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歷史學系
博士論文
Department of History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Doctoral Dissertation
南朝宗室政治與仕宦結構：以皇弟皇子府參軍為中心
The Politics of Princes and the Structure of Official Career in Southern Dynasties:
Focusing on Military Councilors under Imperial Brothers and Sons
趙立新 Li-hsin Chao
指導教授：陳弱水 博士、甘懷真 博士 Advisors: Joshui Chen, Ph.D., Huaichen Kan, Ph.D.
中華民國 99 年 7 月
July, 2010
致 謝
本論文寫作期間曾獲得下列獎助，謹致謝忱。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博士候選人培育計畫 中華發展基金「獎助研究生赴大陸地區研究」
財団法人交流協会（日本）．歴史研究者交流事業応募
摘 要
在早期帝制中國，中古時期是一個被形容為近似貴族社會的時代，貴 族化的士族對此一時期的深刻影響，尤其表現在皇帝權力的相對弱勢，以 及社會階層化在觀念與實踐層面的發達，學界通常以士族政治或是貴族制 社會來概括此時特殊的政治社會現象。向來被視為是此種特殊現象極盛階 段的南朝（420-589），同時也是孕含變化的時期。本文關注南朝宗室政治下 的士人仕宦結構，焦點集中於皇弟皇子府僚佐群體中的參軍，特別是參軍 一職在遷轉結構中的位置與重要性。並且試圖由動態的歷史發展過程，觀 察政治社會的變動對士人文化風氣、仕宦途徑和政治制度的影響及互動關 係，期望藉此以進一步發掘南朝政治社會的變化實態，以便開啟重新檢討 與解釋中古士族政治社會現象的可能性。
本文由許多不同的面向展開考察與探究，為求對於制度、觀念和現實 層面的考察能夠更為有機地相互聯繫起來，本文主要採取了兩種取徑，其 中之一是著重於政治權力的變動過程，以及社會文化和政治制度的反應。
另一個取徑是由制度面向切入，考察仕宦經歷與特定的官職遷轉組合所形 成的官歷。
在第一章的緒論之外，第二章考察士人起家以後的仕宦途徑，特別是 受到政府接納社會期望、形成制度化而具有典型意義的官歷。進一步以這 些官歷為比較基準，並探賾當時普遍的仕宦志願心態與目標，說明高門士 族之外、中下層士人和寒人的仕宦路途，並且考察普遍存在於各種官歷之 中的參軍一職，在仕宦結構中的地位和特徵。第三章則是考察南朝皇帝重 用宗室的發展過程，對於士族社交風氣和官僚選用帶來怎樣的影響，並且 注意宗室受到重視之外的反面，亦即皇帝對宗室的嚴格管制，這種矛盾的 兩面性構成南朝宗室政治也是皇帝政治的特色。同時考察在此種宗室政治 下，任用宗室的措施在制度上逐漸成形的「皇弟皇子府」。第四章則是由制 度的面向，深入考察「皇弟皇子府」的組成和特徵，特別是參軍的地位和 選用，主要透過以官僚組織、品位序列，以及選用參軍的人才特色和條件，
在瞭解「皇弟皇子府」組織的同時，也呈現出府內參軍獨特的遷轉途徑。
第五章則是結合文化風氣、社交活動和仕宦途徑三者，以求瞭解「皇弟皇 子府」參軍為首的僚佐，他們的遷轉經歷具有什麼樣的才學、出身和制度 特徵，特別是以具有指標性的高級參軍為例，以便瞭解「皇弟皇子府」參 軍在南朝仕宦結構中的位置。
根據本文的考察與探究可以發現，南朝的宗室政治具有矛盾的兩面性
特徵──皇帝對宗室諸王既予重用同時又緊緊管控，宗室之中尤其受到重 視者乃是皇子、皇弟，在制度上形成了「皇弟皇子府」的機構，同時也成 為此時的重要社交和文化中心，「皇弟皇子府」參軍的獨特地位與仕宦經 歷及模式，不僅具體反映南朝宗室政治的特色，也凸顯了權力結構和運作 的複雜多元面貌，同時呈現出中下層士人普遍的共同仕宦經歷，揭露了與 以往研究有別的中古政治社會面貌，為重新解釋中古時期的歷史開啟了新 的可能性。
關鍵詞：南朝、宗室政治、皇弟皇子、士人、參軍、仕途、官歷、官僚制度
Abstract
In early imperial China, the medieval period was described as a time of aristocracy, aristocratic scholar-officials and their families have overwhelming effects in the period, , and the highlight of social classification in ideal and practical level, especially when the power of emperors is at its relatively weaker time. ‘Aristocratic Society’ is usually used to summarize the unusual political and social phenomena during this period. Southern Dynasties (420-589) is usually regarded as a climax stage of this phenomenon, and it is also a time of great transition. This dissertation focuses on the structure of official career under the politics of princes, and the military councilors in particular with investigation of its standing and importance. And through the dynamic politiical process, this dissertation tries to investigate how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society and culture cause effects to official careers and bureaucratic systems.
There are two main approaches adopted here in order to investigate the interactivity between institution, ideas and practice, one is to put the emphasis on the changing process of political power, as well as responses from socio-cultural and bureaucratic system. Another is through the institutional angle to investigate official career experience and special ways of careers combined. Military councilors under imperial brothers and sons will be the very subject of this research.
According to the dissertation, there are two sides of the politics of princes in Southern Dynasties. The emperors have relied on the imperial clan, but have watched over them at the same time. Among the members of imperial clan, imperial brothers and sons were paid extraordinary attention most. It has formed local establishments under imperial brothers and sons in the bureaucratic system, and the establishments also become center of social network and literary culture in their times. The military councilors under imperial brothers and sons with special standing and official career have reflected and appeared the uniqu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olitics of princes in Southern Dynasties, but also the running and structure of power. It presented the common experience of the non-first-grade scholar-officials that they have had in their official career. It means that this research discovered something important different from those research before, gives us new possibility to reinterpret the history of Aristocracy in early medieval China.
Keywords: Southern Dynasties, the politics of princes, imperial brothers and sons, scholar-officials, military councilor, official career, officialdom, bureaucratic system
目 次
口試委員會審定書 致 謝
中英文摘要．關鍵詞 目 次
圖表目次
第壹章 緒 論………..
一、研究緣起………
二、南朝傳記書寫結構與官歷………
三、士人的身分與階層………
四、軍府與參軍………
五、主要操作概念說明………
六、研究架構安排………
第貳章 士人起家後的仕宦途徑和官歷……… 21 一、前 言………
二、起家與仕宦遷轉：模式與條件……… 23
（一）主要的遷轉模式………
（二）影響遷轉的因素………
三、中下層士人的仕宦之路………
（一）朝廷選用與中下層士人、寒人的才學特………
（二）交遊權貴………
（三）門生與吏職………
19 19 20 20 1
3 7 12 16 17 1
41 28
45 41
49
四、官歷中的軍府參軍………
（一）軍府僚佐地位的變化………
（二）作為起家官的參軍………
（三）參軍職位與位望的發展………
五、結 語………
第參章 宗室政治與「皇弟皇子府」……….. 95 一、前 言………
二、宗室政治下的社交風氣與官方選用………
（一）社交中心的轉移與官方選用………
（二）宗室政治的實踐與皇弟、皇子置府………
三、「皇弟皇子府」的發展………
（一）「皇弟皇子府」府號的產生與地位………
（二）府、州、國屬官關係的變化………
四、結 語………
第肆章 「皇弟皇子府」參軍的地位、員額與選用……….. 143 一、前 言………
二、「皇弟皇子府」參軍………
（一）「皇弟皇子府」參軍官銜書寫的變化………
（二）「皇弟皇子府」參軍的地位………
三、皇弟皇子府僚的選用與條件………
四、結 語………
第伍章 皇弟皇子府僚佐的仕宦之路……….
