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鍾評《詩經》」的作者辨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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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鍾惺《詩經》評點析論

第一節鍾惺的生平與文學主張

一、鍾惺的生平

鍾惺，字伯敬，號退谷、退庵，明湖廣承天府竟陵縣人。生父鍾一貫，

以伯父鍾一理無子，故出嗣為鍾一理之後。生於萬曆二年（1574）七月，

卒於天啟五年（1625）六月。

關於其卒年，舊說多據鍾惺摯友譚元春（1586–1637）〈退谷先生墓誌銘〉所云：「生於萬曆甲戌七月二十七日，沒以天啟四年六月二十一日。」

1定其卒年為天啟四年。在一九八六、八七年間，有多位學者針對卒年問題加以考證²，以為「天啟四年」誤，鍾惺當卒於「天啟五年」。其持論重要的證據如下：其一，譚作〈喪友詩三十首〉，詩前引言云：「予與鍾子交，

庶為近古。起萬曆乙巳，訖天啟乙丑，蓋二十有一年。」³「訖天啟乙丑」

點出鍾惺卒於天啟乙丑––即天啟五年。其二，譚作〈乙丑歲除夕感蔡敬夫鍾伯敬二公之亡賦十二韻示弟〉有「師友新亡愧獨存」語⁴。因鍾惺卒於

1［明］譚元春：〈退谷先生墓誌銘〉，陳杏珍標校：《譚元春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年 12 月），卷 25，頁 680–685。

2 相關文章如：祝誠〈鍾惺生卒年考辨〉（《鎮江師專學報》1986 年第 3 期，頁 72– 75），

張業茂〈鍾惺生卒年及譚元春卒年考辨〉（《華中師範大學學報》 1986 年第 5 期，頁 101–104），陳廣宏：《鍾惺年譜》（上海：復旦大學出版社，1993 年 12 月）在天啟五年處，亦有考證。

3《譚元春集》，卷 15，頁 425。

4 同前註，卷 14，頁 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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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啟五年六月，蔡復一卒於同年十月，故謂之「新亡」。其三，徐波〈鍾伯敬先生遺稿序〉明言鍾惺「乙丑六月捐館舍」⁵。故學者們所考卒年為天啟五年乙丑六月，當可信從。

譚元春〈退谷先生墓誌銘〉言：

退谷羸寢，力不能勝布褐。性深靖如一泓定水，披其帷，如含冰霜。

不與世俗人交接，或時對面同坐起若無睹者，仕宦邀飲，無酬酢主賓，如不相屬，人以是多忌之。

沈春澤亦言其人「落落穆穆，涉世自深，出世自遠，意不可一世」⁶，可見其性情嚴冷、落落寡合之一斑。

鍾惺於萬曆三十八年（1610）登進士第，授行人，官至福建按察司僉事提督學政。宦途並不得意，〈與蔡敬夫〉云：「每念致身既遲，而作官已五載，以閒冷為固然，習成偷墮，每用讀書作詩文為習苦銷閒之具。」⁷譚元春云鍾惺先機早見，「是其人真可以大用。會有忌其才高者厄之，使不至臺省，後遂偃抑郎署，衡文閩海，終不能大有所表見，僅以詩文為當時師法，亦可惜也」（〈退谷先生墓誌銘〉）。

鍾惺於天啟元年（1621）陞福建按察司僉事提督學政，天啟三年因丁父憂去職⁸，返竟陵途中，至武夷山作三日遊，並作有〈遊武夷山記〉等詩

5［明］徐波：〈鍾伯敬先生遺稿序〉，李先耕、崔重慶標校：《隱秀軒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年 9 月），〈附錄一〉，頁 603。

6［明］沈春澤：〈刻隱秀軒集序〉，《隱秀軒集》（《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 48 冊，北京：北京出版社，2000 年 1 月影印天啟二年沈春澤刊本），卷首。又見標校本《隱秀軒集》，頁 601–602。按：以上二書同名，下文但言「《隱秀軒集》」者，皆指標校本的《隱秀軒集》而言。

7《隱秀軒集》，卷 28，頁 468。

8 生父鍾一貫於天啟二年九月去世，享壽七十有二，見〈家傳〉，《隱秀軒集》，卷 22，

頁 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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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⁹。福建巡撫南居益（？–1644）因而於天啟四年初上疏彈劾鍾惺，指責鍾惺：「百度踰閑，《五經》掃地。化子衿為錢樹，桃李堪羞；延駔儈於皋比，門墻成市。公然棄名教而不顧，甚至承親諱而冶遊。疑為病狂喪心，

詎止文人亡行！」¹⁰

在南居益上疏後一年餘，鍾惺去世。以鍾惺之知名度，此事在當時可能沸沸揚揚的，所以譚元春在〈退谷先生墓誌銘〉中，特別提及鍾惺侍生父及繼母之事，以證鍾惺孝親，為鍾惺辯解，云：

退谷內行過人。凡大父以下，先世貽家孝愛，為生艱難，事皆迴環於心，未嘗一日忘生嗣父母，恩養教誨，言之哽咽，不能竟其詞。

弟侄相依，孤寡盈前，歡笑痛苦，一往無緒。然居喪作詩文，遊山水，不盡拘乎禮俗，哀樂奇到，非俗儒所能測也。

顯然譚元春的辯解，說服力並不夠，從閻若璩（1636–1704）的批評可知。

閻若璩云蘇軾、蘇轍兄弟，號稱放曠，然居喪時「禁斷詩文」，頗怪鍾惺「素稱嚴冷，具至性，能讀書」，何以反而昧禮至此？又言：「予尤怪譚友夏撰墓銘不為隱避、不為微詞，反稱其『哀樂奇到，非俗儒所能測』。噫！三年之喪，天下之通喪也，豈不俗人之所能免與？」¹¹

南居益所劾，顧炎武在《日知錄》中又舊事重提，並對鍾惺大加批評，

言鍾惺「任福建提學副使，大通關節，丁父憂去職，尚挾姬妾游武夷山而後即路。」在引述南居益疏文後，又言世人風靡鍾惺評點諸作，「而論者遂忘其不孝貪污之罪，且列之為文人矣」，「余聞閩人言，學臣之鬻諸生，自

9〈遊武夷山記〉，收入於《隱秀軒集》，卷 20，頁 342–347。除此外，陳廣宏先生並考其遊山相關的詩作共十五首，見《鍾惺年譜》，頁 223–224。

10［明］李長春撰：《明實錄附錄‧ 明熹宗七年都察院實錄》（臺北：中央研究院歷史語言研究所，1967 年 3 月），卷 7 所載，疏到時為天啟四年二月十八日。南居益，字思受，萬曆二十九年（ 1601）進士，天啟三年，擢右副都御史，巡撫福建。《明史》卷 264 有傳。

11《潛邱劄記》（《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 1，頁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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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敬始。今之學臣其於伯敬固當如茶肆之陸鴻漸，奉為利市之神，又何怪讀其所選之詩，以為風騷再作者邪？其罪雖不及李贄，然亦敗壞天下之一人」¹²。

指責的口吻強烈，以顧炎武的聲望、《日知錄》的影響力，此一批評無疑的是對鍾惺形象的一大重擊。特別是在清初經世文風興起，更強調知識份子的道德修持之際¹³，鍾惺曾居喪出遊、違背禮俗之舉，經顧炎武等之大力放送，給清人的印象更差，無怪乎清人對鍾惺常無好評，《總目》每提起鍾惺、竟陵派也總抱持負面的評價，視之為罪魁。

二、鍾惺的文學主張

¹⁴

鍾、譚兩人雖詩風有差異¹⁵，但其文學主張近似，又同為竟陵派的代表人物，故常並稱。考鍾、譚萬曆三十二年（1604）結交¹⁶，所評《古詩歸》、《唐詩歸》，合稱《詩歸》，《詩歸》選定於萬曆四十二年左右¹⁷，初刻

12［清］顧炎武：《原抄本日知錄》（臺北：文史哲出版社，1979 年 4 月），卷 20，〈鍾惺〉

條。

13 林保淳先生強調：明末清初的知識分子，在「經世」思想的主導下，深深地感受到身為一個知識分子的社會責任。「經世」文論的特色，即在於他們所要求的作者，在「經世致用」的前提下，較之其他理論，更偏重於作者個人的道德修持及學識經歷。以上所述，參林保淳：《經世思想與文學經世––明末清初經世文論研究》（臺北：文津出版社，1991 年 12 月），頁 145。

14 研究鍾惺、竟陵文學主張的專著、論文頗多，竟陵的文學主張亦非筆者一小節中所能說明白，本小節中所論，僅擇與本論文主題較相關者，簡要介紹而已。

15 徐波〈鍾伯敬先生遺稿序〉云：「鍾則經營慘澹，譚則佻達顛狂。鍾如寒蟬抱葉，玄夜獨吟；譚如怒鶻解絛，橫空盤硬。」

16 譚元春〈喪友詩三十首〉詩前引言，自云二人相交「起萬曆乙巳」–– 萬曆三十三年，鍾惺〈書茂之所藏譚二元春五弟快札各一道紀事〉云：「記甲辰十月，譚友夏過予，……」

