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好男人嗎？探討男性作為家庭主要照顧者的角色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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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社會工作學系碩士論文

Department of Social Work College of Social Science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Master Thesis

新好男人嗎？

探討男性作為家庭主要照顧者的角色平衡 To Be a Better Man?

An Exploration on the Role Balance of Male Primary Caregivers

連翊蘋 I-Ping Lien

指導教授：林萬億博士 Advisor: Wan-I Lin, Ph.D.

中華民國 106 年 11 月

November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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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辭

村上春樹曾寫道：「結婚這種事，好的時候非常好。不太好的時候，我每次都想一點別的什麼事情。」而就讀研究所的這條漫漫長路對我而言，就如同村上春樹對於結婚的感受。

最先要感謝的人，莫過於願意接受訪問的8 位受訪者與協助我尋找訪談對象的社工們，有你們才會有這些動人的生命故事。而在學習的路上，我遇見了一群富有熱情與學識的同學與學長姐、學弟妹們，我們一同走過修課、實習、研討會還有社會運動的日子歷歷在目，從你們的身上總匯集了一篇又一篇精采的故事；

尤其是亞軒、豪豪、妙帆、許家、采宜與延蓉，謝謝你們願意伴我度過無數次倒下又再站起來的循環。我也遇見帶領我更深入理解社會工作的老師們，尤其是我的指導林萬億老師與兩位口試委員廖美蓮老師、趙曉芳老師，從您們的回饋讓我獲得了許多肯定與鼓勵。幸運的是，我更在這裡找到第一份工作，也遇到好老闆與好同事。因為擔任萬億老師的研究助理，我才對於學術更加理解；也認識了玟如學姊，是我討論論文的首選聽眾，更是指點人生迷津的軍師。小雯助教與姿婷助教則是一路從學業到工作給予我協助；還有慧艷、瑞比、淳名、小朱，有你們的辦公室總是歡笑不斷。

也謝謝一路陪伴在我身旁的摯友，周周、小比、一分、大咪、阿日、大佬、

欸比、馬丁、阿恬、加乘，即使我既被動又神隱，你們還是對我不離不棄，不斷給我加油打氣。更要謝謝我的爸爸、媽媽、大哥、二哥還有二嫂，你們總是給予我滿滿的關愛、信任與支持，讓我自由揮灑與選擇。還有謝謝我的室友彭彭，謝謝你盡力地包容我的一切，伴我一起傾聽內心之聲。因為有你們，才有現在的我。

我最想要謝謝的是我最親愛的阿嬤。2014 年的暑假，結束完實習的隔天便收到阿嬤病危通知。與您相處的點滴教會我數不盡的生活智慧與道理，因為有您，才會有這篇論文的誕生。

最後，我想好好謝謝自己。謝謝妳沒有半途而廢，謝謝妳先前的努力，才會遇到這麼棒的一群人，才會知道自己的不足，才會繼續不斷往前邁進。我想未來的路途也像是撰寫論文一樣，好的時候非常好，不太好的時候總會想要逃避、想要做一點別的事情。然後休息夠了就繼續闖蕩吧！因為好的時候，非常好。但願妳有很多好的時候。

翊蘋 2017/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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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家庭照顧乃是臺灣承擔老人照顧的主要方式，而擔任照顧者角色的家庭成員在照顧、經濟與社會規範的多重壓力負荷下，身心俱疲的狀況比比皆是。從性別的角度切入家庭照顧議題，近年來社會環境的變遷，「男性養家、女性持家」的傳統家務分工模式有所鬆動；故本研究以男性擔任家庭照顧者為研究對象，欲探討其決定投入家庭照顧的原因、經驗與感受，理解家庭照顧中的男性的性別操演與表達，以及如何兼顧多重角色關係。

本研究採質性研究深度訪談法，透過立意取樣的方式，共訪談5 位男性照顧者與3 位其他家庭成員。研究發現男性選擇承擔家庭照顧的原因有四：奉養父母的責任義務、遞補女性的照顧角色、經濟資源不足的妥協與依據被照顧者的要求；

一旦開始其照顧歷程，照顧便成為其生活重心，隨之而來的照顧負荷包含：被照顧者的疾病特性、老化失能的不可逆性、消失的社會參與、因應照顧所衍生的經濟壓力、與被照顧者的關係以及孝道規範的壓力。另外，透過身體行動反覆實踐以理解男性陽剛氣質的操演，我們可以從5 位男性照顧者的經驗中，看見經濟提供者角色的自我認同對於身為男性的重要性；然而，男性照顧者的性別操演鑲嵌在各自的家庭脈絡與區域環境，不同的價值認同具有個別經驗的特殊性。再深入探討男性身兼照顧者、勞動者與家庭角色的處境發現，面對照顧與工作，視照顧者與勞動者的位置不同而有所差異；且不論是何種型態，男性照顧者皆是在照顧與工作之間尋找自己的動態平衡，維繫兩方角色的實踐。

因此依據研究發現，在政策制度面建議：提升照顧服務資訊的可及性、由服務提供者主動尋找服務需求者、維護家庭照顧者的經濟安全；在實務工作面建議：

工作者應具備性別敏感度、注重家庭照顧者的家庭系統運作。

關鍵字：家庭照顧、男性照顧者、性別操演、新好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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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amily caregiving is the mainstream of long-term care model in Taiwan. However, this progress continues to put pressure on family members to take on caregiving roles;

including financial, emotional, and physical strain. Accroding to the change of the modern society, the traditional gender division of housework has been transforming.

Therefore,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care process of male caregivers, the gender performativity of male caregivers, and multipl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le caregiver and family members.

This research adopts qualitative method, using in-depth interview to collect data from 5 male caregivers and 3 family members. Firstly,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formation of male caregivers depends on the care responsibilities, the lack of female family members, insufficient economic resources, and recipients’ requests. Besides, male caregivers got caregiving burden from the diseases characteristics of recipients, the irreversibility of aging, the lack of social involvement, economic pressures, kinship relations, and filial piety. Second, by observing the gender performativity of male caregivers, we can recognize that male caregivers still consider being a breadwinner is their significant role in the family. Finally, male caregivers are looking for reconciliation between family and work.

According to research findings, there are some suggestions for policy and practice in five aspects: increasing the accessibility of care service information, providing services actively, maintaining economic security of family caregivers, workers equipped with gender sensitivity, and focusing on family dynamics.

Key Words: Family Care, Male Caregiver, Gender Performativity, New Better 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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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目錄

圖4-1 大明的家系圖與照顧歷程線 ... 62

圖4-2 成德的家系圖與照顧歷程線 ... 66

圖4-3 小熊的家系圖與照顧歷程線 ... 70

圖4-4 小P 的家系圖與照顧歷程線 ... 73

圖4-5 小牛的家系圖與照顧歷程線 ... 78

表目錄

表2-1 老人家庭照顧體系的內涵 ... 24

表3-1 家庭照顧者與被照顧者之基本資料 ...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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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緒論

「我是獨子，沒有多餘的選擇，且獨處的老人危險性高，為了有更多時間陪伴父親，我決定將父親傳承給我的專業養雞場停了，並參加市立醫院辦理的『長期照護』各項訓練，講習課程，並動手在住宅裡增設了多項的無障礙設施。然而，

在我自認為一切硬體設施都備妥齊全後，父親卻變得更沈默了…」

（沈之竑，2013）

第一節研究議題

時間回轉到2004 年，獨居於鄉下的阿嬤因為年輕時務農耕作，膝蓋退化一天比一天嚴重，長年下來行動不便難以自理，影響到阿嬤的生活，沒辦法像過去一樣到鄰居家泡茶聊天，也不能自行到村外購物，更別說是出遊了。阿嬤的照顧問題浮出檯面，父親與伯伯、叔叔三兄弟手足之間分擔照顧責任，從誰來照顧、

