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實」與「理想」之間：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發展基金會宜蘭工作室的參與式規劃設計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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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論文

Graduate Institute of Building and Planning College of engineering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Master Thesis

「現實」與「理想」之間：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發展基金會宜蘭工作室的參與式規劃設計實踐 Between "Realism" and "Idealism"：Participatory

Planning of the NTUBP Foundation in Yilan

芮光曄 Guang-Ye Rui

指導教授：王志弘教授

Advisor: Chi-hung Wang, Professor

中華民國 105 年 1 月

January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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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碩）博士學位論文口詴委員會審定書

「現實」與「理想」之間：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發展基金會宜蘭工作室的參與式規劃設計實踐

Between "Realism" and "Idealism"：Participatory Planning of the NTUBP Foundation in Yilan

本論文係芮光曄君（學號：R01544028）在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完成之碩士學位論文，於民國 104 年 12 月 30 日承下列考詴委員審查通過及口詴及格，特此證明

口詴委員：

王志弘（指導教授）

劉可強

邢幼田

黃瑞茂

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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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誌

當要開始寫謝志之時，也就表示我這三年多的台灣生活即將要畫上句號，五味雜陳的心情，讓我久久難以落筆。

父母、親朋曾經勸阻我：「啊，你就是想太多，圖不就是那樣畫，書不就是那樣念，工作不就是那樣做嗎？誰不一樣？」，我也曾經這樣質疑過自己，迷惘。

然而，我還是不甘心的想了太多，在一次次自我面對，多個機緣巧合的疊加，幾經思慮、猶豫之後，決定選擇「不破不立」最後賭一把。然而，賭局的結果卻好像一切命中註定一般，讓我在沒任何了解和準備的情況下，一頭闖進了台灣，走進了城鄉所，也從此打開了人生的另一道門。

在城鄉所的學習，是王志弘老師從始至終的諄諄教導，讓我從迷惘中明白，

「渾沌不明中，最重要的還是要知道自己信仰什麼價值」；從理論必修課到每週一次的讀書會，都讓我受益匪淺，尤其記得老師都會很認真的批改作業，連標點符號，錯別字都不放過，志弘老師是我見過的最認真的老師，沒有之一；也是在老師的教導、提醒和不斷解惑下，才讓我跨越思維的局限，順利完成論文的書寫。

感謝張聖琳老師教導我，年輕人有想就應該要去實作，是您帶我認識藍鵲茶，走進了許村，讓我看到關注鄉村議題的不同途徑——創意創業。感謝朱嘉明老師，

老師的課讓我一次次慚愧，覺得作為一個中國人，真的很沒有了解中國。也感謝麗玲老師、良治老師、畢老師、康老師、賴老師、舒楣老師，城鄉所多元的課程，

讓我知道，不是我想太多，而是我想的根本就不夠多；更感謝諸位老師們，一直以來對我關心與照顧。

如果說是城鄉所內的教育，讓我明白信仰價值的重要性，那麼是陳育貞老師、

劉可強老師和宜蘭工作室，則帶我點燃了心中的那盞燈，就是關注「人」；找到了朝向那盞燈前進的路，就是「參與」。正是為了解開心中疑惑，也為了進一步對參與的學習和思辨，才有了這篇論文的產生。在論文研究及參與學習的過程中，

育貞老師和宜蘭工作室的夥伴們既是我學習的老師，也是我研究的田野；換言之，

我也必須得和他們「既介入其中，又抽離其外」的，一起參與式轉譯，這是我的態度，也是我的挑戰。三個月的田野，35 個受訪人，46 萬字的逐字稿，要從龐雜繁複的對話裡，爬梳出論文有用的訊息；但田野訪談帶給我的，不僅僅是訪談結果讓我逐漸形成論文論證的觀點，更重要的是收穫是訪談過程中，我與他們互動的感受，很多話，無關論文；很多心情，難以言表，但卻帶給我久久的感動和大大的鼓舞。然而，與受訪者互動的過程，何嘗不是也是在參與轉譯呢？在這樣參與轉譯的過程中，我必須「互為主體」的感知體會，但也必須「主客分明」的抽離分析，對我來說，這是一個研究，但更是一場學習。感謝研究之下，田野之中，與我互動的每一位受訪者，沒有你們，就沒有今天的論文，也沒有今天的我，

是和你們的對談幫助我思考與成長。感謝參加我口試，對我論文提點建議的，黃瑞茂老師、劉可強老師、邢幼田老師，老師們的建議讓我進一步反思自己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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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讓我明了未來的路還很長。更要特別感謝育貞老師和宜蘭工作室，從始至終對我研究的莫大支持，既沒有在開始將我擋在門外，也沒有在過程中將我掃地出門；

