的「城中村」。研究者為了瞭解 這個特殊地方的形成背景,因而開始深入本個案的形成原委,本節將先介紹本個案 的發展背景。
(一)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後,土地、產業與農村改革
過去實行計畫經濟體制的中國大陸,在社會與土地管理上為了補貼都市工業,
因此對於都市與農村發展上存有不同的偏差傾向(bias),造成城市與農村發展上從 根本即有著不同的制度條件,即《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第二條中所規定的
「城鄉二元制」與「戶口制」。
城鄉二元體制將土地分為國家所有的城市土地與農村集體所有的農村土地;而 戶口制則是將人口分為城鎮戶口與農業戶口,戶口以所屬的生產單位為依歸,即城 市戶口屬於工作單位,而農村戶口屬於村集體。相較之下,城鎮戶口享受國家較完 整的社會保障,包括單位制1下分配的工作、住宅、教育、醫療等社會福利;而農業 戶口則是以集體身份共同擁有土地,農村經濟必須依賴農作收入、集體建設、鄉鎮 企業經營等營收自給自足。由於農村戶口原能享有社會福利,農民的經濟來源幾乎 只能依靠土地,農村的收入也因為區位、村集體的土地創收方式不同而有很大的差 距,農民在農產不足、農業附屬加工業不興盛的農村中生活僅能過著窮困的日子。
這兩種制度交相強化後,不但使得個人生活與土地使用環環相扣,也更造成城 市農村之間的資源分配不均,並且也限制了大幅度的城鄉流動與土地流轉。
由於中國大陸在意識形態上預設了城、鄉切割發展,因此改革開放前中國大陸 的土地配置未以土地價格作為調節機制,在這種異於實行土地私有制的機制下,城 市土地配置依據的是行政官僚的運作邏輯而非地價,土地使用未呈現由都市中心朝 邊陲地價遞減的「同心圓模式」,也無法反映真實的使用內容與強度;更重要的是,
1 單位制是一整套分配社會資源的組織系統,單位包括了黨政機構、社會團體、國營企業等工作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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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造成城市或農村的土地使用多無效率,土地使用與產業內容經常錯置而難以集約 使用,而農村土地在缺乏良好的鄉鎮企業管理的情況下,更容易處於閒置狀況,僅
能依靠天、依靠土地過活的農民生存條件並不豐足。
改革開放後,大量的資金湧入東南沿海一帶,也衝擊著中國的城鄉兩元制度。
新市場、試點城市迅速地納入新的國際分工體系,來自全球的競爭趨勢與資本銳不 可擋,城市用地以「退二進三」2、新的土地有償使用辦法、舊城改造等方式而跟上 外資企業的發展腳步(張京祥、羅震東、何建頤,2007;WS Tang, SM Li, RYW Kwok, 2000)。資本力量快速地主導城市空間樣貌與土地使用形態,城市化3的程度從改革 開放前七零年代的百分之十八急劇上升,到二零零五年時已達到百分之四十三(Wu, 2007),也鬆動了過去單位制下的城市與空間形態。
上述舊有的土地與社會管理制度雖然面臨了新的力量與挑戰,但對於改革開放 後的新中國仍具有深刻影響,更使得資本形塑的空間和制度間產生衝突,使得地方 發展與土地使用上有些矛盾。例如在八零年代,城市發展依單位制分配空間,小型 的國外資本難以進入城市,進而轉往土地容易取得的農村地區。但是制度的遺留與 資本力量兩股力量的交會造成新中國城鄉空間轉型與人口流動的特殊模式,這在投 資氣氛濃厚的珠江三角洲(珠三角)地區格外明顯:隨著市場開放,資本大量進入,
珠三角地區土地面臨了深刻的市場化,而城市土地有償使用以及農用地轉非農使用 等措施造成土地的集約使用與向外擴張,城鄉發展似乎步上西方都市發展的後塵,
城市中心衰敗、舊城改造,郊區化、門禁社區興起以及政府圈圍開發區等亦應運而 生。
顯然,中國大陸的城鄉關係的轉化並不是單向地朝著資本前進,在這波大的經 濟與空間的重構過程中,也出現了許多新的城、鄉關係,農村土地發展雖然不約而 同地朝向土地商品化趨勢,但發展的故事卻大不相同,按城市鄉村的相對位置與發 展時期可先粗略區分為「城中村」與「村中城」。
2「退二進三」是指政府為調整城市功能佈局,把城市中心內原有的第二產業搬遷到外圍的工業區,利用城 中心騰出的土地發展第三產業。
3 城市化指的是將農地轉為城市用地,而非一般提及鄉村人口遷移都市人口形成的都市化(urbanization),雖 然在中國兩者常連帶發生,但本文中將區別兩者關係,以「城市(化)」指稱制度意義的土地及性質轉變,
以「都市(化)」表示人口遷徙、公共建設增多的集約土地使用及轉變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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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中村」出現在快速的城市化過程中,由於城市土地發展快速地集約使用,
使得舊的農村集體建設用地被快速發展的國有城市土地包圍,形成城市建成區或發 展用地範圍內,一種處於城鄉轉型的農民社區(閆小培、魏立華、周銳波,2004)。
在城中村裡,農村個人、集體在集體土地上自建公寓出租,村民通常透過個體戶的 自宅基地出租獲得直接收益,並且享有村集體物業出租的租金分紅。它異於「城市」
或「鄉村」之處,包括常被提及的大量外來流動人口、租賃住宅、寄生式的外生經 濟等。城中村大多被視為是中國大陸的制度遺留問題,在制度上正面臨著城市化、
改造拆遷補償等前期的過程。
而在城市產業轉型、退二進三的發展策略中,城市政府也正藉由城中村的改造 整頓市容,並且與地產開發商共同賺取土地開發的高額利潤。村民、外來居民、城 市政府、地產開發商等,在城中村的發展變遷中都是重要的利害關係人,也同樣地 型塑出不同的鄉村城市化過程。
「村中城」的發展則源自珠江三角洲地區的城市邊緣農村,由於其具有低廉的 勞動力與土地,改革開放後,這些農村憑著地理上毗鄰港澳的區位優勢吸引外資,
