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屬馬來亞霹靂州怡保鎮華人社會的形成與發展（1888-1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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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 英屬馬來亞霹靂州怡保鎮華人社會的形成與發展（1888-1941）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Society in Ipoh Town, State of Perak, British Malaya（1888-1941）. 研究生：張義君指導教授：邱榮裕博士中華民國 106 年 1 月.

(2) 誌謝辭終於走到了這一步。回想起 2013 年的 9 月，我帶著憧憬初抵台灣、首度踏入師大校園，展開我研究生的學習生涯。當初那麼堅持要來台灣升學，其實就為了要圓心底裡的一個留學夢。轉眼間三年半過去了，在即將離開師大之際想起這三年間的點點滴滴，心裡頭別有一番滋味，也有一些話想要說。. 感恩有您們今天得以走到這一步，首先要感謝我的論文指導老師——邱榮裕師。邱老師，謝謝您一直以來的用心指導與包容鼓勵，給我信心撰寫有關祖國歷史的論文，更謝謝您願意當我的論文指導老師，讓我有機會為家鄉的歷史盡一份綿力。從入學第一年第一學期修老師的課開始，我的研究生學習路上即受到了您的熱心關切與引導。您給我的不止是知識上的傳授與指導，更多的是人生路上的學習心得與分享，那段在老師研究室中靜靜聆聽老師分享人生的時光，是我的研究生生涯中一道難以忘懷的光彩。再來我要感謝兩位口試委員——張翰璧師與吳龍雲師，從論文計劃和大綱審查到後來的論文口試，都用心為我提供許多寶貴的意見，點出和糾正我在撰寫論文過程中的盲點與不足之處，謝謝您們。自己會在大學畢業後兩年選擇繼續升學，亦承蒙學術路上的啟蒙老師——拉曼大學中文系的黃文斌師一直以來的關照和鼓勵。大學時期的我有幸跟隨黃老師進行田野考察和參與多項研究計劃，讓我在初步接觸馬來西亞華人歷史研究之際，得以啟發自己欲進一步探索這方面之研究的想法。此次撰寫有關霹靂州怡保鎮華人歷史的論文，更得到老師的不吝幫助與提 I.

(3) 供意見，並得以借閱和參考老師主持的「19-20 世紀霹靂州華人錫礦業研究計劃」的資料。老師，謝謝您在我學習路上感到茫然和不知所措之際對我的不棄與關照，讓我再次思考自己未來的人生路，可以為家國、為社會做些什麼。對於自己有幸可以成為師大歷史系的一份子，我倍感高興和感恩。感謝師大歷史系諸位師長的循循善誘和耐心指教，您們對學生的包容與關心，讓我在這段學習路上過得充實和溫暖。在研究所的求學和撰寫論文的路上，縱然有遇到困難瓶頸和感到茫然無力的時候，但在師大諸位師長的關照引導和同學們的陪伴、互助與鼓勵下，得以一步步地走過這一切。從收集論文資料到撰寫論文的過程中，我得到了許多師長、朋友和熱心人士的協助與關照，在此特別感謝師大地理所的白偉權學長在素未謀面的情況下，初次見面即提供我許多相關的參考書目與資料；感謝有機會請教多年深耕於馬來西亞霹靂州華人史研究的陳愛梅師，並獲老師提供有關一手史料的搜集方式；感謝論文口試當日提供協助的永興和秀卿、幫忙修正論文英文摘要的慶聆，在成長路上互相勉勵的欣怡、潔瑩、尉帷、晶木、偉彰、佳穎、仁舜，以及留臺期間對我關懷備至的幸伶阿姨、吳爸爸、吳媽媽和一眾佛堂同伴，還有許多未提及名字的師長朋友們，你們的關愛我將銘記在心。. 那個牽掛最深的地方，叫做家離家遠赴台灣留學的這三年半，常徘徊在相聚與分離之間。而支撐自己在他鄉異地生活與學習的力量，來自於一直默默在背後付出與支持的父母與家人。爸爸、媽媽，感謝您們對我的照顧與呵護，讓我得以任性地 II.

(4) 選擇到外國完成升學夢，且願意無條件地支持我資助我，使我能無後顧之憂地完成學業。謝謝爸爸多日載送我往返國家檔案館和國家圖書館收集有關論文的資料，還跟媽媽陪同我回怡保家鄉實地走訪。怡保是爸爸出生和成長之地，那裡有著爸爸和祖父母許多的生活回憶與印記。能夠用文字記錄爸爸家鄉的過去，我想是我可以回報爸爸、為爸爸和祖父母所做的一點事。再來想對哥哥說，來台灣求學後才真切地感受到在外地求學的辛苦與難處，之前的你獨自一人在台灣留學十多年，這一路走來確實很不容易也極需很大的勇氣。感謝你以過來人身份給我的指引、鼓勵與打氣，也跟我分享許多學習路上的點滴。還有姐姐、妹妹和弟弟，感謝你們的體諒與包容，在我離家期間協助爸媽分擔家事和為家裡付出，讓我得以安心在外地求學。還有一位視我如親妹妹的乾哥哥世豪，雖然你有時候很嘮叨常唸我，但我知道那些嘮叨的背後都是一種關心，謝謝你。我的爸、媽、兄、弟、姐、妹，謝謝你們給我無盡的精神與經濟上的支持，在你們的殷殷期盼下我終於畢業了，可以回到那個牽掛最深的地方。這是結束也是開始，期許自己未來能踏實自在地走人生路與學習路，也願大家平安健康、世界能有再多一點的正能量。. 義君寫於 2017.01.11 師大分部研究生宿舍 3 乙 B 寢. III.

(5) 摘. 要. 現今馬來西亞霹靂州（State of Perak）首府怡保（Ipoh），於 19 世紀末隨著錫礦開採業的興起而崛起，至 20 世紀上半葉已成為霹靂州近打縣（Kinta District），乃至英屬馬來亞（British Malaya）一個重要的市鎮。作為怡保鎮錫礦業的主要勞動力資源，華人群體在怡保鎮由崛起到邁入與維繫繁榮的發展歷程中極為重要，而怡保鎮華人社會之形成與發展，則有賴於當地依靠開採錫礦而起家之華商的帶動與引領。本研究以活躍於 19 世紀末至 20 世紀上半葉英屬馬來亞時期，霹靂州怡保鎮的四位華人富商— —姚德勝（Yau Tet Shin）、梁碧如（Leong Fee）、胡子春（Foo Choo Choon）和梁燊南（Leong Sin Nam）為主要研究對象，藉以探究英國殖民時期怡保鎮華人社會形成與發展的歷程，及其在當地華商的引領下如何因應英國殖民政府對其施予的各類政策。英國殖民時期的怡保鎮華人社會在華商的居中協調下，與英國殖民政府保持正面的雙向互動關係，並且自主地保有本身的文化，使得一個擁有華人特色的社會群體得以成形於怡保鎮。. 關鍵詞：英屬馬來亞、霹靂州、怡保鎮、華人社會、華商. IV.

(6) Abstract Ipoh, now the capital of the State of Perak, Malaysia, flourished from the rise of the tin-mining industry at the end of the 19th century. By the first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Ipoh had become an important town in Perak, as well as among states within British Malaya. As the main labour force in Ipoh Town, the Chinese community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Ipoh. Since the forming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society during the British colonial period was largely dependent on the leadership and guidance of local Chinese merchants, this paper seeks to explore the history and 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society in Ipoh during the British colonial period, mainly focusing on four pioneers important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is town as case studies. This research will analysis the lives and activities of Yau Tet Shin, Leong Fee, Foo Choo Choon and Leong Sin Nam, who were important Chinese merchants in tin-mining industry and key leaders in Ipoh Town during that period. Under their leadership and mediation, the Chinese society in Ipoh had maintained a positive two-way interaction with the British colonial government, while consciously preserving their Chinese roots and culture. This resulted in the formation of a Chinese society that is characteristic of its own.. Keywords:. British Malaya, State of Perak, Ipoh Town, Chinese society,. Chinese merchants. V.

(7) 目次. 第一章緒論. 1. 第一節研究動機與目的. 1. 第二節研究回顧. 7. 第三節研究方法與史料說明. 20. 第四節章節安排. 25. 第二章華工的移入與怡保鎮的崛起. 28. 第一節. 1880 年代的怡保：一個小村落的崛起. 28. 第二節. 霹靂州英國殖民政府對華工的政策. 37. 第三節 19 世紀末怡保鎮華工的生活狀況. 49. 第三章創業垂統：1890-1920 年代下的怡保鎮華人社會. 67. 第一節 19 世紀末怡保鎮華商的崛起. 67. 第二節 1890-1920 年代的怡保鎮華人與英國殖民政府. 94. 第四章承先啟後：1921-1941 年代下的怡保鎮華人社會. 111. 第一節亦商亦官的華商：梁燊南. 112. 第二節 1921-1941 年代的怡保鎮華人與英國殖民政府. 125. 第五章結論. 145. 參考書目. 151. 附圖. 158.