誰要出錢、跟誰同住…，面對一連串相關的照顧問題，當時仍是國中生的我只有在一旁默默關心，也沒法提出什麼建議。

憶起年幼時父母親因為事業繁忙，所以我開始了與阿嬤一同在雲林鄉下的兩人生活，阿嬤牽著我的手去上學、我陪著阿嬤在稻田裡耕作，祖孫倆總是形影不離。後來因為母親擔心在鄉下念書之後升學會跟不上課業，所以小二的我便轉學回臺北就讀，即使如此，與阿嬤一同生活的那些回憶都是我的珍寶。隨著我的年紀一天天增長，阿嬤的身體也一天天衰弱；時間帶來我的茁壯，卻也帶走阿嬤的健康。歷經幾次的北上開刀，阿嬤在三兄弟各自組成的家庭中輪流居住，並由母親與伯母、嬸嬸照顧阿嬤，最後因為阿嬤仍堅持想在熟悉的鄉下居住，所以父親與兄弟們才決議聘用外籍看護工來提供照顧。這趟照顧歷程十年如一日，直到 2014 年暑假阿嬤因為急性腦中風而辭世。後來我有機會踏入社會工作領域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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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阿嬤相處的點滴，都成為我想要親近老人、瞭解老人的起點與動力。

外公外婆則是在2013 年決定搬回到祖厝居住，兩人獨自生活彼此照顧，讓我更能體會到建置長期照顧體系的重要。外公因為曾經中風而腦部受損，使得語言表達有困難；外婆則是近年來因為雙腳關節嚴重退化，難以自行移動、如廁沐浴，更別說是煮飯、洗衣等一般家務的自理。這樣亟需照顧的長者獨自居住，且其子女也因各自的家庭與工作十分忙碌，所能提供的幫助實在非常有限，平時除了阿姨與母親會去協助家務外，多數照顧工作自然是落在外公身上。自小對於外公的印象就是寡言與威嚴，是典型下的一家之主，負責工作賺錢養家，平時並未從事任何家務。然而當外婆因身體狀況退化，與其相守超過半世紀的外公搖身一變，承擔起外婆的照顧工作，為外婆打點一切日常生活所需，洗衣、備餐、打掃樣樣來。即使我協助外婆申請居家服務，但每月核定 25 小時的照顧計畫僅能緩和外公與母親手足之間的照顧負荷；面對外婆每況愈下的健康狀況，帶來的是日漸凋零的無力感侵蝕者我們。

回頭看見過去自己家庭照顧的事件，看見傳統孝道規範賦予了父親與其手足之間對於阿嬤的照顧責任，但事實上卻是由母親與妯娌之間來分擔，往後更依賴外籍看護工提供。家庭照顧的安排依循性別角色與社會階層邏輯先後轉嫁至家中女性與外籍女性身上，讓我對於男性在家庭照顧議題中的角色更加好奇，他們在家庭照顧的經驗歷程為何？又如何因應？另外，我也看見了外公與外婆夫妻之間的情感聯繫，如何延續著彼此的相互陪伴與照料，而外公的轉變也引發了我對於男性家庭照顧者的興趣，因為過去感不斷教導著「家務與照顧是女性的責任」的傳統的價值觀，外公的舉動才讓我發現自己對於性別角色的認知受到社會文化規範與原生家庭教育的深刻影響，看見自己其實也是個「性別盲」。那麼這些願意踏入家庭照顧工作的男性，是基於什麼樣的動機願意投入呢？或者是不得不的選擇？他們又會如何看待自己與被照顧者之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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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65 歲以上老年人口早在 1993 年超過全國人口的 7%，邁入高齡化社會

（aging society），目前老人所占比率持續攀升，2016 年底已達 13.2%（內政部，

2017）。另外，依據老人生活狀況調查指出（衛生福利部，2014），65 歲以上老人自訴患有慢性病者更高達81.1%，主要為高血壓、骨質疏鬆、糖尿病及心臟疾病，

需要定期積極回診。由於年齡增長的自然老化與慢性疾病的影響，老人因為身體功能的障礙或退化而失去部分或全部自我照顧能力，需要他人提供照顧服務。而對於失能老人的照顧議題，是許多家庭的生活重心；由家人提供直接照顧，也一直是許多家庭因應老人照顧的首要選擇。中華民國家庭照顧者關懷總會（2013）

即表示，臺灣約有90 萬家庭有長期照顧之需求，其中家屬自行照顧者占 65%、

聘請外籍看護工照顧者則約占28%。面對人口老化、醫療資源的使用與支出以及家庭照顧的負荷，重重累加在照顧關係上，長期照顧需求的滿足成為社會所關注的重要議題（陳正芬、吳淑瓊，2006）。而擔任照顧者角色的家庭成員，在照顧、

經濟與社會規範的多重壓力負荷下，身心俱疲的狀況十分危急，主要照顧者更尤甚是；除了造成主要照顧者生心理不可抹滅的傷害外，對於被照顧者也會產生負面影響，包括照顧者拒絕擔任照顧角色、被照顧者遭受不當對待或虐待等情形都不容忽視（黃志忠，2014），甚至是家庭照顧者因為長期照顧負荷過重而弒父、

殺妻等家庭悲劇新聞層出不窮（嚴云岑，2016）。面對社會長期照顧資源不足的情形下對於臺灣帶來的問題與衝擊，艱難處境可見一斑。

在所謂「愛的勞務」的家庭照顧中，家庭照顧者投注許多時間與心力，擔當責任、犧牲自我，也將照顧壓力與負荷一併承攬下來，使照顧者成為社會的「隱藏性病人」（hidden patient）（劉梅君，1997）。而將焦點關注於家庭中的主要照顧者時，國內外相關研究通常都是以女性為主；呂寶靜（1999）指出「家庭照顧女性化」的現象，照顧家庭中依賴成員的責任經常落在女性親屬身上，且因為社會性別角色期待不同，使兩性所承擔的照顧責任有所不同，男性通常被期待負責財務與交通接送，女性則須負責直接的個人照顧。在面臨承擔照顧壓力情境時，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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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更因為必須直接面對被照顧者，承受較高的負荷與壓力。國外研究也提到家庭中女性仍是家庭中主要的養育者與照顧者，與社會建構的性別角色有關，尤其是落在配偶與女兒的身上，依據親密關係與親屬關係以尋求支持（Hooyman &

Gonyea, 1995; Dominelli, 2002/2004; Espinosa, 2006）。多數研究看見女性擔任家庭照顧者的弱勢地位與被剝削的情形，雖然社會期待將男性排除於家務勞動與照顧角色之外，但男性家庭照顧者卻是隱身其中且真實存在的群體（England &

Tripp-Reimer, 2003; Espinosa, 2006; 陳奎如，2000；吳宜姍，2006；李建德、柯乃熒、徐碧卿，2006；王淇，2016）。隨著家庭結構、經濟環境與文化規範的變遷，

男性開始實際參與照顧工作的付出、擔任失能老人的主要照顧者，夾在作為「養家者」與「照顧者」的選擇之間，如何因應新舊價值觀的角色期待，以及如何平衡角色之間的衝突，是男性家庭照顧者必須面對的議題。

而我們的性別意識透過社會制度與文化規範所形塑，性別角色在我們社會規範中，認為男性與女性的天生特質有所不同，男性為工具取向、女性則是情感表達取向，應擔任不同的社會角色發揮各自所長。另外，我們尊崇富有情感的女性適合作為養育與照顧者，對於打理好家務的女性抱持正面讚揚的態度，但實際上卻是鞏固了女性以家庭為重和柔弱的角色，是一種性別歧視的表現；而且對於陽剛氣概過度地推崇，更提供男性在社會結構上擁有支配性權力，成為主導家庭的控制者、決策者，女性擔任家庭照顧者似乎是天經地義的（呂寶靜、陳景寧，1999；

謝臥龍，2002；黃囇莉，2007）。經過婦女運動的蓬勃發展，僅管女性地位有所斬獲，林麗珊（2014）直指出臺灣對於女性的尊重乃是「私人父權」的讓步，並不等同「公共父權」有所萎縮。¹男性普遍表示願意分擔家務勞動與尊重女性出外就業的選擇，但社會上仍有著女性應照顧幼小與長輩的價值論述，以及男性在就業市場上所佔有的優勢，實際上女性仍置身於父權壓迫與經濟壓迫雙重宰制的社

1 「私人父權」（private/domestic patriarchy）意旨家庭中父親或丈夫的男性角色，女性生活易受到他們的控制與束縛；「公共父權」（public patriarchy）則是指整個社會文化的形式，包含階級、種族、職業、政治等等（Holmes, 2007/2012; 林麗珊，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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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文化形式之中。在男性價值迷思掛帥下，造成對男性過分期許、女性不當壓抑，