因此許多「三來一補企業」4紛紛進入農村,不但引進外資和技術,也使得農村集體 企業轉為發展外向型的鄉鎮企業,企業從過去封閉的經濟體系中轉向開放的商品經 濟;更甚者,外資引進的資本、勞動力與管理組織也使得農村有能力自行興建基礎 設施、改善投資環境,或者以集體土地作為籌碼與外資協商斡旋,部分地方政府也 會為了與農村一同「招商引資」,而在制度的隙縫中合作開發,也造成農村在此時經 歷了外資趨動的都市化,珠三角地區農村的鄉鎮企業因此蓬勃發展,這個部分過程 即是費孝通(1992)論及鄉土發展中歸為一類的「珠江模式」5,也是 John Friedmann (2005)所稱,中國珠三角地區的都市化過程發軔於地區的「內生發展」(endogenous
4「三來一補企業」是指來料加工、來樣加工、來件裝配及補償貿易的企業經營形式,即外商提供企業材料、
式樣與規格,並供應原料、提供配件,委任進行裝配加工,或直接提供生產所必須的機器設備、技術、物 資或勞務,期限內以產品或勞務等價值償還外商。這種企業由中國的企業法人與外商簽署合作合同,並由 中國的企業法人為名設立的工廠營業,這類型的工廠並非企業法人,也不是有限責任公司(施雅軒、魏淑 雯,2004)。
5「珠江模式」立基於農村經濟,憑藉香港與全球分工網絡緊密接軌的關鍵地位,使商人在香港開店,對外 接訂單,然後選擇勞動力和土地價格較便宜的珠江三角洲的工廠生產產品,再將產品由香港賣到世界各地,
進而產生「前店後廠」的村落發展形式。此時大量的手工業、製造加工業進入珠三角地區,大量企業進入 村集體建設用地,珠江模式的經營以集體經營為主要經營形式,而個體、租賃、三來一補、中外合資和合 作等多種經營形式也互相結合,外資的投入是其最大特色(費孝通,1992)。
5
development),他更認為這種地方趨動都市化、地區發展的過程更是中國大陸的農 村工業化( rural industrialization)得以形塑新的都市樣態的最重要因素。「村中城」的 出現即預示了地方居民、地方政府追求地方發展、土地開發的動力來源。
(二)個案介紹-大芬油畫村
回顧了改革開放後的社會經濟條件後,可以發現各地農村「遍地開花」以尋求 經濟發展。大芬村早期並無特色,在所屬的布吉鎮中只是一個平凡的小農村,改革 開放前,村內個人平均月收入只有兩百元,位居鎮內末位。它的鄰村則為外來企業 發展完備的南岭村,相較之下,發展速度與規模明顯落於其後,並且村裡的土地也 部分賣給附近村子,村集體企業並不強大。
大芬村隸屬於深圳市龍崗區布吉街道辦下的居民小組,地理位置緊臨深圳市二 線關6外,土地區位條件不及關內的農村(參見圖 1-1)。
圖 1-1:深圳市與大芬村相對位置圖,粗黑線為深圳二線關界。
資料來源:本研究重製 Google Map 與深圳在線網深圳市行政區劃圖7
6 深圳經濟特區以「一線關」、「二線關」分別與香港、大陸內地為界,此處提及的二線關界是 1986 年建立 的管理界線,東起小梅沙,西至南頭安樂村,以巡邏公路及近三米高的鐵絲網分隔,全長 84.6 公里,設有 南頭、布吉、梅林、同樂、白芒、沙灣、鹽田、背仔角八個檢查站。人、車輛穿越二線關界必須經由檢查 站通行,目前二線關界的管制現已由武裝防衛轉為行政管理(南方網, 2003.01.18)。
7 http://www.szol.net/vip/article/2007-11-16/1966-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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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芬村原先地理範圍約位於深惠公路兩側及布沙路以北,並以布吉東大街與鄰 村相隔,經過賣地、產業發展後的大芬村,地理範圍包括深惠公路、布沙路交叉區 塊,以及深惠公路西北面的桔子坑,面積合計為四十萬平方公尺(參見圖 1-2 淺灰 色點狀區塊),本論文的研究田野則以大芬油畫村為主(請見下圖 A 區塊)。
圖 1-2:大芬村空照圖,本論文中提及的油畫村位於 A 部分 資料來源:本研究重製 Google Map
大芬村在八零年代將村內土地出租作為外銷油畫廠房;直到二千年後,大芬村 名氣大漲,甚至成為全國知名的「國家文化產業示範基地」,但先前的村落發展卻極 少人知曉:
相傳最早到大芬村定居的是來自河南穎川郡(今河南省許昌市)的鄔氏宗親的 一支,其後,洪氏宗親的一支也來到大芬定居,他們的祖先在大芬這塊土地上 開荒劈(誤)地,辛勤耕耘了 300 多年,家業不斷發展壯大,現在全村已有 300 多人,但大芬村終究地少人多。樹大分枝,丁多分地,為了更好地生活,開拓 更廣闊的生存空間,不少大芬的男丁先後遷涉到港澳和南洋去開荒種地,還有 一支遷涉到蛇口南水村(朱力平,2008.07.04)。
雖然地方發展歷史悠久,但原村民人數少,地方也無人氣聚集,是一個很平凡
深惠公路
布沙路
布吉東大街
A 大芬油 畫村 B
大芬桔子坑 C 大芬 新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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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小農村。一九八九年,大芬村順著偶然的機運而徹底翻身,一躍成名:一位商人 在此開設商品油畫加工廠,隨著油畫產業在村內興盛發展,加上地方政府的大力支 持,大芬村民不但變得富裕,原先的小農村更成為中國知名的「文化產業園區」,村 內的基礎設施、管理系統相較於其他農村十分完整,村內住著許多藝術工作者,環 境規劃也因應油畫產業而具有明顯的特色與風格設計,儼然成為一個小型的藝術 村,和珠三角地區的農村趣味大相徑庭。
大芬油畫村的發展至今二十年,歷經了不同的發展歷程,我將它分為三期,在 此簡要介紹,後續三章將分別分析商品油畫產業的生產與大芬村地方空間的發展過 程:
一、 文化商品化(一九八九年至一九九七年) :隱形的行畫聚落之一
珠三角地區此時期已形成多個商品油畫的生產聚落,一位香港商人黃江在八零 年代即在廣州、深圳市一帶從事商品油畫的生產與批發出口,他在一九八九年時為 了尋求更低成本的畫廠用地,透過朋友介紹來到當時的大芬村。大芬村因為仍保有 低廉的土地成本,以及臨近香港的區位優勢,而適宜作為廠商生產地。另外則是人 力調度的考量,因為商品油畫產業必須彈性招聘勞動力以完成大量批發訂單,珠三 角一帶不但有大量充足的低廉勞動力,更因其緊臨二線關外,可省下畫工們進入關 內必須準備的出入證明手續與費用。他也認為大芬村孤立的地理形勢使得畫工難以 到處亂跑,方便他統一管理8。
唯產業所需土地不大,最初僅租用一棟村委自家的民房,因此商品油畫產業最 初並未與大芬村的村集體有連帶關係,村內的環境也缺乏整頓,產業相關人員多在 二樓以上工作與居住,村內也未有開設的畫廊店面。因此產業進駐於此的前十年,
