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結論

5 位男性照顧者從家庭有失能成員出現開始，有著各自不同的原因投入家庭 照顧，但都強調「責任義務」的重要性。而在照顧歷程中，相似的照顧壓力困境 下，反覆實踐、甚至是創造男性照顧者的陽剛氣質；並且面對勞動者、多重家庭 角色之間的拉扯，找尋各自的因應之道。

壹、男性與家庭照顧相遇：實踐照顧的歷程

本研究 5 位男性皆是以血緣為基礎的照顧關係，而選擇承擔家庭照顧的原 因，依序整理包含：奉養父母的責任義務、遞補女性的照顧角色、經濟資源不足 的妥協、依據被照顧者的要求，分述如下：

一、奉養父母的責任義務

如同莊敬（2016）指出，「兒子」照顧者以責任為首要初衷。本研究亦發現，

不論男性照顧者的年齡、主責或協同照顧，當年邁父母失能需要照顧，「為人子」

的他們多將承接起照顧責任視為理所當然。而且，照顧責任對於受訪者而言，又 可分為以下的內涵：（一）反哺義務：照顧年邁父母，乃是基於過去父母對於子 女的扶養教育；是一種對於父母恩情的「反饋」，或是世代之間的資源「交換」。

（二）情感牽掛：照顧不僅僅只是對於被照顧者的責任，更源自於人與人之間必 然的情感互惠關係。

二、遞補女性的照顧角色

在傳統父子軸的家庭規範之下，家庭照顧者一職本應由「媳婦」或「配偶」

擔任；因此，當家庭面臨女性照顧者的退位、不完全或失靈的情形時，便會由「兒 子」來遞補照顧者的角色。除此之外，也會依據女性照顧者的情形來判斷他們需 要涉入照顧工作的程度多寡，像是女性照顧者的身體狀況、是否身兼勞動者角色 等等。陳奎如（2000）發現，男性投入照顧常是因為女性照顧者的缺乏；本研究 亦看見，即使男性成為照顧者，亦對於勞動者角色抱有認同，在文化規範下合理 化缺席自己的缺席，傳統性別角色至今仍深植人心。

三、經濟資源不足的妥協

面對長期照顧，沉重的經濟支出容易使得家庭照顧者陷入經濟不安全（呂寶 靜，2005；黃志忠，2013）；當家庭出現失能成員需要照顧，更可能因為受限於 家庭可使用的經濟資源不足，無法選擇使用機構照顧、雇請外籍看護工等其他照 顧資源協助，而「推派」由家中其他成員擔任照顧者一職；可見對於照顧資源的 選擇條件，與家庭有無足夠經濟資源乃是息息相關。

四、依據被照顧者的要求

Fisher & Tronto（1990）認為，照顧活動乃是以照顧者與被照顧者的關係為 中心；另外，被照顧者的需求也會反映在由誰擔任主要照顧者的角色上。對被照 顧者來說，亦可能因為與男性照顧者具有血緣基礎，因此堅持由「兒子」照顧，

而非姻親關係的「媳婦」。

再來，男性照顧者開始其照顧歷程，照顧便成為其生活重心；而女性照顧者 因為承受照顧隨之而來的的身心壓力（呂寶靜、陳景寧，1997），亦會在男性照 顧者身上看見。這些照顧負荷的來源包含：被照顧者的疾病特性、老化失能的不 可逆性、消失的社會參與、因應照顧所衍生的經濟壓力、與被照顧者的關係、孝 道規範的壓力，分述如下：

一、被照顧者的疾病特性

針對老人照顧，因為老人健康議題有其特殊性，像是失智症、慢性疾病、多 重疾病的共病性等等，特殊的機能退化、精神變化與行為改變，對於照顧者生活 各方面都會產生影響。若不理解疾病的病徵與病程，照顧者勢必會有許多擔憂、

害怕與疑慮，其身心理壓力不言而喻。

二、老化失能的不可逆性

被照顧者的復原歷程，隨著時間的推進，時常是緩慢、停滯，甚至是不停地 朝向死亡前進。對於最為貼近失能老人的照顧者而言，便必須直視著老化帶來的 苦痛。被照顧者的身體狀況可能不但沒有好轉，更是持續地惡化，自己投入的心 血只能付之一炬；而且，照顧過程中照顧者所積累的負面情緒，又可能會再轉移 到被照顧者的身上，彼此都因為老化失能承受莫大的心理負荷。

三、消失的社會參與

照顧工作除了滿足被照顧者的需求、貼近被照顧者的生活習慣外，也必須避 免突發狀況的發生；投注於照顧後，照顧者總是以被照顧者為優先，自己的時間 被切割得支離破碎，時間的不確定性使得照顧者缺乏休閒娛樂、生活範圍縮小。

另外，有時候即使擁有喘息時間，仍是會擔心被照顧者的狀況而心懸兩地，反而 不願去休息。

四、因應照顧所衍生的經濟壓力

面對家庭成員的失能狀況，接踵而來的是醫療支出、照顧相關耗材、聘請其 他照顧人力等等相關費用；而且，經濟壓力與被照顧者的失能程度、有無其他家 庭成員共同分擔密切相關，若僅由單一或少數家庭成員負擔照顧費用，長期累積 下來所造成的經濟負荷非同小可，更有可能影響到照顧者的經濟安全。