(8) 圖次圖 2-1：霹靂州英國參政司之一瑞天咸（F. A. Swettenham）. 57. 圖 3-1：姚德勝、李桐生和鄭安壽遺像. 74. 圖 3-2：現今坐落於馬來西亞怡保市中心的霹靂嘉應會館大廈. 75. 圖 3-3：梁碧如之像. 78. 圖 3-4：現今怡保壩羅古廟大門. 80. 圖 3-5：今日張掛於壩羅古廟大門旁的標識牌. 81. 圖 3-6：怡保壩羅古廟廟宇外觀今貌. 81. 圖 3-7：鑄刻著「光緒甲午」字樣的壩羅古廟屋脊獸瓦. 82. 圖 3-8：目前立於怡保壩羅古廟中的「壩羅古廟簡史」石碑. 83. 圖 3-9：胡子春之像. 87. 圖 4-1：梁燊南遺像. 113. 圖 4-2：梁燊南於 1914 年至 1918 年間獲英國殖民政府發行的私人紙幣樣本. 120. 圖 4-3：孫中山為表揚梁燊南的慷慨捐資而頒發的獎狀. 122. 表次表 1-1：本研究所收集之英國殖民政府檔案與文件. 21-23. 表 2-1：1851 年至 1925 年間估計移入馬來半島的契約華工人數. 39. 表 2-2：1891 年近打縣內五大市鎮之各族群人數. 50. 表 4-1：1923 年至 1929 年間進駐和最後存留於收容所的女性人數. 132. 表 4-2：1901 年至 1931 年霹靂州近打縣華人方言群之分佈. 142. 表 4-3：1911 年和 1921 年怡保鎮華人方言群之分佈. 143.

(9) 第一章. 緒. 論. 第一節、研究動機與目的怡保（Ipoh）為現今馬來西亞霹靂（Perak）1州首府，位於霹靂州近打河（巫文：Sungai Kinta, 英文：Kinta River）流域。舊時馬來亞華人以當地一馬來鄉村「甘榜壩羅」（ Kampong Paloh ）之名稱其為「壩羅」（Paloh），「怡保」一名則源自「甘榜壩羅」登岸地附近生長的一種有毒樹木「怡保」樹（Ipoh Tree） 2 ，早在 1879 年英國駐霹靂州參政司（British Resident of Perak）休羅（Sir Hugh Low）在常年報告書中即以「Epoh」此一英文名稱之，並指怡保是當時近打縣（Kinta District）中的最大鄉村，至於沿用至今的「Ipoh」一名，則是 1884 年以後才逐漸頻繁出現。3與馬來半島大部分州屬一樣，霹靂於 19 世紀下半葉成為英國殖民. 1. 霹靂州座落於馬來半島西海岸，「霹靂」一名在馬來語的意思為銀，因從前土人在霹靂境內發現了白色的錫，以為此白色金屬是銀，因而把這產錫的地方稱為「霹靂」（Perak），參見黃堯編著，《馬星華人志》，吉隆坡：元生基金會，2003 年（再版），頁 85。 2 根據 1881 年第 8 期的《英國皇家亞洲學會海峽分會學報》（Journal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記載，「怡保」樹類屬 Upas，學名為 antiaris toxicaria，當時的霹靂參政司曾採集「怡保」樹的部分汁液和葉子送往化驗，結果顯示相關植物實際上並無會傷害和影響人體生理的毒性，此植物無花亦無果。詳見 Journal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No.8, year 1881, p.16.又，怡保樹汁液為當地原住民「沙蓋山蕃」用作製噴筒毒藥的原料，見謝文俊，〈怡保今昔談〉，《馬來西亞嘉應會館聯合會銀禧紀念》，嘉聯會銀禧紀念特刊，1975，頁 567。 3 有關「怡保」地名之來源，參見黃堯編著，《馬星華人志》，頁 89。休羅參政司於 1877 年至 1889 年間擔任霹靂州參政司，見陳鴻瑜，《馬來西亞史》（臺北：蘭臺出版社，2012），頁 149。. 1.

(10) 統治地之一。當時的霹靂州共有九個縣，分別為北部三縣、中部三縣和南部三縣，其中近打縣為霹靂南部一縣。4怡保正是近打縣內市鎮之一。霹靂州位處錫礦蘊藏區，早在 19 世紀上半葉霹靂已有華人的蹤跡， 19 世紀中期霹靂州偏北部的拿律（Larut，又稱拉律，後改名為「太平」 5 （Taiping））一帶，因開發錫礦場而吸引許多檳榔嶼的華人礦工移居此地，但隨著粵人與客家人人數增加各自成派，兩派人馬常為爭奪拿律錫礦場發生械鬥。6拿律械鬥使當地不少華人礦工逐漸遷往其他地方，1880 年代被發現含有豐富錫礦蘊藏量的近打縣，成為這些華人礦工新的聚居地，坐落於近代縣內的怡保亦是華工們新聚居地之一。. 華人的移入與怡保鎮的崛起基於 19 世紀中期的中國因天災戰亂和人口過剩等問題產生的內部推力，以及西方列強在殖民統治和開發現今東南亞一帶需大量勞動力的外部拉力之作用下，華人開始自中國大量遷往南洋 7謀求生計。而英國在馬來半島的殖民統治勢力始於 1786 年入侵檳榔嶼（Penang Island）之際，英國. 4. 朱鏡宙，《英屬馬來半島》（台北：文海出版社，1977），頁 136。「太平」一名為斯皮迪上尉（Captain Speedy）於 1874 年劃定市鎮範圍時所取，轉引自黃存燊撰、張清江譯，〈華人甲必丹〉，頁 142 注釋 289。此文收錄於黃存燊等著、張清江編譯，《新馬華人甲必丹》,新加坡：新加坡亞洲研究學會，2006。此資料原出自 1953 年出版的《英國皇家亞洲學會馬來亞分會學報》（Journal of the Malay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第 26 卷第 3 冊頁 54。 6 維多⋅巴素(Victor Purcell)著，劉前度譯，《馬來亞華僑史》（檳城：光華日報， 1950），頁 72、73。 7 「南洋」一詞有廣義與狹義之分，廣義的南洋包括印度支那半島、馬來半島、馬來群島 5. 和大洋洲各部，至於狹義的南洋則指亞洲大陸之東南、澳洲之西北及海上各島嶼，即今之東南亞地區，詳見趙正平，〈南洋之定義〉，《中國與南洋》1918 年第一期，收錄於孟利群編，《南洋史料續編》（北京：國家圖書館，2010）。本文所言之「南洋」為狹義之南洋。. 2.

(11) 殖民政府為了開發檳榔嶼而大量引進中國勞工，因此檳榔嶼是華工踏足馬來亞的起點。8 隨著英國殖民政府的勢力逐漸擴散滲入馬來半島，其對馬來半島各地所展開和施行的開發方針與策略，亦影響著華工在馬來亞的流動與聚集狀況。有鑒於 19 世紀華工對馬來亞的開發是以開採錫礦為主體，而馬來亞的錫礦開採最初於馬六甲進行，因此 19 世紀上半葉華工主要在馬來半島中部的馬六甲和雪蘭莪一帶進行錫礦開採，直至 1840 至 1850 年間半島北部霹靂州拿律一帶發現大片錫礦地後，更大規模的錫礦開採開始轉移至霹靂州，吸引大量華工前往霹靂州進行採礦。9到了 19 世紀末華工則聚集在錫礦藏量豐富的近打河流域一帶。可見 19 世紀時期華工在馬來亞的聚集地隨著馬來亞錫礦開採地的變遷而改變，意即英國人殖民統治馬來亞之勢力滲透及其在馬來亞的開發政策，主導了華人在馬來亞的流動狀況。怡保鎮亦是在如此背景之下，於 19 世紀末成為華工的新聚集地之一，從而為其打開發展之門，旋即崛起成為當地一主要的錫礦開採地。怡保最初為一原始部落，也是馬來近打土酋（Dato Panglima Kinta）領地的中心地段，到了 1884 年仍只是一個住有幾百人、建有部分亞答（atap）小屋的小村落，還未是礦產開採中心。10然隨著拿律械鬥事件的發生，以及霹靂州南部近打縣被發現含有豐富的錫礦藏量後，原在霹靂州北部工作的眾多華工紛紛遷往近打縣，使當地人口驟然增加不少。根據英國駐霹靂州參政司休羅（Sir Hugh Low）發佈於《1888 年霹靂政府憲報》（Perak Government Gazette 1888）的資料顯示，英國殖民政府鑒於近打縣 8. 王佩璉，《華工的足跡》（北京：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1994），頁 33、34。王佩璉，《華工的足跡》，頁 35、36。 10 Ipoh: The Town that Tin Built, A Review of the history, progress and development of Perak's capital (Ipoh: Ipoh Municipal Council, 1962), p.14. 9. 3.

(12) 的華人人口逐年穩定增加，且華人多與當地正蓬勃發展的錫礦業務相關，決定於近打縣設立「華人事務秘書處」（Department of Secretary for Chinese Affairs）分部，以照顧此地廣大華人群體的社會福利。 11「華人事務秘書處」分部的設立，說明 1888 年左右霹靂州近打縣華人移民已增長至一定的數量。事實上近打縣內華人人口已從發跡之初 1879 年的 982 人，增長至 1889 年的 44790 人。12短短十年內人口即增長了將近 46 倍之多，可見華人已於霹靂州近打縣內形成一大群體，亦是當時英屬馬來亞一顯著的華人移民社會，而近打縣內怡保鎮的華人人口也於此一時期內逐漸增加。 1889 年，斯華葛少校（F. F. Swalker）在報告中提及當時怡保鎮內華人的情況，其中記載「怡保的人正在迅速地增加，此時已住有接近 2000 名華人，很多磚墻房屋經被建立。」，隔年怡保已成為霹靂州近打縣內最大的市鎮。13由此可見 1880 年至 1890 年間大量湧入怡保鎮的華人礦工，不僅增加了當地的華人人口，更催發了怡保市鎮的發展。儘管 1892 年發生的一場大火災燒毀怡保全鎮一半以上的建築，不過此次火災並沒阻礙怡保的發展，目前仍存有的怡保舊街場就是這場大火之後所建設，而 1893 年的怡保人口已達 11000 人左右。 14 1894 年霹靂州華民護衛司（Chinese Protectorate）總部更從太平（Taiping）遷至怡保鎮。15英國殖民政府將管理華人事務的官方機構移到怡保鎮一舉，說明了當時怡保鎮內的華人人數已達至一定的數量，且超越原本華人人口集中的太平。. 11. Perak Government Gazette 1888, p.74. Ipoh: The Town that Tin Built, A Review of the history, progress and development of Perak's capital, p.15. 13 黃堯編著，《馬星華人志》，頁 90。 14 黃堯編著，《馬星華人志》，頁 90。 15 Ipoh: The Town that Tin Built, A Review of the history, progress and development of Perak's capital, p.19. 12. 4.

