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世紀初中朝文人物品交流及其中國觀感：以金昌業《老稼齋燕行日記》為中心

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歷史學系

碩士論文

Department of History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Master Thesis

十八世紀初中朝文人物品交流及其中國觀感：

以金昌業《老稼齋燕行日記》為中心

Kim Chang-Op's Journey to Early Eighteenth-Century China:

Gift and Joseon Korean's Image of Qing China.

裴英姬 Young-Hee Bae

指導教授：徐泓 博士、王鴻泰 博士

Advisor: Hong Hsu, Ph.D Hung-Tai Wang, Ph.D.

中華民國 98 年 7 月

July,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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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過去關於金昌業《老稼齋燕行日記》的過去論述，多是針對金昌業的出身來做探討，或以文學作 品研究的角度為主，來談燕行日記的內容或寫作方式上的特色，及思想方面對北學派的影響。這其中 即使有提到金昌業與清人之間的交流的敘述如何讓十八世紀後期使節得以做為典範，也均未觸及文人 交流和物品交流方面的細節和代表意義。因此，本文將以1712 年燕行使者金昌業的《老稼齋燕行錄》

為研究的對象，論述金昌業的燕行紀錄，與清朝文人交流過程和交流的內容，特別是在交流間扮演著 重要角色的各種物品。在此過程中，不僅可揭示出兩國文人對彼此國家事務的看法，更可進一步讓我 們瞭解它們在雙方文人世界、社會文化上的作用與價值，進而形塑這些文人的價值體系與異國想像。

本論文主要論述的內容可分為三個部分。第一章的討論是，主要從觀察朝鮮和清朝之間的重大事 件來了解 1712 年燕行的背景。透過前者的研究，可見燕行具有固定路線、限制私帶物品、更無法買 或帶中國書籍及地圖等等限制。因為如此，本文更可關注金昌業究竟私帶了哪些物品及如何就此跟清 朝人接觸的議題，並進一步討論了金昌業本身和他的家庭背景。第二章是從金昌業如何與清朝人交流 的疑問開始，透過中國文集上關於朝鮮物品的敘述來理解中國人對這些物品的認知。接著討論這些朝 鮮物品有哪些、金昌業如何使用那些物品與清人交流的問題。筆者從《老稼齋燕行日記》中擷取各種 例子，來討論這些物品交流所產生的作用和它在中朝文化交流中的意義。第三章關注的在於朝鮮使節 金昌業在中國所觀察到的人、物及山川相關的描述：金昌業在中國共146 天行程中與接觸的清人交流 後如何改變對其觀感；另外金昌業在中國觀察，購買的物品有哪些；以及金昌業離開固定路線而特別 去參訪的地方有哪些。

金昌業從前者的燕行日記中想像中國，得到機會往北京的路程中見聞許多名地，他以中國親自見 聞過的經驗，故而寫成《老稼齋燕行日記》。之後，金昌業的日記被朝鮮人讀過，因此十八世紀後期 至十九世紀的燕行紀錄中，也隱隱然可發現從金昌業對中國的態度與觀感的影響力。即金昌業對中國 仍保有開放的態度，讓他更多地方經驗寫成燕行日記，這本書逐漸改變了朝鮮人對中國的看法，也許 清朝的先進文物等這些都引起了朝鮮人需要學習清朝的北學態度。

關鍵字：燕行錄、金昌業、老稼齋燕行日記、物品交流 、中國觀感、山川旅遊、北學思想

iii

Abstract

The research subject of this thesis is the Yeon-haeng

envoy Kim Chang Op

（金昌業）

's "Nogajae Yeon-haeang diary

" in 1712. It discusses Kim Chang Op's Yeon-haeng records, interaction process and content with literati of the Qing Dynasty, particularly various things which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interchange activities. During this process, they not only reveal literati's opinions of these two countries towards foreign affairs with each other, but also furthermore make us understand their effects and values on the literati circle and social culture of both sides, and then shape up the value system and exotic imaginations of these literati.

The mainly-discussed content in this thesis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sections.

Chapter 1 discusses mainly about the background of the Yeon-haeng in 1712 through major incidents between Joseon and the Qing Dynasty. Chapter 2 begins with questions about how Kim Chang Op interchanged with people of the Qing Dynasty.

Chapter 3 focuses on related descriptions about people, matters, landscape or scenery the Joseon envoy Kim Chang Op observed in China: how Kim Chang Op's interchange with people of the Qing Dynasty during his 146-day journey in China affected his opinions, and besides, what Kim Chang Op bought and observed in China, and what places Kim Chang Op specifically visited after he left his fixed route.

Kim Chang Op imagined China through forerunners' Diary of Journey to China.

He got the chance to see and hear in many famous places on his way to Beijing. He wrote the "Nogajae Yeon-haeang Diary" according to his seeing and hearing experiences in person in China. Afterwards, Kim Chang Op's diary was read by the Joseon people. Therefore, among those Yeon-haeng records from the late 18

century through the 19

century, influences of Kim Chang Op's attitudes and opinions towards China can also be indistinctly found. In other words, Kim Chang Op still maintained an open attitude towards China, which made him finish the Diary of Journey to China according to more regional experiences. This book gradually changed the opinions of the Joseon people towards China. Perhaps things like advanced cultural relics of the Qing Dynasty all gave rise to the attitude that the Joseon people had to learn from the north, the Qing Dynasty.

Keywords: Yeon-haeng, Kim Chang Op, Nogajae Yeon-haeang diary, Gift

iv

目 錄

口試委員會審定書……… i

中文摘要 …..………. ii

英文摘要 ………..……… iii

目錄 ……….………. iv

緒論………...……….. 1

第一章 十八世紀初朝鮮使行的背景與金昌業的出身………... 12

第一節 朝鮮時代對外關係中的燕行…………..……… 12

第二節 使行貿易與文化交流……..……….………... 15

第三節 壬辰（1712）年燕行的主要事件……..……… 18

第四節 文人畫家金昌業……..……… 22

第二章 燕行路程中送禮與回禮………...……… 26

第一節 送禮的時機………..………..……… 26

第二節 禮品的內容……..……….………... 28

（一） 紙…………..……….………... 28

（二） 扇子……..……….………... 31

（三） 清心丸……..……….………... 33

第三節 物品交流的功能……..……… 34

（一）贈送………..……….………..……….... 35

（二）貨幣………..……….………..……….... 37

（三）賄賂………..……….………..……….... 40

（四）文化交流………..……….………..……….... 41

第三章 人、物互動與其中國觀感………...……….... 46

第一節 人物交流………..………..………..…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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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譯官………..……….………..……….... 47

（二）清人………..……….……….….... 50

第二節 文物交流……..……….………... 55

（一）繪畫作品………..……….………..…….... 55

（二）書籍………..……….………..…….... 58

第三節 山水遊覽與書寫..……….………... 64

結論………...……….…….…... 73

附錄………. 76

引用/參考書目………...………. 77

圖版出處……….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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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 論

研究目的

中國和韓國長期以來交流頻繁，明清時代朝鮮使者及隨行使團，以每年燕行的機會，

寫下了各式各樣的《燕行錄》，紀錄所見過的中國文物和社會面貌，表達他們對這些新鮮 事物的看法。十八世紀以降，來往兩國之間的燕行使者促成文化交流，朝鮮使者所寫的紀 錄，對當時朝鮮的政治、思想文化各方面有不少的影響。

清朝二百多年間，朝鮮王朝對中國實行「事大」外交方針，每年派遣稱作「三節年貢 使」的「定期使」和各種「別使」，並且還有根據各種必要情況派遣的「賚咨官」等燕行 使。¹目前在韓國整理出各式各樣的燕行紀錄共 500 多種，名稱為：《燕行日記》、《飲 水錄》、《西行日記》、《熱河日記》、《薊山紀程》、《燕行紀事》、《燕行記》、《燕 記》等。²不過，由於每年有兩次以上定期燕行，推測還會有更多目前還沒發現的紀錄。³從 1645 年（清順治二年，朝鮮仁祖二十三年）到清末每年派遣朝鮮使行，詳細地紀錄每年 路程所發生的事情，朝鮮使者固定的燕行路線為經清朝滿洲地區進入北京，沿途經過栅 門、鳳凰城、遼陽、瀋陽、柳條溝、撫順、山海關（秦皇島）、北京（朝陽門、東岳廟、

玉河館、觀象臺、東天主堂、琉璃廠、景山、習禮亭、天安門、南天主堂）。⁴因此這些 各式各樣的燕行紀錄，是十八世紀朝鮮使者針對中國社會及變化的觀察。朝鮮使者們曾廣 泛地與他們所遇到的北方士大夫或平民對話，而一般人對外來的陌生人講話比較直接，朝