一、前 言………
二、府內社交與求官活動………
三、參軍經歷後的仕宦遷轉……… 221 65
85
88
109
119
127 127 129
173 165 175 175
197 176 133
85 71
65 53
75 83
88 99
109
125
129
151
結 論……….. 245
徵引書目……….…… 251 217 219
225
圖 表 目 次
表一 高門士族官歷遷轉次序、官品、班次表………
表二 南朝中下層士人官歷遷轉次序、官品、班次表………
表三 濁官官歷遷轉次序、官品、班次表………
表四 褚淵大明、泰始年間（456-471）官歷遷轉表………
表五 寒人濁官官歷………
表六 宋齊間官僚遷轉與社會身分關係………
表七 中下層士人、寒人仕至刺史表………
表八 中下層士人與寒人軍功官歷………
表九 中下層士人與寒人為奉朝請………
表一○ 南朝參軍遷轉次序………
表一一 《法寶聯璧集序》抄撰者僚佐官歷表………
表一二 魏南朝參軍品位對照表………
表一三 元嘉二十七年免徵發者父祖官歷資格下限表………
表一四 《宋書》、《南齊書》僚佐職銜書寫格式………
表一五 《宋書》等南朝四史諸王府僚主要書寫模式表………
表一六 梁代各府正參軍至長兼參軍班品表………
表一七 南朝皇弟皇子府參軍遷轉次序………
表一八 荀伯玉宋末官歷表………
25 27 27 33 52 56 58 60 63 80 107 107 118 131 133 136 143 143
表二○ 宋齊間中書舍人經皇弟皇子府參軍官歷表………
表二一 北齊地方府州屬官佐史員額編制表………
表二二 梁陳皇弟皇子府參軍編制與員額估計………
表二三 南朝諸王府自行任用僚佐表………
表二四 劉休遷轉官歷中的階段性關卡………
表二五 臧嚴參軍遷轉次序………
表二六 臧嚴參軍在職時間………
表二七 皇弟皇子府諮議參軍官歷………
表二八 皇弟皇子府參軍為中書郎、黃門郎官歷………
表二九 南朝武人參軍至刺史遷轉途徑………
149 155 157 160 202 203 204 205 209 213
第壹章 緒 論
一、研究緣起
圍繞士人及士族而產生並運作的政治、社會和文化諸現象，是中國 中古時期最受學界矚目的焦點，魏晉南北朝是這種綜合現象的極盛期。
在政治權力之外，士族憑藉社會身分與文化傳統等條件建構起自身的穩 固地位，並進一步近乎壟斷地掌握住政治權力與社會地位，呈現出中國 史上罕見的「封建」特徵，因而在中文學界之外的其他學界往往以「貴 族社會」（aristocratic society）來把握此一時期的歷史特徵。也由於如 此特徵，以往對於士族的研究中，由政治制度與社會文化兩種角度切入 者獲得了較多的成果，引起頗大的回響。於是長期以來，對於士族現象 的問題由表象深入到內在性質，因而產生了對於如何理解士族的相對性 意見。在中文學界，一種意見側重士族的社會文化根基，另一種意見則 主張累世仕宦為構成士族的基本條件。在六朝史研究相當興盛的日本學 界則可見到，以士族為自立貴族與寄生官僚的兩種對立意見，並引起良 性的學術議論。中日學界對於如何理解士族，各種主張與意見均有其學 說的內在理路，各自由不同的側面提供了深入而具啟發性的解釋。然 而，在士族的起源和性質之外，受到士族深刻左右的政治社會體制究竟 如何維繫與運作，卻尚未能由上述學說得到充分的解答。
以九品官人法為中心的魏晉官僚選用體系，在重視士人家世背景的 影響下，逐漸形成了以「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為特徵的政治社會，
至南朝進一步演變為「凡厥衣冠，莫非二品」，官職依鄉品二品與清濁 區分為流內與流外，階層化或者說以群體面貌呈現的士族，在社會上排 拒他者的意識更為明顯。中古士族作為一定歷史時期中的社會群體，與 其它時期居於支配地位的群體，既有一些共同的面貌，更有許多關鍵性 的差異。例如比較中古士族與漢代豪族、唐宋以下的科舉家族等不同時 期的支配社群，在家族層面都具有某些相通的維持條件，但是彼此之間
在運作型態和發展策略上的區別卻是相當明白的，不致令人混為一談。
此外，由觀察社會群體層面得到的觀察，往往預設了此時的政治社會現 象乃是屬於「群體」的士族，而忽略了「個體」的士人。此外，由於對 士族概念的界定，常將士族視為一個「完整」的社會階層，具有明確的 界線和標準，而忽略了士人的身分在此時依然是一個相對性的認識，並 非如其它封建社會完全不可變動，促成變化的關鍵原因之一便在於傳統 中國社會對於政治身分的重視，主要呈現為仕宦過程中所得的官爵之 位。
本文的研究對象乃是南朝（420-589）士人仕宦的遷轉經歷，特別 將焦點集中在皇弟皇子府的參軍經歷。為了瞭解士族社會的運作型態及 維繫的要素，同時接近士人仕宦的可能狀態，本文試圖與以往的研究在 同中求異。換言之，在士族領導的政治社會體制中，面對結構性的官僚 組織日常營運，以及企圖影響乃至改變體制的皇帝對權力的追求，無論 由個人與群體的層面來看，個別士人的仕宦應較士族受到更多的注意。
本文認為，在重視政治身分的傳統下，不同階層士人的社會地位仍需充 分注意他們的仕宦。本文所處理的仕宦，乃是以具體職位與官職遷轉途 徑（官歷）兩者為中心，而以諸府僚佐中的皇弟皇子府參軍為主要對象。
如此選擇的理由一方面是考慮形成和維繫士人、士族身分與地位的條 件，政治身分仍然是最主要的因素之一。另一方面，以往學界對於參軍 的研究仍未充分展開，特別是制度以外的關心較為不足，因而透過參軍 來觀察士人仕宦生活、士族政治社會，相關的研究尚未展開。此外，參 軍在品位、職位性質、人選和遷轉等各方面，均具有相當鮮明且引人注 目之處，因此本文以參軍作為主要研究的對象。
關於軍府僚佐尤其是參軍的專門研究並不多見，以下根據本研究中 主要涉及的對象與課題，由傳記書寫結構與官歷、士人身分和界定，以 及軍府與參軍三方面，進行相關研究的回顧和檢討，並藉此梳理本文的 問題所在與脈絡。
二、南朝傳記書寫結構與官歷
欲研究南朝時期的人物，在少數的個人文集與總集，以及更罕見的 墓誌金石資料之外，正史傳記乃是最主要可供利用的文獻資料。南朝正 史雖然承襲《漢書》以來的正史書寫體例，無論是南朝時人所撰或是南 朝舊人受隋唐朝廷之命而執筆，基本上大都依然採用本紀和志、列傳分 立的形式。列傳的傳記書寫具有相當鮮明的特徵，對於如何釋讀和運用 傳記中的資訊，具有相當大的影響。以往的研究依據個別的主題，而由 不同的角度來運用傳記資料，往往略過對傳記的內容結構和書寫方式的 檢討。這些問題連帶地易使人注意到，正史傳記在收錄人物時的考量和 選擇標準，以及由此衍生的各種問題。南朝正史傳記的內容和書寫結構，
受到編纂者和時代的影響具有許多不同於唐代以後正史的特徵。考慮南 朝正史傳記的內容和書寫結構時，還需留意於格式化的問題，尤其是傳 記敘事的內在脈絡是否套用既有的敘事格式，或者受到編修者的意圖所 左右。這些問題即便無法一時解決，也不能不隨時置於心頭，以避免對 傳記資料的誤讀甚至是斷裂式的取用。由於傳世與出土中古文獻的稀 罕，正史傳記中存在的問題不見得能夠一一究明，但是不少學者為求更 準確的釋讀和運用傳記資料，仍然試圖將問題「挖掘」出來。以下就筆 者關注的傳記書寫與官歷記載為中心，試著對已有研究的相關內容進行 綜述。
南朝正史的體裁深受撰述性質影響。金毓黼（1887-1962）指出南朝 諸史雖然僅有蕭子顯（487-537）的《南齊書》是出於自撰，沈約（441-513）
的《宋書》與姚察（533-606）、姚思廉（557-637）父子的《梁書》和
《陳書》為受詔敕而撰，事實上三書均與唐代以後置局編纂之史不同，
實際上無異於私家著述。1內藤湖南（1866-1934）也提出了相同的見解，
他並進一步指出，自司馬遷撰述《史記》以來，對於歷史材料的運用形 成了方法與傳統，即盡可能不對材料作過分的潤色和訂正，東漢班固和 西晉陳壽在撰作《漢書》與《三國志》時，大體以保存原文為宗旨而錄 入許多當時的詔令、奏議。沈約在撰述《宋書》時仍然遵循了這種運用 材料的傳統，以致《南史》在編纂時所據材料中，對《宋書》記載的刪
