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河南道政治秩序的變化—從安史之亂到元和中興
第一節 河南道藩鎮的形成與確立—肅代德三朝的河南道藩鎮政策
壹、安史之亂與河南道藩鎮的建立
天寶十四載（755）十月，安祿山發所部兵及同羅、奚、契丹、室韋等共十 五萬兵馬，1以誅楊國忠為名發兵進京而引爆安史之亂。最初，當叛亂消息傳至 長安時，玄宗原以為又是有心人欲中傷安祿山，即使後來經查證確定叛亂消息屬 實後，楊國忠一副胸有成竹、信誓旦旦，以為亂事指日可定的說法，亦蒙蔽玄宗 而小歔叛軍力量，所以初期朝廷並未積極應付亂事，僅派程千里、王承業往河東，
畢思琛、封常清往東京各自募兵以為防備，並在河南設置節度使，2企圖阻止叛 軍渡河進犯河洛。3另外地處叛軍進兵路線上的州郡，朝廷亦皆設置防禦使，4給 予地方官吏擁有較大的軍事權力以因應叛軍進攻。
朝廷雖於內地廣募兵將，但由於節度邊防體制的成功，中原內地早因「海內 承平久，百姓累世不識兵革」，結果「猝聞范陽兵起，遠近震駭」，5加上安祿山 身兼河北採訪使，久已掌握河北道的地方人事權，因此在舉兵初期，叛軍勢如破 竹，「所過州縣，望風瓦解，守令或開門出迎，或棄城竄匿，或為所擒戮，無敢 拒之者」6，起兵僅月餘，兵鋒已達黃河北岸。十二月，叛軍部隊從靈昌（滑州）
渡河，直逼陳留（汴州）而來，此時河南節度使張介然到任不過數日，城中雖有
1 《資治通鑑》，卷 217，頁 6935~6935。
2 《資治通鑑》，卷 217，頁 6937。
3 《舊唐書》，卷 187 下，頁 4892。
4 《唐會要》，卷 78，〈諸使雜錄上〉，頁 1439。《資治通鑑》，卷 217，頁 6937。
5 《資治通鑑》，卷 217，頁 6935。
6 《資治通鑑》，卷 217，頁 6935。
兵近萬人，7但在「眾忷懼，不能守」的情形下，8陳留太守郭納開城投降，張介 然則為安祿山所殺。
陳留淪陷後，朝廷高層似乎才驚覺事態不妙，開始徵集朔方、河西、隴右等 久戰精兵入關。9安祿山在奪得陳留後馬不停蹄，持續朝洛陽前進，此時東都的 防務由封常清負責，他雖於到任後便召募六萬士卒，然由於這些新募軍士皆為「傭 保市井之流」，10未曾受過良好的軍事訓練，封常清雖率兵奮戰，但這種烏合之 眾當然難敵安史鐵騎的蹂躪，洛陽自然不保。封常清率領敗軍撤退，並在與屯駐 陝郡的高仙芝商議後，基於戰略考量與敵我形勢後決定轉進，並成功將叛軍暫時 阻擋於潼關之前，由於朝廷徵集的諸道兵馬尚未集結完成，要不是此時安祿山正 謀稱帝，11後果將不可收拾。
安祿山於取得洛陽後隨即分兵東進，雖然河南道「郡縣官多望風降走」，12但 由於沿路州郡軍民的強烈抵抗，加上叛軍部隊並非主力，故成果有限。天寶十四 載（755）十二月，平原（德州）太守顏真卿、常山（恆州）太守顏杲卿舉兵討 安祿山，河北十七郡響應，13有兵二十餘萬，對安祿山構成嚴重威脅，揮兵潼關 之行動亦須暫停，14雖然安祿山隨即命史思明、蔡希德等率兵掃平不附己之河北 州郡，但卻屢敗於為增援河北勤王軍而出井陘的李光弼、郭子儀的朔方軍，連洛 陽與范陽間的交通亦一度為官軍阻斷，大大動搖安祿山的信心，甚至有意放棄洛 陽。15
此時在潼關，封、高二人因監軍邊令誠讒言，被以動搖軍心、丟收國土及盜 減軍糧等罪名處死，朝廷改派當時病廢在家的河西、隴右節度使哥舒翰接任其
7 「時陳留將士降者夾道近萬人」見《資治通鑑》，卷 217，頁 6937。
8 《資治通鑑》，卷 217，頁 6937。
9 「上下制欲親征，其朔方、河西、隴右兵留守城堡之外，皆赴行營，令節度使自將之，期二十 日畢集。」《資治通鑑》，卷 217，頁 6938。
10 《舊唐書》卷 104，〈封常清〉，頁 3209。
11 「是時，朝廷徵兵諸道，皆未至，關中忷懼。會祿山方謀稱帝，留東京不進，故朝廷得為之 備，兵亦稍集。」《資治通鑑》，卷 217，頁 6940。
12 《資治通鑑》，卷 217，頁 6940。
13 未響應者僅范陽、盧龍、密雲、漁陽、汲、鄴六郡而已。見《資治通鑑》，卷 217，頁 6949。
14 原本安祿山欲親自帥兵攻打潼關，逢河北顏真卿、顏杲卿起兵，遂罷此念。「初，祿山欲自將 攻潼關，至新安，文河北有變而還。」見《資治通鑑》，卷 217，頁 6950。
15「（郭、李與史思明）戰于嘉山，大破之，……於是河北十餘郡皆殺賊守將而降，漁陽路再絕，
賊往來者皆輕騎竊過，多為官軍所獲，將士家在漁陽者無不搖心。祿山大懼，召高尚、嚴莊詬之 曰：『……今守潼關，數月不能進，北路已絕，諸軍四合，吾所有者止汴、鄭數州而已……』祿 山議棄洛陽，走歸范陽，計未決。」見《資治通鑑》，卷 218，頁 6964~6965。
職，並督河、隴諸蕃部落及蕃漢兵馬共二十萬駐守潼關。16當時唐廷所採取策略，
一方面為固守領地，阻止叛軍勢力繼續擴大，17等待收復洛陽的適當時機；另一 方面則分兵出井陘，打擊叛軍的側面與後方。總而言之，本時期雙方局勢如就整 體來看，筆者認為基本上對朝廷較為有利，雖然江淮經濟命脈已為叛軍所切斷，
同時最富庶的河南、北也因戰爭而無法繼續提供稅賦，但因官軍依據扼守要衝，
使叛軍無法越雷池一步，其後方亦受勤王軍牽制，甚至連交通線亦一度被切斷，
要不是後來決策錯誤，唐代的歷史還可能必須重寫。
如果朝廷能尊重哥舒翰的意見，數十萬大軍堅守不出，潼關或許還不易為叛 軍所得，18不過人事間的派系鬥爭往往是壞事的根源，19同時最終往往都以玉石 俱焚，兩敗俱傷收場，這在歷史上屢見不鮮，然而奇怪的是，身處其中的當事者 始終無法從歷史中記取教訓，這時的情況也大致如此。玄宗在楊國忠的煽動下，
即使郭子儀、李光弼等人認為「潼關大軍，唯應固守以弊之」而反對輕舉妄動，
20還是命哥舒翰率大軍出關。至德元載（756）六月，朝廷十餘萬大軍與崔乾祐 戰於靈寶西原，結果官軍大敗，逃歸潼關者不滿萬人，結果潼關為叛軍趁勢所奪，
是夜，前線平安火不至，長安陷入一片混亂，幾天後，玄宗決定離京入蜀。