1 李敦球，〈論十八世紀後期朝鮮進步文人的中國外交使行〉，《世界歷史》第3期（北京，1998），

頁81。

2 林基中編，《燕行錄全集》，（首爾：東國大學校出版部，2001）。

3金聖九，〈燕行小考〉，《歷史學報》，12（首爾，1966），頁1-79；黃元九，〈燕行錄選集解 題〉，《燕行錄選集》第1冊（首爾：民族文化推進委員會，1976），頁1-15；崔昭子，〈十八 世紀後半『燕行錄』을통해본朝鮮知識人의對中國認識〉（從十八世紀後半從『燕行錄』來看 朝鮮知識人對中國認識），《國史館論叢》，76（首爾，1997. 10），頁192。

4 崔昭子、鄭惠仲、宋美玲點校，《十八世紀燕行錄과中國社會》（十八世紀燕行錄與中國社會），

（首爾：HYEAN出版社），頁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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鮮使者下筆時又沒有清朝臣民的政治忌諱。⁵因此，在各種《燕行錄》上許多地方可見到 兩國文人的互相接觸和思想文化交流。舉例來說，使行時同行的譯官和北方商業活動的面 貌，是末含在兩國的官方紀錄上，不過許多朝鮮使者都對此處有詳細紀錄。

使行紀錄以「刊本」、「寫本」的方式，出現於專書或朝鮮文人私人文集中；因此，

最早注意到此一材料的韓國，除了歷史領域外，來自韓國文學、漢文學等領域的研究者，

也提供不同的角度和論點。尤其在2001 年出版《燕行錄全集》之後，各國研究明清時代 史的學者，可以據此發展更多新的課題。⁶

關於中韓關係，此種透過冊封與朝貢所建立的東亞國際秩序，早已是1940 年以來各 地學界關心的主題。韓國學者朴元熇對目前東亞國際秩序的理論進行了整理和批評，⁷指 出西嶋定生的「冊封體制論」為最早提出的理論架構。⁸西嶋定生的觀點，以中國的王朝 為主，觀察六至八世紀東亞的冊封體制開展的過程，並主張由於冊封體制，將漢字文化、

儒教、律令制、大乘佛教擴展到東亞各地。⁹朴元熇認為，「東亞世界論」、「朝貢體制 論」都是以西嶋定生的理論為基礎，更進一步發展出來的理論。美國學者費正清（John K.

Fairbank）則在 1941 年提出「朝貢體制（Tributary system）論」來解釋東亞世界。¹⁰1968 年，費正清在其所主編的論文集序論中，將西嶋定生對中國文化地區的定義擴大，甚至包 含內陸亞洲以及東南亞各地。¹¹之後，「冊封體制論」、「朝貢體制論」受到許多學者的 補充說明或批評。¹²

5 王汎森，〈從東亞交涉史料看中國〉，《東アジア文化交涉研究》別冊第1號（大阪，2008.3），頁 94。

6 關於中日韓學界對《燕行錄》研究的介紹，請參閱裴英姬，〈《燕行錄》的研究史回顧（1933-2008）〉，

《臺大歷史學報》，43（臺北，2009.6），頁219-255。

7朴元熇，〈近代以前中韓關係史에대한視覺과論點：동아시아國際秩序의理論을덧붙여〉（關於 近代以前中韓關係史的視覺與論點：加以東亞國際秩序的理論），《韓國史市民講座》，40：

1（首爾，2007），頁 40-58。

8 西嶋定生，〈東アジア世界と冊封體制──六～八世紀の東アジア〉（東亞世界與冊封體制──

六至八世紀的東亞），岩波講座《日本歷史》，2（東京：岩波書店，1962）。

9 西嶋定生，〈東アジア世界の形成Ⅰ．總說〉（東亞世界的形成Ⅰ．總說），岩波講座《世界歷 史》，4（東京：岩波書店，1970）。

10 John K. Fairbank and Ssu-yu Teng,“On the Ch’ing Tributary system,”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6 (1941).

11 John K. Fairbank,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12 菊池英夫，〈總說──研究史的回顧と展望〉（總說──研究史的回顧與展望），收入唐代史 研究會編，《隋唐帝國と東アジア世界》（隋唐帝國與東亞世界），（東京：汲古書院，1967）；

堀敏一，〈東アジア世界の形成Ⅱ．總說〉（東亞世界的形成Ⅱ．總說），岩波講座《世界歷 史》，5（東京：岩波書店，1970）；猪口孝，〈傳統的東アジア世界秩序試論〉（傳統的東亞 世界秩序試論），《國際法外交雜誌》73：5（1975），頁 5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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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學者全海宗，以朝貢關係的成立、發展、變質等各時代變化過程，研究韓中關係 史，在他的研究中，明清時代的朝貢關係是中韓關係的典範。¹³至於朝鮮經過二次與清朝 的戰爭之後，重新建立的朝貢關係，則又有轉變，崔韶子對此問題有許多研究。他寫於 1995 年的論文〈清與朝鮮──從明清交替期東亞洲的國際秩序〉，以朝鮮的外交觀點談 兩國關係之變化，在處理第一次丁卯胡亂（1627）及第二次丙子胡亂（1636）兩次戰爭前 後，¹⁴中國和朝鮮之間關係的演變，包括朝鮮與清朝在 1637 年訂立條約，昭顯世子

（1612-1645）因而被派到當時清朝首都瀋陽當人質，並中止對明朝貢及斷交等事件。¹⁵台 灣學者張存武則關注清朝以後兩國的互動。他利用清朝（崇德二年至光緒二十年，

1637-1894）與朝鮮關係相關史料，分析兩國關係發展的背景外，也討論各類朝鮮朝貢使 節在兩國間來往的使行貿易，尤其是在北京會同館及遼東的交易。他把討論空間集中在中 國北方，也就是鴨綠江、圖們江流域朝鮮境內的會寧和慶源三處邊市，透過統計和分析各 種貿易的項目，提供了交易數額及物價資料。他不但觀察中韓兩國之間因朝貢而出現的貿 易，也參照清代與其他朝貢國家，如安南、琉球等之間的貿易及其變動。¹⁶

至於日本學界對中韓朝貢關係的研究，則大多在東亞政治外交的脈絡下，企圖透過研 究中國與朝鮮的交流狀況，瞭解日本與週邊地區（包括琉球等地）的交流關係。日本學者 夫馬進，則分別以明清時代中國對朝貢國家朝鮮和越南（安南）的關係進行比較，討論中 國對東亞國家的冊封和政策。他指出，清乾隆時期的冊封，對於朝鮮和越南的意義並不一 樣。對越南而言，中國冊封並沒有那麼大的象徵意義。¹⁷此外，他探討明清時期東亞朝貢 關係中的「禮」與「問罪」的形式，明清兩代對朝鮮外交關係不同的原因，與朝鮮內部之 華夷觀念有密切關係。他利用政治上的外交文書和冊封制度，對這一點進行深入的析論。

18

13 全海宗，《韓中關係史研究》（首爾：一潮閣，1970）。

14 即朝鮮與清朝的戰爭。

15 崔韶子，〈清과朝鮮──明清交替期東亞洲의國際秩序에서〉（清與朝鮮──明清交替期東亞 國際秩序），《梨花史學研究》，22（首爾，1995.12），頁 183-196。

16 張存武，《清韓宗藩貿易：1637-1894》（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8）。

17 夫馬進，〈明清中国による対朝鮮外交の鏡としての対ベトナム外交──冊封問題と「問罪の 師」を中心に〉（明清中国作為對朝鮮外交之鏡的對越南外交──以冊封問題與「問罪之師」

為中心），收入夫馬進編，《中国東アジア外交交流史の研究》（中國東亞外交交流史研究），

（京都：京都大学学術出版会，2007），頁 225-252。

18 夫馬進，〈明清中国の対朝鮮外交における「礼」と「問罪」〉（明清中國對朝鮮外交中「礼」

和「問罪」），《中国東アジア外交交流史の研究》，頁311-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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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中韓朝貢關係史的研究中，朝貢關係的課題可以說是最早被關心的議題。在中韓 關係以及東亞世界秩序的脈絡中，韓中日三國學界都已經注意到朝鮮與明、清兩朝的朝貢 關係，並討論兩代之間的差異。而學者討論朝貢關係，也從原本的政治關係，逐漸擴展到 以經濟史、文化史的角度切入。日本學者更把討論視野延伸至琉球與越南等地，作為比較 與參照。

