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感地誌：公娼館文萌樓的保存與大稻埕性�產業地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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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工學院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論文

Graduate Institute of Building and Planning College of Engineering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Master Thesis

性／感地誌：

公娼館文萌樓的保存與大稻埕性／產業地景 Se(x)nsation in the Landscape --

Historic Preservation of a Licensed Brothel, Wen-Ming Lo, within the Sex-work Landscape of Dwa-Due-Dia

吳若瑩 Jo-Ying Wu

指導教授：夏鑄九博士 Advisor: Chu-Joe Hsia, Ph.D.

中華民國 98 年 8 月

August,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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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論文

性／感地誌：公娼館文萌樓的保存與大稻埕性／產業地景摘要

從「大稻埕江山樓」的產業聚集到「江山樓妓女區」的成形，再進展到廢娼抗爭後妓權古蹟的出現，歸綏街文萌樓的指定是整個台北市情欲消費產業空間政治的縮影。本文試圖藉由歷時性的書寫，圍繞著 1）情欲消費地景的形構、再現與想像；

2）性產業鑲嵌的地景：認同與厭棄；3）從主體出發的認同轉化，等三個中心進行對大稻埕情欲消費地景進一步的理解。而關於性與性產業的「污名」則是潛藏在所有層次之中的母題，它以各種變奏的形式出現，透過大眾論述催動，在空間中具體化，並且滲透到每一個環節，包括主體行動、應變的策略使用上、國家管制的意識形態等。結論如下：

一、遭劃界的邊緣地景是污名政治運作的空間表徵二、地景中邊緣的主體政治具備解構污名的能力

三、異質地方的形成，除了單點古蹟的營造，更有賴大尺度地景具反思性的詮釋

關鍵字：歷史保存、古蹟保存、公娼館、性／產業地景、污名、大稻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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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x)nsation in the Landscape --

Historic Preservation of the Licensed Brothel, Wen-Min Lo within the Sex-work Landscape of Dwa-Due-Dia

Abstract

From the commercial cluster of a broadly defined sex-work industry, Jia-Shan Lo in Dwa-Due-Dia, to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Jia -Shan Lo red-light district, after 10 years of untiring protests against rude abolishment, the historic preservation of the licensed brothel, Wen-Mon lo, epitomize the space politics of the se x industry in Taipei city. Here I was trying to discuss three major parts chronically in order to have a further understanding of the sex-work landscape in Dwa-Due-Dia: 1) the formation, representation, and

imagination of the sex industry; 2) identification or disgust of the landscape where the sex industry embedded; 3)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subject ’s identification. But the stigma of sex and sex industry was the underlying theme in every part. It was driven by

conventional discourse, embodied in space, and showed as the form of all kinds of variations. It also penetrated into every field, including how subjects acted, what strategies they took, and the ideology of state intervened institutionalization.

I conclude as such:

1. Restricted marginal landsc ape is representational space of the stigma politics.

2. The action and politics of the marginal subjects can destruct the stigma.

3. Besides the conservation of a single historic site, the formation of heterotopias depends on reflexively re -read/re-write in a larger scale as landscapes.

Keywords: historic preservation, heritage conservation, licensed brothel, sex -work landscape, stigma, Dwa-Du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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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的二月，因為一封召募人力的 email，我和幾個同學¹第一次真正接觸到了日日春協會²。當時日日春正在推動歸綏街老公娼館文萌樓的古蹟指定，我們則是以建築與城鄉所研究生的身份進入，協力整理指定過程中所需要的文件資料，並且進入社區，向居民說明除了將老房子拆除重建一途之外，這個被公部門劃定為都市更新區的老舊社區其實還有其他的可能性，協同了解社區對於推動指定一事的意見。而這距離公娼正式成為「歷史」已經有五年了。因為這一封信，我和歸綏街這個地方結下了不解之緣。

我們沒有經歷過公娼抗爭那一段沸騰喧鬧的時光，而參與的是較為寧靜的「新一階段『性工作自主化』的抗爭」³，在 2001 年廢娼緩衝期滿之後，台北市僅存的兩處公娼館關上了大門，門上亮了數十年的綠色燈光⁴，也一併熄滅。而日日春關懷互助協會其實早在 2003 年即向文化局提出「保留江山樓⁵公娼區為市定古蹟」提案書，

希望能透過性產業空間的指定，保留台灣本土娼妓文化中的庶民生活經驗歷史，及開拓探索平日不易公開討論的「性文化」議題（夏鑄九等，2006）。終於經過十個月來的密集工作，2006 年底，文化局正式公告歸綏街 139 號文萌樓為市定古蹟，這裡也成為台北市第一個被保存的性產業空間。但其實如同台灣大部分的空間保存，總是保了空間，但保不了空間中流動的人，文萌樓的古蹟指定更是在性工作被公權力強制非正式化之後，消滅了性產業的性產業空間保存。

「我」與性工作議題的關係

在日日春推動古蹟指定的過程中，我們這些空間專業研究生們的角色是協助古蹟指定過程所需的空間背景知識、建築空間價值論述以及行動策略發想與執行。而在兩

1 分別是劉鴻濃、徐苑斐、蘇怡帆、陳虹穎以及我五個人，皆為台大建築與城鄉所研究生。

2 日日春關懷互助協會，文中將以「日日春」作為簡稱。

3 在台北市公娼自救會等所編的〈台北公娼抗爭大事記（節縮版）〉後記中，將 2001 年廢娼緩衝兩年期滿之後的運動歷程詮釋為新一階段的抗爭。收錄於何春蕤編（2001），《性工作妓權觀點》，巨流。

4 不同於一般習稱的紅燈戶，在〈台北市娼妓管理辦法〉中第十三條規定妓女戶門前應懸掛綠色燈以資識別。

5 民國六年所蓋的「江山樓」，是原址位於重慶北路和歸綏街口的西北隅的酒家，與歸綏街周邊性相關產業相生而蓬勃發展。直至民國 45 年「台灣省各縣市管理娼妓辦法」制定後，「江山樓」已正式成為此風化區代名詞，但已於民國 65 年拆除。此提案使用江山樓為取其整體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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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前，第一次和日日春的工作人員開會，負責推動古蹟指定的君竺丟出一些問題，希望每個人都可以說出自己的想法：你們為什麼會對於這個議題感興趣？你們關心的是什麼？或是你們想要了解些什麼？

這一連串的問題，問得我頓時不知道該怎麼回答，因為一種正義感嗎？看到這些被剝奪工作權的公娼的不平待遇而覺得不該悶不吭氣？因為對於弱勢的關心嗎？相對於公娼阿姨，擁有更多社會資源的我應該鋤強濟弱嗎？因為對於性產業這個傳說中最古老行業的好奇心嗎？這些答案也許都是其中一種面向，但正義感、好奇心或是熱情可以維持多久？這些蒼白而表淺的答案實在連我都很難說服自己。如果不是跟自己的生命經驗有些連結，為什麼要投入這麼多的精力與時間在這上面？當然，作為一個研究生，投入時間，換取研究成果或是換取學習經驗似乎是一個很正當的理由，同時身為空間專業中的學習者，對於空間規劃以及空間論述如何面對壓抑與排除，如何處理空間中的不平等，這些的確都是我關心也很期待有很多實踐機會的議題，但為什麼是性工作這個議題？

腦中依稀還記得高中時從電視上看到的公娼抗爭畫面，我那時單純到第一次知道原來台北有公娼制度，隨著抗爭的畫面一再放送，坐在電視機前面的我看著螢幕上一群看起來跟我媽媽年紀差不多的公娼們，我無法不將這群爭取工作權的女人們和我媽媽對照，我媽媽在中學教書，有穩定的工作與收入，但如果有一天她需要站出來捍衛自己的工作權，那必然是為了在家裡等著吃飯交學費的我們。數年後，我終於有機會見到公娼阿姨們了，但後來我卻漸漸發現，我會不自覺地把這些公娼阿姨們的形象和我阿嬤重疊起來，反而不是和他們年齡相仿的媽媽。當下的理解是，也許是一種刻苦耐勞的做事態度或是類似的講話口吻，又或者是舉手投足有點神似，而我一直到很近期才理解到，原來這種重疊，是因為我阿嬤的確跟公娼阿姨們共享著類似的成長、生活背景。

