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礎設施中介的人水關係：新店溪秀朗橋至碧潭橋段水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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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工學院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論文

Graduate Institute of Building and Planning College of Engineering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Master Thesis

基礎設施中介的人水關係：

新店溪秀朗橋至碧潭橋段水岸研究

Infrastructure Mediated Human-Water Relationship：

A Case Study of the Xindian Riverfront from Xiulang Bridge to Bitan Bridge Area

黃文誼 Wen-Yi Huang

指導教授：王志弘博士 Advisor：Chih-Hung Wang, Ph.D.

中華民國 108 年 7 月 July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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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誌

2004 年第一次來到新店碧潭。記憶中，當時碧潭到處是流動攤販，從燒烤、

小吃、打彈珠、射飛鏢到唱卡拉 ok，這片河灘地上呈現出吵鬧又雜亂的夜市景象。

2011 年重遊碧潭，新店溪沿岸的風貌已不可同日而語。過往橋下的攤商和喧譁的行動擴音設備已消失不見，取而代之的是寬闊平坦的景觀步道和井然有序的商店街，以及綿延不絕的自行車道，串聯河濱公園及景觀跨堤橋梁。對於新店溪水岸的轉變，留下深刻印象。僅從使用者的角度而言，我非常享受在河濱騎腳踏車，

頗讚賞政府整理了這個空間供民眾運動休閒，甚至認為周邊蓬勃發展的房地產，

是城市發展的光明前景。直到進入城鄉所，接觸到「空間的社會分析」之視角，

才漸漸瞭解在都市水岸發展過程中，潛藏了各種價值抉擇、社會矛盾及利益衝突。

完成論文之際，腦海中突然浮現好多曾經努力的過程。

為了找尋適當的受訪者，不論是在新店溪河邊釣魚的大哥、在槌球場上打球的長輩、在竹林裡種菜的大哥大姊、小碧潭部落裡的雜貨店大姊，以及河濱公園的每個管理崗哨大哥，都是我鼓起勇氣搭話的對象。為了梳理碧潭的過去記憶，

則經常到新店文史學會請益文史志工們，其中一位志工大姊世居新店溪中上游，

她熱心地帶我去拜訪碧潭老街上的鄰居，講述著 50、60 年代的生活記憶。還有，

在我租屋處樓下的鄰居、街角的里長、前里長，聊著聊著，在地居民就這樣串聯起來（多年來都不知道原來鄰里間有這麼多故事）。此外，在各種演講及研討會場合上認識的生態文史團體、組織聯盟、倡議領袖，提及不同的觀點主張及計畫開展，初始瞭解到動員網絡的龐大。從田野裡摸索到於公於私、於內於外的利益協商，錯綜複雜，如此真實的展現在眼前，活脫脫地躍然於生活場景中。

進入職場多年後，決定以邊工作邊念書的方式，重返校園生活。多少個下班後的夜晚，直奔學校打開筆電查找資料、閱讀文獻，整理成一段段分析、一篇篇論述；累了，倦了，找小夥伴吃個飯，一句寒暄，一個鼓勵的眼神，幾段沒營養的對話，是不可或缺的身心調劑。若沒有王瑤如姊姊般搭伙煮食，郁婷如小老師般神提點，李蔚和于晴肝膽相照、義氣相挺，還有每週二晚上研究生讀書會小組成員們相互觀摩、相互慰藉，這些千頭萬緒的研究素材，也不會建構成可供思辨的題材。在此，特別感謝我的指導教授王志弘老師，幫助我建立研究的價值取向、

核心思想和態度養成。時時提醒，在課堂上不要問「怎麼辦」的問題，而以八字箴言「啟蒙、組織、動員、抗爭」回應對於空間社會的大哉問。老師時而嚴厲，

時而溫柔細膩，且總是即時回應學生的來信提問，能夠成為老師的學生，我覺得十分幸福。此外，還要特別感謝我的口試委員張素玢教授及畢恆達教授，提供了許多寶貴的修正建議，也給我時間及機會好好修正，讓我的論文更臻完善。

最後，我要深深感謝我的家人，總是默默守護著這個晚歸的孩子，適時留一盞燈、一碗湯，溫暖了勞苦的心智和脾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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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嘗試結合政治生態學、基礎設施研究和空間調節機制等觀點的啟發，

針對新店溪水（岸）基礎設施中介的人水關係，考察其部署、轉化，以及從擷取資源到風險掌控的過程。基礎設施是轉化新店溪水的性質與人的活動關係的中介物，也是驅動政治經濟力量的技術物。相對於清朝拓墾時期順應自然的利用方式，日治時期展現了現代技術主導的資源統籌及降險施為，然而，戰後發展期卻因劃界治理，與水爭地，讓新店溪成了都市邊緣的厭棄自然，直到晚近在全球都市競爭的驅力下，水岸高灘地華麗轉身為休閒遊憩、景觀化、觀光化的魅力形象塑造場域。本研究資料來源，取自官方規劃報告、統計資料、新聞報導、田野考察、參與式觀察、實地訪談，以及歷史文獻和地圖分析。

透過水（岸）基礎設施所中介的人水關係，分辨出為了實踐親水欲望卻導致

「疏離的都市自然」、承擔洪患風險下「時而競爭時而共存」的河濱休閒活動，

以及儘管隨著環境變遷卻也無法完全抹除「歷史的紋理」，依託於不同功能形式的基礎設施中介，因而展現都市自然的不同意義。在過往都市河川的治理思維和手段中，看似滿足了防洪需求，忽略了生態維護，兩個課題總是互為矛盾對立，

甚至是單向侵害的關係。然而，在防災觀念的轉向並結合環境休閒意識後，這些難題是否突然得以迎刃而解？當政府及專家學者將水中、水岸部署的基礎設施逐漸整併在一起，其與都市水岸計畫的關係是否已被充分考量？無論是水利工程、

水岸防災設施還是水岸遊憩建設，它們在不同的情況下是否都能發揮個別的影響力及效用？本研究試圖辨明在資源化、去風險化的過程中，新店溪（自然）不只是一條河流（都市自然），在景觀水岸的發展下，還涉及更上一層次的空間調節機制，因河川線以外的水岸土地價值正在翻轉，其中更彰顯出政治、社會、經濟因素交錯的利益價值衝突。同時，不能忘了，在這片土地上（新店溪畔）生活的人，也會以「自身」的力量重新轉譯水基礎設施的物質性及中介性。換言之，因基礎設施的物質性部署，使新店溪成為一種可取用的自然資源，可阻擋的風險，

並透過治理體制及論述形構中介了政治經濟過程與都市發展，也中介了遊憩消費社會，形塑出人與自然的多重關係。

關鍵詞：新店溪、基礎設施、資源、風險、人水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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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rough the notions of political ecology, infrastructure research, and spatial regulation regime,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deployment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infrastructure that mediates human-water relationship, as well as how this relationship turns from the stage of resource-taking to risk-control. Infrastructure is not only some medium that transforms the nature of Xindian River and people’s activities, but also works to be part of the political economic development. Contrast to the comformity to nature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the modern technology during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turned water into resource and managed to regulate flooding. However, policy regarding the floods prevention during the post-war period laid a even more distinct boundary between the river and the city. Extensive area outside the embankment became isolated from people’s daily life and was turned into abject nature tht stayed away from the urban life area. Later, given the pressure of global city competition, waterfront transformation is celebrated by the urban government, and the riverfront is re-shaped as space for leisure activity and the icon for image-building through green landscaping. The study will be based on various materials including official planning reports, statistics, journalism, historical literature and maps as well as firsthand field-observation and interviews.

Three kinds of human-water relationships under specific mediation of infrastructure can be identified: 1) people hopes to get closer to water nature through their activities on the green landscape yet actually become even more alienated as they now only experience the water in a much regulated way; 2) people try to use the riverfront as a buffer zone that can counter the risk of flooding; and 3) people produced and re-produced the riverfront, which generates historical textures that cannot be totally erased by top-down construction.All these different stages have been based on infrastructure materials of different sorts and embody different meanings of urban nature. During the past years, the governance of urban waterfront seemed to succeed in flood control, but could downplay ecological issues. However, when the ecological ideas of environmentalist groups are materialized as riverfront green space, have all problems been solved? While the government and hydraulic experts deployed specific kinds of water infrastructure, has their connection with urban waterfront plan been considered? Whether it be river engineering, flood protection, or recreational facilities, have their different effects, whether put together or individually, to the rifverfront nature and peoepl’s daily life be taken into account?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how the water nature is transformed as resource and the subject of risk control.

The Xindian River (nature) is not just a river flowing through Taipei (urban nature),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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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 also part of the spatial regulation regime that is integral to the development of waterfront landscape. Political, social and economic dynamics abound and lead to conflicting interests and values. For example, the value of riverside land skyrockets.

