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獻回顧

根據研究發問，可以發現『文創』作為都市再生工具、大學在都市政策的角 色，以及『文創空間』與『文創產業』關係為本研究之重點。為了聚焦於都市再 生、都市政策行動者與歷史空間、產業轉型的互動過程，本研究將分為三個部分 來探討相關文獻，分別涉及了都市再生發展與工具、大學與城市，以及歷史建築 與閒置空間再利用的議題出發，將『文創』納入『政策—行動者—空間』形構來 考察城市『文創化』的過程與關係。

一、『文化』與『創意』——都市再生發展的工具

『文化』與『創意』導向的都市再生概念，儼然已被視為一種再生衰頹城市 重要且便利的政策工具，藉以重塑在地社群、生活空間以及文化意象，並進而發 展出新的經濟模式來面對城市於後工業生產與消費的轉型（林文一，2015）。其 後所生成的創意、創新政策，在當今新自由主義規模政治中已蓬勃發展。這類政 策仗著能促進經濟增長、包容性城市發展與創意/創造力的敘述，被合法化地介 入于城市管理中（Peck, 2012），作為城市的主導政策，成為政府復燃地方、城 市形象與經濟的說嘴。

（一）台灣『文創』與政策

在台灣所熟悉的『文創』即『文化創意產業』，最早由行政院於 2002 年 5 月 依照『挑戰 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的子計畫『發展文化創意產業計畫』所提

出定名。其源自於 1997 年由當時的英國首相布萊爾（Tony Blair）提出的『創意 產業』（Creative Industry）所啟發，其發展脈絡是在『創意經濟』（Creative Economy）

概念之下，著重於文化商品、文化服務對於區域經濟所能發揮的功能。

台灣的『文化創意產業』在英國所定義的『創意產業』前，加上了『文化』，

把『文化產業』（Cultural Industries ）與『創意產業』（Creative Industries）結 合成一體，強調政策下主要是建立在文化上的創意產業，用『創意』帶動『文化 產業』（漢寶德，2014；蔡宜蒨，2015）。基本上，『文化創意產業』一詞在國 際間尚未有一致性的解釋，隨著各國對其定義的差異，在名詞的使用上各國訂名 不一，如：英國的『創意產業(creative industries)』、韓國的『內容產業』、芬蘭 的『文化產業』與台灣的『文化創意產業』（林士民，2011），而這些『文化產 劃正確的文創政策（林爵士、周益羽 2014；漢寶德，2014）。莊國琳（2017）認

為，台灣文化創意產業的執行有二大缺點，一是將個別兩種產業——『文化產業』

才進而導致『文創』一詞的模糊（邱莉玲，2015/7/6）。

又如詹偉雄（2011）所言，布萊爾政府於 1997 年提出『創意產業』構想，

很高，可能就不會有人要買…但它在日本都有得獎…就無法行銷，無法支撐 在地產業靠這些來維生，這就是在地文創產業的困擾』。（訪問前文建會處長，

2018/01/12）

但如早前社區熱烈使用的『六級產業化』⁴，希望將初級產業農業的價值提升 為服務性商品，以此增加產業利潤，但一旦每個社區都引入同樣的策略，『就變 成每個社區都一樣做同樣的事情，就落入到每個社區沒有特殊性』（訪問前文建 會處長，2018/01/12），也進而導致台灣各社區『文化』漸漸失去了競爭性。

再者，文創產業若要有更好的發展，單談『創意』是不夠的，談及創意與創 新，兩者的不同是，『創意』指的是新穎的點子或構想；然而，『創新』即指發揮

『創意』的同時，該『創意』還必須具有商業價值。如Orton（2017）表示，理 想的創新過程必備 1.可以滿足客戶的潛在需求、2.現行技術與資源可達成的、3.

能夠上市獲利並具有可持續的商業模式。對此，鄭志凱（2013）亦指出，『創新 可以放大創意的價值，尤其是商業價值』。或許每一個人都擁有發揮『創意』的 能力，譬如將熱門圖章刻印在馬克杯、毯子、衣服上，或是設計出精美獨特的飾 品、周邊商品等，這些都是『創意』延伸出來的產品，但是這些產品能否進一步 達到『創新』——擁有專利、上市價值的效果，還得視其後續的研發與加值工作。

可知，兩者最終的目的其實落差甚大。

（二）文化與創意導向的都市再生

在全球創意城市的競逐中，Florida(2002, 2005)和 Landry(2000)的創意城市和 創意階級的論述，被全球各國和台灣的政策制定者，視為發展新的、進步與希望 的都市復興的寶典。文化和創意，在日趨激烈的全球化經濟競爭中，被視為新形 態的資本、競爭力的核心動能，以及經濟創新和科技發展的明星元素。（邱淑宜、

林文一，2014）

文化過去作為軟性元素、無形的國家資產，在經濟產業中或許主要就是透過 觀光產業，形成文化消費。1980 年代之後，文化導向的再生成為備受歡迎的都市 發展策略之一，『文化』在都市再生中成了重要角色，各國城市開始希望藉由文 化經濟、文化發展策略帶動都市經濟與改善都市意象，繼而成為了 21 世紀舊城 區再生的關鍵元素（Pratt, 2008；Jun Wang , 2009；穆安娜，2016）。