（《隱秀軒集》，卷 35，頁 576）。是二人結交應始於萬曆三十二年甲辰十月。

17《譚元春集》，卷 25，〈退谷先生墓誌銘〉：「萬曆甲寅、乙卯間，取古人詩，與元春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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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刊於萬曆四十五年之際¹⁸，此時恰為公安派的末期。

七子的復古派，經公安諸子的抨擊，其弊已顯然。鍾惺承繼了公安反七子擬古的主張，「惡近世一副擬古面目」¹⁹，〈詩歸序〉言「今非無學古者，大要取古人之極膚、極狹、極熟，便于口手者，以為古人在是」，抨擊七子派這種學古方式之非，矢志「求古人真詩所在」²⁰。其持論大都是針對七子擬古之失而發，在其文集及《詩歸》的評點中，屢屢強調反模擬、

重獨創的重要。

鍾惺說周伯孔雖「每欲自為伯孔」，「而口猶有袁石公，心猶有鍾子」，

鍾惺勸他：「子喜石公詩，用鍾子言，則可。為石公、鍾子者，則不可。聞石公亦勸人勿學己作詩。」²¹章晦叔嘗以「不盡睹近時所為詩及交近時所名為能詩之人」，而引以為憾，鍾惺云：「不知晦叔所以得為晦叔者，以不睹近時詩及交近時所名為能詩之人也。」²²以為不睹時人之作，反能不受時人影響，而能自成一格。又云：「正恐口頭筆端，機鋒圓熟，漸有千篇一律之意。如子瞻所稱『斥鹵之地，彌望皆黃茅白葦』，此患最不易療。」²³

〈問山亭詩序〉中，指出今人步趨李攀龍、袁宏道（1568–1610）之弊：

今稱詩不排擊李于鱗，則人爭異之，猶嘉、隆間不步趨于鱗者，人爭異之也。……夫于鱗前無為于鱗者，則人宜步趨之。後于鱗者，

人人于鱗也，世豈復有于鱗哉？勢有窮而必變，物有孤而為奇。……

定，分朱藍筆，各以意棄取，…… 世所傳《詩歸》是也。」同書，卷 23，〈題西陵草〉：

「甲寅之歲，予與鍾子選定《詩歸》。」故《詩歸》應選定於萬曆四十二年（1614）。

18 本論文所引《詩歸》，為《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 337、338 冊所影印收錄的萬曆四十五年（1617）刻本，此為較早的刻本，後又有閔氏三色套印本，刻成於泰昌元年之後。

19〈寄叔弟恮〉，《隱秀軒集》，卷 28，頁 464。

20〈詩歸序〉，《隱秀軒集》，卷 16，頁 235–237。

21〈周伯孔詩序〉，《隱秀軒集》，卷 17，頁 254。

22〈章晦叔詩序〉，《隱秀軒集》，卷 17，頁 257。

23〈譚友夏〉，《隱秀軒集》，卷 28，頁 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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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稱詩者，遍滿世界，化而為石公矣，是豈石公意哉？²⁴

「物有孤而為奇」，所以特賞王季木，奇情孤詣，「自成其為季木而已」「不肯如近世效石公一語」的表現²⁵。

上述這些反模擬的主張，也讓人看到公安、竟陵間承繼的關係。袁宏道〈敘小修詩〉云：「秦、漢人曷嘗字字學《六經》歟？……盛唐人曷嘗字字學漢、魏歟？秦、漢而學《六經》，豈復有秦、漢之文？盛唐而學漢、魏，

豈復有盛唐之詩？唯夫代有升降，而法不相沿，各極其變，各窮其趣，所以可貴，原不可優劣論也。且夫天下之物，孤行則必不可無，……雷同則可以不有。」²⁶強調要各極其變、各窮其趣，強調要孤行、反雷同，鍾、

譚在這些基礎上，都續有發揮。

正是由於反模擬、重獨創，使得鍾、譚的文學主張中，常出現「孤」

的字眼，如「孤迥」、「孤衷峭性」、「孤行」、「孤懷」、「孤詣」等等，強調的無非是一種個體的靈心、個性的保有，發而為詩文不與人同的獨創風格。

如譚元春所說：「夫真有性靈之言，常浮出紙上，決不與眾言伍。」²⁷性靈之言，都是表現個體精神的真詩，絕不是模仿、步趨之作。反對模仿、因襲，正是因為那將喪失作者原本的個性，失去靈心，而「詩，道性情者也」

28，「從古未有無靈心而能為詩者。」²⁹

綜上所論，鍾惺正是要以讀古人詩要得古人精神而非襲其面貌，創作要表現個體不與人同的性靈，而非步趨前人等主張，以修正七子派的偏頗。

鍾惺見時人學公安袁宏道、江盈科，鍾惺云：「學袁、江二公，與學濟南諸君子何異？恐學袁、江二公，其弊反月甚於學濟南諸君子也。眼見今日牛鬼蛇神，打油定鉸，遍滿世界，何待異日？」³⁰一則重申反因襲的主張，

24〈問山亭詩序〉，《隱秀軒集》，卷 17，頁 254–255。

25〈問山亭詩序〉，《隱秀軒集》，卷 17，頁 255。

26〈敘小修詩〉，《明代文論選》，頁 316。

27〈詩歸序〉，《譚元春集》，卷 22，頁 594。

28〈陪郎草序〉，《隱秀軒集》，卷 17，頁 275–276。

29〈與高孩之觀察〉，《隱秀軒集》，卷 28，頁 474。

30〈與王恭兄弟〉，《隱秀軒集》，卷 28，頁 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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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則也指出公安末流之弊，針對公安末流「戲謔嘲笑，間雜俚語，空疏者便之」的現象³¹，鍾惺所開出的藥方是要以「學古」來救公安之失。郭紹虞云：

公安矯七子之膚熟，膚熟誠有弊，然而學古不能為七子之罪。竟陵又矯公安之俚僻，俚僻誠有弊，然而性靈又不能為公安之非。竟陵正因要學古而不欲墮於膚熟，所以以性靈救之，竟陵又因主性靈而不欲陷於俚僻，所以又欲以學古矯之。³²

郭紹虞頗賞鍾、譚能於當時，懲前之弊，折衷兩家，提出這樣的主張，讚云：「論詩到此，豈復更有賸義！」³³

不過，如前所說，鍾、譚的「學古」方法不同於七子，鍾、譚的「性靈」亦與公安有所不同，學者指出：公安派的性靈說帶有一定的市民色彩，

且包融較廣，并不局限於一格，是一種開放的、積極入世的，反映了晚明時期士人的世俗情趣；鍾、譚的性靈說則是內向的、避世的、一種靜觀默照式的孤懷幽詣，惟以一己的偏好為性靈，專以深幽孤峭為宗，表現了士夫夫一種落漠的孤芳自賞的心境³⁴。

鍾惺的個性落落寡合，加上仕途的失意，使鍾惺「志節不舒，故文氣多幽抑處」³⁵，又由於要矯七子、公安之弊，「思別出手眼，另立深幽孤峭之宗，以驅駕古人之上」³⁶。種種的原因，使其文學主張、創作、批評都不能包羅萬象，而流於偏狹。

31《明史》，卷 288，〈文苑四〉。

32 郭紹虞：《中國文學批評史》（臺北：文史哲出版社，1990 年 7 月），頁 714。

33 同前註，頁 715。

34 袁震宇、劉明今：《中國文學批評通史––明代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年 12 月），頁 523–525。

35［明］陳允衡：〈復愚山先生〉，［清］周亮工評選：《賴古堂名賢尺牘新鈔二選》（《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 36 冊，影印清康熙賴古堂刻本），卷 16，頁 6–7。

36《列朝詩集小傳》（臺北：世界書局，1981 年），丁集，頁 570– 571，〈鍾提學惺〉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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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作在各種風格之中，原不妨有「深幽孤峭」一類，如鍾惺所主張，

以「清」、「逸」、「淨」、「幽」、「澹」、「曠」為尚³⁷。然而鍾、譚的主張風靡一時，《詩歸》示人以法，有入手處，在當時的影響也很大，錢謙益云：

「海內稱詩者靡然從之，謂之鍾譚體。」且言鍾、譚所編選的《詩歸》「盛行於世，承學之士，家置一編，奉之如尼丘之刪定」³⁸。錢鍾書曾引證諸家所言以證鍾、譚之主張風靡當時，非公安所能及，言：「七子、鍾譚兩派中分詩壇，對壘樹幟，當時作者如不歸楊則歸墨然。公安家言尚不足擬於鄭之小國處兩大間，直曹鄶之陋不成邦而已。」³⁹

