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轉城市藍晒圖？都市政策文創化與高教創新在台南市舊區之合縱連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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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工學院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論文

Graduate Institute of Building and Planning College of Engineering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Master Thesis

翻轉城市藍晒圖?

都市政策文創化與高教創新在台南市舊區之合縱連橫 Flipping Urban Blue Print?

The Dynamics of Creativity-led Urban Policy and Higher Education Innovation in Regenerating the Old Town of Tainan

蔡嘉欣 Kah Yan Chai 指導教授：黃舒楣

Advisor: Shu-Mei Huang, Ph.D.

中華民國 107 年 10 月

October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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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在觀察台南近年來公部門與民間對『文創產業』的推崇，『文創空間』

在地方城市陸續蔓延的局勢下，欲了解到底是什麼引力驅使這股文創熱潮在台南舊城翻轉起來，甚至看似有意無意地將台南舊城推向文創化都市發展。『文創』

一詞，在台灣發生得很迅速，實質上中央、學術乃至民間都無法對其有很好的詮釋，落到地方城市實行文創政策時，面對這模糊不清的產業範疇，地方行動者是如何應對並營運？

在台南，都市文創化的趨勢並非因應中央或地方政府一聲令下所展開，除了見公部門在地方陸續舉起文創的大旗，大力推動文創產業、老屋再生補助政策，

其中還牽動了學術部門與私部門的參與，如學術部門成大擔起了部分台南文創育成工作，台南當地也有很強的文化團體與重視老屋保存的民眾。地方政府在順應環境（如民眾對地方的再生行動和學術部門對文創的熱烈討論）與中央政策的推行下，開始努力推展相關閒置空間、老舊街區再生與文創產業發展的行動。為了更有效執行『文創』政策，公部門嘗試做組織的調整，如設立『文創發展科』以利地方和中央的對話；成大高教創新組織的設立，如成大文創育成與研發中心的成立；以及地方文創產業興起，陸續出現許多文創工作者，進而開啟了台南公部門、學術部門與私部門在老屋/閒置空間再利用和文創產業推動議題上的密切合作。

本研究提出以『都市政策/城市空間的文創化』與『不同部門參與都市文創化發展的相互為謀』之議題，探討台南舊城區自中央開始推出『閒置空間再利用』

與『文創政策』以來，在不同勢力、經驗過程下，台南當地閒置空間如何被改造為所謂的文創空間，並進而了解其經營狀況和公部門、學術部門與私部門在其中的功能角色。

本研究藉由台南三座文創園區/聚落——臺南文創產業園區、321 巷藝術聚落、

藍晒圖文創園區的形構歷程與現況為例，說明在公部門、學術部門與私部門互動經驗下，文創園區/聚落如何被形成，三方行動者的參與對個別文創園區/聚落造成什麼影響。從中可見，公部門、學術部門、私部門在不同立場下，將深深影響三方之間的互動關係、（文創園區/聚落）空間經營的模式與其執行內容的取向。

最後，本研究以藍晒圖文創園區作為核心場域，討論『閒置空間』再利用為『文創空間』的演變歷程、文創空間的出現對文創產業和工作者有何幫助，以及當中所面對的矛盾與問題、從文創空間的經營看見公部門對文創育成工作的缺乏，身為學術部門在其中又將造成何種輔助與作用力。

關鍵字：文創空間、文創產業、高教創新、產官學合作、臺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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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participant-observation of the efforts of different sectors promoted

“Creative Industry” policy and the spread of “Creative Space” in old town of Tainan in recent years, the author wants to explore what’s the power which drove the dynamics of creativity-led urban in old town of Tainan. The term of “Creativity” has taken place too fast in Taiwan. In fact, there is no accurate definition of “Creativity” from government, academic, and even the private sectors. How do the local actors respond and operate when facing this ambiguous industry category?

The dynamics of creativity-led urban in old town of Tainan has involved the government, academic and private sectors’ participation. Complied with central government’s policy and local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ex. public action in regenerating the old town of Tainan), local government strive to promote the regeneration of idle space and historic district,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reative industry in Tainan. For the purpose of effective implement of the creative policy, government sector tried to reorganize their original organization; academic sector founded CCIRDC which in charge of the partial work of incubation of creative industries in Tainan; and the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local creative industries and workers, triggering the Government-Industry-University cooperation in the issues of regeneration of old town and development of creative industries in Tainan.

Based on the central government policies (The regeneration of Idle Space &

Creative Industries), the author proposed the issues of "The Dynamics of Creativity-led Urban Policy and Space" and "Different Sectors’ Participation in Creativity-led Urban

" to explore how the local “Idle Space” in Tainan has been transformed into the so- called “Creative Space”, and then to understand its operating status and the connection/functional roles of government, academic and private sectors under different forces and experiences in Tainan.

The author took three “Creative Park/Settlements” as examples—— Tainan Creative Industrial Park, 321 Lane Art settlements, and Blue Print Creative Park, illustrating how the “Creative Park/Settlements” be constituted, and the influences of the participation of government, academic and private sectors in individual creative park/settlements. The study demonstrated that different views from different sectors will deeply influence interaction between three sectors, mode of management, and orientation of executable content of the creative park/settlements. Finally, the author focused on “Blue Print Creative Park” to discuss the evolution of “Idle Space” to

“Creative Space”, to know how the creative space will help the creative worker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reative industries, to understand contradictions and problems th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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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ght face. We could see the lack of government cultivation in operating creative space, and how the academic sector will serve as the auxiliary and impetus in the incubation work of creative industry.

Keywords: Creative Space, Creative Industry, Higher Education Innovation, Government-Industry-University Cooperation, Tain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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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目錄

圖1-1：西市場外部與內部空間 ... 2

圖1-2：藍晒圖文創園區店家商品 ... 6

圖1-3：研究分析架構 ... 24

圖1-4：研究空間區域範圍 ... 27

圖1-5：本研究田野範圍——藍晒圖文創園區與文創大道 ... 28

圖1-6：1980 年以前台南舊監與舊司法宿舍 ... 28

圖1-7：藍晒圖文創園區與周邊環境 ... 29

圖2- 1：臺南市市區改正前後地圖………...34

圖2-2：1941 年臺南都市計劃圖 ... 35

圖2-3：台灣文化（創）政策發展階段性重要政策及法案 ... 37

圖2-4：2002-2015 年文創產業家數與營業額統計 ... 40

圖2-5：台南 2006～2015 年文化創意產業廠商家數及營業額 ... 40

圖2-6：正興街老屋再利用店面 ... 50

圖2-7：文創大道與台南三城關係 ... 52

圖2-8：文創大道路線圖 ... 52

圖2-9：台南市地圖 ... 53

圖2-10：1907 年『臺南及安平市街圖』 ... 54

圖2-11：1929 年『臺南市區改正圖』 ... 54

圖2-12：1933 年『地番入臺南市地圖』 ... 55

圖2-13：臺南市政府四局之建設計畫與現有都市公共空間的符號表示整合圖 57 圖2-14：臺南 T-BIKE停放據點 ... 58

圖2-15：臺南市第一條被整體規劃的街屋——中正路上建築 ... 59

圖2-16：臺南市政府文化局組織架構 ... 63

圖2-17：C-HUB服務內容與文創產業循環期程階段圖 ...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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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18：成大創意基地 C-HUB ... 70