Meanwhile, people who lived nearby Xindian River also redefined the mediation of waterfront infrastructure. In other words, the Xindian River has been transformed from nature to useable resource and controllable asset through the infrastructure deployed. The governance and discourses regarding the riverfront is a political-economic process of regulation, as well as the embodiement of urban development and recreation consumer society that build the multiple relations between humans and nature.

Keywords: Xindian river、infrastructure、resource、risk、human-water relatio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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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導論 ... 1

第一節問題意識：遠觀「自然」 ... 1

第二節文獻回顧 ... 3

第三節分析架構與主要論點 ... 10

第四節研究設計與方法 ... 12

第二章引水與行水：新店溪的資源化過程及內藴風險 ... 16

第一節清朝拓墾時期的開拓溯源及對渡往來 ... 16

第二節殖民現代性下技術主導的資源系統與降險設施 ... 19

第三章擋水與蓄水：新店溪堤防與攔水壩的「逆」水治理 ... 25

第一節戰後發展期：遇水則流的過水橋 ... 25

第二節劃界治理：建構堤內安全的計畫與去風險工程 ... 26

第三節乾涸的碧潭 ... 31

第四章離水與親水：以高灘地作為「順」水推洲的場域 ... 35

第一節空間調節機制下的都市水岸發展 ... 36

第二節萊茵計畫：從都市邊緣水岸到大河之縣再造工程 ... 40

第三節大碧潭計畫：城市競逐下的觀光化 ... 42

第四節觀光治水？都市景觀水岸擴散延伸的形塑過程 ... 48

第五章何以成為「自然」？水(岸)基礎設施中介的人水關係 ... 51

第一節親水欲望的實踐與矛盾 ... 52

第二節風險承擔下的水岸競爭及共存關係 ... 59

第三節水岸環境變遷與歷史的紋理 ... 66

第六章結論：近用自然，再造自然 ... 76

參考文獻 ... 81

附錄 ...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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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目錄

圖 1 研究架構 ... 11

圖 2 研究空間範圍 ... 13

圖 3 新店溪中上游地景，取自日治二萬分之一台灣堡圖（1989） ... 16

圖 4 為引水而以竹筐及石頭建構阻水、蓄水的竹蛇籠 ... 18

圖 5 瑠公圳水門（1934） ... 18

圖 6 新店溪中上游地景，取自日治二萬五千分之一地形圖（1921） ... 20

圖 7 日治時期建成的新店一號堤防 ... 21

圖 8 日治時期建成的碧潭吊橋 ... 22

圖 9 1965-1975 年碧潭豐水期 ... 23

圖 10 1960-1970 年碧潭枯水期 ... 23

圖 11 這張照片的背景（遠方）紀錄了 1959 年的過水橋 ... 26

圖 12 早期以竹蛇籠來蓄水，維持碧潭水位 ... 29

圖 13 碧潭堰（1977） ... 29

圖 14 碧潭是熱門觀光風景區（1950） ... 32

圖 15 碧潭乾枯的情形（1985） ... 32

圖 16 瑠公圳抽水站（1970） ... 33

圖 17 開採新店溪砂石 ... 33

圖 18 都市計畫與水岸計畫時間軸 ... 37

圖 19 萊茵計畫（1994） ... 41

圖 20 大碧潭計畫（2007） ... 43

圖 21 未在河川治理計畫線內的溪州部落（2008） ... 45

圖 22 依循水圳遺跡標示的地圖 ... 47

圖 23 水岸成為都市發展的戰略區域 ... 50

圖 24 基礎設施中介人與新店溪的關係 ... 52

圖 25 瑠公圳圳畔舉辦活動的情景，但人仍與「整治過」的水保持距離 ... 54

圖 26 新店溪畔平整且綠草如茵的槌球場 ... 56

圖 27 新店溪右岸高灘地上的游泳池 ... 57

圖 28 新店溪水岸開發建案（2008） ... 58

圖 29 被徵收的水岸土地已開發為高樓建物（2015） ... 58

圖 30 新店溪垂釣活動（2015） ... 60

圖 31 梅姬颱風所致溪水暴漲情形（2016） ... 61

圖 32 防颱措施，天鵝船移上堤防（撤離岸邊） ... 62

圖 33 秀朗堰（2011） ... 64

圖 34 蘇拉颱風後河濱公園滿目瘡痍，水退之際民眾去撿拾沖上岸的魚（2012） ... 65

圖 35 大坪林引水石腔，以及「碧潭堰上游至烏來沿線亮點營造第一期工程」 ... 71

圖 36 蘇迪勒風災後碧潭堰受損情況（2015） ... 73

圖 37 水岸基礎設施化分析架構圖 ... 77

附錄圖 1 2015 年蘇迪勒風災後鳥瞰碧潭堰 ...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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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目錄

表 1 本研究受訪者列表 ... 14

表 2 淡水河水系已興建堤防表（1963） ... 27

表 3 新店地區都市計畫與水岸計畫的變遷 ... 39

表 4 水岸開發規劃與文史生態的爭議 ... 75

表 5 不同基礎設施部署下的人與水關係模式 ... 78

附錄表 1 新店溪（秀朗橋至碧潭橋段）治理及管理機關 ... 92

附錄表 2 新北市議會第 1 屆第 1 次定期會（第 3 審查會）議員提案 ...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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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導論

第一節問題意識：遠觀「自然」

新店溪，水淡無景，河岸荒澀，雜草蘆葦與卵石棄物間陳，遠遠一橋隱濛於灰恍恍煙氣後，早知是水泥結構，無絲毫線條美的一座潦草搭板，卻因它在台北，從來沒人用「景」用「美」要求任何事物；又因這橋板常浮現於眼神遠方，不受你憑臨遊賞，它至多只受你佇足看一眼，這佇足所得，說來奇怪，

竟是那麼——那麼的台北。（舒國治，2010：4）

舒國治筆下的新店溪，是 1992 年的印象（距今 26 年前），水岸荒蕪的景色、

人與河流的距離感，是既不起眼又被人們忽視的生活地景（背景），但仍與台北都市生活關係緊密，甚至被描繪為某種類型的都市意象（那麼的台北）；看似隱微的都市自然，實則深刻地影響了社會、生活、文化等面向。然而，在官方施展一連串綠美化、景觀化、遊憩化、再價值化的治理術後，舊時水岸荒涼的景象，

今天已成為各種大型活動的熱門據點，舉凡路跑運動、農夫市集、歌唱比賽、慶典活動、水舞觀光、龍舟競賽、美食嘉年華等，此外，更是周邊居民日常散步、

慢跑、運動、打球的去處。新店溪及周邊河岸治理後的變化，可見一斑。

因新店溪上游地勢較高，自清朝拓墾時期，順應地勢開鑿瑠公圳，取新店溪水為大台北地區的農地供應灌溉和民生用水，作為重要的水源來源，並就此開展了自然「資源化」的過程。日治時期，碧潭上方建起吊橋，與瑠公圳攔堵新店溪水而形成的平緩潭面，互為映照，蔚為都市居民所青睞的水域活動風景區，也獲選為台灣八景十二勝之一。同時間，新店溪中下游卻因河道易淤積沙土，常面臨洪災風險，因此開始興建堤防護岸，來對抗大水來襲的侵害，藉以建立都市重要活動區域的安全範圍並「降低風險」。

1970 年代開始，不斷高築且無限延伸的堤防，清楚地將新店溪及周邊水岸劃分在都市居民生活的區域之外，而河川線與堤防所包夾出的狹窄高灘地上，遂成為都市治理的邊緣地帶。為了便於排放廢棄水，緊挨著河岸地，長出許多違章住宅與工廠¹。然而，因生態環保意識高漲，從前以劃界阻隔都市水岸的治理方式，

1 2010 年 6 月遠見雜誌報導，新店溪中游左岸旁，霸占數十年的 442 家違章工廠、砂石場消失殆盡。搖身變為陽光運動公園，隨時可見親子嬉戲的畫面。一位縣民看到縣長周錫瑋，大聲歡呼：

「水變乾淨，魚變多了，我還釣到鱺魚呢」。參見https://www.gvm.com.tw/article.html?id=13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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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逐漸轉變為與自然共生方式的高灘地或水岸緩衝區吸納洪水，同時為了提供市民親近水岸的機會，政府大力催生水岸的公園化及景觀化，帶動了將雜亂的水岸地景改造為都市居民休閒場域的治理風潮。市民對親近自然水岸的渴求被挪用為都市發展的藍本，地方政府也從都市水岸空間中看到了治理介入的可能性。由政府主導的土地開發大量出現，包括開闢市民休閒活動的場地、建置自行車休閒路網提升水岸可及性、搭配捷運建設計畫變更土地使用分區，使水岸成為重點開發地區，影響周遭房地產市場等。2016 年新北市政府擬訂「變更新店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以水岸軸心為地方發展的定位，進一步落實到具體的土地使用分區，提高土地使用強度，藉以振興荒廢已久的水岸空間，塑造都市行銷亮點。