使性別關係之間的壓力與隔閡仍持續延燒下去。即使男性與女性生理有所不同，

許多差異卻都是來自於社會建構的因素，舉凡語言、法律、科技、文化之中性別議題屢屢可見，在家庭中的照顧議題更是如此，但多數時間我們卻選擇視而不見。

再來，依據行政院主計總處（2016）的調查，女性勞動參與率已達 50.8%，

男主外、女主內的性別配置（gender arrangement）似乎有所鬆動，男性遇上家庭照顧議題應已非少數，以因應女性大量投入職場而有所調整。然而多數研究以探討有關父親角色的親職實踐為主（王舒芸，1996；王舒芸、余漢儀，1997；陳富美、利翠珊，2004；趙蕙鈴，2011；李庭欣、王舒芸，2013；尤美華，2014），檢視傳統對於男性養家者的社會脈絡與面對雙親同時外出工作的社會變遷下，男性從「經濟提供者」到「選擇性育兒角色」，甚至是「新好爸爸」的價值論述。反觀男性在提供老人照顧方面，陳奎如（2000）討論男性成為家庭照顧者的原因及歷程；吳宜姍（2006）針對老年男性配偶照顧者使用居家服務之經驗探討；王行

（2015）與王淇（2016）則針對擔任照顧者的兒子對於傳統孝道的回應，其他相關研究則不多見。男性家庭照顧者與被照顧者之間以夫妻關係為多數，而照顧者與被照顧者之間為親子關係者，照顧責任多落在女性家屬身上，包含媳婦、女兒等等；若由男性擔任主要照顧者，在社會形塑的陽剛形象與克盡孝道的觀念下，

其會如何看待自己的照顧經驗以及如何抒發情感與照顧壓力？作為照顧者的男性，是否仍具備陽剛形象所賦予的「支配性權力」？他們在傳統價值觀與社會環境結構改變的拉扯下，又該如何平衡身為「妻子的丈夫」、「孩子的父親」以及「父母的孩子」等多重角色之間的衝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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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研究目的

綜上所述，從性別的角度切入家庭照顧議題，在「男性養家、女性持家」的傳統觀念有所鬆動但仍被視為理想分工方式的社會氛圍下，研究者對於家中男性成員選擇擔任主要照顧者的動機有所好奇，以照顧者與被照顧者之間為親子關係而言，「養老送終」為子女盡孝的責任觀念建立起世代間的資源交換，傳統文化卻又將這樣盡孝的責任嫁接給媳婦，那麼選擇自己提供照顧的男性的感受與歷程為何？男性擔任家庭照顧者的經驗感受，以及對他們而言這又會是什麼樣的性別操演過程呢？故研究者希望能夠透過瞭解男性照顧者的真實聲音與學術文獻對話，所整理之相關成果可作為協助家庭照顧者之參考，並對於長期照顧之實務面、

政策面提出具體建議。

本研究目的分述如下：

一、瞭解在照顧關係中，男性家庭照顧者如何看待自己的照顧經驗與感受、與被照顧者之間的互動關係，以及其選擇自行照顧與承擔照顧責任的原因。

二、瞭解男性擔任家庭照顧者所發展出因應照顧負荷的策略，理解照顧工作中的男性對其性別認同的操演、理解與表達。

三、理解男性家庭照顧者如何兼顧與其他家庭成員的多重角色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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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文獻探討

為因應人口老化帶來的相關照顧議題，近年來有越來越多研究關注於被照顧者的需求、正式與非正式體系服務供給，其中家庭仍是照顧失能老人最主要的資源；另外，面對社會環境的變遷，「新好男人」、「家庭主夫」或「模範父親」的論述使以往由女性提供照顧的角色亦有所鬆動，故本章以照顧上的性別議題為文獻探討的主軸，第一節探究男性研究議題，關於父權體制、陽剛氣質與性別角色的意涵；第二節釐清家庭照顧的概念，瞭解主要照顧者的角色形成與照顧經驗；

第三節討論男性擔任家庭照顧者的動機與樣態，探討照顧者與男性角色之間的關聯，藉此了解目前相關研究的結果與發現。

第一節男性研究：大丈夫之道的想像

針對男性研究，是指受到婦女運動刺激所興起的反動（應），隨著社會環境變遷，女性漸漸走出家庭私領域，女性勞動參與率的提升直接衝擊男性重新省思自己的地位與角色，逐漸發展為屬於男性真實經驗與主觀感受的論述，嘗試將男性也從傳統價值中覺醒並解放，了解男性在社會中所處的位置，追求更為完整的人格表現方式（王雅各，1996；林莉菁、鄭麗珍，2001；畢恆達、洪文龍，2004；

陳彥蓁，2008）。而當我們論及男性相關議題時，性別始終是關係性的（Connell, 2005）；另外，男性研究的興起，更是與女性運動有密切關連，不能撇除女性觀點的研究，否則容易使「男性」與整體性別的議題脫鉤。

壹、男性當道的社會：父權體制的堡壘

「我們每個人都住在違建的父權房子中，

身上被千千萬萬糾纏不清的性別絲縷牽引著、束縛著。」

（成令方，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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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在我們的生活周遭與我們共處，以生理來區分男性和女性，幾乎仍舊是所有人不自覺的習慣與做法。除了生理差異外，透過對於日常生活的展現，我們可以發現性別並非與生俱來，而是經由社會積極建構出來的轉變（becoming）過程，逐漸發展出所謂「合適」的行為表現（Connell, 2009/2011；潘慧玲，2003a）。正因為這樣性別兩極化（gender polarity）的分類源自於生理差異與生殖繁衍的邏輯，更深化了我們性別差異（gender difference）的觀念，認定男性須具備陽剛氣質（masculinities）、女性須展現陰柔氣質（femininities），將我們綑綁在性別秩序

（gender order）不平等的父權體制（patriarchy）之中（Bourdieu, 2001; Connell, 2009/2011; Johnson, 1997/2008；王瑞香，2000）。

Johnson（1997/2008）指出，父權體制並非意指「男人的集體」，而是指一個所有人類都參與其中的社會系統，由信念、經驗、感受交織而成的多重網絡，持續形塑我們的生活模式，也一直受參與體系之中的人類所影響，是一種意識形態或思想價值。而一個父權的社會，包含以下特點：男性支配（male-dominated）、

男性認同（male-identified）、男性中心（male-centered）。

首先，男性支配製造了男女雙方的權力差異。我們常習慣以某人在階層體制中的「位置」來看待之，尤其是職業聲望與形象，如律師、教授、總裁、醫師等等，我們認定這些位置的高人一等，而男性在社會上佔據了這樣具有權威的位置，

被視為較優越的群體，但我們並未區分這些佔據位置的人們之間的差別。反觀女性進入這樣的位置時，性別凸顯了「她」的不同，人們發覺到這樣的例外，更會檢驗此位女性能否勝任。女性往往需要更多的付出，面對工作與性別的矛盾性而遭遇困難，才能得到抑或是維持住「跨越性別的工作」（gender crossing work）。

遇到相反狀況時，例如男性進入多數女性從事的照顧工作，雖然也會被拿來與女性相比，但當男性做不到女性的水準時，反而會是一種優勢象徵，因為他們被訓練成不會做女性工作，維護了他們的優越地位。高穎欣（2014）的幼稚園男教師研究便指出，男幼師因為性別的關係總是處於鎂光燈之下，在這個女性主導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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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場所中並沒有受到歧視，反而十分受歡迎，認為他們的雄性形象與氣概可以為幼稚園帶來陽剛的新氣象或新角色。而且男性形象或特質受到社會肯定與讚揚，

使男性在多數女性從事工作中，雖是相對少數但更處於高能見度的位置，普遍受到提拔與重用，升遷過程如同搭乘玻璃電扶梯（the glass escalator）般扶搖直上，

有更高的聲望與薪資（Williams, 1992; 王雅各，1996；陳佑任，2003；陳彥蓁，

2008）。男性威權與擁有支配性權力，塑造了個別男性對個別女性控制的優勢關係，更會透過社會體制與文化規範的論述展現，規訓個人的身體與認同（Connell, 2009/2011）。