1金毓黼，《中國史學史》（初出 1941 年；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頁 91-92。
削最多。2事實上，清人趙翼（1727-1814）早已指出，沈約《宋書》多 半襲用徐爰舊本，也就是劉宋時的國史，並懷疑蕭子顯《南齊書》也是 根據齊代國史，而姚察、姚思廉父子撰《梁書》也是全據梁代國史。3福 井重雅認為傳統中國的國史編纂，以《舊唐書》依據的唐代官方材料為 例，由書寫編纂和過程來看，摻入主觀的態度仍是較罕見的，更鮮見以 特定史觀進行的曲解。4由此可見傳統正史文獻材料，受到書寫編纂傳統 和資料的影響，各種記述的可信度和客觀性的特徵仍然是相當凸顯的，
即 便 對 正 史 文 獻 提 出 許 多 批 判 的 學 者 如 白 樂 日 （ Etienne Balazs, 1905-1963），也由側面承認了此一特點。5
關於正史傳記的書寫特徵，宮崎市定（1901-1995）在考察傳主的起 家官時曾指出，正史的記錄並非為了以一般人物為對象，毋寧說是以記 載特殊人物之經歷為目的。6朱東潤（1896-1988）則由「傳敘文學」也 就是由文學脈絡下的傳記體裁，強調描繪人物個性的角度，來理解南朝 的人物別傳及孝子傳之屬的類傳。他認為這些傳記往往將傳主寫成固定 的性格，只見文章的格局完整卻不見人物個性，傳記用於宣傳的意味甚 濃。7依據朱東潤的理解，家傳顯然也是如此，因而也影響了自家傳譜牒
2內藤湖南著，馬彪譯，《中國史學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頁 113-116。
3〔清〕趙翼著，王樹民校證，《廿二史劄記校證（修訂本）》（北京：中華書局，2001），卷 9，
頁 179-180，「宋書多徐爰舊本」條；頁 188，「齊書舊本」條；頁 192-193，「梁書悉據國史立 傳」條。
4福井重雅，〈『旧唐書』──その祖本の研究序説〉，早稲田大学文学部東洋史研究室編，《中 国正史の基礎的研究》（東京：早稲田大学出版部，1984），頁 263。近年一些研究，均採取對 文獻書寫和內容結構等內在脈絡進行細致分析，如胡寶國將歷年成果集結為《漢唐間的史學》
（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一書，以及徐冲對相關問題的思索，見其博士論文〈「漢魏革命」
再研究：君臣關係與歷史書寫〉（北京：北京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2008），頁 10-13。另外 日本學者如安部聡一郎涉略南朝以前的人物列傳書寫，見氏著，〈『後漢書』郭太列傳の構成 過程──人物批評家としての郭泰像の成立〉，《金沢大学文学部論集（史学．考古学．地理 学篇）》，28（2008.3），頁 13-110。以及佐川英治〈東魏北齊革命と『魏書』の編纂〉（《東 洋史研究》，64：1[2003.6]，頁 37-64），揭示史事的缺載和政治意圖的關聯。這些成果採取了 結合政治史和文獻批判的取徑，不同於以往的史學史，對於正史文獻價值的「再發掘」，這些 研究成果和取徑均值得留意其後續的發展與動向。
5參見白樂日（Etienne Balazs），〈作為官僚政治實踐指南的歷史〉，收入氏著，黃沫譯，《中國 的文明與官僚主義》（臺北：久大文化公司，1992；據 H.M. Wright,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bureaucracy: variations on a theme，1964 年英譯本），頁 125-142。周一良，〈略論南朝北朝史 學之異同〉（初出於 1990 年），《魏晉南北朝史論集續編》（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
頁 99-100。
6宮崎市定，《九品官人法の研究》（京都：東洋史研究會，1956），第 3 編「餘論」，頁 561。
7朱東潤，《八代傳敘文學述論》（成書於 1942 年；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6），頁 142-143。
文學史或思想研究者，多半關注於正史傳記中對人物的個性化書寫，即便重視文獻解釋的近作，
取材的國史。然而，傳記對主人翁的格式化描述雖然不注重個性，受傳 統正史編纂與書寫中照搬原文的「偏好」與傳統影響，除了人物個性，
其它的資料卻因此意外獲得較客觀的保存，尤其是官僚社會中最重視的 官位和官歷。8
關於《宋書》等南朝正史中的列傳，毛漢光曾指出傳主人物的選擇，
大約皆取官位較高者，而其標準大約就是五品。9矢野主稅比較《三國志．
魏書》與《宋書》的列傳後認為，《宋書》列傳選取人物的標準，大約 即是以門第以及傳主與王朝的關係來決定。10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趙翼特 別指出他所認為當時國史列傳的體例：
各列傳必先敘其歷官，而後載其事實，末又載飾終之詔，此國史體例 也。11
這一點觀察相當 分值得留意。胡寶國指出，由東晉至南朝社會意識的 變化反映在家傳與譜牒兩類文獻的發展。家傳側重人物事跡，家譜僅記 述人物的婚宦、血脈，受到士人社群愈來愈重視家世背景和血緣關係，
譜牒因此較家傳更加受到重視，也因而獲得發展。胡寶國引用趙翼的意 見指出，《魏書》以附傳方式記述人物子孫，但是內容「皆但有官位，
毫無事跡」。並引用魏收自身的說明：「往因中原喪亂，人士譜牒遺逸 略盡。是以具書其枝派」。12看起來譜牒對所謂「枝派」的記述，是以血 緣關係為脈絡，書寫內容除了人物名諱，官歷才是焦點。周一良曾指出，
南北朝家譜的原型大約近似於墓誌的書寫格式，以直系親屬的姓名和官
如張亞軍的《南朝四史與南朝文學研究》（原為復旦大學博士論文；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 社，2007），稀代麻也子的《『宋書』のなかの沈約──生きるということ》（原為青山學院 大學博士論文；東京：汲古書院，2004）。這類研究雖抓住了細微的思想光點，卻往往忽視「正 史」傳記無法完全擺脫官方史（official history, or standard history）的基本框架。
8分別參見白樂日與周一良的評論。白樂日，〈作為官僚政治實踐指南的歷史〉，收入氏著，黃沫 譯，《中國的文明與官僚主義》，頁 125-142。周一良，〈略論南朝北朝史學之異同〉（初出於 1990 年），《魏晉南北朝史論集續編》，頁 99-100。
9毛漢光，〈兩晉南北朝主要文官士族成分的統計分析與比較〉（初出 1966 年），收入氏著，《中 國中古社會史論》（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8），頁 143-144。初見於氏著，《兩晉南北 朝士族政治之研究》（臺北：中國學術著作獎助委員會，1966），上冊，頁 8。
10矢野主税，〈列伝の性格──『魏書』と『宋書』の場合〉，《長崎大学教育学部社会科学論叢》，
23（1974.3），頁 26。
11〔清〕趙翼著，王樹民校證，《廿二史劄記校證（修訂本）》，卷 9，頁 193，「梁書悉據國史 立傳」條。
12〔唐〕李百藥撰，唐長孺等點校，《北齊書》（北京：中華書局，1972），卷 37〈魏收傳〉，
頁 489。
位為主要內容。13南北朝時譜牒之學興盛，乃是直接源於當時的社會生 活。梁元帝蕭繹（508-554）在《金樓子》中不忘提示諸子，記載官位的 譜牒與士人社交生活的密切關聯：
譜牒所以別貴賤，明是非，尤宜留意。或復中表親疏，或復通塞升降，
百世衣冠，不可不悉。14
事實上南朝之後的唐代編修國史時，依據 Denis Twitchett 的研究，