圖2-19：產官學關係圖 ... 72

圖2-20：C-HUB策略聯盟網絡 ... 73

圖2-21：C-HUB跨域整合平台——核心資源合作聯盟 ... 74

圖2-22：C-HUB核心工作內容 ... 74

圖3- 1：『台南文創產業園區』、『藍晒圖文創園區』與『321 巷藝術聚落』區位 ………..79

圖3-2：臺南文創產業園區 ... 82

圖3-3：台南文創園區空間配置 ... 83

圖3-4：臺南文創產業園區活動場景 ... 85

圖3-5：產業輔導區『CC 創客室』空間配置 ... 86

圖3-6：台南文創產業園區公部門、學術部門與私部門角色關係 ... 90

圖3-7：321 藝術聚落與兵工配件廠範圍 ... 92

圖3-8：321 巷藝術聚落宿舍 ... 92

圖3-9：40 號宿舍-台南市陶藝學會 ... 93

圖3-10：321 巷藝術聚落空置宿舍與裝置藝術 ... 93

圖3-11：321 藝術聚落空間配置 ... 94

圖3-12：321 巷藝術聚落進駐宿舍（33 號宿舍） ... 96

圖3-13：321 巷藝術聚落旁的休憩區-作品 HOUSE 321 ... 99

圖3-14：321 巷藝術聚落公部門、學術部門與私部門角色關係 ... 101

圖3-15：藍晒圖文創園區微型文創工作室 ... 103

圖3-16：藍晒圖文創園區內兩戶住家 ... 103

圖3-17：藍晒圖文創園區空間配置 ... 105

圖3-18：微型文創工作室 1 樓（約 11 坪） ... 108

圖3-19：藍晒圖文創園區公部門、學術部門與私部門關係 ...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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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20：321 巷藝術聚落『洗頭來入厝』開幕禮 ... 118

圖4- 1：1896 年臺南清代『軍裝局』與『按司獄衙門』位置………120

圖4-2：1907 年臺南刑務所建築雛形 ... 121

圖4-3：臺南刑務所與其周邊官舍發展 ... 122

圖4-4：『臺南第一司法新村』日治時期規模——臺南刑務所西側官舍群 ... 122

圖4-5：臺南第一司法新村興建前模擬面積圖 ... 123

圖4-6：『臺南第一司法新村』興建之三面碑文 ... 124

圖4-7：日治時期臺南刑務所官舍與第一司法宿舍群 ... 128

圖4-8：園區內日治時期所建宿舍老屋 ... 130

圖4-9：2014 年日治刑務所宿舍樣貌 ... 130

圖4-10：『趣活』與『蘭都』建築外觀 ... 131

圖4-11：『趣活』室內樣貌 ... 131

圖4-12：蘭都西門•1917 室內空間 ... 131

圖4-13：『銀制所』與『麵魚起思』建築外觀 ... 132

圖4-14：『銀製所』室內樣貌 ... 132

圖4-15：『麵魚起思』室內樣貌 ... 133

圖4-16：旗艦區（戰後所建宿舍）建物樣貌 ... 133

圖4-17：戰後所建建物-旗艦區 ... 134

圖4-18：2014 年第一司法宿舍群（最初建 20 戶） ... 134

圖4-19：宿舍群施工中 ... 135

圖4-20：第一司法宿舍群（最初建 20 戶）現狀 ... 135

圖4-21：臺南第一司法新村加建宿舍模擬圖 ... 135

圖4-22：『聚珍·臺灣』與『微一森林』建物改建前樣貌 ... 136

圖4-23：2015 年『聚珍·臺灣』與『微一森林』建築整修完工後之建築外觀 136 圖4-24：『微一森林』建築整修完工後之室內樣式（一樓） ...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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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25：『微一森林』與『聚珍·臺灣』店面之建築外觀 ... 137

圖4-26：『微一森林』店面外觀與裝置 ... 137

圖4-27：『微一森林』店內佈置 ... 137

圖4-28：園區建物老照片 ... 139

圖4-29：微一森林工作室 ... 142

圖4-30：藍晒圖文創園區個別店面門面 ... 147

圖4-31：藍晒圖文創園區公告地價 ... 152

圖4-32：2017 年台灣設計展-新銳館_手作工藝、生活用品（藍晒圖文創園區） ... 156

圖4-33：2017 年台灣設計展-國際館展覽_循環經濟（C-HUB成大創意基地） ... 156

圖4-34：2017 年台灣設計展-國際館展覽_台南文化工藝（C-HUB成大創意基地）... 157

圖4-35：藍晒圖文創園區微型文創工作室商品 ... 159

圖4-36：藍晒圖文創園區周邊用地與店家 ... 167

表1- 1：訪談對象一覽表 ……….30

表2-1：臺灣文創產業分類與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 39

表2-2：台南文創（含藝文）空間類型 ... 49

表2-3：臺南市政府 106 年度施政計畫：文創發展科 ... 64

表2-4：成大文創育成中心進駐業者一覽表 ... 67

表3-1：台南文創產業園區進駐團隊與空間使用機能 ... 83

表3-2：321 藝術聚落進駐團隊與空間使用機能 ... 94

表3-3：藍晒圖文創園區進駐業者 ... 105

表3-4：文創園區/聚落四方角色 ... 113

表4-1：臺南市政府文化局與文化部的組織同形 ...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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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緒論

第一節研究動機、現象觀察與問題意識

時代變遷，過去繁華的舊城區隨著新城區的設立，人口逐漸外流。如今各地舊城陸續地沒落，舊城再生一直是各國政府、學界所關注的議題。然而，在經濟產業轉型的時代，該導入什麼元素策略重振國家、地方經濟，亦是被各界所熱議。

自英國首相布萊爾於 1997 年提出『創意產業』，以及 Landry 於 2000 年提出的

『創意城市』，這種以知識經濟為基礎的『創意經濟』逐漸成為各地產業轉型的關鍵。近年來城市再生的議題也則多環繞在藝術、文化與創意、創意城市等的聯想上，台灣也不例外，就連古都之稱的台南也掀起了這股熱潮。

2012 年初，筆者初到台南求學，台南給予筆者的印象即是一座文化古都，廟宇、歷史建屋的群集，處處展現著蘊含當地濃厚的傳統文化氣息。遊客與當地人在台南的遊覽、休閒活動，往往都離不開道地熱鬧市集與歷史遺產地景，如花園夜市、安平古堡、國華街、孔廟、赤崁樓等。近年來卻多了另一種台南景點選項

——文創空間。

2016 年的 12 月，為了課堂的期末報告，筆者去到海安路一帶做田野。走進神農街，看到街上的店面主要都是飲食、文創商品小店與展覽空間。穿過海安路上的水仙宮，走到國華街上，永樂市場就緊鄰在旁，國華街上兩旁滿都是吃的，

很熱鬧。一些店面還可以看到（傳統產業）金紙店、仙草店、雜（干）貨店等，

整條街道充滿了古早味。同行的妹妹不禁說了一句，『很不像以往認識的台南』；男友也感嘆說道，『很像澳門的街景，真是令人懷念』。

從國華街走進被稱為『文創聚落』的正興街，滿滿都是人潮，看到的街景又是另一番風味，比起國華街，正興街比較『潮』，街道上也有很多文創小店。無意中，走進了日治時期所建的西市場，裡面又是充斥著古早風味的空間陳設，多為布店營業，但市場年久失修，也開始變成了危樓。如圖1-1 所示，雖西市場外圍被蓋上鐵皮支架作為保護作用，但市場內與建屋本身卻嚴重失修。

這一連串走下來，筆者看到台南的舊城區，已不同以往只是作為當地民眾的日常空間，如今已是被觀光化的城區，其中顯而易見的元素即是透過『藝術』與

『文創』強調台南的特有文化。除了文創園區，文創百貨、文創聚落等都在台南舊城區接二連三地出現，眾多產業商品被加上『文創』的口號，甚至就連一個便當也可以與『文創』沾上邊被稱作文創便當的同時，不禁引起筆者的疑問，『文創』什麼時候成了民間屢屢加注於中小型產業，作為翻轉商品的手法，甚至成了 公部門轉化城市的噱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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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1：西市場外部與內部空間 筆者自攝（2016/12/26）

一、台南從都市更新到都市再生

『從70 年代起，都市更新一直是西方國家城市政策的主要議題，90 年代，

隨著全球化、環境資源的日益重視，一種內涵更多元化、綜合化的都市再生概念應運而生』（曾憲嫻等人，2007）。然而 80、90 年代的台灣，才是正逢都市更新的熱潮，少有談及都市再生的議題，城市開發與重建儼然成了台灣邁向現代化城市的手段。如黃建二與王章凱（2007）提出，都市更新著重的是一個全盤性、有計劃的、長期性的政策計劃，著眼於都市整體經濟、社會價值與全體市民的利益，