由於風靡一時，鍾惺在世時，就有人作「擬鍾伯敬體」⁴⁰，鍾惺從七子、

公安興廢的前車之鑑，已看清步趨之非，言「物之有跡者必敝，有名者必窮」⁴¹，後果如鍾惺所預言，模擬之風造成詩壇不少壞的影響，從沈春澤在天啟二年所作的〈刻隱秀軒集序〉中可知：

蓋自先生以詩若文名世也，後進多有學鍾先生語者，大江以南更甚。

然而其形貌，遺其神情。以寂寥言精練，以寡約言清遠，以俚淺言沖澹，以生澀言新裁。篇章字句之間，每多重複，稍下一二助語，

輒以號於人曰：「吾詩空靈已極！」余以為空則有之，靈則未也。

沈春澤雖將其流弊歸諸於後進誤學之非，而非創始者之過，然鍾、譚持論矯枉過正，實為後進誤學的源頭。在鍾惺歿後，論者或極力交攻，至錢謙

37〈簡遠堂近詩序〉云：「詩，清物也，其體好逸，勞則否；其地喜淨，穢則否；其境取幽，雜則否；其味宜澹，濃則否；其遊止貴曠，拘則否。」《隱秀軒集》，卷 17，頁 249。

38《列朝詩集小傳》，丁集，頁 570–571，〈鍾提學惺〉條。

39 錢鍾書：《談藝錄》（增訂本）（臺北：書林出版公司，1999 年 2 月），頁 420。

40 陳廣宏先生指出，所謂的「鍾伯敬體」，其風格可以錢謙益所評的「深幽孤峭」來概括，此體正式形成於萬曆三十八年至四十二年這段時期。參陳氏：〈論「鍾伯敬體」的形成〉，《中國文學研究》1999 年第 4 期，頁 56–62。

41〈潘恭詩序〉，《隱秀軒集》，卷17，頁 267。

(9)

益甚至以「鬼趣」、「兵象」、「詩妖」喻之，以為是亡國之音⁴²，放眼明末至清朝的詩話、詩論中，關於竟陵派的批評、討論，始終是熱門的話題，

可見其影響深遠。

第二節「鍾評《詩經》」的作者辨證

對於鍾惺《詩經》評點之作，後人有不同稱謂，姚際恆《好古堂書目》

題作「批評詩經」⁴³；《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經部》中，張壽林題作「批點詩經」，倫明題作「詩經評」⁴⁴；日本《內閣文庫漢籍分類目錄》其一題作「鍾伯敬先生評點詩經」，其一題作「詩經」又註「詩經鍾評」⁴⁵。以上稱謂的紛歧，或出於版本上的差異⁴⁶，然因筆者所見的三部初評本和一部再評本，卷一大題處皆僅作「詩經」，所以筆者在行文時，皆以「鍾評《詩經》」，「鍾惺《詩經》評點」來稱謂，或簡稱作「鍾評」。

日本學者村山吉廣先生，是較早關注鍾惺《詩經》評點的研究者，所作〈鍾伯敬《詩經鍾評》及其相關問題〉云：「鍾惺之書偽撰的很多，關於

《詩歸》，《明詩綜》也加以懷疑，《詩經鍾評》的來歷，是否確實，很難遽下判斷。」⁴⁷明人喜作偽書，鍾惺因名氣大，尤其容易被偽託，明末題為

42《列朝詩集小傳》，丁集，頁 570–571，〈鍾提學惺〉條。

43《好古堂書目》，《姚際恆著作集》（六）（臺北：中央研究院文哲研究所，1994 年 6 月），頁 23。

44《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經部》（北京：中華書局， 1993 年 7 月）頁 321、322。

45《內閣文庫漢籍分類目錄》（東京：內閣文庫，1956 年 3 月），頁 211。

46 如內閣文庫所藏題作「鍾伯敬先生評點詩經」者，筆者未能寓目，疑此本的大題原題作如此。而其他稱謂上的差異，疑因著錄者唯恐但題「詩經」二字，未能與白文本

《詩經》有所區隔，亦不能點出其評點的性質，故附加上「批評」、「批點」、「鍾評」、

「評」等字眼。

4 7 該文原載：《詩經研究》第 6 號（ 1981 年 6 月），頁 1–7。以下所引參林慶彰先生譯文，載：《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 6 卷第 1 期（1996 年 3 月），頁 127–134。

(10)

鍾惺所選、所評的書，相當多，崇禎六年（1633）陶珽〈鍾伯敬評王文成公文選敘〉曾云：

古文人之宦遊其地也，風波所不免，而往往留一段風雅之事，令人思慕焉。予官武昌，九閱月而勞人被逐，宜矣。第念君臣政事之外，

無一風雅事可述，幾為黃鶴白雲所笑。獨於竟陵得吾友鍾伯敬所評

《公》、《穀》、《國策》、《國語》、《前後漢》、《三國史》，暨《通鑑纂》、

《衍義纂》、《昌黎選》、《東坡選》、《宋名家選》、《明文選》，與夫《王文成選》諸遺書一十八種，歸途展玩，差為快耳。⁴⁸

所列書目不及十八種，崇禎九年（1636）陶珽刻本《鍾伯敬評公羊穀梁二傳》卷首的陶珽序，亦言獲鍾惺遺書十八種，所舉書目與〈鍾伯敬評王文成公文選敘〉中所述，稍有出入⁴⁹。陶珽作兩序的時間，距鍾惺卒年已相隔八年、十一年之久，遺書十八種是否可信，亦需存疑。因盛名之故，偽託鍾惺之作特別多，《總目》云：「鍾惺、譚元春之書盛行於天啟、崇禎閒，

至真贗並出，無由辨別。今鄉曲陋儒尚奉其緒論，繆種流傳，知為依託者蓋少。」⁵⁰《總目》並指出《五經纂註》（舊題鍾惺纂註）、《明詩歸》（舊

48 原載［明］王畿選，［明］鍾惺評點：《王文成公文選》（明末金閶溪香館刊本），卷首。轉引自吳光等編校：《王陽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年 12 月），卷 41，頁 1579，〈序說‧序跋〉。此序末署「崇禎癸酉春二月黃巖陶珽圭父題」，編者誤以「珽」為名，「圭父」為字，故題為「陶珽」。

49 陶珽〈鍾伯敬評公羊穀梁二傳敘〉云：「予官武昌，九閱月而勞人被逐，宜矣，第念君臣政事之外，無一風雅事可述，幾為黃鶴白雲所笑矣。獨於竟陵得吾友鍾伯敬所評

《公》、《穀》、《國策》、《國語》、《前後漢》、《三國史》暨《通鑑纂》、《昌黎選》、《東坡選》、《古今文選》，與夫《朱子綱目傳》、《五經》文字觀，諸遺書一十八種，歸途展玩，差為快耳。」文見《鍾伯敬評公羊穀梁二傳》（明崇禎九年［1636］陶珽刻本），

卷首。按：陶〈敘〉作於崇禎九年。

50《總目》，卷 119，〈雜家類三〉，〈卮林〉條。

(11)

題鍾惺、譚元春編）、《名媛詩歸》（舊題鍾惺編）皆為為託⁵¹。今人也指出如《詮次四書翼考》、《明紀編年》、《新刻明朝通紀會纂》、《皇明八大家》、

《鍾伯敬先生硃評詞府靈蛇》、續集《鍾伯敬先生硃評詞府靈蛇二集》等署為「鍾惺」編撰的著作，俱為託名之偽書⁵²。

在了解題為鍾惺的偽託之作如是之多後，更覺得有必要深入探討、確定今所見署為鍾惺批點的《詩經》評本，作者是否即為鍾惺，亦或為他人所偽作。

村山先生論定鍾惺是否為鍾評的作者時，態度相當謹慎，說「《詩經鍾評》的來歷，是否確實，很難遽下判斷」云云。筆者以為此書––不管是初評、再評本，都應該是鍾惺所作，最重要的證據是鍾惺所作的〈詩論〉。

〈詩論〉云：

予家世受《詩》，暇日，取《三百篇》正文流覽之。意有所得，間拈數語，大數依數數所數。稍為之數其數，數其數，數其，數其數，

奧其膚，徑其迂。業已刻之吳興。再取披一過，而趣以境生，情由日徙，已覺有異於前者。

筆者所見復旦大學藏鍾惺《詩經》評點三色套印本，卷首附有這篇〈詩論〉，後署「明泰昌紀元歲庚申冬十一月竟陵鍾惺書」，「庚申」為泰昌元年

（1620）。文中所云：「業已刻之吳興」的，即是初評本，而「再取披一過」

的即是泰昌元年之際完成的再評本。

至於〈詩論〉的真實性如何呢？晚明沈春澤所刻《隱秀軒集》三十三

51 分別見《總目》，卷 34，〈五經總義類存目〉，〈五經纂註〉條及卷 193，〈總集類存目三〉，〈明詩歸〉、〈名媛詩歸〉條的辨正。

52 王重民《中國善本書提要》辨正了《詮次四書翼考》、《明紀編年》、《新刻明朝通紀會纂》、《皇明八大家》等署為鍾惺編撰的著作，俱為託名之偽書。參該書，頁 44、

109、110、 478。大陸學者張健指出《鍾伯敬先生硃評詞府靈蛇》四卷、續集《鍾伯敬先生硃評詞府靈蛇二集》同為刊者唐建元偽托，非鍾惺所作。參張健：《元代詩法校考》（北京：北京大學出版社，2001 年 9 月），頁 491。