朝鮮王朝後期思想史領域，尤其以「實學思想」的形成相關研究而言，洪大容

（1731-1783，字德保，號湛軒，1766 年燕行）的思想所受到的關注最早，千寬宇在 1958 年的實學思想相關論文，而北學派¹⁹文人思想潮流相關研究也最為豐富。²⁰學者透 過這本書，討論北學思想形成和推動的過程，並探討北學派對於社會經濟方面的看法，

將其稱為「利用厚生學派」。²¹韓國學者劉奉學是從明末清初朝鮮對外意識變化，注意 到北學意識如何形成，再以北學思想家對朝鮮政治、社會、經濟方面的作用為例，討 論北學論在朝鮮形成和傳佈的整個過程。²²此研究對於了解當時朝鮮文人的思想潮流、

歷史背景及政治文化很有幫助。

北學派文人的重要性，在於他們主張脫離「小中華」的觀念，積極學習清朝。但 對於這一段思想史的演變，夫馬進則提出了不盡相同的觀察。他在1990 年的文章〈萬 曆二年朝鮮使節的中華國批判〉中指出，就目前《燕行錄》的研究而言，多數學者只 集中在北學派文人的研究上，他主張，應該將考察時間拉長，特別要注意十八世紀北 學派思想出現前的狀況。夫馬進就研究萬曆二年（1574）兩個朝鮮使節的著作：許篈

19 「北學」指的是朝鮮英、正祖時代（1694-1800）以後，主張學習清朝學術、文物的朝鮮文人主 張。「北學派」的代表成員如朴趾源（1737-1805，字仲美，號燕巖，1780 年燕行）、洪大容

（1731-1783，字德保，號湛軒，1766 年燕行）、李德懋（1741-1793，字懋官，號雅亭、炯菴、

青莊舘，1788 年燕行）、朴齊家（1750-1805，字次修、在先，號貞蕤、楚亭）等；「利用厚生」

為這些北學派學者所主張的學說，關於「北學派」、「利用厚生」學說之詳細研究請參閱，陳尚 勝，《朝鮮王朝（1392~1910）對華觀的演變─《朝天錄》和《燕行錄》初探》（濟南：山東大 學出版社，1999）；劉奉學，《燕巖一派北學思想研究》（首爾：一志社，1995）。

20 千寬宇，〈洪大容的實學思想〉，《文理大學報》，6：2（首爾，1958）；金龍德，〈貞蕤朴齊家研 究〉，《史學研究》，10（首爾，1961）；閔斗基，〈熱河日記的一研究〉，《歷史學報》，20（首爾，

1963）；李家源，《燕巖小說研究》（首爾：乙酉文化社，1965）。

21 金龍德，〈貞蕤朴齊家研究〉，《史學研究》，10（首爾，1961）；金容燮，〈朝鮮後期農學的發達〉，

《首爾大學校韓國文化研究所韓國文化研究叢書》第2期，（首爾：1970）；金容燮，《韓國近代農 業史研究》（首爾：一潮閣，1975）；韓佑劤，《李朝後期社會及思想》（首爾：乙酉文化社，1961）；

李元淳，〈朝鮮後期實學者的西學意識〉，《歷史教育》，17（首爾，1975）；李元淳，〈韓國近代文 化的西歐基礎〉，《韓國史學》第1期，（城南：韓國精神文化研究院，1982）；朴忠錫，《韓國政治 思想史》（首爾：SAMYOUNG社，1982）；韓永愚，《朝鮮後期史學史研究》（首爾：一志社，1989）。

22 劉奉學，《燕巖一派北學思想研究》（首爾：一志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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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1-1588）《荷谷先生朝天記》和趙憲（1544-1592）《朝天日記》，以此觀察明代 朝鮮人的中國及中華觀。結果發現，這兩位使節並沒有對明朝有著強烈的嚮往。²³也就 是說，朝鮮對於中國的態度，是否真的存在推崇明朝的「小中華」思想或華夷觀念，

其實仍然值得商榷。

葛兆光注意到燕行使節觀察清代衣冠的變化，他廣泛地引用從十七世紀末至十九 世紀初的許多燕行紀錄，指出當時朝鮮人的衣冠是「明朝遺制」，這表示朝鮮人對明 朝的嚮往。但是葛氏也提出，這樣的服飾到了明清易代以後，卻具有確立朝鮮文明主 體性的意義，使得朝鮮人可以自豪地宣稱自己是「小中華」，而中國是「夷狄之邦」。

24關於以衣冠為主的討論，呈現出當時朝鮮人對中國的認識，另一方面也可以觀察中國 人對清朝的觀念如何。另外，他在〈從「朝天」到「燕行」──十七世紀中葉後東亞 文化共同體的解體〉一文中，從「他者」來定位「自我」的角度出發，討論朝鮮對明、

清兩代觀點的轉變，尤其是朝鮮人如何由排拒清人到逐漸接納，甚至視清為「中華」

的過程。此外，朝鮮人經過對清朝文化與學術的觀察，他們清楚認知，明、清其實是 不一樣的異國。²⁵接著，葛兆光以朝鮮使者《燕行錄》和日本長崎唐船員的筆談內容，

更進一步討論十七世紀以後東亞三國的認同問題，透過朝鮮和日本人對清朝的觀念，

作者認為，「東亞」、「中華」意識已經漸漸崩潰。²⁶劉靜在〈從《燕行錄》看十八紀 中國北方市集──兼論中朝文化交流與文化差異〉一文，以十八世紀的《燕行錄》來 討論朝鮮使節所紀載的中國北方市集，如柵門、通州、盛京和北京等相關描述，指出 市集上的招牌、叫賣、娛樂文化，並且呈現出在北京琉璃廠兩國文人交流的面貌。劉 氏指出十八世紀後期朝鮮文人對當時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情形都有一定 的了解，透過他們的觀察以及與中國人士交流，改變了朝鮮人的傳統華夷觀念。²⁷至於 孫衛國則廣泛地參考了朝鮮的資料，並在中韓文獻以及日英文的相關資料上，從朝鮮 的角度來看朝鮮對中國的意識變化，並分析明清兩代中韓關係明顯差異。²⁸本書深入分

23 夫馬進，〈萬暦二年朝鮮使節の中華国批判〉（萬暦二年朝鮮使節的中華國批判），收入明代 史研究會、明代史論叢編集委員會編，《山根幸夫教授退休紀念．明代史論叢》（東京：汲古 書院，1990），頁 547-569。

24 葛兆光，〈大明衣冠今何在〉，《史學月刊》第 10 期（開封，2005），頁 41-48。

25 葛兆光，〈從「朝天」到「燕行」──十七世紀中葉後東亞文化共同體的解體〉，《中華文史 論叢》第1 期（上海，2006），頁 28-58。

26 葛兆光，〈西方與東方，或者是東方與西方──清代中葉朝鮮與日本對中國的觀感〉，收入葛 氏，《中國宗教、學術與思想散論》（香港：三聯書店，2008），頁 204-223。

27 劉靜，〈從《燕行錄》看十八紀中國北方市集──兼論中朝文化交流與文化差異〉，《北京社 會科學》，第3 期（北京，2006），頁 34-38。

28 孫衛國，《大明旗號與小中華意識──朝鮮王朝尊周思明問題研究（1637-1800）》（北京：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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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朝鮮思想的流變，讓讀者理解朝鮮產生小中華意識的時代氛圍，以及韓國學界對此 領域的研究取向和成果。

以上回顧了學界對於明清時代朝鮮華夷觀念演變的研究，從1990 年代以來，這是許 多學者注意討論過的議題。學者曾深入分析了朝鮮人對中國的認識，不過，除了少數研究 之外，大都是以清代、尤其朴趾源等北學派文人的文集為主。原因就是北學派文人引起了 實學思想，而被學界重視。不過，夫馬進的研究提醒我們，只靠十八世紀後期北學派文人 的燕行錄來討論朝鮮人的華夷觀念，可能會有一些問題。如果他的結論是正確的，那我們 現在對朝鮮思想的理解，應該還需要修正。而對《燕行錄》研究者而言，明代或十八世紀 前期的燕行紀錄，也還具有相當大的空間可以討論。金昌業的燕行紀錄是其中之一，尤其 對北學派文人而言，作為很有參考價值的紀錄。雖然如此，過去學界比較沒有注意到金昌 業燕行紀錄以及他對北學派文人的影響等。²⁹筆者的疑問則是從這點開始：朴趾源等北學 派文人的中國觀感，是否有受金昌業燕行紀錄的影響。本文討論，亦將觸及此問題。

