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khail Bakhtin狂歡節概念的民主化意涵：從批判取向論述分析的理論困境談起

(1)

Mikhail Bakhtin 狂歡節概念的民主化意涵：

從批判取向論述分析的理論困境談起

*

王孝勇

** 投稿日期：2010 年 11 月 16 日；通過日期：2011 年 1 月 14 日。 *_{本論文為國科會研究計畫《從批判取向論述分析的理論困境看 Mikhail Bakhtin} 「狂歡節」概念的民主化意涵：理論的閱讀、接合與反思》（NSC 99-2410-H-126-001-）之部分研究成果，初稿曾宣讀於「2010 中華傳播學會年會暨第四屆數位傳播國際研討會」。作者特別感謝政治大學新聞學系鍾蔚文教授、兩位匿名評審與編委會給予的寶貴意見。 **_{作者王孝勇為靜宜大學大眾傳播學系助理教授，e-mail: hywang2@pu.edu.tw。}

(2)

《摘要》

本研究旨在藉由檢視批判取向論述分析的理論困境探討 Mikhail Bakhtin 狂歡節概念的民主化意涵。研究發現，Bakhtin 透過狂歡節語言與身體論述所揭示出的「由下而上」的語言過程、語言系統與社會系統之間的辯證關係，以及言說主體在與它者「對話」和「對抗」的關係中，有意圖地經營「區分」、「接合」等「語言形式」進行意義的解構和再建構，具體說明了民主化如何在語言和文本中呈現與運作，並且對於化解批判取向論述分析的理論困境提供了充分的理論資源。關鍵詞：巴赫汀、民主化、再意義化、批判取向論述分析、狂歡節、語言形式

(3)

壹、問題意識

當代的政治與社會文化潮流使得「民主化」（democratization）成為關鍵的理論性及歷史性議題。作為描述政治社會從封閉、控制、極權走向開放、自由、離心的術語，民主化具有的時代意義和理論意涵，除了引發了諸多學者的關注與再思考，也是當我們試圖了解當前政治、社會文化的內涵與歷史意義時，值得優先研究的課題。然而，有別於傳統社會科學傾向從制度的設計、法令的修改，或從特定社會組織內部的角度談論民主化，以批判論述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與批判語言學（critical linguistics）為代表的「批判取向論述分析」（critically oriented discourse analysis ；以下簡稱 CODA），1受到 Althusser 與 Gramsci 等批判學派的理論家對於當代社會與政治實踐的關注，以及藉此延伸出的關於意義或意識形態問題的初步思索所影響，進一步以「語言」為出發點，試圖透過將抵抗、自由、解放等議題置於核心，從批判性的角度討論民主化如何在文本與論述中呈現或運作。CODA 在過去二、三十年間的發展，已然替人文社會科學對於語言與民主化的研究，提供了相當代表性的理論化路徑。就理論層次而言，CODA 的根本主張大致有以下兩點：（一）藉由擷取語用學派、批判學派和後結構主義等相關論點，論者明白指出主流的政治社會為了維繫既有的階級結構與社會利益，會透過語言文字生產特定的符號意義和文本，以傳遞優勢的意識形態並鞏固既有的權力關係，而洞悉符號與文本背後的權力運作軌跡，是擺脫壓迫與控制的第一步（Fowler & Kress, 1979）；以及（二）除了揭露語言結構所複製的社會規範，論者特別指陳如何對其進行挑戰、抗拒，並藉此將優勢意識形

(4)

態和權力關係加以「再脈絡化」，進而生產具有批判意識和政治意圖的反對論述，更是實踐民主化的重要問題意識（戴育賢，2002；van Dijk, 2003）。對此，一般認為 CODA 對語言與民主化的立場，可說是傳播學在受到 Saussure（1972/2002）結構主義思維影響而興起的「向語言學轉向」風潮後，最能彰顯出語言的批判力和行動力的派別。以上述的討論為基礎，本研究在此先從 CODA 的理論關懷和知識特性，將民主化界定為：民主化是在政治與社會場域中，進行意義的「解構」和「再建構」的語言過程。不過，即使擁抱 CODA 的學者曾經言明，語言結構和政治社會結構之間並非單向的因果關係，而是相互影響、建構的辯證關係（倪炎元，2001；翁秀琪，1998；Fowler & Kress, 1979）。但在建構抽象的理論架構或進行實際的案例分析時，論者卻較少著墨於探討語言如何「由下而上地」對維繫既有政治社會的符號規則進行意義的顛覆，甚至藉此動員社會改革的政治行動。也就是說，CODA 雖然意圖透過文本意義的拆解、詮釋和批判對主流的意義系統加以「吸納、重組、再配置」（Fairclough, 1995），並認為此舉正是對政治社會的「抵抗」（van Dijk, 2003）；但整體來看，他們似乎比較在意的是檢視優勢意識形態和權力關係如何「由上而下地」透過語言被再現（亦即前述在界定民主化時所提出的「意義的解構」），而較少涉及弱勢團體或非主流的社會成員如何使用語言由下而上地生產反對論述，以挑戰優勢意識形態和權力關係（亦即「意義的再建構」）。如果我們更仔細地閱讀 CODA 在現階段所累積的理論論述，其實不難發現當中還存在著不少有待被進一步釐清的問題或矛盾。比方說受到 Halliday （ 1994, 2007 ）「系統功能學派」（ systemic-functional linguistics）所啟發，批判語言學者 Fowler 與 Kress（1979）指出言者語

(5)

彙的選擇和表述的形式，都具有特殊的功能，並可生產出社會性的意義。因此，言者是使用語言做事的主體（鍾蔚文，2004）。然而，在 Fowler 與 Kress（1979, p. 194）批評傳統的社會語言學單方面地從言者「自由選擇」的角度思考語言的使用，忽略社會結構對意義產製的影響之際，卻又主張「所謂的語言能力，其實是社會強加於使用者身上的。每一次當他們說話或書寫時，都會受到社會規範的獎懲，故而所謂的自由選擇並不存在」（亦見翁秀琪，1998，頁 94-95）。把這兩種說法互相對照，我們不禁產生以下的困惑：社會結構或主流的政治社會究竟可否被語言所挑戰？言者是使用語言做事的主體，或是受限於既有的社會規範和語言規則？又，如果透過語言來進行意義的解構和再建構，並據以抵抗主流政治社會的優勢意識形態和權力關係是 CODA 對民主化的想像，那麼民主化的語言過程如何在理論層次上被經營？針對上述的困惑，本研究有以下兩個立場。首先，本研究認為 CODA 雖然試圖進一步借用批判學派、Foucault 的主體理論等論述來打造更適切的理論架構以說明語言如何實踐民主化，但嚴格來說，這些論述一方面仍顯得各自分立，缺乏系統性的連結，另一方面尤其是針對文本與社會之間，或語言結構與社會結構之間的微觀動態過程之探討，也有值得再推敲的空間，且需要更清楚的例說。其次，本研究主張，或許 CODA 以批判優勢意識形態的再現為其研究關懷，本身就具有某種程度的民主化意涵。因為民主化所訴諸的意義的再建構，可能必須以剖析語言如何成為社會控制的載具為基礎。但是，在對語言結構如何受限於社會結構有了基本的認知之後，若能進一步探討言說主體如何在回應社會規範的對話過程中將其再意義化，據此建構反對論述以挑戰或抗拒主流政治社會的壓迫、宰制和不平等，應當

(6)

對語言與民主化的理論建構，有更為直接的貢獻。也正是在這個脈絡下，俄國語言哲學家 Mikhail Bakhtin （ 1895-1975 ）晚期的狂歡節（carnival）概念及其中的民主化意涵，特別值得被仔細地閱讀和推敲。本研究旨在藉由檢視CODA 的理論困境探討 Bakhtin 狂歡節概念的民主化意涵。延續前述對民主化的初步界定，本研究指出，Bakhtin 的狂歡節概念更強調言說主體如何在解構主流意義系統的語言過程中將其「再建構」的這個面向。這個語言哲學立場一方面有助於我們透過重新閱讀 CODA 的理論架構反省其中的理論困境，並且打造一個更為整體性的理論平台來接合其理論架構中看似各自分立的論述；另一方面， Bakhtin 對狂歡節語言與身體論述的分析，也試圖從語言使用的當下情境以及語言的社會性等層面替「民主化的語言過程」提供具體的例說。以下，本研究將從CODA 的理論背景探討其困境。