(13) 此後怡保鎮於 1895 年至 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的這二十年間取得迅速的發展，進一步擴展成為霹靂州內最大的市鎮，也是當時馬來聯邦（Federated Malay States）中僅次於吉隆坡的第二大市鎮。 16 而曾於 1892 年經歷大火災的怡保鎮人口不減反增，於 1893 年約達 11000 人，其蓬勃的發展甚至使英國殖民政府於 1927 年宣佈欲以怡保取代太平成為霹靂州的首府。1720 世紀上半葉的怡保鎮已成為霹靂州近打縣，乃至英屬馬來亞一個重要的市鎮。怡保鎮得以從一默默無聞的小村落漸漸蓬勃發展至一繁榮市鎮，乃與當地的錫礦開採業有著莫大的關係。而如前文所述英國參政司休羅（ Sir Hugh Low ）於《 1888 年霹靂州政府憲報》（ Perak Government Gazette 1888）提及，1888 年霹靂州近打縣內華人多與當地正蓬勃發展的錫礦業務相關一事，說明英國殖民時期怡保鎮之錫礦業最為當地華人群體所投入，且投入於錫礦業的華人人數也較其他族群為多，成為怡保鎮錫礦開採業的最主要勞動人力資源。與此同時，怡保鎮的華人群體亦是隨著怡保鎮的發展而日漸壯大，長期從事新馬華人社群研究的民族學學者麥留芳曾統計，1911 年至 1921 年代怡保市鎮的華人人口已佔該市總人口將近 70%。18至此怡保鎮華人群體的形成可謂與怡保鎮的崛起與發展歷程相終始，而此現象則預示了怡保鎮華人的動向無不牽動著怡保鎮的崛起和發展。華人群體的壯大及其對怡保鎮之發展的影響力，引起了殖民統治馬來亞的英國殖民政府的關注，並開始對其施行一定程度上的管制方針。而 16. Ipoh: The Town that Tin Built, A Review of the history, progress and development of Perak's capital, p.19. 17 黃堯編著，《馬星華人志》，頁 90、91。 18 1911 年怡保市的華人人口佔該市總人口的 68%，到了 1921 年雖微降至 65%，但仍佔市鎮總人口的半數以上。資料引自麥留芳，《方言群認同：早期星馬華人的分類法則》，頁 54，表 3.4。. 5.

(14) 在怡保鎮華人與英國殖民政府兩者的接觸中，則有賴於怡保鎮華人富商的居中協調與主導。這批華商多為依靠怡保鎮錫礦開採業而起家者，怡保鎮的崛起與發展為其提供創業和開創商機的條件與空間，而其創業成功後所收穫的巨大財富，則成為怡保鎮後續發展的穩定財力資源。不僅如此，華商們更憑著財富攀升至當地華人社會之最高階層，成為當地華人群體的主要領袖。怡保鎮自 1890 年代崛起後出現多位具有影響力的華人領袖如姚德勝（1861-1915）、梁碧如（1857-1912，又名梁輝）、胡子春（18601921）以及梁燊南（1880-1940）等人，他們不但透過建立會館組織、廟宇和學校等多種管道與方式為當地華人謀取更多的福益，還在華人群體中扮演領導者的角色，引領當地華人因應霹靂州英國殖民政府對華人群體實施的各種政策。怡保市直至今日仍保有的「新舊街場」面貌，以及多個華人會館組織、華文學校與華人廟宇，乃是得力於早期該地華人領袖與華人社會的努力。職是之故，倘若得以釐清早期怡保鎮華人社會的形成與發展過程，將有助於我們進一步掌握和了解英國殖民統治時期霹靂州怡保鎮的狀況，進而以小觀大地初步推演和勾勒英國殖民時期馬來亞各地華人社會的面貌。有鑒於以華商為主的華人領導階層在怡保鎮華人社會的形成與發展歷程中具有主導的力量，因此本研究以活躍於 19 世紀末至 20 世紀上半葉英屬馬來亞時期，霹靂州怡保鎮的四位華人富商——姚德勝、梁碧如、胡子春和梁燊南為主要研究對象，透過梳理其為怡保鎮乃至怡保鎮華人社會之所作所為，從中嘗試探析自中國原鄉移居至怡保鎮的華人，在當地華人領導階層的引領下如何因應英國殖民政府的施政政策，進而形成一個仍保有自身文化的華人社會，以及參與怡保鎮 19 世紀末至 20 世紀上半葉的發展歷程。於此筆者需強調的是本研究中的「怡保鎮」，將以 19 世紀末形 6.

(15) 成的「怡保舊街場」和 20 世紀初建立的「怡保新街場」為主要的地理範圍，而研究年代和時間斷限，始於怡保 1880 年代末受錫礦業催發而開始崛起，直至 1941 年馬來亞被日本殖民統治以前這一段英國殖民統治時期。本研究在論述脈絡方面，以姚德勝、梁碧如、胡子春和梁燊南四人之發跡與活動為主軸，並且輔以怡保鎮之開埠和發展的歷史進程，從而探究英國殖民時期怡保鎮華人社會的形成與發展歷程。. 第二節、研究回顧 19 世紀中葉中國人大量前往南洋的舉動致使當時南洋各地的華人人口激增，英屬馬來亞即是其中之一地。時至 19 世紀末英屬馬來亞的華人已成為當地一人數龐大的群體，其群體的形成更引起了當時中國清朝與英國殖民政府雙方的關注，雙方同於 1877 年分別在新加坡成立第一個南洋駐外領事館處理華僑僑務，以及設立華民護衛司署（Chinese Protectorate）監督和管理英屬殖民地的華人事務。根據多年從事海外華人研究之學者王賡武的說法，有關海外華人研究的著作可分為幾類，第一類為殖民官員、白人居民和土著領袖們所作的政治報告，其中東南亞殖民官員採用比較研究的方法，因在殖民地同時統治土著居民和中國移民，有必要了解每個華人社會的經濟地位和社會文化動力，以方便其更穩定地治理殖民地。第二類則是中國官員和學者們的著作，這類著作主要描述海外華僑與中國歷史上的聯繫、華僑的愛國主義、政治活動與經濟成就等。第三類為當地華人的著作，此類著作主要關注當地華人之政治效忠與在當地的文化整合層面，從中顯示無論是僑民還是居. 7.

(16) 民，都較傾向於著重探討因政治效忠而引發的複雜、多種多樣的問題。19 筆者站在王賡武的研究著作分類基礎上，嘗試以「英屬馬來亞華人之研究」、「馬來（西）亞各地區與城鎮的華人社會史」和「霹靂州華人史研究」這三方向，梳理與回顧有關英國殖民時期馬來亞華人之研究。. 壹、英屬馬來亞華人之研究最早從事英屬馬來亞華人歷史之研究者，當為 19 至 20 世紀中葉殖民統治馬來亞的英國殖民政府。英國殖民政府早在新加坡設立華民護衛司署（Chinese Protectorate）的 1877 年，也設立英國皇家亞洲學會海峽分會（The Straits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從事有關馬來半島和鄰近島嶼的研究，以加強本身對馬來亞的了解和進行有效的統治管理，此學術組織後易名為英國皇家亞洲學會馬來亞分會（The Malay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會員多為殖民地政府官員。20其研究成果多發表在 1878 年創刊的《英國皇家亞洲學會海峽分會學報》（ Journal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後易名為《英國皇家亞洲學會馬來亞分會學報》 Journal of the Malay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 有關王賡武的海外華人研究著作之分類法，參見王賡武，〈海外華人研究的地位〉，收錄於劉宏、黃堅立主編，《海外華人研究的大視野與新方向——王賡武教授論文選》（美國：八方文化，2002），頁 64-66。〈海外華人研究的地位〉一文是王氏在 1992 年 11 月於美國「落地生根：全球華人問題國際研討會」上所作之主題演講，原載《華僑華人歷史研究》1993 年第 2 期（總第 22 期）頁 1-8，由譚天星翻譯、梁英明校對。後收錄於劉宏與黃堅立主編之《海外華人研究的大視野與新方向——王賡武教授論文選》一書。參見劉宏、黃堅立主編，《海外華人研究的大視野與新方向——王賡武教授論文選》，頁 77。 20 廖文輝，〈戰前馬來亞史英文文獻概述（1877-1941）〉，《興大歷史學報》第 25 期， 2012 年，頁 150、151。. 8.