官歷依然在傳記書寫中占有相當重要的地位，此由傳記詳載傳主的官歷 可知。15綜觀南朝時完成的《宋書》、《南齊書》，除了后妃傳之外，其 它傳記確實普遍存在趙翼所指出的內容與書寫結構，即便《梁書》和《陳 書》也仍然如此。至《南史》才見大幅刪削了各篇傳主的官歷，王鳴盛
（1722-1797）即於多處指出《南史》對傳主官歷的刪改「使後文為無根」。 可以想像，編者李延壽或因非出身江南士人之後，對於南朝社會的瞭解 不無受限或有偏見的可能，因此他所做的內容刊削被認為刪去了許多有 意義的材料，尤其是對於南朝士人具有意義和作用的官歷多半遭到刪 改。16文獻中的官歷資料受限於人物傳記的特性，官歷往往未能完全被記 錄下來。不過，正史傳記存在如趙翼所說的「格式化」結構，亦即傳主 的仕宦經歷（趙翼稱為歷官，以下稱之為官歷）、人物事蹟，以及評價 傳主的飾終之詞。由此書寫結構來看，官歷在一篇傳記中的地位和作用 均 分明顯而重要。單就記述內容而言，在傳主相關生平事蹟的記錄有 限之下，具有相當篇幅的詳細官歷記事尤其顯得珍貴。而南朝時期對官 歷的重視，更說明了官歷記事的價值。
過去學界已重視傳記文獻中的人物官歷並加以利用，唐長孺、宮崎 市定指出的士族標準，均是透過對人物仕宦經歷的詳細排比，方能窺見 彼此所謂的「累代冠冕」標準究竟何在。在中文和日本學界，毛漢光、
13請分別參見胡寶國，《漢唐間史學的發展》，頁 153-157。周一良，〈魏晉南北朝史學發展的特 點〉（初出於 1987 年），《魏晉南北朝史論集續編》，頁 79-80。
14〔梁〕蕭繹著，許德平校注，《金樓子校注》（臺北：嘉新水泥基金會，1969），卷 2〈戒子篇 五〉，頁 94-95。
15Denies Twitchett, “Chinese Biographical Writhing,” in W.G. Beasley & E.G. Pulleyblank eds., Historians of China and Japan, p.103; Denis Twitchett, The Writing of Official History under the T’ang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1), p.67.
16參見〔清〕王鳴盛，黃曙輝點校，《十七史商榷》（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5），卷 60，
頁 474，「王晏傳刪非」條；卷 63，頁 504，「安成王秀書銜不同」條；頁 506，「王茂歷官刪 削不當」條。
野田俊昭等學者進行了許多有意義且重要的研究。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宮 崎市定和中村圭爾在研究中對官歷資料的運用和解釋。宮崎市定首先指 出，在官分九品的制度建立後不久，特別是由西晉末年起出現了官員昇 遷的順序未必遵循官品的次序，他認為這種現象代表著在九品官制之外 另一種人事進退標準的形成，即劉頌的九班制。以班來標誌諸官位次序 的班制，是為了對應妨礙正常昇遷而提出的對策，將官員的遷轉以官職 的 清 濁 為 基 準 進 行 選 用 ， 進 而 形 成 與 特 定 官 職 相 結 合 的 遷 轉 模 式
（course，本文以下稱為途徑）。中村圭爾以宮崎市定的見解為基礎，
進一步指出清官、濁官官歷便是相應於班制的出現而產生的，而以班作 為基準。17
正史傳記受到重視譜牒的影響下，因而留意於父祖官位和個人官歷 的記載，在重視抄錄原來文獻和內容書寫格式化的傳記之中，官歷的記 錄和資料性質應獲得學界更大的重視。
三、士人的身分與階層
與世界史上的「封建社會」（feudal society）相較或是源於社會流 動（social mobility）的啟示，一般普遍認為魏晉南北朝是中國史上身分 意識和社會階層分化頗為鮮明的時代之一。因應東漢末年以來的政治與 社會的劇烈變局，產生出新的選用制度，也就是所謂的九品官人法。新 的選用辦法根據人才、家世等個人條件以決定候選官員的資格亦即鄉 品。然而，在此辦法實施不久便形成「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的局 面，官界與社會均為具有二品門第的士人家族所盤據，形成了所謂階層 明顯分化以及相應的政治社會體制，一般中文學界稱之為「士族政治」
或「士族社會」，而日本學界則稱之為「貴族制社會」。18儘管如此，如 何區分或界定此時期的社會階層或身分，則是依理解的角度不同而有所 差異。
首先以「貴族」描述中古士族的內藤湖南指出，在九品中正法實施
17宮崎市定，《九品官人法の研究》，第 2 編第 3 章「南朝における流品の發達」，頁 200、204。
中村圭爾，《六朝貴族制研究》（東京：風間書房，1987），第 2 篇第 2 章「九品官制における 官歴」，頁 277。
18毛漢光，《兩晉南北朝士族政治之研究》，上冊，頁 17。
後促成了門第的形成，「衣冠之族皆為豪門望族，此外皆為庶人。這種 貴族當時稱作士人」。他以「貴族」一語來稱呼此類士人。19錢穆用「士 族」一詞稱呼東漢興起的士人官僚，並認為他們始興於西漢武帝、宣帝 時代。在這裡，錢穆以漢代所謂的「名士」等同於「士族」，他又以「士 人」、「門第」來代指士族。20南朝至唐初編撰成的南朝諸史中，多有「士 人」、「士大夫」等語，閻步克以為，漢末曹魏時的士族大約仍為「由 士及族」，即屢出名士之族，才被視為名族。至南朝時，已轉變為「由 族而士」，即人士出於高門者即被視為名士，因此「士人」、「士大夫」
等語都成了士族的同義語。21David Johnson 指出，在中古文獻中的「士」
一詞的界定多半是基於家族，同時士人之家的另一個特徵便是文化水準 甚高。22不過，士人即便擁有自視甚高的羣體意識，卻無法完全藉此界定 自身與他者或者實行區別的功能。
David Johnson 認為要界定士人（shih），需要確認兩個問題：其一，
在當時是否人們認為存在著由各種社會集團（social group）組成的階層 化社會。其二，當時人們使用什麼詞語，以及採取何種標準，來定義最 顯著的社會集團。23不難發現，由內藤湖南以來的各種研究定義，大多是 由社會身分的角度來界定士族。然而，真正發揮界定乃至區分作用的要 素，特別是考慮歷史當事人所處的環境，不能忽略傳統中國社會分外重 視的政治身分，換言之即官僚制度下的官爵職位。與社會身分意義的士 人或士族有所區別，官僚制度下的定義更需明確的標準，方能有助於界 定何謂制度下的士人。首先應該要提出的問題是，哪些官員可以被視為 起碼的士人？也可以換個方向來思考這個問題，具有士人身分的官員和 其他官員，在哪些方面有所不同？或者不妨試問，哪些官員是士人任官 的下限？而歐美學界自白樂日以來，不斷強調官僚制的發達乃是傳統中 國的歷史特徵，前述 David Johnson 乃至 Dennis Grafflin 等晚近的中國 中古史研究者，幾乎都由此一相同的基本認識出發，相當地留意於官位
19內藤湖南，〈中國中古的文化〉，收入氏著，夏應元等譯，《中國史通論：內藤湖南博士中國史 學著作選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上冊，頁 304。
20錢穆，《國史大綱》（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5），上冊，「士族之新地位」，頁 126，「東 漢門第之興起」。
21閻步克，《察舉制度變遷史稿》（瀋陽：遼寧大學出版社，1997），第 10 章「南朝察舉之復興 及其士族化」，頁 213。
22David G. Johnson, The Medieval Chinese Oligarchy (Boulder: Westvies Press, 1977), pp. 8-9.