我阿嬷來自台南的曬鹽人家，從小幫忙父親在鹽田裡取鹽、搬鹽，從沒有受教育的機會。年紀輕輕十七八歲的少女年紀，嫁給了我阿公，搬到高雄這個城市去。我阿公雖然領的是國營事業的薪水，但卻從來沒拿過錢回家。為此我阿媽和阿公爭吵，

但換來的是打鬧。那小孩吃穿學費怎麼辦？於是阿媽靠著替人洗衣服、帶小孩等工作，一手將我爸跟他兩個兄弟拉拔大。我阿媽說，他這輩子所用的每一分錢都是自己賺來的……。

上面這一段是我從小聽我阿媽說過好幾次的故事，他的辛苦與成就，每一次親戚朋友稱讚我爸他們三兄弟成材的時候，就刻劃上一筆。於是我想，那個重疊的印象，

應該是來自於公娼阿姨們與阿媽共同的階級背景吧？

但在最近的一次閒聊中，我才知道原來關係不僅如此。阿嬷過去幫人家煮飯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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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左營的舞廳，就位在越戰時期美軍在高雄最主要的消費娛樂區。而原來跟我阿嬷情同姊妹的「奶奶」，數十年前也曾經是舞廳的帶班。奶奶工作忙碌，需要請人在家幫忙帶小孩、煮飯，阿嬷為此轉職到奶奶家幫傭，而這個工作一作就做了十幾年，從小孩出生到上國中，一直到奶奶去了美國，工作關係才告一段落，然而這麼長的一段時間，阿嬷和他的「雇主」培養了很深厚的感情，甚至還認這個同樣被我阿嬤一手帶大的小孩為乾女兒。又原來，我小時候常常陪著阿嬷去串門子的「姑姑」們，

過去則是奶奶所帶領的舞小姐。喔～原來那種對公娼阿姨印象的熟悉感是這樣來的，而這是一個我在進入歸綏街這個地方之前，完全沒有意識到的事情，原來我做的這個研究其實解答了從小到大一直伴隨著我的小小謎題。

一開始在君竺的探問之下，我當時寫下了對這個論文的期待：「這件事從一開始的招募伙伴，到真正成軍，過程實在不能說只是偶然與巧合，到底把我們在這個議題上連接起來的契機是什麼？…在這些複雜糾結的元素之後，研究者/行動者自身的認同與價值是否也透過這樣一個層層抽剝而得以越來越清楚？（研究計畫，961017）」我當時其實沒有答案，只是模模糊糊的知道好像有一些線索可以把它連接起來，我以為我是在進行一個研究者／規劃者的反思，而在無法徹底解釋我自己對性工作者的同情與認同的情況下，我把這種認同理解為一種世代的差異，從「性工作可不可以是工作？」變成是「性工作為什麼不能是工作？」十年前的婦運立場爭議，在我看來，我很快就認定了這個爭議的癥結點是一種「無法對話的生命本質」⁶，跟女性主義論述中性解放的概念向下扎根有很大的關聯。認同性工作有其存在的價值，將「性」

變成是一個可以討論、協商的勞動議題，而不僅僅是毫無反抗餘地的資方／勞方的單向剝削，並且進而質疑性消費者（必是男性）／性勞動者（必是女性）的分類範疇。

但在聽完我阿嬷的故事之後，我才了解到，原來除了「性解放不解放」這些看似抽象的動機，我也許更是想從我阿嬷理解奶奶的方式去想像這些公娼的生活和故事，想要從一個從親近卻不完全涉入的「半圈內人」的角度去理解這些性工作者們，他們是朋友、雇主、親人、消費者與鄰居，不總是討人喜歡，但總是見面三分情。於是，我不再認為這是世代間的差異而無法對話了，相反的，也只有透過不斷的對話與交互詰問，我們才有可能解答更多被不由分說地掩埋掉的謎題。而那些被壓抑的，

從來也沒有消失，它化身為象徵與暗語，進入我們無意識的每日生活，是構成我們之所以是現在的我們的諸般線索。

6 引用自范雲（2003）的訪談：對很多女性主義者，他們很難說服自己，「從娼」沒有錯。--因為如果你的思考中沒有「性激進主義」的因子，你就很難接受。我覺得是生命經驗，你如果真的覺得性 empower你自己，你就會相信女人可從中得到力量。或許這無法對話的生命本質，使得這次在公娼問題上相當情緒化。在此篇論文中，透過分析社會運動者的生命傳記，來理解婦運在 1997 年前後，面臨公娼存廢問題時所產生的劇烈爭議，將世代差異視為婦運工作者內部觀點分化的重要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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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文獻回顧

（一）既有研究與相關文獻

廢娼事件以及公娼運動脈絡對論述的影響

從 1997 年市議會三讀通過廢止「台北市娼妓管理辦法」，9 月 4 號正式執行，公娼一方面控告廢娼抵觸憲法第 15 條，一方面組織了公娼自救會（其自救會館位置即設在文萌樓），希望以保障工作權為前提，重新討論公娼制度。廢娼事件之始末可以參見唐筱雯（1999）於廢娼之時進入歸綏街田野，到抗爭終於爭取到緩衝兩年的過程敘述。而台灣關於性工作者以及性產業的討論大概可以用 1997-1998 年的公娼抗爭事件作為分水嶺，在此之前，北投其實在 1979（民國 68 年）年即已歷經廢除特種侍應生的廢娼事件，對北投地方產業發展產生極大影響（黃光國，1979），但當時並沒有出現以性工作者為主體的抗爭活動，1997 的公娼自行組織抗爭至於其後串連婦女團體、學界以及勞工團體等集結成一股難以忽視的力量，盤據了當時媒體的重要版面，可以說是大眾第一次有機會聽到性工作者喊出自己的聲音，並且也因此得以從性工作者的角度來看待「工作」對他們而言的意義。

「公娼自救會的抗爭對台灣社會最大的貢獻，就在於他們以自己的生存掙扎，逼迫台灣社會共同面對性別／性／階級／商品化的問題，並加以嚴肅討論」（女工團結生產線，2000），性工作者的現身促使本來就已複雜多變的性產業領域，碰撞出激烈的論述火花。性工作不僅僅關係著國家的管控、勞動體制的剝削、疾病管制的焦慮，

更處處牽動著包括性別、年齡、性慾特質、階級種種向度的敏感神經，甚至支持公娼與廢娼兩派婦女團體更因此觸動了婦運的路線之爭，間接造成後來的同志運動、跨性別運動等與國家主義婦運團體分流，漸漸走向百花齊放的性／別運動路線。⁷ 而當時支持公娼爭取自身工作權的婦女團體以及許多女性主義學者亦因著運動的迫切需求，在當時妓權思考與論述尚薄弱的情況下，釐清父權體制下的公權力與主流道德價值的性歧視，試圖在反廢娼團體與政府的聯盟之下，殺出一條血路，意圖爭取性工作者平等的工作權（何春蕤，2000；夏林清，2000），同時大量翻譯國外的妓權文章，成為當時台灣妓權運動的主要論述力量。

而在公娼運動之前，關於性工作論述的討論多半圍繞在實務管理面的法律警政層次，如呂英敏（1976）《台灣娼妓問題之研究》，或是將「娼妓」現象社會問題化的討論，如沈美真（1990）《臺灣被害娼妓與娼妓政策》，而較缺乏從性工作的觀點來

7 關於當時因公娼事件所開啟的性批判與性解放論述與運動路線之爭，可以參見卡維波（2001）、顧燕翎（1997）、林芳玫（1998）等論述攻防。從歷史脈絡來檢視台灣婦女運動的分合進退，則可以參見李雪莉（1999）的碩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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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其生活世界，除了張家銘在 1995 年提出《色情現象與生活世界：一個分析類型的提出及其意義》一文，首次開啟了納入工作者主體經驗的理論取徑。從他的分析可以看出「娼妓」這個概化的用詞，過份的簡化了社會實體，忽視其所具有的複雜而多元的豐富性，因此，他提出應該一方面從「日常生活」的體察，理解其間行動者的主觀經驗，另一方面，則需要從歷史的角度，掌握生活世界的發展脈絡以及特定的歷史文化意義。文中倡議的研究視點確實對於歷來的「娼妓」研究很具啟發，