我自知打擾已深，只好更厚臉皮的繼續叨擾，感謝的話一籮筐都說不完，但我卻想在寫完論文的今天，對工作室的大家說聲「若有打擾，多多包涵」。

在研究以外，我常常說，如果我在台灣有個「家」，那就是宜蘭工作室。育貞老師就像家裡的媽，不僅會教我知識，還照顧我在宜蘭的起居生活，記得我剛到宜蘭準備駐地做田野的當天，老師就在忙完一天的工作後，和慈穎學姐一起為我置辦了床墊、被褥，感念之情猶記於心。而工作室的大家就仿佛是我的兄弟姐妹，感謝慈穎學姐每次對我叨擾的耐心，更感謝你的小機車，讓我在宜蘭暢通無阻；感謝亭樺姐超認真的校稿和意見回饋，還有外國哥哥煮的東西真的很好吃；

感謝宜靜當我的 First reader，在我極其混亂的初稿中提點建議，你一直是我心中超厲害的學姐；感謝若慈在過程中協助我思考聊天的討論，一直在一旁關心我，

以及感謝家如的照顧。我想，我以後應該永遠都不會忘記這段騎著小機車，在風雨中飄搖的日子；更永遠不會忘記那些在和風麗麗，倒影漣漪的水田間，開心奔跑的歲月。

在即將離開的日子裡，我要感謝一路陪我走過三年半的城鄉所同學和朋友們；

在這裡，我發現原來我不再是一個怪咖，因為這裡有一群怪咖。感謝天天，潤琳，

作為第一屆陸生的我們仨，永遠是不吵不開心的損友，研究所的歲月，因為有你們，多了很多歡笑；也因為有你們，多了很多依靠，姐姐要先拋棄你們了，你們也加油，快點回來吧。感謝陳霖小妹，願意跟我分享心情，傾聽壓力，當我的小天使。感謝恒文，像哥哥一樣照顧我，陪我吃好吃的，帶我去好玩的；還在論文生產過程中，伴我思辨、討論，提點建議，校訂文稿；雖然討論的過程中常常爭持不下，但我心裡覺得你的建議還是很好的。感謝郁文、孟凌、賾駿、名揚、映嫻姐、還有 R01 的大家；在台灣，是你們讓我感受到了朋友的溫暖，絲毫感受不到「畢竟是敵國」的身份界限。以後，我會很想念你們的。

最後，感謝愛我和我愛的人，你們的支持，是我一切的源動力，你們一直都在我的心裡陪伴著我；感謝一直在對岸等我回家的父母、親朋，我這就回來了。

如今，面對質疑，不再迷惘，遠處有一盞燈，雖然看不清腳下的路，哪怕會繞彎，哪怕會艱難，但我願意朝著那個，我相信的方向步步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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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由於參與式規劃設計的概念同時兼有「參與」的「政治價值性」，與「規劃設計」的「操作實踐性」，因此長期以來，對其並沒有一個明確的界定，也沒有一套標準化的操作模式。尤其，當「參與」逐漸成為主流價值時，一方面，它被各自詮釋，甚至被視為專業市場化運作的工具、獲得政治正當性的籌碼；另一方面，它反而遭到追求經濟理性與效率理性的組織「摒棄」。而關於「參與式規劃設計」以往的研究與論辯，多圍繞「政策研究」與「經驗研究」展開，且大都停留在價值論辯而難於回應具體實踐，或以一個參與個案的發展為背景探討相關經驗、意涵、方法、行動者的角色反思等，而難以回應整體。

因此，本研究選擇駐地宜蘭、實踐參與式規劃設計廿年的臺大建築與城鄉研究發展基金會宜蘭工作室為研究主體，探討支持參與式規劃設計得以持續實踐的內、外部因素，以及長期實踐的參與式規劃設計對地方之影響；最後，透過「為何參與」的設問，來解開「何謂參與」的疑惑。筆者試圖結合「轉譯」與「權力關係」的分析理論，提出「參與式轉譯」作為理解參與式規劃設計的解釋模型；

即包括「知識」、「公共性想像」的相互轉譯，與「權力與責任共享」的過程，建構共識樞紐，並以螺旋循環式的方式漸進。瞭解專業者與不同結構位置的行動者參與式轉譯之過程，即是在回應研究之議題。

本研究認為，宜蘭工作室參與式規劃設計之所以可以持續實踐廿年，其原因是：首先，除了基金會屬性與體制內漸進改革的專業目標外，宜蘭工作室參與式轉譯的核心是關注「人」與面對「衝突矛盾」，這不僅塑造了各方的專業信任與需求，也建構了支持專業實踐的社群網絡。其次，宜蘭工作室與政權聯盟保持「介入其中又抽離其外」的關係，通過「介入其中」擁有公共資源分配的協議式權力與進入社區的先發性權力；通過「抽離其外」保持專業公共價值的主體性，免於成為政府背書的專業工具。然而，支持專業「抽離其外」的，正是工作室與地方社區「主客分明又互為主體」的參與式轉譯；工作室長期的地方參與，不僅累積了專業的地方知識和社會信譽，更累積了自身的專業實力。再次，地方社群網絡的養成，使工作室可以發揮「裡應外合」的多重角色，根據議題發展進程，將體制內資源與社會力量進行跨時空連接整合；進一步支持工作室「專業治理」的權力翻轉，即便政黨輪替也不會受到影響。最後，工作室透過「做中學」傳遞參與的默會知識；雖然員工會承受各種疏離，但在「類教育」的內部參與式轉譯下，