貳、批判取向論述分析的理論困境

CODA 是對政治、社會場域中的文本或語言進行分析，以釐清「論述與權力」彼此間關係的一種論述分析取徑（van Dijk, 2003, p. 352）。不同於過去實證主義或人文主義思潮將語言視為反映外在真實的工具， CODA 在認識論上將語言和意義視為確認、鞏固、再生產既存社會結構的憑藉，而非單純地再現社會結構的中立化機制（Fairclough, 1992; Fowler, Hodge, Kress, & Trew, 1979; Kress & Hodge, 1979; Teo, 2000）。此外，CODA 的學者相信語言除了複製並傳遞主流政治社會的優勢意識形態和權力關係，更具有建構（另類的）社會真實的功能。因此語言結構 2和社會結構之間存在著「辯證關係」，亦即論述如何一方面被社會

(7)

所形塑、另一方面又得以形塑社會，是 CODA 相當重視的面向（王孝勇，2009a, 2009b ； Teo, 2000 ）。以上述認識論為基礎， van Dijk （2003, p. 352）指出 CODA 的研究旨趣為：探討社會權力的濫用、宰制、不平等如何藉由論述而鞏固、再生產或抵抗。

上面的說明有以下幾個重點值得進一步討論。首先，CODA 指出語言具有社會性的功能（例如：建構社會真實）。語言的社會功能展現在言者學習如何在特定的情境脈絡下，適切地使用語言來回應當下的傳播事件，以生產社會性的意義（Fowler & Kress, 1979）。這個說法直接指出了「語用」以及語言的情境依附性。也正因為言者的語言使用必須回應特定的脈絡與需求，所以語言本身或語用並非「唯意志論」的產物，亦即無法全憑言者個人的主觀意志而任意地進行表述或操作。其次，語言的功能也可能反映出權力團體如何利用語言來控制一般大眾的社會認知或心靈，以維繫其宰制地位。如同 Fowler 與 Kress （1979, p. 186）所言，語言的運作無法脫離意識形態；甚至在多數情況下，優勢意識形態會透過語言的中介，附加於言者的身上。最後，語言在某種程度上也提供了弱勢團體進行反抗以翻轉權力關係的符號資源或機會。因為弱勢團體得以在言語行動中經營具有特定政治意圖的論述策略（discursive strategy），3_{生產另類的知識並重新部署} 權力關係，最終據此建構其主體性和能動性（Carabine, 2001）。這裡我們看到 CODA 至少援引了 Halliday 為代表的語用理論、 Althusser 與 Gramsci 等批判學派理論家的意識形態理論以及 Foucault 的主體理論，從理論層面說明其對語言的立場。以下分別探討上述三個學派的論述如何被借用和納入CODA 的理論體系中。

在進入下面的理論探討之前，研究者必須再次說明的是，由於 CODA 在借用相關論述的同時，並沒有系統性的說明這些不同理論論述

(8)

彼此之間的關聯性，因此導致這些論述如同本研究先前所言，看似各自分立，缺乏一個統整的體系。這也阻礙了我們持續對其進行理論再深化的工作。有鑒於此，本研究接下來的討論，旨在建立一個整體性的理論平台來接合這些論述，並藉此提供一個引介和接合 Bakhtin 狂歡節概念的理論脈絡。

一、Halliday 的語用理論

延續 Austin（1975）在《如何利用語言做事》（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一書中從「語言即行動」的角度探討語言的社會效應，以 Halliday 為首的系統功能學派更進一步從「語用」切入來探討意義產製的過程與語言的「功能」。Halliday 的問題意識為：不要問語言是什麼，要問言說主體能用語言做些什麼。Halliday 並且引用 Malinowski 對「情境脈絡」的看法，指出語言乃是依境而生，它具備一定的社會功能（Halliday, 1994, p. xiii；轉引自鍾蔚文，2004，頁 217-218）：每個文本──無論是書寫或說話的形式，都是在使用的情境中發展。……語言進化是為了因應人類的需求。針對這些需求，語言組織的形式有其功能，並非全是人為的產物。功能文法本質上是個自然文法，意思是：文法中所有的成分均可從其如何使用的角度來解釋。受到Halliday 的啟發，批判語言學者歸納出當代的語言學理論，至少有以下兩點謬誤：首先，當代語言學學理論主張「意義」和「修辭」（style）或「闡述」（expression）是彼此互不隸屬的類目。批判語言學者在此將「意義」替換成「內容」，用「形式」取代「修辭」和「闡述」，指出每一

(9)

個文本「內容」中呈現出的意義都與語言的「形式」有直接的關係。4 例如言說主體選擇哪些字彙或運用什麼特殊的表述方式說話和書寫，都承載了特定的意涵，也具有某種目的。因此，「是形式指涉了內容」（Fowler & Kress, 1979, p. 188），意義的分析必須以對文本中的「語言形式」加以觀察作為起點。批判語言學者隨後並且發展出及物動詞的規則（grammar of transitivity）、語態規則（grammar of modality）、轉換（transformation）、分類規則（grammar of classification）、以及論述的一致性與秩序（coherence, order and unity）等五大文本分析法則（參見翁秀琪，1998；蔡珮，2005；Fowler & Kress, 1979），從語言形式著手分析文本的意義產製。5 其次，當代語言學理論（例如：Chomsky 對理想語言能力的說法，認為人類的語言能力具有某種生理的共同性）傾向將「語言學」和「社會語言學」加以區分，認為語言學中的文法或語言結構是一套人們透過「初級社會化」而習得的技術。它雖然不具有任何社會功能，也無法反映實際溝通情境中的需求，但其重要性優先於社會語言學。對此，批判語言學有截然不同的看法。批判語言學者認為，語言或語言能力是在互動的情境中才得以被學習，語用中的語言結構所扮演的角色乃是回應互動中的溝通需求。所以，語言結構應被理解為「在回應社會結構過程中所形塑的社會產物」（Fowler & Kress, 1979, pp. 187-188）。

上述批判語言學的說法雖然尚未正式討論意識形態和權力關係的問題，但在Halliday 論述的挹注下，CODA 確實可歸結出以下三個值得重視的論點：（一）意義來自於語言系統與社會系統之間的辯證關係；（二）言者是使用語言做事的主體；以及（三）語言形式是觀察文本意義的起點。也正是從這三點出發，我們可以暫時推論，CODA 在語用理論的影響下，「可能」具有某種民主化的理論意涵。因為就理論層面上

(10)

而言，語用理論讓言者有機會透過操演特定形式的言語行動，重新形塑社會系統與其中的規範，並產製社會性（甚至是政治性）的意義。如同 Halliday（2007, p. 263）的說法：語言不是一系列的「規則」，而是一種「資源」，我稱它為「意義的潛能」。……不同於現今許多語言學家認為語言從屬於結構並受限於規則，我認為「系統」比「結構」更能解釋語言與社會的關係，因為系統一詞暗示著語言是種資源和選擇……。然而，或許是 CODA 太過執著於破除傳統語言學或社會語言學中所標示的「唯意志論」，所以他們雖然意識到語用學旨在提出一種重視社會互動與脈絡的語言觀，但卻仍然強調社會結構對語言結構具有「決定性的」影響。例如 Fowler 與 Kress（1979, pp. 194-195；轉引自翁秀琪，1998，頁 95）指出，當我們檢視語言與社會之間的關係時，至少需要掌握以下幾點語言觀：（一）社會組織的形式影響語言的結構和使用；（二）這種影響是決定性的：社會結構 x 強制語言 a 的使用；（三）語言使用的過程可能是無意識的，或者就算語言使用者知道情況，它也無法抗拒；（四）社會結構對於語言的影響，不限於人稱代名詞或禮貌用語之使用；以及（五）語言的不同形式不被視為認知上的等同。它們不僅對修辭風格產生影響，也會影響概念的表達與運用。上述引文所述的「決定性」影響，又被進一步地陳述為：社會結構會設定一系列的規範，強制言說主體的語言使用和言語行動。因此，每一次說話或書寫時，「自由選擇」並不存在。這個說法一出，CODA 等

(11)

於把自己陷入一個理論的困境裡。因為如果言者的能動性或主體性在社會結構的制約下蕩然無存或無法發揮作用，那麼所謂社會結構與語言結構之間的辯證關係如何可能？這恐怕將淪為空談。影響所及，語用理論所揭示出的透過言者在言語行動中採取特定的語言形式以挑戰主流政治社會的「可能」，也將無法被持續經營或發揮。綜上所述，本研究發現，CODA 雖然在語用理論的挹注下，試圖提出一種言者在社會系統中利用語言做事並進行表述的動態語言觀，但是由於未能充分體會並發揮語用學派對於語言社會性（甚至是政治性）的強調，以致於其理論模型基本上仍在探討語言如何在使用的當下產生意義的現狀。

對此，我們需要從CODA 進一步援用的 Althusser 與 Gramsci 的意識形態理論，並轉而以「與主流政治社會進行意識形態鬥爭」的角度重新定位言語行動的民主化意涵，才得以替突破上述的理論困境找到一個可能的方向。