然而其所提出的「賣淫／陪侍」的理論概念，將性工作中的身體勞動與情緒勞動分開以觀，企圖藉此區分廣義性產業中的不同類型，如酒家、公娼館、舞廳等等，但這個概念用字也同時抹去了「賣淫」工作中可能付出的情緒勞動，變相簡化了「賣淫」工作的內涵，如公娼這類性工作者，工時以節數來計算，工作型態以提供純粹性交易為主，雖然看似工作內容明確，但客人的多樣性與異質性卻也考驗了公娼們在特定時間內要如何隨機應變地更換自己所提供的服務內容，以滿足客人需求。而當從公娼的口中聽到：「要讓人客下次還要再找你，就看你怎麼按捺啊！」時，我們可以理解到，如果把性工作當作是一種需要長期經營的職業時，所著眼的就不僅僅是眼前的這一次交易，更包含著對經營客群（所謂老人客，熟客）的自我要求，這個「按捺」可以理解成交際手腕的展現，也需要性工作者展現出大量的情緒勞動。除此之外，這個概念分化亦簡化了性交行為的複雜，當賣淫剝離了情緒勞動，反而在論述上機械化了性交行為中難以預測的特質，實則是一種肉體上的不可能的任務。

張家銘一文既提供了一個研究架構的可能視角，1997 年的公娼抗爭其實等於促發了以多重觀點來討論的「性」一個關鍵性的社會空間，同時也加速擴展了性工作研究領域的多樣化，如從性工作者觀點出發的生活世界考察，如紀慧文（1998）以酒店小姐以及理容院小姐為研究對象，用參與觀察與深度訪談等質化研究方法作為深入調查的研究方式，再如日日春關懷互助協會（2000）將參與抗爭的九位公娼的生命故事集結成書，以口述歷史的方式完整的呈現性工作者的生命史，不將這些工作者去脈絡化的解讀，而將每個人的生命轉折細膩道出，或是朱苓尹（2005）對於花蓮賺吃查某的民族誌書寫，以及後文將提到的唐筱雯的研究，這些研究不僅將被研究者視為活生生有血有肉的人來書寫，同時也在文章中織就出研究者更深沈的反身性思考，我認為這也是性工作研究中的最大的寫作挑戰。

此外，諸如陳美華（2005）、彭渰雯（2005）不僅僅將研究目標放在性工作者之上，也將研究焦點轉向性消費者（嫖客），以女性主義的認識論對於這批經常被視為是剝削者的群體進行解析，除了批判性交易中難以忽略的性別不平等之外，更展現了另一種認識嫖客的方法，揭露了某些被邊緣化或遭忽視的性消費經驗和論述，彭文認為在集體的層次上，喝花酒或性消費的行為經常複製傳統的性別分化與分工，其邏輯一如今日資本父權社會內諸多性別化的制度和文化。不成比例的批判性產業中的性別剝削，反而具有持續污名性工作者與消費者的政治效果，跟其遠大的消解性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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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等的目標來比較，短期效果其實更是弱化了性工作者本已艱難的處境，反而成為製造壓迫的無形共犯。

研究視域的擴張除了性工作者、性消費者之外，更開展到性產業中的「第三人」之上，如馬夫、應召站業者，這些同樣也是被刻板印象塑造成剝削性勞動成果的吸血鬼，透過研究之後可以發現，在性產業地下化的社會現實之下，第三人反而具有經理人的角色，可以稀釋緩衝因性工作違法所付出的時間金錢成本。黃惠欣（2005）

在對中國邊界無證照移民女性的研究中，將馬夫視為是性產業中的底層勞動力，而非剝削者，順著黃文所提示的問題意識，陳美華（2007）⁸的研究中則對第三人的細膩複雜的角色扮演有更進一步的追問。

國外的妓權運動已發展了三十多年，相關的研究也相對豐富，但從台灣本地脈絡所長出來的論述種子，確實和公娼運動的戰鬥生涯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不少研究者受到十年前的婦運洗禮，進而將理論關懷放在性工作之上，後進者如我，則從日日春關懷互助協會的義工生涯中，得到成長與反省的養分。而以上所羅列的論述思辯，

並非公娼運動成果的全部，但這些文獻對我研究方法的選擇以及關注田野對象有著很大的影響與啟發，我所處理的歷時性的歸綏街文化地景，以下則借用張家銘所提出的兩個分析軸線：生活世界與歷史脈絡，來整理和我研究田野直接相關的文獻資料：

1.台灣關於娼妓之歷史性研究

針對娼妓所做的歷史性研究並不多見，對於娼妓的文化面貌也相對模糊，若依時序的斷代來分類約略可以劃分為三個主要的探討部分：清代台灣、殖民時期以及戰後台灣，而後兩者又是台灣娼妓研究的重心所在（洪婉琦，2001），早在清朝時期，台灣就有娼妓的存在，約在 1896 年（明治 29 年）即有公娼制度的引進。當時殖民政府透過強制性的「檢番」組織以及設立專區，做為台灣的性產業相關的處理方式，

光復後的台灣關於性工作者的各方面討論材料明顯增加，除了「八卦式」的週刊報導之外，關於性產業的歷史與現況描述也出現一些非學術論著的專書，如柯瑞明的

《風月台灣》，從艋舺地區說起，以至於大稻埕，甚至是到較近期台灣各地的性產業的發展狀況。而洪婉琦的研究則將台灣的性產業歷史放到當時的社會經濟政治等面向中進行分析，解析每個階段的娼妓管理辦法如何具體影響到性產業轉變流動的過程。

歸綏街一帶座落於大稻埕商業中心，而大稻埕又是清末到殖民時期藝旦的重要集散地，而這段曇花一現的藝旦文化，邱旭伶（1999）在《台灣藝妲風華》中對於藝旦興起的社會背景以及其文化內涵有翔實的史料蒐集，但另一方面，相對於「土娼」，

8 2007年陳美華在社會學年會上發表的討論文章，然而此篇文章為其發展中的國科會研究，尚未正式發表，故無法引用其文獻內容。但其問題意識及理論架構明晰，欲參考可至文化研究年會網站參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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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旦「賣笑不賣身」藝文性格實則是一種上層階級的文化建構，一方面從歷史脈絡來看，藝旦文化其合法性的基礎跟文人階層的地位息息相關，另一方面，從日常生活的微觀角度，張美鳳（2005）看見藝旦文化其中所隱含的階級、性別之間的象徵鬥爭及宰制關係。梁秋虹（2003）則將焦點放在殖民時期，解析殖民者挾著現代性的視野對於風俗產業所進行的治理與規訓，透過「社會下半身」概念，去看見社會風化系譜的生成變化。

2.公娼館中的生活世界

唐筱雯（1999）從 1997 年的八月開始踏入大同區歸綏街的田野，歷經一年多的公娼抗爭，其田野進行的期間，一直持續到確定爭取到兩年緩衝之時方告結束，因而得以親身參與公娼館中的每日生活，對照起十年後，性產業的關係網絡幾乎已經逸散到難以再現的現實情形來說，其對於公娼館中生活場景以及社會關係的捕捉更有助於我了解與重新想像曾經存在的社會／空間關係。

此外，從空間取向來分析的公娼生活世界，可以以陳宜民、廖怡萍（1999）的文章作為參照，在廢除公娼之後，原有的產業空間因為產業不再，本來的公娼執業空間也轉換成別的使用形態，不管原有的執業空間是否繼續進行性產業（轉換為非正式的私娼），原有受到制度保護的空間事實上已失去其存在的可能與必要性，當時所留下來的空間資料彌足珍貴，如今要再透過訪談去捕捉空間的蛛絲馬跡也已難以再現當時的空間細節。

（二）理論脈絡

1. 文化地景的消失與存續

透過文化地理學（cultural geography）的角度，進行地景的分析與探究，地景並非只是以往自然地理學家眼中的地表形貌，或是經驗上的、物質化的客體，而是一種文化再現的方式。而地景同時也是一張不斷刮除重寫的羊皮紙（palimsept），地景的閱讀關係著空間與時間的交互演進，是一持續發展的進程，是無法切斷割裂的，需要一個歷史的眼光來透析層層疊疊過往歷史的屍體如何牽帶影響彼此，並且更重要的是，如何建構出一種具包容力的文化認同進而模塑出下一個未來。文化地理學者擴充「文本」的概念，使地景的閱讀與分析成為有意義的學術範疇，而作為文本的地景，如何閱讀，以及更進一步地，地景所展現出的各種象徵與空間邊派如何作為中介，發揮其影響力，使人依照文本的意象來塑造行為，則還需要拉到另一個層次來討論（Peet,1998/2005）。