留住人才不是組織永續的目標，而是透過轉譯促進個人思辨與專業反省，建構多元參與的網絡，以不同的角度推進參與合作。宜蘭工作室的參與實踐不僅對宜蘭地方社會的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更重要的是透過參與價值的傳播與社群網絡的建構，影響人在日常生活中參與公共事務的意識。簡言之，宜蘭工作室的參與式規劃設計是以參與「轉譯」，回應社會「轉型」的日常社會運動。

關鍵字：參與式規劃設計、宜蘭工作室、參與式轉譯、專業治理、公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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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cept of participatory planning comprises two parts, namely the "political value" during "participation", and the practicability during the planning process. The definition of participatory planning has been controversial and is regarded as an idea of complexity over the past few decades, and there is no standardized mode of operation, either. This idea has been interpreted differently as it begins to be widely accepted as a tool (with the exception of the organization pursuing economic and efficient rationality). Previous researches regarding participatory planning usually discuss its policy aim and focus on particular empirical studies. They explore the pros and cons of such method during application or try to profile it by unveiling the experiences in one case. They fail to shed light 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framework which is so deeply related to participatory planning.

This paper therefore selects not one particular case, but the organization practicing and dedicating to the method of, and embracing the value in participatory planning as its subject of investigation. The Yilan studio affiliated with the NTUBP foundation will be the core of discussion. This paper will first explore the factors supporting the durability of Yilan studio’s practicing participatory planning for more than twenty years. Second, it analyzes the participatory planning`s influence on local society. Finally, it tries to answer the question "why participate". To this end, the author combines the theory of "Translation", "Urban Regime" and

"Organizational Sociology" to propose "Participatory Translation", as an interpretation model for participatory planning. This model is formed by the translation of "knowledge" and "public imagination", and a process called "power and shared responsibility ". The common core supports to sustain translation, and together they move forward in a spiral progress.

Several reasons contribute to the long-lasting practice of Yilan studio’s participatory planning method. Firstly, Yilan studio pays close attention to people and is willing to face conflicts. It is from this process that the studio shapes its professionality and develops its sources of demand among the public, and hence establishes its own supportive "social network". Secondly, Yilan studio has been maintaining a "half involved and half detached" relationship with the regime of the local government. Its involvement enables it to own bargaining power on the allocation of public resource, and to be endowed with the preemptive position when intervening in the community.

Meanwhile, by remaining somewhat detached, the studio upholds its subjectivity when carrying out pubic value. Thirdly, the indigenous knowledge and professional strengths accumulated over a long period of time enables the studio to integ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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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ources from multiple social components and governmental institutions. Lastly, the

"learning by doing" pattern in participatory planning constructs a pluralistic

participant network from within, since the planning method requires the studio staff to be highly saturated with the social net work of the studio. In sum, the participatory planning method of Yilan studio has witnessed its impact in the development f local society, as it plays the role of mediator or translator. It has affected people’s sense of participation in public affairs in their everyday lives. As embodied by the Yilan studio, it can be said that the participatory planning is in itself a daily social activity.

Keywords: Participatory planning, Yilan studio, Participatory translation, Professional governance, Public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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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目錄

圖 1 參與式轉譯過程分析圖 ... 20

圖 2 研究分析框架圖 ... 23

圖 3 宜蘭工作室計劃案所在地區統計圖 ... 42

圖 4 宜蘭工作室計劃案來源統計圖 ... 43

圖 5 宜蘭工作室計劃案類別統計圖 ... 43

圖 6 宜蘭工作室計劃案區域尺度統計圖 ... 44

圖 7 宜蘭工作室工作範疇統計圖 ... 44

圖 8 早期宜蘭地方政權聯盟結構示意圖 ... 51

圖 9 轉化後的宜蘭地方政權聯盟結構示意圖 ... 54

圖 10 政治介入社區發展的權力關係分析圖 ... 66

圖 11 參與式轉譯對社區權力關係的轉化分析圖 ... 76

圖 12 童玩公園預定地基地位置與周邊環境示意圖 ... 84

圖 13 童玩村-社區經營網結構分區示意圖 ... 94

圖 14 組織目標與組織結構辯證統一示意圖 ... 99

圖 15 螺旋式循環的參與轉譯模型示意圖 ... 133

表目錄

表 1 受訪者資訊一覽表... 25

表 2 宜蘭工作室工作內容細分表 ... 45

表 3 影響疏離面向的因素分析 ...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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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緒論