(17) 第一任華民護衛司畢麒麟（William A. Pickering）基於職務上的需要，分別在 1878 和 1879 年發表兩篇有關華人秘密會社研究的重要論文：〈華人秘密會社及其源起〉（Chinese Secret Societies and Their Origin）和〈華人秘密會社〉（Chinese Secret Societies），此為馬來半島有關華人秘密會社之研究領域中最早和最重要的研究成果。21身為英屬馬來亞華人事務的管理者，畢麒麟此二篇文章無疑具有一定的說服力，成為最貼近當時英屬馬來亞華人秘密會社情況的第一手資料。除了統治馬來亞的英國殖民政府，20 世紀 20 年代至 30 年代間來自中國的學者亦對英屬馬來亞的華僑有所關注。此時關注英屬馬來亞華人群體的中國學者，多將其涵括在「南洋」範圍且以「南洋華僑」稱之。一批接受過嚴格學術訓練的學者如李長傅、溫雄飛、劉士木、姚楠等人，相繼進入中國的華僑研究領域，以及暨南大學南洋文化教育事業部的創立，為民國時期華僑研究最具意義之事。22這批學者中有不少人如劉士木、姚楠等與許雲樵、張禮千等學人之後南移至新馬一帶，將當時中國的南洋研究之風帶往新馬，成為新馬兩地「南洋研究」的先驅。而當時較為重要的南洋華僑歷史著作包括李長傅的《南洋華僑史》、《南洋華僑移殖史》、《南洋華僑概況》和溫雄飛的《南洋華僑通史》等。由於早期的「南洋研究」對移居南洋之華人的研究，多統括地將南洋各地區視為一整體，而鮮有甚至沒有專對某一地區進行研究。一如學者莊國土所指出，民國時期中國的華僑華人研究者受當時民族主義熱潮影響，研究成果多顯大華僑主義或大中國主義情緒，對客觀審視、分析華僑之處. 21. 廖文輝，〈戰前馬來亞史英文文獻概述（1877-1941）〉，頁 167。莊國土〈回顧與展望：中國大陸華僑華人研究述評〉，《世界民族》2009 年第 1 期，頁 53。 22. 9.

(18) 境和前景或有片面之處。2320 世紀 20 年代至 30 年代間的「南洋華僑史」研究學者對移居南洋者冠以「華僑」的稱謂，大大突顯了其以中國為本位的研究取向。而此時的「南洋華僑史」研究雖然範疇廣大，但無疑是英屬馬來亞華人史研究的濫觴。承上文所述，英國皇家亞洲學會海峽∕馬來亞分會的成立推動了東南亞和馬來亞史研究的發展，其中有關英屬馬來亞霹靂州和華人史之研究亦涵括在內。《英國皇家亞洲學會海峽∕馬來亞分會學報》所收錄的文章中， 1934 年溫斯德（R.O. Winstedt）與威金蓀（R.J. Wilkinson）合著的《霹靂史》（A History of Perak）24是有關英屬馬來亞霹靂州史研究最顯著的研究成果。《霹靂史》第七章以「拿律的中國礦工」（ The Chinese Miners of Larut）為名，除了記載中國礦工在曾盛極一時的霹靂州拿律一帶採礦工作的狀況，主要著墨於華人兩大秘密會社——義興和海山之間的械鬥。溫斯德的史著以傳統馬來史著配合官方檔案的史學方法，較側重於王朝和外交事務的政治史書寫。25因此，當中有關霹靂州華人的敘述篇幅自然不多。而對於英屬馬來亞華人進行更為深入剖析探討的研究者，當屬從事東南亞和馬來亞華人研究多年的維多•巴素(Victor Purcell)26，其著作《馬. 23. 莊國土〈回顧與展望：中國大陸華僑華人研究述評〉，，頁 53、54。原刊於 1934 年《英國皇家亞洲學會馬來亞分會學報》第 12 期，於 1974 年集結成書： R.O. Winstedt & R.J. Wilkinson, A History of Perak, Malaysi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74). 25 廖文輝，〈戰前馬來亞史英文文獻概述（1877-1941）〉，頁 159。 26 維多•巴素(Victor Purcell)為英殖民政府官員之一，於 1921 至 1946 年間曾在馬來亞擔任華民護衛司、華文副提學司及情報局主任、華人事務顧問主任等，根據本身的經驗撰寫有關馬來亞華人的歷史。其個人經歷參見自《馬來亞華僑史》譯著的巴素原序：維多⋅巴素(Victor Purcell)著，劉前度譯，《馬來亞華僑史》，檳城：光華日報，1950。除了《馬來亞華僑史》，維多•巴素尚著有《近代馬來亞華人》（ The Chinese in 24. 10.

(19) 來亞華僑史》（The Chinese in Malaya，1948，譯著於 1950 年出版）論述了馬來亞華僑從中國移居至馬來亞的歷史，以及華僑在馬來亞當地的生活狀況，當中亦包括了霹靂州華僑的生活狀況。維多•巴素的《馬來亞華僑史》為馬來亞於 1957 年獨立以前的華人歷史留下了珍貴的記錄，其研究成果成為英殖民政府結束統治馬來亞之際對華人表達關注的最終代表作。與此同時，中華民國政府底下的《華僑志》編纂委員會自 1956 年起陸續出版《華僑志——總志》和一系列東南亞各國的《華僑志》，其中《華僑志——馬來亞》（1959 年）不僅探究了華僑移居至馬來亞的歷史，更對截至 50 年代的馬來亞華僑之人口、經濟、文化教育、社團組織、社會生活、當地政府對華僑之待遇，乃至華僑對當地和中國的貢獻都進行了詳盡的介紹與分析。此書的出版象征了當時的中華民國政府對馬來亞華僑之狀況的廣泛掌握與深度了解。需要注意的是 1950 年代馬來亞當地已開始出現關於南洋和英屬馬來亞華人的研究著作，即王賡武著於 1959 年的《南洋華人簡史》（A short history of the Nanyang Chinese）27一書。王賡武出生於印尼泗水（Surabaya）、成長於英屬馬來亞怡保鎮，海外華人的身份背景使其對海外華人研究之課題具有一定的敏銳度和見解，其大學和碩士學位論文即分別以英屬海峽殖民地之華僑革命事業和南海貿易為探討課題，此後的著作尚包括《東南亞與華人》、《中國與海外華人》、《海外華人的民族主義》等。王賡武長. Modern Malaya，1956，譯著於 1967 年出版），以及《東南亞之華僑》（ The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1951，譯著於 1966 年出版，又譯作《東南亞華僑史》）等書。 27. 相關著作初版以英文撰寫，出版於新加坡，直至 1988 年由張奕善翻譯再出版中譯本。有關王賡武之生平簡介參見自新加坡國立大學網頁： http://www.lib.nus.edu.sg/chz/chineseoverseas/oc_wanggw.html，瀏覽日期：2016 年 12 月 5 日。. 11.

(20) 久以來對於「華僑」、「華人」以及「南洋華人」等概念的討論和對其賦予的定義，實為有志於海外華人研究之後進必要的參考對象。除了代表官方的英殖民政府與中華民國政府，對馬來亞華人表示關注外，馬來亞當地民間亦出現記錄華人從中國移居到定居於馬來亞的歷史過程，黃堯《馬星華人志》（1967 年出版，2003 年再版）即是此方面的代表作。本書分為「馬來西亞」、「星加坡」和「婆羅洲」三部分，其中「馬來西亞」的部分以州別排列方式記錄馬來亞早期各州華人的勞作生活狀況與在當地的顯赫事跡。本書在「霹靂」華人的部分，主要記錄了當地華人從移居馬來亞到投入錫礦開採的歷史，同時也記載了霹靂華人領袖之一姚德勝開發怡保新街場的過程，呈現了民間視角下的怡保華人史。截至 1970 年代為止，有關英屬馬來亞華人歷史的研究在史料來源方面，尚多仰賴英國殖民政府和中國之官方檔案，然而到了 1980 年代開始出現其他源流的史料。曾任職中華學術院南洋研究所所長的臺灣著名華僑專家楊建成28，於 1980 年代開始將 20 世紀 30 年代日據時期，臺灣總督府關於華僑的二十六種情報資料，陸續編譯成共二十六集的《南洋研究史料叢刊》，並由中華學術院南洋研究所出版。叢刊中以 20 世紀 30 年代南洋華僑的資料占多數，當中關於英屬馬來亞華僑的資料除了《英屬馬來亞華僑》（1986）一集集中整理了英國殖民統治馬來亞時期各地的華僑生活狀況，尚散佈在其他論及南洋華僑狀況的書籍，如《三十年代南洋華僑領袖調查報告書》（1983）收錄了當時英屬馬來亞一帶有勢力之華僑領袖住址資料，以及《華僑之研究》（1984）第五章論及 1931 年英屬馬來亞的華 28. 楊建成（1941-），歷任美國康奈爾大學東南亞研究所研究員、中華學術元南洋研究所所長、中國國民中央委員會之海外工作會專門委員等職務，其碩士論文和博士論文分別為《華人與馬來亞之建國，1946-1957》（1970 年）和《馬來西亞華巫政治關係之探討， 1957-1975》（1976 年）。. 12.

(21) 僑人口、階級組成及經濟社會勢力。此套叢刊收錄了不少英屬馬來亞華僑更為細緻的資料，包括當時英屬馬來亞各地華人人口、投入當地各經濟領域之華僑人數以及各地華僑學校數目等。《英屬馬來亞華僑》開篇第一章更肯定了華僑對英屬馬來亞的貢獻，認為其貢獻在於為當地提供經濟發展所需的勞動力且透過課稅負擔當地的設施經營。29這些資料都有助於後進學者了解和掌握 20 世紀初期英屬馬來亞華僑的狀況。除了源自臺灣總督府的資料，散佈在全馬各地的碑銘也開始受到研究東南亞華人史之學者的關注。德國著名漢學家傅吾康(Wolfgang Franke) 於 1962 年起在馬來亞大學中文系任教，並於任教期間走訪全馬來西亞各地的廟宇和義山等地收集碑銘資料。其碑銘收集結果由傅吾康與陳鐵凡 (Chen Tien fan)合編成《馬來西亞華文銘刻萃編》三冊，分別於 1982 年、 1985 年和 1988 年出版成書。《馬來西亞華文銘刻萃編》按照州別順序重現各地廟宇碑文與義山墓碑文字，為有志於研究馬來西亞華人歷史者提供不少可掌握早期華人社會狀況的原始資料。而華文碑銘資料的史料價值，在麥留芳《方言群認同：早期星馬華人的分類法則》（1985）一書中充分體現出來。該書應用 1800 年至 1947 年間的華文碑文資料與英殖民政府人口普查資料，並引用方言群社會分類法則剖析該時段下英屬馬來亞與新加坡兩地華人的社會認同。麥氏所見刻畫出了截至 20 世紀中葉以前新馬兩地華人的社會面貌，此番分析結果亦成為日後有關方面之研究者必要的參考資料。. 29. 楊建成主編，《英屬馬來亞華僑》（臺北：中華學術院南洋研究所，1986），頁 2。. 13.