第二，男性認同指的是只要我們認為美好的、欲求的、完善的或正常的，都與我們如何看待男性及其應具備的陽剛氣質有關。男性與其生活被攤在陽光下評比，界定何謂「正常」的準則，塑造成契合社會價值的理想男性。而具備理想男性所擁有的特質，即稱為男子氣概的表現，包含：體力好、效率高、競爭心、剛毅不拔、抗壓性、邏輯推理強、決斷力、自主性強、領導風範等等，而這些特質也與工作價值關聯最密切，形塑出「男主內女主外」的性別分工，有酬勞動和市場生產領域被定位為男性的世界，而無酬勞動和家庭生活領域則定義為女性的世界，與陽剛氣質和陰柔氣質的區別概念緊密相連。

最後，男性中心則是意旨社會注意的焦點放在男性及其作為，使男性往往以成就肯定自己，來達到社會對於「男子漢」的標準，以滿足自身受重視、被肯定的需求；女性則處於從屬位置，被男性所佔有或控制，強調其為人妻、為人母的職責，並將女性予以浪漫化，表現柔弱、妥協、感性、依賴的形象，發揮照顧家庭的功能。這樣以男性為中心的基礎，犯下性別盲的弊病，重視由男性控制的生產活動，養育、照顧、家務等等的再生產活動被隱形，造成對於女性的壓迫。隨著經濟發展，工業資本主義不但複製了原本男女共同合作生產的性別分工模式，

也改變了社會生活的樣貌。資本集中化造成家庭生產模式的萎縮，迫使許多女性投入就業市場；儘管女性勞動參與率增加，但在勞動市場中卻被視為次要或後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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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力，僅是彈性的廉價勞力來源，就算是在相同的工作場域，性別之間的升遷機會、工作薪資仍存在著玻璃天花板（glass ceiling）差異，造成女性就業的「私領域化」（Connell, 2009/2011; 劉毓秀，1997；張晉芬，2014）。

然而大多數男性卻認為他們的個人生活中未必有很大的掌控權，也未享有什麼特權；Keen（1991/1994）即指出男性也是真正受壓迫的團體，而且男性因為受到父權體制的壓迫，必須時時刻刻警戒、對抗外在評斷的恐懼，不斷檢視自己是否與文化規範相符，注定培養成一種武裝人格（character armor），陷入恐懼與控制的漩渦。事實上，男性並非「身為」男性受到壓迫，而是因為「參與」父權體制才受苦（Johnson, 1997/2008）。以戰爭為例，Keen（1991/1994）認為不論男女皆深受戰爭之害，可是男性會受到榮譽、責任、愛國心的催使而走上戰場，其所承受的苦痛與血腥是戰爭對於集體男性的殘害。戰爭固然造成壓迫，卻是基於種族與階級，由少數族群、中下階層的男性為特權階級的利益服務。而且戰爭非但沒有毀壞社會對於陽剛氣質的渴求，更透過紀念與歌頌儀式，神聖化生命的犧牲，

以合理化父權國家發動戰爭的作為，強化了對於體制的讚揚與認同（Johnson, 1997/2008）。父權並不僅僅只是整體男性基於優勢地位對於整體女性所進行的各種壓迫，同時也意味著在其它分類方式中，強者對弱者的支配（王雅各，1999）。在父權體制的控制之下，不僅形塑了社會系統的面貌，也透過陽剛氣質深深支配著男性的內在生活。

貳、從男孩蛻變為男人：陽剛氣質的形塑

「自從男人因自然而然地支配人類社會而崛起之後，

男子氣概便一直是他們最脆弱、最有問題的心理狀態。」

（Paglia, 引自 Pittman, 1993/1995）

何謂「男子氣概（masculinities）」？Pittman（1993/1995）認為，就是我們預期男性應該具備的特質，擁有這些特質使得他們顯現出與女性有所不同。由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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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可知，Pittman 所認為的男子氣概是生物性意義下的性別，透過人格特質劃分類別屬性，將性別直接拆解為對立的兩性。黃淑玲（2007）則將 masculinities 譯為男子性，由「男子的特性」簡稱而來，除了是傳統上指稱男性的特質外，還包含了男性在實踐社會角色的過程中，表現於性、身體、外貌、言行舉止、權力、

職業等各個面向的樣態特徵。然而，性別並非兩極對立而是連續光譜，囊括生理性別（sex）、性傾向（sexual orientation）、社會性別（性屬）（gender）、性別認同

（gender identity）與性別氣質（gender qualities）等等（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

2005；王雅各，2007）。儘管女性和男性有著生理上的差異，但非此單一因素即可決定所有，個人的性別展現是多元而流動的，每個人都是一個獨立的性別，在其生命歷程中與社會環境對話，不斷尋找合適的自我發展空間，生理女性亦可具備男子氣概。陽剛與陰柔並非以生物性為基礎之固定的對立認同，而是不斷改變的範疇（Holmes, 2007/2012）；每個人同時擁有陽剛和陰柔的氣質，只是程度多寡有所不同，故研究者擇以「陽剛氣質」稱之。

在統計上，男孩與女孩之間的平均性格只有極小的差異，並不足以達到顯著作為區分性別的指標。故傳統上所謂的「男女有別」，往往是透過長時間累積而來，社會體制與文化規範持續地建構性別化論述（gendered discourse），生活在體制中的個人皆會受到論述所影響（Pittman, 1993/1995; Connell, 2009/2011;

Holmes, 2007/2012; 黃馨慧，2003）。因此，努力成為「男人」，其實是在扮演「別人眼中期望的男人」，反映主流團體男性本色的價值觀。陽剛氣質即為社會建構

（social construction）的歷程及產物，並非固定不變的特徵（trait）或是類屬

（category），而是不斷轉化的活體，在文化中被生產與再生產，其中包括象徵符號、服裝、書籍、歌曲與遊戲等；陽剛氣質也是一種群體性活動，當一個男孩發展其性別氣質時，在社會化（socialization）的過程中，來自於環境無形的價值觀便會一直陪伴著他、評論著他，同儕、老師、手足、父親、崇拜對象等角色模範

（role model）或重要他人（significant other），甚至是傳播媒體的訊息、宏觀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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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期待，在不同的生命階段不斷地檢視他的想法與行為是否合宜（Clatterbaugh, 1996/2003; Connell, 2005; Botha, 2011; Holmes, 2007/2012; 王雅各，2007；王大維、

郭麗安，2012；黃結梅，2014）。

Bourdieu（2001）運用身體的社會建構來說明性別宰制的圖像。他提出，人類習慣以分門別類（classification）的方式來理解社會、建構社會；而性別依據生物學作為劃分標準，即是將性別限縮於「sex」的概念，基於男女之間身體的差別，歸類為兩種不同屬性的人。透過社會秩序的運轉，空間使用、勞動場域等事物也以二元對比作為標準，構成有條不紊的象徵秩序（symbolic principle）。客觀的生理構造與認知的實踐規則連結，反覆灌輸二元性的配置，也形塑了男性支配的性別秩序。男性與女性之間的關係意義，透過陽剛氣質與陰柔氣質的施行進行再製，統治與服從、尊崇與卑微的對立（黃淑玲，2003）。另外，中國傳統哲學的陰陽學說也將性別與自然現象結合，是雙重標準思維模式的根源。在生產活動及社會實踐中，人類觀察到自然界有天地、日月、晝夜、明暗、生死、雌雄、男女等現象，逐漸形成陰陽範疇。陰陽學說最早起源於《周易》中的乾卦與坤卦，

天道為乾，屬陽，代表積極、進取、剛強的陽性特徵；地道為坤，屬陰，代表消極、退守、柔弱等陰性特徵。日常生活廣泛與陰陽觀念連結，形塑直觀而簡單化的中華傳統思維模式，認為男女兩性即是陰陽兩氣的體現（李美枝、鍾秋玉，1996；

王成英，2004）。首先，在陰不勝陽的理念下合理化男性的支配性，女性只是被動的受體。其次，在陰陽調和的價值下禁錮女性成為男性附屬品的德行。以雙重標準界定兩性的角色與行為，維護男性至上、男尊女卑的位階。因此，不論是 Bourdieu 的性別宰制理論，抑或是中華傳統的陰陽思維模式，都顯示了社會與文化規範如何刻劃我們所認知的陽剛氣質。