在地景的視覺表徵之下，隱而不顯的是塑造地景的力量，地景是一種社會的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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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應著 Henri Lefebvre 的理論脈絡，地景的變遷歷程則涉及文化、歷史、社會、經濟、心理、空間向度的多重作用（殷寶寧，2006），如女性主義地景史學者 Hayden 所說的：文化地景的歷史正是「地方」如何被規劃、設計、營造、居住、調適、頌揚、剝奪、丟棄的故事…都市地景的研究需要同時植根於經由五官經驗地方的美學，以及將地方經驗作為一權力競逐場域的政治學（譯文轉引自康旻杰，2002）。

Hayden從 70 年代社會學家 Herbert J. Gans 與建築史評家 Ada Louise Huxtable 對於建築保存的論述對峙開始，梳理纏繞在文化地景的保存背後的糾結辯論。Gans 質疑美國當時使用納稅人資源所進行的歷史保存，保下來的卻大多是有名建築師等菁英階級的建築史，庶民階級的地景卻因此被系統性的抹除消滅了；而 Huxtable 則強調這些重要建築的保存意義在於其美學意義的重要性，標示著文明進程的里程碑。他們針鋒相對但卻沒有對上話的關鍵在於，自始自終他們對於何謂「建築」的定義就不一樣：Gans 將建築視為廣義的建成環境（built environment），Huxtable 則將其限縮在由建築師設計的建物上。而這個 70 年代的爭論無法預測到了 90 年代之後，「何謂公共史與公共文化」的爭辯，不僅囊括了 Gans 所關心的階級議題，更沿著性別與族裔的軸線展開，產生了更為多元且動態的地景保存行動。除此之外，他們同樣忽略的是地景中的主體—眾多使用者的能動性，而這卻是 Hayden 最為關切的議題：邊緣族群對於地景的種種不同於主流的詮釋，以及更進一步奪取發聲權力的行動，如何可能作為一種形塑在其中的居民自我認同的政治藍圖？以及我們又需要透過什麼政治行動，才能在重疊的時間與共享的地誌上孕育屬於市民的多元混種的公共記憶，重新獲取一個被排除者都得以發聲的文化？在這個基礎上，去探問城市中的被保存的記憶是什麼？被排除的又是什麼？我們又得透過什麼方式，才能讓被排除的歷史得以平反？地景的書寫與闡述，甚至是在原有的基礎上再次打造空間，本身就是一個「公共史」的重新界定。

2. 讓性霸權的壓迫現形—性化地景敘事的既存研究

在情慾地景的敘述中，妓院與情色娛樂業等性產業經常以隱匿不顯（hidden from the view）的策略藏身於都市中心，如萬華的公娼館位於車水馬龍大街旁的小巷子裡，一般大眾若無人引介難以發現（陳宜民、廖怡萍，1999）、或是在西方脈絡下，遠離富裕的白人住宅區（但這卻是顧客的主要來源），被編派到都市的「邊緣」位置

（Huppard，1999），性產業的營業規模大小具有多樣性、性工作者的工作內容類別也呈現很大的差異，同時各自擁有不同的性別、族裔、年齡、性取向，但卻被劃歸為同一群性偏差者，透過空間的圈限劃界，彰顯出其與「正常」者的不同。世界上管理性產業的政策因文化差異而各有各種管制手法，在某些城市中，性工作者有合法的工作權，但工作的場所及營業形態卻受到多重的法律管控，一面受到父權國家體制下的警察制度施以公權力的凝視，一面又透過都市計畫進行空間上的隔離與管制，如紅燈區的設置，或將性產業驅趕至工業區，即便是公認有著最進步的性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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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的澳洲的南雪梨市⁹，娼館同樣受到土地使用分區的管制，不得設立在住宅區¹⁰，對於娼館的招牌與門面位置也有嚴格的都市設計準則，性產業仍被視為可能影響居住安寧，具有外部成本的產業。

性工作是發生在兩個（或以上）的主體之間的事，並且在雙方同意之下，才有可能進行的活動，它發生在私領域，卻受到公權力的介入，公與私的領域在此時被選擇性地模糊了界線，什麼意識形態或價值觀讓國家得以進行操控、管制甚至是禁止，

女性主義學者與妓權運動各自提出不同的理論試圖解決這個糾結的問題，但不能否認的是，性工作總是跟與道德（morality）分不開，Huppard（1999）認為，性產業的關鍵問題在於異性戀單一價值體系的性道德規範，性產業的空間一方面作為異性戀的慾望特質的表徵，象徵了性的自由與解放，同時也因為被視為是逃逸出規範的、

不正常的，而映照出了異性戀的性道德體系，定義了什麼是正常的與合於規範的。這些界定何謂正常與何謂異常的社會與法律機制，尋求框限不道德的（immoral）性實踐到邊緣地區的同時，性的道德領域不僅僅行使驅逐與監控的力量，它同時透過更複雜的機制，生產出揉雜權力、慾望與厭憎的空間，鼓動人們採取特定的異性戀認同，異性戀價值觀在此時則是被創造（invent）出來的（Foucault，1973/2002）。

如女性性工作雖然是異性戀性道德的異質空間，但另一方面 Huppard 提醒道，在象徵意義上，它也同時再生產與正常化異性戀的性價值觀。

但對於在「性產業空間」中眾多的主體來說，在不同的社會關係之下，主體對於地方的認同也隨之改變，對部分性工作者（及嫖客）來說，性產業空間也許是被主流價值觀所定義的無望之所，空間的邊緣位置象徵著自身被排除在外的社會位置；但對於另一些人而言，有時這是容許不同性道德價值得以存在的異質地方

（heterotopia），擁有培力（empower）的力量，是在中心與邊緣空隙之中的他異空間。但除此之外，性產業空間經常被約定成俗地再現為一種休閒娛樂（leisure）地景，如 Rob Shields（1991）所描述的海濱娛樂勝地，相對於城市，同樣位於空間上的邊緣，作為逃離都會與工作的出口，各式異於平日生活的狂放娛樂在此地如嘉年華般上演，而這裡酒館、旅店、娼館都依賴著慕名而來的遊客，帶來滾滾收益，然則，休閒地景的詮釋，則可能預設了中產異性戀男性視角，其實正是因為位於社會中優越位置，才有機會休假、旅行、享受他人服務（擔任服務位置的則多數為薪資微薄的女性）。

9 可參見澳洲 SWOP 組織的《性產業營業場所的設計準則》。SWOP 為一性工作者外展計畫，成員由性工作者組成，甚至得以為政府撰寫空間規劃的研究計畫，其經驗很值得作為台灣的參考。

10 在 1957 年公布的《臺灣省管理娼妓辦法》的規定，將合法妓女戶限縮在特定區域，當時報紙則詳細報導了法規內容與當時看似雷厲風行的執法標準：據市警局昨日表示：在管理妓女辦法公告實施之日起一個月內，本市經營妓女戶者應按照實施細則規定向警局辦理甲請許可證，逾期即不予受理。本市除劃定江山樓及寶斗里兩處為妓女區外，其他各區決不准再有私娼存在，警局並將隨時舉行檢查，

如有發現決依法嚴辦。（聯合報/1957-03-15/ 0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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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學家 Hart（1995、1998）在西班牙一個沒落中的紅燈區的研究則顯示出異於休閒概念的另一種視野，Hart 將權力（power）視為分析小姐與客人之間關係的重要概念，他在田野中所觀察到的男性（潛在客人）並無法先驗的預設其佔據男性氣概的支配位置，相反的，這些在 barrio¹¹遊蕩的男性可能是退休者、可能是無家可歸者，

反而也是同樣承受著社會結構的壓迫，在此性消費者與小姐的關係毋寧是更為流動的，且其關係會隨著時間／空間發生變化，不僅是經濟上的依存，更存在著友誼的交換，其中流轉的更包括了愛恨嗔痴等情慾光譜，「情感」取向的分析則是其另一個很重要的概念中心。此外，殷寶寧（2006）的研究也非常具啟發性，以中山北路為例說明性欲與城市空間的關係經常是複雜的，尤其當揉雜了國族主義與殖民現代性的因子，「性」的買賣由誰控制，然後又為誰開放？透過後殖民的視角，國家對性的整飭清楚地呈現出父權統治的集體意識形態。