在深圳甚至布吉鎮很少有人知道大芬村9。
二、 商品地方化(一九九七年至二零零四年) :正名與聚集
初期行畫產業並無很強的聚集趨勢,產業人員也多藉由人際的連帶關係來到大 芬村;而在一九九七年時,由於媒體報導後大芬村內的油畫產業才在地方「現形」,
8 整理自王知涵、石玲(2005.07.27)
9 此段整理自訪談紀錄 Q 與賴寄丹、羅曉汀(2004.06.08)
8
並進而得到地方政府,即龍崗區、布吉鎮,後加上深圳市與中央的大力扶持與宣傳,
承辦「文化博覽會」、「文化交易博覽會」等大型宣傳活動,提供了產業的資訊並使 訊息匯集至大芬村,並且協助改善產業環境、鼓勵人才引進等方面,大芬村就此成 為適合產業發展的溫床,吸引大量廠商進駐大芬村。
廠商聚集後,因為產業生產需要彈性分包的基礎,以及產業中的人才培訓皆能 藉由空間的鄰近性,形成頗具規模的聚集經濟;此聚集經濟又再加強了勞動力與產 業的集中,大芬村因此形成完整的生產作坊與店面聚集的產業區,其上所生產的油 畫在所有中國的出口油畫中占了八成的產值,成為中國最重要的行畫生產地。
二零零三年,國家文化部將大芬村訂定為「國家文化產業示範基地」,作為重要 的油畫商品製造基地和國家文化產業示範基地,此時大芬村已成為一個高規格打造 的藝術村落,名氣遠播。
三、 地方符號化(二零零四年至今) : 新的地方空間生成
大芬村已成為實質上與符號上的「藝術村」:產業人才雖然不斷在此匯集,但同 樣地行畫生產反而由於大芬村基地飽和,也沒有多餘腹地可供使用,因此擴散幅度 也不斷向外圍增加。各式相關產業在此聚集更加強了土地與「文化品牌」帶來的附 加價值,地方成為對商品油畫的生產銷售而言很重要的宣傳品牌,因此大芬村的土 地成為村民壟斷的財富,在二零零四年深圳市全面城市化後,大芬村行政管理上隸 屬於布吉街道辦公室下的居民小組,村民年均收入高達三點四萬元,村民也搬離了 大芬油畫村,大芬油畫村的「居民」也轉為產業人員。
由此發展至今,我針對大芬村的三個發展階段各提出一個研究發問,以完整回 顧大芬村產業與地方發展的共生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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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發問
本研究欲以大芬村作為個案,探討中國大陸在改革開放後,外來的產業布局為 何出現在類似大芬村的農村之中?其間的過程有什麼特別之處?
商品油畫產業在最初類似製造業的區位選擇過程中,以大芬村作為生產網絡中 的其中一個地點,至今產業的生產分包過程使得大芬村成為產業人才的薈集之處,
大芬村更成為「中國油畫第一村」,其中這種完全外來的文化產業,其生產特性與地 方發展透過什麼樣的過程後而有關聯?外來產業在大芬村「著床」的原因為何?
在產業成為大芬村的招牌、地方特色後,大芬村更從商品油畫的生產工廠,轉 為發展觀光、大型公共建設的文化產業區,大芬村原本為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小農村,
如何從文化的生產過程與特性連結上全球網絡?各行動者又如何形塑出新的空間模 式?這種由產業帶動地方發展的經驗是否能成為中國大陸地方發展的新典範?如此 發展下又是否會面臨新的挑戰或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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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文獻回顧
以下我將文化生產與地理學的相關文獻分為三個部分,分別回應前一節的三個 研究發問。第一部分從廠商的角度論述文化產業如何選擇地方空間以作為全球生產 網絡的節點;第二部分說明文化商品的彈性生產過程如何形成聚集經濟,這種聚集 經濟又如何促成文化生產的分化與彈性分包過程,最後解釋文化產業廠商在空間中 著床之條件;第三部分探討地方符號化的過程,以分析實質地方意義與內容的轉化,
以及這些內容如何被地方的利害關係人重新看待與詮釋。本節最後一段將說明本研 究個案與理論之對話關係,並提出研究假說。
(一) 文化產業的區位選擇:都市中的文化氛圍
「文化產業」由 Adorno 與 Horkheimer(1947)提出,即文化大量生產下所形成的
「文化工業批判理論」10,他們反對大眾媒體以藝術手法販賣、大量複製商品,並 以標準化下的文化產品對比於藝術的自主性、原創性和批判能力,並且其後 Adorno 認為:
文化工業把古老的東西與熟悉的熔鑄成一種新質,在其所有分支中,那些特意 為大眾消費生產出來並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那種消費性質的產品,或多或少是
按照計劃炮製出來的。文化工業的各個分支在結構上是相似的,或至少能彼此 適應,它將自己組合成了一個天衣無縫的系統。這種局面是所以能夠成為可能,
是因為當代技術的力量以及經濟與行政上的集中。文化工業別有用心地自上而 下整合它的消費者,它把分離了數千年的高雅藝術與低俗藝術的領域強行聚合 在一塊,結果使雙方都深受其害(Adorno, 1991:85)。
他們的論點支持本論文對於文化產業的兩種分析基礎,即文化產業分為文化商 品化與藝術創作,唯本論文也將連結至市場的藝術創作納入文化產業的範疇之中,
10 文化產業(Culture Industry)的概念起源於 Adorno 與 Horkheimer(1947),但若要強調他們提出的概念時 則會譯為「文化工業」,他們認為當時文化已經成為大量生產下的商品,並認為文化的大量生產造就了大 量缺乏原創氣味的產品,並且他也認為一般民眾缺乏品味與鑑賞力,因此會追求這類的文化產品。他們原 先以大眾文化(Mass Culture)一字,後來改為文化工業(Cultural Industry),文化工業的概念符合本論文 強調文化的「大量生產」以及「商品」化,但本論文使用「文化產業」一譯詞以作為延續此學術概念的廣 義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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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這意義別於 Adorno(1991)所謂的「嚴肅」文化。
