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易權力的希望空間

小姐的每個動態都需要從個別工作者本身的生命歷程中去理解才有辦法理出端倪 ， 什麼是自由？什麼是有選擇？什麼又是壓迫，如果我們進入每一個協商過程的細 節，我們也許才會發現純粹的自由或純粹的壓迫可能都不存在 ，而我們通常是在給 定的既有結構與框架下進行最大可能的努力協商 、妥協，或是討價還價。但公娼經 常被再現為最弱勢的底層階級 ，是在重重結構困境中被壓抑到看不清面目 、沒有自 主聲音的群體，社會地位低落又缺乏社會資源 ，其協商的能力與可能性幾乎不被討 論，尤其是其工作現場的狀況 ，經常被選擇性忽略或歪曲（如強調暴力威脅、藥物 成癮、綁約等）。在我所認識的這些性工作者們身上，不能否認的是結構的困境確實 存在（如城鄉落差、教育程度、出身階級與其所導向的經濟困頓 ），並且也是驅動他 們繼續在這一行中奮鬥的主要動力 ，但即便如此，他們對於突破框架或限制的期待 與希望仍然無所不在。

公娼之所以常被再現為為弱勢的原因之一是入行動機：因為經濟困境並且又缺乏性 工作之外的其他生命機會，所以他們是被迫、不得已而為之，並非背離主流價值觀 的淫亂女子，值得同情。而的確，經濟因素是大多數公娼進入（或留在）這一行的 最主要考量，91％公娼認為負擔家計是自己應盡的責任（台北市公娼自救會等，1998）

表 4-1 則顯示公娼資源缺乏與經濟負擔沈重 ：

表 四-1 台北市公娼的基本資料

1996），或是大眾論述中「做清的」與「做黑的」之分⁶¹（紀慧文，1998），前者通

常包括酒家、舞廳、bar、指壓按摩、桑拿等等，後者則指的是直截了當擺明了以性

論述分類被廣泛再製不能忽略仍有其物質基礎，如收費高低、空間氣氛營造、計時 方式、服務內容、來客屬性等具體差異，普遍來說，越「高級」的性工作，工作內 容越是模糊曖昧，目的在於製造某種特殊情境氣氛，而越是「低級」的則越不扭捏，

以各種形式的性交為主要工作項目。

而以上這兩種弱勢形象的建構，會不會僅是滿足於主流社會對於性工作根本上的道 德焦慮，劃出一道他們與我們不同的界線 ：不是很可憐就是很可惡，藉此滿足我們 的優越感與安全感？「可憐」的修辭，化約了他人的生命困境與難題 ，我方則高高 在上的觀望著，忽略了對方在實際生活中所進行的鬥爭與努力 。而「很可惡」的修 辭則是將個人的意識形態放大為所有人都應遵守的人生準則 ，否定他人定義自己人 生的權利（否則會威脅到自己的？）。從我聽到的故事，我了解到性工作有可能成為 社經位置低落的女性階級流動或接近資源的方式 ，即使這仍是被主流社會所貶抑 的，而從小姐的主體工作經驗來看，上述想當然爾的他者建構與刻板印象則有機會 被挑戰與翻轉。如果僅僅將性工作看做是父權體制底下的犧牲者或貼上底層社會的 標籤，將無法看見公娼執業中隱含交易權力(exchange power)的可能，包括獨立生存 的能力、擴大社會關係網絡、階級流動或是取得其他生命機會等各種契機。

如前所述，自身缺乏教育資源的百合，則將下一代的培育視為其 工作生涯的重要目 的：

我把孩子顧得很好，我要給他一個…雖然沒爸爸，但我要給你一個真（很）正 常的家庭成長，安捏，我不要給（讓）他輸人，起碼我不要給他輸人，我不會 譬如說孩子不用（需要）穿啥不用吃啥，我不會，我一向對孩子很好，我一直 要去給他彌補說：他們小時候我沒有在身邊照顧他們，我交代我的親戚幫我帶，

我休息再回去，阿我無法度（沒辦法），我為了要賺錢啊！

希望建立起一個「正常」的家庭，給予小孩充分的關懷與照顧是 百合在工作中寄託 的夢想，「賺錢」以供應下一代吃穿不愁，在此處，權力交換的形式展現在經濟權力 上。百合在小孩年幼的時候入行，公娼執業期間在台北置產 ，並接下一代來台北同 住，公娼工作構築了其建立自己完整家庭的理想 。

又如恬恬，大概是我有限的認識中聽過最經典的例子 ：在越過主流娼／良的界限之 前，恬恬曾經在家鄉當裁縫，在機緣之下，認識地方顯要，成為其細姨，在夫家發 生財務危機之時，恬恬扛起債務，先後進入酒店、舞廳工作，後來覺得：「酒家人多 嘛，喝酒而已啊，阿姨啊（指王奶奶，代稱公娼館）這邊賺錢比較快啦！沒錢欠錢 啊！趕緊賺錢卡緊啦！」公娼工作收費方式清楚，不需要和客人喝酒交陪圖謀小費，