隨著台北都會區的發展，新店溪作為一自然地景，一方面提供了都市居民基本的維生條件（灌溉用水與民生用水等）及遊憩功能（觀景或親水），同時也潛在著不定期的水患威脅。為了保障穩定的居住品質與安全，人類社會區隔了河流與都市生活的空間，營造出一個「安全適居」範圍。這一條流經都會區的河流，

被人類社會所取用，同時反應出人類社會與自然之間的循環變遷關係，透過「基礎設施」的物質介入，改造了既有的自然樣貌與狀態。

新店溪水岸的地景構成與轉變，除了受到大尺度的都市計畫影響都市治理的機制之外，更透過小尺度的水岸基礎設施介入自然與人類社會的關係，促進都市與水環境的可親性，透過新店溪「基礎設施化」工程，掌控了自然資源，調節自然環境，流經都市的河流演變成「採集自然」的來源。此過程潛藏著不穩定的力量，且無法與都市空間穩定共處。換言之，新店溪提供了自然資源（水資源），

同時兼具了都市居民渴望親近的自然環境場域（水環境），藉由新店溪與週邊水基礎設施的部署、轉型，乃至後續衍生的諸多爭議事件，突顯出了「人水關係」，

即「社會—自然」的張力關係。本研究的具體發問為：

（一）新店溪基礎設施的生成、轉變機制和影響為何？不同階段建構的基礎設施，如何塑造新店溪資源再利用的可能，以及減少水患風險？

（二）在國家的空間調節機制下，不斷產生各種水基礎設施的物質缺口，在此同時，都市水岸成為各種價值展演及環境生態操作的場域？而以工程再現的都市自然，又對城市治理有何影響？

（三）水基礎設施受到新店溪水位漲、落、漫、淹的衝擊，以及水岸環境變遷的影響，其中潛藏著風險性及物質僵固性。為了修復或改變基礎設施的功能，而反覆疊加的水利工程及親水性基礎設施，將如何中介人與自然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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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文獻回顧

近二十年來，國內針對都市水岸空間研究相當豐富，議題涉及生態規劃、景觀設計、水岸再造、觀光發展、環境滿意度、民眾參與等層面（張淑智，1986；

陳效之，2000；蘇菀瑄，2000；黃妤婕，2011；謝孟宸，2013；吳東穎，2014），

也有相關文獻強調了水岸空間兼具了休憩、觀光、防災的多功能設計（王瓊為，

2017）。簡而言之，諸多文獻均指出，水岸作為塑造都市風貌的重要場域之一，

透過生態、環保、民眾休閒、都市行銷等價值意識，將長期受到都市化以及工業化污染的都市河流、小溪、水圳等予以再造與活化，讓人們得以親近水岸，達到人與環境共生之願景。

從關切水岸復興的研究視角切入，可以發現上述既有研究似乎都忽略水基礎設施的物質部署之下所蘊含的政治、社會、經濟關係。又，水岸發展作為都市治理手段之一，其中所涉及的權力運作、利益扞格、吸納排除的機制極為複雜多樣。

換言之，水不僅僅是被動的接受人類的掌控與治理，相反地，對於社會建構以及自然環境與人類社會的關係形塑，極具影響力。

以下，將著眼於都市水基礎設施中介下的人水關係，並分成兩個部分進行討論：（1）從歷史地景變遷及水患形塑社會的研究，爬梳都市水岸土地使用轉化的情形；（2）從水基礎設施的中介性及物質性，探討基礎設施的社會建構過程，以及基礎設施中介的自然馴化、風險管控與都市治理關係。

一、新店溪水岸研究：都市河溪及周邊土地使用轉化

（一）水患形塑社會的研究

自清代到現代，河流同時扮演著「供應資源」與「災害源」的雙重角色。從張素玢（2014：82）針對濁水溪流域的歷史研究中，可以看到濁水溪流域如何演變成清代最大規模的水利系統，以及日治時期主要的水力發電來源，乃至戰後最巨大的水利工程。上述的歷史演變，顯示出人類社會為了爭奪水資源而侵擾自然的河道，因而透過水利工程塑造成為人工河道。以濁水溪流域為核心向外開展的溪埔地提供了大量開發用地，墾荒者雇用怪手，從上游將濁水溪的源頭堵住，截斷水流後，再用推土機在淤積而成的河床上開墾出一塊塊的良田，卻也造成原本起伏不平、充斥了大小石礫的河床變得平緩。原本寬闊的河道也幾乎消失不見，

挖土機改變了濁水溪流域的地貌，也埋下了之後極易氾濫成災的遠因。此外，水庫、水壩等基礎設施從中上游攔截水源，再加上下游河川地超限利用，造成濁水溪流域幾近乾涸，蔓延其上的各個支流與河床地帶平常水量微弱，即便是處於豐水期的夏季，也全無過往「泱泱濁水」之滂礡氣勢。然而，一旦遭遇暴雨或山洪暴發，河川地立刻被掩埋且流失，災變不可不謂之嚴重，上述研究藉此反省了三百多年以來台灣的水資源開發利用對環境所帶來的的浩劫效應（張素玢，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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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相較上述的濁水溪流域，大部分支流流經次級城市，而流經都市地區的溪河又是如何與人類社會發生連結與互動呢？黃珩婷（2014：40）針對永和地區河濱變遷脈絡的研究中，指認出 1961 年的波密拉颱風是重要關鍵，其所帶來的「災害」，加速了地方政府的河岸自然治理政策的轉向，正式邁向「由水患治理思維」

所主導的河岸空間轉型。

另外，築堤實作之下所蘊藏的政治博弈與競爭關係也是一值得關注的焦點。

1962 年，台北市與新北市（時台北縣）於新店溪下游河段展開築堤競賽，例如，

永和一帶堤防工程的進行，刺激了景美一帶堤防的興建計畫，同時間也加速水源、雙園等地的堤防工程修建速度。當新店溪下游左、右岸各別堤防完工後，因恐懼彼此堤防干擾水流，又各別加高或延長堤防（黃珩婷，2014：48）。由上述可知，溪流治理工程的跨域特性，不再單純只是建堤防患，更鑲嵌了許多複雜多樣的政治社會網絡於其中。

透過堤防與抽水站等構造物的興建，雖然成功避免了堤防線以內密集人口居住區遭受水患侵襲的風險，保障了居民的生命財產安全，更穩定了房地產價格，

卻也間接使堤外空間轉變為都市邊緣地帶。使新店溪下游人與河岸的多種關係浮現，尤其是管制之外，包括農耕利用、貧苦居民的庇護所等非正式的實作。黃珩婷（2014）強調，堤防作為促成河川自然物理性質轉變的媒介物，更具象地在都市河岸空間上展演了法律秩序如何發生扭轉或挪用。有關名詞定義與含義的賦予，如「行水區」、「河川區域」、「堤內和堤外」、「阻擋水流」的各項與河川相關的實作等皆有了明確的規範。並且，為了阻斷人們對水患的憂慮，地方政府投入大量勞力修築堤防，改變河岸地景的樣態，以河濱公園為例，禁止人們於河濱築屋與種植高莖作物，明確規範其為休閒遊憩的場所，明文化了人類與河岸互動的社會關係，承載了休閒遊憩的再生產關係，使其轉變進而脫離了歷史脈絡。然而，其中卻也伴隨了分割與混亂（Mitchell, 2003）。

綜觀新店地區的發展史，不難發現近三百年來地方都市發展與新店溪的消長息息相關。尤其當水患來襲時，自然環境所潛藏的不穩定性，災害風險等的威脅再三重演。為隔絕水患的侵擾，台灣過去的河川治理方針往往以防洪安全與經濟效益作為首要考量，築以大量的鋼筋混凝土堤防構造物，以及沿水岸之快速道路等，無不取代了原有的河川地貌，更嚴重破壞了原有生態系與棲息空間，對水岸景觀環境也造成不可逆的破壞。

有關水患治理的難題存在已久。早在日治時期，日本人便已透過興築堤防阻擋暴漲的河水。隨著生態意識抬頭，以生態工法（但仍是護岸護坡工法為主）整治水岸的風潮興起。直至晚近，治水議題開始被提升至都市計畫、都市設計以及土地利用的層面進行討論。對此，李肇嘉（2008）認為，水岸堤防之更新與改造應以防洪安全為優先考量，以超級堤防整合生態護坡、水岸快速道路、都市水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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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似解決了都市防洪的需求，實則不然。王志弘、林純秀（2013）具體指出，都市自然以洪水形態展現了能動性，迫使城市不得不讓渡人類生活空間以減輕危害，財務、政治和工程等考慮，則塑造都市自然的具體樣貌。