但是必須在此澄清 David Hesmondhalgh(2002/2006)對於文化產業的分類,他從 文本再製的過程將文化產業細分為「核心文化產業」與「周邊文化產業」; 前者以
「工業化的方式來產製文本,並加以流通」(2002:12);而後者則無,例如製作、展 覽、銷售畫作的藝術出版產業:
藝術出版產業為了要增加出版品的價值,一方面人為地限制再製品的數量,另 一方面則採用勞力的生產方式來產製出版品(2002:12)。
由上述引言可以發現,他認為因為藝術出版產業不具備工業化(即機器大量生 產)的再製作階段,因此不能歸類為「核心文化產業」,以他的界定標準檢視本個案 中的商品油畫產業,可以發現商品油畫可依同一主題生產,將少量人工依照分工方 式大量複製畫作,即便大芬村的商品油畫產業是以人工的方式按照市場需求直接再 製原本的「原真文本」(Benjamin, 1936 /2001),文本生產並非是大芬村商品油畫產業 早期的工作內容,因此產品價值也不會因再製品的數量大而下降,因此按照他的分 類來界定商品油畫產業,則商品油畫產業可以歸類在這二種文化產業之間。
文化產業地理常被強調其對於文本、符號創造的特性,因此它需要出現在物質 條件充足的都市之中,在人平均可支配所得上升後,人們對於文化產品的消費也會 增加(Scott,2004)。另外城市的發源則與商業行為密不可分,這造就了文化產業大 多選擇都市區位(Scott, 2000)。朱元鴻(2000)認為若將文化資本置放於晚近資本 主義全球市場下可發現,包含通俗文化場所、資產工業(heritage industry)的文化 工業,特別以城市為單位而競爭,其產品的象徵性階序也會不斷變動鬥爭、依存。
本研究強調當文化商品化的過程與地方制度空間11得以連結時,文化產業中生 產的符號佔據產業中的比重則會增加,而文化產業產品的附加價值也主要來自於符 號的設計(Lash & Urry,1994),這種美學符號、知識符號的創造過程使得空間中的
11 制度空間指涉的是國家、產業、地方共同形成的一種軟體環境,其與 Bob Jessop(2000)所提及 之策略協調類似,唯其強調全球化下國家治理方式的轉變,和本文的背景較不相同:在大芬村的 經驗中,由於地方政府先行將產業「正名」,因此本文所指涉的制度空間在前期主要是國家力量 形塑出制度的「溫床」,以鼓勵產業在地方「著床」,最後產業聚集後形成的特色產業與彈性生產 區即為大芬村中期的制度空間,詳見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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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氛圍」(milieux of innovation)也成為文化產業得以發展的關鍵。在這樣的論 證下,文化產業對應的空間多呈現出地方聚集的文化生產過程,而行銷宣傳則向全 球網絡連結的形態(Scott, 2000)。
王偉年、張平宇(2006)認為中國城市文化產業園區建設的主要區位因素為:
文化資源稟賦、制度因素、資訊技術、人才、智力資源。他們在這篇論文的結論中 更具體指出文化產業區應選擇具有濃厚文化氣息、近大專院校、產業制度新穎、生 活機能充足、交通便利的地區。他們的文章揭示了中國文化產業區的形成要素,在 文章中他們以園區的運行模式和機制簡單比較了中國數個文化產業區,其中所提及 的「制度因素」對於本論文相當重要,但本研究尚會提及地方、產業、空間的規範,
以作為「制度」之要項,而這篇論文未提及文化產業不同於其他產業的性質,以及 其與地區的關聯。並且這類討論重視「創意」與「訊息」的生產,容易忽略文化作 為「商品」的特性,這是本研究欲重點分析與檢討的部分。
另外研究者欲探討文化產業與地方發展的過程,但大芬村的油畫產業作為一個
「外生」的產業形態,與地方原有文化再生和地方發展過程的研究並不一致。這類 研究多從地方現有的民俗技藝、特有產業的再生過程出發,討論地方發展與地區更 新(楊敏芝,2001;曾維屏,2001),將文化產業的討論也多聚集在社區發展、文化 消費、地方性的建構、地方人士與政府行為等,這和本論文論述的行畫之於大芬村 地方而言的「外來產業」的出發立場並不一致,因為這類研究強調的是地方原先即 有的產業發展基礎如何被地方喚醒;換言之,地方本身即具備對於該產業的壟斷力 量,這和大芬村之後創造出壟斷力量的目的是一樣的,但大芬村的符號化過程則更 仰賴人際網絡、制度等軟體條件,和地方的土地特性、地方居民認同等關聯較為薄 弱。
張雅雯(2002)則從文化產業的產業經濟特性與空間區位特性相關的模型分析 了台灣地區的文化產業結構,認為台灣的文化產業的空間分布狀態得以呼應文化產 業的「高度風險性、技術密集、高創作成本、低複製成本且高度仰賴資訊流通傳播 等特性」。唯其研究中討論的文化產業範圍過大,並且重視知識經濟下的知識經濟體 如何在大的空間尺度上分布,與本研究所關注的「文化生產」與「地方空間形構」
13 有所出入。
回顧大芬村的油畫產業發展,本論文認為商品油畫初期較接近「工業產品」,因 此首先以個案中的廠商選址決策檢視油畫產業的發展背景,以區位理論回應文化產 業廠商在空間中著床的考量因素。
我們可以發現黃江之所以選擇大芬村,或其他地方作為油畫生產地,是因為地 點臨近香港,無論出口油畫、洽談業務都很方便,這回應了 Thünen12和韋伯 Weber13 等新古典區位理論14者主張的「最小費用區位原則」,即廠商會選擇地理上廠商生產 成本最小的位置設廠,特別是原料地和市場間的「運輸成本最小化」。
但較為矛盾的部分是,雖然深圳大芬村與香港交通便利,但是當時的深圳關內 有更多比鄰香港之處,黃江卻認為從關內向關外搬遷更能壓低成本,這是因為他底 下的畫工幾乎全部是外地人,因此他將畫廠設於深圳二線關外,如此能夠節省了外 省畫工進入深圳關內的邊防費,這就是他選擇緊臨關口的關外地區的重要考量;同 時大芬村的孤立形勢更能夠使他方便管理其下的畫工,使其專心工作並且不能私自 接單,畫工必須要集中居住、工作以便組織人力與工作內容15,因此他主要考量的 成本是文化生產中的「勞動力」與「人力與創意管理成本」,而非 Weber 強調的「運 輸成本」。隨著廠商聚集到大芬村設廠,大芬村內行畫產業呈現寡占的局面,這也使 得新古典區位論中完全競爭與局部均衡的假設模型必須被修正16。另外,黃江選擇
