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視野下文化疆域的變與常：兼論當代中國社會的重構--陳重成Update:2018/0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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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視野下文化疆域的變與常：

兼論當代中國社會的重構

陳重成

（育達商業技術學院財務金融學系助理教授）

摘

要

文化全球化已成為當代一股不可逆轉的世界性潮流，其可被視為全球文化價值體系的普遍化，以及世界各地各種本土文化多元價值體系特殊化之對位辯證進程，而體現為由「特殊主義的普遍化」到「普遍主義的特殊化」。亦即，其不僅是西方強勢文化普及全球的同質化進程，同時也是世界各地各種本土特殊文化向全球散播其價值和象徵意涵的異質化進程，進而在全球場域相互交織，形成一場波瀾壯闊的文化大融合景象。在全球化浪潮的席捲下，中共當局自 1978 年選擇了改革開放的新路向，對文化和意識形態領域也採取一種更寬容的務實態度，而中國傳統文化也因此得以再現。進入後共產主義時期，中國已逐漸形構出一個「全球／國家／地方」辯證關係下的新型社會形態，而這個建基於中國傳統本土文化的新主體之形成，可被視為是一個因應全球的差異、矛盾、錯置與溝通中，建構、解構與再定義的過程。在全球文化疆域重構的過程中，一種能堅持本土特色且有效融合域外文化的中國民族本土文化，將成為具有世界性的全球文化之有機構成部分。關鍵詞：全球化、本土化、文化疆域、文化移轉、對位式複合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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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21 世紀的文化全球化浪潮已成為一股無法逆轉的世界性潮流，在當代全球化的對位式辯證(Contrapuntal Dialectic)進程中，1_全球文化

領域出現了一種既是「本土全球化」(Local Globalization, Lobaliza-tion)，又是「全球本土化」(Global Localization, Glocalization)的嶄新發展趨勢。這種全球化的對位式辯證發展邏輯已導致西方實用主義 (Pragmatism)價值不斷擴散的全球化導向，以及另一種區域多樣性文化 (Cultures of Diversity)分立並存的本土化導向，一個以全球化和本土化互為表裡的新世界體系正在快速地形塑。未來，愈是全球化則本土文化的異質性將益受到重視，亦即某些區域性文化越是現代化，則越可能變得更具傳統特色，至於本土文化與全球文化相互激盪後的辯證效應(Dialectic Effects)，則已導致全球文化疆域(Cultural Territory) 出現一種「非主導敘事」(Non-master Narrative)的「去領地化」(De-territorialization)現象。2 全球化係指一個強化世界性社會關係的進程，在這個進程中，原本彼此遠離、陌生的地方乃逐漸地相互接連起來，從而使得各地區之間所發生的各種事件得以互為影響，而全球景觀也從過去「時空分隔」(Time-space Distinction)的狀態，進入到另一種無疆界的「時空延伸」(Time-space Distanciation)情境。當今，全球化已成為一種嶄「對位式辯證」此一概念係借自薩依德(Edward W. Said)在《文化與帝國主 義》(Culture and Imperialism)一書中的方法論核心概念─「對位式閱讀」 (contrapuntal reading)，在此強調全球化進程尤如交響樂曲的演奏過程一般，其中心主題便在呈式部、開展部和再現部的三段曲式的嚴密結構下，有了不同的變奏、對位和和聲。至於文化全球化的發展進程，並不是文化帝國主義式的單音和諧，而是世界各種區域性本土文化的多元共鳴和諧。陳重成、陳麗寶，〈全球視野下的中國民間宗教：象徵體系的變遷與現代化進程〉，《東亞研究》，第 35 卷第 2 期，2004 年 7 月，頁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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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發展典範和普遍的社會現象，同時也揚棄了貫穿現代化的線性時空目的論，而在全球的時空結構上呈現為一種整合性的多元分散化體系，其實質內涵則體現為多元主體的整體性。3 在當下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全球化的對位式辯證進程中，除了普世化工具理性意識獲得空前的擴張外，在全球架構下一種強調各區域性本土文化分立併存的「地方精神」正悄然地興起，這股地方精神具體表現在全球各地各種傳統文化的復興與再現(Representation)運動中，而這種全球性現象也是對自啟蒙運動以來現代性精神的再一次反思。在全球化趨勢下，全球各地作為地方主體精神具體形式的區域性文化體系，已呈現為多元發展的新格局。與此同時，全球化的運作機制也直接促使各種不同文化間彼此不斷地進行深度對話及自我的蛻變，而全球的文化疆域也逐漸形成一種多元分立的格局。就在全球化浪潮席捲全球之際，中共當局於 1978 年選擇了面向全球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提出改革開放的發展新路向，除了允許社會和經濟領域擁有更大的自主性外，同時也對文化及意識形態領域採取更為寬容的務實態度，企圖換取人民對黨國的政治忠誠，而民間傳統文化和象徵體系也因此獲得再現的機會。當今，隨著全球化進程的加速，以及入世後與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全面接軌，資本主義全球文化現代性對中國社會的滲透及影響也日益加深，特別是在經濟快速發展之後，民間社會逐漸殷實的經濟力量已成為當前中國大陸民族傳統文化再發展的有力支柱，而其亦已展現出另外一番新的發展風貌，這個發展趨勢對當代中國社會的形構將發揮更具關鍵性的建構作用。在全球化的對位式辯證進程中，全球文化疆域無論是西方的強勢文化或各區域性的本土傳統文化，凡其能適應世界潮流甚且可推廣至

Anthony Giddens, 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64；陳重成、陳麗寶，〈全球視野下的中國民間宗教：象徵體系的變遷與現代化進程〉，頁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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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地為其他文化體系所採用者，係為「常」；而須透過文化移轉 (Transculturation)以不斷地採借外來文化，藉以豐富本土文化者，係為「變」。變與常是辯證進程中，兩個不斷交互呈現的文化現象。值此之際，當代全球文化的場景與視野為何？全球範疇內的各區域性本土文化可能出現什麼變化？面對全球化所帶來的多元文化新形態，人們又該如何確立自我的「文化認同」(Cultural Identity)？諸此種種，什麼才是貫穿當代全球文化的支配性價值？這些價值的可能社會結構基礎又是什麼？在當代後工業社會的世界觀中，文化意義的秩序結構又是如何？本文試圖從全球化與全球文化(Global Culture)發展的角度，嘗試性地探討當代中國社會的形塑過程。特別是從全球化這一影響當代社會發展至深且巨的動因，來闡釋全球化與全球文化的發展與特性，從而分析全球文化如何影響中國本土社會的文化形態和價值體系之建構，以及未來中國如何在全球文化的情境中建構一個具有中國文化特色的民族國家。

貳、文化全球化進程中的文化移轉與漂流

一、當代全球文化場景與視野─重疊交織的文化疆域

瞭望當代全球場景所呈現的是一種「重疊的疆域、交織的歷史」 (Overlapping Territories, Intertwined Histories)的全新視野，其業已預現並深刻地銘印在地理、文化和歷史之間的巧合與匯通之中。4_這種

全球化發展的歷史進程則鮮明地呈現為「非線性」(Non-linearity)和「多向度性」(Multidimensionality)的模態，並逐步地擺脫由單一中心主導，形成了多元推動、多元共存的多元化格局，而在這種多元化格局中，一種強調全球意識、全球共識和全球行動的新主張亦正在醞釀