將不適於現代化都市社會的市區著手改造的一個過程。舊城區的都市更新，為的就是讓當地得以重新發展，重振地方的經濟，期望使之復興成為活絡的城市空間。

而這一連串的更新計劃，背後都伴隨著市府對於城市形象的想像，逐步將其打造成現代化的城市形象。

顯然，城市開發與重建是隨著時代變遷而不斷持續進行的過程，尤其80、90 年代，市府在各種大舉重建的城市行動中，設法拆除影響市容的違章建築，開發新穎的時尚街廓、活絡的商業空間等展現城市繁華景象，這種種時尚符號成了當下城市、社會進步的象徵，也被視為邁向現代化城市的必要更新條件。縱觀台南城市的發展，從日治時期最早的市區改正計劃到現今市府所推行的都市計劃，其實大多都是延續日人對『現代化』城市的想像為基礎，藉以擬定城市計劃與發展策略。

以城市空間發展來看，在台南，自 1911 年市區改正、臺南運河開通、臺南驛改建，使臺南有了現代化都市的雛形。戰後初期，政治動亂連帶影響經濟的發展，促使建築活動呈現停滯狀態，而後於1980 年代，台灣經濟轉型熱絡，市府延續修復日人在台南所建的建築實施之外，辦公與住商大樓在台南開始如雨後春筍般出現；繼而延續了1980 年代現代與後現代主義的影響，1990 年代被譽為台南蓬勃發展現代建築的年代（傅朝卿，1996）。以政策面向來看，在中西區一帶可見市府於80 至 90 年代近 20 年間，對當地施作出的都市更新決策，如中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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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成、海安路拓寬工程以及台南舊監改為商業用地等¹，將違章建築、舊監空間等看似阻礙城市發展的元素剔除，試圖一一落實對現代化城市的想像。

據以上過去台南的建築空間改造與市府政策的操作，都只落在局部化的都市更新階段，然而，在台南這座充滿古蹟與廟宇的城市，加上市區改正所形成的放射狀道路規劃，促使台南難以在大規模的都市更新上大動干戈。台南該如何進入都市再生階段，藉以運用台南獨有的文化特色並使舊城區復甦？如黃姿蓉（2008）

所言，進入都市再生階段，得重視舊城區的風格與形式，並進而將之發展才是舊城區復甦的契機。

20 世紀末，隨著英國提出『創意產業』與東亞金融風暴後的產業轉型，文化

（創意）產業的發展開始在全球嶄露頭角，不到十年的時間，『創新』、『創意』

已成為多國產業經濟的核心要素，並為其在經濟上創造耀眼的成果（張玉明、曾倫崇，2010）。進入二十一世紀，全球市場進入新經濟時代，以知識經濟為基礎的創意經濟已逐漸取代大部分傳統的有形資產，當下的文化創意、創意經濟產業已成為各國爭相發展的綠色工業，堪稱為『第四波』的經濟動力，甚至被視為全球城市尋求再生、重新創造經濟競爭力的嶄新概念與明星元素（Landry, 2000；郝明義，2011；劉義中，2006）。順應這股熱潮，以『創意城市』推動國家經濟產業或都市再生的策略受到各國青睞，如火如荼地在各大小城市推展開來，運用『文化』與『創意』再生地方，政府亦將之實踐於國家新興產業發展政策或文化經濟政策上。

台灣，行政院自2002 年推動的『挑戰 2008——國家發展建設計劃』，將『創意台灣』規劃為當時施政的目標與願景，並將文化創意產業列為強化國家競爭力的計畫之一。在其子計畫下的『發展文化創意產業計畫』提出了『文化創意產業』，

『文創』因此而定名（鄭美華，2008；林思玲、林炎旦，2013；蔡宜蒨，2015）。

如今，『文創』已是台灣在地生活中描述文化與創意產業的頻繁使用詞語，然而回顧各國的文化與創意相關的產業敘述，都未有出現『文創』一詞，『文創』作為台灣文化與創意產業中特有的使用，具有哪些特殊性是值得注意的。

另，為解決台灣1980、90 年代因菸酒公賣改制、都市計劃以及工業需求降低影響而陸續出現各種閒置的工業文化遺址，順應『文化』與『創意』的熱潮，

2002 年前文建會（現為文化部文化資產局）利用台北、台中、嘉義、花蓮等閒置的酒廠舊址與台南穀倉，進行舊空間活化再利用，調整為『創意文化園區』，作為推動文化創意產業之特別用地。後續台灣政府也逐漸展開對保存台灣古蹟遺產的重視，如黃瑞玲（2014）研究表示，透過文化觀光、文化消費、文創園區等方

11983 年中國城落成，後續因『運河星鑽計畫』開啟，2016 年 3 月 20 日開始被拆；台南舊監初建於 1896 年，後因影響周邊民生為由，1986 年 9 月 18 日被拆除，監獄被遷移至歸仁區，原址閒置愈 10 年後興建大億麗緻酒店、新光三越台南新天地、國泰置地大樓等，形成大億新光商圈；市府為改善海安路因車流漸多造成道路擁塞的情況，欲進行海安路之路面拓寬、市集與停車場地下化，於 1992 年展開海安路地下街工程規劃，1993 年動工，直至 2002 年海安路才通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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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將過去工業化時期未受重視的產業遺產，成為重振都市文化形象與經濟產值的利基產業。漸漸地以『文創』為名的空間與商品生產，開始在台灣熱絡起來。

『文創』，在台灣脈絡下除了使空間轉型、再生地方的經濟，也承載了對地方、空間襲產化的實踐，而屢屢出現文創園區、文創聚落。但弔詭的是，發起創意產業或創意經濟的英國，國內卻未出現這類以『文化』、『創意』為名而生成的具體空間，在台灣卻屢次將其用來作為解決工業文化遺產、歷史遺產再生的標籤。

當前，在台南最夯的都市再生議題，莫過於就是用『文創』再生地方。台南市府從過去強調『都市更新』的脈絡，近年來藉由『文創』的介入，逐漸走向『都市再生』的操作。對於台南舊空間的處理，市府看似不再只是大舉重建行動更新地方，而是透過『文創』的名號、再利用的方式，重新賦予地方新價值。市府對於文創政策的大力推行與亮點，筆者猜測主要是 2013 年提出『文創大道』之後

2，在下一節『都市計劃：2024 文創大道/大學與城市』裡，筆者會為此做更多敘述。基於台南文化古都的特色資源，台南的觀光產業是市府著手操作的重點產業之一，而過往必然強調的古蹟與名勝地景，近年來卻似乎因應『文創』的熱潮而披上新衣，『文創空間』似乎成了市府主打台南城市形象與觀光發展的新賣點。

繼2002 年，前文建會利用閒置的工業文化遺產進行舊空間活化再利用，2008 年，台灣政府將文創產業納入作為主導國家發展政策，並倡議運用日治時期的產業遺產轉化為『文創園區』（黃瑞玲，2014）。在台南也有具體案例，如藍晒圖文創園區、林百貨等，都是歷史建屋與文化遺產頂著響噹噹的『文創』名號而被落實的『文創園區』與『文創百貨』，嘗試在文化政策下追求新價值、新產值。筆者認為，這或許代表著一個都市政策『文創化』的過程，在此，筆者欲嘗試藉著研究探討台南市都市政策的轉化。

今台南城市儼然沉浸於文化與創新的城市形象與觀光經濟體系中，筆者欲探知市府所提出的文創政策對台南城市帶來的影響與轉變。『文創』在其中看似扮演著舊城再生的工具，當中是如何被提出與應用的？