4 1×2×3：初級產業如農產品；二級產業如加工製造後的加工品；三級產業如農產品或加工品加 上人為服務，變作附加價值更高的三級產業服務性商品。（王以瑾，筆者取自 2018/3/6.休閒農 業六級產業思維。台灣休閒農業學院，人物專訪。取自：

http://www.taiwanfarm.org.tw/college/index.php/duty-skills-training/interviewee/61-interviewee-04）

『文化』與『創意』被工具化，今各國陸續以『文化』與『創意』為導向，

再生都市或進行歷史資產保存，甚至搭配都市行銷作為政策工具，用以復甦後工 業城市的經濟蕭條，轉化過時或不合適的空間。國家、地方不再只是透過重建或 都市更新的手法，進而轉向透過再生與再利用，重新賦予地方價值，重塑國家形 象與名聲；或進一步將城市建構為文化消費或營造成一種象徵價值的場域，讓都 市進一步促進資本累積與炒作、吸引觀光客或開發商，提升所謂『城市競爭力』

（Paddison, 1993；Kratke, 2012; Tretter, 2009；Shin, 2010）。

如 Mommaas（2009）指出，創意簇群的概念很適合以文化為導向的城市復興 戰略，尤其針對歐洲後工業城市的特徵。藉由閒置空間的再利用注入創意簇群，

為城市發展出新的產業契機，透過創意產業可以幫助城市創造出更多新的產品與 服務產業。如英國的創意產業對倫敦經濟佔有很重要角色，其涉及了廣告、建築、

工藝、涉及、影視、出版等關鍵產業，透過這些產業的延伸可帶動其產業鏈下服 務產業的誕生。

台南市長賴清德（2012）亦認為，透過文化創意的手法不但可讓文化歷史城 市產生文化與經濟效益，同時可促進都市再生與發展，並提高城市在國際上的能 見度。如上說法，透過文化創意進行都市保存，可讓歷史建築重新被定位，實為 重新賦予地方、舊建築價值不錯的策略。

然而，當國家經濟面臨瓶頸，而以『文化』與『創意』為首的新策略出現，

看似不失為一個好辦法時，國家是否都適於採用？對此策略的採用會因國家經驗 不同而產生不同的效果，有利亦有幣。倘若當權政府缺乏檢視當中的合宜性，就 直接隨波逐流一併採用，難免往後會引起諸多矛盾與衝突。在看似發展文化創意 榮景的背後，當中所隱含的問題如治理性問題、社會的排斥等負面效果都應謹慎 考慮。

在英國，創意產業是重建萎靡城市經濟的重要元素，藉由創意城市的發展雖 某程度是那個可以為城市吸引專才的進入、產出更多經濟效益，但 Lee（2014）

研究指出，從結果看創意產業帶給城市的影響，其帶動了創意經濟的發展，但實 質除了提高工資的來源，並無為地方提供累加的就業機會，雖然創意產業有帶動 其他相關產業部門的成長，但在資源強烈的競爭下，原來生產性較小、衰退的產 業也逐漸在城市發展中被擠出。

也有研究指出，英國創意經濟的成功，不完全因為它擁有大量創新技術、創 意人才促成創意城市，倫敦作為一個開放、多樣化與大型都會城市的優勢擁有國 際巨大的影響力，也意味著它被視為創意產業的創新中心，實質上與倫敦的創意 生產無關，甚至當中的創意產業並沒有比其他產業更具創新性（Hall, 2000；Lee and Drever, 2012；Lee, 2014）。創意簇群發展的動機，也涉及了很多面向，如城 市品牌、建構文化基礎設施新形式、再生被遺棄的空間作為住宅公寓、藝術中心、

新企業的育成地等，但這類創意簇群政策模糊了經濟發展與社會需求之間的政策 定位，也混淆了產業之間的區分（Flew, 2010）。

邱淑宜與林文一（2014）提及的，目前有關『文創產業』與『創意城市』的 主流論述，都鮮少檢視與反省公私部門所採取西方經驗的概念與論述，就直接套 用在台灣的社會文化與經濟結構，拼裝成台灣新的經濟發展策略與工具。林文一

（2015）藉由台北迪化街的例子指出，一方面這些作為台灣新經濟發展的工具關 注的是所謂場所行銷或地方印象重構；另一方面這些所謂好的創意氛圍或生活形 態，卻已有先驗或標準的預設立場，往往排斥了其他立場。Pratt（2008, 2010）亦 指出，在缺乏考慮，直接從他國的經驗政策應用於國家社會體系中，一味地複製 與仿效，將注定失敗。尤其是當發展的根基是植於『消費』之上，如 Houston 的 例子，儘管其透過國家宣傳、國際行銷，仍然無法使城市達至永續發展。

錯誤使用『文化』與『創意』的捷徑再生地方，不僅沒能幫助都市再生，反 倒可能型塑仕紳化的空間，造成對在地文化的摧毀。對此邱淑宜與林文一（2014）

的研究就提出了，在這文創政策下反倒只是強化了貧富階級，而文化創意工作者 只是被視為都市仕紳化的前導者，文創行銷也只是營造短暫美景。政府對此則抱 持不批判且迎合的態度，這除了可能加劇城市內部的社會極化與不平等的發展，

的研究就提出了，在這文創政策下反倒只是強化了貧富階級，而文化創意工作者 只是被視為都市仕紳化的前導者，文創行銷也只是營造短暫美景。政府對此則抱 持不批判且迎合的態度，這除了可能加劇城市內部的社會極化與不平等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