23David G. Johnson, The Medieval Chinese Oligarchy, p.5.
對社會地位和權勢的決定性影響。24唐長孺、宮崎市定和毛漢光等學者很 早便對這些問題作出回應，並提供了深具開創性、啟發性的研究成果，
以下以他們的研究為基礎進行回顧與檢討。
曹魏設立九品官人法以為新的選用制度，同時為主要的職官設立了 相應的官位九品，官職的價值和地位自此開始繫於官品，對應官品的鄉 品於是具有衡量政治、社會身分的作用。唐長孺指出，自九品官人法實 施後不久，獲得鄉品三品以下者便被視為卑品，只有獲得二品者才能被 視為士人。25宮崎市定則是認為，基本上獲得鄉品二品至五品以上者及子 孫，均能獲得士人的身分，最終到達士族的地位。只不過三品至五品者 是士族之中地位居次者，一般稱為寒門或寒士，因此鄉品五品以上均屬 制度承認的士人階層，六品以下則是庶民階層。26毛漢光將官人區分為「士 族」、「小姓」、「寒素」，士族的認定標準為累官三世以上、官居五 品以上的家族，父祖未見任官、不具門資者視為寒素，而稍有門資、父 祖之一曾任官卻未達士族標準者，則視為小姓。27認為東晉南朝存在更為 複雜而整齊的社會階層，當以越智重明（1923-1998）提出的「族門制」
為代表。基本認為早在西晉末已形成所謂的「族門制」，也就是社會階 層的體制化。他將所謂「族門」區分為：「甲族」為上層士人，對應的 鄉品為一、二品，以員外郎、秘書郎、著作佐郎、公府掾屬等官起家，
「次門」為下層士人，對應的鄉品為三至五品，由奉朝請、太學博士、
王國左右常侍和侍郎等官起家，「後門」為上層庶人，鄉品為六至九品，
從流外官起家；「三五門」為下層庶人，與仕宦無緣。28越智重明的看法，
強調了士族政治或六朝的貴族制乃是南朝甚至魏晉南北朝的時代特質，
24白樂日，〈一個持久的官僚社會〉，《中國的文明與官僚主義》，頁 27-40。David G. Johnson, The Medieval Chinese Oligarchy, pp.19-31. Dennis Grafflin, “Reinventing China,” in Albert Dien ed., State and Society in Early Medieval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139-170。
25唐長孺，〈九品中正制度試釋〉，收入氏著，《魏晉南北朝史論叢》（北京：三聯書店，1955），
頁 103、109-115。
26宮崎市定，《九品官人法の研究》，第 2 編第 3 章「南朝における流品の發達」，頁 253-256、
263。
27毛漢光，《兩晉南北朝士族之研究》，上冊，頁 1-8。毛漢光另外提出了一些補充條件，參見其
〈兩晉南北朝主要文官士族成分的統計分析與比較〉，收入氏著，《中國中古社會史論》，頁 140-144。
28最早於 1970 年代提出此說，見其〈南朝の国家と社会〉，收入氏著，《中国古代の政治と社会》
（福岡：中国書店，2000），頁 3-47，特別是頁 11-14。後來又敷衍己說，氏著《魏晉南朝の貴 族制》（東京：研文出版，1982），尤其是第 5 章〈制度的身分＝族門制をめぐって〉，頁 233-273，
以及第 7 章，〈梁陳政権と梁陳貴族制〉，中譯本（夏日新譯）收入《日本學者研究中國中論 著選譯》，卷 4「六朝隋唐」（北京：中華書局，1992），頁 294-313。
對後來的研究者頗具啟發性，但是學界接受他的主張者，除了野田俊昭 之外並不多見。學界一般仍然認為傳統中國的特質之一，即為身分的固 定性較不凸出。29此外，中村圭爾以來的研究也不斷指出和修正越智重明 的見解，特別是對於他所認為秩序嚴然的門第與起家官的對應關係，提 出父親官位的變動以及個人名聲綜合評價的重視，都對起家官以及後來 的升遷有很大影響，官僚制面向所見到的士族政治，並未全如「族門制」
般運作。30毛漢光和李昭毅也都指出「身資」，以個人的官位和累積仕宦 的勞歷為主，在選用制度中原本便占有重要的地位，相對於門資，學者 或稱為「官資」。31
九品官人法產生之後，不久便形成區分官人身分的體制，然而令人 感到疑問的是，西晉以來是否形成了界分嚴然的社會階層呢？一般認為 士庶之別變得壁壘分明，乃是在南朝前期也就是宋齊時期。西晉時依據 官品，訂定各級官員可以獲得政府承認的經濟特權，不過這個規定乃是 以已經入仕者為對象。東晉至劉宋間也未見明確的規定，一直到宋初元 嘉末年，才見到官方訂定哪些官職，符合於官方承認士人碼任職的下限。
唐長孺（1911-1994）首次指出，元嘉二 七年（450）徵發南兗州民丁 時，尚書提議的六類免役官僚，包含一部份的流外和流內末端的官員。32 前述元嘉末年提出的士人起碼資格，中村圭爾便強調完全是以政治身分 即官職來確認，因此沈攸之雖為日後官至司空的沈慶之近親，卻因資格 不符而立即遭到徵發為兵。33《南齊書．顧憲之傳》載「凡有貲者，多是 士人復除」，唐長孺指出文中所載「士人」是廣義的解釋，亦即所有接 受中正品第之人。34換言之，蕭齊時顧憲之呼為「士人」者，包括了上自
29川合安，〈南朝貴族の家格〉，《六朝學術學會報》，5（2004.3），頁 82-83。
30川合安，〈日本的六朝貴族制研究〉，中國魏晉南北朝史學會、武漢大學中國三至九世紀研究所 編，《魏晉南北朝史研究：回顧與探索──中國魏晉南北朝史學會第九屆年會論文集》（武漢：
湖北教育出版社，2009），頁 112-113。鄭雅如，〈齊梁士人的交遊──以任昉的社交網絡為中 心的考察〉，《臺大歷史學報》，44（2009.12），頁 44-46。
31宮崎市定，《九品官人法の研究》，第 2 編第 5 章「北朝の官制と選舉制度」，頁 414。毛漢光，
〈從中正評品與官職之關係論魏晉南朝之社會架構〉，《中研院史語所集刊》46：4（1972.10），
頁 599-600。中村圭爾，〈初期九品における人事について〉，收入川勝義雄、礪波護編，《中 國貴族制社會の研究》（京都：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87），頁 95-98。李昭毅，〈魏西 晉選舉制度、問題與對策之研究〉（嘉義：中正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01），頁 262-269。
32唐長孺，〈南朝寒人的興起〉，《魏晉南北朝史論叢續編》（北京：三聯書店，1959），頁 110-111。
唐長孺，〈士人蔭族特權和士族隊伍的擴大〉，《魏晉南北朝史論拾遺》（北京：中華書局，
1983），頁 71-72。
33中村圭爾，《六朝貴族制研究》，第 1 篇第 2 章〈「士庶区別」小論〉（初出 1979 年），頁 115-116。
34唐長孺，〈九品中正制度試釋〉，《魏晉南北朝史論叢》，頁 125。
甲族下至寒門的各種身分。在南朝時人認識之中，「士人」一語乃是指 廣泛的官人階層，應可以如此理解時人所謂的「士人」。但是，就如宮 崎市定等人的理解，法律制度中對於士人是有階層性的認定，大體而言 分為士庶兩類，而士人之中又可進一步區分出中下層的「寒門」或「寒 士」。
如前所述，士族的形成時期乃在魏晉時期（220-316），獲得當時政 治地位的家族才有資格成為士族，當時中正品第所據「門資」實即當代 官爵。然而，是否可能憑藉仕宦的條件改變社會身分呢？
婚姻與仕宦是決定中古士人身分地位的兩種主要條件。中村圭爾透 過由一篇墓誌展開對兩個通婚家族的考證，由仕宦推定兩家均屬中等官 僚階層，並且認為婚姻與仕宦亦即社會地位和政治地位間，存在著密切 的對應關係，恰如岡崎文夫早已指出的見解。中村圭爾更進一步指出，
應是社會地位決定了政治地位，社會因而被區分為甲族、寒門和庶人等 不同的階層。35然而，是否可能憑藉婚姻或仕宦的條件，而改變了原本的 社會地位或身分呢？在檢視南朝諸史中的所謂「寒士」的官歷之後，野 田俊昭指出即便他們得以顯宦，似乎超越原來自家門第的限制，事實上 若欲改變原本的身分，還需要其它條件如士族的清議來配合，無法單單 藉由顯宦來實現。36不過這種強調限制性的通婚等社會因素乃維繫士族的 要素，並非具有絕對的解釋效力，毋寧說，多數學者仍然主張不能忽視 官職、官位的作用。
中正給予的鄉品至東晉南朝雖不再如西晉時那般重要，但是唐長孺 特別強調，士族內部的地位升降卻依然視當時官爵而定，南朝時期產生 的新出門第代表蘭陵蕭氏，即是一個權重位尊的典型當代大族。37Dennis Grafflin 考察東晉時的桓氏與謝氏等士族，質疑支持士族世代相承的因素 中，制度性的因素應該還是作用較多，官職即最顯著者。38David Johnson 也認為，官位雖然多入地位崇高的士族手中，而他們的社會地位卻也正
35中村圭爾著，宋金文、馬雷譯，〈「劉岱墓志銘」考〉（初出 1980 年），收入劉俊文主編，《日 本中青年學者論中國史．六朝隋唐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頁 165-167。
36野田俊昭，〈南朝の「寒士」──その極官とその理解をめぐって〉，《東方學》，97（1999.1），
頁 37-38。
37唐長孺，〈士族的形成和升降〉，頁 62-63。
38Dennis Grafflin, “Great Family in Medieval South China,”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41:
1(June 1981), pp.65-74. Dennis Grafflin, “Reinventing China,” in Albert Dien ed., State and Society in Early Medieval China, p.145.