二、Althusser 與 Gramsci 的意識形態理論

不同於古典馬克思理論只從「壓制性的國家機器」來思考生產關係的再生產有漠視國家機器運作過程的複雜性之虞，Althusser（1994）指出「意識形態國家機器」具有自然化意識形態、觀念、意念的功能，以至於被宰制的階級幾乎無法意識到自己被壓迫的處境，可說是「掩護」壓制性國家機器並使其運作得以發揮最大效用的關鍵。 Althusser（1994）認為，意識形態並非如同古典馬克思理論所言，僅是一組無意義的白日夢。相反地，意識形態有其相對自主性，並在「製造共識」上扮演著重要的角色。更有甚者，意識形態得以透過「召

(12)

喚」（interpellation）把個體塑造為主體，安置於特定的主體位置。 Althusser 因此認為你我「總是、而且已經是」（always-already）主體。意識形態因此可被定義為：個體對其所處真實狀況的想像關係（p. 78）。雖然 Althusser 的意識形態理論被某些後結構主義者認為有漠視主體在結構性制約或經濟決定論的前提下，如何超越召喚以建構不同於優勢意識形態所安置的主體位置之虞（例如：Butler, 1997a, 1997b; Dolar, 1993）。但是 CODA 在借用意識形態召喚論時，不忘強調或凸顯的乃是 Althusser 理論模型中所指陳的「創造新的意識形態取代舊的」（1994, p. 72）或「在意識形態內與意識形態決裂」（p. 86）等主張。這些說法被進一步與Gramsci 的「霸權」（hegemony）概念加以結合，開展出一個新的談論語言與民主化的理論視野。 Gramsci 與 Althusser 一樣，認為意識形態對於維繫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運轉，其重要性與日俱增。但 Gramsci 以霸權這個術語將意識形態的鬥爭過程置於其理論的核心（Gramsci, 1971, pp. 57-58；轉引自方孝謙，2005，頁 4-5）：一個社會團體的主導力量表現在兩方面：「統治」及「心智與道德的領導權」。該團體統治敵對團體的方法，不是完全「清除」就是以武力臣服他們。但是，它卻是領導著它的同質與結盟的團體。社會團體能夠必須在爭得政府權力前就已經擁有領導權（這甚至是奪得政權的必要條件）；而行使政權時，社會團體就變成了統治團體。從上面這段引文來看，Gramsci 強調的是無論當權與否，知識分子如何在公民社會中爭取到知識的領導權，才是霸權此一概念的理論關懷。這個立場又進一步影響了Laclau 與 Mouffe（1985）、Hall（1995）

(13)

以「接合」（articulation）和「霸權化」（hegemonization）等概念，訴諸語言在意識形態鬥爭中所展現出的批判力和行動力。按照Laclau 與 Mouffe 的說法，接合意味著透過言語行動將原先不具內在關聯性的元素（element）建構為具有某種關聯性認同（relational identities）的要素（moment）。而接合的目的在動員一個政治行動和霸權化論述，以挑戰優勢的意識形態並重新建構新的意識形態（Laclau & Mouffe, 1985, p. 136）：一個藉由設立節點以及建構關聯性認同所形成的相對統一的社會或政治空間，就是 Gramsci 所說的歷史集團（historical bloc）。結合歷史集團不同元素的連結－不是一種具有歷史先驗性的整體，而是一種散亂中的規則性－與我們關於論述形構的概念吻合。如果我們從歷史集團形成的敵對領域的角度來看，歷史集團就是我們所說的霸權形構。 Hall（1995）進一步指出，接合理論具有兩個層面的意義：一方面是要理解在特定條件下，意識形態組成元素如何群聚在同一論述之中；另一方面則要追問在特定情況理，這些元素如何（或如何不）與某些政治主體聯結。針對後者，Hall 補充說：「接合理論問的是意識形態如何發現它的主體，而並非主體如何想出必然要有的意識形態。這樣的理論使我們聯想到意識形態如何『賦權』給人民」（Hall, 1997, p. 142；轉引自方孝謙，2005，頁 17）。對此，方孝謙（2005）認為，Hall 在 Althusser 的影響下，接受了在社會的論述與實踐中成長的各種意識形態有其相對自主性，亦即意識形態能透過召喚來發現足以承載、宣揚它的主體。但是 Hall 不願意完全為 Althusser 所說的意識形態得以塑造它所需要的主體背書，反而擷取Gramsci 的霸權和 Laclau 等人的接合，稀釋召喚的語意並藉此強調政

(14)

治社會中個體的能動性與主體性。在這裡，Hall 強調的無疑是「論述與社會行動邏輯的功能表現」，亦即言者透過言語行動鬆動和挑戰優勢意識形態的過程。這個論點對於 CODA 因此極為類似且有所啟發，因為 Hall 的論點使得言者在由下而上且具有政治意圖的言語行動中解構優勢意識形態，據此再建構反對論述，逐漸成為可能。

綜上所述，Althusser 與 Gramsci 的意識形態理論對於 CODA 的主要啟發，在於樹立或確立一種強調透過意識形態鬥爭挑戰主流、政治社會的理論視野，並藉此訴諸語言系統與社會系統之間的辯證關係，以化解前述提及的言者單方面地從屬於社會規約之理論困境。另外，這個主張除了與本研究所初步界定的民主化意涵亦十分吻合，我們甚至也得以據此將語用理論所說的言者基於特定意圖而生產的社會性意義，進一步賦予政治性和民主化的意涵。然而，在了解到 CODA 確實在其理論模型中提出一種意義的解構和再建構的立場之後，下一個問題或許是言說主體在社會結構的決定性制約下，生產反對論述以進行意義的解構和再建構的民主化過程「如何可能」？對此，Foucault 的主體理論替上述問題開啟了一個值得繼續推敲的問題意識。6

三、Foucault 的主體理論

Foucault 在一個說明自己研究歷程的訪問中指出（ Dreyfus & Rabinow, 1982╱錢俊譯，1995，頁 304）：

系譜學可以有三個領域。首先，對涉及真理的我們自身的歷史存有論，藉此我們把自已建構為知識的主體；其次，對涉及權力範圍的有關我們自身的歷史存有論，藉此我們把自己建

(15)

構成作用於他人的主體；第三，有關倫理觀的歷史存有論，藉此我們把自己建構成倫理道德的代言人。這三個研究領域其實代表著Foucault 於考古學、系譜學以及晚期向倫理學轉向這三個時期的研究興趣。同時，我們也可以從這段訪談發現，主體的問題一直是 Foucault 研究的核心。另外，Foucault 於系譜學時期對權力關係和主體形構（亦即上述引文中所說的第二個領域：對涉及權力關係範圍的歷史存有論），也被認為對 CODA 思考主體如何在社會系統的「規範化」（normalization ）效應之中進行「抵抗」（resistance），或本研究所探討的意義解構和再建構的民主化的語言過程，有關鍵性的啟發。系譜學時期，Foucault 延續了他在考古學時期所關注的「何以特定時空下會出現某些論述？」，但將詮釋此一問題的切入點轉向「影響論述的非論述機制」，並提出一種新的權力觀，說明權力關係如何運作於主體形構的過程。首先，Foucault（1980）指出有別於過去的主權理論（theory of sovereignty）將權力視為一種壓制性的、可被持有的力量，自 17、18 世紀以來出現了一種新的權力，亦即「紀律權力」（disciplinary power）。紀律權力的特性是以最小的支出換取最大的權力利潤，並透過論述生產主體對自我的認知和規範。而透過將諸多認知和規範加以內化，主體開始進行自我監控，如同《規訓與懲罰》（Foucault, 1977╱劉北成、楊遠嬰譯，2003 ）中所描述的處於「全景敞視建築」（panopticon）中時時保持警覺因而必須進行自我監控的囚犯。在此，「論述」的定義從「由某個特定時空下的一組陳述句（statement）」（Foucault, 1971/1972, p. 117）轉變為「形成特定知識或規範以管理自己的技術」（王孝勇，2009b，頁 39）。主體於是成為了規範化的紀律

(16)