二、文創化都市政策：2024 文創大道/大學與城市

『台南除了到安平，還有什麼地方可以去啊？……去藍晒圖文創園區啊～！』

有一次正當懊惱台南除了古蹟、夜市還有什麼地方可去的時候，台南地頭蛇友人就提出了『藍晒圖文創園區』。有別於以往台南只有古蹟勝地與廟宇的群集，

最為熟知的就是舊城區近年來透過『財團法人古都保存再生文教基金會』戮力推動『老屋欣力』計畫，與市府『文化創意城市』的推行，為臺南地區注入新的文

2據訪談所知，台南市文化局在『文創大道』計劃中參與甚多，文化局組織架構也適逢文化部 2012 年改革而進行更動，並於 2013 年 1 月 1 日開始新的組織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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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氛圍，以『古都保存』、『藝術』、『文創』重新賦予地方新價值與新景象以利觀光產業發展。除了2015 年西門路上由舊第一司法宿舍再生的藍晒圖文創園區，

還有如海安路2004 年透過藝術造街從都更危機中再生、2013 年神農街一舉翻轉成為藝術文化名勝地景、同年『文創大道』被提出後，2014 年林百貨也以文創百貨重新開幕，現今皆已成為台南觀光發展的新趨勢。

在搜索『文創』相關資料的過程中，發現『文創大道』的相關報導，自此引起了筆者的注意而開始對其進一步了解。自市府於 2013 年提出『文化與創意大道』（如上簡稱：文創大道）後，一連串的都市再生計劃似乎就此展開與串聯起來。『文創大道』的構想是2013 年由成大建築系傅朝卿教授所提出，嘗試以歷史文化的角度指出從成大校園到安平的路徑作為建構文創大道的藍圖，目的在於將大學城、府城與熱蘭遮城三城形成整體性的空間連結。為了打造這條文創大道藍圖，文化局、經發局、都發局等，於2013 年召開了三場行動論壇以及九次的產官學界討論，激盪出具體的文創大道雛型。除了如上提及的藍晒圖文創園區與林百貨，府城軸帶地景改造、運河星鑽、中國城等一連串的都市更新系列，都是市府為強調地方產業經濟發展、提倡舊城區特色空間、傳統文化轉型而都市再生的計劃（劉舜仁，2013；曹婷婷，2013）。倘若確實落實文創大道，闊別日治時期的市區改正以來，這可說的上是台南近年來最大型的都市再造計劃。

在筆者初步的田野觀察中，沿著『文創大道』的路線從火車前站的中山路，

經過民生綠園，再沿著中正路直達中國城爆破遺地，本來想看看，市府所倡議的

『文創大道』經過四年有怎麼樣的變化？眼看除了經過的林百貨、土地銀行、民生綠園、台灣文學館格外搶眼的建築外，似乎未有什麼轉變。其中能談上『文創空間』的，就只有文創百貨林百貨以及西門路上的藍晒圖文創園區。筆者對『文創』介入都市政策中開始感到納悶，它究竟是什麼？市府欲透過『文創大道』給台南城市轉變成什麼模樣？難道店面都變成買賣文創商品的店面嗎？而哪些商品才稱得上『文創』？店面產業全面翻新，這似乎有點異想天開，房屋、土地產權複雜，亦難以實施。那為何公部門與學術部門嘗試以『文創』的名號來啟動都市再生的計劃，這條『文創大道』又有什麼文創價值，是筆者欲釐清的。

『文創大道』的提出，有別以往的都市政策，『文創大道』是由公部門台南市府、學術部門成功大學與私部門企業三方聯合共作的，三者之間的運作關係、

計劃如何被執行、其結果與成效等，是筆者欲探知的。除了市府將空間地景灌入

『文創』名義，在文創人才培育方面為促進台灣文創產業之永續發展，大學也落實了文創產業研究與人才培育於產業實踐，各大院校陸續出現『文創』相關的學系，或是成立文創研究中心。以台南成功大學為例，於 2006 年設立了創意產業設計研究所、2013 年成大規劃與設計學院成立『文創育成與研發中心』、2014 年更創立成功大學C-Hub(成大創意基地)作為跨領域討論的創意空間。成大 C-Hub 的成立如市長賴清德所言，被視為影響台南創意產業發展與串起現有文創資源的重要角色（王俊忠，2014），有望成為城市的創意、創新產業之交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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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在1990 年代前往往只被認為是一個知識培訓的高教機構。在黃俊傑

（2014）的《全球化時代大學通識教育的新挑戰》一書中則提出，台灣的大學在 1990 年以前，作為國家政策的執行工具；1990 年代以後，逐漸轉變為社會意見的反映場所。然而，大學除了作為教育機構與國家社會角色的拉扯，其也帶給周邊環境諸多影響，不單能刺激城市的經濟發展、促成地方財團生長、達至社會文化連結，甚至能促使都市再生的作用 (Goddard, 2014; Lebeau, Yann, and Allan Cochrane, 2015)。

成大作為台南重要的高等學府，其角色不再只是擔任高教培育的機構，現時甚至已跨出校園，在都市規劃政策上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有別於以往台灣大學院校的角色，以『文創大道』計劃為例，成大作為了影響都市規劃決策的新興行動者。另一個例子即是文化局與成大合作的『歷史老屋暨歷史街區教育推廣補助計劃』，由成大都市計劃學系曾憲嫻副教授主持，推動台南老屋的再利用，並以正確的老屋整修觀念保存老屋。

在此，筆者欲提問：大學在文創政策、規劃中所扮演的角色？公部門、學術部門與私部門之間的鏈接與運作架構？『文創大道』後續有被落實嗎？

三、藍晒圖文創園區作為出發點與核心案例

2017 年初，筆者開始進入藍晒圖文創園區做初步田野觀察。來到園區踏訪每一家店面，各家主要都是以『文創』為主軸行銷商品，除了手工商品，也入駐了劇團、錄影工廠、陶作坊、設計工作坊、餐廳等。商品主打手工商品與復古元素，有布袋、肥皂、飾品等，相對於以往講求實用性的傳統產業，園區內所謂的文創產業更講求包裝與設計美感（如圖1-2）。

圖1- 2：藍晒圖文創園區店家商品 筆者自攝（2017/04/12）

雖如藍晒圖文創園區執行長吳明榮所言，該園區是年輕人追夢、創業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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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給予筆者的初期觀感，覺得只是為台南多設立了一個觀光景點。園區缺乏宿舍群歷史背景的敘述，抹去了舊司法宿舍的主體性。園區內除了於 2016 年 6 月 2 日至12 月 25 日舉辦了（資料缺乏的）有關舊司法宿舍的展覽——『印象·台南：

第一司法新村·藍晒圖前世今生』之外（如今現已撤展），其他都是藉由文創之名入駐園區的業者與商品、飲食等。而園區內很多商品屢屢能在誠品找著，園區的產業價值缺乏獨特性之餘亦缺乏吸客能力，產業似乎難以邁向永續發展。

追溯藍晒圖文創園區歷史，其原為日治時期1930 年代與戰後 1960 年代所建的台南刑務所宿舍與『第一司法新村』，對面西門路上的新光三越為以前台南舊監空間，台南舊監與周邊司法宿舍曾盛名一時，但因位於台南市中心影響民生，

舊監於1983 年拆除改為商業行政中心，舊監遷移後，司法宿舍也就逐漸凋零。

因著文化局的介入，2013 年該地被文化局選為『文創園區』駐點，成為市府第一個主導的文創空間，後來由劉國滄主持的『打開聯合文化創意有限公司』進行勘察與規劃，後以早於2014 年 2 月 24 日被刷白的知名海安路街景藝術『藍曬圖』

為題而生成『藍晒圖文創園區』。

文創園區，是自 1990 年代末，原適逢政府面臨一群工業文化遺產的問題以及文化創意產業的興起，進而將文化創意加以合併到這些遺產上的解決方案。台北華山即是這工業文化遺產轉化為文創園區的典型案例；台北松菸文創園區因應國際性『2011 台北世界設計大展』舉辦而開放；台南藍晒圖文創園區則涉及了台南市府對舊城區與台南市核心區域所展開的都市發展政策。