一旦採納上述二元思維模式來界定性別，便確立了異性戀（heteronormative）

模型組成陽剛男人性（masculine manhood）與陰柔女人性（feminine womanhood）

的性別秩序基礎；身為男性，意味著可以控制女人的性（sexuality），它的社會意

(21)

義更是超越了性本身，是男性宰制與侵犯的典範。不必自己主動爭取，社會的既得利益就會自動歸給男人所擁有。這樣不勞而獲的特權（unearned privilege）否定了女性積極主動的存在方式，並將女性客體化（objectification）、貶抑陰柔氣質的價值，創造兩性和諧、互補的意象，使性別壓迫被合理化為無庸置疑的常態

（Johnson, 1997/2008; 畢恆達、洪文龍，2004）。一切都看似是人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依循著社會給予的期望，真正男兒的情緒卻只有憤怒與攻擊性，不可以畏懼、掉淚與暴露弱點；真正男兒更要具有判斷力與獨立性，不能夠仰賴他人協助，

否則會損害身為男性該有的樣貌（Botha, 2011）。因為對於許多男性而言，以「男子漢大丈夫」與「男子氣概」的標準來評量自己與其他男性的言行舉止是否合宜，

是避免自己被羞辱、嘲笑、甚至是排擠的自我防衛機轉（黃淑玲，2007）。男性看似處於優勢位置，但很多男性的感覺卻並非如此，他們認為自己並沒有獲得什麼特別的優惠或權力，取而代之的是較短命、較高的自殺率，以及較高的壓力相關疾病發病率，被稱為父權弔詭（patriarchal paradoxes）的情況；但這樣的論述僅止於男性也「深受其害」，漠視男性的既得利益位置，並未考量到整體陰柔氣質在社會上被貶抑所造成的性別傷害（Clatterbaugh, 1996/2003; Connell, 2009/2011; Johnson, 1997/2008）。

而理想化的陽剛氣質刻劃男性應作為不屈不饒的「男子漢」，展現身為男性的競爭力、勇敢以及絕對的自我依賴，凸顯剛烈非凡、獨立自主的氣魄，給予伴侶足夠的安全感，隨時保持陽剛的舉止與態度。此為 Connell（2005）所提出的

「霸權陽剛氣質」（hegemonic masculinity），其核心概念為陽剛氣質的「階層性」

（hierarchy）與「多樣性」（plurality）。霸權陽剛氣質是一種社會實踐的建構，用以形容某一社會中宣稱並維持主導地位的菁英男性，掌控支配性論述（dominant discourse），透過文化與制度的理想典範樹立，將此準則加諸於集體男性身上，體現作為男性最榮耀的方式，確保整體社會中男性主宰的位置，回應了父權體制的合法性，並造成男性之間的層級關係；另外，霸權陽剛氣質亦是不斷轉化且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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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現的活體，隨著不同的時空脈絡與發展下有不同的建構與樣貌（Connell, 2005;

Connell & Messerschidt, 2005；黃結梅，2014）。為了鞏固霸權陽剛氣質，相對地女性與孩童則被塑造為弱者，必須交由男性來保護與控制（黃婉玲，2013）。整體男性藉由維繫不平等的性別秩序獲得優勢利益，而個別男性也許並未符合霸權陽剛氣質的表現，仍可依據社會位階來決定分配父權紅利（patriarchal dividend）

的多寡，顯示出共謀陽剛氣質（complicit masculinity）（Connell, 2005; Connell &

Messerschidt, 2005; Connell, 2009/2011）。

儘管男性群體內的特權分享是不平等的，但整體男性仍是享有制度性特權

（institutional privilege），必須對於維繫霸權陽剛氣質、確保男性宰制而付出許多代價（Messner, 1997）。霸權陽剛氣質的實踐乃是以「控制」為基礎原則，構成控制與恐懼的動態關係，形塑男性的內在生活與外在表現；為了捍衛自己具備獨立性、握有掌控權的男性形象以防止損失、焦慮及羞辱，男人需要控制自己、控制他人。透過控制自己情緒及行為避免表露脆弱，也透過控制他人來讚揚或肯定自身的陽剛氣質，戴上父權的有色眼鏡評斷自我，在試圖表現強勢、理智與自信之下，其實是面對畏懼的偽裝（Pittman, 1993/1995; Johnson, 1997/2008; Mansfield, 2006/2009）。他們藉由增加控制感來保護自己，將人與人之間的聯繫定義為控制者與被控制者的關係，反而剝奪了男人與其他人的聯繫，甚至是與自我之間的聯繫，一一走向斷裂（disconnection），阻礙了男性對於人類關係的需求，以及對於情感的表達。控制乃是男人恐懼的源頭，卻也是他們用來解決恐懼的方法；然而，

愈是如此就愈無法逃脫不能掌握控制權的恐懼，使整體男性陷入既競爭又結盟的矛盾中（Johnson, 1997/2008）。

參、賺食養家的人：性別角色的劇本

性別既是個人的認同特質，更是制度內的關係結構（Davis, Evans & Lorber, 2006/2009）。陽剛氣質與陰柔氣質乃是在具體的歷史脈絡下形成的意識形態，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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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孤立於社會與文化之外的存在，而兩者也描繪出社會對於「性別角色」應具備的模樣。生活在父權文化之中，依據生物決定論區分個體生理特徵的性（sex）差異，構成僵化的性別角色（gender role），規範個人的性別角色必須與其生理性別相符合，意味著體制中的我們因應社會壓力得去了解我們行為與表現的賞罰規則，

學習作為男性或女性被期待的表現，亦即心理學慣稱的「制約」（Johnson, 1997/2008; 王瑞香，2000）。

性別就充斥在我們生活周遭與我們相連，West and Zimmerman（1987）認為性別意旨「扮演角色」，牽涉到什麼樣的行為舉止表現像女性或男性，在整體社會中透過互動工作（interactional work）產生。Butler（1990）則運用「操演」

（performativity）的概念說明性別乃是透過身體行動、姿態的反覆演繹及實踐

（doing），並非既定的存在（being）；而且操演是一個過程，既創造著某種特質，

同時複製該種特質。因此，性別扮演了我們，我們也隨時隨地都在扮演性別，並以操演的結果作為一種表達性別的方式。隨著身體的重複規範化，性別是文化印記下的行動並形成規範性架構；故性別角色乃是一套行為、態度與條件，提供人們如何去「做性別」（doing gender）的主要框架（Butler, 1990; Clatterbaugh, 1996/2003; Connell, 2009/2011）。

Pleck（1983）認為性別角色可操作化定義為性別刻板印象（stereotypes）與性別規範（norms），前者指的是人們對於性別的行為表現所抱持的信念，後者則是強調社會價值對於性別的常模，規訓性別類屬各別應該有的角色期待（role expectation）。刻板印象源自於種族相關研究，指社會對某一種族或族群共有屬性抱有之信念，同時包含正面、負面或中性的看法，爾後擴展至對於某一社會類屬化（social categorization）的認知；故「性別刻板印象」是社會對於性別類屬其性格特質簡化的、僵化的結構化概念，體現於集體社會文化層面與個人認知信念系統，兩者交互影響與形塑。然而，這樣的預設想像常常是忽略了個別成員的異質性，過度簡化或誇大某些特質而形成偏見（prejudice），甚至是性別歧視（sex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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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eck, 1983; 黃囇莉，2007）。「性別規範」亦是成為我們建構主體性別認同的資源，透過社會主流的異性戀腳本與男性陽剛、女性陰柔的角色迷思影響，性別中隱含的階層與權力關係滲透至我們個人的主體建構。性別作為社會關係，不論是性別刻板印象或是性別規範，皆在潛移默化中影響個體發展，塑造個體符合父權體制的二元性別模板，內化為個人的性別化主體性（gendered subjectivity）（游美惠，2007），如同空氣般自然地在我們身邊流動著，難以察覺卻又真實存在。

針對性別角色形成的歷程，以社會化觀點探討之，包含社會學習論與社會角色論（朱蘭慧，2003）。Bandura（1971）的社會學習論（social learning theory）