玄宗於倉惶入蜀途中曾發佈一道命令，賦予各地節度等使極大權力，其內容 大致如下：
應須兵馬、甲杖、器械、糧賜等，並於當路自供，其諸路本節度使採訪支 度防禦等使虢王巨等，並依前充使，其屬官署及本路郡縣官，並各任便自 簡擇，五品以下任屬置訖奏聞，六品以下任便授已後一時聞奏。21
16 《資治通鑑》，卷 217，頁 6943~6944。
17 此時朝廷繼續在與叛軍交界地區設置節度使，至德元載南陽節度使的設置，就是為了防止叛 軍由此南下荊襄。《資治通鑑》，卷 217，頁 6953。
18 至德元載正月，安祿山遣其子慶緒寇潼關，哥舒翰擊卻之。《資治通鑑》，卷 217，頁 6953。
19 哥舒翰被迫率軍出關，據《資治通鑑》所載，似乎與楊國忠與哥舒翰不合有關。安思順在祿 山發動叛亂之前，就已曾警告玄宗說祿山有叛心，因此在安史之亂發生後，安思順僅受調職處分。
但因哥舒翰與之有隙，便假造安祿山書信，誣陷安思順，楊國忠雖欲救之卻做不到，於是開始對 翰有戒心，此事發生在至德元載三月。《資治通鑑》，卷 217，頁 6957。後來王思禮又密說哥舒翰 來對付楊國忠，雖然哥舒翰皆未採行，但已造成楊國忠更大的恐懼，於是上奏玄宗，選禁苑小兒 三千進行軍事訓練，又募兵萬人屯灞上，名雖為禦賊，實為備翰。哥舒翰知道後，又奏請玄宗將 灞上軍隊隸屬潼關。楊國忠愈加懷疑哥舒翰欲不利於己，於是在玄宗面前說長道短，迫使哥舒翰 領兵出關，終於釀成大禍。《資治通鑑》，卷 218，頁 6965~6967。
20 《資治通鑑》，卷 218，頁 6967。
21 《全唐文新編》，卷 366，賈至：〈玄宗幸普安制〉，頁 4237~4238。同卷 33。《資治通鑑》，卷
從上文中得知，各路節度等使從此獲得轄區內之財政權與自屬地方行政官吏的人 事權，這是安史之亂發生前沿邊節度使所沒有的權力，從此節度使從原本的軍區 將領，轉變為擁有轄區內軍事、人事、財政等權的節帥，此為中唐以後藩鎮割據 之濫觴，不過這個轉變過程並非經此命令後便即實現，直到德宗後才逐漸完成。
另外，根據此詔內容分析，玄宗之所以下這道命令，可能是因為長安丟失後，中 央政府的運作已瀕臨解體，無法再進行有效率的資源調度與各種管理，為不貽誤 戰機，只好將原本緊握不放的權力下放，讓各地使職擁有更大的運作空間，自行 組織防禦來對抗叛軍。
潼關失陷後，郭子儀、李光弼急忙率軍退回河東，22僅留少數部隊於河北協 防，23但或許因數量太少而無發揮作用，加上先前勤王州郡新募之兵亦不堪作 戰，因此在朔方軍撤離後，整個河北道已無足與史思明相匹敵的力量，結果勤王 州郡逐一淪陷，最後河北道的控制權完全落入叛軍之手。
叛軍在關中的勝利，雖使其聲勢一度達於頂點，但由於各地軍民的強烈抵抗 而侷限其行動，例如在關中地區，由於受到地方豪族的牽制，叛軍勢力「南不出 武關，北不過雲陽，西不過武功」，24此外，在東邊欲沿汴河南下江淮以及南侵 荊襄的叛軍，也因張巡死守雍丘，魯炅死守南陽而停滯不前。以上雖皆能暫時阻 絕叛軍，內地州郡也仍多忠於朝廷，但說實話這種情況還能維持多久無人能知，
唐王朝的存滅僅為一線之隔，不過江淮經濟命脈得以確保，25確實使唐王朝仍舊 掌握復興契機，這點叛軍應該也知曉。26此時的唐廷，可以說處在自叛亂以來的 最低潮，雖然至德元載（755）七月肅宗即位於靈武，使得因長安淪陷而陷入混 亂的指揮體系獲得恢復，但初期兵寡將少的情況依舊使新朝廷難與叛軍為敵，雖
218，頁 6983~6984。
22 根據《舊唐書》，卷 10，〈肅宗〉，頁 243。所載，郭子儀、李光弼兩人於潼關失陷後，似乎沒 有主動撤回河東，直到肅宗下命令後才將軍隊撤回。
23 時信都太守烏承恩麾下有朔方兵三千，這些軍隊應該可能是郭、李離開時所留下的。《資治通 鑑》。卷 218，頁 6989。
24 《資治通鑑》，卷 218，頁 6995。
25 長安失陷後，河南道、河北道、河東道及關中地區不是失陷於敵，就是處於戰爭狀態，於是 江淮財賦就成為唐廷最重要的收入來源，這點可以從第五琦的話中得到證明。第五琦入蜀向玄宗 奏事時云：「今方用兵，財賦為急，財賦所產，江淮居多，乞假臣一職，可使軍用無乏用。」遂 以琦為監察御史、江淮租庸使。見《資治通鑑》，卷 218，頁 6992。
26 南下之路雖阻於張巡，但安祿山並未放棄任何奪取江淮的機會。叛軍降尹子奇曾率兵五千渡 黃河，打算經北海郡南下江淮，後因回紇將兵入援唐朝，並至范陽城下，尹子奇才放棄這項軍事 行動。見《資治通鑑》，卷 219，頁 7006~7007。
然後來郭子儀將兵五萬由河北至靈武，才使情勢暫告和緩，但朝廷也逐漸體認僅 欲靠自身力量平定亂事確實困難，因此為盡快收復長安，肅宗於是決定請兵於回 紇。
至德元載（756）下半年，河南道又新置淮西、北海兩節度。首先，由於永 王璘擅領舟師出江陵，沿長江而下，不聽從中央調度指揮，謀反意圖已明，為防 堵永王璘，朝廷於是增置淮南與淮西兩節度，27與江東節度使共圖永王璘。28其 次為北海（青密）節度使的設置，由於史料中關於本節度創置的確切時間及原因 並無記載，29因此筆者在此只能藉由史實加以推測，來探討其設置之因：一、由 於叛軍在河南地區取得新的進展，魯（兗州）、東平（鄆州）、濟陰（曹州）三郡 相繼淪陷，不但使死守雍丘的張巡因後路有被切斷的危機而東撤至宋州寧陵，也 使叛軍勢力逐漸觸及青、密等州，於是增置北海節度使來組織本地之防務。二、
亦可能是因為河北道從至德元載（756）十月以後就已完全為叛軍所掌控，其勢 力已與北海節度使的轄區青州相鄰界。三、可能是因為尹子奇曾嘗試從棣州渡過 黃河，然後循青州南下江淮，此行動後雖因回紇入侵范陽而中止，但也因此使朝 廷心生警惕，故置節度以為防遏。因此遲至至德元載（756）末，河南道的州郡 皆已設置節度使。