（二）水岸開發

新店溪流域在未整治前經常發生水患（災），因此被一般市民視為潛藏災害風險的都市邊緣地帶。透過地方政府經年累月對上下游河道進行的一連串整治工程，包括設置攔砂壩、清淤挖填等治水措施，水岸空間被現代工程技術逐漸掌控，

並且趨於穩定。1990 年代之後，為因應都市休憩空間的不足，地方政府著手進行了一系列的水岸改造計畫，但隨之而來的問題，則是對其定位的爭議以及在防洪安全與休憩使用上的矛盾衝突（彭皓炘，2010）。由此可知，早期被視為風險與威脅，甚至必須將之與都市生活環境保持距離的都市水岸邊緣地帶，逐漸轉變為穩定且與都市生活緊密聯繫的珍貴資源。

過往文獻針對水岸改造計畫的討論中，大多順應著既有的官方計畫，針對水岸發展變遷及環境改造層面等空間議題進行探究。陸俊翰（2010）以瑠公圳發展變遷為例，他首先指出了都市擴張侵蝕到原先的農業生產用地（即瑠公圳灌溉區），並從疊圖分析水圳圳路與都市發展的關係，發現瑠公圳灌溉區域從 1945 年後逐漸縮小。經調查當時因灌溉區域急遽銳減，政府便制定計畫陸續廢除水圳。

1932 年發布的《市區計劃指導道路發展規劃》將原本分布於土地上的水路紋理盡數抹去，取而代之的是以地下箱涵導引水流的方式。1990 年後瑠公圳完全退出台北市中心區域，1995 年農地釋出政策，提供農業土地變更開發的合法化途徑。作者批判都市開發過程中未能考量到原有都市及圳道紋理，並主張重新建構瑠公圳於台北市歷史脈絡，將灌溉水圳成為都市紋理及都市親水的政策概念的一環（陸俊翰，2010）。另一方面，沈宜榛（2001）則以景觀生態的角度，討論政府部門或空間專業者對於都市水岸各有不同的想像及策略，企圖「再現」水岸的意義，

不論是從歷史人文、自然生態的觀點，都將水岸轉化為都市休閒空間，以利進行

「親水」活動。

都市水岸空間不論是作為地方政府形塑都市形象的重要途徑，或是作為市民社會可及的親水場域，然而，黃孫權（1997）在地方政府將自然（水岸）都市化及都市自然化（綠美化）的初期發展階段，就以犀利的批判視角指出，台北市拆除違建並轉化為都市公園的作為有如綠色推土機，並進一步說明，「公園從自然狀態（nature state）到自然房地產（nature estate）是普遍的都市過程，必須放在當地的政治框架中考慮其特殊性。看透地方政府以政策（公共設施獎勵條例等）與綠色措辭，協同新國族的美學需要與新市民的渴求建構了制度化地景

（institutionalized landscape）。更重要的是，制度化地景是朝向建立國家地景（national landscape）而有的歷史與政治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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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後，陳少宏（2011）以台北縣「大碧潭再造計畫」為例，討論地方政府在推動都市親水空間的公共政策時，除了面對當今台灣河川地相關的環境整治問題，提升碧潭風景區之水岸景觀之外，如何讓都市水岸在人類社會中被利用、支配、分配，同時也表現出了人類社會中面對環境議題的同時，也應兼顧居住在水岸邊的原住民（溪州阿美族部落）生存權和永續的經濟發展課題。于欣可（2012）

以同一個水岸部落為研究對象，但由社會運動的角度深入討論都會區河岸部落的空間抗爭與再創造指出，地方政府會由強制拆除轉向到依照居民意願重建安置，

有兩個重要的轉折，一是社會運動造成的壓力，另外則是空間專業者提出的願景，讓決策者知道除了拆除以外，其實有一個新的舞台可以作為外在政治形象的攀升以及政治生命的延續。

同樣關注於新店溪河岸人水關係的主要轉型，吳金鏞、張聖琳（2012）則由原鄉祖靈文化的視角切入，看到在新店溪河岸的主要轉型過程中「都市原鄉」萌芽而生。因溪洲部落平行建造於新店溪河岸高灘地上，部落居民可輕易地到達水邊活動，跟河水的實質距離其實很近。然而，實質距離並不是惟一的判斷標準，

阿美族與水的關係可以用部落居民的感受來表達：「主要是能夠滿足邦查（阿美族自稱）心靈裡面想要接近水的那份感受就是了」（吳金鏞、張聖琳，2012：61）。

相對於吳金鏞、張聖琳聚焦於溪州部落，本文則是擴大討論了物質基礎設施如何中介人水關係，以及溪州以外的其他居民和遊客如何和水發展關係。

不論是專業者針對水岸所提的親水願景，或是學者批判為執行親水願景而排除都市邊緣的社會群體，但在水岸變遷及水岸治理的相關研究中，尤以王志弘與黃若慈（2012）從政治經濟學的研究視角，最能清楚區分「自然治理」與「綠色治理」的概念差異在於自然治理是比較普遍的概念，指涉人類有史以來對於各種自然事物的介入與控制。相對的，綠色治理指涉的是 20 世紀中後期環境意識崛起，生態、環境、永續和綠色等概念納入主導的自然治理體制之後的現象，並以批判性的角度指出，被賦予極高正當性的環境保育、觀光遊憩化、綠美化與自然資產化趨勢下塑造出來的河岸環境，及自制的綠色公民主體，在一片欣欣向榮的景象中，到底吸納了什麼，排除了什麼。在綠色治理體制下，人與河岸自然之間又有什麼可以期待的新關係。依此，再將經濟、政治、社會等結構性條件納入分析，探討都會區水岸的轉變史，歸納出「自然（水域河岸）與人類（都市）的關係或許是國家權力邏輯和資本積累邏輯的產物」（王志弘、黃若慈、李涵茹，2014）。

二、水基礎設施的中介性及物質性

（一）基礎設施的社會建構過程

本文關注新店溪的基礎設施化，將自然資源化並控制風險的基礎設施，依託於不同的功能與形式，一方面將河水納入服務都市維生系統的一環，成為可利用的水資源，另一方面則將水患風險降低，以維都市居住環境的穩定及安全。依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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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署位置，可概分為阻擋水流的跨河攔水堰、區劃都市與河流邊界的堤防、堤內提供遊憩的河濱公園及自行車道。根據王志弘（2018：15-19）的整理，Anique Hommels 在討論都市社會技術變遷的脈絡中，回顧了 STS 領域中三個重要的技術研究典範：技術的社會建構（Social Construction of Technology, SCOT）、行動者網絡理論（ Actor-Network Theory, ANT ），以及大型技術系統（ Large Technological System, LTS）。她指出三者的主導概念，分別是框限特定思考與互動方式的主導框架（技術框架、典範、心靈模型、專業世界觀）；描繪異質社會與技術元素之緊密連結的鑲嵌（不可逆性、空間的固著與移動性）；以及長期存續的傳統（技術動量、軌跡、路徑依賴）（Hommels, 2005a; 2005b: 35）。 Hommels 也特別關心城市的彈性（flexibility）與僵固性（obduracy)，探討作為龐大複雜之社會技術複合體的城市，到底會因為龐大複雜而顯得穩定僵固而難以改變，或者，其實城市總是不斷變遷且彈性十足（Hommels, 2000: 650）。其中，STS 對於物質和非人行動者的關注（Furlong, 2010)、人類學對於物質文化（material culture）的探討（Larkin, 2013），以及地理學和都市研究等學科，對於人類與自然之複雜關係的關切（Carse, 2012; Monstadt, 2009），也促成了對於涉及自然物質之資源化或再造的基礎設施（水壩、運河、能源開採與輸送設備等）的重視。

基礎設施並非單純工程建設，從技術政治角度來看，其與政治、經濟和社會緊密相關。Ash Amin（2014）主張須將基礎設施視為「社會技術複合體」，涉及都市功能、社會交流和認同塑造。 Ashley Carse（2012）則指出，基礎設施展示了組織技術的多樣性，創造有效的連結條件，這不只是硬體，更是「建立和維護關係的過程」。在探討巴拿馬運河相關爭議的文獻中，顯示出恰格雷斯河周邊的交通基礎設施與巴拿馬國家組建的農村發展基礎設施相衝突（佔領土地和環境衝突）。這些相互競爭的基礎設施是通過這些聯繫形成了不同的道德和政治空間。