薩依德(Edward W. Said)著，蔡源林譯，《文化與帝國主義》(Culture and Imperialism)（臺北：立緒文化事業，2002 年），頁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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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中。總之，全球化不但壓縮了世界的地理空間，同時也強化了全球一體化的整全意識。實際上，全球化不僅是一種經濟現象、政治現象，更是一種文化現象。由於人類的文化行為、文化創造具有普遍性和共同性，因而文化可以超越不同國家、不同民族的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等方面的分歧，打破時空、種族和地域的限制，進而形成一種跨越時空領域的全球文化體系。特別是當代標榜多元化格局的全球文化觀，主張從全球意識來掌握人類文化發展的普遍規律、揭示文化共性的意義，並強調了對文化霸權主義的摒棄，以及對習於偏踞一隅、抱殘守缺的狹隘文化地方主義之唾棄，5_{因而更加速了當代文化全球化的歷史時程。} 全球化是人類不斷地跨越地理空間障礙和制度、文化等社會障礙，而在全球範疇內實現充分溝通、達成共識與共同行動的歷程。這個歷程具有幾個特點：第一，全球化是一個多向度的發展歷程，這不僅指全球化係在多領域、多層次上發生，同時全球化的參與者也是多元化地，包括國家、民族、國際組織、國際非政府組織、企業，以及各式各樣的共同體和個人；第二，全球化是一個多樣性和統一性併存的辯證過程，多樣性和多元化呈現了參與主體的各自特點，而統一性則強化了參與主體的自我認同意識；第三，全球化進程是一個不斷出現衝突的進程，其主要體現在新舊事物和意識的矛盾，以及多種參與主體之間的多重矛盾。6 然而，當代文化全球化所指涉的主流論述和所呈現的視野為何？當前世人對全球化的論述往往側重於以經濟為導向的議題視野，惟全球化對當代社會發展的意涵及影響絕不僅於經濟層面。實際上，文化全球化已成為一股不可逆轉的世界性潮流，其可被視為全球文化價值胡元梓、薛曉源，〈編者的話〉，胡元梓、薛曉源主編，《全球化與中國》（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 年），頁 2-3。楊雪冬、王列，〈關於全球化與中國研究的對話〉，胡元梓、薛曉源主編，《全球化與中國》，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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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系的普遍化，以及世界各地各種本土文化多元價值體系特殊化之對位辯證進程，而體現為由「特殊主義的普遍化」到「普遍主義的特殊化」。亦即，其不僅是西方強勢文化普及全球的同質化進程，同時也是世界各地各種本土特殊文化向全球散播其價值和象徵意涵的異質化進程，進而在全球場域相互交織，形成一場波瀾壯闊的文化大融合景象。更進一步說，全球化所指涉的是全球性行動之動態連線，因而全球行動絕非僅僅是普遍化、依單一類型進行單向度發展的命題，而是涉及異質多元的世界各地本土社會內涵，一個由「本土全球化」和「全球本土化」所交織而成、經緯萬端的全球體系儼然成形。然而，就在全世界各地紛紛被捲入全球網絡的連結之際，全球化所構成的分化整合複雜性內涵，其複雜性、可能性、選擇性、不確定性和爭議性也愈來愈大，這也讓全球進入了一個前所未有的「世界性風險社會」 (World Risk Society)，甚至形成了一個「沒有位置感」(no sense of place)7_{的共同體。}

基本上，全球政經體系的一體化取決於全球文化體系的整合程度，隨著全球經濟的一體化，世界各地各種特色鮮明的民族文化反而愈來愈獨立，而形形色色的區域性本土文化也受到各國政府更多的保護。雖然，當今全球互動的核心議題是「文化同質化與異質化之間的緊張關係」(the tension between cultural homogenization and cultural heterogenization)，8_{以及如何在文化差異的語境中確保不同文化成員}

之間的權利平等。但是，無論是追求全球化或本土化，絕不能倒臥在「普洛卡斯提斯之」(Procrustean Bed)9_{，因為全球化並非是要片面}

Joshua Meyrowitz, No Sense of Place: The Impact of Electronic Media on Social Behavior (New York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 307-313. Arjun Appadurai, “Disjuncture and Difference in the Global Cultural Economy,” Public Culture, Vol. 2, No. 2, Spring 1990, p.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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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消除國家界限和文化差異的同質化過程，而本土化也不是要一意孤行地標舉本位文化且完全排斥外來文化的特殊化過程。

二、對位式的文化移轉

全球化既是一種經濟現象，又是一種文化現象，是現代性擴展的歷史產物。當今全球經濟、政治、文化已形成為一個相互滲透、彼此依賴、相互作用的整體過程，由於這種牽一髮而動全身的特性，使得全球性話語的分析單位已不再是傳統的民族國家，而是整全的世界體系。至於全球化進程中「距離的銷蝕」(the eclipse of distance)現象，其本質就是「流動的現代性」，這種流動的現代性通過民族國家和全球化的力量，對時間和空間進行了前所未有的重組，並產生了一種「抽離化機制」(dis-embedding mechanism)，促使人與人的社會關係得以從特定的場域中解脫出來，再進入到一個遠距離的交往形式之中，而這種全球空間的空前壓縮使得人類社會成為一個即時的社會。10 如果從文化的角度來看，全球化即意味著一種全球文化孕育的進程，這個進程同時也是「本土全球化」和「全球本土化」對位式相互辯證的「文化移轉」歷程。而所謂的文化移轉，係指兩種不同文化在交流過程中，因個別社會的實際需求而彼此改變和吸納對方文化的某些特質，且據為己用的過程。易言之，文化移轉是兩種不同文化間的融合過程，首先是外來文化被去情境化和本質化，之後再被本土化和再情境化，最終成為本土道地文化的有機構成部分。11 普洛卡斯提斯(Procrustes)為希臘傳說中的海盜，他將所補獲的人置於其所特製的鐵上，凡身長比長者削足，比短者強行拉齊與同長。薛曉源，〈全球化時代：我們為何？〉，李惠斌主編，《全球化與現代性批判》（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3 年），頁 1-4。陳韜文，〈文化移轉：中國花木蘭傳說的美國化和全球化〉，《新聞學研究》，第 66 期，2001 年 1 月，頁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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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以來，文化流(Cultural Flows)12_{一直被視為是全球化的終極} 源泉，而其基本形式為物質交換地方化、政治交換國際化、符號交換全球化。文化流所匯聚形成的全球化已導致全球各種文化的廣泛雜揉 (Hybridization)，而這種文化雜揉現象實乃因為文化移轉作用，直接促成兩個或更多的文化元素之綜合融合。在文化移轉過程中，全端賴於本土社會的自我選擇，其首先必須剔除原文化敘事的情境，再確定其核心要素，然後再根據本土社會結構加以重構和再情境化，惟原文化存在的形式同時也會影響文化移轉的方式和幅度，而一種發源於本土的文化被全球化之後，回過頭來又會被再本土化，並成為當地文化創新的起點。13 外來文化的本土化進程需要一個去情境化、本質化、去普遍化，之後再情境化的歷程，而被移轉的文化所呈現出來的風貌是本土的特殊化樣態，而不是普遍化的形態，同時也為原有的本土文化帶來新的活力並產生文化對話性(Dialogicality)。亦即兩種不同文化間的接觸，在經過一連串的對位式「文化震盪」(Culture Shock)之後，兩種文化間的「親和性」(Affinity)逐漸相互溝聯，再透過文化互補性原理的作用來完成「意義的轉換」，逐步發展出一種和諧、協調的新形文化，這就是一種「在地性同化」(Locally Assimilated)的過程。本土文化具有內源創造性，而所謂文化本土化係以本地社會文化體系取代外部強加且具有普遍性的社會文化體系，來作為社會發展的參考框架。惟與此同時，任何「地方性」的集合體─政治、經濟或文化，或由所有這些因素綜合而成的一個集合體，都是一個開放系統，因而得以在全球體系內同其他集合體進行廣泛、深度的對話。當代對文化全球化的批判性途徑多採「流動說」，而文化全球化則被視為一種漩渦似混雜權力的各種強勁「文化流」對文化主體交會衝擊的過程。請見 Arjun Appadurai, Modernity at Large: Cultural Dimensions of Globalization (Minneapolis, Min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6), p. 31, 37。陳韜文，〈文化移轉：中國花木蘭傳說的美國化和全球化〉，頁 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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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任何一種文化形式在本質和精髓上都是雜揉的。全球化與本土化之間存在著一種「文化延續」(Cultural Continuity)的內在關聯性，而全球化與本土化的對位式文化移轉，在形式上既是本土特殊性的普遍化，又是全球普遍性的特殊化。普遍性的特殊化意指全球同質、趨於同一內涵的行動普及於世界各地，而特殊性的普遍化係指全球各地本土特質的多元異質性，能各自發展成為全球普世所接受的現象。全球化與本土化在對位式辯證進程的持續「辯證運動」(Dialectical Movement)中不斷推陳出新，從而逐漸形成一種全球性範疇的「對位式複合體」(Contrapuntal Complex)之全球文化形態。