本研究主要探討支持參與式規劃設計得以持續實踐的內、外部因素；參與對地方的影響；以及希望透過「為何參與」的設問，來解開「何謂參與」的疑惑。

在經驗觀察中，財團法人臺大建築與城鄉研究發展基金會的宜蘭工作室¹，不僅在宜蘭長期實踐參與式規劃設計，同時對宜蘭地方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因此，

本研究選擇宜蘭工作室為例，嘗試探究參與式規劃設計的相關議題。

本章首先藉由探究參與式規劃設計的臺灣發展脈絡，與當前的社會狀態來闡明研究動機，並以宜蘭工作室為例，提出本研究主要的研究問題。其次，透過文獻回顧與評論，確認研究之定位；並在研究前嘗試界定釐清參與式規劃設計與社區營造的差異。最後，筆者選擇以探究不同行動者之間的關係，來切入分析「參與式規劃設計」，結合轉譯概念與權力結構分析的相關理論，建立研究設計與方法。

第一節研究動機與目的

早期臺灣在威權主義國家和低度發展的市民社會下，都市計畫是一種由上而下的管制計畫，由威權國家基於自身邏輯來界定城市的意義及計畫的功能，這些因素對臺灣規劃產生了結構性限制（張景森，1993：8-9）。這種以理性規劃為基礎，權威體制結合了地方勢力的地方政府運作下，規劃理論與現實產生了距離，

也與民眾日常生活產生了距離（曾旭正，1991：191）。在 1980-1990 年期間，臺灣社會經歷了重大的政治社會轉變、解除戒嚴、取消報禁和黨禁後，引發了一股社會運動風潮，民主草根的聲音逐漸凸顯，本土意識以及本土文化在「地方政府再造」的政治實踐及「生命共同體」的政治宣導中，逐漸被重視並重塑認同，由此也相應推動了臺灣本土的文化保育工作，催生了許多社會組織（羅瑞鴦，2002：

17）。同時，受到歐美 1960-1980 年代反思傳統程序理性規劃思潮影響的臺灣學

1 2014 年，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發展基金會「宜蘭工作室」改制為「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發展基金會，宜蘭分會」，但廿年間宜蘭工作室的名稱被大家熟悉慣用，因此本文寫作仍以「宜蘭工作室」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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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陸續回臺，開始結合新形勢下的臺灣發展與挑戰，思考空間專業者的再定位。

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反思空間專業團體，就是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的師生。

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前身是臺灣大學土木工程研究所的都市計劃研究室（簡稱都計室）。1975 年，王鴻楷自哥倫比亞大學都市計劃學博士班畢業後接受邀請，至臺灣大學土木工程研究所都計室任教，1976 年起開始對外招收學生；隨後的幾年夏鑄九、黃世孟、陳亮全等老師先後加入都計室；1988 年，都計室從土木所獨立，成為建築與城鄉研究所；1990 年劉可強回台灣，負責主持當時城鄉所的規劃室。

城鄉所反對專業壟斷，招收除規劃、建築、景觀以外的其他非專業學生，在研究所的開放環境中彼此學習，倡導規劃是一個過程而不是結果，規劃過程中注重的應該是整合而不是專業分工；強調使用者的感官經驗及主觀能動性的「參與」，以及和環境之間互動的社會關係，認為實質的空間規劃其實是社會生產的，是一個動態、而非靜態的過程，因而規劃過程需要有彈性，不見得一開始就有一個一成不變的目標，不考慮使用者「人」的環境規劃不是一個「好環境」（王鴻楷，

1985）。當專業者要因應現實的社會權力關係時，不僅需要在理論方面質疑工具理性的規劃方式，同時也需要在行動上介入社會轉型。這正是多年來城鄉所「專業通才、集體合作、社會正義、社區參與」的核心價值。

為了老師和學生能夠更便於參與社會議題的行動，也為了更好的因應當時臺灣快速經濟成長下的城鄉、建築、實質環境等嚴重課題，整合各專業領域之專長，

更有針對性的提出專業行動策略或措施，城鄉所便於 1990 年 7 月成立「規劃室」，

並於 1994 年正式成立「財團法人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發展基金會」。他們選擇以專業實務單位的形式，介入政府體制內的公共資源分配過程，提出並秉持「參與式規劃設計」的理念與核心價值，不斷落實社會實踐，嘗試推進社會轉型與體制內改革。這些思想理念與行動和臺灣當時主流的程序理性規劃，及以量化為主的研究取向大相徑庭，因而城鄉所也在開放轉型的這一歷史時期，扮演了重要的導引角色。

對於整個社會環境而言，經歷了 1980 年代後期解嚴、本土精英及草根社會運動的崛起與爆發，1990 年代正是地方政府面臨合法性危機而重組政府機器、

重建政權認同之際，面對的正是社區環繞集體消費、文化認同及自我管理等方面的呼聲；在這樣的情況下，政府便選擇以社區作為政策調整的主要元素（黃麗玲，

1995：76）。1994 年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提出「社區總體營造」政策，這個政策基本上是由中央政府發起和主導，強調社區參與的模式，企圖整合地方文化、