將基礎設施概念化為領土，運河區既是一個基礎設施工程，也是對領土的定義。

為尋找運河擴大運輸用途空間的地方，正式條款中授予美國政府在（巴拿馬）限制範圍內使用河流、溪流、湖泊和其他水體的權利，包括導航、供水或水力等運河控制，導致現今的巴拿馬行政當局繼續開展區域水資源。換言之，技術、社會和環境之間的邊界永遠是多孔的。若沒有不斷地去維護嵌入地景中的基礎設施，

它們將分崩離析，像是雜草阻擋了水路、交通，破壞路面。以前斷開連接的地方，

一旦恢復自然，就得將基礎設施重新部署在新的環境脈絡中。由此彰顯基礎設施與自然環境的拉力及緊張關係，以及以知識技術控制自然的局限性。

自 1914 年巴拿馬運河開通後扮演了串連大西洋和太平洋的重要角色，將原本繞行南美洲的航程，縮短在一道地峽中穿越通過，全長約 80 公里的水路，需要大量的淡水運作。這項運河建設除了作為全球性的基礎設施之外，也觸及政治、生態、社會議題，並產生動態的技術建構關係。通過對巴拿馬運河及其農村腹地不斷變化的關係過程，展示了基礎設施如何改變和依賴於他們所經歷的生態環境。在基礎設施嵌入地景中並長時間與網絡相結合的情況下，將體驗全球與在地社區的拉鋸及內蘊的環境衝突（Carse, 2012: 539-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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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政治決定所造成的生態環境影響，似乎是難以預測的，因為一切都在動態的關係和動態的變化之中，自然並非如原先想像的那樣容易掌控。這項全球性的基礎設施從建立、維護、擴張、維護等變化過程中，避免不了遭受環境的影響，同時，基礎設施的鑲嵌也不斷的影響環境。再者，在全球運輸的需索無度中，

有限的淡水資源不停耗損，對上游農民的用水及生計造成威脅，進而演變成全球

（強勢）和在地（弱勢）的拉鋸。從巴拿馬運河的生命歷程裡，展現出社會、政治、自然、生態（包括水、土、林、人、船等元素）的糾結狀態，以及，這段動態的關係將持續變化下去，也對彼此產生各種影響力量（Carse, 2012: 539-563）。

（二）水基礎設施的物質性

水是流動的（liquid），儘管擁有生動的物質性（lively materiality），但水不能與人的形塑、思想的重塑、事物的動態、頻率、速度和後果等過程分開。水與社會密切相關，不僅是維持生命的必要性，且因我們與水相互作用、使用和認識水的方式是從這些關係構成的。Rowan（2014：269-275）借鑑城市政治生態學家的見解，呈現城市水循環與更廣泛的社會、經濟和政治的關係，尤其是水資源循環與資本流動、人員流動以及政治權力格局之間的映射。這些過程在南方城市水資源政治研究中尤為明顯，社會和空間鬥爭引發了誰控制水資源流動和獲取的問題。

為探討水利開發與國家發展的關係，Swyngedouw（1999）以西班牙現代化過程為例，揭示統治者掌握土地和水資源，無形中增加越來越多的政治與經濟權利，援引水利政治概念「能灌溉就能統治」，掌握灌溉權就產生了控制國家的權力，國家統治者為了加速自己在政治權力上的地位，積極推動西班牙的水利現代化。以開鑿水壩來說，西班牙短短幾年就出現九百座水壩，因此水的問題一直是統治者握有權力的首要考量（陳其澎，2013）。Kaika（2005）與 Gandy（1999）

則分別以希臘雅典和紐約為例，考察都市水景（waterscape）和供水基礎設施的形成，如何在地理歷史軌跡上蓄積著政治角逐、經濟勢力和文化想像（轉引自王志弘、黃若慈、何函育，2018：102）。

除了透過政治經濟學的角度，探討水資源的鬥爭之外，Alan and McCormack

（2004）援引德勒茲和瓜塔里的理論，強調在形塑過程當中的城市，人與非人在各部分的媒合，共同構成生活的場域，不但牽涉物質部署、圖解式的創意，也涉及它們生產出的感覺結構等，並指出都市研究者經常忽略特定的科技物歷史，及其與社會生活的交織，如何組構了都市樣態、日常生活等都市議題，如此切入時，

將看到一個更為動態的都市概念。

此外，George（2014）則指出，基礎設施經常被視為「背景」。然而，基礎設施實為深深鑲嵌在社會物質生活之中，同時也是人們經驗移動的所在；移動的技術與基礎設施擁有許多流行的想像和大眾歷史，與國家建立的社會經濟文化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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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想像有著密切相關。特定科技的歷史，提供拆解複雜的分支、關聯性與啟發，

將基礎設施理解為移動經驗的共同建構者會更有幫助。移動經驗是被具有特定歷史地理的特定系統、實踐與移動技術參與而形塑的，因此「移動體制」的概念也有助於主體化的移動經驗。透過脈絡節奏分析，也可以了解歷史特殊性，至於移動經驗的歷史成因，則需要更多方式來看到人們如何參與及協商於基礎設施，以及其他相關經驗的物質性。

（三）基礎設施中介的自然馴化、風險管控與都市治理

「都市自然（urban nature）」是社會—環境過程的產物和媒介，深刻捲入了都市政治、經濟、文化與社會過程，以及各種社會群體的權力爭鬥。晚近的自然治理模式，以積極介入自然，調整人與自然的關係，維繫主流社會秩序運作。河流水域是格外能展現自然與城市共變的環境要素。人類利用、防堵和疏通水流以求利防弊，但面臨多變而自擁力量的水流，卻無恆久解決之道（王志弘、林純秀，

2013）。

新店溪所蘊含的人水關係，展現社會與自然的動態關係。以水基礎設施達到攔水、取水之求，但其終有限制性，且未必能持續穩定供應並滿足用水需求。水文環境在自然氣候條件影響下，仍是經常性變動的狀態，並牽涉以攔河取水而成的圳埤設施。早期來台拓墾的先民，為了找尋種植農田所需要水源，由郭錫瑠於上游青潭以石塊和泥土堆砌築壩，引新店溪水入人工水圳，但土石壩體不甚穩固，每遇豪雨山洪即被沖毀，後人改以桂竹編成圓形及漏斗型的竹蛇籠，內填入卵石及石塊，由東至西築堤設置成為攔水壩，方能抵受急流衝擊，發揮築堰蓄水的效能，提高水位導引河水入圳。然因溪流短距，地勢高低顯著，每逢乾旱時期，

水位則低，入圳水量不足；雨季洪水暴漲時，又常沖潰圳頭，或圳水漫溢、泥沙淤積而填塞圳道，嚴重者甚至需將取水口另覓他處重建；而圳道本身在時間的催化下，耐用性逐漸降低或材料亦有破損（丘逸民，2001）。

以往人類將自然視為外在於社會生活的現象，以為能夠透過對科學知識的掌握以及運用科技的發明宰制自然。而當前在面對極端氣候與環境變遷的挑戰下，

工程與科技物的建置卻可能產生新的風險，且造成人類生存環境更多的不確定性。水作為地球環境中重要的天然資源及維繫各種生態系統運作的物質之一，已不再侷限於自然科學界中的研究，跨領域的研究更突顯了水治理與科技發展、環境變遷及社會文化等多面向緊密關聯（范玫芳、張簡妙琳，2014）。有學者關注土地利用與洪水之間的關聯性，張學聖、謝昕穎（2015）針對洪水問題所提出的土地使用規劃理念與措施，利用都市計畫尺度可施作之土地使用調洪措施，在綜合治水的概念下，建構考量「逕流管理」以及「風險管理」兩種觀點之調洪式土地使用規劃架構，以「與水共生、還地於河」的核心價值實踐水治理。

李涵茹（2013）以台北市草坪的綠色治理為研究對象，看到在城市中不斷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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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的草坪，事實上是自然房地產化的具體結果，開發商和政府交易城市短暫出現的綠意，並形塑具規範性的草坪美學，讓草坪和使用者之間的關係，被框限在特定的使用與維護方式中。人類馴化自然、與自然競爭，在美學道德規範下，以特定使用方式來適應某些自然，生產如草坪一般單一的自然，不僅耗費成本，也排除了其他綠地形式，讓人與自然的關係變得單一而僵化。