過去針對金昌業《老稼齋燕行日記》為主要材料的論述中，韓國文學領域的研究者，

提供了不同的角度和論點。早期論述有朴智鮮在1996 年的博士論文〈金昌業的《老稼齋 燕行日記》研究〉，是以文學作品分析的方式，解析《老稼齋燕行日記》的詳細內容，及 對洪大容、朴趾源的影響。該文的主要討論觀點為書志學的角度，考證金昌業的生平和《老 稼齋燕行日記》的不同版本，也納入了金昌業文集中的燕行詩。³⁰本論文是首次提出十八 世紀初期金昌業燕行使記錄的重要性，還聯接到十八世紀後期洪大容和朴趾源的燕行記 錄。同樣，金賢渼的〈十八世紀《燕行錄》的展開及特性研究〉論述，也是以金昌業《老 稼齋燕行日記》、洪大容《湛軒燕記》和朴趾源《熱河日記》為主，討論作著的意識和敘 述面貌。³¹雖然這兩文都是以文學的角度看《老稼齋燕行日記》，不過更可發現金昌業的 燕行日記對後代《燕行路》的極大影響力，也可以推論金昌業對北學派文人的影響。

務印書館，2007）。

29 請參考崔韶子、鄭惠仲、宋美玲點校，《十八世紀燕行錄과中國社會》（十八世紀燕行錄與中 國社會），（首爾：HYEAN出版社，2007）。這本書是十八世紀的《燕行錄》中，選出金昌業

（1712年燕行）、洪大容（1765-1766年燕行）、朴趾源（1780年燕行）的燕行紀錄，以政治、經 濟、社會文化、宗教的四個部分分類整理，並加以點校。這本書的重要意義在於，透過金昌業、

洪大容、朴趾源的燕行紀錄，韓國人對中國觀感的變化，而討論的時間集中於十八世紀初期，尤 其是過去忽略的。

30 朴智鮮，〈金昌業의《老稼齋燕行日記》研究〉（金昌業《老稼齋燕行日記》研究），（首爾

：高麗大學校國語國文學博士論文，1996）。

31 金賢渼，〈十八世紀《燕行錄》의展開와特性研究〉（十八世紀《燕行錄》的展開與特性研究

），（首爾：梨花女子大學校國語國文學博士論文，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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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蓮姬的《朝鮮後期山水紀行藝術研究》一書，是由其2000 年的博士論文發展而 來 ， 內 容 針 對 金 昌 業 兄 長 金 昌 協 （1651-1708，字仲和，號農巖、三洲）和金昌翕

（1653-1722，字子益，號三淵）為主，和他們與朝鮮畫家鄭敾的互動。作者主要利用 金昌協和金昌翕的文集中的內容，來呈現出他們兄弟的藝文觀點，更進一步討論金昌 業家人對清朝的觀感，以及贊助朝鮮畫家。³²本論文是以文學和藝術史的角度切入，由 於高蓮姬的研究角度及方法，與藝術史學者所關注的焦點有所不同，而引起學界的討 論和注意。

這些討論引起了筆者對金昌業文人畫家身份的興趣，及其長久以來接觸中國文物的家 庭背景。尤其是《老稼齋燕行日記》

中呈現出來的金昌業與清人之間交 流的過程中文人畫家的面貌，所以 更想進一步觀察兩國文人交流中的 文化傳播。筆者比較關注的是，從 金昌業私帶的物品來觀察金昌業對 中國的觀感如何。透過十八世紀初 金昌業的燕行紀錄，來論述兩國文 人的文化交流過程。中朝雖語言不 同，但仍能以漢文筆談、交換漢詩、

書籍、繪畫等物品。這些物質文化 交 流 的 視 野 ， 值 得 進 行 深 入 的 討 論，尤其朝鮮文人的如何認識中國 物品最值得重視。金昌業是詩書畫 方面相當出名的朝鮮文人，在他的燕行紀錄中，詳細記載兩國人物之間的物品交流；可以 藉由再進一步觀察雙方文人如何使用、看待、理解這些物品，而物品的選擇與交換，如何 形塑了這些文人的價值體系與異國想像等。以《燕行錄》史料來討論，這種物質文化交流 的問題，是過去研究者沒有注意到的，也有待研究者更多的討論。

金昌業的《老稼齋燕行日記》，這是1712年（康熙五十一年、朝鮮肅宗三十八年）

32 高蓮姬，《朝鮮後期山水紀行藝術研究》（首爾：一志社，2001）；高蓮姬，〈朝鮮後期山水 紀行文學紀遊圖比較研究〉（首爾：梨花女子大學校國語國文學博士論文，2000）。

圖一 金昌業，《秋江晚泊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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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兄金昌集（1648-1772，字汝成，號夢窩）被派遣到燕京時，金昌業一同前去而寫下 的紀錄。金昌業燕行的那年，使臣的行動範圍，與清朝前期狀況有所不同，可自由自在離 開住宿的地方，也可以與當地人接觸交流、買賣書籍或地圖等。³³

金昌業，在詩文、山水畫、人物畫方面特別著名。後其傳世的作品《秋江晚泊圖》（圖 一）和《宋時烈肖像》（圖六），了解金昌業在此方面有相當高的水準，及其對書法或繪畫 方面的鑑賞能力。對於燕行過程中所看到的作品，他都有描述自己的感想以及看法；另外，

也可以看到他在燕行之前，已經讀過前人的紀錄，而對清朝有相當豐富的知識。不過，這 些燕行紀錄，雖然對當時清朝城市生活、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各方面有廣泛的觀察，也 可能只是反映觀察者個人的看法。對此，我們不妨也比較當時清朝當地文人的記載，思考 這些紀錄是否正確，又反映出了怎麼樣的異國想像。

十八世紀北學派文人如朴趾源及洪大容、李德懋，他們的燕行紀錄與前期有所不同，

比如對「清朝」、「中華」、「華夷觀」出現意識上的變化，逐漸改變當時所謂「尊周」、

「思明」思想。燕行紀錄上所敘述對清朝的見聞，形成以學習清代為重心的北學派，也引 發了當時朝鮮文人的北學意識。這一點，研究兩國文化交流的學者大多已經注意到，對朴 趾源等人燕行紀錄研究尤其多。朝鮮思想史學界，之所以重視這些北學派文人對清朝的看 法，原因在於他們推動了朝鮮後期「實學思想」的形成。然而，從這些所謂北學派文人的 燕行紀錄中，也隱隱然可發現從金昌業燕行紀錄的影響力。如1832 年（道光十二年，純 祖三十二年）金景善（1788~？，字汝行，詩號貞文）的《燕轅直指》的序論中提到：

適燕者多紀其行，而三家最著，稼齋金氏、湛軒洪氏、燕巖朴氏也。以史例則 稼近於編年，而平實條暢；洪沿乎紀事，而典雅縝密；朴類夫立傳，而贍麗閎 博；皆自成一家，而各擅其長，繼此而欲紀其行者，又何以加焉。³⁴

除此之外，在朴趾源的《熱河日記》和洪大容的《湛軒燕記》中，對於北京各地的理 解，也有許多來自金昌業燕行紀錄的描述。這些紀錄顯示，金昌業的燕行紀錄，影響 力從十八世紀中後期，一直到十九世紀初，如燕行使金景善等朝鮮文人，都透過閱讀 金昌業的紀錄，形成對中國的印象。³⁵

33 宋美玲，〈想像속의中國──十八世紀朝鮮知識人을통해본清朝의統治〉（想像中的中國─從 十八世紀朝鮮知識人看清朝的統治），收入崔韶子教授退休論叢刊行委員會，《東亞歷史中的 中國與韓國》（首爾：西海文集，2005），頁147。

34 金景善，《燕轅直指》，收入林基中編，《燕行錄全集》第 70 冊，（首爾：東國大學出版部，

2001），卷一，〈序〉，頁 246。

35 鄭惠仲，〈十八世紀朝鮮선비의北京여행〉（十八世紀朝鮮士人的北京之遊），收入崔韶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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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關於金昌業《老稼齋燕行日記》的過去論述，多是針對金昌業的出身來做 探討，或以文學作品研究的角度為主，來談燕行日記的內容或寫作方式上的特色，及思想 方面對北學派的影響。這其中即使有提到金昌業與清人之間的交流的敘述如何讓十八世紀 後期使節得以做為典範，也均未觸及文人交流和物品交流方面的細節和代表意義。因此，

本文將以1712 年燕行使者金昌業的《老稼齋燕行錄》為研究的對象，論述金昌業的燕行 紀錄，與清朝文人交流過程和交流的內容，特別是在交流間扮演著重要角色的各種物品。