強調情境因素的重要性，社會行為的產生是特殊環境下社會化的結果，所有的人類行為透過「直接經驗」或「間接觀察」的學習而來。其中又特別強調楷模（model）

的作用，孩童在發展過程中先有了「我是男孩」或「我是女孩」的性別認定，透過角色典範的引導或模仿，給予男孩、女孩不同的對待，依據孩童行為合宜性別規範與否，得到正向酬賞或受到負面懲罰。在獎懲並行的強化作用之下將規範予以內化，學會所謂「符合」性別的適當行為。然而，社會學習論將學習性別的個人塑造成被動接收的一方，性別化媒介則是採取主動進行傳遞，過於強調社會結構的影響力（Holmes, 2007/2012）。實際上孩童在學習過程中應是面對外在環境的主體，具有扮演或實踐性別的能動性（agency），對於外在給予的性別規範視情況時而接受、時而拒絕，構成個人的性別認同與環境相互影響、循環不斷的歷程，

展現多元、複雜甚至是矛盾的面貌（Connell, 2009/2011; 李美枝、鍾秋玉，1996；

朱蘭慧，2003）。

社會角色論（social role theory）則是強調性別角色的形成主要是來自社會及文化的影響；而所謂的「角色」，乃是依據人們在社會關係中所佔有的位置

（position），來預期他們行為的一套想法；是故，角色能夠幫助我們辨識人們的社會位置以及位置之間的人際關係，兩者息息相關（Johnson1997/2008；朱蘭慧，

2003）。依此思考性別角色，男性與女性兩者卻並未指涉社會情境中人們所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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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顯示出「性別」並不足以作為辨認的指標。我們扮演著許多文化上與性別有關連的角色，但我們並非單純地飾演男人或女人。作為兒子、父親、丈夫、男友、兄弟等各種角色，共同具備男性身分，但他所表現的行為其實更是受到關係中互動的其他人牽連在一起。以婚姻關係為例，在關係中相互扶持與依賴，兩人共同成長，給予對方承諾，重要的是作為對方「伴侶」位置的展現，而非身為男性或女性。然而性別身分卻影響著人們如何扮演其家庭、職業或其他角色，同時也成為社會如何檢視與看待人們的篩選器；即使性別沒有對於任何既定的角色位置有直接關聯，卻仍有著間接影響力。我們對「性別」與「位置」的連結已習以為常，並以性別內在特質與能力的不同，作為合理化性別角色劃分的假定（李美枝、鍾秋玉，1996）。

「男主外、女主內」的分工原則乃是依據生理差異與歷史脈絡，過去狩獵與農耕時代對於體能的需要，造就了男女生活領域的區隔，不同生活領域需要不同人格屬性的配合，產生對於男性與女性不同的社會化方式，繼而衍生出男尊女卑的地位從屬關係。爾後工業資本主義之下，延續男性投入有酬的勞動市場、女性負責無酬的家務勞動與照顧工作，權力與金錢掛勾使得家庭工作不事生產、未涉及金錢交換而遭到貶抑，對於經濟資本的讚揚加劇了對於男性的認同，即使女性走出家庭投入就業仍是以次級勞動市場（secondary labor market）為主，出現性別職業隔離現象（sex occupational segregation）（Weeden, 2007）。Parsons & Bales

（1955）更為性別分工的角色形象奠定基礎，界定了兩者社會功能的差異：男性角色扮演「工具性」（instrumental）特質，主職賺食者（breadwinner）、供應者、

管教者、保護者，擔負家庭經濟來源，享有較多的家務決定權；女性角色則是「表達性」（expressive）特質，主職照顧者、養育者，負責照顧子女與長輩，並肩負大部分的家務勞動以及情感支持（引自 Finley & Schwartz, 2006; Connell, 2009/2011）。在男尊女卑的社會下，男性自然擁有較多的社會資源與權力，扮演的性別角色如丈夫、父親等多擔任較多責任、屬於供給者的角色，同時也被賦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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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高的社會期待。而這些展現陽剛氣質的行為表現的確讓男性獲益不少，但就像是把雙面刃，男性也因此身受其害，引導男性背棄情感表達的能力、關照他人的敏感度，不斷地競爭與掌控取而代之的卻是較高的自殺率、較高的壓力相關疾病發病率與較低的健康生活品質。不論是男是女，都是被箝制在父權體制下的受害者，受到簡化的男性支配、女性順從之性別角色所束縛著，單一面向而排除多元性別氣質的展現，阻絕成為完整自我的可能（Clatterbaugh, 1996/2003）。

而臺灣社會在婦女運動的蓬勃發展之下，九零年代後期開始吹起了「新好男人」的風潮，成為男性新興性別角色之展現。所謂的新好男人，乃是標榜願意分擔家務勞動、懂得體諒與尊重女性，並且願意投入經營親子關係的男性，表現出愛妻愛子的情感性特質，並強調男性角色積極參與的獨特性（王浩威，1998；廖先豪，2011；趙蕙鈴，2011）。然而，雙薪家庭（dual earners family）比例逐年增加的同時，男性作為丈夫與父親的家庭角色投入程度卻並未隨著家庭結構改變而有大幅的變動，仍是不平均的家務分工。男性普遍贊同「家務是屬於全家人共同的責任」的認知，但在實際行動上，男性多半仍以從事修理家電、與子女玩耍和安排家庭活動等偶發性事件為主；反觀，女性則不論擔任家計共同負擔者（co- breadwinners）與否仍持續擔負家庭主要照顧者角色，從事照顧一家老小生活起居的例行性工作，必須「既主內、又補外」，甚至選擇暫時中斷或離開勞動市場

（Davis et al., 2006/2009; 王舒芸、余漢儀，1997；林莉菁、鄭麗珍，2001；趙蕙鈴，2011；何嘉雯，2014）。

在新好男人的形象之下，男性並未抽離傳統的工具性角色，社會上對於男性氣質的主流定義，仍舊以扮演家庭中永遠的經濟支柱與保護者為職責，賦予男性投入大量時間與精力在工作發展上的合理性，再伴隨新好男人情感性特質作為調整，彈性參與協助家務分工，呈現「剛柔並濟」的特質。另外，唐文慧（2012）

亦指出，「負責任」的父親更有種族、階級等結構議題交織其中，像是經濟充裕的富爸爸理當更有條件成為具備照顧特質的好爸爸。故家庭角色似乎略有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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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僅是以新好男人角色的論述，將傳統角色加以包裝的敷衍手法。性別角色看似跳脫以往的二元框架，但透過男性對於經濟權力的掌控以及文化塑造女性為天生照顧者的迷思，以及某些研究對於陽剛氣質的討論過於聚焦在「男性也是受害者」

的形象，在性別權力結構中男性仍佔有絕對的優勢，並未真正撼動男性中心的社會體制（Davis et al., 2006/2009; 王浩威，1998；廖先豪，2011；趙蕙鈴，2011；

何嘉雯，2014）。經過時代變遷，現今臺灣社會男外女內的二元分工模式雖然有所變化，但仍舊持續宰制性別角色，強調男性須偏重工作投入、女性須以家庭照顧為主，限制個體實踐性別的多元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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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主要照顧者：家庭照顧中的基石

家庭照顧（domestic care; family care）一直是社會照顧（social care）體系中重要的一環，是提供照顧服務的主要支持資源（resource），亦是在正式體系內的協同合作者（co-worker），與專業工作人員共同分擔照顧失能者；然而，家庭照顧者亦是需要被關注的案主（client）或是替代的照顧者（alternative），應獨立考量其照顧者身分的貢獻與福祉，並正視其在照顧歷程中，必須面對許多的抉擇與調適，不論是照顧工作本身、與被照顧者之間的互動關係、社會倫理的規範、社會資源的運用以及與其他社會角色之間的拉扯等等（Twigg & Atkin, 1994; 劉梅君，1997；呂寶靜，2001）。照顧者必須承受因為照顧隨之而來的壓力與負荷對生理、心理、及社會方面造成眾多的影響，主要照顧者（primary caregiver）更是最需要被關注的群體，擔負全部或大部分的照顧責任，所承受的重擔與風險不言而喻，是家庭照顧中的最重要的工作者。