效果，他們為權力所建構，也同時是權力的工具（紀慧君，2003）。在此，我們可以試著將 Foucault 在系譜學時期對權力運作過程的說法歸結為以下的公式：在紀律權力中，一組「陳述句」形成「論述」（陳述句的複數），建構具有規範化效應的「知識」，以影響主體的形構。其次，Foucualt（1982）指出，分析權力不應先預設某種「內在的合理性」去說明權力「是什麼」（what），而應從「策略對抗性」（antagonism of strategies）的角度探討的是權力「如何」（how）運作，又產生何種物質性的效應（例如：特定時期的論述如何影響政策的制定？）。從這點出發，Foucault 指出分析的對象不應該是權力本身，而是權力關係。而所謂的「策略對抗性」，則可被進一步概念化為「內在於權力關係中的鬥爭策略」。從上述的討論來看，Foucault（1982）雖然指出權力關係具有生產主體、規訓主體的功能，但是他也明白指出「在權力關係的中心並作為他們存在的永恆的條件，總存在一種不服從性和某種根本的倔強性」（p. 225）、「每一種權力關係都含有一種鬥爭策略」（p. 225）、「權力之所在，即抵抗之所在」（Foucault, 1980╱ 尚衡譯， 1990 ，頁 82）。據此，論者認為 Foucault 揭示出主體在權力關係中的形構，其實經歷了一種雙重的過程：從屬化（subordination ）和主體化（subjectivation）。從屬化意指主體藉由從屬於特定的規範而因此獲了社會所認可的身分；但由於權力關係本身就存在著斷裂和縫隙，因此主體在從屬化的過程中也得以策略性地利用權力關係本身的矛盾，建構新的知識和主體位置，這就是所謂的主體化，或由從屬化過度到主體化的過程（王孝勇，2007；林淑芬，2004；Butler, 1997a, 1999）。 Foucault（1980, p. 83）並且告訴我們，系譜學作為一種「知識的造反」，其宗旨則是在洞悉權力關係的運作模式上，進一步「使那些被貶

(17)

抑的、不合法的知識運轉起來，反對以真理或科學之名的理論和知識」。而主體雖然必定會從屬於權力關係之中，但這個從屬化的主體形構過程也隱含了一種重新部署權力來生產另一種知識和真理的論述實踐過程。Foucault 因此暗示我們：論述是意義角逐的戰場，知識和真理並非永恆不變；相反地，透過「在權力關係之中」建構新的真理政權（regime of truth）取代舊的，個體得以成為自由的主體：我們可以在不合理的政治情境所導致的宰制狀態之基礎上提出批評，藉由參與某種真理遊戲，展現其結果，指出尚有其他合理的選項（Foucault, 2000, p. 296）。當我們把權力的行使定義為作用於他人行為方式時，當我們把這些行為的特徵指定為一部份人對另一部分人的治理（在這一詞最廣義上而論）時，我們包括了一個重要的因素：自由。權力僅行使於自由的主體，也僅在他們具有自由的範圍內才有效。……如果沒有抵抗的可能性，權力便等同於一種身體性的馴服（Foucault, 1982, p. 221）。 Foucault 系譜學時期的主體理論對於 CODA 的啟發，大概有以下幾點：首先，它明白指出生產反對論述的必要性。從這裡回頭看本研究先前提出的系譜學公式，亦即「在紀律權力中，一組『陳述句』形成『論述』（陳述句的複數），建構具有規範化效應的『知識』，以影響主體的形構」，我們發現現在必須替這個公式加上回溯性的箭頭。因為按照 Foucault 的說法，以主體的論述實踐為起點，探討主體如何透過論述重新生產知識並形塑權力關係，是系譜學分析不可忽視的面向。這點也與前述 CODA 藉由援引批判學派的意識形態理論強調由下而上的意義的解構和再建構，具有理論上的一致性和銜接。

(18)

其次，由於Foucault 在「權力關係只有在斷裂及抵抗中才會被顯現出來」（王孝勇，2007，頁 122；林淑芬，2004，頁 141）這個系譜學主要的問題意識下，進一步從主體形構過程中的從屬化和主體化談論權力關係中的自由如何可能，又將以何種形式展現或實踐。因此，本研究認為，透過細緻的語言分析以掌握「言說主體『如何』在妥協於優勢意識形態與權力關係的從屬化過程中，裂解主流政治社會本身的結構性矛盾並據此進行意義的再建構」，應是 CODA 不可忽視的研究面向。這個問題意識可被進一步理論化為：言說主體在權力關係中，動員以語言形式為本的意識形態鬥爭，並藉此再建構新的知識和主體位置的語言過程。

四、小結

以上面的討論為基礎，我們可將 CODA 的民主化意涵歸納為三點：（一）民主化乃是一種由下而上的語言過程；（二）民主化的語言過程訴諸意義的解構和再建構，並利用語言系統與社會系統之間的辯證關係，暴露主流政治社會與其意義系統的意識形態和權力本質；以及（三）其中，言說主體在權力關係之中，經營具有特定政治意圖的語言形式以進行策略性的抗爭，是實踐民主化的語言過程的關鍵。然而，如同先前所言，CODA 在現階段的理論架構中，因為過度在意拆解主流的政治社會如何由上而下地設定符號規則，所以並沒有提供足以支撐上述民主化意涵的理論資源或例說。此舉不免造成疏漏和侷限。對此，本研究將從 Bakhtin 的狂歡節概念出發，藉由 Bakhtin 對狂歡節語言與身體論述如何在與主流政治社會的對話關係中鬆動既有的意

(19)

義系統，並進而造成權力空間翻轉的經驗分析，替化解 CODA 的理論困境提供新的解釋模式和例說。

參、Bakhtin 的狂歡節概念：語言與身體論述的民主化

狂歡節（carnival，又稱嘉年華會）源於中世紀歐洲的民間節慶宴會和遊行表演，通常在復活節齋戒（Lent）的前十天開始。因為人們知道即將到來的齋戒月將是一段極為清苦的日子，所以便會在這十天內盡情狂歡，作為苦行的心理準備。例如：在大街與公共廣場上舉行扮裝與遊行，或者飲酒狂歡、放縱肉慾。藉由這些活動，人們得以暫時脫離中世紀「教會－國家」官方統治下所制定的教條規範與階級藩籬，感受難得的自由自在。

在《拉伯雷與他的世界》（Rabelais and His World）一書中，

Bakhtin（1965/1984b, p. 76）指出歐洲中世紀的狂歡節，源自於以下的政治社會脈絡：（一）當時的官方教會與封建文化勢力尚未強大；（二）民間文化非常盛行，使得官方希望藉助民間文化的某些成分來進行政治或宗教上的宣傳；（三）羅馬民間詼諧傳統或節慶仍然存在；（四）教會希望將各地方異教徒的節慶「基督教化」，因此刻意安排基督教節慶與民間其他節慶同時舉行；以及（五）新興的封建制度仍然相當進步或開放。由上述的說明可以得知，狂歡節發生於一個尚未或並未完全封閉的政治社會脈絡。Bakhtin 並且進一步指陳狂歡節作為一種具有高度政治意圖的公開儀式展演與奇觀（spectacle），如何形成一套特殊的語言與

(20)

生活態度，並維繫其與主流政治社會之間的微妙互動關係。

一、狂歡節的儀式特性

Bakhtin（1965/1984b）首先指出，狂歡節的儀式特性具體展現在其特殊的語言上。這種語言是以變動性與歡樂為原則，配合扮裝、戴上面具、公開遊行、喜劇演出、甚至放縱肉慾……等方式，嘲諷「教會－國家」所制定的教條主義與道德規範，讓人們尋求短暫的解脫與快樂。例如 Bakhtin 說歐洲中世紀早期，會舉辦一年一度的愚人節（feasts of fools）。節慶期間通常會有小丑在街頭進行表演，以嘲諷政治現況、社會階級或基督宗教儀式。其次，Bakhtin 說狂歡節是他所想像的理想生活方式，甚至是一種政治烏托邦的投射。這是因為狂歡節自成一套的意義系統與儀式奇觀，具有與官方生活形式敵對的特質：狂歡節文化的核心，絕非一種純粹的藝術形式，也非純粹的奇觀。而是屬於藝術與生活的交界。事實上，狂歡節本身就是生活。……人們活在其中，參與其中。狂歡節的期間，沒有在此之外的別的生活。生活也只從屬於狂歡節本身的法律，其自由的法律。……透過它，我們可以感覺一種逃離官方的生活形式（Bakhtin, 1965/1984b, pp. 7-8）。從上面兩點討論可以發現，Bakhtin 在狂歡節概念中揭示出的是一種把民間節慶儀式視為語言或言語行動，並藉由標榜狂歡節乃是一種與主流政治社會對抗的儀式奇觀，訴諸一種「逃離官方的生活方式」和「非官方的民間真理」（1965/1984b, p. 90）。這裡我們清楚看到， Bakhtin 在「狂歡節」概念中標榜一種具有明顯政治意圖的意義抗爭。

(21)