低級，今天你如果說在酒店上班那還好 ，人家比較高級一點，阿這個地方，最低級...。」

況且當時景氣不好，酒店因花費高昂來客銳減，娼館穩紮穩打，一張票就是一張⁶³的 方式有利於累積儲蓄，於是恬恬主動選擇從酒店「降級」。在第二節中曾提到恬恬數 次進出文萌樓，而他回家鄉的原因則是要幫忙經營 夫家的事業，在娼館長時間高工 時的工作狀態之下，恬恬從龐大財務壓力下挺了過來 ，他當時做為家庭的經濟支柱 之一，從娼反而提升了恬恬在夫家的地位，從細姨變成掌櫃的老闆娘 。其後，恬恬 丈夫重病，家族事業受挫的情況下，恬恬返回文萌樓，在客人資助下一度還擁有自 己的娼館，成為同時身兼小姐與老闆的紅牌小姐，恬恬帶著成就感講述過去的經歷：

「每天算帳都是我賺最多，你看要怎麼辦，我頭家賺最多錢阿，沒辦法啊……」。待 還完債務之後，恬恬還得以替自己購置不動產，打算自己的資產累積。

恬恬具備未受教育、出身農民階級、父權文化的「受害者」（細姨）等多重困境，但 恬恬的例子卻有好幾層有趣的關係可以討論 ：其一是幫助我們重新理解賣淫與陪侍 位階關係是基於誰的利益所建構的 。主流論述透過一再強化不同性產業類型之間的 高下之分，藉由劃定比自身更低下的族群的說詞來鞏固自 身的權力或不被權力驅 逐，而權力則是附著在異性戀性價值的體系下 ，複製著類同的邏輯，即個人的性不 能大量出售，即便是要出售也應該是謹慎而高價的 ，恬恬務實地以現實的財務因素 與社會經濟面為優先考量 ，酒女、公娼孰者地位高低，不如先解決自身困境重要 ；

其二是恬恬從娼生涯與夫家的關係。作為地方顯要的細姨，恬恬被預先結構了一個 沒有有正當繼承權的位置，然則恬恬從娼卻反轉家庭中的經濟結構 ，不但成為家中 的收入來源（bread earner），同時也取得事業的決策權，但其家戶政治動態有更複雜 的成因，揉雜了個人情義、文化慣習與經濟利益，難以僅僅以從娼所帶來的實質收 益來斷言其因果關係，但顯現的是娼妓身份與家戶地位並無直接貶損與削弱的必然 性，反而可能扭轉了本來家庭中不平等的權力軸線；

其三是小姐與客人的關係 。公娼交易過程中的情緒勞動（陪侍）面向容易被忽略，

以性交易為主的工作型態並不必然預設了小姐 、客人之間情感的疏離，熟客仍有躍 升為情人或是資助者的可能性存在 ，在交易過程中，小姐要如何用「手腕」留住新 客人，使其成為自己的熟客，以保障自己的收入穩定或是獲得節數之外的額外收益，

在在考驗著小姐的工作能力 。小姐執業時的各式工作策略 （手腕）同樣是理性評估 的選擇，小姐勞動／情感的付出與金錢／情感的獲取可以被理解為一種交換權力的 形式，而不應被化約為同一種壓迫經驗 ；

其四是小姐身兼老闆的狀況 。當恬恬得到客人資助，自文萌樓獨立出來另外頂下 一 間娼館經營之時，小姐與娼館管理者的身份便發生了重疊 ，純粹的第三人消失，而 反而接近小姐共組娼館合作社的情況（然而法規所明訂的抽成比例則使得分帳方式

63小姐在接到客人時會從管理者處拿到一張票作為憑證 ，以一位小姐一個時段 15 分鐘為單位計費，一 個單位就是一張票，客人若要加時服務則稱「補票」，若一次叫兩位小姐當然也是兩張票 。小姐不直 接向客人收費，當天下班之時，小姐再向管理者做總結算 。

在實際運作上缺乏協調的彈性 ，使真正的合作社型態無從在公娼制度的架構下出 現）。以上四種狀況同樣都反轉了既有刻板印象中的負面結果 ，恬恬的公娼生涯一再 地鬆動既有的分類架構，良＞娼、男性＞女性、嫖客＞妓女、老闆＞小姐等抽象且 單向的壓制性的權力關係在恬恬的例子上都不適用。

有趣的是，恬恬在講述過去工作情形的忙碌與辛苦時，並非自怨自艾的悲嘆，而是 一種自我解嘲式的豁達：

哈哈哈哈，阿，可憐，現在小蘭阿，現在想起以前的事情實在會驚 (怕)，不要 講ㄟ驚，愛笑，卡早那ㄟ架有夠力（以前怎麼會這麼厲害），一天這樣拼命的轉 那麼多張[票]！

而恬恬的自我認知也很複雜，「歹命、可憐」等用語雖不時會在對話中出現，但反而 比較像是對話中要引起對方注意力的加強語氣或是語助詞 。而到底是「歹命」還是

「好命」則隨著對話語境的不同會不時變換調整，而關鍵在於當恬恬的生涯的得到 他人的正面肯定，其自我認知用語也隨之調整成正面評價。恬恬講述其與藥局張老 闆的對話時說道：

他看到我就說：「恬恬啊～有夠好命～」我就說：大家都好命啊！有影就對…，

他看到我就說：「恬恬啊～有夠好命～」我就說：大家都好命啊！有影就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