從這些學者們的研究中可以看到，空間作為社會關係的表徵，是透過綿密的性別、

階級、國族、性慾特質等不停交疊建構而成的，然則，蘊含在地景中隱而不顯的意識形態霸權與不平等的權力關係則需要透過積極介入與詮釋才有解秘的可能，地景公共史的書寫需要有意識地持續進行。

第三節問題意識

大稻埕自開港以來，繁盛的商業文化被視為是都市娛樂產業的搖籃，也因此，藝旦文化飄過台灣海峽，在大稻埕的土壤上落地開花，和性產業息息相關的風俗娛樂產業則不斷出現變體與混血，從藝旦到公娼制度，隨著國家的治理機器更迭，從清帝國到日本殖民時期再進入國民政府年代，性產業的意象、內涵甚至是社會的性道德規範，一直處在流變（becoming）的狀態中，反映在空間層面上，性產業的地景也同樣不停改換著不同的面貌，我把焦點放在歸綏街區，希望透過其既往的變遷史的探尋，進一步理解城市的性慾政治如何被空間化。

從對性產業的好奇，開啟了我的研究起點，然而古蹟指定的協作工作則是促發我想要進一步了解歸綏街區的前世今生的酵母。進行古蹟文史資料的蒐集之時，當時的基本研究關懷是：從歷史的視野切入，意圖了解歸綏街一帶如何成為性產業街區的時空因素。然而從歷史資料的蒐集上，殖民時期為數不少的風月回憶的二手史料，其中呈顯的卻是一種時代下的階級與性別視野，也因此，在進入研究之後，我逐漸從一個比較結構性的發問，轉變成對歷史資料的再詮釋與再探問，看似客觀的文史

11 Hart對其田野的代稱，西班牙文「鄰里」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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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錄中所展現的歷史事件從來就不僅僅只是事件本身，性工作其如何被傳頌、毀棄、

規範，種種再現的資料，如何成為一種媒介，進而主動的形塑了歸綏街的地景意象以及在其中居民、工作者的自我認同，其實是一個更為動態的過程。

然而在鉅觀的歷史軸線之外，跳脫一再被客體化的文獻，居民與性工作者的認同又如何透過主體傳述出來，什麼是可以說的，什麼又是隱匿而不願對外人道的，我希望透過微觀的訪談與參與觀察，展現出另一種私密的微觀敘事。

（一）慾望地景的形構、再現與想像

文本作為一種地景的再現，關於地景的敘事中，真實存在的（real）事件和虛構的

（fictive）想像，它們交織匯融成一個互文性的論述，爭相對「現在」發言，這些累積的材料組成我們據以討論何謂自身的素材，成為中介我們命運走向的重要因子

（Westwood & Williams, 1997 ）。在這個部分我試圖以歷史資料以及文學作品作為文本來源，來組合拼湊出大稻埕為眾人所一再傳述的「慾望地景」。然而，如賀龍巴賀德所言：「城市意象的閱讀涉及到視覺和遺忘之間的不斷抉擇的過程 …」（轉引自 Soja：2002/2006：147），被留存下來是什麼，而什麼又要被捨棄，巴賀德所說「視覺」化的「城市意象」發生在我們眼見為憑的那一瞬間，我們真可以「抉擇」是要遺忘或是想起嗎？或者是城市的某些記憶其實是被選擇性的不願記得與講述？如殖民時期的藝旦與土娼階級區分，一個是上層文化聚光燈下的風月文化，一個是從未被納入治理的非正式底層性勞動，它們被再現的強度與形象，有著非常顯著的差異，

然而這些在文本中循環出現的邊緣話音，則同樣是對於「性」直接或間接的貶抑。

於是，慾望的地景是誰的慾望？對什麼的慾望？特定的社會空間所構成的文化地景，其中不同的作用者，彼此之間又透過什麼樣的空間實踐而得以串接？

（二）性產業鑲嵌的地景：認同與厭棄

同樣在聚光燈的探照範圍之外的是性產業地景中的半涉入者，不同於性工作者總是被凝視與分析的對象，但光圈之外的陰影處，則是許多由於地緣關係的近便性，圍繞著性產業所興起的還有周邊的相關產業，如藥局、飲食產業等等，作為性產業的產業網絡，在歸綏街區的居民與工作者每日生活的交會，如何左右其與性工作者的態度，因為產業鏈結或地緣關係相近，性產業之外的居民其實也同時共同承受著污名的印記，其如何認知污名，又如何與污名周旋？污名化的記憶與經驗是否又影響了其地方認同？廢娼之後，公娼館已漸漸銷聲匿跡，而歷經這段廢娼歷程，其所交織出的地景與認同又有何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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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從性工作者主體出發的認同與其轉化

男性是慾望的主體，但是諸多身在其中的工作者，他們的身體被慾望，其自身的主體性卻無從現身，其自主性的主體要從何展現？公娼的抗爭是否可以看做是一種現身策略來抵抗公共場域中無所不在的公權力宰制，不斷被客體化的性工作者可否透過主動挪用空間、佔領空間，達成顛覆邊緣位置的戰鬥目標？而古蹟保存如何作為一種社會運動的實踐？又是什麼樣的社會運動位置？其效應應如何界定與與解讀？古蹟保存到底保存了什麼？又要如何面對地景叢集中存在的污名？

Bhabha（1986）說：「記憶（remembering）從來就不僅僅是靜態的內視反省

（introspection）或是追憶回顧（retrospection），它是痛苦地重組（re-membering）

那些已被支解離散（dismembered）的過去，並且據此理解現實中創傷的意義。」對於歷史與記憶的重新詮釋與編排，是理解現實中創痛的最好鎮痛劑，而我希望透過以上的研究發問，對於現在的已消散的歸綏街性產業地景有一些反饋，甚至於有助於我們更進一步的思考未來的性產業地景的可能性。

第四節 界定研究對象與研究方法

從 2005 年二月開始參與古蹟指定的過程開始，我開始進進出出文萌樓，進行測繪、

居民意見蒐集等工作，因為古蹟指定工作以及調查工作的性質，像是蒐集書面歷史資料與測繪等，工作形態常是某一段期間之中密集的造訪，接下來則是一段在自家電腦前工作的時間，與歸綏街的關係一直是不規律但始終沒有間斷的。一直要到 2007年的 10 月份之後，我才開始將歸綏街視為一個碩士論文研究的田野，進行較有系統的田野紀錄。但從 2005 年以來，歷經古蹟指定、文化局委託的古蹟調查研究研究計畫以及一個學期關於歸綏街街區再發展的研究所實習課，則是累積了許多相關的工作資料，如古蹟指定公聽會的說帖、會議記錄等等。

研究田野地點於是以歸綏街上的文萌樓以及日日春辦公室為中心，輻射出去約略分為兩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過去同被為指定公娼館區的歸綏街區，含納著擁有合法牌照經營的公娼館，以及周邊隱密難以探查計數的私娼館。第二個層次則是範圍不易劃定但具有相近的地緣關係的「鄰居」，其為與公娼館共享類似的生活網絡的周邊住戶或商家，或是具有依存關係的產業經營者，如藥局老闆、訂製旗袍業者。

研究方法則包括參與觀察、再現資料的文本蒐集分析以及訪談。參與觀察主要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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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日春進行義工期間，所接觸到的街坊大小事，從日日春組織與鄰居的互動狀況，到公娼阿姨的交遊網絡，這些日常生活的細節經常是在沒有刻意意識到的情況下顯露的，不容易透過訪談的方式得到資訊。而上述的第一個層次的資料蒐集主要仍經由和公娼阿姨的訪談中得知，而周邊產業關係的釐清，則因為田野關係遠近而有方法上的不同，交互使用開放式訪談以及半結構式訪談。而關於古蹟指定的過程的再次釐清，則和古蹟指定小組團隊進行三次焦點團體訪談，並且將分析後的材料與他們共同討論、修正。

第五節 進入田野／研究的角色與反省

「研究」和「著作書寫」本身即是性別、社會階層、種族之反射（Marcus & Fischer,

1986；胡幼慧，1996：17）。我身上的幾種角色在我進入田野與進入書寫的時候不時

的交替出現：研究生、義工、20 多歲女性、台語不流利的本省人。

在田野裡

在田野中什麼時候我用什麼身份和別人對談其實大多在無意識的層面中作用。然而別人又怎麼意識我的位置，則多少從他們和我的互動中感覺得到。在日日春協會的義工協作期間，我得以認識從公娼自救會時期一直到現在都還與積極參與性工作除罪化抗爭的公娼阿姨，於是，在研究進行田野訪談之時，如果沒有兩位阿姨--小蘭