至德二載（757）上半年，雙方皆又各自發動激烈戰鬥。首先，在安祿山為 其子安慶緒所弒後，叛軍再度發動新的兩路攻勢，一路是史思明、蔡西德等引兵 十萬攻太原，一路是尹子奇率兵十三萬圍睢陽，不過此兩路攻勢最後皆因李光弼 以及張巡、許遠的奮戰而告失敗。至於朝廷，由於河西、隴右、安西、西域之兵 皆已會於鳳翔，因此肅宗決定再度嘗試收復京師，雖然此決定受到李泌反對，而 主張這支大軍應先用於奪取敵人老巢范陽，不過由於長安象徵李唐王朝的權力與 威望，在政治上具有重要意義，因此在政治動機的強烈驅使下，肅宗最後還是決
27淮南、淮西兩節度初置之目的在於對付永王璘，《資治通鑑》，卷 219，頁 7007~7008 載：「璘領 四道節度都使，鎮江陵。時江、淮租賦山積江陵，璘召募勇士數萬人，日費巨萬。璘生長深宮，
不更人事，子襄陽王瑒，有勇力，好兵，有薛鏐等為之謀主，以為今天下大亂，惟南方完富，璘 握四道兵，封疆數千里，宜據金陵，保有江表，如東晉故事。上聞之，敕璘歸覲于蜀，璘不從。……
十二月，置淮南節度使，領廣陵等十二郡，以（高）適為之；置淮南西道節度使，領汝南等五郡，
以來瑱為之，使與江東節度使韋陟共圖璘。」
28 此江東節度使，似乎指的是至德元載（756）七月時分江南為東、西兩道之事。《資治通鑑》，
卷 218，頁 6984。胡三省註，《資治通鑑》，卷 219，頁 7007~7008。
29 《資治通鑑》關於北海節度使的設置史料是置於至德元載歲末，僅云「是歲」，亦無北海節度 使的設置原因，見《資治通鑑》，卷 219，頁 7101~7011。因此筆者在此從當時發生的事件以及節 度使的設置原則切入，推測北海節節度使的建置目的。
定將大軍用於收復長安，30未料官軍大敗，至德二載（757）上半年就在雙方勢 均力敵，互有勝負的情況下結束。
至德二載（757）下半年，情勢有了新的變化，雖然被長期圍困於南陽、睢 陽的魯炅與張巡、許遠，終因彈盡援絕、救兵不至而雙雙棄守，通往荊襄、江淮 的道路已被打通，唐王朝的經濟命脈就此受到敵人的直接威脅，要不是後來朝廷 一連串的勝利使叛軍無法「乘勝長驅」，31其後果將不堪設想。至德二載（757）
九月，唐廷在回紇援軍的幫助下發動第三次收復京師的軍事行動，結果叛軍難敵 回紇鐵騎，唐、回聯軍一路勢如破竹，順利收復兩京。叛軍被趕出洛陽後，安慶 緒走保鄴郡，其將領亦紛紛撤往河北，此時除河北道、河南北海與大同軍外，為 敵所陷之郡縣多為官軍收復。32後來史思明更因安慶緒的猜忌，而決定以所部十 三郡及八萬兵來降，此時河北州郡除安慶緒所據之七郡外，其餘皆復為唐有，33 亂事眼看即將結束。
隨著局勢的逆轉，朝廷於乾元元年（758）開始逐步對河南道的節度進行一 些調整，根據《新唐書方鎮年表》所載，其更動大致如下：一、廢河南節度使之 名，改置汴州都防禦使。34二、將原本隸屬河南節度的滑、濮二州獨立出來，並 增領青、密、登、萊四州，以許叔冀為節度使。35三、置豫許汝節度使。四、將 原本隸屬河南節度使的陳、潁、亳三州改隸淮南西道節度使。雖然史料上並無記 載此次調整的原因及詳細時間，據推測可能與叛軍勢力已被逐出河南有關，此外 這次調整還有一個特色，那就是河南節度使所轄州郡從原本的十三州減少為八 州，而且以後再也沒有恢復成十三州，由此情況推測，朝廷可能想要藉由減少節 度使所轄州郡數，來達到「眾建諸侯而少其力」的目的。
乾元元年（758）九月，朝廷命郭子儀等九節度進圍安慶緒於相州，然而，
原本已投降朝廷的史思明，卻於此時再度決定對抗朝廷，36加上肅宗「以子儀、
30 《資治通鑑》，卷 219，頁 7018。
31 《資治通鑑》，卷 220，頁 7038。
32 《資治通鑑》，卷 220，頁 7044。時據北海的能元皓也於乾元元年二月投降。《資治通鑑》，卷 220，頁 7052。
33 時安慶緒仍據汲、鄴、趙、魏、平原、清河、博平等七郡六十餘城。見《資治通鑑》，卷 220，
頁 7060。
34 查諸史料中，除了《新唐書》〈方鎮年表〉外，並無與此相關之記載，而且就沿革之時間來說，
《新唐書》〈方鎮年表〉的記載亦顯粗略。
35 《資治通鑑》，卷 220，頁 7059。
36 此為烏承恩事件，其事件之源由大致如下：烏承恩原為史思明老長官烏知義之子，因為烏知 義曾善待史思明，史思明感念舊恩而善待其子。史思明投降後，李光弼認為思明其後必當復叛，
而烏承恩為其所親，故欲連合承恩以去思明。承恩答應後，不但私募部曲，還偷偷遊說諸將，結
光弼皆元勳，難相統屬，故不置元帥」之故，37使得諸軍不相統屬且缺乏統籌調 度，結果官軍於乾元二年（759）三月為史思明大敗於安陽，諸鎮節度各潰歸本 鎮。相州之役失敗後，河南道又重新暴露在敵人的威脅之下，朝廷只得重新部署 河南道的防務，新置鄭陳亳、汴滑、鄆齊兗與河南等節度，而史思明也取代安慶 緒，成為叛軍的新領袖。
經過近半年的修養整補後，史思明再度於乾元二年（759）九月渡河南下，
大軍自滑、濮渡河，直撲汴州而來，汴滑節度使許叔冀投降，河南道再次淪為戰 場。由於官軍新敗，加上襄州叛亂，負責洛陽防務的李光弼以兵力不足為由，決 定保全實力棄守洛陽，移兵黃河北岸（河陽），38因此叛軍雖得洛陽，但因畏懼 駐守於河陽的官軍而不得西進，此時朝廷為防止叛軍進攻潼關、關中，亦積極調 派軍隊駐防陝州，39此後雙方僅零星爆發小規模交戰，戰爭又陷入膠著。
就在史思明殺安慶緒自立之際，其他地區亦有軍亂情況發生，這些叛亂不但 削弱分散朝廷的力量，使其無法盡全力對付叛軍，還對各地節度使的建置產生一 定程度的影響。乾元二年（759）八月，襄州將康處元、張嘉延作亂，隨即南下 襲破荊州，朝廷復置淮南西道節度使以為因應，40亂事雖於三個月後平定，但襄 州內部依舊不穩。41上元元年（760）十一月，淮西節度副使、宋州刺史劉展叛 變，率兵南下江淮，朝廷派平盧兵馬使田神功將所部討劉展，其後田神功雖成功 平定亂事，但其所帥將士卻隨處擄掠，使江淮地區遭逢前所未有的破壞。
上元二年（761）二月，朝廷對叛軍發動新的攻勢，命李光弼、僕固懷恩、
衛伯玉等率兵收復東都，但卻為史思明所敗，叛軍本欲趁勢入關中，卻為陝州駐