三、斷裂式的文化漂流

此外，根據阿帕杜萊(Arjun Appadurai)的說法，過去傳統的「中心／邊陲」模式(Center-Periphery Models)已經無法充分解釋當前的全球文化秩序。基本上，當代全球文化已是一種高度複雜的秩序，既相互交叉重疊又充滿斷裂與脫節。在全球文化形塑進程中出現了斷裂與脫節的現象，而斷裂性流動已是全球各文化間互動的基礎，這使得當代全球文化體系所呈現的是一種斷裂、多層次分裂、流動性、不確定性的混沌景象。14_{實際上，全球化已導致了一個實質的「內破世界」} (Imploding Worlds)。雖然，全球化的發展源自於世界各地生生不息的本土內涵，而本土在地者的行動亦構成了全球化的實質內涵，惟在當代全球化的主流價值和主流論述中，尚無法統攝涵蓋全球各地各種在地文化的異質內涵，而非主流的文化則長期被具壟斷地位的全球化力量之理性話語所壓制、切割，在時間上否定了同時性(Coevalness)，在空間上呈現為一種不連續性，15_{從而導致在全球化進程中出現了一種「同時者的非同時}

Arjun Appadurai, Modernity at Large: Cultural Dimensions of Globalization, pp. 3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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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斷裂狀態。更進一步說，全球化雖導源於全球各地多元異質的本土化價值，但若缺乏全球本土化的實踐，則單向度的文化全球化將可能淪為由西方文化霸權進行宰制的文化帝國主義(Cultural Imperialism)。甚且可能出現如同佛格森(Marjorie Ferguson)所批評的，全球化只不過是國際強權與跨國企業所建構出來的一套神話，16_{而在全球各地出現一種} 「不協調的共鳴」(Discordant Concords)，至於世界一家的地球村神話也只不過是一種「虛假共同體」的杜撰而已。近代西方殖民帝國主義在全球建構了一套緊密的空間科層制度，宗主國與其所屬各殖民地之間形成了一種垂直的階層式夥伴關係(Hier-archic Partnership)，再加上與帝國主義相結合的強勢文化體系，則更進一步強化了帝國在地理學上的優位性和在領土控制的意識形態上之合理性，17_{亦即透過文化體系的全面性擴張、滲透與宰制，進而形成全} 球性的「生態帝國主義」(Ecological Imperialism)，18_{並構成了全球} 文化體系的「複雜性梯度」(Complexity Gradient)關係。19_而這種生態帝國主義的不斷擴張，則是造成當代全球文化斷裂、多層次分裂、漂流的遠因。

Johannes Fabian, Time and the Other: How Anthropology Makes Its Objec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3), pp. 25-69.

Marjorie Ferguson, “The Mythology about Globalization,” 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Vol. 7, No. 1, March 1992, p. 75.

薩依德著，蔡源林譯，《文化與帝國主義》，頁 157、307。

Alfred W. Crosby, Ecological Imperialism: The Biological Expansion of Europe, 900-190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 295-308. 「複雜性梯度」概念借自盧曼(Niklas Luhmann)，請見貝耶爾，〈論盧曼的 宗教社會學〉，盧曼著，劉鋒、李秋零譯，《宗教教義與社會演化》(Reli-giöse Dogmatik Und Gesellschaftliche Evolution)（北京：中國人民大學 出版社，2003 年），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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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文化是人為的權威和參與結構，20_{當代西方文化強權透過}

跨國性「全套文化包裹」(total cultural package)的商業行銷方式，已在全球流行文化(Popular Culture)領域打造了一個「整體化的文化空間」(totalizing cultural space)，這種綜合性、擬百科全書式的文化形式包裹著一整套西方社會參考框架，對全球各地的次級文化系統進行同質化的征服，並形成了一種「文化普世主義」(Cultural Universalism) 的現象，同時加深了「制度化的文化宰制」(institutionalized cultural domination)格局，而西方中心主義的文化價值取向更被標榜為全球化的終極價值。以西方資本主義價值體系為基礎的全球文化架構，對其他非西方社會的區域性本土文化造成了深遠的衝擊與影響。這些衝擊與影響包括產生全球文化優於區域性本土文化的意識形態觀、造成區域性本土文化自主性的喪失，以及消費文化生活型態與價值觀的普遍流行。21_實際上，當代全球化的中樞神經在北美、歐盟和日本這些相互聯繫的經濟體，其通過全球不對稱的政經垂直依賴體系，將資本主義世界的價值體系擴散到全球各地的社會制度與文化體系中，從而形成了一種宰制性的文化霸權(Cultural Hegemony)。與此同時，西方文化霸權在非西方社會地區所造成的「比馬龍效應」(Pygmalion Effect)22_{已對個人價值體系產生衝擊、造成個人價值} 觀的混淆與迷失，導致世界各地本土社會出現斷裂式的文化漂流現象。這種斷裂式的文化漂流全面體現在一種「自上而下的全球化」與「自下而上的全球化」之間的深層矛盾中，「自上而下的全球化」以強大的、宰制性的文化霸權力量迫使地方性社會發生急劇的變化，而薩依德著，蔡源林譯，《文化與帝國主義》，頁 50。趙星光，〈全球化浪潮下的本土生命教育初探〉，《新世紀宗教研究》，第 1 卷第 3 期，2003 年 3 月，頁 28。比馬龍效應又稱「自行應驗效應」 (Self-fulfilling Prophecy)，指預期或期望的高低好壞會影響結局高低好壞的一種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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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下而上的全球化」的對位式制衡性力量之發展，則是本土社會追求一種「世界性平等」的主要希望所在。23

參、邊界的追尋與文化認同

一、文化對社會的建構作用

文化是一套「有序的意義系統和符號系統」，而所有的社會互動就是圍繞著文化來進行運作的，至於社會系統則是社會互動模式的本身。易言之，文化是人類用來解釋自身的經驗、指導一切行動的意義結構(the fabric of meaning)，而社會結構正是行動所採用的形式，是實際存在的社會關係網絡。所以，文化和社會結構是對同樣的社會現象之不同層面的抽象。24

基本上，文化有助於建構身分認同、為體制提供合理化的依據，以及強化整體社會的凝聚力。亦即文化塑造了社會秩序，而文化的「象徵形構」(Symbolic Formation)更直接對「社會形構」(Social For-mation)產生建構作用。因而，文化即是一種「秩序」，對應於一切有意義的社會行為，而具有規範秩序的功能，並通過「制度化」(Instituti-onalization)的過程而成為社會系統真實結構的一部分。總之，社會的日常生活世界就是一種文化產物，文化為社會行動者的既定場景和既定目標，而社會結構和社會行動者只不過是在體現文化言說和符碼而已。25 斯蒂芬．卡斯爾斯著，黃語生譯，〈全球化與移民：若干緊迫的矛盾〉，中 國社會科學雜誌社選編，《社會轉型：多文化多民族社會》(Social Trans-formations: Multicultural and Multiethnic Societies)（北京：社會科學文 獻出版社，2000 年），頁 255。