12 Thünen(1826) 抽象法和邊際分析法作研究考量農業的土地利用,假定生產者尋求最大收益,那麼生產那 一種作物的決策是由其所在地與市場之間的距離所決定,運輸費用相對高的作物應種植在接近城鎮的地 方,運輸費用相對低的作物應在較遠的地方種植,他以此導出合理的農業空間組織結構,即以城市為中心 的同心圓結構,但未考慮城市周圍地區的土地利用。雖然他分析的是農業區位,但這個理論的意義在於他 引入運輸成本作為農業區位選擇的重要因子,為之後其他產業的區位理論奠定了基礎。
13 Weber 運用 Thünen 的研究方法,對德國 1861 年以來的工業區位、人口集聚和其他工業區位問題進行了 綜合分析,在 1909 年出版了《工業區位論》,其中他使用「區位因子」(standorts faktor)來決定生產區 位,區位因子是工業區位論的核心,主要分為區域性因素和聚集或分散因素。他認為「作為區位的經濟原 因運作的力,即區位因素。區位因素是指經濟活動發生在某個特定點或若干點上,而不是發生在其他點所 獲得的優勢。優勢是成本的節約」。Weber 的理論回應了古典經濟學廠商尋求成本最小化的前提,他認為企 業不能影響由一個完全競爭市場所決定的產品價格,因此廠商的目的是儘量減少產品運送至市場的費用,
以取得最大利潤。
14 新古典區位理論接續 Thünen 的古典區位理論,追求微觀的靜態平衡,以 Weber 的工業區位論為代表。
15 此段整理自訪談資料 Q
16 新古典區位理論隨著經濟學轉向,也開始以市場區位論作為基礎,並利用凱因斯的宏觀均衡分析法對區 域經濟主體的經濟活動進行宏觀分析,追求的是宏觀的靜態平衡。其中最重要的學者為德國經濟學者 Lösch
(1940),他反對 Weber 採用的最少成本區位法,他認為廠商在尋找最適區位之目的在於追求利潤極大化,
他引入需求和成本兩項空間變數探討最適區位,並從不完全競爭角度研究一般均衡區位理論,因此他認為 不能只靠考慮個別廠商來解決最適區位的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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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一帶設廠,除了區位考量外,也因為他出生於廣東連帶的地緣關係,這種地緣 關係使得他在此處作生意較無障礙,這也回應了 Bathelt and Hecht(1990)的研究,該 研究指出區位選擇的十大因素之一即是與企業創始人地緣的接近性。
但從前述的個案背景可以瞭解到,中國的商品油畫廠商主要業務即是將中國生 產的商品油畫產品通過香港銷往歐美等國外市場,這種工業的區位選擇考慮的是鄰 近香港的地利以及低廉的勞動力與土地,其勞動性質帶有人工作坊的加工業色彩,
因此這種文化產業的區位則必須考量到低階勞動人力的配置。
這個背景下另一個重要議題,是全球化的影響與生產方式的轉變,大芬村的形 成條件與全球化下市場開放有關,當時中國成為「世界工廠」,在新一波的國際分工 中大量的產業後備軍造就「中國製造」的競爭優勢,使得中國成為製造業的出口大 國,因此中國大陸的制度和產業門檻(threshold)也是廠商必須面對的「成本」。例 如初至村內的廠商租用民房生產,這雖然是村民個人的民宅租賃行為,但當油畫產 業在數量、規模在村內擴大形成氣候時,廠商的談判對象將不只是房東個人,而轉 為關切農村發展與土地使用狀況的村幹部,村集體的力量與地區家長、氏族關係有 很大的關聯,而大芬油畫村土地其後面臨土地轉制、管理單位轉變等,也造成了廠 商不同的考量條件,村民的意見與他們之間的利益也是廠商必須面對的。這使得廠 商雖然從檯面下和農民交易土地能節省大量土地成本,廠商進入時也必須考量這種 土地性質所衍生的交易成本。論文描述的背景是中國的市場、治理、空間轉型過程,
因此尚有許多制度遺留的結果,造成廠商「新的」地理選擇條件,這是本研究欲澄 清與修正之處,例如從本論文的個案中可以發現,八零年代深圳關內外的「無形」
地理界線-關界-造成土地使用上的區隔,並且控制了人口的遷徙,這同樣是廠商 的區位決策中應當被考量的要素,因此與本論文背景相關的研究取向會以新政治經 濟理論17作為大的背景交代。
17 到了 1970 年代,結構主義者認為,產業區位的變化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產物,也是對非空間經濟現 象的反映或者經濟發展的結構產物,並且資本主義的歷史發展或者生產過程就是企業行為或組織行為的整 體結構框架。結構主義的另一種表現為依附理論,強調的是世界資本主義體系對區位的影響,認為企業區 位形態並不是由企業或區域內部因素來決定的,而是由世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結構與跨國公司的全球戰略 來決定的,依附區位理論的核心是以發達國家和不發達國家之間所存在的剝削關係為特徵的區位研究。這 種新的理論取向被視為新政治經濟區位理論,其強調社會政治經濟對於區位選擇的影響(高進田,2007)。
這種理論並無奠基的學者,但有許多相關的研究,例如:指出政府影響產業的區位選擇過程,通常是通過 投資基礎設施或者稅收減免等措施來影響區位決策主體的區位選擇行為(Eckhaws, 1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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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大量生產到彈性生產:聚集經濟形成的地方區位
改革開放後地方發展與中央也有不同於過往的關係,除了土地與產業的轉變 外,農村鼓勵外資進入的態勢也和地方政府的政策取向不謀而合。改革開放後中國 在財稅分配上也給予地方很大的自主權,透過財政改革、國有企業經營下放等「分 灶吃飯」的政策下,鼓勵地方政府發展地方經濟,地方政府因此能夠保有大量的財 政資源,也有動機招商引資以增加地方稅收,並積極投入基礎建設改善投資環境(黃 德北,2005),這種動機即是 Oi(1992,1996)所稱的「地方國家統合主義」(local state corporatism),即「一個地方政府協調其管轄領域內經濟企業的活動,宛如一家多角 化經營的商業公司」(1992:100-101)。這種地方治理的形式也同樣使得地方政府積極 推動農村工業化,也使得空間的形塑力量從過去中央向地方政府一條鞭的行政控 制,轉變為資本與地方政府共同的合作力量,鄉村發展自此走向新的道路,走向都 市化與工業化的非農發展之路。