(22) 貳、馬來（西）亞各地區與城鎮的華人社會史當移居的華人人口逐漸增加形成一顯著且龐大的群體時，其內部便漸漸自成一具有內聚力的社會。顏清湟《新馬華人社會史》（1991）一書即以 19 至 20 世紀初的新加坡和馬來亞華人社會為對象，從社會形成、宗教習俗、宗親組織、秘密會社與文化認同問題等方面，剖析當時新馬華人社會的社會結構。《新馬華人社會史》主要探討 1800 年至 1911 年新加坡和馬來亞華人社會的社會結構及其職能，目的在於從內部考察華人社會，探討華人在尚受英殖民政策和中國文化的影響下，如何自成組織、互相對待以及整個華人社會面對的問題。30本書引用大量的英殖民政府檔案，對 19 至 20 世紀初的新馬華人社會進行了深入的剖析，其中談及的華人社會問題如吸食鴉片、賭博及賣淫業等部分，恰為筆者在探討 19 世紀末至 20 世紀上半葉怡保鎮華人社會面貌的層面上提供了不少可參照的部分。事實上，馬來西亞各地區與城鎮華人群體與社會形成的歷史進程，近年來已漸成為有關研究領域之學者的研究對象，其中對於早期檳城華人社會的探討較之其他地區多。這主要基於檳城於 19 至 20 世紀為英國海峽殖民地之一，且於 19 世紀末開始為中國清朝副領事駐守之地，因此無論是英殖民政府檔案抑或中國清朝的官方檔案，對於檳城的記載和敘述都遠較於其他地方來得多。有關英殖民時期檳城華人社會史之討論，黃賢強先後從華人社會領導階層和女性社會地位的角度切入探析。其〈檳城華人社會領導階層的第三股勢力〉31一文探討了 19 世紀末至 20 世紀初檳城華人社會領導階層間各幫的勢力，說明 19 世紀末的檳城華人幫權社會已進入 30. 顏清湟，《新馬華人社會史》（北京：中國華僑出版社，1991），前言頁 1。本文初稿〈十九世紀檳城華人社會領導階層的第三股勢力〉原載於《亞洲文化》（新加坡），第 23 期（1999 年），頁 95-102。後收錄於黃賢強《跨域史學：近代中國與南洋華人研究的新視野》（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08 年），頁 102-116。 31. 14.

(23) 廣、福、客三幫各分天下的局面，其中廣、福兩幫富商依靠早期雄厚勢力保持其在檳城華社的地位，而客幫則以壟斷清廷委派之官方代表身份—— 副領事一職，晉升為檳城華社領導層第三股勢力。32除了華社領導階層，黃賢強也敏銳地關注到英殖民時期女性的地位問題，〈檳城婦女問題與女子教育〉33與〈檳城的娼妓與華人社會〉34二文皆大量參照了英殖民時期檳城主要華文報章《檳城新報》中的新聞報道與議論文章，從中得以見得當時檳城華社輿論中的婦女形象具有多樣性。承續上文，黃賢強〈檳城華人社會領導階層的第三股勢力〉文中提及的檳城副領事與當地華人幫群課題，各別為張曉威和吳龍雲延續探討之。張曉威《晚清駐檳榔嶼副領事之角色分析》35一文對檳城副領事進行全面和系統的分析，並歸納出其角色主要為檳城華人社會領袖與維繫檳城華人與中國之關係的中間人。至於吳龍雲《平章會館與中華總商會及檳城華人社會：廿世紀初期的幫群、領袖及其互動》36一文，探討了當地二大華人組織中跨越幫群的領袖們如何互動且領導當地華人社會，從中得以發現當時檳城華人福、廣二幫的跨幫合作只實現在英國海峽殖民地政府關注以及關係全體華人利益的事項上。同樣以檳城華人社會為研究對象的高麗珍. 32. 黃賢強，《跨域史學：近代中國與南洋華人研究的新視野》，頁 116。本文初稿〈十九世紀末期檳城的娼妓與華人社會〉，原載於陳榮照編《新馬華族文史論叢》（新加坡：新社出版，1999 年），頁 197-225。後收錄於黃賢強《跨域史學：近代中國與南洋華人研究的新視野》，頁 117-144。 34 本文初稿〈檳城華人婦女問題——以「檳城新報」之女子教育論述為中心〉，原載於《馬來西亞華人研究學刊》，第 7 期（2004 年），頁 43-65。後收錄於黃賢強《跨域史學：近代中國與南洋華人研究的新視野》，頁 145-167。 35 張曉威，《晚清駐檳榔嶼副領事之角色分析》，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系博士學位論文， 2005 年。 36 吳龍雲，《平章會館與中華總商會及檳城華人社會：廿世紀初期的幫群、領袖及其互動》，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博士學位論文，2006 年。 33. 15.

(24) 《馬來西亞檳城地方華人移民社會的形成與發展》37一文，則以自然地理群系中的「社會群系」(social formation)概念理解馬來西亞檳城華人社會的形成與發展，當中除了突顯一個在時間、空間與社會脈絡上「變動不居的檳城華人社會」本身，更重在強調 19 至 20 世紀大時代背景的生成。從華人幫群角度探討一地區早期華人社會面貌的研究視角，亦體現在其他地區的華人社會史研究上。白偉權《馬來西亞柔佛州新山華人社會的變遷與整合（1855-1942）》38一文從「地域社會」的觀點出發，以 1855 年至 1942 年間居於馬來亞柔佛州首府新山（Johor Bahru）的華人為研究對象，探討由五個不同幫群（潮州、廣府、福建、海南以及客家）組成複雜的移民社會裡，不同背景的華人移民如何逐漸擺脫原鄉地緣和血緣的羈絆，整合成以地域為單位的地方社會。研究結果發現新山華人各幫群之間不但無明顯的分立或衝突，反而呈現相對整合的狀態。新山華人幫群整合的具體指標體現於各幫協手共建的義山、廟宇和學校，其華人社會的整合並非既有的事實，而是處於不斷變化的過程。早期的馬來亞華人社會除了由華社內部領袖領導治理外，尚受到英國殖民政府的管制。吳佩珊〈英殖民政府對吉隆坡華人事務管理──從自治至法治的轉變（1868-1914）〉 39 即以吉隆坡華人作為研究對象，探討 1868 年至 1914 年間英殖民政府如何管理吉隆坡華人，以及華人從自治社會轉變至法治社會的過程。英國殖民政府透過頒布法令和法庭實施治理的. 37. 高麗珍，《馬來西亞檳城地方華人移民社會的形成與發展》，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博士學位論文，2010 年。 38 白偉權，《馬來西亞柔佛州新山華人社會的變遷與整合（1855-1942）》，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碩士學位論文，2011 年。 39 吳佩珊，《英殖民政府對吉隆坡華人事務管理──從自治至法治的轉變（18681914）》，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 年。. 16.

(25) 方式，將其對吉隆坡華人社會的治理方式由間接變為直接，同時也使當地華人社會亦從自治轉變為法治社會。. 叁、霹靂州華人史研究由以上所羅列的英屬馬來亞華人史研究成果，可知英屬馬來亞華人這一課題早在英國殖民時期，即受到英國殖民政府和中國方面的注意，而在馬來（西）亞獨立建國後有關英屬馬來亞時期的華人社會發展進程，依然受到國內外學者的關注且為一重要的探討對象。然而在眾多研究成果中，卻鮮少有直接相關霹靂州和當地華人歷史的中文史著出現，大部分關於霹靂州華人歷史的論述多涵括在馬來西亞華人史的著作。目前馬來西亞中文學界中有關霹靂州華人史之研究，主要校區坐落於馬來西亞霹靂州金寶的拉曼大學，便藉著其在地之便對金寶乃至霹靂州進行了多項區域性的研究。除了先前以金寶華人宗鄉會館為對象探究該地華人組織的形式和發展歷程外，該校中華研究中心於 2015 年更獲馬來西亞霹靂州華人礦務公會資助，著手推行「19-20 世紀霹靂州華人錫礦業研究計劃」。此項為期 2 年的研究計划將朝「霹靂華人礦務公會歷史編纂計划」及「霹靂州華人錫礦家傳記計划」這兩個方向進行，以記載 19 至 20 世紀間從中國南來馬來亞開采錫礦，進而帶動近打河流域發展的錫礦業先賢的歷史事蹟。此計划涵括國內外的學術團隊，包括拉曼大學、新紀元大學學院、廈門華僑大學、云南財經大學、台灣交通大學、台灣師范大學及台灣亞洲大學等 12 名國內外研究學者。相關研究團隊於 2016 年 10 月 22 日在馬來西亞霹靂州金寶進行的「霹靂州百年著名錫礦家國際學術研討會（1848-1957）」為該研究計劃的初步成果發佈會，會上學者們討論了多位活躍於 19 世紀中葉至 20 世紀中葉的霹靂州華人錫礦家如鄭景貴、陳亞炎、 17.