果有人將此情況往上報告，引起思明的懷疑，於是暗中開始注意。後來承恩入京，與內侍一同回 范陽宣慰，思明於是留承恩於府中過夜，並安排人偷偷躲在床下探查，夜中，聽見承恩對其子說 已受命要除掉思明。東窗事發後，思明遂殺承恩父子，並連坐達二百餘人，並失去對朝廷的信心。
見《資治通鑑》，卷 220，頁 7057~7059。
37 《資治通鑑》，卷 220，頁 7061。
38 當時李光弼率軍退往洛陽後，與眾人商議防務事宜，東都留守韋陟認為應退守陝州、潼關，
判官韋損認為應堅守洛陽，李光弼則以為如退守潼關，則平白棄地五百里，堅守洛陽，則兵力不 足以防守通往洛陽諸關隘，於是決定移軍黃河北岸，猶如芒刺在背，使叛軍不得西進。見《資治 通鑑》，卷 221，頁 7082。
39 當時駐紮於陝州的部隊共有安西、北庭兵，神策兵馬使衛伯玉的部隊以及董秦（此時已改名 為李忠臣）的部隊。見《資治通鑑》，卷 221，頁 7088~7089。
40 為防堵襄州叛亂擴大，朝廷於是設置淮西節度，遂「以陳、潁、亳、申節度使王仲昇為申、
沔等五州節度使，知淮南西道行營兵馬。」見《資治通鑑》，卷 221，頁 7081。
41 就在康處元、張嘉延之亂平定後四個月左右，襄州又出現軍將張維瑾、曹玠殺刺史的叛亂，
可見其內部的不穩。見《資治通鑑》，卷 221，頁 7091。
軍所擊退。就在朝廷新敗，局勢朝叛軍傾倒之際，史思明卻為其子所弒，不過史 朝義本人的威望似乎不足以服眾，於是叛軍內部人心浮動，舊部不僅多不為所 用，甚至心存觀望考慮投降。此時朝廷再度向回紇請求援助，寶應元年（762）
十月，諸鎮節度使與回紇援軍會於陝州，分道進討叛軍，結果叛軍不敵回紇而大 敗，史朝義一路北逃，而叛軍將領們見大勢已去，紛紛舉州而降，最後史朝義自 縊於平州石城縣溫泉柵，為時八年的安史之亂至此終於結束。（廣德元年（763）
河南道藩鎮建置請參閱圖 4-2）
貳、代、德兩朝對河南道藩鎮的態度與處理模式
為盡快結束亂事，代宗決定採用「但取朝義，其他一切赦之」的策略，42冀 望能藉此分化叛軍的抵抗意志，這項決定，似乎也於戰爭最後階段發揮極大作 用，由於叛軍將領薛嵩、張忠志、田承嗣、李懷先等人紛紛請降，叛軍勢力迅速 瓦解。然而，代宗與叛軍殘餘勢力妥協的結果，卻導致新的問題產生，朝廷為安 撫這批降將，不得不「裂河北分大鎮以授之」，43結果這批降將們，不但手握強 兵，並得佔有河北之地，遂逐漸成為京師以外的新地方權力中心，僅在名義上遵 從中央，但實際上卻是獨立性的政治實體，至於朝廷方面也因「厭苦兵革，苟冀 無事」而傾向於懷柔，授與降將們節度使名號，44安史亂後的新政治局勢於是形 成。不過為牽制這些強藩，朝廷不得不在當時尚能直接控制的地區與戰略要地部 署重兵，此為中唐以後藩鎮割據之濫觴。授與降將節度使名號，或許只是朝廷想 盡快結束亂事，而不得不妥協的權宜之計，但並不表示朝廷樂意接受這樣的事 實，因此在代、德兩朝，我們可以看到朝廷幾度嘗試解決跋扈藩鎮的問題，不過 這些嘗試，最後卻皆以失敗告終，導致失敗的因原很多，但其中一個主因則是由 於朝廷缺乏武力基礎，只能藉由效忠朝廷的藩鎮武力來進行作戰，部分表面上忠 於朝廷的藩鎮，其實都有自己的打算，他們企圖透過戰爭獲取新的利益，但到最 後，當他們發現其實欲獲得最大利益，就該團結一致共抗朝廷後，戰爭局勢便急 轉直下。
42 《新唐書》，卷 224 上，〈僕固懷恩〉，頁 6368。
43 後世史家原本將此過錯歸咎於僕固懷恩，認為懷恩因深怕於戰後失勢，為鞏固自己的權力而 建議朝廷這樣做，但黃永年認為懷恩只是政策的執行者，史家將過錯完全歸咎於他，是因為懷恩 後來叛唐所導致。見黃永年：《六至九世紀中國政治史》（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4），頁 341~348。
44 《資治通鑑》，卷 222，頁 7141。
使代宗無法完成撤廢內地藩鎮，重建中央權威的因素，在外部方面由於吐蕃 為患甚烈，不但使朝廷無法獲得休養生息的機會，甚至連長安都一度淪陷，不但 對關輔地區造成嚴重破壞，還嚴重打擊朝廷威信。此後直至德宗朝，吐蕃始終為 其心腹大患，使唐朝無法將全部心力用於解決藩鎮問題。至於內部方面，華北藩 鎮亦不許朝廷對其做進一步干涉：
時成德節度使李寶臣，魏博節度使田承嗣，相衛節度使薛嵩，盧龍節度使 李懷仙，收安史餘黨，各擁勁卒數萬，治兵完城，自署文武將吏，不供貢 賦，與山南東道節度使梁崇義及（平盧淄青留後李）正己皆結為婚姻，互 相表裡。朝廷專事姑息，不能復制，雖名藩臣，羈縻而已。45
安史降將們為了維護自身利益，不但各擁勁兵，自屬將吏，甚至還聯合河北以外 的跋扈藩鎮來共同對抗中央，例如代宗時最具關鍵地位的藩鎮之一，就是位處河 南道的平盧淄青節度使，代宗時討魏博田承嗣的失敗，就是因為淄青的反覆所造 成，結果，每當朝廷命令侵犯藩鎮的利益時便會受到他們的聯合抵制，於是「朝 廷或完一城，增一兵，輒有怨言，以為猜貳，常為之罷役，而自於境內築壘，繕 兵無虛日，以是雖在中國名藩臣，而實如蠻貊異域焉」，46朝廷只能藉由類似「羈 縻」的方式來對待跋扈藩鎮，這種統治模式既不牢靠，亦不有效，藩鎮儼然為國 中之國，半獨立於國家之外，而中央為防備他們，也無法縮減內地兵力。更有甚 者，就連原本在安史之亂時忠於朝廷的將領，亦由於朝廷對其不公與宦者的仇 視，而引發部分宿將不滿，結果在吐蕃入侵期間，李光弼、僕固懷恩等屢建功勳 的宿將逐漸與中央疏遠，坐視代宗被迫離京而不發一兵一卒相助。因此在外有外 族侵逼，內有藩鎮軍人跋扈的情況下，朝廷既不能也無法裁減內地兵備，這些都 是安史之亂後，內地節度使遲遲未能完全裁廢的原因，47其情況相當複雜，絕不 像獨孤及論述般那樣簡單。48張國剛認為：「河朔的割據，不單是安史之亂的後
45 《資治通鑑》，卷 223，頁 7175。
46 《資治通鑑》，卷 225，頁 7249~7250。