在此過程中，不僅可揭示出兩國文人對彼此國家事務的看法，更可進一步讓我們瞭解它們 在雙方文人世界、社會文化上的作用與價值，進而形塑這些文人的價值體系與異國想像。

研究方法與結構

《燕行錄》為明清時代朝鮮人即依據在北京（燕京）、瀋陽、熱河等地的經驗，

撰寫成各式各樣的紀錄，這些紀錄後來被學界彙集而成。從1960 年，隸屬韓國成均館 大學校的大東文化研究院出版了《燕行錄選集》上、下兩冊；³⁶1965 年設立的韓國民 族文化推進會，則在 1976 年挑選 20 篇燕行紀錄，將其譯為韓文並加附原文出版，即

《國譯燕行錄選集》。³⁷此外，除了《朝鮮王朝實錄》和《承政院日記》，還有115 種 漢文古典文集被譯成韓文，計1100 本。³⁸其次，韓國東國大學名譽教授林基中，於2001 年編選出版了《燕行錄全集》100 本，並於 2008 年繼續出版《續集》50 本，將這些重 要的史料更加完整地提供給學界，以推動後學的研究與運用。成均館大學校的大東文 化研究院2008 年又新出版《燕行錄選集補遺》三冊。³⁹除了韓國之外，2001 年日本京 都大學教授夫馬進也收集整理，並與林基中共同出版了《燕行錄全集日本所藏篇》。⁴⁰ 綜觀現今已發掘的明清時代約 500 年間之各種《燕行錄》內容，多數未做解題，且整 體、系統性的研究成果也仍不足。

授退休論叢刊行委員會，《東亞歷史中的中國與韓國》（首爾：西海文集，2005），頁 127-129。

36 成均館大學校大東文化研究院編，《燕行錄選集》上、下冊（首爾：成均館大學校大東文化研 究院，1960）。

37 民族文化推進會，《國譯燕行錄選集》10 冊（首爾：民族文化推進會，1976）。

38上述百餘種古典文集可於「韓國古典翻譯院」（原稱「民族文化推進會」）網站檢索：http://ww w.itkc.or.kr。

39 成均館大學校大東文化研究院編，《燕行錄選集．補遺》3 冊（首爾：東亞學術院大東文化研究 院，2008）。

40 林基中、夫馬進編，《燕行錄全集日本所藏篇》3 冊（首爾：東國大學校文學研究所，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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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即以藏在奎章閣版本之金昌業《老稼齋燕行日記》為主要史料之外，⁴¹也包含了 金昌業的文集《老稼齋集》、金昌業兄長金昌集的文集《夢窩集》，以及同一年派往燕京 的崔德中的《燕行紀》做為參考。透過前者的研究，也追補金昌業的其兄弟金昌協的《農 嚴集》；金昌翕的《三淵集》；金昌緝的《圃陰集》。為了觀察金昌業使行記錄對後代朝 鮮人的影響，透過朝鮮文人的其他燕行記錄，也參考金昌業後代文人對此燕行錄的評價，

如洪大容、朴趾源、李德懋等。

本論文主要論述的內容可分為三個部分。首先，第一章的討論是，主要從觀察朝鮮和 清朝之間的重大事件來了解1712 年燕行的背景。透過前者的研究，可見燕行具有固定路 線、限制私帶物品、更無法買或帶中國書籍及地圖等等限制。因為如此，本文更可關注金 昌業究竟私帶了哪些物品及如何就此跟清朝人接觸的議題，並進一步討論了金昌業本身和 他的家庭背景。為了討論這些議題，除了主要參考前者的研究成果以外，還參考了《朝鮮 王朝實錄》、《同文彙考》和《清實錄》等朝鮮和中國的官方資料，以及其他相關燕行日 記來加以比較。

第二章是從金昌業如何與清朝人交流的疑問開始，透過中國文集上關於朝鮮物品的敘 述來理解中國人對這些物品的認知。接著討論這些朝鮮物品有哪些、金昌業如何使用那些 物品與清人交流的問題。筆者從《老稼齋燕行日記》中擷取各種例子，來討論這些物品交 流所產生的作用和它在中朝文化交流中的意義。本文主要討論的歷史背景和物品有關的紀 錄，除了前文提及的中韓官方資料之外，還有同時代清文人的文集。關於這些朝鮮文人之 燕行見聞紀錄，將會再利用相關清代文人的文字資料來加以比對，以瞭解雙方對異國和異 國物品的焦點與理解有何異同。

第三章關注的在於朝鮮使節金昌業在中國所觀察到的人、物及山川相關的描述：金昌 業在中國共 146 天行程中與接觸的清人交流後如何改變對其觀感；另外金昌業在中國觀 察，購買的物品有哪些；以及金昌業離開固定路線而特別去參訪的地方有哪些。為此討論，

亦將試圖追索中國地方志上，是否也記載著朝鮮使臣或他們所帶過來的物品的相關資料，

如金昌業曾經參考的《大興縣志》、《清一統志》等史料。同時，目前的學界還沒有出現

41 奎章閣版本的標題為《稼齋燕行日記》，每冊卷頭書名《老稼齋燕行日記》，共九卷六冊，每頁 十行24字，供754頁。同一版本的內容也收錄在民族文化推進會，《國譯燕行錄選集》第四冊（首 爾：民族文化推進會，1976）。見民族文化推進會，《國譯燕行錄選集》第四冊，〈解題〉，（首爾：

民族文化推進會，1976），頁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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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物品交流的討論，因此筆者打算引用藝術史、書籍史領域的研究成果，來加以比對進 行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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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十八世紀初朝鮮使行的背景與金昌業的出身

第一節 朝鮮時代（1329-1910）對外關係中的燕行

明清時代朝鮮使節往中國使行，通常朝鮮前期派遣往明朝的使行紀錄稱為《朝天錄》，

表示朝鮮對明朝的事大關係的一面。經過1638 年丙子胡亂，⁴²1644 年的清入關後朝鮮和 清朝，仍然保持著事大關係，不過從順治二年（1645 年，朝鮮仁祖二十三年）至光緒十 九年（1893 年，朝鮮高宗三十年），對清朝的使行紀錄被稱為《燕行錄》，使行紀錄名 稱從《朝天錄》改為《燕行錄》，呈現出朝鮮對清朝的使行意識與前期有所不同。

在朝鮮時代朝鮮對外外交的窗口，是與中國和日本等東亞國家之間的交流，交流的方 式以派往中國的燕行使，及派往日本的通信使為主。尤其朝鮮對清朝燕行的期間大約250 年，以每年兩次以上的燕行來推測，歷代以來燕行次數至少有498 次，再加上非定期使行

「別使」等，則燕行的總數可推測為700 次以上。⁴³相較而言，朝鮮派遣日本的通信使，

從1607 年（朝鮮宣祖四十年，明萬曆三十五年，江戶慶長十二年）至 1811 年（朝鮮純祖 十一年，清嘉慶十六年，江戶文化八年）為止僅12 次。朝鮮的外交關係，不但集中於中 國，而且朝鮮使節對中國文物的關心和興趣也相當深入，使節所寫的各種紀錄，詳細記載 了使節往燕京的見聞和文化經驗。

朝鮮使節到中國主要目的為「朝貢」、「冊封」，並交遞朝鮮的外交文書，在《同文 彙考》中可以見到兩國之間所來往的公式文書和歲幣、方物的品目的內容。這些文書可分 為兩種，朝鮮國王跟中國皇帝往來的文書稱為「表文」、「箋文」、「祭文」、「奏文」，

而對兩國朝廷之間的公式文則稱為「咨文」、「申文」、「呈文」、「單子」等。⁴⁴因此 使節入京後各次燕行都有「表咨文呈納」的形式，使節回朝鮮時，也是帶回中國的「回表」

42 即朝鮮與清朝的戰爭。

43 從 1271 年開始至 1893 年為止各朝，由朝鮮使節往中國使行的次數，元代（1271-1368）1 次、

明代（1368-1636）82 次、清代（1637-1912）497 次等共 579 次。見林基中，《燕行錄研究》（首 爾：一志社，2006），頁 11。

44 金暻綠，〈朝鮮時代朝貢體制와對中國使行〉（朝鮮時代朝貢體制及對中國使行，《明清史研 究》30（首爾，2008.10），頁9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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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回咨」等，相當於朝鮮的國王或朝廷之間各事件之回信內容。