(26) 梁碧如、胡子春、余東旋等人，透過回顧其生平事跡及其為霹靂州錫礦開採業所作之貢獻，一探其在馬來西亞霹靂州錫礦開採業之歷史進程中的角色與地位。筆者相信此計劃之後續研究成果必定能裨益後輩，使之更易於掌握 19 至 20 世紀期間霹靂州華人錫礦業的歷史進程。至於個人研究成果方面，目前任教於拉曼大學中文系的陳愛梅，為主要從事霹靂州華人歷史的研究者之一，曾發表的學術論文包括〈經濟大蕭條時期霹靂的社會及礦場華工狀況，1929-1933〉、〈霹靂州近打縣百年觀音廟及當代觀音信仰調查〉與〈英屬馬來亞華人二戰前社會運動史類型——以霹靂州為例〉。其馬來亞大學歷史系碩士論文與博士論文，皆以二戰以前的霹靂州華人為研究對象，分別題為《經濟大蕭條時期霹靂州的錫礦工，1929-1933》（Tin miners in Perak during the depression years, 1929 1933 ）（ 2006 ）以及《霹靂州華人社會的形成（ 1874-1941 ）》（ The making of the Chinese society in Perak, 1874-1941）（2015）。陳愛梅博士論文主要透過文化傳承、文化適應和在地化這三方面，探究 1874 年至 1941 年期間馬來亞霹靂州華人社會形成的過程，並從中探析其如何適應與回應英殖民政府的政策。40陳氏一文運用大量文獻資料和霹靂州廟宇碑銘等一手史料，對二戰以前的霹靂州華人社會之形塑與面貌進行了細緻的分析。其研究對象雖亦含括筆者所欲探討之怡保鎮華人社會，但其所探究之地理範圍與研究年限皆比筆者廣大且長遠許多，研究角度也較為從政治效忠方面，探究該時期霹靂州華人群體與英國殖民政府和中國政府之間的關係。無論如何，陳氏《霹靂州華人社會的形成（1874-1941）》一文確實為筆者提供了許多可參考和思考的方向。. 40. Tan, Ai Boay, The making of the Chinese society in Perak, 1874-1941, Department of History, Malaya University, 2015, p. 1.. 18.

(27) 其他投入於霹靂州華人史研究者，還包括霹靂州文化歷史民俗田野工作者李永球，其關懷重點為霹靂州太平（Taiping）這一地區的文化歷史與民俗習慣，著有《移國——太平華裔历史人物集》（2003）、《太平人物誌》（2003）和《魂氣歸天——馬來西亞華人喪禮考論》（2012）。李氏《移國——太平華裔历史人物集》一書收集了自太平開闢初期至今，87 名來自政商文教等各領域、與太平有關的已故華人歷史人物，如蘇亞松 (So Ah Chiang / Panglima Ah Chong)、柯祖仕家族(Kwa Su)、陸佑(Loke Yew)、王開邦(Ong Khye Pang)等人。該書按照人物的活動年代敘述歷史故事，並附有〈太平市 24 條以華裔先賢命名的街道資料〉、〈太平開闢期的會黨與華人籍貫探討〉等。李氏對太平華人歷史的深入探究，為有意了解當地歷史者提供了不少可參考之文獻。相比起中文學界，馬來西亞英文學界對於霹靂州乃至近打縣之歷史的關注則起步較早，早在 1962 年便有 Ipoh: The Town that Tin Built, A. Review of the history, progress and development of Perak's capital 一書，回溯梳理了怡保市自 19 世紀末開始至當代的歷史發展進程。其後亦陸續出現探究怡保市乃至霹靂州近打谷地區發展史的文獻，如羅國華（Francis Loh Kok Wah）Beyond the Tin Mines: Coolies and New Villages in the Kinta Valley,. Malaysia, c. 1880–1980（1988）一書，以及邱思妮（Khoo Salma Nasution）與 Abdur-Razzaq Lubis 合著之 Kinta Valley: Pioneering Malaysia's Modern. Development（《近打谷：馬來西亞現代發展的先驅》）（2005）皆以霹靂州近打谷一帶的市鎮發展歷程為主要探討對象，至於何達明（Ho Tak Ming 一名之中譯）所著的 Ipoh: When Tin was King（2009）則專論述怡保由早期默默無名的小村落轉變為現今一大城鎮的歷史進程。這些論著雖未. 19.

(28) 將華人作為主要的研究對象，然其所論述的近打谷乃至怡保市的歷史發展背景，實為筆者在釐清怡保市鎮之發展史方面提供了莫大的參考價值。以上有關馬來西亞歷史的中文或英文著作，皆有助於筆者更為了解和掌握馬來西亞乃至霹靂州歷史，也為筆者提供不少可深入思考的空間，使筆者得以立足於前人的研究成果上，更進一步地探究英國殖民統治時期下霹靂州怡保鎮華人的歷史面貌。. 第三節、研究方法與史料說明綜觀以上有關英屬馬來亞時期華人之研究成果，可知歷來對於移居到海外之中國人的稱謂主要有「華僑」和「華人」二種。事實上「華僑」一詞自 19 世紀 90 年代末開始被大量使用於指稱居住在海外的中國人，其中「僑」字帶有某種官方的、獲准的並得到保護的意思，相比之下「華人」一詞則是一個種族或文化上的名稱，不具有任何政治涵義。41由於本文的焦點乃在於探究英屬馬來亞時期下居於霹靂州怡保鎮之華人群體中的活動狀態和社會生活面貌，以及其與英國殖民政府之間的關係，並無意於處理中國有關當局與英屬馬來亞華人之間的關係，因此全文將以較不具政治意義的「華人」一詞概括英屬馬來亞時期霹靂州怡保鎮內的華人群體。本文以文獻研究法為主要的研究方法，針對現存的英國殖民統治時期的官方檔案並輔以前人研究成果的補充，嘗試梳理和釐清在英國殖民統治之下怡保鎮華人群體的面貌。目前位於吉隆坡大使路（Jalan Duta）的馬來西亞國家檔案館（National Archives of Malaysia）和台灣圖書館之「南方. 41. 有關「華僑」與「華人」的定義討論，參見王賡武著，姚楠編，〈「華僑」一詞起源詮釋〉，《東南亞與華人——王賡武教授論文選集》（北京：中國友誼，1987），頁 124128。. 20.

(29) 資料館舊籍」中所收藏 1888 年至 1941 年間的英國殖民政府之官方檔案為筆者的主要史料，其中馬來西亞國家檔案館所藏的資料年限含括 1880 年代至 1910 年代和 1930 年代至 1940 年代，唯 1910 年代至 1920 年代的檔案因散佚問題而缺漏。與此同時，台灣圖書館「南方資料館舊籍」中所藏的英國殖民政府檔案則主要為 1920 年代至 1930 年代的檔案，這恰好為筆者填補馬來西亞國家檔案館所缺漏的資料。於此，筆者茲將本研究所收集且參照使用的相關英國殖民政府檔案列表如下顯示：表 1-1：本研究所收集之英國殖民政府檔案與文件序 1.. 檔案或文件之英、中文名稱. 年份. 檔案資料來源. Perak Government Gazette. 1888-1891、. 馬來西亞國家檔案. （《霹靂政府憲報》）. 1896-1909. 館（National Archives of Malaysia）. 2.. Perak Annual Report（《霹靂. 1884、1892-. 馬來西亞國家檔案. 年度報告》）. 1895. 館（National Archives of Malaysia）. 3.. Perak Administration Report. 1896、1898、. 馬來西亞國家檔案. （《霹靂行政年度報告》）. 1899. 館（National Archives of Malaysia）. 4.. Federated Malay States Government Gazette（《馬來聯. 1922-1932. 台灣圖書館之「南方資料館舊籍」. 21.

(30) 邦政府憲報》）. 5.. 6.. 7.. Social and Economic Progress of. 1934-1935. 馬來西亞國家檔案. the people of Perak, Annual. 館（National. Report（《霹靂人民社會與經. Archives of. 濟進程年度報告》）. Malaysia）. Replies by F. A. Swettenham,. October, 1893. 馬來西亞國家檔案. British Resident, Perak, to the. 館（National. questions of the Royal. Archives of. Commission on Opium.. Malaysia）. Payment of $19,900 award in. May, 1905. 馬來西亞國家檔案. Arbitration case, Foo Choo. 館（National. Choon and the FMS Railways. Archives of Malaysia, No. Penerimaan: 1957/0586529). 8.. 9.. Memorandum from Federated. October and. 馬來西亞國家檔案. Malay States Resident. November, 1907. 館（National. General’s Office, about “Loan. Archives of Malaysia,. of $200,000 to Yau Tet Shin of. No. Penerimaan:. Ipoh”.. 1957/0589819). Report on the Mines Department. 1908. for the Year 1908 10. Notification of the appointment. (No. Penerimaan: 2006/0052944). January and. 馬來西亞國家檔案 22.

(31) of Mr. Foo Choo Choon to be a. February, 1912. Member of the Federal Council.. 館（National Archives of Malaysia, No. Penerimaan: 1957/0593703）. 11. Letter from Towkay Foo Choo. May-July, 1913. 馬來西亞國家檔案. Choon, M.C., President of the. 館（National. Perak Chinese Chamber of. Archives of Malaysia,. Commerce to the British. No. Penerimaan:. Resident of Perak.. 1957/0595945). 12. Suggestion by Mr. Leong Sin Nam, O.B.E. to organize a. October and. 馬來西亞國家檔案. November, 1939. 館（National. Monthly Lottery throughout. Archives of Malaysia,. Malaya for the purpose of. No. Penerimaan:. Raising Funds for the. 1957/0526265). Prosecution of the War against Germany. *上表第 6 至 9、第 11 項檔案為官方的信函檔案，其中第 7 至 11 項「資料來源」一欄中的「No. Penerimaan」為其在馬來西亞國家檔案館中的電子資源編號。. 如上表所示，筆者所收集的英國殖民政府檔案含括官方的憲報、年度報告、行政報告以及官員之間往來的信函，而本文所參照和引用的多個官方機構與單位之年度報告和會議記錄，如《華民護政司年度報告》（Report on the Chinese Protectorate）、《華人事務秘書處年度報告》（Annual Report of Department of Secretary for Chinese Affairs ）和《近打衛生局每月會議記錄》 23.