這符合本研究前述歸結出的民主化的第一個特質：民主化是一種由下而上的語言過程。此外，狂歡節語言由下而上的儀式特性，某種程度上也反映出狂歡節儀式特性必然回應主流政治社會脈絡中的教條規範，但在與主流政治社會的對話關係中得以進一步與之對抗的精神。例如前述提及愚人節的儀式活動，其嘲諷官方文化的政治意圖，乃是建立在暫時妥協於主流的符號規則或制度之中，但在妥協的同時又試圖進行某種意義的顛覆。在此本研究認為，狂歡節訴諸的是一種「對話式的對抗」，或由對話到對抗的語言過程。也正因為狂歡節具有此種特殊的儀式特性，使得它與歐洲在中世紀和近代都曾經出現的貌似狂歡節的活動，旨在藉由狩獵女巫或屠殺猶太人等尋找替代羔羊的方式來化解人們對於既存體制的不滿，最終重新鞏固既有的政治與社會秩序，具有本質上的差異（Gardiner, 1992; Gilmore, 1998; Levack, 2006）。這種對話式的對抗如何在語言運作的動態過程中實踐意義的解構和再建構？接下來我們將看到，Bakhtin 透過探討狂歡節語言「再意義化」（resignification）過程，進一步說明特定的政治主體如何與既存體制不間斷地對話（而非意圖將既存體制全然地置換）以形塑一種曖昧多義（ambivalent）的文本空間，並在文本與社會、語言結構與社會結構之間極為複雜的辯證關係中動員意識形態的鬥爭。

二、「再意義化」的言語行動

對 Bakhtin 而言，歐洲中世紀、文藝復興時期的狂歡節，是透過經營特殊的語言形式動員政治與社會的抗爭：狂歡節語言以區分（differentiated ）、甚至是接合

(22)

（articulate）的方式，對統一（但複雜）的世界提出狂歡節式的意義（Bakhtin, 1963/1984a, p. 122）。 ……它樂見改變與相對性（relativity），反對片面嚴肅的、循規蹈矩、拒絕革新且試圖將社會秩序絕對化的官方意識形態，同時也把人們從官方所設定的權力關係中解放出來（Bakhtin, 1965/1984a, p. 160）。上述引文有兩個重點值得注意。首先，我們在上述文字中，清楚看到 Bakhtin 試圖從「與官方意識形態鬥爭」的角度界定狂歡節語言具有解構主流意義系統的行動力，這點反映出狂歡節在儀式特性上比較偏向是一種由下而上的體制外造反。其次，Bakhtin 特別強調狂歡節與主流政治社會之間的辯證關係。 Bakhtin（1963/1984a）指出主流政治社會雖然會由上而下地設定片面嚴肅的、循規蹈矩、拒絕革新或絕對化的符號規則，但狂歡節語言在與主流政治社會進行意識形態鬥爭的過程中，可以採取例如「區分」和「接合」等語言形式，「把人們從官方意識形態中解放出來」。這即是所謂的再意義化。如同 Morson（1989）所說，Bakhtin 揭示出狂歡節語言的再意義化，是一種再現先前表述或文本（通常是社會中優勢的意識形態）的意義邏輯並對其加以再詮釋的言語行動。而言者在這個行動過程中，會提出某種程度的公開反駁，反駁的目的在暴露出優勢意識形態如何被錯誤認知（misrecognized）為永恆不變的真理，據此部署另一種不同於主流政治社會的權力關係。就這點而言，言者在「再意義化」的言語行動中，可說是洞悉主流政治社會的符號規則並且懷著高度政治意圖以利用語言做事的主體。 Bakhtin（1965/1984b）進一步說明再意義化的言語行動，將展演出

(23)

一種在與主流意識形態對話關係中，進一步嘲諷其意義系統，並藉此建立自己意義系統的過程。Bakhtin 將此行動過程稱之為「狂歡化」（carnivalization）。他同時指出，狂歡化所帶來的政治效應，在文本的層次上，將呈現出一種眾聲喧嘩（heteroglossia）的現象。也就是說，我們會在狂歡節的語言中看到不同社會階層的語言之間彼此互相滲透，而過去被視為粗俗、難登大雅之堂的話語，將一躍而成為狂歡節中另類的主流修辭。以下是Bakhtin 舉出的例子。 Bakhtin（1965/1984b）指出在狂歡節的活動、公眾廣場的喜劇表演中，會出現諸多彰顯民間詼諧特質的符號。比方說在節慶期間的某個特定時間點上，人們會推選小丑為一日國王和皇后，或以反穿衣服、褲子套頭的加冕形式，讓小丑擔任滑稽教宗，並且插科打諢地主持原本隆重莊嚴的彌撒。或者在驢子節（feast of the ass）時，人們以驢子為主角，用驢彌撒（asinine masses）來取代原先紀念耶穌與聖母瑪利亞的宗教彌撒。Bakhtin 並且認為，這些狂歡節儀式與其中的符號，藉由納入民間詼諧的元素，一方面暴露出了官方意識形態的統治邏輯和和宗教意識形態的儀式規範，另一方面也在再現官方與宗教意識形態的語言過程中將其誇大地、詼諧地展演和渲染，讓人們不得不去注意到其中的荒謬和可笑。Bakhtin 進一步說明，此舉有助於讓官方生活方式的意識形態本質原形畢露，人們因此有機會開始逐步省思過去許多被視為理所當然的社會規範和語言系統，其實是主流政治社會為了鞏固其統治正當性而設定的人為產物。這些人為的產物並不具有普遍性（universality），充其量只是歷史的偶然（contingency）。上述例子具體說明了狂歡節語言具有再意義化的特質。我們也藉此看到再意義化賦予了語言批判力和行動力，使得狂歡節語言得以在與主流政治社會對話的過程中，對其進行解構和再建構。此外，透過狂歡節

(24)

再意義化的言語行動，Bakhtin 試圖想像和投射出一種新型態的意義系統。這個意義系統藉由頌揚過去被主流文化所貶抑的民間詼諧文化，填充其實質內涵，最終得以造成逃離官方生活方式的政治效應。對此， Kristeva（1980）進一步指出，這種狂歡節語言與主流政治社會對話和折衝的意識形態鬥爭過程，可創造一種曖昧多義性的文本空間。所謂的曖昧多義性，是從「文本作為社會活動和政治行動」（p. 68）此一預設出發，將狂歡節語言呈現出的的眾聲喧嘩現象理論化為一種具有特殊政治意圖 7 的言語行動策略。而言者可在曖昧多義的文本空間，藉由比較不同意識形態並暴露其權力本質，接合出另一個 Foucault 所說的「真理政權」或知識，並據此提出更自由的、更合理的、非官方的生活方式。但是，這個在與主流政治社會折衝過程中所動員的「再意義化」的言語行動，其運作過程似乎需要更細緻的理論說明和推敲。對此， Bakhtin 研究者指出，狂歡節語言再意義化的行動過程，是 Bakhtin 在語言哲學時期所討論的「對話化」（dialogization）的延伸（Jung, 2003; Pamorska, 1984）。 Bakhtin（Vološinov, 1929/1986）在《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哲學》

（Marxism and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以降的幾本關於語言問題的

著作中，8 曾經羅列出三組對話關係來說明語言的眾聲喧嘩現象。首先，每個「話語（word）、表述（utterance）或言語行動的產物」（Vološinov, 1929/1986, p. 82）由於植基於特殊的歷史文化脈絡或政治社會，因此它必然與先前表述（preceding utterance ）具有互文性（intertextuality; Kristeva, 1980），並同時受限於先前表述與所屬情境的規範（Todorov, 1981/1984）。其次，在面對面的口語傳播情境中，言者的表述必然會與他人表述進行對話。Bakhtin 甚至認為，我們所說的話有一半是他人的，為他人的意圖而服務。唯有將他人口中的話語加以

(25)

挪用（appropriate）並折射出（refract）自己的聲音腔調和意識形態，話語才會成為自己的。最後，Bakhtin 指出言者在說話的同時，必然會想像並且意識到面對的聽者是誰。而透過這個辨識聽者的動作，言者將會彈性地調整表述的方式和內容，以維繫溝通的順暢並達到溝通的目的。以下，本研究試以圖一來統整上述三組對話關係。圖一：「眾聲喧嘩」的對話模式資料來源：本研究。我們可先從圖一中間的灰色區塊看起。如圖一所示，言者的表述作為 Bakthin 語言哲學的核心，它必然受到先前表述與社會規範、他人表述、後續表述的制約。但是 Bakhtin 同時也標示出言者在面對面的對話情境中，具有挪用它者的話語或者將自己的聲音腔調附加於他人表述的能力，使原先在於他人口中的表述能夠為己所用，傳遞自己的意識形態。然 Bakhtin 並沒有用圖一的模式來分析或探討狂歡節語言的運作（圖一呈現的基本上是 Bakhtin 討論語言的對話問題而非分析狂歡節時所提出的論點），但本研究認為，圖一確實提供了我們一個機會來推敲狂歡節再意義化的行動過程。先前表述與社會規範言者的表述他人／後續表述制約挪用制約挪用社會／文化／歷史等情境脈絡

(26)