本個案中的地方政府即積極關注這種「新產業」的發展,也促成了地方「制度 空間」的形成,商品油畫產業在得到政府支持後大量聚集至此,形成了彈性生產過 程。這種聚集經濟同樣被視為是區位條件,Weber(1909)認為聚集經濟是指促使產業 與人口集中於某一區位的所有經濟因素,而 Hoover(1937)則將此聚集經濟分為都市 化經濟(urbanization economies)與地方化經濟(localization economies),都市化經 濟指的是當總體的經濟規模擴大時,在單一區位內所有產業、廠商都會因而受益;
而地方化經濟指稱的則是前述的外部經濟。依照這個定義,大芬油畫產業形成的聚 集經濟屬於地方化經濟,而油畫產業共享的彈性化生產過程即是畫工的彈性組織。
大芬村內的畫工大多屬於一家畫店,通常一家畫店底下會有數十位畫工平日工作,
但當別家店有特定題材或是數量較大的訂單,自己店內無法應付時,他們也會「轉 包」給他廠的畫工,畫工也可以單獨接單,而不乏訂單的畫工在累積一定財富和人 脈後,也會有意願自行開店,再將訂單轉包給其他畫工。
此時期大芬村的文化產業除了發生聚集形成的數量改變,產業的性質也隨著產 業多樣發展而改變,從大量生產、類型單純的商品轉為多樣的客製產品,於此地方 的空間形態同時也正轉換為一個生產、消費類型包羅萬象的文化產業區。Scott(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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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從文化產業與都市空間和社會關係出發,他論證出地方的文化地理學將與文化生 產的經濟地理學交織,而在都市中形成文化產業區。他以洛杉磯的電影工業區作為 個案,關注在文化產業的就業與產業的生產特性,認為文化產業18的技術與組織面 元素會導致文化產業在空間中聚集:
一、對大量有技巧勞動力的需求,技術與勞力過程中涉及直接的人力,並且常 有彈性的電腦技術執行;二、中型小型的獨立廠商為了專殊化的服務與產出組 織而相互依賴成為密集的網絡;三、眾多形成網絡的公司激發大量的當地勞動 需求,並且產業需要多樣的勞動技能/屬性,並且產業的雇用關係是週期性的,
因此當地方的生產規模增加時,工人與雇主的風險也會減低;四、地區聚集
(locational agglomeration)實現外部經濟,以及共同學習、文化合能;五、聚 集也加速制度的基礎建設出現如提供企業一般管理費,支援資訊流動,促進生 產者之間的信任和合作等等(2000:12)。
他認為文化產業的這些特性形塑出都市空間中的「聚集經濟」(economies of agglomeration),並進而改變都市中的文化、經濟、產業結構與就業情形。他關注文 化產業在空間的生產與組織過程,這部分對於本論文個案的推論十分重要,唯我認 為文化產業本身的特性並不足以形成大規模的聚集,特別是生產具有知識財產權性 質、待保護的文本。因此本論文將更關注全球化下的中國大陸作為文化生產地的特 殊制度與經濟屬性,一方面探討產業、產品的勞動性質,一方面探討地方發展的制 度背景,並論證大芬商品油畫產業區是否能夠衍生出創意產業與創新文本。
當關注前述的新政治經濟區位理論時,也應該注意此理論背景中的商品生產過 程,因為這種關注全球化的理論取向之後面臨八零年代生產方式的轉變,大量生產 轉變為彈性生產,全球的區位條件也因此轉變,這時則形成彈性生產系統的區位理 論(Flexible system location theory)19並產生 Marshall(1890)指涉的「產業區」(industry district),這種區位由許多小型廠商構成而能形成外部經濟(external economies),即
18 他使用的字是"cultural-products industries”。
19 彈性生產系統的區位理論包括了產品周期理論與彈性專業化理論。產品周期理論指的是,隨著產品與生 產技術的周期變化,企業的區位選擇具有一定的特徵,即研發階段較集中在大城市中心,大量生產階段在 大城市週邊地區分散區位;產品週期的長短也影響區位選擇,要使產品週期較短,靠近市場有利,是因為 產品競爭力並不是取決於價格,而是取決於技術革新。另外,彈性專業化理論主要闡述的是以多品種小數 量生產方式為主的中小企業的區位特徵,重視小規模生產位的相互協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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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產業內所有廠商在產業的總產量擴大時,在生產、加工過程中能共享的行銷資 源與彈性化生產過程。
從本個案的發展中期開始,油畫廠商已開始改變生產方式與銷售內容,在這案 例中應關注的是生產成本的提高,特別是土地租金大幅提高後造成部分畫廠、畫工 外移至鄰近村內生產,但值得注意的不只是生產過程成本的變動造成的區位變動本 身,因為油畫產業的轉型主要反映出的是消費者的喜好轉變,特別是這種文化產業 的生產彈性極高,能夠依據客戶的選擇調整商品油畫的質、量,更重要的是它必須 因應全球的市場變動,才能維持住競爭優勢,因此這種文化商品週期反映的並非全 是利潤週期,也有很大一部分來自於市場需求與產業是否有彈性調整的能力,這是 產業分析中必須注意的部分;並且商品週期同時也能隨著廠商的行銷策略而轉變,
即使廠商也會調整部分區位要素以因應市場變化,但不見得廠商會願意面對轉移陣 地後新的風險,這必須同時考量新地點的進入成本,特別是大芬村的聚集經濟已形 成區位優勢,這也使得廠商在面臨產品利潤變動時不見得會選擇全盤撤離。
這種聚集經濟造成了大芬村地理上的競爭力,想要進入此一產業的人也會到大 芬村來,於是大芬村的勞動力在數量、質量上也就更形成優勢,這種勞動力與訂單 向地方流動的效果將會相互加強,也使得大芬村在之後面臨地區之間的空間競爭時 仍然保持著重要地位,產業也並未隨之衰退。
(三)符號化地方與地方品牌的產生
文化產業從大量生產的「文化工業」轉為彈性生產的「文化產業」,最後再轉為 反身生產(Lash & Urry,1994)的符號產業,使得文本的創造不但能夠回應生產者,