克利福德．格爾茲(Clifford Geertz)著，納日碧力戈等譯，《文化的解釋》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Selected Essays)（上海：上海人民出版 社，1999 年），頁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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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文化不僅包含了一系列的理論思想，同時還體現為一系列的實踐行為，亦即文化為統攝一套語言活動與道德活動的總體。26_首先，文化是一種以語言為基礎來詮釋外部客觀世界的整體意義體系，亦即特定的文化體系為特定的社會提供了一種世界觀，而世界觀則提供了關於普遍秩序的典範系統。也就是說，社會控制和社會秩序均源自於世界觀的規範作用，而社會現實就是世界觀「意義等級秩序」的客觀化，社會結構則是世界觀的意義等級結構的客觀化呈現。27 其次，通過對特定文化議題和象徵的選擇及重新表述，可將文化、傳統、社會結構和行為交織成一體。28_{人類不但借助文化來建構一} 個客觀性的世界，同時還通過文化來建構和組織人的知覺、概念、直觀的世界，其不僅具有再現性的特質與價值，同時還具有創造性與建構性的特質與價值。也因此，其不但為社會建構了一套穩定的相互期望系統(a system of complementary expectations)，而且還為社會的行動者樹立了規範的意義(a normative significance)。易言之，文化不僅是一套溝通符號，同時也是一套行為準則。

更進一步說，文化體系(Cultural Systems)是指一個透過象徵模式來運作的系統，而這些象徵模式是由行動者所創造出來或反映出來

Jeffrey C. Alexander, “Analytic Debates: Understanding the Relative Autonomy of Culture,” 吳潛誠主編，《文化與社會：當代論辯》(Culture and Society: Contemporary Debates)（臺北：立緒文化事業，1998 年）， 頁 1-37。

Ernst Cassiper 著，羅興漢譯，《符號．神話．文化》(Symbol, Myth, and Culture)（臺北：結構群文化事業，1990 年），頁 18。

陳維綱，〈中譯本導言〉，盧克曼(Thomas Luckmann)著，覃方明譯，《無 形的宗教─現代社會中的宗教問題》(The Invisible Religion: The Problem of Religion in Modern Society)（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 年）， 頁 5-9。

艾森施塔特著，仕琦譯，〈日本的歷史經驗：非軸心現代性的怪誕之處〉，中國社會科學雜誌社選編，《社會轉型：多文化多民族社會》，頁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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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之後再透過散布而傳播到社會體系(Social Systems)之中，並經由學習的過程而進入到個人的人格體系(Personalities)中。換言之，文化體系中的系統化價值標準和各類文化模式，一方面通過制度化的途徑進入到社會系統，另一方面則經由內化(Internalized)的方式融入到個人人格體系。此外，文化還是一套社會控制機制，用以控制人類的社會行為，而人類正是極端依賴這種超遺傳的、身體以外的控制機制和這種文化程序來指導自身行為的動物。因此，文化體系的整合與社會體系的整合一旦出現斷裂現象，則極可能導致文化意義框架和社會互動模式的失調，甚至因此而引發文化與社會之間的衝突。29 總之，文化係指「從歷史沿襲下來，體現於象徵符號之中的意義模式，是由象徵符號體系表達的傳承概念體系，人們以此達到溝通、延存和發展他們對生活的知識和態度」。30_{實際上，象徵符號系統構成} 了實證內容的文化活動(Cultural Activity)，而文化模式就是一種象徵符號體系或象徵符號的複合體，是塑造「公共行為」(Public Behavior) 的社會過程與心理過程的制度。文化模式具有雙重性(Duality)，一方面既按照現實來塑造自身，另一方面又按照自身來塑造現實，並將客觀的概念形式，賦予社會和心理的現實。31

二、多元文化社會中的文化認同

根據柏格(Peter L. Berger)的劃分，文化全球化的內涵除了與媒體較為密切的大眾文化之外，還包括了西方的教育理念、國際商業文化和基督教信仰等等。32_{然而，隨著西方資本主義價值體系逐漸向全球各} 克利福德．格爾茲著，納日碧力戈等譯，《文化的解釋》，頁 193。 Clifford Geertz,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Selected Essay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3), p.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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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擴散、深化，當代全球化所引發最令世人高度關切的議題即是文化認同的課題。文化向來即被視為是認同的泉源，33_{一個國家內部的認同通常係由} 文化所構成，而國家與社會邊界的確立更需要文化來進行建構與鞏固。然而，在這個全球傳播盛行的時代，由於不同文化之間的交流日趨頻密，各種文化之間的邊界也日益模糊並且不斷地被改寫，而經常處於一種變動不居的不穩定狀態。特別是通過持續性的文化移轉歷程，全球各地不同的文化體系因此而得以生生不息地不斷豐富發展，就此觀點而言，任何國家的文化都不會是固定不變地，它的意義會不斷受到詮釋和再詮釋，這也使得全球文化和本土文化之間的界限更加模糊化。34 在全球化的進程中，人們必須完全從他們傳統的地方性生存場景中「抽離化」出來，重新被賦予新的認同和身分後，再返還原來的地方性空間。但是，文化認同不是固定不變地，而是隨著文化資源的變遷、流動而不斷地被重新建構，其中大眾傳播體制是建構文化認同最普遍的一種資源和工具。惟全球化進程與文化認同之間的關係向來錯綜複雜，其可能導致某種狹隘的、激進的種族認同，也可能發展為跨文化的混合認同(Cross-cultural Hybrid Identity)和分割性的多種認同 (Fragmented Multiple Identities)。35_{基本上，認同是一種話語建構，}

而文化認同則可被視為想像共同體的符號整合，即將當中的差異表述

Peter L. Berger, “Introduction: The Cultural Dynamics of Globalization,” in Peter L. Berger & Samuel P. Huntington, eds., Many Globalizations: Cultural Diversity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1-16.

薩依德著，蔡源林譯，《文化與帝國主義》，頁 4。

陳韜文，〈文化移轉：中國花木蘭傳說的美國化和全球化〉，頁 14-17。 Chris Barker, Television, Globalization and Cultural Identities (Buckingham: Open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6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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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統一。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人口的跨國移動與文化的電子傳輸催化了混合認同的發展，同時也加速了文化的趨同化。至今，全球化不僅僅是當代最為流行的話語，或是一種新穎的知識體系，而且更是一種新奇文化經驗的本身，其一是建構虛擬的網絡空間，另一是具體再現一個異國他鄉的擬真空間。對全體社會成員而言，文化是被建構來傳遞一個同質的感覺、一個限定下的整體。從文化認同的層面來看，就全球化向度而言，這是一個充滿了彈性公民權、旅行文化、斷裂漂流和跨文化的想像與真實；但就本土化向度而言，卻需要建構一種更切身的「關聯性」(Connectivity)，亦即重塑一種地方共同體的感覺，傳達一種重新連結斯土斯民、族群、歷史、意義、政治、生命和社區的集體欲求。

事實上，我們只是生活在一個局部全球化的世界(A Partially Glob-lized World)之中。36_{在全球文化的多元格局中，文化認同必須建立在}

文化多樣性(Cultural Diversity)和文化差異(Cultural Difference)的基礎上，超越傳統以國家框架所形構的共同規範，而這種單一認同的解體，同時意味著單一權威的解構，這也是一種權力平衡的社會形態。實際上，多元文化社會的文化認同是非本質的、去中心的，形成多元認同(Multi-identities)格局，其中最顯著的現象是一種跨國性流動「彈性公民」(Flexible Citizen)37_{群體的形成。} 在文化全球化的進程中，本土文化對全球各地絕大多數的個人而言，仍是其必須終身仰賴及致力追尋的原初鄉愁，而對其充滿了無限的迷戀(Obsession)，因而本土文化仍然深具生命力。因此，除了全球層次的文化體系之外，世界各地還同時併存著各種地域性和地方層次