社會、經濟產業發展及環境改善，創造地方認同的政策。由於「社區總體營造」

中的地方社區參與，與先前一些進步空間專業者對於專業壟斷的反思，強調使用者「參與」的進步思想有相似之處，因此在政策推行前期，當其他相關領域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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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未能完全理解時，空間專業者就能夠迅速整合地方文化和社會發展等事務，以至於社區總體營造政策推動初期，空間專業者所占比重很大（陳其南，1996：112）。由此可見，雖然實質空間改善只占該政策的一部分，但是許多空間設計團隊都成為當時協助社區行動的主要力量，扮演積極的角色。此後，臺北市政府於 1999 年制定了「社區規劃師制度」，成為全臺灣第一個推動空間專業者進入社區的政策。「社區規劃師制度」逐漸蔓延至全臺灣並且延續至今，而「社區規劃師」亦成為推動「民眾參與」的重要一環。這些政策引導與社會環境的改變，都使得空間專業者的關注逐漸從大尺度的土地利用，轉移到小尺度的社區。這不僅標誌著公部門與民眾之間的認同、合作與支持的關係建立，也促進了社會民主化的發展，

「社區營造」和「市民參與」也成為一般民眾耳熱能詳的用語（陳亮全，2000：

62）。

然而關於「參與」和「參與式規劃設計」，正如劉可強老師所說的：「那時候並沒有那麼多參與的概念，不過是一個很重要的專業反省的開始」。也正是因為對於「到底什麼才是參與、怎樣的程度才算參與」這類問題，無法有明確的論述和界定，才使得當「參與」逐漸被社會接受成為主流論述後，也有了更多元的各自詮釋。例如，參與雖然因為「社區總體營造」政策的推行而深入人心，但「社區總體營造」作為一項政策，難免被添加進了政治意識形態的色彩，政策推行中的「參與式規劃設計」也不再僅僅是進步的空間專業者對專業的自我反省，而成為了「合理化」政府治理與市場化運作的工具手段。另一方面，對於依賴政府資源做事和成本利潤考量的一些顧問公司，會覺得參與耗時、耗力、更耗財，所以要麼對參與反而望而卻步，要麼依據契約條款從事形式化的參與。一些研究指出，

對於某些傳統空間專業者而言，社區營造也只不過是拓展了他們新的業務市場

（楊沛儒，1993：4-6），他們或僅僅調查訪談、或舉辦嘉年華式的參與活動，或在政府壓力之下選擇性參與或者假參與，認為這就是所謂的參與（莊南田，1992）。多年來的參與越往後，參與程度越不佳，究其原因是由於無法具體且及時解決社區發展難題，致使民眾期望落空，久而久之居民自然失去參與熱誠（劉立偉，2008：

320）。除此之外，2000 年後，臺灣政黨輪替，全球化時代的發展、社會的快速進步，城市的發展與區域網絡的重要性日益凸顯，社區總體營造的階段性任務的完成及退燒，政策性的空間規劃的核心逐漸偏離社區層面（吳金鏞，2013：23）。

由此可見，參與在逐漸成為主流價值後，各自詮釋「合理化」或反加「摒棄」的狀態，不僅偏離了「參與式規劃設計」原本專業內在自我反省、推進社會轉型的初衷，同時也遇到了新時期來自政經、社會變動的外部挑戰。

參與變成社區營造之後，尌變成政府給資源的方式，工具化了，這樣尌比較缺少一個靈活轉變的動力；其次是政府大概也覺得它吸納了社會轉變意見，停在那裡，沒有看到每個階段都應該有民眾參與的任務，所以後來尌把民眾參與簡化成民粹，尌沒有很積極的看到它是一個一直在往前轉變的過程（受訪者：F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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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回到起始點，提出並一貫堅持參與式規劃設計的臺大建築與城鄉研究所與基金會，作為「進步」的空間專業者和時代的與時俱進者，他們實踐的參與式規劃設計，在當前參與被各自詮釋和摒棄的兩極狀態，以及社會的各種限制和挑戰下，是否仍然堅持專業反省與推進社會轉型的「專業理想」初衷？如若堅持，

他們的參與式規劃設計「理想」是如何因應「現實」這些限制與挑戰的？

基於以上對參與式規劃設計的疑問，筆者選擇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發展基金會的宜蘭工作室，作為了解「參與式規劃設計」的個案研究場域，其原因是：

首先，早在 1980 年代和 1990 年代初期，城鄉所及基金會就與宜蘭有密切的合作。

1995 年，基金會為進一步落實專業規劃與地方社區結合，選擇當時沒有專業團隊願意進駐的偏鄉宜蘭，成立了「駐地」的工作室；換言之，宜蘭是臺大城鄉基金會參與式規劃設計與地方社會連接長期實踐的場域之一。其次，長期駐扎在宜蘭開展參與式規劃設計的基金會工作室，過去廿年間，一直都在「宜蘭神話」的地方政治與市民社會向前推進的歷史洪流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它與其他幾個設計單位一直都是縣政府政策委託規劃的主要單位，這些規劃單位的規劃工程與規劃意見，相當程度地影響了縣政府的政策內容與方向（黃國禎 1998：99）。最後，在宜蘭也常常聽到社會各界對宜蘭工作室的參與式規劃設計有各種「傳奇」