是源自於官職。39宮崎市定綜合地考察了士族在任官、就學和免役三方面 的特權後，認為魏晉時期五品以上官人的子孫均為士人；至南朝蕭齊初 年（479-482），其標準已改變為以六品、七品的清官為基準，顯示出南 朝中期認定士族的制度辦法依然是官位，同時標準已然有所變動。40唐長 孺以出身縣吏的紀僧真為例，其子得與魏晉舊族聯姻，並且官至四品軍 校，無論婚宦均已合於士族標準，不過要擠身士族卻還需得到額外的承 認。宋孝武帝至齊武帝之間（454-493）的戶籍混亂，即源於政府規範了 基本的士族標準，這種標準乃是以祖父至兄弟的官位和爵位來認定，並 登記在戶籍之中。41這種作法基本上是不管社會的承認與否，而是法律對 身分符合者的權利認可，因而吸引了許多寒人企圖改變籍狀。顯示出官 爵才是焦點。而重視戶籍中的家人官爵登記，正與此時社會上普遍注重 譜牒的風氣密切相關，兩種文獻記述的共通之處即家族成員的官歷。這 種現象顯示出社會認同終究與制度身分有所差異，官僚階層的權利主要 還是來自政府而非社會上的領導群體，在理解此時各種現象時尤應注意 此一特點。
四、軍府與參軍
僚佐性質的屬官編置，乃是源於漢代的內朝將軍幕府，隨著政治分 裂和軍事緊張的昇高，各種僚佐逐漸普遍設置於內外軍府乃至公府。參 軍作為中古諸府組織中最重要的僚佐之一，過去學界已注意到它的重要 性，而多由制度上的起源和發展進行探究，具有釐清制度整體面貌之功 者首推嚴耕望，對於參軍的類別、職務內容和任用方式，均提出了整體 的理解。42廖伯源在究明兩漢將軍幕府組織時，同時梳理了參軍的產生和 職務。43近年來，參軍的研究意義逐漸受到學界注意，黃文榮和洪武雄分 別以參軍一職為對象，以瞭解制度發展為目的，具體考察了漢末至三國
39David Johnson, The Medieval Chinese Obligarchy, p.31.
40宮崎市定，《九品官人法の研究》，第 2 編第 3 章，頁 247-252。
41唐長孺，〈南朝寒人的興起〉，頁 109、111。
42見嚴耕望，《魏晉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研究》（「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史．乙編」，臺北：中央研 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3、1992），上冊，第 3 章「州府僚佐」，頁 175-224。
43廖伯源，〈東漢將軍制度之演變〉（初出於 1989 年），《歷史與制度──漢代政治制度試釋》
（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8），頁 270-271。
時期的參軍。44石井仁則在制度面之外，更注意到參軍與府主之間往往締 結緊密的人際關係，尤能體現此時所謂的「二重君主觀」。吳慧蓮與甘 懷真均強調，這種主僚間的人際現象與軍府透過辟召制任用僚佐，有很 大的關係。45綜合上述學者在制度面的研究可知，參軍原非官職，而指以 其它聯務參與謀議軍事，孫堅、陶謙於東漢末年為張溫車騎參軍事，被 視為是最早此職的相關記載，此後逐漸成為公府與將軍府的軍事性屬官 之一，性質上為參謀佐官而不同於掾史。
公府、軍府之外，最具時代特徵的一種便是「開府儀同三司」，也 就是比照三公所開置之府。所謂開府儀同三司，意謂置府組織、禮遇均 比照三公，包含設置官屬比照三公府的官屬。廖伯源已指出，開府自東 漢以來始為朝廷採行，於魏晉南北朝時期尤其盛行。46依《宋書》、《南 齊書》、《晉書》和《隋書》各書職官志的記載，諸「公府」大體區別 為公府與位從公兩類，而位從公者又分為文官公與武官公兩種，此時於 各州郡之上所置諸府以，往往稱為「持節都督府」，或略稱為「持節府」、
「督府」。然而，督府與軍府的關係究竟如何？是同時並置，還是有所 省併？抑或是同府異稱？宮崎市定認為，一官一府乃是開府的原則，因 此原本應是將軍府和都督府並置。嚴耕望則指出，名目上雖然分為將軍 府和都督府，在實際運作上乃為一府。宮崎市定也認為依官號分別開置 的軍府和督府，實際上可能混而為一，大概許多僚佐和職務均共事，也 就意謂著實際只有一府。47而屬於所謂武官公的府，張軍認為依據制度可 區分為：諸公加兵、諸公為持節都督，以及開府位從公加兵與持節都督，
共可分為四類。48
軍府與地方各府的關係中，透過嚴耕望的研究可以清楚地瞭解，所 謂「大府」往往指都督府或居上位的軍府，而轄下或兼領的南蠻、鎮蠻
44洪武雄，〈後漢三國間的參軍〉，《東吳歷史學報》，9（2003.3）頁 33-80。黃文榮，〈曹操的 軍事幕僚研究──以軍師、參軍與軍掾為例〉，《輔仁歷史學報》，16（2005.7）頁 57-84。
45石井仁，〈参軍事考──六朝軍府僚属の起源をめぐって〉，《文化》，51：3．4（1988.3），
頁 219-240。吳蓮慧，〈六朝時期的選任制度〉（臺北：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1990），
第 6 章「辟召任用制的範圍及影響」，頁 271-290。甘懷真，〈中國中古時期的君臣關係〉（初 出於 1997 年），收入氏著，《皇權、禮儀與經典詮釋：中國古代政治史研究》（臺北：臺灣大 學出版中心，2004），頁 276。
46廖伯源，〈東漢將軍制度之演變〉，頁 257、264-266。
47宮崎市定，《九品官人法の研究》，第 2 編第 3 章，頁 220-223。嚴耕望，《魏晉南北朝地方行 政制度研究》，上冊，第 2 章「都督與刺史」，頁 114-118。
48張軍，〈兩晉時期公府與軍府之機構設置及層級〉，《宜春學院學報（社科版）》，第 27 卷第 3 期（2005.6），頁 94。
等校尉府乃是所謂「小府」。此外，邊境州郡、三、四品以下小號將軍，
因軍事需要而置佐史或設置軍府，與前述的校尉府在性質上均與「大府」
不同，不在此處本文討論的軍府之內。49韓國學者李周鉉也指出，五品將 軍大約是領兵置府的下限，以南朝州郡設立數量極盛的中大同元年（546）
來看，一百零四州外加五百八 六郡，理論上便可能有六百九 個軍府。
在此之上還有統轄諸州郡的都督府，領護軍府、諸蠻府，以及加兵公府、
諸王府。50將軍號雖然依品位區別高下，還依領兵與否而具有不同的機 能，其中散號將軍雖不不領兵卻有重要的作用，陳蘇鎮指出對於南朝宗 至諸王而言是重要的身分標誌之一。51