『文創園區』這空間代號，毅然成為台灣遺產與閒置空間轉型或重新賦予地方新價值與產值的方法。台灣學術上擁有很多有關文創園區的研究，主要都是以台北的華山與松菸文創園區為例探討園區現象，如有文創園區建構、治理與發展

（陳怡君；2009 李秋蓮，2008；黃淑媛，2008）；或文化治理、文化參與、文化消費、園區資產化與文創化的政策歷程（王兆毅，2013；黃盈嘉，2012；黃瑞玲，

2014）；還有以經濟發展如創意聚集的效應、園區商業化、文創治理與運作模式的討論（周杏春，2006；周凌霄，2012；姚政存，2015；傅廷暐，2016；王燕景，

2016；黃思凌，2016）。相對地，在陳紀安（2014）與翁漱璞（2008）的研究裡，

則跳脫局限於園區內的框架，從都市規劃與區域發展的角度去看文創園區與都市周邊產業及空間結構的連結如何影響園區與文化產業發展的成敗。在蘇明如

（2016）一書《文創與城市-論台灣文化創意產業與城市文創觀光》裡，更細談了台灣文創產業政策與發展法的探討、分析，其也以高雄的文創觀光與城市治理為案例分析，探究高雄城市文化治理、文創產業與觀光、文創設計人才與文創園區空間政策等。

綜合以上文創園區的研究，可見以往研究多以園區內與周邊環境現象做分析，

學術仍缺乏對文創園區從都市政策、空間生產關係與運作、產官學跨域合作的城市角色之整體性做分析探討，亦缺乏審視『文創』作為都市再生、歷史建築的再利用（為文創空間）工具策略，與轉化城市經濟產業的核心元素是否合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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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創意城市』倡導的是文化產業內容的『生產』，台灣看似只是將各個

『文創空間』連結起來並統稱之為『文創城市』，再將既有的文創商品『市場化』，充斥著這些文創空間。『文創園區』則主導邁向觀光市場，有別於西方創意產業由當地推動原有文化產業的做法；台灣則採取劃圈地的方法，將文創產業圈定在園區內，台北的華山與松菸文創園區即是典型的例子。

以台南藍晒圖文創園區為例，其作為台南市府第一個官方主導的文創專區

（黃微芬，2013），除了在被圈定的範圍擺賣貫有的文創商品，與作為文創工作者的工作空間，在空間建構上如何以『文創』落實對歷史文化的保存或創造創意 /創新經濟的氛圍？歷史建屋與文化資產再利用為『文創空間』後，又如何被使用是筆者欲探知的。

以『創意城市』的理念，城市不僅具有文化生產能力，更具有文化再生能力，

傳統文化藉此能夠得到有效的保護，亦能為文化生產的資源重獲生機（曾軍，

2016）。然而，在藍晒圖文創園區，筆者絲毫感受不到『第一司法宿舍』的亮點，

搶眼的藍晒圖佈景主題，遮蓋了園區原有的文化特色，這類的衝突令筆者對以『文創』轉化歷史建屋與文化遺產的手法感到懷疑。園區內的文創產業猶如『玩家家酒』，商品幾乎都是生活小品。園區缺乏主體性的發展，加上園區人潮遞減，新鮮感退去後，其未來走向令人擔憂。

在此，筆者欲提問：以『文創』再利用閒置空間是否合宜？『文創』作為都市再生的轉化工具，是否促進城市創意經濟發展？或，文創空間的設立，是否為文創工作者發展出有效的文創產業鏈接？

四、研究發問

進入二十一世紀，知識經濟漸而取代工業經濟的同時，創意經濟產業作為了台灣當下經濟轉型的重要產業之一。即便沒有穩固的文創產業認知系統，『文創』

一詞被提出，台灣政府陸續接踵而來的『文創』政策，逐漸燃起了台灣文創的風潮，在台南更是以『文創』大旗重整台南的城市形象與觀光發展。台南在都市政策與治理上的轉變，從1980、90 年代以意識形態的城市現代化之實踐，逐漸轉向仗著古都文化，以『文化創意城市』重新打響台南，以創意手法再利用歷史建築。台南都市治理手法，從市府都市策略的轉變，『文創』雖佔有一席之位，但其怎麼成為空間轉型的中介與工具，就需要對文創政策如何形成、如何實施等有所了解。

然而，都市作為一個地方自治體能如何推動文創政策？換句話說，文創如何被整合入既有的都市政策是本研究要處理的一個課題。都市政策（urban policy）

在歐美的出現，是作為一個具有整合不同部門施政意涵的概念，其在不同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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脈絡中都有它不同的核心命題。譬如在歐美經驗的解說裡，『都市政策』的功能是為型塑大眾在城市裡之生活模式而設立，也反映了社會對該城市在經濟與社會發展上的角色定位，但『都市政策』一詞的定義十分主觀，就連施政者之間對『城市』的定義本身就有很大差異，因此『都市政策』的定義更趨向于隨當下社會發展趨勢而不斷變動，與其說是『都市政策』，更像是為了滿足大眾期待的『大眾政策』之縮影。以美國為例，提及早期的都市政策是以民眾福利為主，後期為了落實『競爭性』、『企業型』國家的發展，轉向注重社會再生產、房地產開發等專門服務『成長機器』聯盟的都市發展。

談及台灣都市政策的定義，實質亦無確切的說法。在台灣幾十年的經驗裡，

公部門的都市政策並無針對老舊市區的再生、更新做太多討論與提供解決措施，

在政策下的城市發展，其核心命題只有不斷地從原來市中心區域往外擴散發展。

隨著城市的擴張，人口、資源不增加的情況下，導致舊城區逐漸變成空城，台南即是如此。從中可見，台灣都市政策的服務功能只是作為不斷擴張土地開發的機器。落到台南經驗，面對舊城區發展之瓶頸，都市政策的功能看似主要以『觀光』

作為再生地方的工具。台南市過去十多年來以『觀光』作為帶動舊市中心，譬如 107 年度台南市府的施政內容，其中經發局、都發局與文化局都有提出提升台南觀光的要點，譬如經發局推動店家雙語（中英文）服務環境，推廣行銷網站吸引更多消費人潮；都發局辦理海安路、中正路等環境藝術改造、打造台南市亮點；

文化局建立多元藝術空間、辦理藝術節、打造文創業務為台南建立台南文創品牌等（台南市政府，2018）。市府更於今年（2018 年）公告『台南雙城觀光地區』，

成為全台灣第一個法定公告的觀光地區，強調台南觀光的永續發展。過去原本強調襲產觀光，直至文創熱潮在台南掀起，開始強調『文創』所帶來的觀光景點，

如林百貨、神農街、藍晒圖文創園區等。嘗試透過新穎的觀光產業帶動地方不同部門，譬如服務業、餐飲業、工藝產業等經濟的振興，『文創』也被市府用來作為再生地方空間、傳統產業的說嘴。

誠如以上歐美與台灣經驗對都市政策界定的模糊，都市政策的定義往往成了服務不同時代社會需求之城市發展準則。除此之外，『文創』在台灣的發展實為一片混亂，『文創』從一開始只是作為一種產業經濟的說法，後來在台灣出現園區化，甚至成為都市再生的新寵，這過程發展得非常迅速，乃至今日，『文創』

的定義也遲遲未能提出具體的解釋，因此談及『文創政策』的具體定義時，實在也說不上完整內容。本研究所談的『文創政策』定義，主要有關為促成與涉及地方空間、產業文創化趨勢（譬如閒置空間再利用為推動文創產業發展政策的先行政策；以『文化』、『創意』促成地方、產業經濟再生）、服務文創產業發展的政策都稱之為『文創政策』。

台灣於 2001、2002 年開始相關閒置空間、老舊街區再造為文創空間、街區發展文創產業，大喊文創再生地方城市空間、經濟的口號，藉以推動地方城市乃至整個台灣城市形象的轉變。落到台南的經驗，台南作為台灣的文化古都，夾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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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荷蘭、清朝、日治時期的文化與建築空間，亦保有在地的生活文化，如傅朝卿