朝鮮對清朝朝貢的類別，可分為「節使」和「別使」兩種。節使一年四次的定期使行 如「冬至使」、「正朝使」、「聖節使」、「千秋使」，另外別使則是因特殊狀況而進行 的非定期使節如「謝恩使」、「奏請使」、「陳慰使」、「進香使」、「問安使」、「賚 咨行」等。⁴⁵從 1645 年以後，也可見到將節使和別使組成為「兼行」。使行使節的基本 成員為使臣（正使、副使）2 名、書狀官 1 名、大通官 3 名、押物官 24 名等共 30 名，不 過這其實不是固定的，例如「別行」，「告訃行」大約20 名；「節行」中的「冬至行」

則最多35 名等。再加上同行的醫員、畫員、軍官、書者、馬頭等，整個成員的人數其實 高達幾百個人。相對而言，中國將派遣朝鮮的使臣冊封為「勅使」，按照《使朝鮮錄》可 知被派往朝鮮的使節紀錄，是明代9 種、清代 6 種，與朝鮮相比次數明顯變少，⁴⁶不過仍 是呈現兩國外交關係的重要史料。透過《同文彙考》補編券九〈詔勅錄〉及《迎接都藍》

等官方史料，可有更進一步的了解。

朝鮮時期對明朝之使行，可分為海路和陸路兩種路線。從1368 年開始至 1420 年，明 朝的首都在金陵（南京）時，多以海陸為主往明朝使行。十四世紀末的元末明初及十七世 紀初的明末清初時，因遼東和遼西地區由女真族佔領，所以無法選擇陸路使行，而選擇搭 船經過登州（蓬萊）和遼東半島的旅順口等地。1421 年遷都北京以後，則開始以陸路為 主要使行路線，大致上都通過漢城至義州、義州至遼陽、遼陽至山海關、山海關至北京的 四個階段。⁴⁷其中1677 年（清康熙十六年，朝鮮肅宗三年）開始改路線為經過盛京（瀋陽），

48於是1712 年金昌業所經過的陸路地區為：漢城至義州（漢城弘濟院、高陽、坡州、松都、

平山、瑞興、鳳山、黃州、中和、平陽、順安、肅川、安州、嘉山、定州、宣川、良策站）；

義州至瀋陽（義州、九連城、沙屯地、鳳城、松站、通遠堡、連山關、甛水站、狼子山、

新遼東、十里浦）；瀋陽至山海關（瀋陽、孤家子、白旗堡、小黑山、新廣寧、十三山、

小陵河站、高橋鋪、寧遠衛、東關驛、兩水河）；山海關至北京（山海關、楡關、永平府、

沙河驛、豐潤縣、玉田縣、薊州、三河縣、通州）（圖二）。⁴⁹

45 金暻綠，〈朝鮮時代朝貢體制及對中國使行〉，頁91-128。

46 丘凡真，〈清의朝鮮使行人選과「大清帝國體制」〉（清對朝鮮使行人選和大清帝國體制），

《（首爾大學校）人文論叢》，59（首爾，2008.6），頁 180-181。

47 鄭恩主，〈朝鮮時代明清使行關聯繪畫研究〉（城南：韓國學中央研究院美術史學博士論文，

2008），頁16-18。

48 閨章閣資料叢書官署志篇，《通文館志》上（首爾：首爾大學校閨章閣韓國學研究院，2006），

頁162-163。

49 朴智鮮，〈金昌業的《老稼齋燕行日記》研究〉（首爾：高麗大學校國語國文學博士論文，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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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燕行路程圖

使行的陸路路線經過明清時代幾乎都沒有很大的改變，因此金昌業常常引用前者燕行 紀錄中的描述，並加以比較，如往往被引用的父親金壽恒燕行紀錄中所描述。⁵⁰尤其，

外國使節到北京有滯留住宿的地方「玉河館」，⁵¹則是金昌業的父親在清順治十年（1653 年，朝鮮孝宗四年）和康熙十二年（1673 年，朝鮮顯宗十四年）派往北京時所住的地方，

金昌業在《老稼齋燕行日記》中描述：「玉河館三面皆高墻，南邊是大路，而又有人 家隔之，擧頭無所見，但聞往來車馬聲而已。東墻外有一小廟堂，立一竿懸紅燈，

自是日始然，至二月乃止。」⁵²該年正使金昌集也是在玉河館停留中回想起父親，

並在他的文集《夢窩集‧燕行塤篪錄》中寫下詩文：

東來冠蓋入燕都，觸事那堪感慨俱。三世使星前後繼，百年文物古今殊。

頁76-79。

50 見先君《癸丑日記》，又：以院中甎塔，或謂是崇禎皇帝妹所藏處。今之云無，乃以此而 訛傳耶。金昌業，《老稼齋燕行日記》卷三，壬辰年12月25日。

51 根據松浦章〈明清時代北京的會同館〉的研究，可知明朝建國之初，蕃國和外國使節來朝之際，

在京師設有宿舍「會同館」，不過明代的北京會同館，是與在皇城內的玉河橋鄰接之地，該會同 館之南館，被朝鮮使節等人別稱為「玉河館」。會同館有北館和南館二所，朝鮮等使節稱南館所 在地為玉河館。見松浦章，〈明清時代北京的會同館〉，收入松浦章編，《明清時代中國與朝鮮 的交流：朝鮮使節與飄着船》（台北：樂學書局，2002），頁 47-72。

52 《老稼齋燕行日記》卷三，壬辰年12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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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言專對追先武，但把遺篇驗舊途。不肖縱慚多忝墜，橐中應復越金無。

53

依據這些金昌業燕行紀錄中對所見之處的描述，及與前者燕行紀錄加以比較，可知 明清時期陸路路線幾乎固定，甚至到十九世紀初朝鮮使節仍然描述了幾乎同一條路 線上所發生的事情和周遭的變化。

第二節 使行貿易與文化交流

朝鮮每年向清朝獻納方物及巨額歲幣，清朝也回給各種中國物產，此種政治上的關係 仍然可視做是一種兩國的貿易，研究東亞朝貢體系的學者便稱呼朝貢為「公貿易」。⁵⁴另 一方面，固定的朝貢路線中，也出現了貿易現象，也就是兩國在鴨綠江下游中的中江，朝 鮮咸鏡道地區的會寧、慶源，以及兩國使節往來途中，相互都有貿易或販賣的活動，即所 謂的「邊市貿易」。⁵⁵在燕行記錄中，經常描述這些北方地區的邊市活動：如清朝派往朝 鮮的兀喇⁵⁶摠管穆克登（1664-1735），為了定界兩國的邊境而經過這些地區的時候，便聽 說會寧開市中，發生寧古塔人強買朝鮮物品的事件。⁵⁷此外，朝鮮使節往來中國時，也會 在柵門後市進行貿易：朝鮮使節在柵門辦理入境檢查手續，使節和商人便順載貨物至柵門 進行貿易。金昌業在《老稼齋燕行日記》中注意到來往燕京過程中所見到的，關於北方商業活 動的面貌。例如，經過錦州衛附近見到從蒙古往北京路上中的市集；⁵⁸經過瀋陽時，描述興盛

53 金 昌 集 ， 《 夢 窩 集 ‧ 燕 行 塤 篪 錄 》 ， 〈 玉 河 館 感 懷 〉 ， 頁 158_064a 。 見尹景喜，〈十八世紀初壯洞金氏일문의燕行體驗──金昌集《燕行塤篪錄》을中心으로〉（

十八世紀初壯洞金氏家族的燕行體驗──以金昌集《燕行塤篪錄》為中心），《漢字漢文教育

》，19（首爾，2007），頁 325-349。

54 關於朝貢貿易相關中日韓代表著作請參閱全海宗，〈清代韓中朝貢關係考〉，《韓中關係史研 究》（首爾：一潮閣，1970）；張存武，《清韓宗藩貿易：1637-1894》（台北：中央研究院近 代史研究所，1978）；濱下武志，《近代中国の国際契機：朝貢貿易システムと近代アジア》（東 京：東京大學出版会，1990）。

55 張存武，《清韓宗藩貿易：1637-1894》，頁61。

56 「兀喇」在於遼寧省附近。金昌業往燕京途中，看見從兀喇地方為進貢往北京的使行團：「瀋陽以後，

路中車馬益多，而向西去者尤多，獐鹿豕及木物所載之車，皆自寧古塔兀喇地方來。趁 歲時入京者，其自西來者，皆載茶麯布帛，或有空車，是則遼瀋商賈，回自關內者也。」

《老稼齋燕行日記》卷二，壬辰年12 月 8 日。

57 我於北道往來，聞會寧開市，寧古塔人，抑買朝鮮人之物。歸奏皇帝，皇帝曰，朕亦嘗聞 此，當加警飭云。《老稼齋燕行日記》卷五，癸巳年2月6日。

58 村中男女稍稍來集，見其狀，乃蒙古之種也。錦州城西北十里許有帶山，其外則盡爲蒙 古地方，近或五六十里。而蒙古往北京者，皆取道于此；故道路間往來者，太半是蒙古。