47 朝廷雖在郭子儀的建議下一度裁廢河中節度使，但此舉似乎無法擴及其他地區的藩鎮。「郭子 儀以安史昔據洛陽，故諸道置節度使以制其要衝；今大盜已平，而所在聚兵，耗蠧百姓，表請罷 之，仍自河中為始。六月，敕罷河中節度使及耀德軍。」《資治通鑑》，卷 223，頁 7165。
48 左拾遺洛陽獨孤及上書曰：「……今天下惟朔方、隴西有吐蕃、僕固之虞，邠、涇、鳳翔之兵 足以當之矣。自此而往，東洎海，南至番禺，西盡巴蜀，無鼠竊之盜而兵不為解。傾天下之貨，
竭天下之穀，以給不用之軍，臣不知其故。假令居安思危，自可扼要害之地，俾置屯禦，悉休其 餘，以糧儲屝屨之資，充疲人貢賦，歲可減國租之半。陛下豈可持疑於改作，使率土之患日甚一
遺症，實際上還是新的政治形勢和軍事形勢所造成的一種局面。」49正是體認到 中唐以後藩鎮割據局面之形成，尚有更深一層的因素存在，而安史之亂只不過是 造成此一新局形成之關鍵。
河南道自安史之亂平定後，至大曆十一年（776）李靈曜據汴州叛亂這十餘 年間，基本上並未發生大規模的藩鎮動亂，安史之亂末期於本地設置的幾個藩鎮 如淄青平盧、淮西等節度使，雖由於坐擁強兵而漸起跋扈專橫之心，但此時還不 至於公開反對朝廷。例如以平盧軍為主幹的李正己，原本屬於效忠朝廷的軍隊，
然在取得淄青當地的主權後，便與成德李寶臣、魏博田承嗣、相衛薛嵩、盧龍李 懷仙、山南東道梁崇義等聯合，為維護彼此的共同利益而結盟。50不過，這些藩 鎮合作的目的雖建基於維護自身利益，但卻各有盤算，因此合作的基礎相當薄 弱，並非屬於強固的聯盟體。此外，雖然藩鎮們或多或少都具有擴張領土的野心，
但卻沒有逐鹿問鼎的意圖，51在這種情況下，朝廷與他們是處於一種若即若離的 微妙關係之下，雙方皆各有底線，只要彼此間不逾越這個底線，倒也能相安無事，
然只要逾越底線，雙方衝突便會立即爆發。當時除河南節度使一度遭裁撤外，其 餘藩鎮幾乎沒有大的變化，即使有也僅為領地、屬州的調整而已。關於河南節度 使廢置之因，與李靈曜據汴州為亂有關，為避免汴州復叛再度威脅漕運，所以亂 事平定後，朝廷便裁撤河南節度使，原領地則分屬淄青、永平與淮西三節度。汴 州原割屬於淮西，但大曆十四年（779）時，由於淮西節度使李忠臣為其麾下李 希烈所逐並要求節鉞，朝廷於是乘機收回汴州，並轉隸於向來忠於朝廷的永平節 度使。汴州是漕運線上之重要據點，朝廷趁淮西政權交替之際將其收回，即顯示 朝廷極欲確保漕運暢通的決心，但對於強藩的不守法度，朝廷仍舊謹慎行事，不 敢躁進。
德宗從即位之初，即已充分展現是一位企圖心很強的君主，從他即位開始，
便一直努力於恢復王朝過去之光榮，建中元年（780）兩稅法的施行，雖說是取 代租庸調這種自玄宗以來，便因社會問題而日漸窒礙難行的新賦役制度，但一般 相信，兩稅法同時還具有削弱並限制藩鎮權力，擴大稅源基礎以增加國家賦稅收
日乎！」獨孤及忽略原安史系降將及跋扈藩鎮對局勢的影響，而僅從外患的角度來看待此一事 實。見《資治通鑑》，卷 223，頁 7173。
49 張國剛：《唐代藩鎮研究》，頁 53。
50 《資治通鑑》，卷 223，頁 7175。
51 建中三年十一月，魏博田悅、幽州朱滔、成德王武俊等人的決議，足以說明他們沒有取代唐 王朝的野心。「請與鄆州李大夫為四國，俱稱王而不改年號，如昔諸侯奉周家正朔。築壇同盟，
有不如約者，眾共伐之。不然，豈得常為叛臣，茫然無主，用兵既無名，有功無官爵為賞，使將 吏何所依歸乎！」《資治通鑑》，卷 227，頁 7336。
入等企圖。當然中央政府的如意算盤，在河北、河南道等跋扈藩鎮地區推行時，
其成果勢必大打折扣，但卻仍能顯示德宗想要改變現狀的意圖與決心，而這同時 也引發部分藩鎮對中央的猜忌，因為對這些節度使而言，維持現狀才是他們的打 算。
從德宗即位之初所處理的藩鎮問題來看，其成果大致而言是可觀的。首先在 大曆十四年（779）九月（時代宗已死，德宗已即位），德宗趁據蜀十餘年，「恃 地險兵強，恣為淫侈，朝廷患之而不能易」的崔寧入朝之際，52順利解除其西川 節度使之職。53建中元年（780）五月，朝廷又順利討平佔據涇州叛變的劉文喜。
54或許是這些勝利增強德宗信心，使其更堅決想要解決藩鎮問題，故當建中二年
（781）成德節度使李寶成死後，其子李惟岳欲依故事向朝廷求取旌節時，既遭 德宗拒絕。成德的事件，加上不久前朝廷才剛討平劉文喜，皆更加引發李正己、
田悅等人的惶恐，會朝廷因擴築汴州城而引起之流言，結果觸發從建中二年（781）
開始陸續爆發的一系列藩鎮動亂。
分析亂事初期之敵我情勢，首先就兵力而言，當時舉兵之藩鎮僅淄青、魏博、
成德與山南東道四鎮而已，其中山南東道梁崇義，更因「兵勢寡弱」及其領土與 其他參與叛亂之三鎮相隔，55而成為最弱之一環。至於官軍主要力量有三：一、
當時同屬安史降將系統之幽州節度使與平盧系統之淮西節度使，不但未曾參與叛 亂，還反過來幫助朝廷。二、河東、澤潞、宣武等強藩圍繞於四周，這些藩鎮亦 皆握重兵，對其構成不小威脅。三、中央所屬之神策軍也曾參與平亂。總而言之，
叛亂一方不但在軍力上明顯處於劣勢，其四周亦為忠於朝廷的藩鎮所包圍，加上 朝廷與吐蕃關係此時已日趨和緩，朝廷得調動西北藩鎮軍隊東討。
在建中年間中央與藩鎮的衝突中，對朝廷影響最大的，莫過於漕運問題，下 面史料足以說明唐王朝對漕運依賴程度之深，已到不可或缺的地步。
時內自關中，西暨蜀、漢，南盡江、淮、閩、越，北至太原，所在出兵，
而李正己遣兵扼徐州甬橋、渦口，梁崇義阻兵襄陽，運路皆絕，人心震恐。
52 《資治通鑑》，卷 226，頁 7270。
53 崔寧即崔旰，自永泰元年（765）入成都後便一直擔任西川節度使，雖然崔寧並非第一次入朝，
但直到這次，朝廷始撤換其職務，改派張延賞為節度使。
54 楊炎欲城原州，詔下涇州為築城之具，涇州將士頗怒，加上朝廷以李懷光兼涇原節度使，由 於其軍令嚴峻，涇州諸將恐懼，劉文喜因眾心不安，遂據涇州而不受詔，自邀旌節，並向吐蕃求 援，德宗遂命朱泚、李懷光討之，後涇州諸將共殺文喜，亂平。
55 《資治通鑑》，卷 226，頁 7298。
江、淮進奉船千餘艘，泊渦口不敢進。上以和州刺史張萬福為濠州刺史。