Robert O. Keohane, “Governance in a Partially Globalized World,”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95, No. 1, March 2001, pp. 1-13. Aihwa Ong, Flexible Citizenship: The Cultural Logics of Transnationality (Durham &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112-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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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次級文化系統。實際上，不同國家的文化認同之構成具有其多樣性，且都存在著各種「看不見的差異」(Invisible Divides)，38_而能在全球範疇內形成一種異中求同的「重疊的共識」(Overlapping Consen-sus)，即其能被各種不同的，甚至是相互衝突的信仰、道德和哲學所接受或認可。39 基本上，文化認同是個人終極意義系統的建構，而現代社會中的終極意義系統則以內容的豐富多樣為主要特徵。當今全球化的主流價值取向，已由「短缺價值觀」向「安全價值觀」轉變，過去長期來強調經濟成就、經濟理性、經濟增長，追求利潤極大化的短缺價值觀，已逐漸轉向為強調寬容為本的安全價值觀，而這正是建立多樣性社會的基礎，也是培養個人間高度互信感的前提。40_{而互信基礎則是承認文} 化多樣性和建立多重認同的先決條件，由互信所產生的「容納機制」 (Accommodating Mechanisms)則可以維持多元次級體系之間的平衡。在全球化進程中，共用同一套價值體系的多元個體雖具有其差異性，但當全體成員共同面臨威脅其價值體系的衝擊時，這些多元的個體卻可以形成一個生命共同體，共同抗拒外力，而體現為多元文化社會的文化認同新典範。

三、當代全球文化疆域的重構

探討當代全球文化疆域的重構，首先必須跳脫傳統「地域陷阱」 (Territorial Trap)的困境，41_{進而通過網絡和流動的概念來檢視文化疆} Marjorie Ferguson, “Invisible Divides: Communication and Identity in Canada and the U.S.,”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Vol. 43, Issue. 2, June 1993, pp. 42-57.

汪暉、陳燕谷主編，《文化與公共性》(北京：三聯書店，1998 年)，頁 30。羅納德．英格爾哈特著，黃語生譯，〈變遷中的價值觀：經濟發展與政治變遷〉，中國社會科學雜誌社選編，《社會轉型：多文化多民族社會》，頁 5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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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的重構。基本上，文化移轉是一個各種文化不斷雜揉融合的過程，由於不同文化系統之間的交互激盪，使得各自原有的文化邊界逐漸模糊化，甚至在彼此之間形成一種文化的「第三空間」(the third space) 地帶，從而也使得個別的文化系統必須不斷地進行重構工程。在全球化的不斷衝擊下，已導致了固有文化疆界的消逝、時空的壓縮，同質化與異質化的緊張、全球與本土的對峙，而傳統價值的大幅衰落與社會變遷的加劇，無論在東方或西方都出現了某種的「倫理危機」(Ethics Crisis)，這也使得世人更加關切文化全球化的課題。因此，當前全球社會亟需建構一個低限度的「全球倫理」(Global Eth-ics)。基本上，全球倫理的建構是自下而上的，而不是自上而下的，亦即透過由世界各地諸本土傳統文化所各自發展出來的多元倫理觀，這種多元倫理觀沒有定本，所強調的是要在精神上能相互融通，使得每種傳統文化都能藉由各自的母語與本土概念來進行表達、溝通。42 雖然，全球化已使得全球各地區域性傳統文化面臨了可能崩解的厄運，但同時卻也開啟了多樣新的信念、價值和生活形態，以供世人選擇。文化全球化的發展趨勢已導致世界各地區域性本土傳統文化的全面反動，直接促使另類現代化途徑與文化認同主張的提出，因而在當代全球化進程中，影響社會變遷與社會重構的主要因素，是一種具普世主義的西方價值與具特殊主義的本土價值之間的互動組合體，這種互動組合體存在於大部分的非西方國家與社會之中，從而形成了一種多類型文化重疊交織的全球文化樣貌。基本上，任何文化系統的運作均係按照自身的內在邏輯與習慣來

John A. Agnew, “The Territorial Trap: the Geographical Assumption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Vol. 1, No. 1, Spring 1994, pp. 53-80.

劉述先，〈全球倫理與台灣本土〉，《新世紀宗教研究》，第 1 卷第 3 期， 2003 年 3 月，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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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抉擇，並據此決定對外來文化該如何加以改造或吸收。同時，文化的符號和符號體系亦能夠超越「時空座落」主觀意向的表達，進一步跨聯生活現實中不同的場域，並將其整合成一個具有意義的整體。準此以觀，當今人類的文化領域在全球化的進程中，已初步取得了一種新的形式與內涵，特別是在電子資訊網路產業的全面衝擊下，全球各地區域性本土傳統文化的諸次級文化疆域(Subculture Territories)均面臨了解構與重構的機遇和挑戰。這個新而快速崛起且發展迅速的地理與符號空間，不存在著中心、半邊陲與邊陲的結構性問題，但同時卻還能保有個人和社會認同，而呈現為一種開放和參與的歷程。在全球化進程中，電子空間為社會互動提供了日常活動的平臺，而傳統社會的意義系統一方面不斷地在流失地方性，另一方面則逐漸跨越國家疆界，從而使得世界各地多元文化的社會形態都同時在進行解構的「去疆界化」(Deterritorialization)和重構的「再疆界化」(Re-territorialization)，特別是經由符號網絡系統的整合，整個世界乃轉瞬間存在於當下，而這是一個理性符號的世界、一個「想像的地理空間」，而不是一個直接體驗的世界。這個嶄新的文化空間不僅是文化全球化與本土化相互交織的空間，同時也是所有生命個體在發展上一個重要的競合場域，在這個普遍化的結構範圍內，每一個單一現象隨時都在改變。43 全球化導致全球各地諸次級文化意義系統的持續變動，而全球社會也不斷地在去中心化(Decentralization)之中，亦即各種傳統文化的中心價值，以及其組織整體都在不斷地流失中，而相對地世界各地的社會空間也必須進行相對應的重構，而形成一種同時去本土化(De-loc-alization)與再本土化(Re-localization)的歷程，這種現象具體表現在全林信華，〈多元華人文化與兩岸關係〉，發表於「第四屆兩岸遠景論壇兩岸交流的回顧與展望」學術研討會（臺北：兩岸交流遠景基金會主辦，2004 年 11 月 19-20 日），頁 7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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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各種地方認同(Local Identities)的重建。文化作為一種符號的力量，正無時無刻地在社會網絡中運轉著，而當代全球文化所形構的生活方式也表現出更多元的形象特性，新的社會生活共同體的秩序不再是只以共同的相似性為前提，而是同時也以彼此的差異性為前提，亦即認同與差異同時並存於社會當中，過去那種完全封閉的意義系統已不復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個充滿無限可能性與替代性的開放領域。44 全球化進程導致全球各地文化的同質化，同時也逐漸讓世人意識到同屬於一個地球世界，並共同分享了全球認同與精神文明。這種發展趨勢將全球導向建構一個「世界一體」的軟、硬體環境，而這個環境就提供了當代人類生存、自我認同和活動的參考架構，這就是所謂的全球文化。而當代人也已逐漸習慣藉由這個新的全球文化架構，來詮釋其日常生活意義。45

然而，一種全新的全球社群、「全球市民社會」(Global Civil So-ciety)是否業已形成？全球化對人們的日常生活產生了深刻的影響，特別是透過網際網路的串聯，使得跨越時空距離的網路虛擬世界成了具體的生活經驗，網路不但提供了一種超越性的經驗，同時也提供了一種全新的生活方式。全球化的劇烈衝擊，讓原有的本土視野有了更寬廣的全球性認知和全球觀點，世界在此被「去神秘」了，而出現了天涯若比鄰的「去領地化」現象，46_{從而形成了「部落化」(Tribalization)} 的「地球村」(Global Village)格局。林信華，〈多元華人文化與兩岸關係〉，頁 82-83。趙星光，〈全球化浪潮下的本土生命教育初探〉，頁 25。張頤武，〈全球化的文化挑戰〉，《人民書城》，2005 年 8 月 15 日， <http://www.booker.com.cn/big5/paper18/1/class001800006/hwz129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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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一個尋求發展的轉型社會與年代