（化名）與麗君（化名）的參與，文中許多受訪者無法自在的接受一個社區的外來者或是生命中的陌生人的侵入式探問（尤其部分訪談內容來自於受訪者私密的生活經驗）。特別是小蘭阿姨，與我一起在社區中來來回回走了幾趟，一面告訴我那一家是她常去的藥局，一面說著現在走過的早餐店改建前有著多麼輝煌的的歷史 …，展現其每日生活路徑，小蘭阿姨在歸綏街區工作十餘年所累積的社區關係與人際網絡，本身就是一個個非常複雜而需要細細探究的生命傳記。阿姨引介了鄰居做為我們的訪談對象，但在訪談過程中，阿姨有著更多元的角色扮演，不僅僅是我田野中的引路者，同時也是提問的訪談者，一個正在進行調查的空間科系的研究生如我，似乎身上有著學術的光環與包袱，但實際在田野中，對我的訪談對象而言，我是他們的老鄰居、老顧客所引介而來的一個晚輩，阿姨與街坊間道地的閩南語與互動方式都是我這個操著生硬台語的學生無法完整掌控的。當我舌頭打結，無法流利地切換成台語提問，結結巴巴的時候，小蘭阿姨常會跳出來為我翻譯跟緩頰，我的窘迫被阿姨用一句「這個囝仔嘛是真古意」解釋轉換成一種個人特質，是無害的、不世故的，也許可以讓我的受訪者不至於被我生硬的訪談技巧激怒或感到不耐，另一方面也因為阿姨的加入，訪談過程幾乎像是談天講古般的閒聊，受訪者不時穿插詢問小蘭阿姨，彼此確認記憶中的時間與細節，我則得以同時也參與觀察阿姨與昔日工作伙伴或街坊互動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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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有阿姨陪同的順利經驗對照起其他獨立訪談時的過程，更突顯了我訪談處境的尷尬。在田野開始之前，我勾勒了一些目標訪談對象，如按摩產業、泌尿科、婦產科、旅館、小吃店等，剛開始有小蘭阿姨帶我去他熟識的藥局與小吃攤訪談，讓我嚐到了甜頭，然而由於地景的更迭，某些阿姨過去熟悉的點已經歇業或搬遷了，大部分的目標訪談對象我必須獨自拜訪，然而才表明來意，就被婉拒訪談的情形其實經常發生，我只好用上死纏爛打的功夫想辦法讓訪談對象不要這麼快趕我出門，隨便聊點什麼都好，然而這種訪談方式其實在缺乏訪談者對我的信任基礎的情況下，常發生問到了關鍵問題時，訪談者就噤口不作聲或直接轉移話題的情形，而所謂關鍵其實也僅是以「過去…」、「以前…」為發語詞的問話，我經常覺得我好像是在刺探別人的祕密，是掀人瘡疤的窺淫癖，然而，這些談話間的防備其實更突顯了這些地方上的人們，從過去到現在所承受的沈重質疑與奚落，他們的確缺乏一個有安全感的社會空間，讓這些祕密得以浮出。對照日日春在廢娼緩衝結束時短暫經營的「春鳳樓茶館」，當時吸引了許多性消費者前來一抒鬱結之氣，向茶館中的工作人員講述他們各自的故事，在那個場合中，記憶、情感與認同得以流洩，也更加確認了營造一個這樣的「異質空間」的重要性。

此外，身為年輕女性的這個因素，也在訪談時產生了許多影響。性或性工作本來就不是一個容易和陌生人討論的話題，尤其當受訪者是中年以上的男性，一旦提到和性工作有關的話題，有時我也感覺到他們表現出來的緊張與不自在，譬如說會把眼神轉開或用「那個」等代名詞代稱和性有關的詞語，或甚至有受訪者在訪談結束臨別的時候，還以長者的關懷語氣警告我說「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盼我能夠好好潔身自愛，讓我一時間哭笑不得。

埋入研究中

地景閱讀是一種詮釋社會、空間、文化、階級、產業形態等等的方法，但我這個研究者又是用什麼樣的視角進行書寫？研究是一種自我反映（self reflection），無法忽略站在一主觀位置的同時也框限了研究者的研究視野，影響了研究者的訪談樣本取捨以及研究所採取的理論角度。身兼古蹟保存過程中的行動者以及研究者，無法迴避的在行動的過程中，我就已經預設了一個特定的價值選擇與主觀立場，以及想要達成的階段性目標，才有辦法進行行動規劃、做出相應的策略，有時則是政治判斷，

但作為一個研究者，則需要試圖去拉出一人為的距離，去透析行動過程中的種種影響變因。這兩種身份則是具有先天的矛盾基因，行動者的角色不斷得和自身研究者的位置作對話與拉鋸，理想的狀況當然是可以將研究中的反思直接反應在修正行動策略上，然而現實往往是，後設的「研究」並無法追上即時的政治判斷，每一次的政治行動都像是一場場不請自來的戰鬥，而當我埋在電腦努力擠出文字的時候，每當聽到現實的迫切戰役又要磨刀霍霍的時候，難免覺得有些無能為力的挫折。但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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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一想，也許我是在儲糧吧，或者是在灌溉，需要一點一滴地盈實茁壯。希望不是只養胖了自己。

我與日日春的關係

每當我要出發去田野的時候，當有人問起我要去哪，大部分時間我會說我要去「日日春」，如果要更清楚的說明地點，或是比較不熟的人，我會說「歸綏街」。為什麼日日春反而比歸綏街常用？對我來說「日日春」這三個字代表的不僅是論文田野，我在日日春辦公室對面的文萌樓做測繪、跑案子公文、偶爾幫忙一些義工的雜務，同時兼具這些角色與身份使得「日日春」不僅僅是一個協會位址的代稱，更借代了我的工作地點、田野地點跟部分的生活空間。然而也因為和日日春之間有這麼多論文裡外的交集，無形中也是一種壓力，這個田野或研究的進行不僅僅是對我自己負責，同時也要對這麼多辛苦爭取運動空間的阿姨、工作人員與其他義工們負責。

星期四問了小蘭阿姨一些關於以前曾去過的藥店、診所等，當時君竺正在一邊開論壇的會，和阿姨聊了一下，阿姨就說，星期天可以帶我們親身去走走看。本來我天真的以為阿姨是因為好心，也因為在日日春進進出出這麼久了，阿姨願意主動犧牲休假時間，幫我這個忙，跟阿姨談完，我再跟君竺報備我星期天可能會佔用到阿姨的時間，但當時君竺還特意又找來阿姨，跟阿姨補充我作這個報告的的前後脈絡關係，可以作為古蹟資料的累積，並且在未來一年日日春已經沒有多元就業¹²的經費支援的情況下，古蹟可能成為未來日日春運轉的主要經費來源，而我也有可能會承擔其中的一部份工作。

君竺的提醒，才讓我發現到自己在運用日日春資源時的不自覺，星期天並不是阿姨工作時間，等於是用阿姨的私人時間來支援我所做的研究，這讓我覺得有一種越線的不自在感，也許是在日日春一切責任義務、付出回饋都講的很清楚，

我懷疑我自己現在作的事情真的能夠幫助到古蹟未來的經營，我現在作的東西有沒有那個能力可以說服些什麼，或只是累積我個人的學術經驗 …，後來阿肥又跟我說到小青接受外面的人訪談一次收了訪談費一千五百，等於我這部分的成本就由日日春吸收，這又讓我更不安了… （訪談日誌，961101）

意識到我所參與的每一件事情都不是憑空得來的是很令人緊張的事，我所踩的許多軌跡都建立在前人血汗辛勞之上，我才得以運用他們經營良久的關係而坐享其成。但無疑的，聽阿姨說故事是好玩的，想像過去的風光也是好玩的，於是我—戰戰兢兢卻又樂在其中，很不花俏，但大概是我目前能想到最貼近心境的描述吧。

12 台北市勞工局的補助案，在日日春裡忙碌的阿姨們之所以有經濟基礎支持，來自於每個月一萬多塊的「多元就業方案」的薪資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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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最後，作為一個研究者，無可諱言的，從挑選的事件、紀錄下來的角度，這些都無法排除我主觀的篩選和詮釋，主觀與客觀的分野並不是那麼一清二楚，而本文中的訪談內容也呈顯了我與受訪者之間的關係，在性污名的壓逼之下，他們對我開放一部份的世界，這些故事也許不連續、零散或彼此矛盾，但我也試著從中拼貼出一個詮釋歸綏街文化地景的角度。