我們可以先將狂歡節語言與其自成一套的意義系統放在圖一中間灰色區塊的「言者的表述」這個位置，同時把主流政治社會所制定的符號規則放在圖一兩旁白色區塊「先前表述與社會規範」、「他人／後續表述」這兩個位置。在這裡，狂歡節語言與主流政治社會之間就會呈現出一種雙向的對話與對抗關係。這個雙向的對話與對抗關係除了展現出狂歡節在儀式特性上具有欲顛覆既存體制的政治意圖，我們更得以看見，在狂歡節與主流政治社會互相對話、鑲嵌所形成的社會╱文化╱歷史的情境脈絡中，狂歡節語言一方面在對話中受到先前表述、他人表述、後續表述中所複製的社會規範所制約；但另一方面又展現出在制約中對抗社會規範並將其策略性地挪用，以折射、建構或接合出不同於主流的意義系統與知識。這裡有以下兩個重點值得加以繼續延伸。首先，就意義的解構和再建構而言，如圖一所示，狂歡節語言在再意義化的行動過程中，呈現出Kristeva（1980, p. 68）所說的「歷史鑲嵌入文本，文本鑲嵌入社會」的辯證過程。9 這個一系列的辯證過程，可被羅列如下：主流政治社會所設定的優勢意識形態和權力關係在狂歡節的語言過程中，先被指涉（signified）為一個具有制約性的大寫它者或敵人；接著，言者透過再意義化的言語行動維持與主流政治社會的對話關係，並在對話中藉由話語意識的挪用，試圖化解主流政治社會的宰制地位並將其去自然化，據此接合出另一套對抗主流意識形態和權力關係的意義系統與知識。至此，Bakhtin 的狂歡節概念，特別是其中對狂歡節語言的行動過程與政治效應的考察，具體說明了本研究先前對民主化提出的第二個特質：民主化的語言過程訴諸意義的解構和再建構，並利用語言系統與社會系統之間的辯證關係，暴露主流政治社會與其意義系統的意識形態和權力本質。

(27)

再者，就言者的角度而言，狂歡節語言在再意義化的行動過程中，基本上訴諸的是一個懷著特殊政治意圖的言說主體，藉由暫時性地從屬或妥協於先前表述與社會規範、他人／後續表述中的社會制約，並在從屬或妥協的同時，試圖暴露、誇大、展演這些社會制約本身的偶然性或內在矛盾，據此「區分」狂歡節語言系統和社會系統之間的差異並將後者「它者化」，最終「接合」出狂歡節或狂歡化的意識形態和新的權力關係。在此我們可以說，Bakhtin 藉由狂歡節欲彰顯出的民主化意涵，乃是語言的社會性與知識的相對性。而以語言的社會性與知識的相對性為前提，言說主體透得以在再意義化的行動過程中，成為自從屬化轉變為主體化的對話主體。也正是在這個立場上，我們可以接著進一步討論 Bakhtin 筆下的狂歡節語言將透過何種形式的言語行動，以暴露優勢意識形態和權力關係本身的斷裂和縫隙，據此動員由下而上的民主化的語言過程。

三、身體論述的政治實踐

在 Bakhtin 的討論裡，狂歡節的身體論述是最能彰顯或實踐民主化的語言過程的例說。藉由考察文藝復興時期法國作家Rabelais 在《巨人傳》（Gargantua et Dantagruel）中的身體書寫，Bakhtin 歸納出怪誕現 實主義（grotesque realism）和卑賤化（degradation）這兩種論述策略，用以說明狂歡節身體論述如何實踐民主化。首先，在《巨人傳》中，身體的形象被以一種極度詭異或異於常理的手法呈現。Bakhtin 稱之為怪誕現實主義。Bakhtin 並且指出，怪誕現實主義是民間詼諧文化的遺產，它特別強調在同一文本空間中同時出現正反並存的語言邏輯。好比在藝術雕刻品上，可以看到一個瀕死的老婦

(28)

人卻有一個懷孕的大肚子，這意味著死亡在同一個身體上同時孕育著新生，因此生與死並非截然對立也沒有絕對的標準，而是相對的、一體的兩面（Bakhtin, 1965/1984b, p. 26）：怪誕身體形象的其中一項基本傾向，在於一個身體上表現兩個身體：一個是將死的身體；另一個是受孕、成胎、待生的身體。……在一個身體上，總有另個新生的身體以某種形式出現。再者，陽具與生殖器官在怪誕身體的描繪中會特別被強調。這是種卑賤化的身體論述。 Bakhtin（1965/1984b）指出卑賤化的身體論述之所以特別強調身體低下部位，並以極度誇張的手法形容諸如陽具、生殖器官、嘴巴等對外在世界開放的身體部位或排泄物等元素，目的在指陳身體唯有透過交媾、懷孕、生產、死亡、大吃大喝、排泄等行為，以不斷成長、不斷超越自身的極限。而人的主體性與自由意識也得以由此得到新生（p. 21）：

卑賤化意味著「世俗化」（bring down to the earth）：與吞噬、新生同時發生的地面產生接觸。卑賤化是埋葬也是播種，將某事置於死地乃是為了更多、更好的新生。……因此，卑賤化並非僅僅意味著絕對的毀滅，而更是將某事部署於身體的低下部位裡，在其中，浮現了孕育與新生。 Bakhtin 進一步指出上述這兩種特殊的策略，在政治實踐上至少具有以下幾種功能。其一，不同於歐洲中世紀的主流政治社會所設定的「真實的垂直秩序」（a vertical ordering of reality; Clark & Holquist, 1984, p. 308），將

(29)

「官方文化」設定於文化位階上的崇高地位並同時貶抑「民間文化」，狂歡節的身體論述中各種不同階層的文化、儀式、聲音腔調、言說類型並置的眾聲喧嘩現象，訴諸的是一種「水平的」、共存的、所有事物平等的價值觀。因此我們在同一個身體上得以看到兩種不同的身體並置，死亡與新生共存的意象：在中世紀的世界圖像中的上下高低，具有空間上和價值上的絕對意義。……每個重要的運動（movement）都被視為、被詮釋為沿著垂直線向上或向下的運動。中世紀思想與藝術中一切運動的隱喻都是如此。其中，所有優秀的都是垂直線上位於高層的，所有拙劣的都是低層的。……中世紀思維的模式，乃是垂直的（Bakhtin, 1965/1984b, p. 401）。其二，Bakhtin 指陳以身體作為具體說明狂歡節語言再意義化的依據，最主要的原因乃是因為身體此一開放的具體象徵可作為人內在與外在的通渠和對話管道，所以它可以清楚呈現主流政治社會在運作過程中所留下的銘刻痕跡。尤其是狂歡節的身體論述所訴諸的感官愉悅與身體慾望滿足明顯針對的是主流政治社會所設定的禁慾主義規範，狂歡節身體論述並且以極度誇大的方式建構與官方的意義系統完全相反的價值觀和實質內容。所以，狂歡節身體論述可說是以一種最具渲染力的手法展演出與主流政治社會的對話與對抗關係。透過上述兩種身體論述策略，我們清楚看到 Bakhtin 所陳述的狂歡節身體論述首先藉由訴諸一種水平的、共存的、所有事物平等的價值觀，對比和區分出狂歡節語言系統與主流政治社會的社會系統之間的差距，並同時將後者指涉為必須被解構的大寫它者；接著，狂歡節身體論述藉由誇大的方式直接訴諸被主流政治社會所禁制的性慾主義（eroticism），並將其接合到與主流政治社會的對話與對抗關係中，藉

(30)

此再建構另類的意義系統。從狂歡節身體論述在政治實踐上藉由與主流意義系統進行對話，並在對話的過程中與之區分以接合出非官方的民間真理這個動態過程來看，我們不難發現，Bakhtin 藉由怪誕現實主義與卑賤化的身體論述所試圖說明的，正是圖一所示的眾聲喧嘩的對話模式。亦即，狂歡節身體論述並非無根漂流於具體政治社會脈絡之外的虛空的產物，Bakhtin 更不是不知社群為何物的後現代主義者。狂歡節身體論述的顛覆性所暗示的，正是語言與意義的開放性和未了性（unfinalizability），以及身體與主體處於政治社會脈絡中，所必然需要回應主流意義系統的倫理使命和承擔（answerablilty）。而在回應主流意義系統的同時，Bakhtin 更直指身體的時空性得以讓主體伺機自我表達不欲從屬的精神，並在亟欲掙脫從屬性、確立主體性的對話主體形構中，展現其滿含尊嚴、不可化約的血肉人性與存在立場。綜上所述，本研究認為，狂歡節的身體論述確實具體說明了狂歡節的政治實踐過程，亦即在與主流政治社會對話的過程中與之進行區分和對抗，並將後者的社會規範加以相對化、去自然化，藉此接合出具有特殊政治意圖的意義系統和知識。就這點來看，怪誕現實主義和卑賤化的狂歡節身體論述，其政治效應和功能並非建立在這些策略真的提供一種陳述或規劃狂歡節身體論述的「內容」，而在於這些策略在「形式」上展演出一種解構和再建構優勢意識形態與權力關係的民主化的語言過程，使得我們得以藉由此一過程洞悉主流政治社會「如何」透過語言生產優勢意識形態和權力關係，而言說主體又「如何」動員一種具有特定政治意圖的意識形態鬥爭，藉以彰顯語言的社會性、知識相對性與身體的時空性。也就是說，狂歡節身體論述作為一種再意義化的政治實踐，乃是因為它在策略上試圖動員一種以語言形式為本的意識形態鬥爭。而