由新店溪基礎設施化的生成、演變及爭議事件中，王志弘（2016）具體指出，

河流和水岸變遷並非純真的自然遭受人類社會破壞，晚近才得以復育的興衰故事。相反，自然與人類相互構成，人類的利用厚生改變自然樣貌與意義，但自然的水流氾濫、沖積和動植物特性，也在各種人類行動與意圖下，發揮了一定引導作用。基此，有關社會、自然、生態環境及人文歷史景觀等價值取向，仍將持續疊加在新店溪水基礎設施的物質部署當中。藉由新店溪及周邊的水基礎設施部署、轉型與爭議事件，更凸顯了人水關係（也是社會和自然關係）之間的矛盾緊張。然而，已經基礎設施化的新店溪，未來在氣候環境不斷加劇變遷的過程中，

又會面臨什麼樣的挑戰，在人水關係中介過程裡，又會如何發展，亦需持續觀察發現。

第三節分析架構與主要論點

本研究關注在基礎設施所中介的人水關係，使自然轉化為都市自然，且因基礎設施本身的功能形式不同，從而連結了自然的不同意義。分析架構分為兩個層次，其一為物質和制度層面，藉基礎設施的部署，將水予以資源化，管控風險；

另一層次則因基礎設施的中介作用，人類通過使用基礎設施而產生對於水或河岸的認知，使得都市自然有了不同的意義。換言之，這些意義往往會依托於基礎設施本身，例如，堤防基礎設施相對於作為災害的洪水自然。

此外，新店溪水岸作為都市治理的操作場域，尤其從都市計畫所預設的發展定位到具體實踐的土地利用方式，牽涉到政治、社會、經濟的力量，形成動態的推力過程，也因吸納排除機制而導致各方利益衝突及價值爭議。周志龍（1999：

179）指出，空間的生產是一個極端複雜的社會過程，想要空間的塑造過程與結果，能與資本主義的累積機制、社會調節模式與霸權集團和諧的接合，就需要施以調節。據此，周志龍以空間調節機制（spatial regulation regime）闡述空間形式之發展與再結構需要社會調節的一個目標，包含空間規劃政策與經理、不動產資本與市場機制、空間的社會文化紋理、地方性（locality）等。換言之，空間調節機制是關乎資本主義政治、經濟與社會在空間發展的一種社會調節與經理的制度，尤其是把規劃與政策視為是一個觀乎政治、經濟與社會發展的國家介入於空間的經理行動以後，它們就變成是空間調節機制的一種（周志龍，1999：180）。

綜觀上述發展，新店溪供應了都市運作的珍貴自然資源（水資源），而人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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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營造安全適居的範圍內（遠離災害），亦兼具都市居民渴望親近自然的環境場域（水環境），但基礎設施的部署終將面臨僵固化、風險性、因重複致災需不斷修補等情形。藉由新店溪及周邊的水基礎設施部署所中介的人水關係，也隨著水岸縉紳化發展而受到房地產市場的利用，轉向了以水權化消費來近用自然。不同行動者基於不同的人水關係想像，展開不同的論述、水岸營造機制的競逐，反映了微觀技術物的動態社會建構關係。總結以上的分析框架，可參見圖 1。

圖 1 研究架構資料來源：本研究自繪。

為釐清自然轉化為資源及控制風險的社會建構過程，所涉及物質、制度作用於都市自然與地方社群（生態文史團體、水岸釣魚客、堤外居民）的互動關係，

呈現出都市自然的不同意義，本研究將爬疏不同的都市發展階段，對於基礎設施的部署，基於不同的功能及形式，進而影響自然轉化或挪用的方式。都市自然往往會在不可抵抗的自然力量中，回復部分自然的狀態，卻是人類無法近用的，因而不斷遇災後修復。本研究探討基礎設施的物質性及中介性，一方面基礎設施將自然轉化為可用的資源及可控制的風險，另一方面透過基礎設施的中介產生都市自然的不同意義，從中架構出「作為資源的自然」及「作為災害的自然」，共同生成「基礎設施化的都市自然」，由此提出基礎設施中介人水關係的初步看法。

本文首先爬梳自清朝時期至今，不同時期的水基礎設施演進過程，大致上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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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店溪自然資源化及風險控制為核心，展開基礎設施的部署、挪用、修補及拆除。

而基礎設施的功能形式，則透過人類使用而具有多重意義。相對於自然資源化的工程介入之外，控制風險的防洪技術及思維也有轉變，從工業化時期，水利建設的目的是支持台北地區的都市與工業發展，側重於防洪排水的治水功能的發揮，

高堤圍繞著河岸，河川被棄而不用，造成人與水的背離；如今，則以劃設高灘地或以水岸緩衝區吸納洪災。換言之，水岸基礎設施的物質部署及轉變，再再反映了自然資源化與風險控制的演變歷程，進而實踐在都市自然的不同意義。

第四節研究設計與方法

一、研究範圍

本研究關注的是新店溪水岸地景的變遷歷程中，自清領時期起有瑠公圳、水運渡口、水力發電廠充分展現了都市河流資源化的特殊性；日治時期後因大水屢沖毀新店地區大部分聚落而開始興建堤防設施，以降低水患風險；戰後則因堤防規模擴建，築起安全屏障，卻也分離都市與水岸的關係。然而，1990 年代興起的水岸復興運動及當時台北縣推動「大河之縣」的政策下，基礎設施的部署邏輯，

由災害防治的工程思維轉向回歸自然的價值，以營造水岸景觀的方式，藉此清理邊緣化的都市水岸，重新對市民開放。

從物質的角度檢視，新店溪基礎設施化的過程經物質部署又經轉變，可見原來攔水、取水的竹蛇籠轉變為攔水、造景的碧潭堰，甚至一度欲擴大水域遊憩範圍，向下游再延伸數公里至秀朗堰（已中止計畫）。從制度的角度檢視，在廣大的高灘地上，不可忽視的還有為數眾多且大小不一的非正式場域散佈其上，一方面是因基礎設施部設的範圍越來越廣及規模越來越大，從上游層層攔截水資源的堰體、壩體，造成中下游的水域長時間處於乾枯的狀態，河道逐漸縮減，因而堆積出來的水岸腹地；另一方面，基於都市空間過密、土地成本低或可低成本營運等原因，而在河濱地帶收納到治理體制之前，空間使用需求由都市外溢到管制外的水岸土地，例如，私人團體維護使用的槌球場、私人經營的游泳池、網球場、

高爾夫球場、宮廟、菜園、違章建築等空間，夾雜於景觀化、綠美化、都市化的水岸當中。這些非正式空間的存在，反倒提醒我們在都市區劃開來的水岸土地上，無可避免需要承擔一定程度的水患風險及無法穩定的因子，直接受到「自然」

的作用影響。

因此，本研究的空間範圍，主要是選定新店溪流域中游的碧潭橋至秀朗橋段為研究場域，當中包含各種水域發展演變所留存下來的設施，以及近年來沿著都市水岸發展佈設的河濱公園及河濱自行車道。自上游至下游，從右岸到左岸，依序盤點，涵蓋新店溪右岸的大坪林圳引水石腔、碧潭風景區、瑠公圳源頭親水景觀、碧潭堰、親情河濱公園、小碧潭部落、十四張農業區（現已開發）、秀朗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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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公園，左岸的溪州部落、陽光運動公園等場域。從政府治理大河之縣、專家指導治水防洪技術、市民群體的既離水又親水的複合型需求，新店溪不斷提供給都市生活所需的資源，也被持續控制在低風險的範圍裡。換言之，從新店溪「基礎設施化」的過程裡，基礎設施的物質界定出「自然」與「都市自然」的差異，自然因受到空間、社會、文化意義、政治經濟等各種力量影響，形塑出人類可近用的都市自然。

圖 2 研究空間範圍

底圖來源：2016 年變更新店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作者改繪。

二、資料蒐集與方法

為了探討都市水岸如何透過基礎設施的物質部署，將自然變成資源，同時將自然災害風險降低，以讓市民得以到河濱釣魚、騎車、打球，甚至在新店溪旁邊建立濱水生活的場域。其次，透過基礎設施所面臨的修復、重建、拆除問題，進而浮現人文歷史、生態保育、環境維護等多重議題的討論，顯見基礎設施不但是中介了各種價值，不同價值之間也存在著矛盾與緊張關係。因此，本研究將從一個歷史演變的觀點，摘述從過去（歷經清朝、日殖時期、戰後民國）到晚近十年，

「新店溪」（自然）在各種基礎設施的中介下如何展開不同的人水關係樣態。本研究除了二手資料的分析之外，亦從各類地圖套疊來分析洪患與遊憩休閒活動之間的張力，以及新聞報導中觀察不同的管理機關所關注的面向，與市民社會的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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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有否存在難以對話的狀況。

本研究可分為四大部分。首先，本研究要掌握新店溪資源化過程和內藴風險，爬梳自清朝拓墾及日治時期基礎設施的部署情形。這部分將以次級資料分析為主，資料來源為學術期刊、官方發佈的都市計畫及地方文史資料。同時本研究關注水岸的治理概念，因此將對歷史地圖資料進行套疊，分析新店溪水岸及周邊土地利用的轉變過程。