一、中國現代化的新進程─改革開放的全球視野

全球化已將當代中國的發展進程納入世界體系，全球文化疆域的變遷將直接牽引著中國未來的發展走向，但相對地，中國未來的發展動向也勢將全面影響當代全球政治、經濟和文化的整體發展。中共當局自 1978 年推動改革開放政策之後，即不斷通過「國際大循環」、「梯度逐級開發」、「圈層開放」等發展戰略的開展，使得中國逐步與世界接軌。然而，中國大陸在追求經濟現代化的同時，原本具有「高度政治化的化約性格」的共產黨傳統文化也面臨了劇烈的轉型與挑戰，47_{共產主義的價值意義體系(Meaning System)在與全球文化接} 軌的激盪過程中，正產生急遽的蛻變。檢視當代的中國社會、民族主義和意識形態的邊界，其依然相當清晰，至於如何固守傳統文化疆界則一直是當代中國各種民族性運動的主要目標之一。惟在追求發展的現代化進程中，中國無法自外於全球化而成為「自在之地」，若僅一味地閉關自守，恐將陷入「不對話即死亡」(Dialogue or Death)的困境中。48_{過去中共當局一度標榜走}

自力更生的「一國社會主義」(Socialism in one country)路線，然此一理念無非只是一種民族主義的虛構，實際上中國自始至終即無法完全割斷或擺脫與全球體系的互賴關係。從當代全球發展課題的焦點來看，始則經濟，繼則社會，終則文化。49_{實際上，發展完全是一種文化向度價值體系的嬗變，過去以民族} 李英明，《現階段大陸政經社會發展與兩岸關係》（臺北：永然文化出版公司，1994 年），頁 144。

Leonard Swidler, ed., For All Life: Toward a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a Global Ethic (Ashland, Oregon: White Cloud Press, 1999), p. 16. 范．尼烏文赫伊茲著，文光楚譯，〈文化和發展：虛假的兩難選擇和真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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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主義為立足點，強烈追求支配和開發利用的西方現代性既不具普遍性也非永恆，其有效性在時間和空間兩方面都受到侷限。基本上，任何文化本身就是一個由世界觀和生活方式所構成的宇宙體系，因而其體現了對西方所謂的發展意義、目的及效果的理解，且均以自己的文化作為自然而然的參考框架(Framework of Reference)，實際上也就是決定性因素，50_{此見諸於當代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尤其深刻。} 現代化理論可分為兩大流派，一個是馬克斯主義學派，認為經濟、政治和文化是緊密相關聯的；一個是韋伯學派，認為文化決定著經濟和政治生活。51_{但無論如何，可以肯定地是，任何特定的文化遺產} 可能直接或間接地促進或阻礙一個國家的現代化進程，因此，我們可藉由「文化擴散」(Cultural Diffusion)的角度來分析在全球化進程中現代性與中國社會的關聯性。關於現代性的界定，必須避免陷入任何形式的民族中心主義之迷思中，中共建政初期所採行的「蘇聯模式」是一種結合「唯意志論」和民族主義的非內源性發展模式，但其思想基礎和西方模式是一樣地，仍然認定需要發展生產力、需要以理性的王國取代信仰和傳統的王國。在改革開放之前，中國的現代化進程採取了社會動員的方式，直接訴諸民族和階級的意識形態和價值觀，推行大躍進運動，並發動文化大革命，從而確立一種有別於西方啟蒙哲學和進化思想的發展模式。52_{然而，無論是採「蘇聯模式」，抑或「大躍進」與「不斷革命」} 問題〉，中國社會科學雜誌社選編，《社會轉型：多文化多民族社會》，頁 196。范．尼烏文赫伊茲著，文光楚譯，〈文化和發展：虛假的兩難選擇和真正的問題〉，頁 206-211。羅納德．英格爾哈特著，黃語生譯，〈變遷中的價值觀：經濟發展與政治變遷〉，中國社會科學雜誌社選編，《社會轉型：多文化多民族社會》，頁 46。阿蘭．圖雷納著，程雲平譯，〈現代性與文化特殊性〉，中國社會科學雜誌社選編，《社會轉型：多文化多民族社會》，頁 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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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集體動員模式，都無法真正實現中國的現代化。直到中共當局推行改革開放政策，標舉走「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之後，中華文化的傳統價值內涵才又再度成中國追求現代化的基模(Schemata of Interpretation)。基本上，所謂的「中華文化」是中國人一種歷史身世和權力建構的論述形成過程，而中國人的文化，也就是一種流動不居的生活方式。全球化意味著文化形成越來越失去固定空間的限制，並很難再集合為特定的整體和形成獨特的傳統。53_{而這種情況已經在當今的中國大陸出現了，各社群的「共同文} 化」已經越來越難於保持其原有的形態。實施改革開放之後，中國大陸在「再中國化」和「再國家化」的作用下，本土文化的想像界線開始模糊化並進入一種重構的狀態。至今全球化已全面衝擊了世界各地傳統的區域性本土文化和經濟體系，中國大陸目前所面臨的一系列社會問題，諸如社會分層劇烈震盪、下崗失業問題嚴重、貪污腐敗現象層出不窮等，部分除了係受到制度性轉型的內在因素之影響外，同時正反映了當代全球化趨動力對中國整體社會所造成的巨大衝擊。原來的共產主義社會的傳統社群也面臨了嚴重的挑戰，鄰里關係、社會結構、單位體制等都受到廣泛的衝擊。甚至連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大陸強調以經濟成長和改善人民日常生活水準為基礎的社會共識都受到侵蝕。54 自改革開放以來，在全球化擴張趨力不斷牽引的壓力下，中共當局為因應此一世界大潮，乃不得不加快深化改革的力度，傳統社會主義的指令型計畫體制被迫快速轉型。然而，無論是在所有制改革，或對身分制和戶籍制的鬆綁，以及伴隨市場經濟發展所帶來的職業分化趨勢等，都已直接或間接地促進了中國社會的大變遷，特別是自 2001 王寧、薛曉源，《全球化與後殖民批評》（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 年），頁 140。張頤武，〈全球化的文化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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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之後，全面性的社會變遷或變革已勢不可擋。同時，伴隨著資本主義的全球化，在市場經濟商業文化、大眾流行文化和消費文化的多重衝擊下，中國大陸社會內部的階層分化已日益擴大、貧富差距亦逐漸拉大，從而形成了一種總體性的社會變遷型態。基本上，我們可將現代性視為是社會自身所採取一種不斷擴大行動的過程，而現代性的理性普遍性若與各民族文化的特殊性之間全面對立，則可能導致世界性的文化割裂。然而，當代全球文化現代性劃時代的標誌，則是世界各國政府在面對文化全球化及致力追求現代的同時，也逐漸對各自的文化傳統表達高度的重視，並進行相關保護措施。而這正是全球重建和平、尋求和解與重建公民意識的新契機，進而縮小人們在社會、文化和政治上的距離，創造對同一個整體的歸屬感，以及對世界共同負責。揆諸當代世界發展的核心議題，首先是從政治自由轉移到經濟增長，繼之轉移到社會平等，最終轉移到文化自主。邁入改革開放的新時代、新處境之中，中國大陸亟需透過與域外文化的對話來為其「自我確認」尋找出路。

二、後共產主義本土文化論述之再生

中共當局推動改革開放路線，強調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或「中國式社會主義」，基本上可將其視為「後共產主義」(Post-Communism)55_{的歷史發展範疇，而中國的社會主義道路為因應中國特} 殊國情的需要，已逐步深化本土價值內涵，而一種強調復興中國傳統