第六節 章節安排

第一章緒論將透過既有的性工作研究以及文化地景的視點定位出本研究的理論 脈絡、問題意識，本章所處理的研究生產背後的研究動機與歷程，作為後續研究分 析的出發點。第二章想像：大稻埕產業變貌的歷史脈絡將從一個歷史的視野來解析 大稻埕成為性產業集中地區的歷史因素，以及性產業變遷背後的社會結構，談及殖民者的性治理以及經由再現與傳播之下所建構的大稻埕性產業中的階序之分。

第三章討論性產業及其周邊產業的聚散離合，大稻埕於殖民時期到民國七零年 代曾經的商業繁盛與性產業的發展魚水相幫，性產業同時也帶動周邊林林總總的相關產業，最顯著的藥房產業則歷經同時 40 多家並存的盛景後，遇台北市公娼遭廢止，趨於衰退，本章則記述集中與消散的藥房地景與美麗產業（如訂製旗袍業）等從業者對於性產業中的工作者的理解與其「主客」關係。

第四章則試圖從性工作者（小姐）的角度來看公娼館周邊的生活場景，討論生活在 其中的性工作者們對於自身空間的認同與想像。第五章再張豔幟--古蹟保存—空間 新可能性的提出則從處理廢娼前後歸綏街地景的轉變，廢娼後，前公娼館區的居民 對維繫房地產的交換價值或對升值的期待，如何影響其對於「居住空間」想像，以及公娼館被指定成古蹟所蘊含的象徵意義。妓權古蹟如何可能？將討論文萌樓古蹟保存論述的內容及其建構過程。最後則透過古蹟的活化實驗的經營，開展一個對於一個「更具包容力的城市歷史」的想望與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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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想像的地景：大稻埕性產業的空間變貌

我所關注的歸綏街一帶的「風化區」雖看似是一個實體空間，但同時也是個模糊的地理概念，指稱這個性產業空間的名詞與確切的地理位置都隨著時間而有所改換，

從清代以出產藝旦聞名的「大稻埕」、殖民時期的「江山樓」到今天稱大同區的公娼館位於「歸綏街」上，這些名詞背後的空間尺度不僅相異，其座落位置也隨著都市發展不停流轉，然而不管時間如何更迭，這些名詞所喚起的各種記憶，總是和「下九流的妓女」所出沒的「風化場所」緊密相連，而同遭程度不一的貶抑與輕賤。

城市中的性產業空間長久以來被污名化、妖魔化，在城市中竄流的妓女身影，成為都市道德淪喪的重要象徵，被一再地傳述與再現，論述背後的目的各有差異，從反城市回歸鄉村的鄉愁到意欲維持文人階級的情欲消費正當性、甚至是區分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文明程度，各種不同的立場卻合流成同一種象徵 —城市中墮落女人

（fallen women）的出現，變成廣為傳播流行的大眾論述，它結合著對城市自由不受約束的恐懼¹³與對於女性情慾失控的焦慮¹⁴，諸如必須端正風俗、維持社會良好觀感、維護市容的說詞，提供了使用各種制度來控管城市的情／欲／性生活的有效論證基礎，再藉由警政、衛生、都市計畫等各種現代都市治理的重要工具，將意欲排除與掃蕩妓女的道德恐慌進一步落實與具體化，而透過隔離、遷移、劃界、監控、

抹除等的空間手法，則可以將偏見與恐懼更深入地凝固進我們的每日生活，回過頭來再次控制了人們的行動、思考方式與職業選擇的自由。而從大稻埕風化區歷史的回視，我們可以看到對於性產業的種種論述如何結合階級、性別、族群的偏見，強化性產業的污名，進而鞏固既存的權力軸線，而最無資源的底層性工作者則成為諸多爭戰下的共同犧牲。

本章透過文獻資料的梳理與當時的文學作品的再現，試圖理解性產業空間論述的成形背景與成形後的論述如何被具體地落實在城市空間規劃之上。而使用的素材絕大部分都是以情欲消費者觀點或是管理者的觀點作為出發，因此，本章中的地景意象將是以男性為慾望主體的「情欲消費地景」為主要的敘事軸線，而無法旁及在其中工作生活的諸多性工作者們。

13 波特萊爾（Charles Baudelaire）與班雅明（Walter Benjamin）在其一系列關於漫遊者（flâneur）的都市文學論述中，妓女是其中最常被再現的都市女性形象。漫遊者論述讚頌了城市中混亂而矛盾的自由，但妓女和貧窮是中產男性漫遊者閒逛的時候的凝視對象，在其論述中卻經常作為城市無秩序的最具體象徵，代表疾病、髒亂與道德污染的來源。

14 可以參見女性主義學者對於都市論述的批評，如 Elizabeth Wilson(1991)、Deborah L. Parson（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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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大稻埕的騷動：性產業興起的脈絡

大稻埕曾歷經的風起雲湧已經在當前實質空間中漸漸稀薄，現在當我們提起大稻埕，多半參雜著尊崇過去傳統的懷舊之情，或是作為爭奪市政資源的修辭，然而不能否認的大稻埕的都市發展歷程，和「風化區」的成形有著密切的關係，在本節中，

我將試圖呈現環繞在性產業周遭大稻埕的城市性格。時間軸線上，這一節主要顯影的是從清朝末期，歷經殖民時期的殖民現代性所帶來的劇烈空間組織變化，再到國民政府遷台後的透過法規建立公娼制度的數年間。

台北早期的商業發展以河港航運為中心，因此台北商業中心從清嘉慶年間的新莊到清朝末期轉移至艋舺。和新莊沒落的歷程相近，艋舺也因商港淤積而使得河運中心向大稻埕轉移，大號帆船均停靠在大稻埕六館口河邊，由於卸貨方便，再加上咸豐十年（1860 年）大稻埕通商口岸的開放，大稻埕漸漸成為通商要地，成為當時重要的貨品集散交換中心，商業繁盛非常（黃師樵，1953）。然而關於艋舺為何沒有搭上這一波富商巨賈相繼崛起的風潮，除港口淤積外的空間限制，還有另一種有趣的說法是，艋舺保守的商人拒絕洋人在該地開設茶場，認為製茶廠雇用女工可能會敗壞風俗，茶葉貿易以及而後洋商所帶來的商機遂轉往大稻埕（柯瑞明，1991）。在保守的性別觀點的挾持之下，相較起開放與廣納各方人馬角逐的幅輳地點，作為茶葉加工與集散中心的大稻埕，超越了艋舺，遂由通商口岸開放時的一個小聚落，在 1895 年台灣自清朝割讓日本之時，發展成全台第二大城。

描繪大稻埕與艋舺的都市意象，黃得時（1953）有生動的比喻：「由都市性格上觀之，

艋舺與大稻埕有何區別？曰：艋舺為歷史悠久，傳統堅固，故步自封，以三邑人為中心之古都，而大稻埕為五方雜居，萬商雲集，新陳代謝最激烈之新興地區。前者靜如止水似英國，後者動盪不已似美國。語曰：『本為附庸，蔚為大國』，又曰：『後來居上』此兩句，最適於表示大稻埕與艋舺之關係也。」艋舺發展得早，碼頭邊的大溪口，市場邊的歡慈市，以及不遠處的凹斗仔，道光年間酒樓娼館便一間一間的開張起來，甚至名震福州、泉洲，據說當時間間娼館酒樓都備有草拖鞋，以便赤足上岸的船夫，以作為清洗雙足之後替換之用（王一剛，1952）。花街柳巷各式娛樂文化在此發軔，諸如藝旦文化也是從艋舺開始蓬勃發展，在光緒年間達到高峰，而隨著船舶停靠碼頭與城市繁榮的轉移，艋舺妓院黃金歲月則漸失光彩，明治末期的藝旦逐漸在大稻埕發展起來，其勢更凌駕於艋舺之上（柯瑞明，1991：149）。而此後艋舺和大稻埕的煙花文化各自走上兩條截然不同的發展路子。艋舺地近日人居住區，被指定為法定公娼區—遊廓，為台灣公娼制度的濫觴，大稻埕則相對遠離權力中心，位於本島人（台灣人）的生活區域，成為未被劃界的娛樂產業聚集地，展現出空間權力管制的嚴密與相對的疏鬆不能和當時的統治利益分開來理解。但從艋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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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大稻埕早期的發展模式，我們可以看出娛樂風化產業的演化發展與城市的貿易聚集地、交通要衝有著不可分割的因果關係。