壹、甜蜜的負荷？家庭照顧的複雜意涵

依據照顧服務提供者的面向，社會照顧體系可分為正式（formal）照顧系統與非正式（informal）支持網絡。前者是包含社會服務機構與專業人員所提供的服務，以及決定被照顧者能後獲得什麼基本權利的國家政策與制度；後者則是由親屬、朋友與鄰居構成，為被照顧者互動頻繁的重要他人（呂寶靜，2001）。其中「家庭照顧」即是以家庭為照顧提供的基本單位，由親屬組織起來共同擔負照顧依賴者的責任，多半為無酬經濟屬性的照顧關係，且被照顧者對於照顧者高度依賴，包括生理、情感與財務等方面的需求（Stewart, 2013; 趙小瑜，2006）。許多家庭成員開始擔任照顧者角色乃是始於因應家庭依賴成員的出現，例如孩童的誕生賦予家長親職角色或家庭成員因為先天疾患或後天事件因素成為身心障礙者（disabilities）。聚焦於本研究所關注的老人照顧上，年齡增長的自然老化可能帶來身體功能退化，以及疾病因素、身心障礙或意外使老人失去日常生活功能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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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立能力，成為需要他人協助的失能者，為了維持其生命與生活品質（quality of life），許多家庭中的其他成員出自於感情誘發或道德規範、社會壓力的驅使之下一肩扛起被照顧者的需求提供長期照顧（long-term care）；為了因應照顧工作的衝擊，整個家庭原先的生活步調、互動模式、飲食習慣以及成員各自的生活層面都必須有所調整，照顧儼然成為整個家庭生活型態（life style）的重心（Barrett, Hale & Butler, 2013; 趙小瑜，2006；吳佩倫，2011）。與兒童照顧不同的是，老人照顧並非是可預期的、可選擇的，一旦開始即必須無間斷地投入，再加上老人的健康問題有其特殊性，包含慢性疾病、失智症、多重疾病的共病性等等，需要整合醫療照護與社會照顧模式，提供高齡者全人（holistic）照顧。照顧者必須隨即地回應被照顧者的需求，更要重新釐清自己與老人之間的角色關係，處理關係改變對彼此所產生的掙扎與矛盾；同時也需要面對被照顧者日漸衰老甚至是死亡帶來複雜的無力感，這些特性對於照顧者本身的身體、心理、情緒及社交方面，都造成了莫大的影響（陳奎如，2000；劉介修，2011）。

然而工業化（industrialization）與都市化（urbanization）下，我們的生活形式也逐漸改變。英國於90 年代開始，照顧發展成為具有公共財（public good）的特性，開啟「照顧責任公共化」的論述，將照顧視為物種活動（a species activity），維持、持續與修復我們的世界，這個世界包含了身體、我們以及環境，全都在生命維持網絡（life-sustaining web）中彼此交織，展現出照顧意涵涉及多元社會現象的複雜性（Fisher & Tronto, 1990; Rummery & Fine, 2012; 劉香蘭，2015）。即使如此，對於老人而言家庭然是最重要的照顧來源。因為「家庭」不僅只是情感空間的象徵，同時也複製許多價值觀，包含社會秩序、性別關係與親屬連帶等，

成為家庭中個別成員的自我認同，也影響著他們如何面對照顧議題與安排照顧決策（McDowell, 1999/2006）。

臺灣社會於1950 年代開始出口導向經濟政策，促使女性勞動參與率增加，

衝擊傳統女主內的家庭照顧者角色；而且產業結構變遷也影響人口大量往就業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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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較多的都市區域集中，造成家庭結構型態的轉變，核心家庭成為普遍的家庭型態，打破過去農業社會的大家庭互助網絡。另外，再加上高齡化、少子女化、離婚、分居、獨居、跨國婚姻等社會現象代表著家庭型態多元複雜的樣貌，卻也說明了現代家庭照顧功能的脆弱化，必須重新調整因應當今對於失能老人照顧的需求。在臺灣，與家庭成員同住仍是國內許多老人認為最理想的居住方式，喜歡生活在自己熟悉的環境中，且視家庭成員為最主要的照顧提供來源、家屋是接受照顧的直接場所，老人自己能夠保有獨立自主與依賴他人之間的平衡。而老人與子女之間的關係，更是影響其能否獲得家庭支持的重要因素；愈正向的關係連結，

愈是能夠維持老人對於照顧的接受程度（Crist, 2005; 陳奎如，2000；曾孆瑾，

2005；呂寶靜，2012；中華民國家庭照顧者關懷總會，2013）。

失能老人家庭照顧的支持要素主要是配偶、子女、手足承擔，尤其是婚姻關係被視為家庭連帶關係中最親密的互動連結，同時也是最重要的照顧來源（李佩君，2009）。通常家庭提供的照顧內涵為非技術性及勞力密集性質的混合式照顧協助，包含家務工作（如食物準備、衣物換洗、環境打掃）、個人照顧（如梳洗、

如廁、用餐等日常生活協助）、陪同就醫、生病照料、交通接送，除此之外更包括情緒支持與財務支持（呂寶靜，2012）。而照顧工作的意涵與一般家務勞動

（household work）不同的是，接受照顧的對象乃是「人」，指涉照顧者與被照顧者之間微視的依賴關係，其發展脈絡與文化建構更是體現了鉅視的社會關係（劉香蘭，2015）。依賴（dependence）則指涉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更是預設了人與人之間是相互依靠的（interdependent）。依賴關係是人類的生命處境而非例外，因為人的一生無法避免生、老、病、死的事件發生，照顧需求普遍存在於各種可能的家庭組成中，包含折衷、單親、同志、重組等等，儘管家庭組成的樣貌越來越多元，成員對於照顧的需求仍是不變的（吳秀瑾，2005）。而且，即使個人能夠保持自己生活的獨立性，仍舊需要以各種方式提供他人照顧，因為人類作為社會性與情感性的動物，我們必然存在於情感互惠的關係網絡（webs of emotion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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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iprocal relations）之中（Hanlon, 2012）。

聚焦於照顧關係上剖析家庭照顧本質，首先，Graham（1983）以照顧者的觀點出發，認為照顧的本質為愛的勞務（a labor of love），依據依賴關係的情感連帶，說明照顧者對於被照顧者生活品質及福祉（well-being）的關懷與行動。然而在性別階層化（gender stratification）的社會中，透過社會建構的性別角色配置展現了性別之間權力關係，富有情感且適合從事情緒勞動，在私領域具有優勢地位，

自然應主導家庭領域，是天生的照顧者。而且社會規範對於女性「犧牲無我」的理想形象要求內化為女性集體的性別意識，認為女性的本分要因應婚育階段改變照顧對象，作為賢妻、良母或孝媳，成就丈夫、孩子與公婆的生活；社會更會歌頌克盡母職、相夫教子的女性，主觀上貌似對女性讚揚，其實仍以照顧形象看待之，以「親善型性別歧視」（benevolent sexism）維繫男性不用參與照顧事務的特權，使女性個人角色產生斷裂，其自我的利益與動機置於家庭其他成員之後，抹除了個人的需求與慾念，造成主體性失落、內在無自我的危機（Hooyman &

Gonyea, 1995; 劉梅君，1997；黃囇莉，2007）。

另外，華人文化乃是強調「差序格局」的人倫基礎，建立人際網絡的社會距離，以及對於倫常孝道的推崇。在華人社會中，人們習慣以自身為中心，建立人與人之間各種關係距離的遠近親疏，形成差異對待的行事原則，稱之為差序格局的社會結構（費孝通，1947）。故當家中老人因為失能出現照顧需求時，通常是由與老人最親近的配偶提供，婚姻誓約促使配偶將照顧視為自然的責任承擔。然而通常配偶本身也是年老體衰，甚難承受繁雜過重的照顧負荷；而依據差序格局的邏輯，照顧責任往往落在子女身上，以實踐養兒防老、孝道倫理的傳統規範，

照顧父母為反哺的回饋義務，抑或是由孫子女代替子女履行孝道責任，而這樣的義務被視為一種協商後的承諾，由代間互動的關係脈絡中而來。若沒有配偶或子女，則可能是由手足提供協助；且不同的家庭角色對於照顧工作的認知與因應及有所不同，所呈現的照顧行為與內容即會有所差異，比較如下表2-1 所示。而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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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防老的觀念是父系社會下的產物，形塑了臺灣重男輕女的價值觀，女兒始終會因出嫁成為他人媳婦而離開原生家庭，但兒子始終是原生家庭的一員，背負傳宗接代、延續香火的期待，故通常能夠分配到較多的家庭資源。「父子軸」的家庭結構型態說明了父母老年安養的照顧責任由兒子承擔責無旁貸，但照顧的實踐卻依循「男主外、女主內」的性別角色分工邏輯轉嫁給媳婦擔任主要照顧者，將責任化為日常照顧的行動實際執行之，更凸顯了孝道的父系優勢（劉梅君，1997；