（2012）所言，台南城市的文化資產透過創意管理或積極的介入，有望將這座『歷史城市』轉型為『創意城市』，又如徐明福（2013）所言，台南亦試著從歷史都市紋理尋找台南作為創意城市的可能性。然而台南這創意/文創城市背後的目的與提出的方案，是為要振興台南舊城區都市機能、產業發展，抑或其實只是服務觀光產業的一環。查看台南市施政計劃內容，文化局的施政綱要裡雖然提及要『扶植文創產業發展，協助文化創意深耕』，但至今台南文創產業經營仍然停留於文化業務，完全沒有與都市發展局和經濟發展局的施政業務做連結。因此，只有文化局參與的文創經營將給台南帶來什麼影響，是本研究要探討的。

台南都市的『文創政策』重點是什麼？其背後的目的是什麼？是要帶動都市再生之餘並產出新產業藉以轉化台南文化經濟，建立台灣的創意經濟環境；抑或推動『文創』只是一種觀光行銷策略，打造一種城市的品牌，這是本研究要印證的問題。以前者而言，台灣當下將創意經濟園區化，利用工業遺產與歷史建屋成立多個文創空間與文創園區，希望達到創意聚集效應進而為地方產出新的經濟體；

另，金融與文創的關係，政府或許希望透過『文創』尋找新的投資方式，藉此集結金融的投資，促進創意產業的發展。以後者而言，縱觀台灣政府提出的文創產業、文創園區到台南提出文創大道，『文創』一詞的使用逐漸從產業、空間的生產，甚至作為了振興都市觀光形象新策略的標籤，譬如藍晒圖文創園區的成立，

是否是市府為刷白的『藍曬圖』異地復原之地景，藉以挽回以往的觀光客群與消費將有待後續研究分析。

從市府2013 年大力推出 2024『文創大道³』計劃，凸顯了成功大學在台南文創議題上的重要角色。大學從過往台灣的脈絡，主要作為知識培訓與觀念引導的機構，或是作為國家政府後方的輔助角色，現今逐漸跨出了校園，成為再生都市的新興行動者。是什麼因素促使大學角色的轉換？因為新知識領域的出現，抑或為了獲得大量政策資源？從金管會資料顯示，2013 年提出了『教育訓練』、『資金專案』、『輔導平台』與『配套措施』等四個面向，並規劃出『金融挺創意產業專案計畫』輔佐創意產業發展，這或許誘導院校紛紛出現『文創』系所。眼下大學成了都市文創政策的新興行動者，文創政策的推行是否促成大學與城市出現新的關係、大學在城市的角色是否促動都市再生以及振興地方經濟、大學作為知識培訓、提供專才的部門，又是否為文創產業與高教創新形成連結，都是本研究要印證的。

在研究中，筆者先釐清台灣『文創政策』被推出的過程，再透過『文創大道』

與『文創園區/聚落』的案例作為台南文創政策下的研究對象，談台南文創政策、

文創空間的生產，與公部門、學術部門和私部門的運作關係，藉以回應台南舊城

3 2013 年由台南市府與財團法人白鷺鷥文教基金會主辦的『新世紀臺南文創大道行動論壇』，開始展開形構『文創大道』ju 形的討論，其中涉及了多方單位如台南文化局、都發局、觀光局、

經發局與交通局，以及專家學者的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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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空間與政策文創化的過程，以及高教創新的執行成效。故，本研究預期處理以下問題：

（一）近年台南市府看似趨向都市政策文創化傾向，都市政策中提出文創相關的政策主要想解決什麼都市問題？台南文創政策的推行是否振興地方經濟乃至都市再生？

（二）伴隨著這些政策推行，地方如何透過『文創』再生台南地方空間？現有台南舊城區地方閒置空間再利用為文創空間的經營模式與狀況？

公部門、學術部門與私部門於文創再生地方空間、經濟議題上的合作關係與角色功能，尤其學術部門在當中參與的影響？

第二節文獻回顧

根據研究發問，可以發現『文創』作為都市再生工具、大學在都市政策的角色，以及『文創空間』與『文創產業』關係為本研究之重點。為了聚焦於都市再生、都市政策行動者與歷史空間、產業轉型的互動過程，本研究將分為三個部分來探討相關文獻，分別涉及了都市再生發展與工具、大學與城市，以及歷史建築與閒置空間再利用的議題出發，將『文創』納入『政策—行動者—空間』形構來考察城市『文創化』的過程與關係。

一、『文化』與『創意』——都市再生發展的工具

『文化』與『創意』導向的都市再生概念，儼然已被視為一種再生衰頹城市重要且便利的政策工具，藉以重塑在地社群、生活空間以及文化意象，並進而發展出新的經濟模式來面對城市於後工業生產與消費的轉型（林文一，2015）。其後所生成的創意、創新政策，在當今新自由主義規模政治中已蓬勃發展。這類政策仗著能促進經濟增長、包容性城市發展與創意/創造力的敘述，被合法化地介入于城市管理中（Peck, 2012），作為城市的主導政策，成為政府復燃地方、城市形象與經濟的說嘴。

（一）台灣『文創』與政策

在台灣所熟悉的『文創』即『文化創意產業』，最早由行政院於 2002 年 5 月依照『挑戰 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的子計畫『發展文化創意產業計畫』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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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定名。其源自於 1997 年由當時的英國首相布萊爾（Tony Blair）提出的『創意產業』（Creative Industry）所啟發，其發展脈絡是在『創意經濟』（Creative Economy）

概念之下，著重於文化商品、文化服務對於區域經濟所能發揮的功能。

台灣的『文化創意產業』在英國所定義的『創意產業』前，加上了『文化』，

把『文化產業』（Cultural Industries ）與『創意產業』（Creative Industries）結合成一體，強調政策下主要是建立在文化上的創意產業，用『創意』帶動『文化產業』（漢寶德，2014；蔡宜蒨，2015）。基本上，『文化創意產業』一詞在國際間尚未有一致性的解釋，隨著各國對其定義的差異，在名詞的使用上各國訂名不一，如：英國的『創意產業(creative industries)』、韓國的『內容產業』、芬蘭的『文化產業』與台灣的『文化創意產業』（林士民，2011），而這些『文化產業』、『創意產業』或『文化創意產業』等概念，近年來在國際間成為蔚為顯學的文化思潮，甚至以文化之名，一躍成為國家政策一環（蘇明如，2016）。

在台灣，『文創』一詞的出現錯中複雜，『文創』在台灣當下更屢次被用來作為產業、商品、地方轉型所標榜的代號。然而，『文創』具體上是什麼東西？

其概念看似似懂非懂，實質上非常模糊。台灣『文創』裡頭所談的『文化』，歷史資產可以是一種文化、鄉土生活與民族活動可以是一種文化，甚至『吃』也可以是一種文化，包含的類別實在太多，並不如西方起初所指的針對『藝術內容』

產業的發展，二者之間的文化背景是全然不同的。政府並未鎖定台灣的優勢創意產業做詳細的規劃發展，就直接將英國政策套用在台灣，模仿英國的十三類『創意產業』，並舉出十六項產業為台灣『文創產業』（詹偉雄，2011），看似漫無目標的採取網羅式方法，將舉凡能與『文化』沾上邊的產業都納入其中。

『文創產業』與相關政策發展的歷程，自 1990 年代開始嶄露頭角。1994 年，

政府開始推動具代表性的文化政策——『社區總體營造』，透過空間建築、產業文化與藝文活動等議題，提升地方社區公民的自主意識，以重建新的公民社會和文化國家。這個理念後來成為重要的國家政策，也產生了推動『文化產業化，產業文化化』理念。2002 年期，文建會提出『挑戰 2008：國家重點發展計劃』，

其中提出『文化創意產業』發展計劃，將台灣的文化政策帶入新一階段。對於這計劃，王柏鈞（2015）認為該政策規劃裡拼裝了三種價值，其一是輔助業務『藝術創作』；其次為『文化產業』，著重社區營造；其三為參照英國的『創意產業』，