Lesile Holmes, Post-Communism: An Introduction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7), pp. 116-122; Michael McFall, “Transitions From Postcommunism,”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16, No. 3, July 2005, pp. 6-19.所謂「後共產 主義」係指 1989 年之後，原共產主義國家紛紛揚棄或修正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後，在政治、經濟和社會等領域所出現的轉型現象，其面向包括政治制度的革新、市場化與私有化，以及各種社會運動和市民社會的問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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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文化的後共產主義本土文化論述，已在中國大陸全面興起。這種後共產主義本土文化論述的再生，將有助於中國重新建構一個兼具世界性與民族性的現代型社會體系。中共建政之後，一方面基於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信仰原則，對中國傳統文化一度抱持否定、打壓的態度而肆意進行破壞；另一方面，則不斷地透過一連串的政治運動將共產主義統治性的意識形態直接傳輸到社會成員的日常生活中來，試圖藉此取代傳統的民族文化價值體系。因此，中國社會出現了一個全國性的擬似替代性(Alternations)象徵共同體─共產主義，共產黨人透過一種佈道傳教的方式介入中國傳統文化的象徵共同體，企圖以新的共同體取代傳統的社會價值體系和社會秩序。但實際上，共產主義象徵性共同體的建立，只不過是對中國傳統文化價值體系的一個實踐性「再解釋」(Reinterpretation)過程，共產主義並未能實質取代中國傳統文化體系，其官方統治性意識形態的表象，充其量只不過是對傳統文化體系一體化結構的形式補充，從而形成了一種「富有中國文化內涵的社會主義」或「帶有中國民族特色的社會主義」的象徵性共同體。實際上，當代全球社會均無法自外於全球化浪潮，今天的中國大陸社會與全球其他地區一樣，均無法避免來自於全球化所匯聚孕育的全球文化之衝擊。全球化的價值趨向在通訊科技、跨國文化企業與人口流動的多層次催化下，已全面滲透到全球各個地區與社會，並對個人的生命價值與社會秩序造成了莫大的衝擊。56_{當前中國大陸的社會失} 序現象與個人生命價值觀混淆的問題，已非中國大陸單一的區域性社會現象，而是全球各地普遍共同面臨全球文化衝擊的適應過程。一種融合全球文化與本土文化特質的本土性全球文化，須符合本土自我認同的需求，其已成為當前全球區域性文化發展的主軸，且已逐漸伴隨全球化浪潮而成為全球價值體系的一部分。在後共產主義本趙星光，〈全球化浪潮下的本土生命教育初探〉，頁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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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文化論述的再生中，如何選擇性地堅持中國本土傳統文化特色，攸關著中國本土文化生命力的維繫與本土文化能否永續發展，至於如何建構一種能同時保留全球文化與本土文化特質的多元融合性全球文化形態，則是當前中國大陸後共產主義本土文化論述的核心課題。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大陸的社會領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而在這一系列的急劇變遷中，實以中國民族本土文化的復甦最為特殊，這種現象實為中國傳統文化深層結構價值體系的一種再現過程。當前，中國的民族本土文化仍是一個正在持續不斷生成的象徵體系之整體 (Generating Totality)，而在中國傳統文化總體性的變遷過程中，除了廣受全球化趨動力和國家權力等「外在變遷」(Exogenous Change)因素的影響外，同時還深受文化象徵體系本身「內生變遷」(Endogenous Change)因素的影響。推動改革開放之後，中國大陸已逐漸出現「非國家化」現象，亦即黨國機器已逐步降低對人民日常生活各個領域的干預程度，這有助於中國傳統民族文化的再現與具現代性的社會體系之建構。為了確保文化的創新活力，未來對中國民族主義的再現，理應統攝為一個兼容並蓄的多元主義價值體系，同時容許民間社會各種不同論述擁有各自的表述空間。至今，進入後共產主義時期的中國已逐漸形構出一個涵蓋「全球／國家／地方」辯證關係下的新型社會形態，而這個建基於中國傳統本土文化的新主體之形成，則可視為是在全球的差異、矛盾、錯置與溝通中，一個不斷地建構、解構與再定義的過程。在後共產主義的本土文化論述中，除了仍然保有社會主義傳統的平等精神和具實用價值的黨國組織原則外，中國傳統的民族文化獲得大幅的再現，而一種強調面向全球的有限開放理念也進一步得到確立。與此同時，中國傳統文化再次發揮其特有的融合性功能，而得以在文化全球化的對位式辯證進程中，逐步地吸納、整合域外的資本主義文化，使得當下逐步豐富發展、兼具中國民族特色的本土文化能夠成為當代中國社會的重構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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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當代中國社會形構的內涵，仍然存在著「全球／國家／地方」的結構性差異。基本上，在地方層面係以中國「小傳統」(Little Tradition)文化的再現為基調，並帶有部分黨國體制治理下社會主義思想的遺緒，且披附以西方的流行文化為時尚，然而地方領域實際上還存在著東部、中部和西部的地理差異，以及城鄉的差距。在中、西部等內陸的大部分農村地區，中國小傳統文化是主流，社會主義的官方意識形態仍扮演著一定份量的角色，而西方流行文化僅是附麗其表。至於沿海地區和各大都會區，全球化文化的支配性力量已漸具影響力，乍現的小傳統文化卻日漸邊緣化，而社會主義的官方意識形態則仍然保有相當的份量。在國家層面，中國「大傳統」(Great Tradition)文化被官方有計畫、選擇性地重現，特別是有助於穩定與強化統治意識形態的儒家文化獲得高度重視，而社會主義的官方意識形態和黨國組織原則仍是維繫國家政權運作的合法性基礎，同時西方資本主義文化的實用價值亦備受青睞，而為官方菁英和知識菁英所奉行不渝。至於在全球層面，為求與世界接軌，而俾於中國早日融入國際社會，西方文化為中國菁英界所廣泛採行，但在堅持民族和國家自主性的前提下，標榜中國大傳統文化價值和社會主義文化價值則是中共當局強調與西方國家交往的意識形態基礎。

三、中國傳統文化的再現與大小傳統二元文化結構的變遷

在全球化浪潮舖天蓋地的衝擊下，中共當局選擇了改革開放的新路向，對文化和意識形態領域也採取了一種更為寬容的務實態度，而中國傳統文化也因此獲得再現的契機。然而，這種傳統文化的復興絕非僅是對傳統價值一味地依戀或「懷舊」(Nostalgia)而已，而是一個對傳統文化的再現或再發明的過程，亦即文化復興反映了民間社會試圖將過去的傳統文化改造為可以用來表述當前社會問題的交流模式之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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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以來，在傳統中國社會即存在著一個整體性的泛圖騰體系 (Pan-totemic System)，而這個泛圖騰體系基本上可被區分為官方的或正式的「大傳統」，以及民間的或非正式的「小傳統」等兩個次級文化體系。所謂「大傳統」係指以都市為中心，以及以士紳知識社會階層和政府官僚為主體，並以傳統儒家文化價值為取向的菁英文化；至於「小傳統」則是指鄉民社會中一般市井民眾的俗文化，特別是農民文化和習俗，是民間社會自身所創造出來的特有文化形態，主要載體為農民，而具有強烈的地域性特徵。57_{雖然，大傳統和小傳統的次級文} 化體系都有其各自分立的運作邏輯和機制，以及獨立的內在權力結構，但在中國整體的社會體系中，大傳統的思想潮流與小傳統的大眾文化向來是相互雜揉地，而無法完全被割裂開來。中國傳統地域化(Localization)的民間小傳統文化體系，雖然具有其相對的獨特性和自主性，但卻深受中央政權、地方政府和各社會階層，以及中國固有大傳統主流意識形態的影響。這也使得民間的小傳統文化體系和官方的意識形態結構呈現為一種高度相對應的同晶型(Iso-morphic)結構，從而使得中國的「國家／社會」契合為一種高度一體化的超穩定(Ultrastable)結構。也因此，要了解中國文化和社會的發展與變遷，就必須將國家政權、菁英文化和鄉民社會納入一個共同的論述架構(Discoursive Framework)之中來進行分析。關於中國傳統文化的再現，其分別交互出現在大傳統與小傳統的兩個領域中。首先，由於受全球化的全面性衝擊，因而導致中國官方社會主義大傳統結構中黨國一體化權威的弱化，從而鬆綁了對民間小傳統的嚴密控制，這也使得中國傳統文化得以從民間小傳統領域逐步獲得再現、開展，之後並進一步得到中國官方的默認。至於小傳統文