並且也能夠成為一種「品牌」。大芬村由生產空間轉為符號化的地方,即從一個不具 名的廠房基地,轉而為一種由多種網絡交會的節點,真實地或以符號形式存在於產 業與地方之中。這部分可以從中國的商品油畫生產地中加以瞭解,深圳大芬村、福 建廈門烏石浦、福建莆田依序為中國最大的三個油畫產地,但福建的二個油畫產地 隨著大芬村的興起而略有衰退,名氣也不若大芬村響亮。在這樣的趨勢轉變下,福 建的油畫產地目前已經成為大芬村油畫產業的上游工廠,大芬村內的畫作有許多在 福建的油畫廠批發生產,福建畫商甚至直接帶著畫作到大芬村販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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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表示即使文化產業聚集生產,但產品本身卻不見得具備壟斷特性,因為「文 化產品」雖然源自大量生產,但它的特性仍然不同於一般的工業產品,它同時保有 質、量等客製化的彈性生產與組織方式,唯當生產更能彈性地分散協作時,地方實 質空間的重要性則下降,地方發展也得以離開了原先的經濟、生產、土地使用的交 相形構過程,轉而衍生出另類的文化旅遊、美術教育、文化創意產業等相關領域,
地方成為「符號化的地方」。
符號化的地方由於具備「區辨標記」而形成壟斷地租(monopoly rent)20
(Harvey,2001)。土地價值的飆升現象突顯出大芬村在市場力量中廠商選擇的過程 中,已成為具有競爭力的文化產業區,也部分說明大芬村的壟斷優勢是來自於產業 網絡中的品牌標識,地方打造出的制度綿密(institutional thickness)使得產業在地 方著床。
這種地方持有的壟斷特性也回應「原創藝術」的出現,符號標識也成為地方與 中央政府、村民、畫家、畫工、觀光客得以指認的空間品質,雖然這些行動者對於 符號的認同大異其趣,但他們也能從彼此對於符號的不同消費方式而獲益,唯壟斷 特性出現在區位與藝術品之中,這兩類壟斷地租皆是大芬村在符號化後的另一種發 展出路,也造就大芬村商品油畫的地方化與進一步的符號化。
這種發展過程與本論文研究背景中提及的地方發展模式大不相同,「大芬模式」
同樣是一個地方獲取經濟資源的發展方式,但其對於土地的依賴方式與珠三角地區 的農村不同。前述的城中村、珠江模式雖然說明了地理區位、制度條件如何連接上 外資投入地方,但未能說明一個空降的產業發展故事,在沒有當地資本與勞動力投 入下如何帶動地方發展,因此大芬村的故事十分具有傳奇色彩。
另外大芬村內的產業發展單一,村內住宅、生活相關行業、教育、醫療等資源 並不充足,這種去除掉生活機能的地方也造就了大芬村民對於土地的價格與出租權 的控制,由於村民對於自宅物業只租給油畫產業,而不將其一次賣出21,村集體的 物業也全出租給產業相關使用,這些手法皆使得大芬村的特色明顯,也造就了地方
20 「壟斷地租乃源於社會行動者專斷地控制了某些直接或間接可交易的項目(這些項目的某些關鍵面向乃 獨特而不可重製者),歷經一段時間後,得以實現利益,增加所得。」(Harvey,2001)
21 整理自王家耀(2006.11.01)
19 的標記與壟斷特性皆十分強烈。
回顧大芬村早期發展,它由市場力量推動形成,目標是追求大量標準化生產的 文化「商品」;之後地方政府介入而極力推廣商品「文化」,隨著政府的政策鼓勵,
大芬村從文化加工業起家並逐漸轉向發展文化產業。大芬村的發展歷程現在已成為 中國地方與藝術聚落發展的模範,它的特殊之處在於「文化產業」在「農村」形成 一個聚集的產業區,並且地方發展也敏銳地跟上產業發展。它的發展故事看似一個 商人無心插柳的結果,但其後的發展卻顯示出它不但形塑出一個好的生產區位,並 且最後憑著地方、產業一同符號化的過程超越了其他行畫產業聚落,形成商品油畫、
畫工、藝術家等商品與藝術共榮的奇景。
大芬村成為直接連結上油畫生產銷售訊息的重要訊息中心,也部分轉為一個具 有多樣文化商品以及多種藝術生產銷售之處,藝術村的名氣、氛圍則成為大芬村最 重要的優勢,外銷批發訂單的客戶多尋找穩定的海外代理商,因此不會為了貪圖便 宜而轉移賣家,大芬村已從批發生產基地轉而成為零售、觀光的符號地方,大芬村 的價值早已不在於低成本的土地與勞動力和聚集經濟所帶來的生產彈性本身。
由於土地供給少於需求,土地也未進入完全競爭的市場,油畫村內的土地成為 村民壟斷的財富,土地租金也多了大芬「文化品牌」帶來的附加價值,因此租房者 更難在此討價還價。油畫產業相關人士雖然是大芬村經濟發展下的重要角色,但是 舊村改造改善了投資環境以後,村民或村集體的物業租金皆大幅上漲,而這種上漲 程度也超越了油畫出口的增加程度,原先承租的畫廊已經難以負擔租金而離開大芬 村,或者到鄰近的地方作畫銷售並繼續保持和「大芬符號」的聯繫,甚至有一些有 遠見的畫廊、畫商也靠著大芬村內產生的土地轉讓費,亦即一種壟斷地租的新形式 維生。
20
第四節 分析性假說與研究架構
(一) 分析性假說
首先,根據前述學者的觀點,可以發現其主要論點如下:在高度流動的全球化 時代,文化產業仍必須座落在具有文化氛圍的都市地區,或是具有地方傳統產業基 礎的特定地點。另外,文化產業是一種彈性生產的產業,其技術與組織面元素會導 致文化產業在空間中形成聚集經濟。最後,文化產業就是符號生產,符號產生商品 附加價值,對符號的壟斷,即智慧財產權、商標、版權產生文化商品的壟斷價格。
本論文將以大芬村空間形構的過程回顧這三點分析性假說,並在結論作一總結。
(二)研究架構
前述分析性假說與本論文研究發問共同著重的面向在於文化(符號)、商品、地 方三者關係,這與大芬村的發展過程同樣密切相關。
我將以下圖的研究流程說明本論文,以文化、商品、地方三者的關係講述大芬 村從加工廠址成為文化產業區的故事。其中文化指的是原創及衍生的符號系統,可 以藉由符號向外傳遞;而商品則是以生產為主而形成的整組勞動、組織關係,尤其 文化產品更是前述符號的承載物品;地方則是一種有界線、具有認同的空間,具有 特定地方紋理以及空間依賴。
圖 1-3:論文分析圖,大芬村的商品油畫產業依粗黑箭頭指向運作。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地方 商品