但這三種價值主張其實並不同，甚至是對立的。據文化部指出，2009 年政府開始推動『創意台灣』；2010 年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與相關子法通過，並頒布《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促使台灣文創事業正式進入法制化階段。

某些學者認為，台灣在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上，除了共同的目標是『拼經濟』

外，並沒有一致的文化發展方向，相關公部門則視經濟發展才是文化創意產業的主軸，然而文創法的形成，只是一部缺乏文化內涵的法案，而且不能協助政府規劃正確的文創政策（林爵士、周益羽 2014；漢寶德，2014）。莊國琳（2017）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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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台灣文化創意產業的執行有二大缺點，一是將個別兩種產業——『文化產業』

及『創意產業』聯合取名為『文化創意產業』，模糊了產業的定義；二是部門多頭馬車管理，造成權責不分以及資源的重疊與浪費。王俐容（2005）則認為『文化產業』與『文化創意產業』明顯是有落差的，『文化產業』是強調傳統、鄉土、

人類學式的生活內涵來思考文化的定位；而『文化創意產業』則是強調『經濟』

與『創意』的價值，不但模糊了文化邊界，還將一律具有生產文化符號意義的產品都視為了文化的展現。諸多的爭議中，後續在民間更出現所謂的『假文創』。

對於『文創產業』定位的疑問，文創政策提出者陳郁秀曾指出，『文化泛指藝術創作、生活藝術等，文化就在生活，生活哪有真假，只是切入點不同…我的文化創意產業政策只有四個字，就是“產業升級”』，讓藝術文化創造新價值；然而台灣目前推動文創產業最大的盲點就是缺乏方向與內容，另外，加上市府後來將『文創產業（文創是附著；產業是主體）』與『藝術文化產業化』混為一談，

才進而導致『文創』一詞的模糊（邱莉玲，2015/7/6）。

又如詹偉雄（2011）所言，布萊爾政府於 1997 年提出『創意產業』構想，

一方面是為英國的文化產業得以行銷於國際，使英國得以與美國競爭；一方面則是要在蘇聯共產世界解組後，為工黨在其左翼支持者所關心的『國內就業』問題，

提出振奮人心的新世界觀；加上英國力推『創意產業』的時代背景，是針對失去製造業的事實，與台灣的經驗是不同的，而台灣直接採取『創意產業』並執行於國內，未有在地化，固然會面對許多問題。綜合以上論點，政府對於『文創』的認知實為模糊懵懂，『文創』在尚未被定義或界定清楚產業範圍，就陸續定下政策、法案，並大力推動，當中種種的衝突與不解都未被正視與處理。

總的來說，台灣政府文創政策下『文創產業』範圍很廣，未有將其收編並著重發展。在所有文化都想平等化、同步發展的理念下，缺乏對特定產業做更詳細、

長遠的規劃發展，或許導致了台灣『文創產業』十餘年裡在國際上一直沒有多大起色。

以宏觀來看，台灣『文創』不單只是指『文創產業』，也被看作是一種新穎的『政策/轉型工具與手法』，以文化為主軸，透過創意的構思與手法，將產業與地方活化起來，設法為傳統文化的產業、遺產與現代生活做連結，藉以延長傳統產業與地方文資、古蹟等的週期，並達到永續的發展。除了政府，企業與地方社會也紛紛引用『文創』轉化商品價值，以及作為社區轉型與都市再生的核心元素。

倘若將文創產業推到社區產業，參與社區產業的人其實不多，甚至大多社區主要都是由銀髮族或家庭主婦投入，憑著自家手藝自製社區代表性的產品出售，

這般規模根本無法構成可觀的產量。如下，受訪者就此提出本地文創產業的困擾：

『創意（或文創）產業落到社區，我們看很多社區的產業都非常的微型（小型、量少）…像苗栗，有一個藺草學會，它就是想辦法呼籲苗栗用當地獨有的三角草，讓工藝師編制產品，但手工嘛，很費工，功夫要很高，價格卻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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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高，可能就不會有人要買…但它在日本都有得獎…就無法行銷，無法支撐在地產業靠這些來維生，這就是在地文創產業的困擾』。（訪問前文建會處長，

2018/01/12）

但如早前社區熱烈使用的『六級產業化』⁴，希望將初級產業農業的價值提升為服務性商品，以此增加產業利潤，但一旦每個社區都引入同樣的策略，『就變成每個社區都一樣做同樣的事情，就落入到每個社區沒有特殊性』（訪問前文建會處長，2018/01/12），也進而導致台灣各社區『文化』漸漸失去了競爭性。

再者，文創產業若要有更好的發展，單談『創意』是不夠的，談及創意與創新，兩者的不同是，『創意』指的是新穎的點子或構想；然而，『創新』即指發揮

『創意』的同時，該『創意』還必須具有商業價值。如Orton（2017）表示，理想的創新過程必備 1.可以滿足客戶的潛在需求、2.現行技術與資源可達成的、3.

能夠上市獲利並具有可持續的商業模式。對此，鄭志凱（2013）亦指出，『創新可以放大創意的價值，尤其是商業價值』。或許每一個人都擁有發揮『創意』的能力，譬如將熱門圖章刻印在馬克杯、毯子、衣服上，或是設計出精美獨特的飾品、周邊商品等，這些都是『創意』延伸出來的產品，但是這些產品能否進一步達到『創新』——擁有專利、上市價值的效果，還得視其後續的研發與加值工作。

可知，兩者最終的目的其實落差甚大。

（二）文化與創意導向的都市再生

在全球創意城市的競逐中，Florida(2002, 2005)和 Landry(2000)的創意城市和創意階級的論述，被全球各國和台灣的政策制定者，視為發展新的、進步與希望的都市復興的寶典。文化和創意，在日趨激烈的全球化經濟競爭中，被視為新形態的資本、競爭力的核心動能，以及經濟創新和科技發展的明星元素。（邱淑宜、

林文一，2014）

文化過去作為軟性元素、無形的國家資產，在經濟產業中或許主要就是透過觀光產業，形成文化消費。1980 年代之後，文化導向的再生成為備受歡迎的都市發展策略之一，『文化』在都市再生中成了重要角色，各國城市開始希望藉由文化經濟、文化發展策略帶動都市經濟與改善都市意象，繼而成為了 21 世紀舊城區再生的關鍵元素（Pratt, 2008；Jun Wang , 2009；穆安娜，2016）。

4 1×2×3：初級產業如農產品；二級產業如加工製造後的加工品；三級產業如農產品或加工品加上人為服務，變作附加價值更高的三級產業服務性商品。（王以瑾，筆者取自 2018/3/6.休閒農業六級產業思維。台灣休閒農業學院，人物專訪。取自：

http://www.taiwanfarm.org.tw/college/index.php/duty-skills-training/interviewee/61-interviewee-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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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與『創意』被工具化，今各國陸續以『文化』與『創意』為導向，

再生都市或進行歷史資產保存，甚至搭配都市行銷作為政策工具，用以復甦後工業城市的經濟蕭條，轉化過時或不合適的空間。國家、地方不再只是透過重建或都市更新的手法，進而轉向透過再生與再利用，重新賦予地方價值，重塑國家形象與名聲；或進一步將城市建構為文化消費或營造成一種象徵價值的場域，讓都市進一步促進資本累積與炒作、吸引觀光客或開發商，提升所謂『城市競爭力』

（Paddison, 1993；Kratke, 2012; Tretter, 2009；Shin, 2010）。

如 Mommaas（2009）指出，創意簇群的概念很適合以文化為導向的城市復興戰略，尤其針對歐洲後工業城市的特徵。藉由閒置空間的再利用注入創意簇群，

為城市發展出新的產業契機，透過創意產業可以幫助城市創造出更多新的產品與服務產業。如英國的創意產業對倫敦經濟佔有很重要角色，其涉及了廣告、建築、

工藝、涉及、影視、出版等關鍵產業，透過這些產業的延伸可帶動其產業鏈下服務產業的誕生。

台南市長賴清德（2012）亦認為，透過文化創意的手法不但可讓文化歷史城市產生文化與經濟效益，同時可促進都市再生與發展，並提高城市在國際上的能見度。如上說法，透過文化創意進行都市保存，可讓歷史建築重新被定位，實為重新賦予地方、舊建築價值不錯的策略。