的描述與評價，例如有人說：

他們那樣的工作方式沒有倒閉是很厲害的，也許是不吃不睡，薪水很低

（受訪者：石村敏哉）。

雖然每次都會 delay，但基本上出來的東西，除了維持他的理想性之外，

還都滿實際的，不會打高空（受訪者：宋隆全）。

他們對資料的基本調查非常詳細，詳細到資料真是非常的多，多到有的時候你會覺得不知道怎麼消化（受訪者：林國民）。

也有人說：

他們尌像參與空間規畫的傳教士，也像老師，傳道、授業、解惑……他們打開了宜蘭的視野，從外地過來，帶來不同觀念、作法、作風、想法，

對宜蘭縣建設有非常大的影響；同時對不公不義會站出來講話，對宜蘭縣社會運動、進步發展具有推動力（受訪者：周家安）。

他們感覺不計成本，長期跟當地的融入，有一個使命感，跟當地有感情，

用閩南語尌是「搏感情」（受訪者：陳文富），

臺大城鄉是宜蘭的福氣，還好有臺大城鄉所，他願意陪伴社區，願意建議政府，在臺灣沒有其他縣市有這樣的機會，這是宜蘭人的幸運（受訪者：邱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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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見，宜蘭工作室不僅堅持專業理想，在宜蘭長期實踐參與式規劃設計，

同時對地方社會發展也有著重要的影響。因此，筆者希望透過這個長時間駐地實踐參與式規劃設計的組織，試圖回答以下三個層次的研究問題：

1、宜蘭工作室何以能在現實的各種限制中，堅持實踐「參與式規劃設計」

的理想，他們是如何因應？支持他們參與式規劃設計長期實踐的條件為何？

2、宜蘭工作室參與式規劃設計的長期實踐對地方政府、在地社會產生的重要影響主要體現在哪些方面？

3、宜蘭工作室這廿年間堅持的參與式規劃設計，到底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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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文獻回顧

本節主要分三個層次的內容，回顧參與式規劃設計的既有研究。首先，參與式規劃設計的相關概念，包括參與的主要理論與當前參與式規劃設計的主要論辯、

爭議；其次，參與式規劃設計的既有研究取向，主要分為政策研究和經驗研究兩個方向；最後，回到宜蘭場域，探討宜蘭地方發展中參與的相關研究，主要從社區層面和社會公共議題層面回顧。

一、「參與式規劃設計」的概念回顧

（一）「參與」的主要理論

參與作為一種政治價值立場，常與民主搭配在一起，原因是參與的概念源於古希臘的城邦政治，人民有權力決定公共事務，在公開場合談論公共事務的過程即為一種溝通的歷程。每個人都有機會，在參與政治的過程中，身體與智慧獲得砥礪，個人獲得價值的歸屬，與社會結合，這是民主的基本價值（羅瑞鴦，2002：

10）。因而民主是參與的立論基礎，其社會背景是一個自主的社會，即通常學者所稱的「市民社會」。

回顧針對「主事者」與「決策者」不同的態度與不同的參與程度，從 1960 年代，開始就有許多學者對使用者參與的層次，與基本模式提出觀點，其中最具有影響力的就是 Arnstein, S. R. （1969）提出的八個階段的參與階梯（A labber of citizen participantion）：無參與：操縱、治療；象徵性參與：告知、資訊、安撫；

完全參與：夥同、權力委讓、市民掌控。1975 年，Iriand, L. C. 站在專業者的角度提出七項參與的方式，並解釋了不同角色的定位：告知、通告並諮詢、協調、

中立、辯護式計劃、仲裁、複式計劃（Iriand, 1975）。1978 年，Eidsvik, H. K. 提出了參與的五個模式：通告模式、諮商模式、說服模式、控制模式、合夥模式

（Eidsvik,1978）。其中 Arnstein 和 Eidsvik 的參與模式比較類似，都是從一般使用者參與決策的程度，通過分級、分項的方式來說明過程中的各種現象；Iriand 的七項參與系統則是以專業者的角度來說明參與的各種方式（劉香吟，2004：27）。但是無論是哪一種分類，都有新的方式被延伸發展出來或未考慮周全的可能性，

不可能涵蓋所有；雖然參與的程度是與其政治社會體制相適應，但在特定的某種政治社會背景之下，無論是哪一層級的參與模式都有可能同時被使用；且在某一特定的情境下，依據策略不同而選擇不同的參與方式。因此 1988 年，Connor, D.