萬福馳至渦口，立馬岸上，發進奉船，淄青將士停按睥睨不敢動。56
上述事件發生於建中二年（781）六月，當時淄青李正己雖已決定與田悅、李惟 岳等站在同一陣線，然雙方仍未正式決裂，局勢雖已劍拔弩張，但尚未有任何軍 事衝突發生，57是以張萬福仍得以率進奉船順利通過渦口，而淄青將士只不過是
「睥睨不敢動」而已，雖僅如此，但朝廷內部卻已因「運路皆絕」而產生「人心 震恐」的情形，由此可見李唐王朝對漕運的依賴。
就在華北的軍事衝突正式爆發後不久，梁崇義首先於建中二年（781）八月 為此時尚忠於朝廷的李希烈所滅。至於魏博、淄青與成德三鎮軍隊的多項軍事行 動不但皆告失敗，其內部更因部分將領反對與朝廷決裂而人心浮動。建中三年
（782）初，成德李惟岳為歸降朝廷的將領王武俊所殺，田悅亦被官軍圍困於魏 州，這樣的局面，使朝廷誤判為「天下不日可平」，58結果在論功行賞這些新立 戰功與新歸降的河朔藩鎮將領們時，持續採取削弱藩鎮既有權力的政策，而罔顧 其所作所為皆出於私心而非公忠體國，結果朱滔、王武俊等人對朝廷的安排極度 不滿，最後當他們充分瞭解朝廷最後的目的是要削弱藩鎮後，便拒絕接受朝廷的 安排，並公開倒向叛亂一方，新的軍事聯合，使戰事朝新的方向發展，建中三年
（782）六月，河朔藩鎮聯軍大敗官軍於魏州，之後雙方大體成對峙之勢。其實 形勢演變至此，顯示朝廷想要恢復河朔的機率已經不高，然礙於顏面，德宗仍不 願輕言放棄，此時汴河漕運雖然受阻於平盧，但由於其他替代路線依舊暢通，59 王朝經濟命脈尚不至於完全斷絕。
在這場戰役中，原本李希烈自平定梁崇義後，便未曾再直接參與任何軍事行 動，直到建中三年（782）六月官軍敗績於魏州後，朝廷似乎才有意再借其力來 平定亂事，60然而李希烈卻於建中四年（783）起兵反唐。淮西的叛亂宛若一顆 震撼彈再度撼動當時局勢，此歸因於淮西的地理位置。淮西北近汴水，西臨荊襄，
加上蔡水流經其地，總而言之，其地鄰近南北溝通各要道，再加上南方諸鎮一般
56 《資治通鑑》，卷 227，頁 7302。
57 淄青與朝廷的正式衝突始於建中二年八月以後，時李正己剛死，其子李納自領軍務後，由於 田悅求救，使派兵北援魏博。
58 《資治通鑑》，卷 227，頁 7319。
59 「建中初，杜佑改漕路，自浚儀西十里路，其南涯引流入琵琶溝，經蔡河，至陳州和潁，是 秦、漢故道。」見《資治通鑑》，卷 227，「宋白曰」，頁 7336~7337。
60 建中三年七月甲辰，「以淮寧節度使李希烈兼平盧淄青兗鄆登萊齊州節度使，討李納。」《資 治通鑑》，卷 227，頁 7333。
而言兵力相對較為孱弱，而淮西卻是擁有平盧系統勁兵之強藩，只要大軍一出，
便能對周遭地區形成重大威脅，並進而妨害現有南北溝通之要道，這對依賴東南 經濟甚深的唐王朝而言其影響不言可喻，李希烈叛亂後的情勢演變便是如此。更 糟糕的是，建中四年（783）十月，調赴河南前線而途經京師的涇原部隊，因未 獲賞賜以及伙食太差而嘩變，德宗被迫逃往奉天，隨後涇原軍士共推朱泚為首，
隨即改元稱帝，此即唐史上著名的涇原兵變。
涇原兵變的發生，不但為德宗嘗試藉由武力來進行中央集權的努力劃上休止 符，亦象徵一個積極、果敢時代的結束。由於這場叛亂宛若就發生在大門口外，
使得德宗沒有太多的選擇，在不得已的情況下，朝廷只能與相較之下威脅較小的 東部藩鎮和解，以集中力量來對付在長安稱帝的朱泚。當然朝廷與叛亂藩鎮和解 的條件，就是必須承認華北藩鎮的既有權力，也就是認可他們的自治權，這點可 以從興元元年（784）的赦令中看到。61至於參與叛亂的藩鎮中，除了幽州朱滔 與淮西李希烈不願接受朝廷議和外，其餘藩鎮由於目的已經達成，便紛紛撤銷王 號並上表謝罪，這更清楚顯示他們「寧願在帝國內追求更正規的地位」，62也不 願角逐皇位。
西北朱泚與李懷光的亂事在唐王朝傾全力剿平下很快便告平定，當亂事告一 段落後，朝廷開始積極整頓西北藩鎮內的驕兵悍將，許多在建中、興元年間曾參 與叛亂的將士多遭殺戮。至於帝國東部，在興元赦書發佈後，魏博與成德雖重新 臣屬中央，但仍不願公然與朱滔劃清界線而首鼠兩端，兩面討好。不願接受赦書 的朱滔，為響應在長安稱帝的朱泚而領兵進京，但當幽州大軍推進到原本同屬聯 盟的魏博時，朱滔卻因田悅不願派兵相助而大發雷霆，最後甚至直接以武力進犯 魏博，由於此舉已威脅到其餘河朔藩鎮的存在，因此王武俊便與李抱真合作擊敗 朱滔，逼使其退回幽州境內，上表待罪。
在建中、興元年間的藩鎮大亂中，淮西始終可說是個特立獨行的藩鎮，大亂 初期，淮西先助朝廷討平梁崇義後，就沒有再參與過戰鬥，而朝廷似乎原也無意 指派其參與作戰，直到後來朱滔、王武俊等聯軍擊敗官軍後，朝廷才一度想借用 其力，不過似乎未有任何實質上的行動，即使從建中四年（783）開始，李希烈 對朝廷態度發生一百八十度轉變後，淮西仍未曾與其他叛亂藩鎮有過任何形式的
61 「李希烈、田悅、王武俊、李納等，咸以勳舊，各守藩維，朕撫御乖方，致其疑懼；皆由上 失其道而下罹其災，朕實不君，人則何罪！宜并所管將吏等一切待之如初。」見《資治通鑑》，
卷 229，頁 7391～7392。
62 崔瑞德編：《劍橋中國隋唐史》，頁 504。
協調與聯合行動。李希烈叛亂初期雖然在軍事上取得不小成就，不過，淮西叛亂 對朝廷構成的最大威脅並非為土地的喪失，而是南北交通線的斷絕，這對在經濟 上依賴東南甚深的唐王朝而言，不啻為重大威脅，63為解決燃眉之急，朝廷只能 繼續擴大戰區，持續從西北調軍前往平亂，結果間接引發涇原兵變。德宗逃往奉 天後，雖欲赦免東部叛亂藩鎮，唯李希烈不買朝廷的帳，仍持續進行武力擴張，
後來朝廷雖陸續平定朱泚與李懷光的亂事，卻依舊無力進討淮西，而不得不與之 妥協，64然李希烈依舊故我，還不時派兵侵擾周遭諸州，直至貞元二年（786）
四月李希烈為其大將陳仙奇毒殺後，淮西的叛亂才暫告結束。