其次，本研究將試圖從戰後發展期對水岸的劃界治理策略下，堤外遊憩與水患的關係，並釐清水基礎設施在反覆失靈及補缺的過程中，扮演的角色、功能為何，其中又對應何種環境關係，在層層疊疊的基礎設施裡新店溪如何成為都市邊緣地帶的厭棄自然。

其三，晚近官方規劃報告書顯示，都市治理著重在水岸（高灘地）之景觀化、

觀光化，但因政府政策而衍生出來的價值矛盾及社會衝突，則由新聞媒體資料庫、網路論壇文章等平台，揭露不同的聲音及言論。除了次級資料彙整分析之外，

也將選定碧潭至秀朗橋段不同的水岸地景據點，參與觀察此區水岸活動的民眾，

有何不同的目的和習慣，從釣客、跑者、附近居民、商家或其他遊客的活動行為中，觀察不同的人水關係建立方式。

最後，為了瞭解國家與市民社會如何面對不同水基礎設施的部署方式或潛在風險，不同族群與水的互動和應對方式有何差異。此部分將以深度訪談為主，找尋不同社會群體瞭解其對新店溪的互動與介入，以由下而上的角度，對比前一段由都市計畫及水岸計畫所引領的由上而下的施為。例如生態文史團體的論述及立場、水岸休憩設施使用者的關切，以及向在地居民或頭人探詢這一帶的水岸地景變遷與生活方式的影響。

表 1 本研究受訪者列表

化名背景

頭人 J 君 50 多歲，住在瑠公圳源頭附近。不定期向區公所申請經費，舉辦環保宣導活動。

在地人 M 君 90 多歲。年輕時（戰後初期）北上，自台南遷居到新店碧潭附近。

在地人 N 君 30 多歲，出生台北縣新店鎮。研究地方文史的業餘人士，經田野訪查大坪林圳、瑠公圳、萬新鐵路等歷史紋理，利用科技軟體繪製今昔位置對照地圖。

在地人 X 君 50 多歲，在地頭人之一，住在瑠公圳源頭附近。兄長曾在瑠公農田水利會工作。

在地人 B 君 70 多歲。世居新店、南勢角一帶，小時候住過灣潭、安坑，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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嫁到碧潭。曾在（尚未管制前）碧潭水岸旁邊經營卡拉 ok。

在地人 L 君 30 多歲，世居新店老街上，父親為 B 君的小學同學。

部落人 W 君 40 多歲，居住在小碧潭部落的都市原住民。1960 年代自花東地區來到新店溪畔落地生根。

居民 H 君 60 多歲，在碧潭附近居住十多年的大哥，對相關政治經濟議題及環境變遷有其觀察心得。

釣客 F1 君 60 多歲，住在台北市雙連，有時候會來新店溪碧潭附近釣魚。

釣客 F2 君 50 多歲，住在新店，常去新店溪上游小粗坑釣魚。

釣客 F3 君 60 多歲，住在新店，不苟同水利局整治河道，但期望秀朗堰建成。

釣客 F4 君 50 多歲，住在板橋，常來新店溪夜釣，使用 app 注意「行動水情」。崗哨 G1 君 50 多歲，服務於觀光局所轄管理崗哨，居住在碧潭左岸。

崗哨 G2 君 60 多歲，服務於高管處所轄管理崗哨。

水岸客 A 君 60 多歲，住在新店，十幾年來，每天到新店溪畔打槌球。

水岸客 Q 君 50 多歲，住在新店，宮廟管理相關人員。

水岸客 E 君 60 多歲，住在新店，近年來在新店溪畔供奉神祇並興辦老人學堂。

地主 T 君 80 多歲。擁有河川地。被政府徵收土地，訴訟中。

溪盟人 C 君 40 多歲，參與新店溪守護聯盟，兼職社大老師及多個公民團體，

關注新店溪流域人文生態議題。

溪盟人 S 君 60 多歲。參與新店溪守護聯盟，長期研究及田野訪查新店地區的人文歷史，曾倡議十四張歷史聚落原地保留。

溪盟人 Y 君 40 多歲，參與新店溪守護聯盟，曾在多種公私協力平台擔任委員。

志工 P 君 60 多歲，退休教師，文史志工之一。

（為保護當事者，以上受訪者的名字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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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引水與行水：

新店溪的資源化過程及內藴風險

第一節清朝拓墾時期的開拓溯源及對渡往來

自清朝拓墾時期起，新店溪即為漢人取得灌溉用水的重要來源。當時碧潭一帶地勢高、水位豐，拓墾地主在新店溪中游攔水、引水、取水，以灌溉下游的廣大農田。漢人為了競爭自然資源（水源），時常與原住民發生衝突。張瓊文（2001）

梳理新店地區「社會空間」的轉化，隨著水田化由平原埔地向沿山丘陵，再向林野蕃地次第開發土地資源。在移墾進程中，無論是遭遇自然環境的限制或族群關係的緊張，當地的農業運作均由民間透過各式社會組織來凝聚群力，以穩定生產空間。黃朝宏（2008）指出，清代台灣對於預防洪氾主要策略為城牆、街屋和家屋防治，以及堤防。清代修築了少數石堤，防治洪災多採取防堵、使其自然排除的作法，甚至遷徙聚落以避災，官府未積極介入，也無整體防洪計畫。

圖 3 新店溪中上游地景，取自日治二萬分之一台灣堡圖（1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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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水圳：新店溪作為灌溉水源

1706 年（清康熙 45 年）台灣爆發嚴重的旱災、風災，在諭旨中，康熙擔心在台漢人可能因糧食缺少而難以自存，進而引發社會問題，於是清朝廷逐漸關注邊陲荒地的拓墾，其中「水利開發」是勸墾行動中最關鍵的部份，有穩定水源潤澤，不僅能將荒地化為水田，並能提高土地價值（李宗信，2014）。瑠公圳興建之前，興雅庄附近的農田，都是仰賴柴頭埤（現在的信義計畫區靠山邊一帶）儲水灌溉，但是因泥沙淤積，陂塘的水量逐年減少，無法灌溉大部分的農田。眼看著大片土地，因缺水而無法闢為良田種植生產。當時郭錫瑠根據早年在彰化開墾經驗，認為只有開發水圳，才能讓這些缺水的旱田變為有穩定水源的良田，便尋找新的水源，開發水圳，來灌溉農田（水利署電子報，2018）。淡水廳志卷三水利篇記載，「瑠公圳，其水自大坪林築陂鑿石穿山，引過大木梘溪仔口，再引至挖仔內過小木梘，到公館街後拳山麓內埔，分為三條，水尾歸劍潭對面犁頭標，

入北港大溪，灌溉田一千二百餘甲」。

為尋求豐沛穩定的灌溉水源，郭錫瑠沿著新店溪往上游探勘，發現青潭附近是河水匯集的地方，水源豐沛，河床又高，非常適合築堤取水利用，只要沿新店溪畔開鑿水圳，經大坪林、景美等地區便可流到大加蚋堡（今台北萬華一帶），

解決灌溉的問題。於是他變賣家產，1740 年創「金順興」，並招集民眾在新店溪上游青潭溪附近開鑿水圳（當時稱「金順興圳」），打算引水十數公里至自己的墾地。瑠公開鑿水圳後期，因資金耗盡無力開鑿，才由墾首蕭妙出面與新店大坪林五庄的居民，以獅山邊大潭（今碧潭）和瑠公交換水權，1753 年由大坪林五庄的居民繼續開鑿，1760 年圳路穿過石硿，使得新店地區的農業全面進入水田耕作的時代，因此稱為大坪林圳，該圳後來併入瑠公農田水利會，也稱為瑠公圳（水利署電子報，2018）。

根據曾參與編製竹蛇籠的耆老說明，竹蛇籠分成圓柱形和漏斗形兩種，當年竹蛇籠堤壩不但兼具攔水的功能，還成了新店溪兩岸居民渡河的橋樑²。為取水而攔水的竹蛇籠設施，使新店溪碧潭段水位升高且水流暫止有如潭面，在日人據台後，將碧潭推崇為台灣八景之一。新店市誌（1994：45-62）記載，瑠公圳設竹蛇籠攔水後，水位上升，潭深水碧美稱「碧潭」。瑠公圳在青潭大溪（清代漢人對新店溪的稱呼）中蓄水工程，郭錫瑠原以石塊和泥土堆砌築壩，但每次遇到豪雨就被沖毀，直到 1767 年，其子郭元芬改採用竹蛇籠築攔水壩（約為現今北二高拱橋下方），提高水位，使溪水能大量的流入圳道中，蓄水功能才趨於穩定。