符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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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在第二章內探討文化商品化的過程、勞動人員、性質作為大芬村作為油畫 產業發展區位的前情提要,並簡述文化產業如何組織人員以進行文化的「大量生 產」;第三章則關注大芬村從非制度區位被地方政府正名後形成的正式地景,以及產 業隨後聚集於此所形成的「彈性生產」;第四章則要分析形塑大芬村的各股力量,包 括地方政府、商品油畫產業人員、村民、畫家等是如何轉換大芬村的「符號地方」,
以及他們如何消費大芬村的「地方品牌」;最後我將探討藝術的原創性神話是否能被 商品的可交易性顛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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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研究方法
針對此論文的研究發問,本研究預計以下列的研究方法進行個案分析,並在結 論回應前述發問:
(一)資料蒐集 一、媒體報導
本個案是一個中國大陸政府推崇的農村發展與舊村改造的「模式」,因此政府宣 傳、地方報導提供了最主要的數據資料。另外大芬村的發展故事已有出版的專書,
分別從農村發展的故事、畫工的人物誌、產業相關人士與地方政府政策的介紹,因 此論文也會借重這部分的資料以作為本論文的支持。
二、地方政府與大芬社區
大芬村有專屬的洽談單位,即 2004 年籌備成立的大芬管理辦公室,負責推廣油 畫產業、旅遊導覽等接洽事宜,對於政府、油畫產業的現況情形知之甚詳,當研究 者進入田野時,相關機構皆會將「外來者」交由這個機構。唯此管理單位對於轉制 前的農村組織並無直接行政上的聯繫,研究者難以進入取得非正式的訪談機會,資 料取得較為困難。
大芬村轉制為大芬社區後,社區的管理者與原村的行政體系人員、業務並無重 疊,加上土地人口轉制,原村民也住進了新的門禁社區,因此與村層級之間並無直 接的聯絡管道,研究者僅能聯絡上大芬村副村長,並進行二次的簡單訪談。
在本論文關注的油畫產業與空間形構部分,資料已與大芬村副村長和管理辦公 室、布吉街道辦公室聯繫後取得。
(二)相關人士訪談
22一、畫廊經營者:畫商、經理人
這些受訪者多從畫工、學徒出身,具有產業知識背景與市場判斷力。本研究將
22 受訪者名單請參考附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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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瞭解他們的工作與「大芬村」的互動,產業和地方的連結、衝突、合作關係為 何。在一定的經濟基礎上自行成立畫廊,並創作原創畫,他們對於大芬村並無認同,
但和他們的訪談中可以更深入瞭解油畫產業背後的運作流程,以及油畫市場偏好的 改變以及生產上的因應與變動等。
二、油畫生產者:畫家、畫師、畫工
大多數的畫工在大芬村的發展下較屬於沉默的多數,因此訪談多集中在商品油 畫的生產和勞動過程。由於他們絕大多數人都是由廣東以外的省份來到此地,研究 者欲瞭解他們是經由什麼管道知道大芬村?他們的勞動力如何在此被組織起來,畫 工如何看待自己的工作等。
三、村集體
農村發展過程中和文化產業發展有無衝突?空間上如何改變?大量產業人力、
物、資金進入大芬村對於大芬村有如何的影響?產業轉型前後有無差別?
四、 地方政府
對於打造大芬文化產業區的政策內容,與未來地方與產業發展方向。另外地方 政府的規劃想像與地方居民、產業的想像有無異同?互動的情形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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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化與商品的雙重詮釋:論行畫產業特性
本章從文化商品化的過程說明行畫產業的形成背景與生產特性。本章第一節先 介紹珠三角地區的行畫產業發展背景,以及大芬村被選為行畫生產聚落之一的發展 源起;第二節說明「文化產業」中分為「物質符號化」與「文化商品化」二種運作 流程,我將論證「行畫產業」為一種文化產業;第三節則介紹產業衍生的勞動人員、
分工、特性;第四節將探討大芬村在一九八九年至一九九八年間,行畫產業的勞動 關係與地理環境的連結情形,並歸納出大芬村僅作為行畫產業網絡隱匿在地方的發 展後備空間之一,地方特性尚未彰顯。
第一節 行畫產業與大芬村的形成
(一)改革開放後珠三角地區的行畫產業興起背景
商品油畫產業或稱行畫產業23,這種產業的形成背景與珠三角地區的經濟與農 村發展脈絡有關。行畫的市場需求起源於西方市場,美國家庭年收入在三萬至十萬 美元的家庭占全國人口的六成,這類所得的家庭在家裝飾的掛畫平均數量為三十 幅,可以接受的作品價格上限相當於家庭的月平均收入,因此無法負擔畫家創作的 藝術作品,而轉求價格低廉的藝術複製品24。這種產業為了追求較低廉的生產成本,
而將主要加工廠設置在亞洲地區;香港、新加坡、韓國等地在六零年代到八零年代 時也皆為行畫的主要產地25。
八零年代開始,歷經改革開放後的珠三角地區因為具備成本低廉的人力與土 地,隨即成為行畫廠商選擇的生產基地。初期來自韓國、香港等外資結合了國外的 消費喜好與低廉的勞動力,在福建、廣東等省設置行畫生產畫廠,這種三來一補產
23「行畫」的稱呼起源於韓國的商品油畫產業,傳入香港後統稱「韓畫」,近二十餘年傳入中國大陸廣東、
福建一帶。這個專有名詞的起源有兩種說法:一是早期在中國投資商品油畫產業的多是韓國公司,於是這 種油畫被稱為「韓畫」,之後口傳成為「行畫」;另一種說法是這種油畫是要「入行」(進入市場銷售)
的,並非是純粹的藝術作品,因此被稱為「行畫」。無論那一種說法正確,這個名詞「行畫」較能夠表達 出本論文欲強調的「外資」投入與文化的「商品」性質,後文將以「行畫」指稱這種商品油畫產業,並以 裝飾畫、商品油畫、複製畫指稱此種文化產品。
24 整理自李南玲、王攀(2004.11.22)。
25 在台灣的七零年代時也因為戰後經濟復甦而外銷商品油畫,主要是因為當時美軍撒離台灣、越南一帶,
為了滿足美軍對於東南亞農村意象的喜好而出現這類商品(訪談資料 W),這種商品油畫發展異於前述的 行畫聚落,但時間略有重疊故在此補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