(12)

卷本亦收有〈詩論〉一文，《隱秀軒集》卷首沈春澤〈刻隱秀軒集序〉言及此書成書之始末，乃鍾惺天啟二年（1622）赴閩視學政之際，集其新舊所撰詩文若干卷，經鍾惺親自去取，「自定其集」，手授沈春澤之書⁵³。據沈序所署年月，此〈序〉作於天啟二年六月。然徐波〈鍾伯敬先生遺稿序〉

云：「先生全集歲癸亥刻於白下。」⁵⁴學者考證，沈氏所刻《隱秀軒集》可能在癸亥––天啟三年（1623）刻成⁵⁵。

一來是沈刻《隱秀軒集》為鍾惺手定；再來沈春澤與鍾惺稔熟⁵⁶，且鍾惺卒於天啟五年六月，尚得見此書刻成，種種的條件，皆顯示〈詩論〉

無他人偽作摻入之可能，是以〈詩論〉所言，是最有力的證據。且，《詩經》

評本於〈駟驖〉詩朱色眉批：「校獵賦。」鍾惺所作〈文天瑞詩義序〉云：

「秦詩〈駟驖〉、〈小戎〉數篇，典而核，曲而精，有〈長楊〉〈校獵〉諸賦所不能贊一辭者。」⁵⁷〈小雅‧賓之初筵〉朱色眉批：「既醉而出，非惟飲之有節，飲酒之趣亦自如此，所謂『飲酒無量，不及亂』，飲之聖也。」鍾惺〈題酒則後四條〉分論「神」、「氣」、「趣」、「節」，第四條論飲酒之節，

53 沈序收入於《隱秀軒集》，〈附錄一〉，頁 601–602。

54 徐序收入於《隱秀軒集》，〈附錄一〉，頁 602–604。

55《隱秀軒集》，附錄三，頁 623–627，李先耕、崔重慶：〈鍾惺詩文集考〉文中提到，沈刻本收有鍾惺寫於天啟三年的〈遊武夷山記〉，為他本未收，可證沈刻本絕對不是刻成於天啟二年。又，鍾惺丁父憂卻於天啟三年二月攜妻妾遊武夷事，曾遭福建巡撫南居益疏劾，南居益之疏是天啟四年二月到京，可見前此，此文已因《隱秀軒集》的刊刻而流傳，是以〈鍾惺詩文集考〉定沈刻本的《隱秀軒集》當刊印於天啟三年夏到四年初這一年當中。再參正文所引徐波「癸亥刻於白下」語，沈刻本似應刻成於天啟三年。

56 沈春澤，字雨若。《隱秀軒集》中收錄有〈沈雨若以朱白民竹卷贄予畫戲作此歌〉（卷 5）、〈沈雨若自常熟過訪九月七日要集敝止有虞山看紅葉之約〉（卷 8）、〈春日過沈雨若問病並訪唐宜之〉二首（卷 9）、〈寄懷沈雨若病〉（卷 9）諸詩，又作〈沈雨若時義序〉，讚云：「吾友沈雨若，高才博學，奇趣深心，善詩而工時義。」（卷 18）

57〈文天瑞詩義序〉，《隱秀軒集》，卷 18。文天瑞即文翔鳳，與鍾惺為同年進士。

(13)

云：「『飲酒無量，不及亂。』從心所欲，從容中道，聖之時乎？」⁵⁸〈衛風‧定之方中〉，朱色眉批云：「靈雨，雨有，杜詩所謂好雨知時節也。」

《唐詩歸》評杜詩〈春夜喜雨〉「好雨知時節」句，鍾云：「五字可作〈衛風〉『靈雨』注腳。」⁵⁹這些《詩經》評點的評語，與鍾惺其它文章或《詩歸》中的評語措辭或近似或彼此呼應，可證《詩》評是出自鍾惺之手。

又譚元春〈與舍弟五人書〉中，言及其評點《詩經》已完成〈商頌〉、

〈魯頌〉最後的批點，增減修改之後，「將同蔡、鍾二評刻之，題曰《詩觸》，

觸於師友也」⁶⁰。所謂「蔡、鍾二評」，即指蔡復一（1576–1625）⁶¹與鍾惺的《詩經》評點之作，自言所作《詩觸》得之於兩人作品的影響、啟發。

且凌義渠（1593–1644）為譚元春所作〈詩觸序〉云：

猶憶昔時，頫首硯北，讀竟陵鍾伯子所評三百六篇，每每挺其惠思繇繹往作，理絕於中古之上者，意求於千載之下，陳其細趣，表其鴻歸，巖巖山高，淵淵水深，於玆籍徵云。……蓋詩活物也，不可一端求也，一端以求，得半之道也。譚子所為集鍾、蔡兩評，而通其活趣，集其遙思，如雲垂煙接，望衡轉湘，令遊目者不能自絕於其際。⁶²

盛讚鍾惺評點《詩經》之作，其中所云「詩活物也」，乃襲取鍾惺〈詩論〉

58〈題酒則後四條〉，《隱秀軒集》，卷 35，頁 586。

59《唐詩歸》，卷 21，〈盛唐十六〉。鍾、譚所評《古詩歸》、《唐詩歸》，合稱《詩歸》（《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 337、338 冊，影印明萬曆四十五年［1617］刻本）。

60 此文見《譚元春集》，卷 27。據卷 25〈先府君志銘〉所述，譚父生子六人，長即元春，弟五人，依次為；元暉、元聲、元方、元禮、元亮。

61 蔡復一，字敬夫。其生年據《隱秀軒集》，卷 22，〈蔡先生傳〉云「伯子少惺二歲，

才德命世」推得；卒年則據譚元春：〈送少司馬蔡師閩櫬文〉（《譚元春集》，卷 26）

所云。

62《凌忠介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 5。凌義渠，字駿甫，萬曆二十一年

（ 1593）生，崇禎十七年（ 1644）卒。

(14)

所言。此皆可證明鍾惺批點的《詩經》評本，在晚明的流傳。另一有力的證據，則是譚元春的好友––萬時華所作的《詩經偶箋》。

萬時華，字茂先，《譚元春集》中收有與萬時華相關的詩作多首⁶³，往來書信亦不少⁶⁴，除了有十年以上的情誼外，在《詩經》研究方面也互相切磋。其證有二，其一，為孟登所作的〈匡說序〉云：「《詩》自性情外無餘物。……予昔與退谷、元履尋味既久，中間海鹽馮宗之、南昌萬茂先往復咨嗟。」⁶⁵再者，萬時華曾寄《詩經》著作請譚元春指正，譚讚云：「《詩經》疏義妙書也，時置枕中，以當傳經。」⁶⁶ 疑所云「《詩經》疏義」即

《詩經偶箋》，或《偶箋》的前身。譚元春與鍾惺、萬時華兩人相善，以萬時華和譚元春的交情、兩人又曾相互切磋、交換研究《詩經》的心得，倘署為鍾惺批點的《詩經》評點為偽作，當難逃萬時華之眼。今細按《詩經偶箋》所引鍾惺諸條，大都見於今所流傳鍾惺《詩經》評本中，此亦可證傳本不當為偽作。

另外，顧炎武與鍾惺的年代相去不到半世紀，《日知錄》指責鍾惺：「乃選歷代之詩，名曰《詩歸》。其書盛行於世。已而評《左傳》、評《史記》、

評《毛詩》，好行小慧，自立新說。天下之士，靡然從之。……其罪雖不及

63 參《譚元春集》，卷 16〈三洲蔬圃同陳大士萬茂先起先徐巨源集喻仲延京孟父子齋中賦〉，卷 17〈朱禹卿深柳居同彭汝嘉萬茂先陳士業〉、〈夜靜閱茂先詩〉、〈龍沙寺同陳大士萬茂先朱子強劉士雲陳士業萬起先〉，卷 18〈萬茂先見懷詩是十年前作感和之〉，