(32) （Minutes of Kinta Sanitary Board）等，則收錄在每年的《霹靂政府憲報》（Perak Government Gazette）中。筆者按照年份順序從以上相關檔案文件中，抽取和整理有關霹靂州近打縣怡保鎮華人的資料記載，如早期華人自中國移民至馬來亞的入境方式、各族群人口調查數據、華人在霹靂州近打縣從事勞作的情況與生活習慣，以及英國殖民政府對華人群體所施行的各種政策等，作為本研究的基礎史料。除了英國殖民政府的官方檔案，霹靂州怡保市華人會館之歷年會刊、華文學校的紀念特刊以及華商之傳記亦是筆者撰寫本文的重要史料。由於馬來西亞華人會館與華文學校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即 1941 年前的資料多已損毀於二戰日本殖民統治時期，因此筆者所收集的特刊也多為馬來西亞獨立建國後相關會館和學校為紀念週年慶或特定事件而出版的特刊。相關特刊中有關於該會館或學校的歷史回顧部分，尤其是對於相關會館或學校的早期創建者之事跡記載即是筆者參照的重點所在，以此文獻記載梳理和補充早期怡保鎮華人群體的歷史。筆者唯一所掌握的二戰以前之刊物為出版於 1927 年的《南洋霹靂嘉應會館明德學校紀略》，其他皆為二戰以後出版的會館和學校紀念特刊，包括《霹靂嘉應會館七十週年紀念新廈落成開幕特刊》（1974/75 年）、《馬來西亞嘉應會館聯合會銀禧紀念》（1975 年）、《霹靂中華總商會鑚禧紀念特刊》（1982 年）、《馬來西亞霹靂福建公會 100 週年紀念特刊》（1999 年）、《百年育才——百年長征》（2008 年）以及《霹靂怡保華林市明德華文小學百年校慶紀念特刊（1912-2013）》（2013 年）。其中《霹靂嘉應會館七十週年紀念新廈落成開幕特刊》（1974/75 年）、《霹靂中華總商會鑚禧紀念特刊》（1982 年）、《馬來西亞霹靂福建公會 100 週年紀念特刊》（1999 年）和《百年育才——百年長征》（2008 年），筆者收集自吉隆坡華社研究中心，其 24.

(33) 他特刊則是借閱和參考自拉曼大學「19-20 世紀霹靂州華人錫礦業研究計劃」的資料。至於華商傳記的部分，筆者手上僅掌握了 1920 年代以後在怡保鎮擁有顯赫勢力的梁燊南之傳記——《梁燊南傳》（A Grandfather Story-Leong Sin Nam 1880-1940）。此傳記講述了梁燊南一生的奮鬥故事，為梁燊南之孫梁安強用英文所撰寫後由羅淼祥翻譯為中文，其中對於梁氏在霹靂州怡保鎮的發跡過程和在當地的活動等事跡著墨甚多。基於筆者在欲探討的四位怡保鎮華商當中僅有掌握了梁燊南一人之傳記，因此本文對於梁燊南的敘述較多且詳細於姚德勝、梁碧如與胡子春這三位華商，唯藉助其他會刊與前人研究成果所提供的資料記載，盡可能減少四者之間的敘述失衡現象。另，部分的中文史料彙編如陳韓笙主編的《華工出國史料彙編》（1984 年）和傅吾康(Wolfgang Franke)、陳鐵凡(Chen Tien fan)合編的《馬來西亞華文銘刻萃編》（1987 年）亦為筆者撰寫本文所參照的資料，其中《馬來西亞華文銘刻萃編》第三卷所收錄霹靂州各地華人廟宇與會館之碑銘與文物銘刻，更提供筆者諸多可參照和引用之處。藉由以上多種古舊檔案文件、歷年會刊、傳記與史料彙編等資料，使筆者得以掌握有關 19 世紀末至 20 世紀上半葉，受英國殖民統治的霹靂州怡保鎮華人所處的大環境並探討之。. 第四節、章節安排本文包括緒論和結論一共五章，其中第二章至第四章為本文的重點所在。第二章以「華工的移入與怡保鎮的崛起」為題，旨在梳理怡保鎮由「村」（village）轉為「鎮」（town）的重大轉折與演變過程、其崛起的背景以及促使其崛起和發展的原因。本章第一節先以「1880 年代的怡保： 25.

(34) 一個小村落的崛起」為題簡要地追溯怡保鎮的歷史淵源，爾後第二節「霹靂州英國殖民政府對華工的政策」整理了截至 19 世紀末霹靂州英國殖民政府對華工施行的政策，進而在第三節「19 世紀末怡保鎮華工的生活狀況」對 19 世紀末怡保鎮華工的生活狀況作一基本面貌的勾勒。第三章和第四章以時代順序作為論述的脈絡，以 1920 年為分界線先後討論 1890 年至 1920 年代，以及 1921 年至 1941 年間的怡保鎮華人社會狀況。此二章皆以主導怡保鎮華人社會之發展的華人富商為主軸，藉由其在怡保鎮發跡起家的事跡及其為怡保鎮所作之貢獻，甚至是引領怡保鎮華人社會應對英國殖民政府之施政方針的方式，來探究相關年代下怡保鎮華人社會的狀況以及其與英國殖民政府的互動。第三章題為「創業垂統： 1890-1920 年代下的怡保鎮華人社會」，藉由姚德勝、胡子春與梁碧如三位活躍於 1890 年至 1920 年代怡保鎮發展初期、屬於怡保鎮第一代的華人富商，於第一節「19 世紀末怡保鎮華商的崛起」先梳理其生平事跡和對怡保鎮所作之貢獻，爾後於第二節「1890-1920 年代的怡保鎮華人與英國殖民政府」著重三位華商對英國殖民政府之施政所作之反應，甚至是其與英國殖民政府、其他英屬殖民地之華人領袖乃至當地馬來土酋之間的接觸和互動狀況，一探 19 世紀末至 20 世紀初怡保鎮華人在怡保鎮持續發展與維持繁榮之歷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至於第四章則以「承先啟後：1921-1941 年代下的怡保鎮華人社會」為題，主要聚焦於 1920 年至 1941 年間怡保鎮聲勢最為顯赫的一位華商— —梁燊南，第一節「亦商亦官的華商：梁燊南」先是整理其崛起和生平事跡、為怡保鎮乃至英屬馬來亞所作之事與貢獻，第二節「1921-1941 年代的怡保鎮華人與英國殖民政府」則嘗試梳理與探討相關年代下的怡保鎮華. 26.

(35) 人社會，如何延續先輩的精神與模式持續跟英國殖民政府接觸，從而進一步掌握截至 1941 年為止怡保鎮華人社會的面貌。. 27.

(36) 第二章. 華工的移入與怡保鎮的崛起. 坐落於馬來半島霹靂州中南部的怡保鎮，在 19 世紀中期僅是一個名不見經傳、隸屬於霹靂近打區馬來土酋（Dato Panglima Kinta）領地內的小村落。然隨著 19 世紀中後期包括怡保鎮在內的近打區一帶陸續被發現擁有豐富的錫礦蘊藏量，加上英國殖民勢力的介入與自中國南來之華工的大量移入，怡保鎮一改原有的小村落形象，使之於 19 世紀末一躍崛起成為霹靂州內最繁榮與重要的市鎮之一，甚至取代了原本興盛一時但漸趨沒落的拿律鎮（Larut，也稱太平）。而在怡保鎮由「村」（village）轉為「鎮」（town）的重大轉折與演變過程中，英國殖民政府透過錫礦的開採主導了怡保鎮的發展走向，華工的移入則為當地提供了穩定的勞動力資源，兩者可謂是催化怡保鎮崛起發展的重要因素。本章旨在梳理怡保鎮崛起的背景以及促使其崛起和發展的原因，先簡要地追溯怡保鎮的歷史淵源，爾後整理霹靂州英國殖民政府對華工施行的政策，進而對 19 世紀末怡保鎮華工的生活狀況作一基本面貌的勾勒。. 第一節. 1880 年代的怡保：一個小村落的崛起. 有關「怡保」一名之起源，最早可追溯至英國人勢力開始滲入霹靂州的 19 世紀 70 年代。麥乃爾（Mcnair）出版於 1878 年的 Perak and the. Malays 一書以「Epu」稱呼怡保，至於 1879 年霹靂州時任英國參政司休羅（Hugh Low）在其年度行政報告書中以「Epoh」稱之，並稱其為「縣內的主要村落」（the chief village in the district）。42而事實上在更早以前，霹靂. 42. Ipoh: The Town that Tin Built, A Review of the history, progress and development of Perak's capital, p.14.. 28.