與前任相較，陳仙奇繼任淮西節度使後對中央態度較為友好，不但結束與朝 廷的戰爭，還派遣部隊前往京西擔任防秋任務，然不過數月，兵馬使吳少誠以為 李希烈復仇為名而殺害陳仙奇。吳少誠繼任為淮西節度後，對朝廷的態度並不友 善，此時唐中央為防範未然，避免建中四年（783）漕運線輕易為淮西阻絕的事 情再度發生，便於陳、許設置新的節度使以牽制淮西，冀望能阻止其輕易北上威 脅漕運。65陳許節度就是後來的忠武軍，在憲宗元和年間對淮西的戰爭中立下不 少功勞。吳少誠自從即位為節度使後，雖未曾再與中央爆發大規模衝突，但此期 間，囂張跋扈的態度卻未曾有所收斂，中央原本尚抱持容忍態度，直到貞元十五 年（799），吳少誠變本加厲數度出兵擄掠鄰道後，朝廷才下詔諸道進討淮西，但 官軍先是由於諸軍各自為政，不相統屬，後因擇帥不當，因此屢為吳少誠所敗，
最後在不得已的情況下，朝廷也只能赦免淮西而草草了事。此外，除了淮西外，
貞元年間的徐州與宣武兩節度，亦數度出現不穩情勢，尤其是宣武節度使，在貞 元八年（792）至十六年（800）年間共發生五次動亂，堪稱為本時期動亂發生頻 率最高所在。其實兩地會發生動亂的原因，皆因朝廷意圖介入本地的節度使繼任 問題有關，而這似乎並不符合一般認為德宗「姑息」藩鎮的既定印象。雖然朝廷
63 即使中央隨即對路線進行調整修正，不過就效率與成本而言，皆不及原路線要來的妥善。
64 下列這段史料，或許可以說明朝廷不適宜在此時進討淮西的原因。「贄以河中既平，論必有希 旨生事之人，以為王師所向無敵，請乘勝討淮西者。李希烈必誘諭其所部及新附諸帥曰：『奉天 息兵之旨，乃因窘（急）而言，朝廷稍安，必復誅伐。』如此，則四方負罪者孰不自疑，河朔、
青齊故當響應，兵連禍結，賦役繁興，建中之憂，行將復起。……詔以『……諸道與淮西連接者，
宜各守封疆，非彼侵軼，不須進討。李希烈若降，當待以不死，自餘將士百姓，一無所問。』」
《資治通鑑》，卷 232，頁 7463~7466。
65 史料中雖未曾言及陳許節度設置目的為何，但從其設置的時間就在吳少誠殺陳仙奇後不久這 點推敲，其防範淮西的目的應相當明顯。此外就地理位置而言，陳、許兩州位處汴河南方，北接 汴州，建中年間李希烈為亂時，就是由許州北侵汴州，進而阻斷漕運，故在此部署軍隊的目的不 言可喻。
的介入最後皆未成功，不過卻顯示德宗並非一味姑息藩鎮，而是另有一套方針以 針對不同區域的藩鎮做出不同反應，而非「姑息」全國所有藩鎮。
建中至貞元年間的戰亂，不但使政府威信掃地，使德宗無法達成重建集權之 中央政府的美夢，還加深自安史之亂以來中央與地方的權力之爭，換言之，這場 戰爭所所導致的結果，在性質上屬於「程度的變化而不是性質的變化」，66，也 就是說，它深化自安史之亂發生後逐漸形成的地方節度體制，河朔與河南淄青、
淮西等藩鎮的自治權獲得中央的默許，再加上德宗自奉天歸來後，對藩鎮事務之 管理日趨保守，67這些情況等於間接鼓勵其他地區的武人有樣學樣，因此在德宗 貞元之世，武人跋扈之情況時有所聞。（貞元元年的藩鎮建置請參閱圖 4-3）
隨著華北亂事逐一平定，德宗雖未能達成先前預期之目標，但也非全然無 功，至少在削弱跋扈藩鎮上取得一定斬獲。首先朝廷消滅原割據於山南東道的梁 崇義，雖然後繼者曾再出現「據漢南之志」的不良意圖，68但其程度仍較梁崇義 時要好得多。其次，朝廷在河朔地區成立新的義武與橫海，以及河南道的武寧、
忠武等節度，徹底改變當地原有之政治版圖，不但分化原有勢力，藩鎮數量增加 的結果，更使其相互制肘，無法再度輕易發動戰爭。總而言之，涇原與李懷光兩 次叛亂，使德宗對武將產生極大的不信任感，因此回京後不但積極擴建禁軍，更 進一步擴大宦官的權限，不但命宦官為禁軍統帥，還賦予監軍更大的權限，雖然 此舉對鞏固唐王朝統治不無積極作用，但其後果卻也嚴重，由於宦官掌握禁軍兵 權，權勢與日遽增，最後甚至能左右皇帝廢立，這可能是德宗所始料未及。此外，
如果我們分析戰後德宗在河南道的新佈局，可以發現一切努力都是為了維持漕運 暢通，徐州與陳、許這兩個新置節鎮，結合舊有之義成（永平）與宣武節度使，
共同構成維護漕運安全的重要武力。然而弔詭的是，由於為確保暢通不得不於當 地部署重兵，伴隨而生的卻是在地軍人逐漸浮現的自治呼聲，如果處理不好，情 況嚴重的甚至會影響到漕運，在中央權力不彰的現實環境下，使得朝廷不能一味 蠻幹，因此如何滿足武人要求自治的需求，並能確保朝廷的經濟命脈，不但成為 執政者的首要目標，亦考驗著執政者的智慧。
參、從節度使的繼任問題看朝廷對河南道藩鎮的政策
66.崔瑞德編：《劍橋中國隋唐史》，頁 509。
67 崔瑞德編：《劍橋中國隋唐史》，頁 508。
68 《資治通鑑》，卷 235，頁 7588。
代、德之際正是藩鎮最為跋扈的時期之一，嘩變逐帥、驕橫自立之事不絕於 史，至於唐中央由於新承大亂之後，國用不充，加上吐蕃侵略西北，嚴重威脅京 師安全，朝廷實在無力兼顧藩鎮問題，所以在面對驕兵蠻帥這些跋扈軍人生事 時，往往只能抱著息事寧人的態度去處理，因此後世史家在論及這段往事時，經 常以「姑息」二字稱之。如《舊唐書‧陽惠元傳》云：
初，大曆中，兩河平定，事多姑息。69
又《資治通鑑》卷 235 載：
上（德宗）還自興元，雖一州一鎮有兵者，皆務姑息。70
與上述類似之記載普遍見於各史籍與文集之中，可見朝廷「姑息」藩鎮之現象已 成為當時及後世人們的普遍印象。然而當我們仔細分析史實後，卻發現這種現象 雖普遍存在，但並非絕對，換言之，朝廷並非一味姑息藩鎮，而是有限度地，同 時也積極地介入部分地區的節度使繼任問題。以河南道為例，本地自安史之亂後 因地理位置之故，不但成為唐王朝防堵安史殘餘勢力南下的重要屏障，又是漕運 必經之地，在此雙重考量下，朝廷不得不於此地部署重兵。與西北及河朔藩鎮同 樣，由於手握重兵，加上河朔藩鎮具體事例的誘惑，跋扈不臣之心遂逐漸萌芽，
淄青與淮西首先發難，宣武、徐州繼之，就連永平節度使亦曾出現不穩跡象，然 而朝廷在面對河南道跋扈藩帥的自治要求時，除淄青與淮西兩鎮外，其處理態度 絕非一味的姑息縱容，即使連德宗貞元年間這號稱最為姑息藩鎮的年代，只要力 有所及，也都不會輕易縱容。表 4-1 乃代、德時期朝廷在面對河南道節度使繼任 人選之問題時的處理態度，表中僅列舉繼任之際曾發生過人事鬥爭的事件，至於 以和平方式轉移權力者則不包含在內，以藉此釐清朝廷在處理這類問題時是否有 其原則不容逾越。