Robert Redfield, Peasant Society and Culture: An Anthropological Approach to Civilization (Chicago &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6), pp. 7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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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變遷，則已造成了一種「從下而上」的文化復興熱潮，並進一步帶動了中國大傳統文化的復興，且逐步獲得中國官方的支持與肯定。至於中國傳統文化變遷的內涵，在小傳統方面，主要表現在民間宗教(Popular Religion)信仰和宗族組織的復興，而大傳統則主要表現在知識菁英和中共在官方意識形態上對傳統儒家文化的提倡與禮讚，進而強調一種民族主義文化觀的優位性，標榜中國千年歷史文化傳承價值在當代世界體系中的新地位。由於各個地域化的小傳統文化體系與國家的意識形態是相互聯結的，因而其中任何一方結構性的變遷都將同時牽動另一方的變動，一旦文化體系的神話結構進行重組或象徵符號產生替換時，即意味著社會結構已經發生變遷了。在中國地域性民間俗文化的小傳統中，早已形成一套獨立自主且具有秩序及內在邏輯(Order and Inner Logic)的民間宗教信仰體系，58

這套民間宗教在意識形態上屬於非官方的文化體系，在文化形態上則偏重於實踐層面，而與民間社會大眾的日常生活揉合成一個密不可分的有機整體，是整體中國文化的重要構成部分。在全球化進程中，大傳統與小傳統的二元結構均同時面臨了全球文化的衝擊，在推動改革開放的 28 年間，大傳統的菁英文化主要是受到來自西方教育理念、國際商業文化的直接衝擊較大，而小傳統的俗民文化則受到日常傳媒大眾文化的影響較深，從而改變了一般民眾的價值觀和生活形態。無論是大傳統或小傳統，在經過數千年的歷史實踐，傳統中國文化的象徵價值體系在中國社會中已達到完全「晶化」(Crystallized)的效果，而成為中國社會深層結構中的「組織原則」(Organizational Prin-ciples)和個人的行動規範與準則。59_{至於傳統中國文化的象徵體系之殘} 根據歐大年(Daniel Overmyer)的說法，「邏輯」一詞不僅是指嚴密的邏輯思辯系統，同時也可以是一套相互關連，前後連貫的說法。請見歐大年，〈中國民間宗教的秩序和內在理性〉，《通訊》，第 3 期，1998 年，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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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意識，則仍然是中國人記憶中認知的實體，並構成一個具有普遍性意義的象徵「跡本」(Sedimentation)，而儲藏了大量傳統的生活習慣模式與集體記憶，其已將殘存的經驗自具體的個人經驗中分離，並被賦予匿名(Anonymity)特質，繼續導引著中國人的日常生活步調，並成為中國人日常生活中的「知識倉儲」(Stock of Knowledge)。60 中共自建政後，即一再地通過一連串的社會主義改造運動，試圖改造傳統深具封建主義色彩的舊中國社會，但從社會發展的角度來看，無論革命的手段如何激進徹底，即便是對社會成員進行全面性的洗腦或思想改造工作，也無法完全滌盡具有普遍性意義的社會跡本，而社會發展的「知識倉儲」更不可能被完全更新或取代。但是，在全球化浪潮的衝擊下，無論是大傳統或小傳統都已注入了大量西方文化的普世價值觀與流行觀念，同時在全球文化不斷擴張洗禮下，固有的大小傳統之文化界限也日漸模糊化，而有逐漸揉合融通的趨勢。

伍、結論

當今世人所面臨的全球化，無疑是一個全人類文化價值體系的「典範轉移」(Paradigm Shift)的大時代，一元處境的思維已被多元處境的思維所取代。實際上，全球化並不是一個普世的福音(Gospel)，而是一個全人類社會所面臨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戰；同時全球化也不是「歷史的終結」的烏托邦，而是人類不得不共同面對的世紀性艱鉅課題；然而，全球化也不是複雜難解的「高爾迪亞結」(Gordian Knot)61_，陳重成、陳麗寶，〈全球視野下的中國民間宗教：象徵體系的變遷與現代化進程〉，頁 224。「跡本」(Sedimentation)一詞源自胡塞爾(Edmund Husserl)首度將其引入社會學中，是指殘留在個人意識中的經驗，成為記憶中認知和記憶的實體。而個人互為主體的跡本，在某種符號客觀化(Objectification)之後，即成為社會跡本；至於社會倉儲一詞則採借胡塞爾的用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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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亞歷山大的利劍，只須凝聚互為主體(Inter-subjective)的全球共識，即可開創人類發展史上的另一頁新局。就當前全球文化的發展趨勢而言，在諸多全球化力量蓬勃發展的地區，一種能同時整合本土文化與外來文化的雙重特性，從而形成具有地區性與跨國性的融合文化，已逐漸成為一種全球的普遍現象。未來，全球可以持續保持一種以多層次行動為基礎的發展，而全球化的大敘述(Grand Narratives)則可建構出新的人類本質、新的社會體制、新的文化觀、新的歷史觀和新的世界觀，從而達成建立一個更開放、更重視差異性、更容許身分和體制秩序不斷流動的去中心(Decentraliz-ed)之「後現代秩序」(Post-modern Order)的多元社會。另一方面，從中國的歷史長河來看，中國傳統文化一直是個開放的、兼容並蓄的象徵體系和意義體系，同時還兼具了功利主義的現實取向，並與域外文化、本土社會中的文本傳統、官方文化和大眾俗民文化之間保持一種盤根錯結的複雜關係，這種特質不但使得中國文化具有一種高度的變遷彈性，同時也符應了當前全球化對位式辯證發展邏輯的大趨勢，更有助於中國大陸去發展出一種既能與世界接軌，且涵蓋本土性與全球性，而又具有中國特色和主體性的民族本土文化體系。總之，全球化的對位式辯證發展趨勢，將促成一個統攝多重中心、互為主體的多元新世界體系，這個蘊含多元價值體系的新世界將

西元前 333 年的冬天，亞歷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 356-323 B. C.) 率軍隊進入地處亞洲的高爾迪烏姆城(Gordium)時，聽到一個著名的預言：誰要能解開城中那個複雜的高爾迪亞結(Gordian knot)，誰就會成為亞細亞王。好大喜功的亞歷山大對這個預言非常感興趣，就請人帶他去看那個複雜的結，並試圖解開它，但嘗試了幾個月，卻都無法找到結的兩端。他茫無頭緒，一邊踱步一邊自問：「我要用什麼方法解開這個結呢？」突然間，他「靈光乍現」的想到一個辦法，那就是「自己制定解開此結的規則」，於是就拔劍一揮，把結砍成兩半。此指只有通過激烈行動才能解決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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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個跨越文化、具多元文化形態的新世界，在全球化浪潮的不斷衝擊下，中國文化自不可免地必須與全球文化接軌。同時，本土文化與全球文化的辯證效應亦已導致全球出現一種「非主導敘事」的「去領地化」現象，這將提供給中國文化一個更寬廣、更有利的發展空間。特別是在全球文化疆域重構的過程中，一種能堅持本土特色且可有效融合域外文化的中國民族文化，將成為具有世界性的全球文化之有機構成部分。（收件：2006 年 1 月 13 日，修正：2006 年 8 月 25 日，採用：2006 年 9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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