(37) 州首任英國參政司畢治（J. W. W. Birch）所繪製的地圖以「Epau」和「Palau」標示怡保一地。43綜合以上資料，可知早期「怡保」一名共有多個英文譯名，即「Epu」、「Epoh」以及「Epau」，至於「Palau」一詞相信為前文所述的「壩羅」（Paloh）另一英文譯名。這些資料也至少證明怡保一地於 19 世紀 70 年代已為英國人所發現和記錄，但當時還只是個未被開發的村落。根據 Ipoh: The Town that Tin Built, A Review of the history, progress and. development of Perak's capital 一書，「怡保」這一地段於 1874 年英國人勢力開始滲入霹靂州之際已存在，最初為一原住民村落，是近打馬來土酋（Dato Panglima Kinta）領地中的中心地帶。1884 年來自法國的錫礦探勘者摩根（De Morgan）在其所繪製的地圖上將怡保一地標誌為「馬來或原住民村落」（Malay or Sakai village），此時的怡保明顯尚未是一個礦產中心，像是一個由一些亞答屋和上百人居民所構成的小市集村落。44此段敘述說明時至 1884 年為止，怡保尚未成為英屬馬來亞乃至霹靂州內顯著和重要的錫礦開採中心，也還未是華人的聚集地。當時由中國南來馬來亞的華人多聚集在霹靂州較為北端的著名錫礦開採地——拿律，而位於霹靂州中南部的怡保乃至近打縣（Kinta District）一帶的發展則較為遲緩。近打縣的發展較霹靂州北部遲緩的原因，主要在於所在地不易為外界所通達，且沒有可供通行的陸地路線，而在交通系統未完善建立起來之際，早期近打縣內乃至怡保的錫礦、貨品、日用品和食品等，皆需透過河流將之運送到安順（Teluk Anson，現名為 Teluk Intan），再通過水運的方 43. Khoo Salma Nasution & Abdur-Razzaq Lubis, Kinta Valley: Pioneering Malaysia's Modern Development,(Perak : Perak Academy, 2005), p.188. 44 有關敘述引自 Ipoh: The Town that Tin Built, A Review of the history, progress and development of Perak's capital, p.14.. 29.

(38) 式將之送往檳城。45基於交通和電信設備的不完善，加上怡保北部有一座傳說中住著各類精靈的石灰岩山——Cheroh（馬來文：Gunung Cheroh） 46 山作為地理上的天然屏障，使得 1880 年代以前的怡保在無法直接與外界通達聯繫的情況下未能獲得相應的發展。然而時至 1880 年代怡保的命運開始有所轉變，不但一改原本小村落的樣貌，各類基本的公共設施也逐步在怡保建立起來。其中更為重要的轉變乃是當地人口的突增，促使當地錫礦業之發展逐漸步上軌道。. 壹、促使怡保鎮崛起的推力作用：「拿律械鬥事件」的發生相似於 19 世紀至 20 世紀初新加坡和馬來亞華人社會在推、拉因素交互作用下形成的情況，47怡保得以在 1880 年代開始崛起並逐步獲得開發，亦是得力於幾個推、拉因素的交互作用。在推力因素的部分，怡保的崛起與拿律錫礦業的衰落，及其內部械鬥的結果有著密切的關係。1880 年代中期拿律的錫礦開採業基於當地錫礦存量已將近耗竭，以及其開採技術未有得到更大改善的情況下逐步走向衰落，相比之下位於拿律以南、被發現擁有豐富的錫礦藏量的近打區，正蓄勢待發且發展前景備受看好，而這促. 45. Ipoh: The Town that Tin Built, A Review of the history, progress and development of Perak's capital, p.14. 46 Khoo Salma Nasution & Abdur-Razzaq Lubis, Kinta Valley: Pioneering Malaysia's Modern Development, p.188. 除了北部有山的阻擋外，De Morgan 亦有記載表示船隻在近打河難於往北方的方向航行，尤以二月至九月乾燥季節時的情況最為嚴重。轉引自 Khoo Salma Nasution & Abdur-Razzaq Lubis, Kinta Valley: Pioneering Malaysia's Modern Development, p.190. 47 19 世紀至 20 世紀初新馬華人社會的形成主要受到中國內部人口過剩、災害戰爭頻仍等的推力，以及英國殖民政府建立在新馬地區之殖民經濟迫切需要勞動力的拉力交互作用，詳見顏清湟著，粟明鮮等譯，《新馬華人社會史》（北京：中國華僑，1991），頁 1-3、 297。. 30.

(39) 使更多原本在拿律工作的華人礦工開始移往近打一帶。48拿律錫礦業的逐步衰落，可說是推動華人礦工開始大量轉移陣地至近打縣乃至怡保的一股推力。另一股推動拿律華人礦工前往怡保一帶的推力則是拿律華人內部的械鬥事件。「拿律械鬥事件」又稱「拿律戰爭」，指的是 1862 年至 1879 年間拿律華人群體中的義興會（Ghee Hin）與海山會（Hai San）之間，基於壟斷錫礦開採、銷售鴉片和餉碼承包等利益爭奪而起的一連串糾紛械鬥，而多次的械鬥結果終究是海山會佔優勢。49義興會和海山會會員最初大體皆為粵人，但隨著 1845 年至 1860 年間海山會的客籍會員人數增加而改變其會內性質後，海山會與義興會之間即漸漸成為一種對立的關係。50義興會與海山會之間的械鬥致使當地錫礦場華工人數從 1862 年的 25000 人減少至 1874 年的 4000 人。51拿律於 19 世紀 60 至 70 年代間發生的連串械鬥事件極為耗損拿律內部元氣，基於華人礦工人數的大量遞減，其錫礦開採業的前景在缺乏足夠勞動力的情況下受到了很大的影響和打擊。拿律械鬥二大主角之一的義興會在多次械鬥中皆處於劣於海山會的局勢，這無疑促使其成員產生出走拿律的念頭。黃存燊〈華人甲必丹〉一文提及有大批義興黨人最後撤離拿律，前往近打尋求新錫礦，而這些前往近打河谷區（Kinta Valley）的義興黨人中包括了該組織領導人——甲必丹陳亞炎。52因此較早移居到怡保的部分華人，即是這些先前在拿律戰爭中. 48. Ipoh: The Town that Tin Built, A Review of the history, progress and development of Perak's capital, p.15. 49 邱格屏，《世外無桃源——東南亞華人秘密會黨》（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03），頁 172-174。有關拿律多次械鬥的細節，邱氏一書有進行了詳細的說明，詳見於邱格屏，《世外無桃源——東南亞華人秘密會黨》，頁 172-181。 50 維多⋅巴素(Victor Purcell)著，劉前度譯，《馬來亞華僑史》，頁 108。 51 林遠輝、張應龍，《新加坡馬來西亞華僑史》（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頁 161。 52 黃存燊撰、張清江譯，〈華人甲必丹〉，《新馬華人甲必丹》（新加坡：新加坡亞洲研究學會，2006），頁 154、155。「甲必丹」為 Kapitan 一詞的音譯，Kapitan 一詞相信. 31.

(40) 受到不平等待遇、操廣東話的義興會人。53黃氏〈華人甲必丹〉一文，以及何達明（Ho Tak Ming 中譯）Ipoh: When Tin was King 一書，皆引用了《馬來亞台山會館聯合會第三屆特刊》歷史篇中肯定陳亞炎在發展怡保方面之貢獻的文句，認為正因為陳亞炎的努力創業為怡保的建立與繁榮打下基礎。54有關陳亞炎對怡保鎮之貢獻的事跡記錄，在在地肯定了拿律械鬥為促使更多華人礦工遷往怡保的重要因素。不僅如此，Kinta Valley 一書亦記載 1884 年近打縣內的錫礦業開始起步之際，不少從拿律來的礦工最初在怡保落腳，因為這裡是近打河與太平（Thaipeng，即拿律）——瓜拉江沙（Kuala Kangsar）——怡保路的交接處。55此處所提及「從拿律來的礦工」，相信即是上文所述及在拿律械鬥中處於劣勢而出走的義興會人。這都說明拿律械鬥的結果造成部分華人礦工的流失，這些出走拿律的華工為處於萌芽期的怡保提供了有力的勞動力受荷蘭文 Kapitein 的影響，與西班牙文 Capitan 或英文 Captain 可互相通用，其含義僅限於一個社群的首領、領袖或頭目。而在華人的觀念中，「甲必丹」即是僑居外國土地上的一個社群公認首領、領袖或頭目，特別是當地政府賦予其某種執行權、行政權甚至是司法權管理其社群，而且還作為其社群與當地政府之間的橋樑。華人世界中最早應用「甲必丹」一詞者，相信是 1791 年前後完成之《海島逸志》一書作者王大海，該書中首次出現「甲必丹」一詞。有關「甲必丹」的解釋，參見自黃存燊撰、張清江譯，〈華人甲必丹〉，《新馬華人甲必丹》，頁 17。陳亞炎全名作陳聖炎，為檳榔嶼與拿律義興黨和「白旗會」（White Flag，由馬來人和淡米爾人組成）的領袖，本來只是檳榔嶼一間小建築公司的老闆，為人謙虛和藹，在拿律區義興黨頭目李亞坤於 1872 年因與海山黨鄭景貴近親之妻室通姦遭處死後，獲選繼承李亞坤成為拿律區義興黨頭目。1883 年至 1885 年間陳亞炎除了參與檳榔嶼泰利號（Tye Lee）生意外，亦獲得承包拿律賭館和當鋪餉碼的權利。1899 年陳亞炎於太平逝世，安葬於太平廣東墳場。有關陳亞炎的事跡，參見黃存燊撰、張清江譯，〈華人甲必丹〉，《新馬華人甲必丹》，頁 141、147、155。 53 轉引自 Khoo Salma Nasution & Abdur-Razzaq Lubis, Kinta Valley: Pioneering Malaysia's Modern Development, p.190. 54 見黃存燊撰、張清江譯，〈華人甲必丹〉，《新馬華人甲必丹》，頁 155，以及 Ho, Tak Ming, Ipoh: When Tin was King,(Ipoh: Perak Academy, 2009), p.23，兩者所引用的資料皆出自《馬來亞台山會館聯合會第三屆特刊》歷史篇頁 16-18。 55 Khoo Salma Nasution & Abdur-Razzaq Lubis, Kinta Valley: Pioneering Malaysia's Modern Development, p.190.. 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