參軍為軍府僚佐的主要成員，無論從職位的層級或者由職務內容來 看均可如此理解。原本參軍的職務是以參議軍事為主，在南朝時期也常 見獲得將軍號。宮崎市定曾推定，當時以參軍為主的僚佐所加軍號多為 三品或四品，如冠軍、輔國、龍驤以及寧朔，品位不低。而陳奕玲進一 步指出，帶軍號的僚佐多為長史、司馬、諸曹參軍以及不署曹參軍，署 曹參軍中又以中兵、外兵和騎兵三兵曹居多。至梁朝，大部份僚佐所帶 軍號都限於將軍二 四班中的 三至 六班，至陳朝則多位於四品以 下，大約是因「為府佐資位所限」。52這些軍號均屬散號將軍，而參軍於 戰時領兵者往往在加軍號之外，另以「軍主」實際領軍，這就意謂著參 軍已經脫離原本軍事性參謀的性質。曹魏時期參軍已為正式的品官，至 東晉南朝軍府組織發達，參軍更凌駕於原本軍府中的諸曹掾史之上，甚 至侵奪州從事的諸曹事，成為實際擔綱政務的基層地方官員。濱口重國 指出的隋代廢止鄉官，其中一個面向即正式廢除州吏，而將參軍作為諸 州郡的地方官員。53上述的研究揭示了參軍職位和性質的歷史演變。
在關於參軍為數不多的專門研究中，由選用角度切入官制和社會階 層，日本學界較早提出了許多值得注意的觀察和取徑。宮崎市定在探究 以九品官人法為中心的選用制度時，首次將參軍為首的軍府僚佐置於起 家、遷轉的選用制度脈絡下來理解其義意。宮崎雖非專門研究參軍和僚
49嚴耕望，《魏晉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研究》，上冊，第 2 章，頁 114-118；第 3 章，頁 175-177。
50李周鉉，〈魏晉南北朝的軍府體制〉，《東南文化》，1998 年增刊 2，頁 131。
51陳蘇鎮，〈南朝散號將軍制度考辨〉，《史學月刊》，1989 年第 3 期，頁 32。
52宮崎市定，《九品官人法の研究》，第 2 編第 3 章，頁 230-231。陳奕玲，〈魏晉南朝軍號散階 化的若干問題〉，《燕京學報》，新 13 期（2002.11），頁 92-93。
53濱口重國，黃正建譯，〈所謂隋的廢止鄉官〉（初出 1941 年），《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 譯》，卷 4，頁 325、329。
佐，其開創之功和深刻的識見，給予後來的學者甚多啟發。中村圭爾在 宮崎的研究基礎上，指出了東晉南朝士人心目中存在多條不同的官職遷 轉途徑，也就是所謂的職位遷轉的次序，每一條途徑均始於起家官，在 高門士族與中下層士人的兩種官歷中，參軍均被當作起家官的一種，另 外還依據參軍官品即七、八品而區分為兩個次級途徑，因此參軍和其它 起家官一般，都具有標示門第的作用，近年閻步克的研究中也顯示同樣 的看法。54
但是，因歷史文獻中以參軍作為起家官的記錄，實際上存在著不少 的例外，中村圭爾認為參軍代表一定門第出身的看法，容有檢討的空間。
野田俊昭檢視宋、齊兩代的參軍起家諸多事例，認為在梁代以前只有依 門第出身，而不存在父兄官蔭子弟的辦法。野田俊昭進一步認為，綜觀 南朝，由參軍起家者跨越了高門和中下層士人兩個階層，因此他以為以 參軍起家並不能反映擔任參軍者的門第。55至於起家以後、歷次遷轉中的 參軍，究竟應如何看待其價值和意涵。宮崎市定指出，隨著府的大小、
尤其是府主人物的差異，對於參軍的地位產生相當大的影響。56閻步克認 為這些在士人遷轉中獲得的參軍職位，基本上只是提供等待下一次遷調 前的職位，猶如意謂其性質和散官相彷。57然而，東晉南朝的參軍和此時 其它官職在任用上有一個共同特點，所有職位包含散官，實際上視實際 需要仍可能被要求負責政務，多數就職於京都以外軍事重鎮的參軍，顯 然具有負擔一定政事的需求。
關於參軍的地位和選用，宮崎市定以為參軍和尚書郎相當，而且具 有六、七品清官下限的標誌作用。58唐長孺曾指出王府參軍等僚佐「士庶 皆得為之」，因為職務需要也得任用一部份寒人，但是參軍的地位仍較 尚書郎為優。59軍府在官僚組織中獨具一番特色，其中之一為任用辦法與 朝廷的九品中正選官機能有所不同，軍府在僚佐選用上較以個人能力為
54中村圭爾，《六朝貴族制研究》，第 2 篇第 1 章「九品官人法における起家」（初出 1973 年），
頁 198-218。閻步克，《品位與職位：秦漢魏晉南北朝官階制度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5），
第 6 章「中正品與勳位」，頁 328-329。
55野田俊昭，〈宋斉時代の參軍起家と梁陳時代の蔭制〉，《九州大学東洋史論集》，25（1997.1），
頁 79-100。野田俊昭，〈南朝における家格の変動．再考〉，《久留米大学文学部紀要．国際 文化学科編》，19（2002.3），頁 14。
56宮崎市定，《九品官人法の研究》，第 2 篇第 3 章，頁 229-230。
57閻步克，《品位與職位》，第 6 章，頁 329。
58宮崎市定，《九品官人法の研究》，第 2 篇第 3 章，頁 229。
59唐長孺，〈南朝寒人的興起〉，頁 99。
主，因而使中下層士人、寒人循此途晉身官界較為容易，特別是擔任幾 乎專職的參軍。另一個特徵為，軍府容納了許多不屬於中央政府的官僚，
僚佐的任用不見明顯的門第與清濁官之區別，同時凸顯了軍府在任用上 的彈性與僚佐職位的特性。60由於參軍在選用過程中無論是起家或遷轉的 階段，均顯現相當的重要性，而透過參軍為主或以其為主的研究仍未充 分發展，特別在南朝以出鎮為特徵的宗室政治下，參軍在為宗室諸王設 置的軍府中相當值得探索，近來已可見一些關於宗室政治或者皇帝政治 的研究，逐漸將問題深入到皇弟、皇子的層面，或者是具體探究權力機 構為何以軍府或霸府的面貌出現。61
由前文對於學界研究的梳理可知，宗室政治下的皇弟皇子府對於理 解南朝政治、社會等各種不同層面的現象，關涉甚深。而作為皇弟皇子 府的實際組成，也就是諸府包含參軍在內的僚佐，他們的仕宦途徑與官 歷等問題，仍然未被充分探討。
五、主要操作概念說明
無論是實體或現象，對於社會存在的描述進行概括的工作誠屬不 易，更難以奢望這些概括的結果能夠面面俱到、適應種種脈絡、發揮廣 泛的解釋效力。歷史學研究的對象發生在過去，要對過去進行廣泛有效 的概括性描述或解釋，更不是件容易的工作。儘管如此，提出更具解釋 效力與富於意義的概括性工作，仍然應是進行研究的重要目標。在相關 領域已有許多卓越的成果基礎上，新的研究不能滿足於對現象的細膩描 述，也不宜作出過於嚴刻或者模糊的解釋。因此，使觀察和解釋能夠較 為適切並且有效，依然是 分重要的。為了較為妥適地處理和說明本文 研究的對象與課題，文中的部份詞語乃是針對本研究而界定的操作概 念，與其它研究的界定容有不同。以下對主要的詞語進行說明。
士族：本文使用此一詞語，基本上具有以下幾種脈絡設定，但是在 進行界定以前需要先對相關的詞語進行說明。文獻中所謂的「甲族」，