五、與被照顧者的關係

在血緣關係的包裝下的家庭照顧成為「愛的勞務」，其中隱含的是照顧者與 被照顧者彼此之間的關係；當照顧者過於強調因為「愛」家人而付出是必須的、

自己本來就是有「責任」應該照顧家人，容易促使照顧者在愛與責任的驅力下自 我剝削，永無止盡地付出心血與勞務。

六、孝道規範的壓力

男性投入照顧乃是將孝道規範視為的本分，更是一種善待父母的體現。王淇

（2016）亦指出，男性的孝道本分觀強烈；可見深植人心的「孝道文化」除了代 表為人子的責任義務，甚至內化為男性集體的自我認同；使得決定承接家庭照顧 的「他」，一方面必須被外界以是否孝順的眼光檢視，另一方面他們更會依據孝 道規範鞭策自身，成為背上的重擔。

貳、家庭照顧與性別操演：陽剛氣質的建構

生活無處不性別，而身處家庭照顧場域的男性，透過身體行動反覆實踐，也 是一種動態操演陽剛氣質的方式。從5 位男性照顧者的經驗中，可以看見：經濟 提供者角色的自我認同，對於身為男性的重要性。即使有親身實踐照顧的經驗，

但在具有「籌碼」維持自己在勞動市場中的活動的情形下，男性照顧者多半會考 量就職因素而找尋其照顧他替代方式。

然而，若已從勞動市場「畢業」，男性照顧者由於過於一直將投入勞動市場 賺取養家薪資的歷程，使其更容易將照顧的經濟開銷視為自己的責任；另外，黃 燦瑜（2009）指出，若因經濟條件不足或暫時離開勞動市場投入家庭照顧的男性，

仍會不斷地希望能從照顧身分脫離。本研究更發現，尤其是青年世代便投入家庭 照顧的男性，會將照顧當作人生過渡期，並嘗試把「照顧」視為自己的「正職」， 試圖轉換無法進入勞動市場的焦慮。可見當男性照顧者決定投入照顧時，其個人 的生命歷程也會影響陽剛氣質的建構。

而男性家庭照顧者面對照顧工作的因應，陳奎如（2000）認為，他們傾向於 以「問題解決」的行為模式來面對照顧上的困難；而本研究也看見他們對於獲得

「成就感」的注重，期待透過實質的照顧安排，協助被照顧者的生活品質有所改 善。他們習慣依據理性思考、講求效率、時間管理等特性，在照顧中表現出工具 性特質，包含：積極尋求其他照顧資源、「管教」被照顧者、擔任照顧安排的決 策者。

首先，面對照顧工作的衝擊，男性照顧者會主動尋找其它資源協助，減輕照 顧帶來的身心壓力，並給自己與家人有喘息的時間。再來，Connell（2005）與 Johnson（1997/2008）認為男性習慣藉由增加控制感來保護自己，將人與人之間 的聯繫定義為控制者與被控制者的關係；透過5 位受訪者的照顧歷程，我們可以

看見在照顧者與被照顧者的關係上亦是如此，他們習慣以管教的方式來協助被照 顧者，雖然出發點都是希望被照顧者「好」，但教導與要求的方式，當被照顧者 沒有辦法完成或理解照顧者的安排或指示時，無形中也成為了雙方的心理壓力。

最後，男性照顧者站在照顧決策者、管理者的位置上，安排、協調照顧計畫；透 過對於照顧計畫的掌控，展現出傳統男性所具備的支配與領導特質。

而面對照顧工作帶來的負面情緒，在傳統文化與性別角色的建構之下，對於 中年世代的男性照顧者來說，表達自身情感是困難的，他們多半習慣以壓抑的方 式看待情緒，更在意的是自己有沒有「解決問題」、好好完成照顧任務，呼應了 過去研究發現：他們可能因為不願對外求助，而面臨社會疏離（Gallicchio, Nauman, Langenberg, & Baumgarten, 2002; McDonnell & Ryan, 2013）。相反的，本研究更看 見了青年世代不同於過往傳統「男兒有淚不輕彈」的態度，他們亦有意願揭露自 己的情感，在面對照顧壓力與情緒勞動時，不僅會向外求助，也會自行尋找排解 的方法。

另外，在華人社會的脈絡中，當一個「好兒子」除了撫養父母的責任外，更 背負了傳承的期待。「成家」則是攸關父系社會延續香火的價值，與透過婚姻結 合「男大當婚，女大當嫁」的道德規範。因此，當男性在尚未娶妻生子前，便先 踏入家庭照顧時，仍必須面對家庭與社會強加在他們身上的「成家」期待；而且，

性傾向的不同，在經驗娶妻生子的社會期待上，也有著截然不同的生命處境。像 是異性戀的成德仍希望透過娶妻生子實踐其性別認同與維繫家庭關係；小 P 則 認為身為同志的自己，能夠逃脫成家的責任。

Connell（2005）認為，陽剛氣質作為社會建構下的產物，是不斷轉化且多元 展現的活體，隨著不同的時空脈絡與發展下有不同的建構與樣貌；透過5 位受訪

Connell（2005）認為，陽剛氣質作為社會建構下的產物，是不斷轉化且多元 展現的活體，隨著不同的時空脈絡與發展下有不同的建構與樣貌；透過5 位受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