(31)

這符合本研究先前討論的民主化的第三個特質：言說主體在權力關係之中，經營具有特定政治意圖的語言形式以進行策略性的抗爭，是實踐民主化的語言過程的關鍵。

肆、結語

本研究旨在藉由檢視CODA 的理論困境探討 Bakhtin 狂歡節概念的民主化意涵。有鑑於 CODA 在現階段的理論發展上，雖然強調意義的解構和再建構都是在探討或實踐語言的民主化時不可或缺的部分，但是在建構抽象理論或進行實際的案例分析時，卻較少關注意義的「再建構」以及此一面向所牽涉到的民主化的語言過程，本研究試圖藉由 Bakhtin 對狂歡節語言與身體論述的說法，具體說明 CODA 所揭示出的三點民主化意涵，亦即：民主化是由下而上的語言過程；民主化是利用語言系統與社會系統之間的辯證關係而實踐的意義的解構和再建構；民主化是經營具有特定政治意圖的語言形式，以暴露出主流政治社會與其意義系統的權力本質之意識形態鬥爭。據此，本研究認為 Bakhtin 的狂歡節概念幫助我們系統性地具體說明民主化的語言過程，並重新建構語言與民主化的理論。此外，Bakhtin 的狂歡節概念除了有助於化解 CODA 的理論困境，其具有的學術史上的特殊意義也值得加以延伸探討。特別是從西方語言哲學的演進脈絡來看，自Saussure（1978/2002）提出結構主義語言學之後，後續論者雖然在各個面向重述、延伸、或修正了Saussure 的部分論點，但是結構主義所揭示出的從「形式」探討「意義從何而來？」的語言哲學立場多半被人所忽視，甚至被認為是一種抽離於具體時空脈絡的主張。直到晚近後結構主義者 Laclau 與 Mouffe（1985）在探討敵對、

(32)

接合等政治行動的抵抗策略時，才又重拾對於語言形式的重視，並暗示語言形式上的部署乃是試圖動員意識形態鬥爭時，相當關鍵性的起點。 Bakhtin 在狂歡節概念中對民主化的語言過程的分析與其中的語言哲學立場，剛好可被放在從結構主義轉向後結構主義的當代語言哲學演進脈絡中來定位。因為 Bakhtin 一方面強調與主流政治社會的對話關係，將 Saussure 結構主義式的語言形式分析賦予了社會性，因此結構主義所預設的主宰意義或言語行動的「語言系統」在此被進一步轉化為反映社會文化或社群共識的「既存的意義類型」（Allen, 2000, p. 18）；另一方面藉由突顯與優勢意識形態和權力關係的對抗過程，Bakhtin 狂歡節概念對後結構主義持續深入探討語言的民主化意涵或政治行動的動員亦有所啟發（王孝勇，2009a；劉康，1995；鍾蔚文，2004）。由此可知，透過閱讀 Bakhtin 的狂歡節概念，我們似乎也正目睹著當代語言哲學在思想和典範上的變遷與民主化。本研究認為，這會是後續值得持續深入研究的方向，值得另闢專文探討。最後，本研究的研究貢獻可從理論層面與實踐層面等兩方面來談。在理論層面上，本研究首要的貢獻在於引介並理論化 Bakhtin 的狂歡節概念。由於 Bakhtin 的狂歡節概念乃是植基於社會文化的觀察，因此後續受到 Bakhtin 所啟發的研究者大都傾向直接移植狂歡節的概念與相關的理論術語（例如：詼諧、扮裝）來分析當代的狂歡節活動（例： Pravaz, 2008）或一些明顯具有狂歡節特性的社會運動或現象（例：St. John, 2008; Sturges, 2010）。這樣的借用除了必須考量到適當性，更值得商榷的問題恐怕是相關研究缺乏理論建構的視野。這與 Bakhtin 試圖藉由狂歡節概念接續並延伸了他一生的理論志業（例如：對話論）之企圖，基本上是背道而馳的。當然，目前學界也累積了一些較為標榜理論探討性質的研究。然而

(33)

這些相對少數的研究成果所環繞的爭議點，大多鎖定在「狂歡節是種反霸權（例：Achter, 2008; Cooper, 2007），或是不具有解構霸權力量的體制內的活動（例：Bruner, 2005; Harney & Oswick, 2006; Ravenscroft & Gulchrist, 2009; Skrado, 2009）」這個二分法的議題，相關研究者並且藉由考察不同地點所發生的狂歡節活動來試圖回應上述的爭議。然而，這些回應都沒有從 Bakhtin 提出狂歡節概念的政治意圖和其所標榜的生活態度來界定狂歡節的儀式特性，更沒有從語言這個貫穿 Bakhtin 理論的核心要素來思索何以狂歡節具有挑戰權威並實踐民主化的可能性，因此無法具體分析狂歡節語言與身體論述在意識形態鬥爭的過程中所衍生的與主流政治社會之間的折衝。對此，本研究認為 CODA 對於民主化的語言過程的強調，有助於我們重新思考 Bakhtin 的狂歡節概念以及此概念於現階段所引發的爭議，並據此提供較為合理的理解與詮釋。本研究另一個理論層面的貢獻，在呼應目前學界對於 CODA 的知識特性或缺失所提出的看法。如同 Weiss 與 Wodak（2003）所言， CODA 乃是跨領域或跨學門的理論架構與研究方法，因此其中衍生出的諸如主觀主義 vs. 客觀主義、個體主義 vs. 集體主義、唯意志論 vs. 決定論……等問題其實也是當代社會科學所面臨的核心問題。Weiss 與 Wodak 於是主張，相關研究者必須試著釐清 CODA 所援用的一些基本概念（例如：語言、論述、行動、社會結構），並特別強調語言結構與社會結構的辯證關係，才有可能重新界定 CODA 的理論概念與分析類目，並將其運用在社會與政治的分析上。本研究透過閱讀 CODA 的理論背景探討其在理論援用上諸多有待被進一步推敲的理論術語，並納入 Bakhtin 的狂歡節概念從語言歷程中難以捉摸的當下情境重新闡述語言的民主化意涵與可能性，在某個面向上也落實了學界的呼籲。本研究在實踐層面的貢獻，在於對未來持續探究當代社會的民主化

(34)

實踐提供概念的指引。有鑑於民主社會中的民主主體如何在眾聲喧嘩的多元論述或氛圍中尋找對話、溝通、理解的可能性（肖小穗，2010 年 7 月），或者民主社會中的異議之聲如何透過論述界定自身的主體位置並訴求意識形態鬥爭的正當性（王孝勇，2006），都已成為當代社會中具有高度迫切性與切身性的議題。對此，Bakhtin 的狂歡節概念所標示出的民間社會的言說主體透過語言揭示出與它者或官方權威的對話關係，並得以進一步透過論述指涉彼此之間的對抗或敵對狀態，應有助於未來的民主化研究從中擷取批判的資源。

註釋

1 王孝勇（2005）曾將批判論述分析與批判語言學歸納為「批判取向的語言學分析」。本研究由於更強調語言作為 Foucault（1980）所說的「論述」，具有鬆動權力關係中的宰制邏輯的批判力和行動力，因此將「批判取向的語言學分析」修改為「批判取向論述分析」。關於 Foucault 對論述的說法，下面會再加以討論。 2 本研究所說的「語言結構」並非 Saussure（1978/2002）指陳的制約「言語行動」（parole）且不可被後天人為所更動的「語言結構」（langue），而是在言語行動中呈現出的反映言者意識形態、價值觀與社群共識的「既存的意義類型」（established patterns of meaning）。它可被進一步界定為「不停變動的社會價值觀與主體位置」（Allen, 2000, p. 18），或「在回應社會結構過程中所形塑的社會產物」（Fowler & Kress, 1979, pp. 187-188）。