60李周鉉，〈魏晉南北朝的軍府體制〉，《東南文化》，1998 年增刊 2，頁 132。
61小尾孝夫，〈劉宋前期における政治構造と皇帝家の姻族．婚姻関係〉，《歴史》，100（2003.4），
頁 1-26。陶賢都對劉裕、蕭道成、蕭衍等人以權臣建立的組織「霸府」，關注的焦點即在於府 內僚佐，不過僅注意到人際關係結合的結果，未進一步由仕宦途徑等方面展開論述。參見氏著，
《魏晉南北朝霸府與霸府政治研究》（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7）。
或者研究研究所謂的高級門閥、第一流士族等，本文均稱之為「高門士 族」，或者略稱為「高門」。而「寒門」、「寒士」，或者次等士族、
二流士族等，本文概稱之為中下層士人，相對於高門與中下層士人者則 稱之為寒人。接下來說明「士族」的界定。其一，表示具有世代延續特 徵的知識官僚群體，一般情形下用來概括所謂世代為宦的士人階層。其 二，藉由此語表述具有此一時期特徵的政治制度或社會規範、文化價值，
而這些體制性的現象若非受到高門士族的主導，便是以他們為典範。簡 言之，在描述體制性現象時使用此語，通常是以高門士族為主要基準或 典範。士人：文中使用此語的基本界定，仍然是以具有仕宦資格的廣泛 知識階層與個人。但是，相對於士族，本文使用此語乃是欲藉此強調仕 宦中的個人因素，以及其它相對於家族的條件和脈絡。
官歷：表示各種由不同官職遷轉次序形成的資歷與途徑，這些途徑近 乎固定的模式，對於當時的官方遷轉具有猶如基準般的典型意義和作用。
六、研究架構安排
在前輩學者的研究和認識基礎上，本文試圖由南朝士人仕宦途徑的 一個環節，來觀察中古政治社會的演變。具體的觀察對象乃是宗室政治 下的皇弟皇子府僚佐，而以參軍的仕宦之路和官歷為主。尤其焦點集中 於高門士族以外的士人仕宦經歷，以及與選用制度的相互影響，同時關 注政治性的權力轉移、身分，以及政治以外的文化風氣轉變等因素對於 士人仕宦帶來的影響，以求接近中下層士人仕宦實態與官歷的特徵，同 時涉及一部份所謂的寒人與濁官官歷。因此，除了第一章緒論之外，本 文預計由以下論題展開考察和分析，共分四章。
第二章梳理士人起家以後，早期官位遷轉與遷轉中具有標誌性的官 職形成的官歷，以及來自門資、名聲等影響遷轉的因素。此外，考察中 下層士人的仕宦途徑與一般的仕宦目標，以及在官歷中的參軍及其位望。
第三章探究南朝宗室政治逐步發展中，高門士族與宗室諸王在文化 風氣和社交方面的彼此變化。並進一步分析宗室政治下「皇弟皇子」觀 念的產生與發展。
第四章藉由對官制層面的皇弟皇子府進行考證，發掘皇弟皇子府參 軍的選用、遷轉、員額等等制度面的配置，並且分析皇弟皇子府參軍在
遷轉官歷中的運作面貌。
第五章試圖接近僚佐的仕宦生活，一方面由皇弟皇子府內主僚和僚 佐間的社會、文化互動著手，另一方面則是透過參軍經歷以後的遷轉官 歷，來瞭解僚佐仕宦的特徵。
第貳章 士人起家後的仕宦途徑和官歷
前 言
在形成中古士族社會的制度性因素之中，一般認為士人的起家官顯然發 揮了最主要的作用。起家官受到九品官人法的影響，士人出仕以前的鄉里品 評有密切的關係，其原因乃是由於士人的起家官具有標誌家族地位的作用。
然而，起家官並不能保證未來仕宦的絕對優勢。在政務的實際需求下，職位 的安排與人選考量，並非如起家以前幾乎完全仰賴中正的品評，相對地來自 吏部的選用銓次與朝廷的考課，對於起家以後的仕宦影響要更為明顯。
宮崎市定在描繪起家階段之餘，同時強調起家後的仕宦經歷充滿著各種 各樣的變數，較起家階段更為不易掌握。1不過，宮崎市定仍然梳理了主要的 清官遷轉途徑，並指出班次乃是遷轉順序的基礎，具體地考察了在時人心目 中具典型意義的仕宦途徑。在此基礎上，中村圭爾進一步梳理與區分高門士 族與其他不同出身者，各自循著不同遷轉途徑形成的主要官歷。2
本章將對不同出身背景者在起家以後的仕宦中，影響仕宦遷轉的一些重 要因素或條件進行討論。在以士族角度描述仕宦途徑時，同時希望留意於評 估士人「個人」因素的作用。另外在本章針對武人與循軍功出身者，以及循 門生吏事之路尋求仕宦者，梳理出他們的仕宦志向和途徑。最後，將就參軍 在官制特別是官歷中的價值和地位，進行梳理與分析。
1宮崎市定，《九品官人法の研究》，第3 編，頁 561。
2宮崎市定，《九品官人法の研究》，第2 編第 3 章，頁 200-204。中村圭爾，《六朝貴族制研究》，第 2 篇第 2 章，頁 239-240、277。
二、起家與仕宦遷轉：模式與條件
（一）主要的遷轉模式
官僚選舉制度下的取士選官，自魏晉以來循著九品官人法和仕宦清途的對 應辦法，逐漸產生了「以名取人」、「以族取人」的選用傾向，同時愈來愈 看重士人的家世背景及其父兄當代官爵。3宮崎市定曾對西晉士人的求官活 動，進行了輪廓式的描述。依據他的考察與解釋，官品一品、三公子弟的起 家官原則上超出中正品評職務的實際範圍，中正有影響力的界限在中正品二 品以下，也就是以六品官起家者。，即便是限制在六品以下官僚的子弟，候 選人的規模仍然 分龐大。由於官吏的任命權屬於吏部尚書，對於求官者，
他們首先必需使自己被中正看中，並爭取較高的中正品，然而再到吏部活動，
以便獲取有利的職位。而中正品三品以下、欲獲得公府辟召為僚屬者，就得 奔競於府主門下。由此開始，高門士族與中下層士人乃至寒人，彼此間的求 官活動及途徑便大大不同。高門子弟藉由盛行於魏晉間的清談，建構自己的 名聲，從而活躍於社交圈，士人在此社交圈中獲得一定的品評，接著這個品 評又幾乎是原狀不動地轉變為中正品第。在弱冠出仕以前為了盡可能取得中 正給予的最佳品第，士人必須在此之前努力成為「明星」，此時最便捷的方 式也就是憑藉清談建立名聲、取得評價。4士人的起家模式與寒人起家有著根 本的不同，若以梁陳時代的制度來概括言之，士人起家為流內官、寒人起家 為流外官，乃是基本的原則。在士族之內，甲族子弟多以祕書郎、著作佐郎 等職起家，或有以員外散騎侍郎起家者。中下層士人的起家官多為諸府參軍、
行參軍、太學博士、奉朝請等，州郡主簿多為南方士族釋褐首職，常見以此
3唐長孺，《魏晉南北朝隋唐史三論──中國封建社會的形成和前期的變化》（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
1992），第 2 章「門閥政治」，頁 48-50。閻步克，《察舉制度變遷史稿》，第 6 章「名實問題與『清 途』的興起」，頁123-125；第 7 章「晉代察舉之變遷」，頁 129。
4宮崎市定，《九品官人法の研究》，第2 編第 2 章「魏晋の九品官人法」，頁 175-17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