綜言之，清季社會對於水岸自然的介入和塑造，在有限的技術和組織能力下，納入了商貿舟楫和農墾水利秩序兩大網絡；面對洪水則順勢而為，消極適應自然力量。這種態度在日本殖民時期以降、迄今未歇的現代性治水體制下，有了大幅翻轉（王志弘、黃若慈、李涵茹，2014：70）。

2 資料來源：竹蛇籠。http://library.taiwanschoolnet.org/cyberfair2003/c0336100320/greatest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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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為引水而以竹筐及石頭建構阻水、蓄水的竹蛇籠

資料來源：台北市瑠公農田水利會網站，http://www.liugong.org.tw。取用日期：2018/7/5。

圖 5 瑠公圳水門（1934）

資料來源：台北州水利梗概。

二、船渡：新店溪作為水運航道

根據《新店市誌》（1994：106-108）記載，最早年新店溪東西兩岸間原本是沒有任何的交通路線可行走，當時原住民通常僅靠游泳渡河，直到清乾隆年間，

因永豐圳、瑠公圳的修築而在兩岸間架設了竹蛇籠之後，就被當作便橋在使用。

1764 年新莊慈祐宮渡稅店租額碑，記載「大坪林渡頭每年納銀六兩六分」，顯示大坪林渡已是當時往來新莊的重要渡口。大坪林渡，位在十四張店仔腳一帶，當時通行淡水河的船隻，先在新莊的慈祐宮前的碼頭卸貨，再分裝到小船上溯新店溪，在大坪林渡上岸，在店仔腳頂的「斯馨祠」前形成一個市集，故稱此市集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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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仔街」，是當時大坪林最熱鬧的地方（林幸慧，2014）。

清嘉慶末年青潭、直潭一帶已有漢移民至該地拓墾，不時往來大坪林與青潭、直潭間，遂在新店溪出山口一帶狹窄的河階地上開店，和下游的店仔街相較，

是比較新的商店區，故稱新店³。在地人 B 君回憶道，舊時新店路依地勢高低，

分為頂街及下街，頂街由於靠近渡船頭，發展較早；下街靠近碧潭吊橋附近，到了日治時期因鄰近萬新鐵路，才後起發展，取代頂街。據載 1881 年設置新店渡，

支持了漢人和原住民在新店街交易的重要渡口，成為山區與平地交界的集散地。

清領時期，從新店溪上游到中游共有廣興渡、小坑渡、礦窯渡、塗潭渡、灣潭渡、

小粗坑渡、直潭渡、新店渡、挖仔渡等九個渡口，渡船扮演著新店溪流域交通運輸對渡河域的角色（彭美里，2014）。直至日據時期興建碧潭吊橋後，當時住在城中區的日籍統治者，仍喜歡從艋舺乘船而上，夜遊碧潭，品嚐新店香魚⁴，水運功能仍然顯著。

然而，隨著新店溪河道越來越窄，當文史志工循著歷史地圖到挖仔渡舊址（今新店十四張地區），訪問耆老「渡口在哪？」，耆老則回應「（渡口）早就沒了」。

由此窺見，新店溪水岸變遷過程中，隨著陸運發達、河運沒落，渡口也逐漸荒廢，

再加上河道淤積，過去的渡口早已陸化，距離現在的河濱越來越遠。

第二節殖民現代性下技術主導的資源系統與降險設施

自八月一日降雨至今未息，至五日下午四點有會友來報說，溪水增漲，下午五點已進了禮拜堂及宿舍內外。彼時牧師速呼大家即刻要逃難到國小山頂，

只是郭水龍牧師說，照以前的淹水是不危險，等一會就退了。到下午七點天黑了，水也一直漲高，郭牧師看了狀況不對，將家眷接上屋頂，幾秒鐘間看到禮拜堂及尖塔，像蠟燭熔下去一般，無聲音的消失了。（郭維誠，1977）

1924 年新店溪發生慘不忍睹的水患災情，透過新店基督長老教會郭水龍牧師後裔的記載，依稀可見當時人們以為水患的情勢並不嚴重，雨過則水退，然事實卻是水越漲越高，直到教堂建築物的尖塔，都被洪水吞沒為止。後有文史學者去訪問地方耆老，才得知那年大水起因為新店溪上游桶後溪的連日大雨，樹木阻塞河道，阻水成潭，又因潭崩潰決，大水傾瀉而下，以致下游沿岸從大坪林、店仔街、新店地區到景美溪邊，盡成水鄉澤國（李順仁，2001）。據載，當年新店地區「房屋全倒者八百，半倒者一千四百三十四」，新店街（當時的行政中心）幾乎全毀，瑠公圳圳頭堤偃、攔水壩、水門等水利設施均遭洪水沖毀，損失甚鉅（台北市文山社區大學，2013）。

3 資料來源：新店區公所，新店里。https://www.xindian.ntpc.gov.tw/content/?parent_id=10065。

4 資料來源：萬新鐵路沿線站之歷史軌跡。http://web.nmes.tp.edu.tw/column/91_11_sub.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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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新店溪中上游地景，取自日治二萬五千分之一地形圖（1921）

資料來源：台灣百年歷史地圖。http://gissrv4.sinica.edu.tw/gis/twhgis.aspx#。取用日期：2018/7/5。

一、堤防：新店溪作為災難風險

據在地人 N 君說明，清朝時期為防止邊坡沖刷，施作石頭護岸（高度不高，

坐在護岸上，腳都可以泡到水裡）。日治時期，約在 1924 年經歷百年大水之後開始興建堤防，及更穩固的護岸，也在堤防邊會種樹，穩固邊坡。此外，當時修建瑠公圳時，為了引水進去，也圍了一圈堤防，作為「緩衝區」水池，若大水來時則可關閉水門。

相對於水利和運輸的積極介入，清季社會對洪泛問題多採順勢而為，預防洪泛有三個主要策略：城牆、街屋和家屋防治，以及堤防。遇水災嚴重時，堤防由地方仕紳呈請知縣自行籌資修築，官府未積極介入，也無整體防洪計畫（黃朝宏，

2008）。當時內山的大水一年一次或是兩次，儘管新店溪流域每年都有泛濫事情發生，政府便會召集壯丁下河道整治，把大石頭拿到坡岸當堤防。然而，1924 年洪患，卻如同毀滅性災難，難以修復。如此重要的水「資源」基礎設施在災害中受到破壞，除了緊急搶修外，日本政府在隔年即興建「新店堤防」，分別以混凝土中心壁石堤 736 公尺與護岸 661 公尺構成的一號堤防，以及由土堤 1536 公尺與蛇籠護堤所構成的二號堤防，來保護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然而，新店堤防建成初期，居民遇洪水暴漲時，仍然惶恐，還是將家當移到高處，直到水過了，

而且堤防安然，才開始對護岸堤防產生信心（高麗卿，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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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現代性下的降險設施，透過風災水患，逐次威脅生命財產及安全，漸確立了防災制度，並以攔阻洪水的基礎設施部署，降低水患侵襲的風險。但王慶宗

（2015）指出，後期因新店溪河床下降及洪水位降低，為減少拆遷房屋，又將堤線調降。為了降低社會成本，而水位降低後也跟著調整堤線位置，展現自然與社會動態的變化關係。

圖 7 日治時期建成的新店一號堤防

資料來源：台灣被遺忘的年代，https://www.slideshare.net/dejavux/ss-37632689。取用日期：

2018/7/5。

台北盆地於 1898 年歷經三個颱風過境，造成嚴重水災，促使殖民政府首次確立都市水災防治制度雛形，將水災防治從傳染病防治中獨立出來（黃朝宏，

2008：75）。1911 年的大水災，台北城內損失慘重，迫使總督府在台北以市區改正計畫啟動「輪中治水計畫」。整體而言，多次颱風和洪水，促使當局以更積極策略回應洪水，將治水策略由單點式防洪，轉變為線性的河川整體治理（黃朝宏，2008：206）。1928 年頒佈河川法，規範河岸工程和都市水災預防措施。1930 年代至 1940 年代，殖民政府更統合了公園、都市防洪和河川統治計畫（黃朝宏，

2008：207）。於是，殖民政府的治理對象不再侷限於市區洪泛，更擴展到整體水域自然；水流和洪泛成災的自然能動性，發揮了驅動治理回應的作用。然而，

在水利與防洪工程的現代治理技術及心態下，水岸逐漸隔絕在堤岸外，淪為與文明都市對照的邊緣荒野和災害之源。這種情勢直到二次大戰結束，政權更替以後，基本上沒有太大變化（王志弘、黃若慈、李涵茹，2014：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