卷 19〈夕佳樓茂先起先邀士雲武子同坐〉。

64《譚元春集》卷 32 有〈與萬茂先〉，譚元春贈其所作《遇莊》一冊。卷 32 有〈與茂先起先〉書信三封，言南昌之游，因病得萬時華等之照顧，感激溢於言表，云：「南昌一游，不得於師而得於友，知之於放浪之中，生之於病危之際，教我誨我，飲我榻我。」又云：「章門吾師友地，然茂先、起先尤魂夢眷眷人也。」卷 23 有〈萬茂先詩序〉，云：「聞茂先之名者十年矣。人稱其至性深淳，篤實而有光，深思好學，不知倦怠，古今高深之文，聚為一區，而性靈淵然以潔，浩然以賾，且為吾輩同調。」

65《譚元春集》，卷 23。孟登，字誕先，點校者原注：「本篇篇名，前題作『匡說序』，

目錄作『孟誕先詩經匡說序』。」

66《譚元春集》，卷 32，〈與茂先起先〉其三。

(15)

李贄，然亦敗壞天下之一人。」⁶⁷此亦可以為證。

基於以上理由，筆者認為今所流傳題為「鍾惺」所評的凌氏朱墨本及三色本《詩經》評點，不太可能是偽作，作者當是鍾惺無疑。

第三節鍾評《詩經》的成書時間考 ⁶⁸

由於再評的三色套印本卷首附有鍾惺所作〈詩論〉，後署「明泰昌紀元歲庚申冬十一月竟陵鍾惺書」，所以再評本成書時間較無疑義，可據〈序〉

而定為庚申––泰昌元年（1620）左右成書。較模糊的是鍾惺《詩經》初評本的成書時間。

以往的研究著作中，罕少涉成書時間的問題，劉毓慶先生云：「鍾氏的

《詩經》評點，到底成於何年，今不大清楚。」⁶⁹陳廣宏先生所作《鍾惺年譜》將《詩經》初評本完成的下限繫於「萬曆四十四年」，云「評點《詩經》已成」、「至遲是年春之前，伯敬已有《詩經》評本」⁷⁰，之後，張淑惠即從此說⁷¹。然而，陳廣宏所訂的時間是否正確呢？

陳廣宏論定的依據，參其後附的兩條資料。其一為凌濛初（1580–1644）

〈鍾伯敬批點《詩經》序〉，凌〈序〉云：「吾友鍾伯敬，以《詩》起家，

在長安邸中，示余以所評本。……」凌〈序〉未署時間，文中亦未言及鍾惺「示余以所評本」的時間，無法用來直接證成初評本作於「萬曆四十四年」。另一條為譚元春的〈與舍弟五人書〉，信中言及了譚元春與蔡復一的

67 參［清］顧炎武：《原抄本日知錄》，卷 20，〈鍾惺〉條。

68 詳參筆者撰：〈鍾惺《詩經》評點成書時間考– –辨證《鍾惺年譜》一誤〉，收入於林慶彰先生主編：《經學研究論叢》第十輯（臺北：臺灣學生書局，2002 年 3 月），頁 75– 84。本節所言，約括此篇論文的重點而成。

69 劉毓慶：《從經學到文學––明代詩經學史論》，頁 183。

70《鍾惺年譜》，頁 148、149。

71 參張淑惠：《鍾惺的詩經學》，頁 110。按：除張淑惠之作外，其他研究鍾惺《詩經》

學的著作，皆未言及初評本的完成的時間。

(16)

鄖陽之會，以及其評點《詩經》的近作，近日已完成〈商頌〉、〈魯頌〉最後的批點，增減修改之後，「將同蔡鍾二評刻之」，名之曰《詩觸》。由於道及了鍾惺《詩經》評本，是故，此信成為考察的重要對象。

陳廣宏將譚元春〈與舍弟五人書〉的作時定為萬曆四十四年（1616），

據信中所述，言「元春與蔡復一晤在今年春」。既然〈與舍弟五人書〉已言及鍾惺《詩經》評本，故定萬曆四十四年為初評本完成的下限。然而，譚元春與蔡復一的會晤及〈與舍弟五人書〉的寫成，是否真為萬曆四十四年呢？

〈與舍弟五人書〉一開頭即與諸弟分享與蔡復一相會的心得，言：「每會蔡公一番，即骨為之重，識為之高，……蔡公以黔事大壞，奉命速征，

軍書如山，思手不停，偷閒節勞，與我作兩夕靜談。」據此知鄖陽之會是在蔡復一因「黔事大壞」，赴黔之際，忙中偷閒與譚元春會面。而蔡復一是何時入黔的？

據譚元春〈少司馬蔡公撫黔文〉云：「當萬曆乙卯、丙辰間，公在辰陽。

辰與黔，兵食相及，有欲用民力於苗者，公執不可，因自解歸去。」⁷²知

「萬曆乙卯、丙辰」––即萬曆四十三（1615）、四十四年蔡復一仍在湖廣參政任上，而後，因意見不合免官歸去⁷³。可見蔡復一在萬曆四十四年時，

應無入黔之事。考《明熹宗實錄》天啟四年（1624）二月處載云：「蔡復一為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巡撫貴州。」⁷⁴據此得知蔡復一入黔應在天啟四年二月，譚、蔡之會當不在萬曆四十四年，而在天啟四年二月之際。而由於〈與舍弟五人書〉中又有「久旱早熱，晚春便如仲夏」語，故這封信的寫作時間當在「天啟四年晚春」。

72［明］譚元春：〈少司馬蔡公撫黔文〉，見《譚元春集》，卷 24，頁 648–649。此文中亦言及蔡復一「初下黔，命春適見於鄖中」。

73［明］譚元春：〈送少司馬蔡師閩櫬文〉云：「憶公萬曆己庚間，公已拂衣歸鄉，自號遯士。」《譚元春集》，卷 26，頁 722–723。「萬曆己庚」，指萬曆四十七年己未（1619）、萬曆四十八年庚辛，此時蔡復一已去職，拂衣歸鄉。

74《明熹宗實錄》（臺北：中央研究院歷史語言研究所校印，1966 年 4 月），卷 39，頁 11。

(17)

除了以蔡復一的政治生涯為證外，尚可由以下兩端，進一步推翻《年譜》「萬曆四十四年」之說，而強化筆者「天啟四年」的推論。

其一，〈與舍弟五人書〉云在舟中批完商、魯二〈頌〉，「到京當再細增減一過，將同蔡鍾二評刻之」。〈送少司馬蔡師閩櫬文〉又云：「公來黔，方予過京師，鄖署執別。」「到京」、「過京師」的記載，皆指出譚元春鄖陽之會後，將趕赴北京的事實，其故為何？乃因譚元春久困諸生，屢試不中，

適逢恩選入太學，天啟四年以恩貢上京應試⁷⁵。若為萬曆四十四年丙辰，

則據譚元春〈游南嶽記〉云：「丙辰三月，譚子自念其為楚人，忽與蔡先生言：『我且欲之嶽。』於是遂之嶽。」⁷⁶湖南之遊，顯然與前所言的鄖陽之會、趕赴京師應考諸事有所衝突。

其二，〈送少司馬蔡師閩櫬文〉云蔡復一天啟五年十月四日「以病終於平越」。文中又言及兩人：「鄖署執別，殷勤相訂，但謂公明年凱旋，則相迎於武陵之邸。曾未兩年，而功未成而遽歸，身未歸而遽死。」以蔡復一死於天啟五年十月往前推算，「未兩年」，與筆者所論定的「天啟四年晚春」

符合，二者相距一年半左右，未滿兩年。

透過以上對蔡復一萬曆末年宦途的梳理，以及譚元春其他相關文章的佐證，筆者推翻了《年譜》的論定，考得譚、蔡的鄖陽之會，不在萬曆四十四年，而在天啟四年（1624）春，〈與舍弟五人書〉當寫於天啟四年晚春，

已晚於刻成於泰昌元年（1620）的再評本，是以無法藉此信以證《詩經》

初評本的作時，必須另覓線索。

考凌濛初〈鍾伯敬批點《詩經》序〉云：「吾友鍾伯敬，以《詩》起家，

在長安邸中，示余以所評本。……」此〈序〉後雖未署時間，但「長安邸」

是一線索。在以往的詩文中，就有以「長安」來泛稱京師的現象，如李白

〈金陵詩〉云「晉家南渡日，此地舊長安」，而在鍾惺的詩文中亦不乏其證，

《隱秀軒集》卷六有〈十七夜到京看月所寓因題其軒曰僦月〉一詩：

不見長安月，那知近二年。卜居惟問此，對影已欣然。

75 參陳杏珍：《譚元春集‧前言》。

76［明］譚元春：〈游南嶽記〉，《譚元春集》，卷 20，頁 552。

(18)