鹿茸麝香之多，以此也。《老稼齋燕行日記》卷八，癸巳年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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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當地市集；⁵⁹關於「柵門後市」的描述，⁶⁰讓我們知道使行貿易的規模和盛況。

除此之外，朝鮮使節在到達北京的玉河館可停留約一個多月之久，此處也是北京的公 式貿易活動之所：如在《老稼齋燕行日記》中可以看到，通常朝鮮使節會獻給中國皇帝，

朝鮮國王的外交文書「表文」以及歲幣、貢物，這些正式的任務結束後，在使節離開北京 之前，中國會便會公佈「告示榜」，正式允許使臣和商人可以進行買賣。⁶¹《大清會典》

規定，外國貢使到燕京頒賞後可進行買賣，即是外交公事結束，即將回國之時，可於玉河 館開市。開市期間為三或五日，惟朝鮮、琉球的使節不拘期限。貨物先由戶部收買，然後 出示佈告，允許商人入館交易，戶部差官監市，市中交易的中國貨物亦全部免稅。⁶²在燕 行過程中，往回的路程、以及在北京停留的時間，俱出現各種貿易或買賣現象，讓兩國的 物產貨物品自然而然的流通。能夠溝通兩國語言之少數官員「譯官」，是主導這些商業活 動的重要角色，擁有兩國貨品交換或貿易的豐富經驗。而那些一生可能只有一次到北京燕 行的朝鮮使節，由於對於中國的了解不足，便需要倚靠譯官的交易經驗，以中國人習慣的 方式進行物品交換或交流。

根據學者的研究可知，兩國之間因朝貢關係而出現的各種貿易現象，隨著朝代和時代 的變化，曾數次改變貿易的政策和制度。根據《太宗實錄》明永樂三年（1405 年，朝鮮 太宗五年）朝鮮王廷已經在討論以駄載法來限制朝鮮物產帶往中國的事。⁶³從明代開始，

朝鮮以「八包法」來限制使協節攜帶貨物的數量。八包法實施的翌年，使節的旅費及其他 雜費也禁用銀兩，僅允許每個人最多帶人蔘十斤到中國進行交易，十斤人蔘分為八包，每 包的價格約等於二十兩。雖然以八包法來限制買賣的數量，但後來「八包法」的發展和規

59 各色工匠，如鉅木造車、造棺、造椅卓、打造鐵器、錫器及礱米、縫衣、彈綿花之類，

種種皆有，而器械無不便利，一人所爲，可兼我國十人之事。出東城門，門制一如南門，

而甕城只有一門。兩門之間，布列雜貨。城外亦有巿房。《老稼齋燕行日記》卷二，壬辰年 12月7日。

60 柵門作草屋庇之，門內有城將所坐屋及酒食店民居，共十餘家，而皆覆以草。在數里外 望見，柵內有白物堆積如邱陵者，乃去核綿花，皆曆行所買。其數無慮累十萬斤，壯哉。

《老稼齋燕行日記》卷一，壬辰年11月28日。

61 夕時，告示榜出來，示使臣後貼之，告示榜者，許買賣榜也。自是日行中人益有忙色，南 貨貴，故一行盡買雜物。雜物異於白絲段疋，無定價，遇一物則群爭之，一兩價增至十兩。

以此所買之物，互相欺匿，譯輩亦言其可羞。蓋在前則不至如此云。譯輩自家賣買外，最以 士夫家別付爲悶，其價多是紙扇筆墨之類，以此失利甚多云。《老稼齋燕行日記》卷六，癸 巳年2月10日。

62 《會典事例》卷511，頁4；免稅事見《禮部則例》卷185，頁1，第三條。見張存武，《清韓宗藩 貿易：1637-1894》，頁69、82。

63 立入朝使臣駄載之法。議政府請：「使臣每一駄，不過百斤；土物外金銀禁物齎持者，西北面 都巡問使，考察禁止，如有犯令及奉行不至者，司憲府申請論罪。犯人將帶禁物，沒官，依律論 罪，身充水軍。」從之。《太宗實錄》第九卷，五年（1405 年，明永樂三年）2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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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日趨混亂，如明崇禎（1628-1644，朝鮮仁祖六年至二十二年）年初，每人八十斤，每 十斤為一包，亦稱為八包，故而後來便直接允許攜帶銀兩「包銀」，將前代蔘額，依每斤 銀二十五兩的價格折算，八十斤共為銀二千兩，亦為一人八包。到康熙二年（1663 年，

朝鮮顯宗四年）清廷允許使團不限量入關後，八包法的制度並更趨向崩壞。到了康熙十六 年（1677 年，朝鮮肅宗三年） 《肅宗實錄》寫道：

比年赴燕商賈車輛，倍蓰於前，彌亘數十里。此由於八包之法廢閣，商賈齎銀，

靡有限節，故也。所貿唐貨，轉販倭館，而倭館物力，不能抵當。目今倭人之 未償者，百萬餘兩，此皆各衙門生息之物，而收捧無期。申飭八包之法，使無 如許煩雜之弊似可矣。⁶⁴

這是由於八包法的廢弛，朝鮮使團的貿易量太大，所以將在中國購買的白絲轉販倭館，但 由於倭館無法缺乏同等的貿易能力，故而輒久仍無法收回價銀，朝鮮乃主動申飭此該法，

此後出口一律改用直接銀兩，不過仍以此法計之，以兩千兩銀一包為限。⁶⁵在《老稼齋燕 行日記》中提到，使節前往北京途中，停留在義州檢查每個人行李中的銀兩；不過在十八 世紀初的八包法，檢查攜帶的銀兩，已經僅是一種形式上的動作，而不再具有嚴格的管制 效力。⁶⁶

使節到北京時，必須向玉河館監督取得連環保結的書面證明，才能發給腰牌，允許入 館交易。玉河館並按日輪派通關及大使一人，在門按冊稽查人數，館內貿易禁止誆騙、欺 詐及賒欠。朝鮮人一旦出館，便不准貿易，若發現館內外四鄉軍民以禁物賣與朝鮮使節，

或朝鮮人收買禁物者，一律問罪。⁶⁷李肯翊（1736-1806，字長卿，號完山、燃藜室）所寫 的朝鮮野史叢書《燃藜室記述》中，便描述朝鮮使節被人發現將《明史》和中國地圖帶回 朝鮮，該件事在中國禮部的回咨提到：收買史書為禁律當中最嚴重的一件事，因此付罰金 五千兩，更必須把相關「屏障貼冊」等物燒滅。⁶⁸透過學者的研究可知這些禁物幾乎全部

64 《肅宗實錄》六卷，三年（1677年，清康熙十六年）8月23日。

65 張存武，《清韓宗藩貿易：1637-1894》，頁70。

66 夕，往見書狀，與府尹方檢閱一行橐藏。以各人所持銀貨，量其輕重，錄其數，加封打印，

然後還給其人。蓋畧依八包之法，防其私濫，而其事甚疏，不過文具耳。《老稼齋燕行日記》

卷一，1712年11月24日。

67 《會典事例》卷512，頁4、卷511頁1。見張存武，《清韓宗藩貿易：1637-1894》，頁69-70、82。

68 年貢使吳廷緯之回慎行建帶各省地圖，為鳳城章京搜捉，詔免遣大臣查審着該國王查奏。行建 供曰：「天下地圖自古流傳，或為屏簇帖冊，故卻知走路遠近帶行，其摹寫紙可驗，為我國物云 云。」；丁巳遣福昌君楨等，賚進明史地圖事情，仍謝免遣查使。禮部回咨略曰：「史書收買，

禁律最嚴，據奏，其犯官姓名盡行隱匿，罰銀五千兩，奉旨從寬免罰。十六朝紀已到部燒毀，慎 行建雖稱出伊國人之手，如將朝鮮紙帶來，盜畫粧樣，亦何不可？將行建邊略充軍，在伊國屏障 貼冊，該國俱行查毀。」李肯翊，《燃藜室記述》，〈別集〉第五卷，〈事大典故〉，〈使臣〉，