表 4-1、代德之際朝廷處理河南道節度使繼任人選問題時處理態度表
時間 事件 處理態度
69 《舊唐書》，卷 144，頁 3914。
70 《資治通鑑》，卷 235，頁 7585。
1 代宗永泰元 年（765）七 月
平盧淄青節度使候希逸好游畋，營塔寺，
軍州苦之，兵馬使李懷玉得眾心，將士逐 希逸，奉懷玉為帥，朝廷因以懷玉為留 後，賜名正己。
將士擁護，中央 未曾介入
2 代宗大曆八 年（773）二 月
永平軍節度使令狐彰死，將士欲脅其子建 為帥。建誓死不從，舉家西歸，詔以李勉 為永平節度。
中央雖未曾介 入，但地方企圖 主導人事的嘗試 失敗
3 代宗大曆九 年（774）二 月
汴宋防秋兵千五百人，盜財庫潰歸，田神 功薨故也。朝廷以其弟神玉知汴宋留後。
中央主導人事命 令
4 代宗大曆十 一年（776）
五月
汴宋留後田神玉卒，都虞候李靈曜殺兵馬 使孟鑑，北結田承嗣為援，悉以其黨為管 內刺史縣令。欲效河北藩鎮。八月，上命 淮西、永平、河陽三城等諸道進討，十月 討平之。
中央介入，發兵 討平之。
5 代宗大曆十 四年（779）
三月
淮西節度使李忠臣殘忍好色，將吏妻女美 者，多逼淫之，悉以軍政委妹婿副使張惠 光。惠光挾勢橫暴，其子為牙將，暴橫更 甚。左廂都虞候李希烈為眾所服，與大將 丁暠等殺惠光父子而逐忠臣，朝廷命李希 烈為留後。
中央未曾介入
6 德宗建中二 年（781）七 月
成德節度使李寶臣死，傳位於其子惟岳，
德宗發兵討之。魏博節度使田悅、淄青節 度使李正己、山南東道節度使梁崇義連兵 拒命。是年七月，淄青李正己死，其子李 納擅襲父位，朝廷又討之。
中央介入，結果 引發大亂
7 德宗貞元二 年（786）四 月
李希烈反叛以來兵勢日蹙，淮西大將陳仙 奇毒殺之，德宗命仙奇為淮西節度使。
中央未曾介入
8 德宗貞元二 年（786）七
淮西兵馬使吳少誠殺陳仙奇，朝廷因而授 少誠節度使。
中央未曾介入
月
9 德宗貞元二 年（786）八 月
義成節度使李澄薨，其子克寧謀總軍務，
秘不發喪，九月，始發喪，殺行軍司馬馬 鉉，墨縗出視事，增兵城門。汴宋節度使 劉玄佐出師屯境上以制之，且遣使告諭 切，克寧迺不敢襲位。詔以東都留守賈耽 為義成節度使。
地方企圖主導人 事的嘗試失敗
10 德宗貞元八 年（792）四 月
宣武節度使劉玄佐薨，將士匿之，稱疾請 代，上遣使問軍中，擬以陝虢觀察使吳湊 為代。監軍與行軍司馬盧瑗皆以為便。玄 佐之婿及親兵擁玄佐子士寧為留後，上以 問宰相，竇參曰：「今汴人指李納以邀制 命，不許，將合於納。」於是以士寧為宣 武節度使。
中央未曾介入
11 德宗貞元九 年（794）十 二月
劉士寧既為宣武節度使，諸將多不服。都 知兵馬使李萬榮得眾心，趁士寧出畋于外 野，假朝命而逐之。士寧知眾不為所用，
逃歸京師，朝廷以萬榮為宣武留後。
中央未曾介入
12 德宗貞元十 二年（796）
六月
宣武節度使李萬榮病風，昏不知事。詔以 宣武押牙劉沐為行軍司馬。萬榮子兵馬使 李迺謀奪兵柄。都虞候鄧惟恭與監軍俱文 珍執迺送京師。七月，以東都留守董晉為 宣武節度使。
地方企圖主導人 事的嘗試失敗
13 德宗貞元十 五年（799）
二月
宣武節度使董晉薨，以其行軍司馬陸長源 為節度使。長源性刻急，揚言將以法治軍 士之弛慢。故事，主帥死，給軍士布以制 服，判官孟叔度克扣其值。軍士怨怒，殺 長源、叔度。監軍俱文珍密詔宋州刺史劉 逸準入汴州，亂眾乃定。尋以逸準為節度 使，賜名全諒。
中央指派的節度 使為地方軍士所 殺
14 德宗貞元十 五年（799）
宣武節度使劉全諒薨，軍中思劉玄佐之 恩，推其甥都知兵馬使韓弘，朝廷以為宣
中央未曾介入
八月 武節度使。
15 德宗貞元十 六年（800）
五月
徐泗濠節度使張建封鎮彭城十餘年，病 篤，請除代人，朝廷以蘇州刺史韋夏卿為 行軍司馬。徐州判官鄭通誠知留後，恐軍 士為變，會浙西兵過彭城，遂引入城為 援。軍士怒，殺通誠，並為建封子張愔表 求旌節，上不許，並命淮南節度使杜佑進 討，大敗而還，朝廷不得以，除愔為徐州 團練使，並以泗州刺史張伾為泗州留後，
濠州刺史杜兼為濠州濠州留後，仍加佑兼 濠、泗觀察使。
中央勢力一度介 入藩帥人選繼 任，但最後因兵 敗作罷
16 德宗貞元十 九年（803）
六月
陳許節度使上官涗薨，其婿田偁欲脅其子 使襲軍政。牙將王沛以其謀告監軍范日 用，討擒之。以行軍司馬劉昌裔為節度 使。
中央勢力介入節 度使人選的繼任
從上表中我們可以看到，在面對藩帥繼任問題時，即使如德宗貞元年間這一般認 為最為姑息的時代，也並非如傳統史書中所載般之姑息縱容，上表中許多事例皆 指出，至少在河南道這個地區，朝廷確實想要介入藩帥人選的繼任，只不過這個 現象僅曾發生於部分藩鎮，而非適用於河南道全體藩鎮，也就是說，朝廷在面對 不同的藩鎮時採用不同的立場與手段。因此如欲釐清這點，筆者認為首先必須分 析代、德之際河南道藩鎮的類型。
在藩鎮類型之分類上，如以張國剛的分類法劃分，河南道藩鎮大體可分為「割 據型」與「防遏型」兩類，71前者乃指平盧淄青與淮西兩鎮，後者乃包含剩餘的 河南藩鎮。不過筆者認為，河南道的「割據型」藩鎮，其性質上雖與河北「割據 型」藩鎮在割據的本質上雷同，但河朔藩鎮之自治權得以橫亙至唐末，朝廷雖三 番兩次嘗試收回治權，卻皆告失敗，但河南「割據型」藩鎮至憲宗後，基本上已 遭朝廷消滅，直到黃巢亂後河南新興藩鎮勢力興起前，基本上未曾再脫離中央控 制，可見兩者間應存有差異，實難一概而論。至於其餘的所謂「防遏型」藩鎮，
如從中央的立場來看地方藩鎮的「穩定度」而言，其情況亦不完全相同，例如觀
71 張國剛：《唐代藩鎮研究》，頁 23~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