光在更深後，圓當我到先。清寒真可僦，絕勝買鄰錢。

據鍾惺生平考察，此「長安月」指的是北京的月色，依此類推，凌〈序〉

所云的「長安邸」，指的當是鍾惺在北京的住所，以長安舊為京師，故在此詩及凌濛初的〈序〉中用來代指北京。這個推論又可從凌杜若的識語中得到印證：

仲父初成自燕中歸，示余以鍾伯敬先生所評點《詩經》本，受而卒業，玩其微言精義，皆于文字外別闡玄機，足為詞壇示法門，非僅僅有裨經生家已也。因壽諸梨棗，以公之知《詩》者。⁷⁷

「燕」為河北一帶之簡稱，明清或稱北京為燕京，是「燕」又可以狹義的指北京一地，如鍾惺〈舟獄集自序〉云：「丙辰，鍾子自燕請假而南，暫憩金陵。」（《隱秀軒集》，卷 17）〈題魯文恪詩選後二則〉云：「予喜誦鄉先達魯文恪詩文，庚戌官燕，曾從其孫睢寧令乞一部，欲選之。」（同上，卷 35）皆是以「燕」代指北京之例。又如鍾惺作於萬曆四十一年六月的〈題胡彭舉畫贈張金銘〉云：「金銘索予畫在燕，為癸丑春。予之題成而寄金銘也，予在燕邸，金銘在濟陰官邸。」（同上，卷 35）以「燕邸」稱呼其在北京的住宅，又是一例。

由以上所述，可勾勒出初評本印行的經過：鍾之初評本成書後，在北京親授凌濛初，凌濛初「自燕中歸」––從北京帶回了《詩經》評本，凌杜若因而壽諸梨棗。既然「長安邸」乃指鍾惺在北京的住所而言，於是，

鍾惺在北京逗留的情形，就成了破解初評本完成之時的關鍵了。

考鍾惺有三個時段流連於北京：

1、自萬曆三十八年初⁷⁸至三十九年四月，因奉使四川而離京。

77 凌杜若識語，見初評本卷首，再評本無。

78 以下時段之歸納，多本自《鍾惺年譜》的梳理。考《年譜》所載，鍾惺三十七年八月猶與友朋相聚於南京後，回到竟陵，而後再赴京，〈秋日舟中題胡彭舉秋江卷〉詩其序云：「己酉秋，予將由金陵還楚。」（《隱秀軒集》，卷 2）可以為證。又，〈題焦太

(19)

2、自萬曆四十年十二月至四十一年九月，因奉使山東而離京。

3、自萬曆四十三年二月初還京，至此年六月因出典黔試而離京。試畢還京

79，至萬曆四十四年八月離京。從此，未嘗再至北京。

鍾惺將初評本交付凌濛初是在那個時段呢？筆者以為在第一個時段中，鍾惺剛於萬曆三十八年三月考中進士，觀政於京，且未有設邸的相關詩文記載，其聲名是否大到足以讓凌濛初造訪、讚揚、為之傳刻此書亦值得懷疑。

故筆者以為此時段似較不可能。直至萬曆四十年十二月第二次赴京，始有

〈十七夜到京看月所寓因題其軒曰僦月〉一詩，言及其卜居於京，名其軒為「僦月」之事⁸⁰，此時交遊較先前為廣、聲名益顯，所以揣測交付凌濛初《詩經》初評本約在此之後，至於是萬曆四十一年？四十三年？四十四年？因未見足以為據的文獻，目前無法判斷。

第四節鍾惺《詩經》評點的版本問題 ⁸¹

史書卷〉云：「惺生平不喜無故而求見海內名人，……至秣陵焦弱侯太史，猶欲一見其人。己酉惺以計偕過秣陵，適先生謝客，未遑求見而去。」（同上，卷 35）舉人入京參加會試稱「計偕」，此記鍾惺己酉赴北京應考路過南京拜訪焦竑不遇之事，隔年三月鍾惺中進士，未能精確斷定鍾惺抵達北京的時間，姑定為「三十八年初」。

79 鍾惺八月在貴州典試，試畢還京途中與譚元春會於安陸，譚作〈伯敬典黔試過家還京與予遇於安陸以詩三首〉，其一有「以家為道路，驅車仍上京。霜雪我無緣，寒香村氣生」語（《譚元春集》，卷 3），可見鍾惺在霜雪中還京，未明何時抵達，然四十四年春鍾惺已在北京。

80 鍾惺友人亦有相關詩文提到「僦月軒」之事，如王象春在萬曆四十四年作〈伯敬至京有軒以僦月名者因同仲良顏之〉，有「有居不得月，何以休瘦骨。僦軒貯床席，僦月為詩窟。月是軒主人，僦軒先僦月」等語（《問山亭詩集選》「壬子」）。四十一年鍾惺自作〈僦月軒後竹〉詩（《隱秀軒集》，卷 6），陸夢龍則有〈和伯敬僦月軒後竹〉詩，有「促膝長安地，高軒似爾稀，幾時兼種竹，對月倍清暉」語（《憨生集》「五言律」）。

以上參《鍾惺年譜》，頁 101、114、 115。

81 筆者曾撰：〈鍾惺《詩經》評點的版本問題〉，收入於《經學研究論叢》第十一輯（臺

(20)

鍾惺評點《詩經》，據其〈詩論〉自述，初評本刊於吳興凌氏後，續有所得，又再重新批閱一過，〈詩論〉所謂「再取披一過，而趣以境生，情由日徙，已覺有異於前者」，所言為再評本於泰昌元年成書的背景。而到底「異於前者」何在？先前的研究者由於未能目睹再評本，或未刻意做比較，是以對此問題未曾探究。筆者將在本章中，就所見的鍾惺初、再評本，佐以書目文獻上的資料，考證初評本各本之間的異同，及初、再評本的差異。

一、三本初評本簡介

以下就筆者目前所見的三種初評本，簡介如下。

（一）日本九州大學藏本（以下簡稱「九大本」）

周彥文先生《日本九州大學文學部書庫明版圖錄》一書著錄九大本不分卷，「20.9 ×14.8，半葉 8 行，行 18 字。左右雙欄，白口，無魚尾。」

卷首題「竟陵鍾惺伯敬父批點」⁸²；筆者要補充的是：此書的經文為宋體字（硬體）墨色，而眉批、旁批為楷體（軟體）朱色，且無界欄。卷首有凌濛初〈鍾伯敬批點詩經序〉、凌杜若識語、〈詩大序〉，並經文共四冊；而

〈小序〉單獨二冊，但錄序文，並無鍾惺批語。

（二）臺北國家圖書館藏本（以下簡稱「國圖本」）

據《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志初稿》著錄，國圖本分成四卷六冊，版框高 20.8 公分，寬 14.5 公分，左右雙邊，每半葉 8 行，行 18 字。左右雙欄，

白口，卷首題「竟陵鍾惺伯敬父批點」⁸³。

又國圖本的經文亦為宋體字墨色，而眉批、旁批為楷體朱色，且無界欄。卷首有凌濛初〈鍾伯敬批點詩經序〉、凌杜若識語、〈詩大序〉，皆與九

北：臺灣學生書局，2003 年 6 月），頁 173–194。一萬六千餘言，本節所論，約括此文重點而成。

82 周彥文：《日本九州大學文學部書庫明版圖錄》（臺北：文史哲出版社，1996 年 6 月），頁 12。

83 國家圖書館特藏組編：《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志初稿‧經部》（臺北：國家圖書館，1996 年 4 月），頁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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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本同。經筆者仔細核對，兩書之字體、批語位置、圈點情況皆極近似。

（三）上海復旦大學藏本（以下簡稱「盧本」）

復旦大學所藏鍾惺《詩經》評點共有二本，一為再評的三色本（詳後），一為初評本。雖同為初評本，但復旦所藏初評本，與前二本在版刻上差異較大，此書分成上、中、下三卷，上卷為〈國風〉，中卷為〈小雅〉，下卷為〈大雅〉、〈三頌〉，版框高 22 公分，寬 14.5 公分，半葉 9 行，行 20 字，

白口，有單魚尾。卷首題「竟陵鍾惺伯敬評點錢塘盧之頤訂正」，經文、

序、批語皆為墨色宋體字，且有烏絲欄。卷首有凌濛初〈鍾伯敬批點詩經序〉、〈詩大序〉，此本未附〈小序〉，不同於前二本初評本的還有此本無凌杜若識語。

二、三本初評本的比較

在字體方面，三本之間常有簡俗字等用字的差異。如：「個」用「箇」、

「 「體」用「体」」；、「」；「懼」用「」；「靈」用「」；「聽」用「听」；

「辭」用「」；「妙」用「玅」；「憐」用「怜」；「厲」用「」；「禍」用

「」；「幾」用「几」；「婦」用「」；「機」用「机」；「邇」用「」；「觀」

用「」；「難」用「」等。雖字形不同，而於文義無礙。

相較之下，九大本、國圖本批語為手寫軟體字，書寫較隨意，多用簡俗字，其中尤以國圖本所用簡俗字較多。字形而言，九大本較流動，趨於行草，國圖本反顯得較工整，但差別甚微；至於用簡俗字方面，國圖本雖稍多，但兩本相去不遠。而盧本批語用宋體（硬體字），較少用簡俗字的特徵則十分顯然。玆舉以下數例以明之。