然而，當國家經濟面臨瓶頸，而以『文化』與『創意』為首的新策略出現，

看似不失為一個好辦法時，國家是否都適於採用？對此策略的採用會因國家經驗不同而產生不同的效果，有利亦有幣。倘若當權政府缺乏檢視當中的合宜性，就直接隨波逐流一併採用，難免往後會引起諸多矛盾與衝突。在看似發展文化創意榮景的背後，當中所隱含的問題如治理性問題、社會的排斥等負面效果都應謹慎考慮。

在英國，創意產業是重建萎靡城市經濟的重要元素，藉由創意城市的發展雖某程度是那個可以為城市吸引專才的進入、產出更多經濟效益，但 Lee（2014）

研究指出，從結果看創意產業帶給城市的影響，其帶動了創意經濟的發展，但實質除了提高工資的來源，並無為地方提供累加的就業機會，雖然創意產業有帶動其他相關產業部門的成長，但在資源強烈的競爭下，原來生產性較小、衰退的產業也逐漸在城市發展中被擠出。

也有研究指出，英國創意經濟的成功，不完全因為它擁有大量創新技術、創意人才促成創意城市，倫敦作為一個開放、多樣化與大型都會城市的優勢擁有國際巨大的影響力，也意味著它被視為創意產業的創新中心，實質上與倫敦的創意生產無關，甚至當中的創意產業並沒有比其他產業更具創新性（Hall, 2000；Lee and Drever, 2012；Lee, 2014）。創意簇群發展的動機，也涉及了很多面向，如城市品牌、建構文化基礎設施新形式、再生被遺棄的空間作為住宅公寓、藝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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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企業的育成地等，但這類創意簇群政策模糊了經濟發展與社會需求之間的政策定位，也混淆了產業之間的區分（Flew, 2010）。

邱淑宜與林文一（2014）提及的，目前有關『文創產業』與『創意城市』的主流論述，都鮮少檢視與反省公私部門所採取西方經驗的概念與論述，就直接套用在台灣的社會文化與經濟結構，拼裝成台灣新的經濟發展策略與工具。林文一

（2015）藉由台北迪化街的例子指出，一方面這些作為台灣新經濟發展的工具關注的是所謂場所行銷或地方印象重構；另一方面這些所謂好的創意氛圍或生活形態，卻已有先驗或標準的預設立場，往往排斥了其他立場。Pratt（2008, 2010）亦指出，在缺乏考慮，直接從他國的經驗政策應用於國家社會體系中，一味地複製與仿效，將注定失敗。尤其是當發展的根基是植於『消費』之上，如 Houston 的例子，儘管其透過國家宣傳、國際行銷，仍然無法使城市達至永續發展。

錯誤使用『文化』與『創意』的捷徑再生地方，不僅沒能幫助都市再生，反倒可能型塑仕紳化的空間，造成對在地文化的摧毀。對此邱淑宜與林文一（2014）

的研究就提出了，在這文創政策下反倒只是強化了貧富階級，而文化創意工作者只是被視為都市仕紳化的前導者，文創行銷也只是營造短暫美景。政府對此則抱持不批判且迎合的態度，這除了可能加劇城市內部的社會極化與不平等的發展，

亦可能造成其他較貧困的縣市淪為競爭下的犧牲者。

縱使學界對『文化』與『創意』再生都市空間與經濟各有說法，然而回到台南案例，『文創』作為台南市府都市政策的關鍵詞，筆者認為是公部門急迫以其作為都市轉型的策略。嘗試用『文創』元素改造都市形象，藉以解決台南舊城區長期以來閒置空間上升以及觀光、經濟下滑的問題。

二、大學與城市

大學，在台灣 1990 年代以前只被認為是一個教學研究單位、知識培訓的高教機構與國家的輔助機構。在黃俊傑（2014）的《全球化時代大學通識教育的新挑戰》一書中提出，台灣的大學在 1990 年以前，作為國家政策的執行工具；1990 年代以後，逐漸轉變為社會意見的反映場所。然而，大學除了作為教育機構與國家社會角色的拉扯，其也帶給周邊環境諸多影響。如有研究指出，近年來因應社會對知識經濟與創造力的強調，更加強了大學與地方影響的關係，大學的存在對於地方服務業、文化活動、地方的再生與經濟振興等都息息相關。

在文化創意產業盛行的年代，文化與創意產業被定義為一系列以知識為基礎的經濟活動，講求利用創造力生產出有市場性的創意商品與服務，大學作為專業知識供應的部門，可為城市提供大量專才。在這創意經濟發展中，高等教育在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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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發揮了關鍵的作用，如可以促進經濟增長、創造就業機會等，同時也促進社會包容、文化多樣性等（Ondieki and Akuno, 2016），有望為城市帶來新一波的經濟體。

學校在城市中的角色，擁有其他部門所不能提供的資源，譬如資源整合的角色、創新教學資源的提供等，如Fernández-Esquinas 與 Pinto（2014）指出，大學為城市提供了環境設施、人力資源、經濟發展與公民參與的貢獻，大學專有的設施、研究人員、學生等動能可以成為城市環境轉型的優勢，這些動能是振興城市再生的重要資產。除此之外，高教在城市、空間、經濟，甚至政治與社會都有很強影響力，在許多城市中，大學被認為是頹敗社會轉型的重要催化劑（Fernández- Esquinas and Pinto, 2014））。如 Tuckett（2017）指出，大學可作為城市的創意孵化器，以英國的華威大學（Warwick University）為例，設立了“China Plate”劇院工作室，藉以提供企業平台發展創新想法；又或是中央聖馬丁學院（Central Saint Martins）與 LVMH⁵企業建立了時尚合作夥伴關係，在戲劇寫作課程中創建了實驗室，提供空間與資源於企業與學生合作套索新想法；又或是曾於耶魯大學（Yale University）駐點的“Pig Iron”劇院企業，嘗試與學生展開新構思與工作，造福雙方。

大學，是鑲嵌於充滿治理與商業網絡的社會組織與體制之環境中，大學的存在會因應不同的地緣關係與大學類型，而導向不同的社會關係。如 Goddard 與 Vallance （2013）的研究分析所示，一所大學的存在，能鼓勵企業、科學與科技轉移到大學周邊地區；在同一地區，多所大學的存在，能形成地方財團、文化網絡、區域推廣與遠程信息網絡；在核心區域的傳統大學，能達至策略性規劃與知識轉移、地方得以擁有永續的發展、教育與培訓；在核心區域的技術型大學，能促進城市再生、擴大對非傳統學生的接觸等，甚至有更多未提及的複雜因素，其合成可促成大學與環境導向各種發展的結果。因此，大學的存在不單能刺激城市的經濟發展、促成地方財團生長、達至社會文化連結，也能促使都市再生的作用 (Goddard, 2014; Lebeau, Yann, and Cochrane, 2015)。譬如董瑞青（2015）研究亦指出，大學對地方、大都市圈經濟影響和推動創新活動的作用是值得特別考慮的，

研究發現，高校的科研與地區創新之間存在積極和顯著的相關性，總的來說，大學對於驅動地方創新活動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回顧一些國外論及大學在城市發展中扮演的關鍵角色影響之經驗，在一些成功案例中如芝加哥大學（University of Chicago）與德雷塞爾大學（Drexel University）

在當地所做的努力即是直接擔起了改造地方空間機能的重任，展示了其在美國當地為振興周邊社區而做出的卓越努力。兩所大學都位於堪稱全國經濟最蕭條的地區，為了提供僱員更完善、便利的生活設施，邀請了設計者、開發商為當地居民、

5 酩悅·軒尼詩－路易·威登集團（法语：LVMH Moët Hennessy Louis Vuitton），又称路威酩轩集团（LVMH），是當今世界最大的跨國奢侈品綜合企業。（維基百科，2018/1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