呂寶靜，2001；趙小瑜，2006；謝聖哲、鄭文輝，2008）。

表2-1 老人家庭照顧體系的內涵

支持要素基礎協助項目限制

配偶婚姻誓約個人服務、家務協助、

生病照料、情感支持

1. 配偶本身亦年老體衰，難以勝任勞力密集的照顧工作。

2. 情感的緊密連結，配偶容易承擔過重的負荷與壓力。

3. 女性平均餘命較長，寡婦比鰥夫多，故女性邁向年老後較少有配偶可提供支持。

子女回饋、交換、

責任、依附

交通接送、個人服務、

家務協助、財務管理、

就醫協助、情感支持

面臨相互競爭的角色衝突：

1. 照顧年邁父母，又要養育子女的三明治世代窘境。

2. 照顧與就業的角色衝突。

孫子女回饋、責任、

依附

個人服務、家務協助、

情感支持

可能是兒童或少年，因應家庭因素被賦予照顧任務而擔任兒少照顧者（young carers），可能會產生下列影響：

1. 學校經驗及學業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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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對於自身未來安排與照顧家人之間的焦慮與矛盾。

3. 童年時期的照顧經驗影響往後成年階段發展。

手足血親交通接送、住宅修繕、

協助出院後照顧、情感支持

1. 兄弟姊妹有可能也是老人，

較難提供工具性協助。

2. 若沒有住在鄰近地區，不便就近提供實質上的協助。

資料來源：呂寶靜（2001）、吳書昀（2010）。

再者，女性在就業市場上的薪資報酬處於弱勢，當家庭出現照顧需求時，在重視家庭主義（familism）的氛圍影響下，秉持著家庭為「利益共同體」的認知，

為追求家庭利益的極大化、生存的必要性考量，相較於男性提供照顧所需付出的機會成本，女性自然會放棄其工作報酬來承攬家庭照顧工作。雖然有人認為家庭角色是相對的，女性在家中承擔家務勞動的壓力，男性亦承擔家庭經濟支柱的壓力，在家庭中兩性執行不同但相互補充的任務；而且父母、夫妻都是相對且平衡的角色，角色能有所不同，但地位不應有高低（羅櫻子，2006）。然而隨著工業化發展，經濟活動與家庭生活分離，在資本主義與父權主義交互作用之下，由於照顧活動無關經濟價值下的直接生產，屬於再生產（reproduce）的活動，在市場經濟中淪為邊緣地位，故掌握經濟優勢的男性便掌握了家庭主導權力，塑造並強化女性擔任照顧者的形象，也透過貶抑無酬的照顧價值導致女性社會地位低落

（劉梅君，1997；呂寶靜，1999；陳奎如，2000）。綜合文化社會規範與利益極大化的成本考量下，讓男性專責工作、女性專責照顧，合法化女性成為照顧者，

必須對依賴者的福祉負責，也造就了女性對於家庭的依賴，限縮了女性在勞動市場與家庭角色的選擇（呂寶靜，1999；吳佩倫，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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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異，除了情緒上愛與關心的表達（caring about），亦指涉一系列照料的任務活動（caring for），然而兩者概念的混淆，卻使照顧的「勞動本質」被愛與責任所隱藏。情感面向使照顧被予以浪漫化，欠缺對於照顧工作實際的涉入情形，親屬的責任義務也使得身為照顧者的經驗不被看見，掩蓋了情緒勞動、體力勞動的壓力負荷及照顧者與被照顧者之間的權力關係。照顧關係除了愛與責任構成的支持與和諧外，更有控制與自決、衝突與依賴等存在於關係之中的多重樣貌，需要互動性的雙向合作與溝通，以及與體系、制度、環境的對話。因為家庭照顧上的個人意義不僅只是反映一個家庭獨特的文化，更會將外界的文化社會、政治與經濟場域的價值融入其中，反映整體社會價值與照顧體系的發展及變遷（Hooyman &

Gonyea, 1995；劉梅君，1997；呂寶靜，1999；劉香蘭，2015）。

文化規範的性別邏輯與照顧的雙元面向彰顯了剝削典範的女性照顧經驗，

「愛」與「責任」為驅力（drive），照顧本質呈現「剝削」與「自我剝削」的特徵，家庭中女性往往被要求與期待實踐愛的超道德義務（supererogation），包含犧牲、利他、無我等等精神，家庭照顧工作實際上似乎是「女性化的照顧工作」，女性永無止盡地付出心血與勞務，不僅因為不具生產性而無法取得經濟報酬，更將女性禁錮於照顧者的角色束縛（role captivity）中，乃是以愛之名對女性進行實質壓迫（劉梅君，1997；吳秀瑾，2005；劉香蘭，2015）。

貳、消失的自我：主要照顧者的壓力負荷

家庭照顧的本質涵蓋「犧牲無我的精神」、「差序格局的基礎」與「家庭主義的邏輯」，與女性受到照顧工作剝削的經驗密不可分，也訴說了影響家庭成員擔任家庭照顧者的原因，其中包含性別角色邏輯、孝道文化規範、家庭權力結構與理性經濟選擇，構成家庭照顧的根本價值（value）；除此之外，家庭的互動關係與背景脈絡也影響著個別家庭孕育各自家庭照顧模式的樣貌，像是照顧者與被照顧者之間的地理居住位置遠近、家庭規模的大小、照顧者的條件（包含性別、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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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因素、就業情形、財務狀況、手足排行）、被照顧者的需求偏好、家庭過去的情感連結等等，顯示在失能老人的家庭中，家庭照顧者的「出現」或「出線」，

以及提供照顧量的多寡，往往是各方利益與權力運作之下的結果（Keith, 1995;

Checkovich & Stern, 2002; 趙小瑜，2006；楊純純，2010）。

Keith（1995）以扎根理論（grounded theory）發現家庭照顧體系（family caregiving systems）的三個模式來討論成年子女如何分配照顧任務與責任，分別為：（一）主要照顧者（primary caregiver）模式，乃是由一人擔負所有或大部份的照顧責任，家人之間並沒有勞務分工，為所有家庭型態最有可能出現的照顧類型；（二）夥伴（partnership）模式，出現在有兩位以上子女的家庭中，且照顧者通常傾向為相同性別，在照顧工作的決策與執行上平均分攤，強調擔負權力與責任的公平性；（三）團隊（team）模式，發生在有多位子女的家庭中，透過有計畫且完整的方式組織家庭成員，有多位照顧者共同或輪替提供照顧服務，保護照顧者不會過度承受被照顧者的要求。而這樣採取主要照顧者模式所進行的研究，

Keith 認為可能會低估其他家庭成員的參與及貢獻；實際上，在臺灣 65 歲以上長者超過半數與配偶同住或與子女同住（衛生福利部，2014），擔任家庭照顧者中以40 歲以上的成人女性為主，由配偶或媳婦擔任日常生活活動的主要支持者，

故多數的照顧勞務工作仍是落在單一的主要照顧者身上，由主要照顧者承受了相當大的壓力與負荷（許淑敏、邱啟潤，2003；呂寶靜，2005；謝聖哲、鄭文輝，

2008）。

照顧失能老人必須投入大量的資源與成本以滿足被照顧者之需求，且通常生活範圍被侷限在與被照顧者之間的互動；對於家庭照顧者來說，身體、心理、社會等各方面皆肩負著難以言喻的重擔。身為一位家庭照顧者，需要調整自己過去的生活作息以配合被照顧者；另外，勞力密集的性質造成家庭生活秩序紊亂，使得照顧者對於其他家人的關注相對減少，沒有多餘的心力去經營，造成照顧者其他家庭關係的緊張或疏離（Spillman & Long, 2009; 謝美娥，2000；吳佩倫，2011）。

新好男人嗎？探討男性作為家庭主要照顧者的角色平衡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社會工作學系 碩士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