M.就針對這一問題，選擇針對「公共議題處理的情形」修正 Arnstein 的理論，從事件本身採取的解決程序的角度出發提出：教育、信息反饋、諮商、參與規劃、

調停、訴訟、解決/預防衝突的新的階梯（Connor，1988）。也由此可以看出，參與程序和模式的複雜與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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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這些參與的階梯、模式與程序都呈現相同的問題，它們只反映了參與靜態的一面，卻沒有看到參與在動態過程中的效果、影響及實踐的操作，也缺乏與具體的政經社會脈絡的連接。空間規劃與具體的政經、社會脈絡緊密相連，空間規劃中的「參與」也是一個動態的過程，其意涵更為複雜，不能簡單的就以上述既定的參與模式、程序與方法，來評估空間規劃中的參與。

（二）「參與式規劃設計」的討論與爭議

參與是一種政治價值立場，規劃設計則是具體的實踐過程；在規劃與設計的空間生產過程中加入「參與」，即為參與式規劃設計。所以參與式規劃設計是一個帶有政治價值判準的實踐概念，目前並沒有相關理論直接論述和明確界定何謂參與式規劃設計。

1、「參與式規劃設計」的實踐範疇

在空間規劃中引入「參與」，最早可以追溯至 1960 年代，美國產生的一系列社會運動，使得一些進步的專業者開始對傳統理性規劃進行反思與批判。倡導式規劃、平等式規劃將「參與」的理想和弱勢帶入規劃過程裡，認為當弱勢受到大規模而不適當的開發威脅時，城市規劃應該開始扮演護衛角色，由專業者透過社區市民參與程序，協助社區抵抗包括公私部門開發計劃導致社區瓦解的危機；專業群體更協尋相關資源以較少花費的成本，據以展開弱勢社區的實質環境改善，

因而產生了參與式的「社區設計」（Community Design）。到了 1970 年代末，參與式的社區設計已被廣泛操作（林欽榮，2003：13）。隨後在英國，也提出了「社區建築」（Community Architecture）、日本的「Machizukuri」（社區環境營造或造町計劃），均強調以人民參與為主，推動環境改善。由此可見，參與式規劃設計正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由空間專業者的自我反思而產生。

雖然各地的參與式規劃設計，均強調居民參與的重要性，然而到底何謂參與，

往往沒有一個定論，再加上評斷不易，也使得「參與」眾說紛紜，莫衷一是（王思涵等，2000：299）。Christopher Alexander（1978）指出凡是生活在一環境下的任何人，做出對塑造此一環境有幫助的行動，都可說是參與。King Stanley（1989）

亦認為參與式規劃設計是一個含義較廣的概念，它可以指任何尺度與類型的「參與」的空間規劃設計過程：住宅社區規劃、區域規劃、城市公共空間設計、鄉鎮的發展計劃、市中心再開發等。劉可強（1996）認為參與式規劃設計專業改革的基本原則是，改變專業者與使用者在空間生產過程中的關係，使用者參與不僅是較平等的設計關係，更是良好環境生產的基本條件，這是設計程序的基本邏輯。

由於，參與式規劃設計肇生於，空間專業者對傳統理性規劃，忽視使用者日常生活經驗的反思；因此，當前的探討也多與空間使用者的日常生活經驗直接相關的社區營造、社區設計、社會建築等聯繫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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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不同政治立場下「參與式規劃設計」的論辯

由於對「參與」的政治價值存在認知差異，因此不同政治價值立場對待參與式規劃設計亦會產生論辯。該論辯的焦點主要在於：一些人認為參與式規劃設計可以帶來積極的社會意涵，另一些人則認為參與式規劃設計難逃形式化、被政府收編以及民粹化的挑戰。

倡導參與式規劃設計的聲音，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

首先，參與式規劃設計可以了解地方使用者的需求，也讓使用者相互溝通理解，緩解社會矛盾，建立地方認同，強化自主管理意識。Hester, R. T. 認為，參與式的社區設計是透過市民參與的環境設計過程，用以解決社會中生態資源分配不均、社會關係疏離、環境品質惡化，以及公共空間效益不彰等問題的一項環境改善機制（Hester、張聖琳，1999：38）。同時，參與有助於提高複雜環境下的管理與社會的適應進程，促進規劃過程中的個人、團體、社區、機構和各系統更好的共同整合（Smith，1973：281-283），通過使用者參與空間營造的生產過程，

不僅可以得到民眾的支持，增加人們對組織的信心與信任，使人們更容易接受規劃設計中的決策和內容，並願意加入合作，參與提供人們發聲的管道，以追求更好的規劃決策和服務（Sanoff，2000：9-10）。同時，地方感的形成與空間參與的程度直接相關，而地方感的形成則有助於地方環境的未來經營與管理，創造一個滿足使用者需求的環境，為自我的環境負起責任（Nick Wates，1992：160）。