九大本國圖本盧本

〈碩人〉眉批「不在形」「不在形体」「不在形體」

〈緇衣〉眉批「只是真」同左「只是個真」

〈無羊〉眉批「几於相忘矣」同左「幾於相忘矣」

〈魯頌〉題下批「盡脫風体」同左「盡脫風體」

〈那〉眉批「先祖是听」同左「先祖是聽」

除版式、墨色、簡俗字、字形之差異外，在批語的內容上，因三本皆為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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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本，差異並不大。三本之間，或批語安放的位置稍有出入，如〈小星〉

第一章批語「寔命句，非婦人語」，九大本、國圖本置於第一章末；盧本則置於書眉。

或刻本校對疏忽而有錯字，遂與他本相異，如九大本〈碩人〉眉批，「洛神賦」，誤作「洛神試」。或因疏忽而漏刻，如〈大東〉眉批：「糾糾二語，

似亦古語，凡詩中重用者，類皆古語。如『立我蒸民』、『不識不知』、『毋逝我梁』等句是也。」九大本漏刻「糾糾二語，似亦古語，凡詩」兩行眉批，遂使語意不明。但綜合來看，三種版本雖出自不同的版刻，但皆以初評本為藍本，故無太大的差異。或有小異，大都是校對的疏忽，較無關宏旨。

三、初、再評本的異同

筆者所見的再評本乃復旦大學所藏三色套印本（以下簡稱「三色本」

或「再評本」），「三色」指朱、黛、墨三色，經文用墨，以朱、黛二色施之於圈評上。以九州大學所藏朱墨套印初評本與此三色本比對，發現三色本乃據九大本加以剜刻、補充而成。

三色本的版式，如：版框高 20.9 公分，寬 14.8 公分，半葉 8 行，行 18 字。左右雙欄，白口，無魚尾、無界欄、卷首題「竟陵鍾惺伯敬父批點」

等，全與九大本同。墨色經文、朱色批語和圈點，不論就字體、批語位置來看，大致是完全一樣的，可看出乃源於相同的刻版所印，朱評不同處多為再評增補時所作的取捨。其大致情況如下：

（一）裁換書前的序

九大本等初評本卷首原有的凌濛初序、凌杜若識，乃針對初評本而發，

三色本為再評本，刪去不適用的舊序，改冠以鍾惺自作署為泰昌元年的〈詩論〉，觀此論之內容，應是以論代序，乃針對此次再評本刊行而作。序的不同，是辨別初、再評本的重要依據。

（二）評語的修正

所謂「再取披一過，而趣以境生，情由日徙，已覺有異於前者」（〈詩論〉），「異於前者」的心得，反映在再評本評語的修正、補充、新增上。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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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初評本、再評本評語異同比較、介紹如下。

在對初評本原有評點的處置方面，再評本大多將初評本原有的評語原式保留。其例頗多，所見三色本中，凡作朱色的評語、圈點者，皆為初評本所有，三色本襲用。

或有刪去朱色評語的情形，但大都不是出於對初評的否定，而是再評時因有新意要補入，覺原評意有未盡，而以黛色新評加以修正、補充。修正幅度之大小，補充字數之多寡，則各有不同。比較之下，再評常較初評詳細、具體些。如〈芣〉朱色題下批：「不添一語。」再評本刪去，改黛色題下批：「此篇作者不添一事，讀者亦不添一言，斯得之矣。」〈大雅‧

板〉「老夫灌灌，小子蹻蹻」，朱色行批「千古通患」，再評本刪去，改成黛色眉批：「二語古今進言、聽言通患。」〈氓〉詩「匪我愆期，子無良媒，

將子無怒，秋以為期」句下，朱色初評：「子無良媒，謔之也。」評語簡略，

再評本刪去，依然在句下以黛色再評：

奔豈有媒乎？「子無良媒」，謔之也。非惟此句，并「將子無怒，秋以為期」，亦是謔之之詞。蓋「抱布貿絲」此春時事也，此時已身許之矣，故又以此戲之，古今男女狎昵情詞，不甚相遠，但口齒醞藉，

後人不解，遂認真耳。

（三）圈評的新增

有時候對於初評的補充，並不以刪去舊評為手段，而是另立一條黛色新評，仍保留原有的朱色評語，以新評來為原評作註解、補充。如：〈凱風〉

朱色題下批「立言最難，用心獨苦」。再評本另補黛色眉批以明何以「立言最難，用心獨苦」，云：「〈小弁〉，親之過大者也，然說得出；〈凱風〉，親之過小者，然說不出，所以立言蓋苦。」⁸⁴

又有一種情形是，原評只有朱色圈點符號，而無評語，讀者但知圈點之處常意味著此詩之關鍵、主旨所在，或是意涵佳，或是描寫出色、句法

84 鍾惺之論，本自《孟子‧告子篇》云：「〈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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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法可取……，如〈日月〉「畜我不卒」句旁原只有朱色圈。再評本加上黛色評語：「語痴得妙，婦人口角。」可明其畫圈之因，乃因此句詩的口吻，

和詩中婦人角色、情感契合無間。

以上所引的再評，皆與初評略有相關，或修正、或加以補充，或予以點明，將初、再評語對照，有助於對鍾惺批評原意的理解，對於詩篇的賞析也大有裨益。另外，再評本中有許多新增的評語，數量相當可觀，不亞於原評。

新增的評語，或短至是一、二字，如〈出車〉「僕夫況瘁」句，黛色旁批「玅」，〈伐木〉「神之聽之」句，黛色旁批「怕人」。亦有長篇大論者，

如〈皇矣〉詩，再評不管是眉批、行批，皆增加了許多的評語，其中一條黛色眉批云：

古公傳季歷以及文王，經史中無如此詩說得明備婉至，而立言甚妙，

不不不不形，大要歸之不意，不口不言上不、求不不，作一篇主意。〔中略〕……「不謂文王」以後四章，詳言文王，以終古公上承不意，立季傳昌之意，周之王業機緣，決于此矣。

長達一百五十三字，〈雄雉〉黛色篇題下批語更長達一百五十七字之多。由於圈點等符號常是配合著評語而施，再評本評語的補充、增改，圈點符號也必須隨之調整，如〈泉水〉「毖彼泉水，亦流于淇」，再評黛色旁批：「亦字悲甚。」經文原無任何符號，再評在「亦」字旁畫上「ｏ」。

四、小結

以上所述，先介紹所見的三種初評本，並將三本作比較，釐清初評本的問題。再探究復旦所藏的再評三色本，並比較再評本與初評本之異。由於再評本補充原評、新添的評語極多，以往的研究者，大都僅據初評本來討論鍾惺的《詩經》學，實僅運用了約三分之一左右的材料，十分可惜。

此外，除筆者親見的三種初評本、一種再評本外，筆者參考了關於鍾評《詩經》版本的著錄書志、論述文字後，發現不管是初評、再評本，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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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次被刻版印行⁸⁵，簡列如下：

（一）初評本

1、日本九州大學藏朱墨本。

2、臺灣國家圖書館藏朱墨本。

3、上海復旦大學所藏盧之頤三卷單色刻本。

4、日本內閣文庫藏《鍾伯敬先生評點詩經》二冊本。

以上四種初評本，確知其不同，而《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經部）》著錄的吳興凌氏刊朱墨本「批點詩經不分卷」，不知是否與另二本朱墨本有否異同，姑且保留。

（二）再評本

1、上海復旦大學所藏不分卷三色本。

2、日本內閣文庫藏《詩經鍾評》三冊本（非朱墨本）。

3、美國國會圖書館藏「詩經四卷小序一卷」三色本。

4、美國國會圖書館藏「詩經四卷」朱墨本（或三色本）。

除以上四種再評本，《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經部》著錄的明閔氏刊朱墨套印本「詩經評不分卷」，不知是否與復旦所藏不分卷三色本相同，亦姑且保留。如凌濛初《言詩翼》⁸⁶，屢引鍾惺說，筆者細按，所引許多都不見於初評，故所見應為再評本，然仔細核對筆者所見復旦大學所藏三色本，

文字卻常有小異⁸⁷，不知凌氏是引述時大而化之所致，亦或凌氏所據再評本，與筆者所見不同。

（三）其他

1、《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經部》著錄了鍾評「詩經四卷」一條，為「明末刻本」，湖北省圖書館收藏。盧之頤初評本雖為單色，但只三卷；此四

85 詳參筆者：〈鍾惺《詩經》評點的版本問題〉一文中，〈對舊說的檢討〉一節的討論。

86［明］凌濛初：《言詩翼》（《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第 66 冊，影印明崇禎刻本）。