頁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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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中國的產物，如史書、地圖，墨黃紫皂大花西番蓮緞，或硝磺、牛角等軍事物資。不 過銅鐵、馬騾、角弓、絲斤等物，各國王可奏請或由各省督撫代奏請購，候特旨允許遵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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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有諸多的限制，兩國因使行而產生的貿易亂象，仍無法藉由國家的政策而加以改 善，尤其是可溝通兩國語言之譯官（通事）的腐敗，到十八世紀後期，產生了更多更大的 問題。這些問題在十八世紀初的《老稼齋燕行日記》中，已逐漸看到朝鮮使節對這些譯官 或通事的負面看法及腐敗的問題。燕行表面上是政治性的貿易活動，嚴格規定朝鮮使節的 路線，並以八包法等貿易政策來限制交流物品的數量，不過實際上，使節仍以各種方式進 行交換物品，出現多種文化交流活動。因此，中韓關係中的燕行，除具有政治、經濟方面 的意義以外，還有文化交流上的意義。如朝鮮知識分子至中國，與中國人進行文化交流，

並藉此過程學習中國的思想與文化等面向。這些知識分子中的金昌業，即在被派往北京與 清人廣泛交流之後，將過程撰寫成《老稼齋燕行日記》。為了方便討論，以下將分別就 1712 年的燕行背景、作者金昌業及其金昌業家庭的背景等兩個方面，進行介紹。

第三節 壬辰

1712）年燕行的主要事件

依據前著的討論，在多次朝鮮往中國的使行團中，壬辰年（1712 年，朝鮮肅宗三十 八年，清康熙五十一年）「冬至兼謝恩使」燕行具有值得注目的情形。該年崔德中以副 使尹趾仁的軍官身分，一同前往燕京的《燕行錄》中，可見當年燕行的主要四個事件：

壬辰之年，淸國立石白山，審定境界；許減禮單，移准方物；旣革貢金，又減 豹皮；邊民犯越，免其査議；以此四件，又備四起，特令節使兼其謝恩。⁷⁰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當年的燕行成員是整個燕行歷史中，率領最多人馬前往北京的使節 團

。

69 《禮部則例》卷185，頁2；《會典事例》卷511，頁1；中日韓，卷3頁1134、1135。見張存武，《清 韓宗藩貿易：1637-1894》，頁69-70、82。

70 崔德中，《燕行錄》，〈燕行錄序〉。

71 張存武，《清韓宗藩貿易：1637-1894》，頁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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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232 匹馬繼續往北京，其他人馬則從瀋陽回到朝鮮去。燕行使在瀋陽的時候，將部 份貢物分納給瀋陽，其他的貢物由清朝的官員運送到北京，自此到瀋陽運送歲幣與貢物的 朝鮮人馬，便在此處往回朝鮮，只剩下人馬再往北京去。⁷²例如，在《老稼齋燕行日記》

中可見，渡過鴨綠江時，使節團到義州由於「赴京人馬，皆有名目，無名目者，不許 渡江」。而修《渡江文書》的情形。⁷³至於此年燕行規模的相關解釋和理由，雖然相關史 料中沒有很清楚的提到，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原來固定每年四次的燕行，從明崇禎十七年

（1644 年，朝鮮仁祖二十二年）開始，便改組為一次「冬至」的使行。之後，每年往燕 京的派遣便只有各次「節使」和「別使」共兩次。而且該年的燕行，崔德中提到具有上述 提及的四件事謝恩，因此該年的燕行的名稱便也改為「三節兼年貢使」⁷⁴或「謝恩兼冬至 使」。⁷⁵也許是因為包含該年的四件謝恩的事情、三節行的貢物量較大，所以該年的燕行 規模便高達以往燕行的兩倍左右。

當年設立「白頭山（長白山）定界碑」，也是兩國之間發生的重要的事件（圖三、圖 四）。實際上，設定界碑跟「邊民犯越」一事有直接的關係。由於兩國邊界不清，使得居 住在中國和朝鮮邊境的人民，因為經常互相犯越鴨綠江或圖們江等地，而數度發生殺害中 國人的事件，於是逐漸引起了劃定邊疆界線的需要。例如1711 年 3 月「冬至兼謝恩使」

鄭載崙從中國帶回的「回咨」中，便提到境界地發生朝鮮人殺害中國人的事情，以及禁止 朝鮮居民到中國沿海漁採一事。⁷⁶之後，朝鮮派遣參覈使到中國協調該事，次年便設立了

「白頭山（長白山）定界碑」，同一年11 月，燕行使節所帶的朝鮮國王之「表文」上記 載說：「去夏，皇華審界之行，不煩外國之供億，克正邊疆之界限，莫非皇上自小之德，

庶絕奸民犯禁之患，小邦君臣聚首感頌，不勝瞻天愛戴之忱。」⁷⁷可知邊民犯越的事，是 直接引發以長白山為定界，確立兩國邊界之主因。

72 權乃鉉，〈從十七世紀後期至十八世紀前期平安道對清使行지원〉（從十七世紀後期至十八世 紀前期平安道對清使行支援），《朝鮮時代史學報》，25（首爾，2003），頁 150-151。

73 《老稼齋燕行日記》卷一，壬辰年 11 月 25 日。

74 崔德中，《燕行錄》，〈燕行錄序〉。

75 《肅宗實錄》五十三卷，三十九年（1713年，清康熙五十二年）3月30日；「冬至兼謝恩使」《肅 宗實錄》五十一卷，三十八年（1712年，清康熙五十一年）11月3日。

76 冬至兼謝恩使鄭載崙等，先來軍官，齎咨草及狀啓入來。回咨以爲：朝鮮國人，殺害上國人事 情，差部內及盛京章京各一員往鳳城，欲同朝鮮國官一員，査明殺人地方可也。海上漁採船禁斷 事，移咨奉天將軍及府尹，將沿海居住人，嚴行禁止，不許往朝鮮相近地方漁採，若違禁漁採，

被朝鮮捉送，從重治罪，該地方官，一倂議處。別地方漁採人，亦令捕送論罪，該官亦一倂議處。

《肅宗實錄》五十卷，三十七年（1711年，清康熙五十年）3月5日。

77 《同文彙考》原編疆界48卷，頁9b-1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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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肅宗實錄》壬辰年2 月，清朝的禮部給朝鮮的「咨文」中可知，前述提及的兀喇 摠管穆克登調查從鳳城至長白的邊境，⁷⁸兩天後朝鮮國王收到義州府使的「牌文」（「牌 文」為勅使的路文），知道穆克登為了調查長白山已經到達義州。⁷⁹對朝鮮而言，劃定長 白邊境的事情相當敏感，所以一方面招集大臣討論如何回應清廷設立界碑的要求，另一方 面也討論如何接待接伴使和監司經過朝鮮。⁸⁰當年5 月，在接伴使朴權、咸鏡道觀察使李 善溥等的報告中，可見穆克登等一行人，四月已經抵達厚州境內看審長白山，由於中國與 朝鮮基本上以鴨綠江為界；所以穆克登主要是想在長白山確認看到長白山西邊的鴨綠江的

78 淸國禮部咨文出來。其咨文以爲：上年八月太學士溫達等啓奏奉旨，今年穆克登等，自鳳城至 長白，査我邊境，因路遠水大，未獲卽抵彼處。竢明春氷泮時，另差司官，同穆克登，自義州造 小舟泝流而上，若不能前進，卽由陸路，往土門江，査我地方。但我邊道路遼遠，地方甚險，倘 中路有阻，令朝鮮國，稍爲照管，將此情由，着該部曉諭朝鮮國。《肅宗實錄》五十一卷，三十 八年（1712年，清康熙五十一年）2月24日。

79 淸差烏喇摠管穆克登等，將審白頭山，出來義州，府尹以牌文上送。《肅宗實錄》五十一卷，

三十八年（1712年，清康熙五十一年）2月26日。

80 引見大臣、備局諸臣。右議政趙相愚曰：「彼咨文，又有差官往長白之語。我國陸路之難通，

壬申回咨得請，水路之難通，昨年穆克登，亦已備知。急修回咨，備陳水陸俱難得達之狀，則或 不無停行之道。」……戶曹判書金宇杭曰：「穆差昨年，旣經險艱，今又出來，其計不但已。今 雖移咨，似爲無益。」《肅宗實錄》五十一卷，三十八年（1712 年，清康熙五十一年）2 月 27 日；右議政趙相愚，與備局諸堂上，來會賓廳……諸堂上請對，以穆差儐接等事稟定。蓋使臣狀 啓中,穆差將出來廢四郡盡處越邊，宜以此待候云：故關西儐使，請以咸鏡道儐使改啓下，而儐 使已自中和回程云，到京後，更使辭朝而去。且白頭、長白兩山間，有甫多會山分水嶺，今行似 當由此路……。《肅宗實錄》五十一卷，三十八年（1712 年，清康熙五十一年）3 月 4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