3 本研究借用 Carabine（2001）的說法，將「論述策略」定義為：將論述賦予特定的意義與力量，以期在指涉對象的意義化過程中，發揮重新部署權力關係的效應之方式和過程。 4 本研究所說的「形式」，可被定義為「如何說？」（how）；而「內容」則是「說什麼？」（what）。 5 「及物動詞的規則」指得是語句如何透過動詞、形容詞進行表意；例如蔡珮（2005）發現污化女性髒話總是使用特定的動詞，其實隱含了一種強奪、侵略的性意識。「語態規則」旨在探討人稱代名詞的使用或省略如何呈現言者與聽者之間的關係；例如翁秀琪（1998）發現《自由時報》在「李宋會」的報導

(35)

上，利用或明確或模糊的人稱代名詞作為對比，傳達指責宋楚瑜並讚揚李登輝的訊息；「轉換」則在探討「動詞變名詞」（nominalization）等語言形式如何框架特定事件的再現；例如林芳玫（1996）研究發生在 1994 年的師大強暴案，發現主流媒體經常以「師生戀」這個名詞將「性侵害」此一動態過程「名詞化」，導致加害者在媒體報導中得以缺席並規避責任。「分類規則」旨在探討「過度標籤化」（overlexicalization）等策略如何建構語言的秩序並傳遞意識形態；例如 Teo（2000）就發現澳洲的新聞媒體經常過度強調女性律師或醫師的性別，而「女」律師或「女」醫師的稱呼則反映出社會似乎自覺或不自覺地將這些在職場上表現出色的女性視為異類或它者。「論述的一致性與秩序」則在探討同樣的人、事、地、物是否一再出現並達到一致性。這五點分析策略都可以明顯看出批判語言學對於語言形式指涉內容的強調。 6 對於語言作為意識形態鬥爭的討論，近來也在CODA 的內部造成了許多迴響。有論者從方法論的角度探討批評者在意識形態批評中扮演的角色與其倫理意涵，亦即批評者如何在意識形態批評的過程中自在於所關注的論述，或者如果批評者無法置身事外，那麼CODA 是否只讓批評者看到支持其論點或批判位置的文本證據，而忽略其它可能的文本意義。本研究充分認知到這些討論的重要性，在結語的部份也嘗試進行簡要地說明。但是本研究所處理的CODA 的理論困境，主要仍在回應「（日常性的）言語行動如何具有民主化的意涵」這個核心問題，因此無法在現階段就方法論上進行細緻的討論或論辯，只能提出一些初步的想法。本研究現階段認為，如果從「霸權化」的觀點來看，CODA 的研究實踐基本上也是一種霸權化的展現，它必然經歷將特定的論述接合到某些政治主體的接合實踐過程。而這個霸權化的論述建構所產生的意義，由於其並非完全縫合的狀態，而只是人為建構的暫時穩定的意義系統，所以可能會不時面臨其它意識形態的挑戰。就這點來看，批評者是否自外於其所關注的論述或對象，可能不是首要的討論焦點。因為批評本身即是片面的、不完整的民主化的語言過程。 7 這裡所說的政治意圖，乃是指陳狂歡節的儀式活動或言語行動具有回應和批判特定時期當權者的批判意識。Clark 與 Holquist（1984）就指出，就 Bakhtin 本人在人生歷練中多次被政治上的威權主義迫害來看，他的狂歡節研究應是為了批判俄國1930 年代史達林高壓統治下，對知識分子的肅清。因此，批判史達林政權，即是Bakhtin 狂歡節概念原初的政治意圖。

8 這幾本著作包括《對話的想像：四篇論文》（The Dialogic Imagination: Four Essays; Bakhtin, 1975/2002）、《言說類型與其它的晚期著作》（Speech Genres & Other Late Essays; Bakhtin, 1979/2004）。另外，關於署名 Vološinov 的著作是 否為Bakhtin 所寫，本研究基本上傾向將其也認定為足以代表 Bakhtin 思想的著

(36)

作。理由是目前已有許多學者考察這些論述中的思想，發現所處理的議題和所提出的觀點均呈現高度的一致性（例如：Clark & Holquist, 1984; Holquist, 2002; Schuster, 1998; Wertsch, 1991）。 9 Kristeva 和 Bakhtin 對於文本與社會的辯證過程的描述，基本上也適用於觀察當代民主化場域中的諸多政治與社會實踐。例如2010 年第八屆台北同志大遊行以「擴大伴侶親屬關係定義，實質保障多元家庭權益」為其主要的訴求。這個訴求除了表達對於主流政策制定的不滿；更重要的是，我們從中看到同志團體藉由暫時性地妥協於異性戀社會所設定的「伴侶親屬關係」、「家庭」等性類目或身分類目，但又試圖挪用這些類目並且提出另類的家庭、親屬關係的想像或界定。我們或許可將這個從屬化到主體化的過程稱為一種對話式的對抗，而它相當程度說明了狂歡節再意義化行動過程。

參考書目

王孝勇（2005）。〈「新聞」概念的再思考：本土新聞批評史中語言學分析的現代性與後現代性〉，《中華傳播學刊》，8: 249-287。王孝勇（2006）。〈社會運動的語藝批評：理論的論辯與意義〉，《傳播與管理研究》，5(2): 131-162。王孝勇（2007）。〈女性主義立場論的主體與權力問題〉，《政治與社會哲學評論》，21: 89-146。

王孝勇（2009a）。〈掙脫語言的枷鎖？從 Mikhail Bakhtin 論「表述」談起〉，《政治與社會哲學評論》，30: 203-244。王孝勇（2009b）。《抵抗如何可能？Mikhail Bakhtin 狂歡節語言與身體論述的再詮釋》。政治大學新聞學系博士論文。方孝謙（2005）。《媒體與意識形態初稿》。未出版之手稿。肖小穗（2010 年 7 月）。〈建構跨文化溝通的共同基礎：一個互動隱喻的觀點〉，「2010 中華傳播學會年會暨第四屆數位傳播國際研討會」，嘉義：中正大學。林芳玫（1996）。《女性與媒體再現：女性主義與社會建構論的觀點》。台北：巨流。林淑芬（2004）。〈傅柯論權力與主體〉，《人文與社會科學集刊》，16(1): 117-150。尚衡譯（1990）。《性意識史──第一卷：導論》。台北：桂冠。（原書 Foucault, M. [1980]. Histoire de la sexualité. Paris, France: Gallimard.）

(37)

紀慧君（2003）。〈定位的政治──主體與權力研究的再思考〉，《中華傳播學刊》，3: 83-127。倪炎元（2001）。〈初探論述分析與傳播研究－兼論其在中文傳播研究上的前景〉，郭良文（編），《2000 傳播論文選集》，頁 127-167。台北：中華傳播學會。翁秀琪（1998）。〈批判語言學、在地權力觀和新聞文本分析：宋楚瑜辭官事件中李宋會的新聞分析〉，《新聞學研究》，57: 91-126。蔡珮（2005）。〈從污化女性髒話和父權在語言使用的權力展現〉，《新聞學研究》，82: 133-170。劉北成、楊遠嬰譯（2003）。《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台北：桂冠。（原書 Foucault, M. [1977]. Discipline and punishment: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New York, NY: Allen Lane.）

劉康（1995）。《對話的喧聲：巴赫汀文化理論術評》。台北：麥田。

錢俊譯（1995 ）。《傅柯：超越結構主義與詮釋學》。台北：桂冠。（原書 Dreyfus, H. L., & Rabinow, P. [1982]. Michel Foucault: Beyond structuralism and hermeneutics.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戴育賢（2002）。〈從扭曲溝通到獨白論說：婦女運動的報導如何客觀？〉，《中華傳播學刊》，1: 139-185。

鍾蔚文（2004）。〈想像語言：從 Saussure 到台灣經驗〉，翁秀琪（編），《台灣傳播學的想像（上）》，頁199-264。台北：巨流。

Achter, P. (2008). Comedy in unfunny times: News parody and carnival after 9/11. 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25(3), 274-303.

Allen, G. (2000). Intertextuality. New York, NY: Routledge.

Althusser, L. (1994). Ideology and 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 (notes towards an investigation). In S. Zizek (Ed.), Mapping ideology (pp. 100-140). London, UK: Verso.

Austin, J. L. (1975). 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 (2nd ed.).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Bakhtin, M. M. (1984a). Problems of Dostoevsky’s poetics (C. Emerson, Trans.).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63) Bakhtin, M. M. (1984b). Rabelais and his world (H. Iswolsky, Trans.). Indianapolis, I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in 1965)

Bakhtin, M. M. (2002). The dialogic imagination: Four essays (C. Emerson & M. Holquist, Trans.). Austin, TX: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75)

Bakhtin, M. M. (2004). Speech genres & other late essays (V. W. McGee, Trans.). Austin, TX: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in 1979)

Mikhail Bakhtin狂歡節概念的民主化意涵： 從批判取向論述分析的理論困境談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