87 如：〈汝墳〉「魴魚赬尾」句，鍾旁批「文字奧甚」，凌引作：「魴魚赬尾四字，簡甚、奧甚、工甚。」〈鵲巢〉「維鵲有巢，維鳩居之」句，鍾眉批：「悟此二語，省得多少心力，落得多少受用。」凌引作：「首二句，天道物理，悟此省多少心力，落多少受用。」〈采蘋〉「有齊季女」句，鍾旁批「筆法」，凌引作：「季女二字，書法。」

(26)

卷的單色刻本，不知為初評或再評本，然與前述初評、再評的八種版本皆不同。

2、《中國歷代藝文總志‧經部》⁸⁸有「詩經評不分卷」條，云：「明鍾惺評點（續四庫）。按今又傳有清刊本，四卷。」「詩經評不分卷」條，參前所言《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經部》中倫明所撰「閔氏刊朱墨套印本」之提要。而「清刊本，四卷」語，疑此乃本自《靜嘉堂文庫籍分類目錄》所載：「《詩經鍾評》四卷明鍾惺撰清刊」⁸⁹。前引村山先生文中論及內閣文庫藏《詩經鍾評》一書，但言「泰昌元年序刊的三冊本」，不知是否亦為四卷，與此本的異同如何，待考。

綜合以上所述，鍾評《詩經》的初、再評本，至少有八、九種以上。若再全面考察、比較《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經部》標識為「明凌杜若刻朱墨套印本」的二十三處藏本及標識為「凌杜若刻三色套印本」的十一處藏本，

說不定又有出於筆者所論之外者。

而由鍾評《詩經》版本之眾、傳世數量之多，亦可窺知此書當年風靡的情形。並了解到明末清初錢謙益、顧炎武，乃至《四庫全書總目》，在詆斥評經時，總不免以鍾惺為罪魁禍首之故。傳本多、影響大，殆為主要的原因之一。

第五節鍾惺評《詩》之緣由與態度

一、學古與評《詩》

清人常貶抑鍾、譚空疏、不學，如《明詩綜》引張文寺云：

伯敬入中郎之室，而思別出奇，以其道易不下，多見其不知量也。

88《中國歷代藝文總志‧ 經部》（臺北：國立中央圖書館編印，1984 年 11 月）。

89 日本靜嘉堂文庫編纂：《靜嘉堂文庫籍分類目錄》（臺北：大立出版社，1980 年 6 月），頁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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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夏別出蹊徑，特為雕刻。要其才情不奇，故失之纖；學問不厚，

故失之陋；性靈不貴，故失之鬼；風雅不遒，故失之鄙；一言以蔽之，總之，不讀書之病也。

又云：「《詩歸》既出，紙貴一時，正如摩登伽女之淫咒，聞者皆為所攝，

正聲微茫，蚓竅蠅鳴，鏤肝鉥腎，幾欲走入醋甕，遁入蕅絲。充其意不讀一卷書，便可臻於作者。」⁹⁰馮班也言杜甫「讀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

是「鍾、譚之藥石」，豈非言其不讀書？馮班又云：「鍾伯敬創革宏、正、

嘉、隆之體，自以為得真性情也。人皆病其不學，余以為此君天資太俗，

雖學亦無益。」⁹¹可謂詆毀不遺餘力。

說鍾、譚不學、不讀書，自非事實，鍾惺本身之好讀書、重學，《隱秀軒集》中就有許多文獻可證，嘗云「每用讀書作詩文為習苦銷閒之具」⁹²，說自己是「書淫詩癖」⁹³。譚元春〈退谷先生墓誌銘〉又述鍾惺嘗僦秦淮一水閣，閉門讀史之狀：「每游人午夜棹回，曲倦酒盡，兩岸寂不聞聲，而猶有一燈熒熒，守筆墨不收者，窺窗視之，則嗒然退谷也。東南人士以為真好學者，退谷一人耳。」⁹⁴陳允衡言：「伯敬之究心經史《莊》《騷》，以宦為隱，以讀書為宦，其人實不可及。」⁹⁵

就文學理論而言，鍾、譚承公安之弊而起，公安末流，「戲謔嘲笑，間雜俚語，空疏者便之」⁹⁶，竟陵正要以「學」來救公安之失。周伯孔詩作有袁中郎的影子，伯孔問：「小子不為明詩，何以遂有是？」鍾惺答曰：「此固所謂駸駸乎入之者，實子不劌心唐以上之所至也。子從此苦讀唐以上詩，

90［清］朱彝尊：《明詩綜》（臺北：世界書局，1970 年 8 月），卷 60，頁 21。

91［清］馮班著，［清］何焯評：《鈍吟雜錄》（北京：中華書局，1985 年，《叢書集成初編》本），卷 3，頁 45、 47。

92〈與蔡敬夫〉，《隱秀軒集》，卷 28，頁 468。

93〈自題詩後〉，《隱秀軒集》，卷 35，頁 561。

94〈退谷先生墓誌銘〉，《譚元春集》，卷 25，頁 682。

95［清］陳允衡：〈復愚山先生〉，［清］周亮工評選：《賴古堂名賢尺牘新鈔二選》（《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 36 冊，影印清康熙賴古堂刻本），卷 16，頁 7。

96《明史》卷 288，〈文苑四〉。

(28)

精思妙悟，自無此失。」又勸周伯孔：「多讀書，厚養氣，暇日以脩其孝弟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文行君子，其未可量。」⁹⁷且強調：

「人之為詩，所入不同，而其所成亦異。從名入、才入、興入者，心躁而氣浮。躁之就平，浮之就實，待年而成者。從學入者，心平而氣實。平之不復躁，實之不復浮，不待年而成者也。」言孫曇生雖早夭，而其詩之所以佳，乃因能從學入：「然就其意之所之，境之所會，機之所流，無借無強，

無離無竭者，從學入也。學之所至，足以持其名、其才、其興；而名與才與興不能自持，故其所成異也。」⁹⁸

〈與高孩之觀察〉中又云：「詩至於厚而無餘事矣。然從古未有無靈心而能為詩者，厚出於靈，而靈者不即能厚。……然必保此靈心，方可讀書養氣，以求其厚。」⁹⁹可見「靈」與「厚」皆為鍾惺所重，而「厚」的境界，必以靈心為起點，以「讀書養氣」為津筏，方可到達。

綜上所述，鍾、譚之重學固無可疑，而要學什麼呢？以「詩文氣運，

不能不代趨而下」¹⁰⁰，故要學「古」，而古的界定，是以唐為界的¹⁰¹，前述鍾惺要周伯孔「苦讀唐以上詩」，譚元春亦讚美熊伯甘「書無不閱者，惟不愛閱近代文集」是正確的作法，言：「詩之衰也，衰於讀近代之集苦多，

而作古體之詩苦少也。近代之集，勢處於必降，而吾以心目受其沐浴，寧有升者？」¹⁰²可見鍾、譚皆以為詩文氣運代降，故應取法乎上，讀唐以前近古之作，近代之作多讀反而有礙。以是之故，《詩歸》亦只收到晚唐，不取唐以後詩。

《詩》之特質兼具古雅與自然，有〈風〉詩之平易，又有〈雅〉〈頌〉

之典則；有蘊藉的風格，亦有怨詈直斥之作……，包羅之豐富，使得後代的作者、批評家可從中擷取自己所要的來發揮，昔人又以為《詩經》為孔

97〈周伯孔詩序〉，《隱秀軒集》，卷 17，頁 254。

98〈孫曇生詩序〉，《隱秀軒集》，卷 17，頁 270。

99〈與高孩之觀察〉，《隱秀軒集》，卷 28，頁 474。

100〈詩歸序〉，《隱秀軒集》，卷 16，頁 236。

101 可參陳萬益：〈竟陵派的文學思想〉，《大地文學》第 1 期（1978 年 10 月），頁 274–

337，此文中〈論「學古」––竟陵文學理論的中心〉一節。

102〈序操縵草〉，《譚元春集》，卷 23，頁 625。

第二節 「鍾評《詩經》」的作者辨證

第五章 鍾惺《詩經》評點析論

第一節 鍾惺的生平與文學主張

一、鍾惺的生平

二、鍾惺的文學主張

第二節 「鍾評《詩經》」的作者辨證

第三節 鍾評《詩經》的成書時間考 68

第四節 鍾惺《詩經》評點的版本問題 81

一、三本初評本簡介

二、三本初評本的比較

三、初、再評本的異同

四、小 結

第五節 鍾惺評《詩》之緣由與態度

一、學古與評《詩》

第二節「鍾評《詩經》」的作者辨證

第五章鍾惺《詩經》評點析論

第一節鍾惺的生平與文學主張

第二節「鍾評《詩經》」的作者辨證

第三節鍾評《詩經》的成書時間考 ⁶⁸

第四節鍾惺《詩經》評點的版本問題 ⁸¹

四、小結

第五節鍾惺評《詩》之緣由與態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