而成為新興貿易節點、人群雜沓的大稻埕，在商業繁盛之餘，更是孕育新興娛樂消費場所的重要之地，在大資本尚未設立宏大的酒樓等經商交際場所之前，據說當時土娼寮早已不計其數，主要集中在九間仔街與獅館巷街（黃師樵，1953），而妓院的蓬勃發展，還可以從傳述俚語的揶揄口氣中得知：「南郊北郊拍拍走，不值得城隍廟口幾粒蟯。」指大稻埕全部商戶在中元普渡大肆鋪張，但還比不上霞海城隍廟前幾家妓院所辦的奢華（柯瑞明，1991：157），此外，據霞海城隍廟的管理人陳文文所言，城隍廟中到現在還祀有當時大稻埕藝旦、妓女所出錢供奉的天篷元帥豬八戒，希望傳說性好漁色的天篷元帥，可以保佑他們生意興隆。（林欣靜，1999：70）立足於大稻埕的眾女子除了緊隨大稻埕的地緣政治發展，其宗教信仰體系也和地方的信仰系統緊密結合。

圖二-1 藝旦持琵琶演奏

進入殖民時期之後春風得意樓、蓬萊閤、四德樓、趣園等多家酒樓相繼創立。而江山樓則在大正六年（1917）開業。江山樓的形制之壯觀、闊氣，在當時是數一數二的。江山樓的籌備和建築工程費時一年，總工程費連設備約值當時二十餘萬日元，

建築一切都由樓主自己設計監工。地坪是一百八十坪，四層樓，磚造。建築用材全部是用由老闆吳江山自己的船隻從對岸運來的，在建築期間曾遭遇三四尺高的洪水，福州杉、日本淺野桶裝水泥淹失不少。而竣工當時，更是全臺首屈一指的高樓，

只有官界的總督府（今總統府），博物館等兩三大建築可與之較高下。（吳瀛濤，1958a）

而江山樓的設立，則是歸綏街的性產業地景得以成形的發端。

酒樓跟藝旦之間本就存在著一種共生關係，酒樓沒有藝旦難撐場面，而藝旦沒有酒樓點召無法維持生計。藝旦侍客的方式有內局與外局（出局）之分，內局就在自己的藝旦間，從外頭菜館送酒菜提供飲宴，出局則是到酒樓彈奏南北管演唱獻藝。凡初領得執照的藝妲，都要和江山樓或蓬萊閣的職員、茶房先打好關係，請他們多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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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多介紹客人，大稻埕的藝旦甚至分成江山樓和蓬萊閣兩個派系（唐五，1987）。也因此，藝旦間多集中在酒樓附近，正如江山樓、蓬萊閣周邊的保安街、歸綏街、延平北路。酒樓餵養藝旦間源源不絕的客源的同時，無力光顧酒樓或藝旦間的販夫走卒則有較為平易近人的選擇，小吃飲食攤提供口腹的充實，而土娼館則提供性慾的滿足。

然而藝旦對大稻埕來說則有更進一步的象徵意義，藝旦執業尋商機而居，使得其執業地點具有很高的流動性。大稻埕藝旦在剛學成時，常要先到中部、南部去過水，

除了累積其回台北開業的經濟資本，更需要先去鍛鍊應酬侍客的交際手腕。而在大稻埕養成的諸多藝旦，則成為大稻埕重要的文化外銷中介，將台北的諸多新知向南傳播。在台南創刊的三六九小報¹⁵提供了當時藝旦生活的部分寫照，其中的「花叢小記」專欄，一共登載了 224 位藝旦的生平和特徵，包括出生地或來源地以及執業地點，據林弘勳（1995）的研究指出，扣除來源地不明的 10 位之後，餘下的 214 位藝旦中，有高達 172 位來自於台北州，而在這 172 位又有 90 位來自於大稻埕。

臺灣大宗物產中，除糖米茶煤而外，予嘗戲以北里胭脂，加入其中，蓋北妓之 進取，遠而南華南洋，進而全島各地，星羅碁布，幾乎無所不有。（三六九小報，

49號，轉引自林弘勳，1995）

北里指的即是大稻埕，當時全台皆有的「臺北藝旦」更幾乎是最響亮的招牌，較之來自其他地區的藝旦，大稻埕藝旦接收時下新資訊的速度最快，相較起其他地區的藝旦來說，更似乎多了幾分新潮氣（葉榮鐘，1967）。

呂訴上（1953）將大稻埕的興亡變遷和藝旦的興衰扣上緊密的關係，他認為：回顧她們今昔的變遷蹤跡，實在可以從側面寫出一部大稻埕興亡史。（呂訴上，1953）當時流行的一句俗語「未看見藝旦，免說大稻埕」，大概是當時外地人進大稻埕時，看到街上裝扮時髦的藝旦時，一種進大觀園的情狀寫照吧，藝旦身著來自上海的最時興裝束，引領整個台灣的時裝風潮，而藝旦在大稻埕的現身，和大稻埕的當時引入的新科技、新行業（照相業、腳踏車行、汽車行、旅社、浴室、電影院、百貨公司、

音樂茶室、洋服店、遊藝場）、市街改正後的新建設（拓寬馬路、拆除危險老舊家屋，

代之以立面整齊的新店屋、街燈點亮）結合成一種令人眩目的都市奇觀（吳瀛濤，

1958b、黃得時，1953）。

不僅如此，藝旦的身影更和城市中的鬧熱慶典結合，五月十三迎城煌持續三四個小時的藝陣遊街，隊列之長、規模之大、花費之多，皆令人咋舌。（吳瀛濤，1958a）

藝閣又稱藝旦閣或藝旦棚，負責舉辦慶典的爐主會針對陣頭與藝閣的優劣，設置獎項，因此爭奇鬥勝更加激烈。而對於沒有財力的普羅大眾而言，節慶演劇時的藝旦

15 昭和五年（1930 年）在台南創刊。

性�感地誌：公娼館文萌樓的保存與大稻埕性�產業地景

國立臺灣大學工學院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論文

性／感地誌：

公娼館文萌樓的保存與大稻埕性／產業地景 Se(x)nsation in the Landscape --

Historic Preservation of a Licensed Brothel, Wen-Ming Lo, within the Sex-work Landscape of Dwa-Due-Dia

吳若瑩 Jo-Ying Wu

指導教授：夏鑄九博士 Advisor: Chu-Joe Hsia, Ph.D.

中華民國 98 年 8 月

August, 2009

性／感地誌：公娼館文萌樓的保存與大稻埕性／產業地景摘要

Se(x)nsation in the Landscape --

Historic Preservation of the Licensed Brothel, Wen-Min Lo within the Sex-work Landscape of Dwa-Due-Dia

Abstract

目錄

表目錄

圖目錄

第一章緒論

第二章想像的地景：大稻埕性產業的空間變貌

性�感地誌： 公娼館文萌樓的保存與大稻埕性�產業地景

國立臺灣大學工學院建築與城鄉研究所 碩士論文

性／感地誌：

公娼館文萌樓的保存與大稻埕性 ／產業地景 Se(x)nsation in the Landscape --

Historic Preservation of a Licensed Brothel, Wen-Ming Lo, within the Sex-work Landscape of Dwa-Due-Dia

吳若瑩 Jo-Ying Wu

指導教授：夏鑄九 博士 Advisor: Chu-Joe Hsia, Ph.D.

中華民國 98 年 8 月

August, 2009

性／感地誌：公娼館文萌樓的保存與大稻埕性／產業地景 摘要

Se(x)nsation in the Landscape --

Historic Preservation of the Licensed Brothel, Wen-Min Lo within the Sex-work Landscape of Dwa-Du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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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二章 想像的地景：大稻埕性產業的空間變貌

性�感地誌：公娼館文萌樓的保存與大稻埕性�產業地景

國立臺灣大學工學院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論文

公娼館文萌樓的保存與大稻埕性／產業地景 Se(x)nsation in the Landscape --

指導教授：夏鑄九博士 Advisor: Chu-Joe Hsia, Ph.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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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緒論

第二章想像的地景：大稻埕性產業的空間變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