其次，參與式規劃設計能彌補專業壟斷的斷裂，建立相互溝通與學習的橋樑；

社會是由不同價值觀，不同期望的異質文化團體所組成，因此專業者介入要深入理解這些外來文化，或次文化是非常困難的。由於，每個人對環境的認知，大都是根據個人經驗的參考架構修正後的文化框架為起點（Moughtin，王淑宜譯，1999：

27），因而透過不同團體以及個人的參與，提供多元的資訊、諮詢、與討論分析等，可以共享在地的經驗知識，促進想法上的創新，並應用在規劃的過程中，提升規劃的品質與水準（Forester, 1999; McNally &Nagahashi, 2001，引自杜文玲，

2009：75）。同時，參與式設計含藏了雙向教育的本質，設計者與市民都會在過程中各有學習（Hester、張聖琳，1999）；因此，「參與」是突破現代專業化社會生產和消費的距離和疏離，彌補與專業訓練或知識層面上的不足，進一步則是質疑現代社會中所謂專業者的權威，及其運作的正當性和合理性（王鴻楷，1998）。

最後，參與倡導的是一種平等對話、權力回歸，同時也是建立市民城市的基礎。原有精英技術官僚為主的規劃設計與長期的教育，讓一般的居民、空間使用者已經失去了控制其環境的能力，他們不知道這個權力是可以屬於自己的，甚至也不認為自己有權力參與其中。長期以來人們失去集會結社的自由，因而普遍形成一種對公共事務保持冷淡或被動的態度，遂將大部分的公共事務拱手讓給地方派系或政府，一般人更與公共領域疏離（曾旭正，2001：v-52）。Richard Hatch 認為，參與讓人們重新學習環境的能力、體驗集體創作的愉悅，及發展質疑既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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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造世界的能力。參與的真正意義與最終目的在於對使用者的作用，在於創造的市民與社會，而非好的建築作品（Hatch，1984：8-9）。因此，參與式規劃設計主要精神是民主參與的觀點，認為參與環境生產或社區規劃設計就是參與公共事務，是一項民主權利，空間設計、營造、使用及維護管理，不僅是專業者或技術者的專門領域，更是使用者的基本權利（羅瑞鴦，2002：46）。社區參與的覺醒首要任務是讓社會權力禁錮著的想像力，能夠解放出來。參與式規劃著重在計畫實行前，將受計畫影響的各個團體與利害關係人聚在一起，在沒有任何「事先決定」的前提下，折衷或降低彼此意見分歧的強度與範圍，以尋求共識的一個民主化過程（黃瑞茂，1999）。

因此倡導參與式規劃設計者，總體上是認為參與是建立一種能讓社會成員對待互動交流的狀態，不存在社會地位、經濟資源，政治領域的發聲權等障礙（曾瑞明，2014：119），即參與是民眾的權利，也是一種權力之再分配（Arnstein，

1969）。所以，參與式規劃設計不只是創造新的環境，它同時創造出人民（市民社會）與政府（國家）之間的新關係（Hester、張聖琳，1999：8）。也正如夏鑄九（1999）所言，參與並不只是對草根社區的賦權，而且在城市意義的歷史層次上賦予了臺灣市民城市的意義，以對抗官僚城市與投機城市。

至於對參與式規劃設計的批評與質疑，最常見的就是：

首先，真精英假參與。有研究指出，在現實實際的操作中，有的規劃設計早已完工，但作為參與方式的民意調查往往過於草率或形式化；再者，設計者召開幾次被動式的民眾意見查核會議，其實都對設計結果往往沒有什麼改善，卻又造成參與無助提升設計品質的說法。或者，有的經常把參與及設計的過程分化，在做法上傾向辦參與活動的辦活動，做設計的做設計。此外，專業者亦容易以說服者或教育者的態度立場落入「馴化」式參與的狀態（羅瑞鴦，2002）。更有甚者，

將參與視為某些房地產開發者的社區公關指南，認為這是化解居民阻力的新公關技巧（莊南田，1992）。這樣參與的過程與實際的設計分離，或說服式的參與，

其實都是將「參與」視為一種形式與過場，被當是安撫、告知群眾，或「合理化」

的政府治理、資本積累的工具之一。參與只是流於表面的假參與，其實質內涵與精英主義並無太大差別，導致參與的實質影響效果有限或無效。

另一個方向的批評聲音，則來自參與民粹主義的批判。在空間規劃中，民粹主義通常會將參與簡化成為民意調查，或服從式的概念和做法，認為參與就是一切，然後聽取「民意」照做就好了。但在實際的情況中，就會出現部分人決定或發聲者決定的「支配性民粹主義」。這種危機在於將公共領域視為均值的民意，

但實際上常常說話的還是經常在社區裡有發言權的人。更甚者，有權勢者往往利用社區賦權的理由，要求控制社區規劃或設計，而忽略了少數人或不發聲的人的建議（羅瑞鴦，2002：54），隱含的市場法則的民粹，難以包容弱勢與少數，因此使得參與流於表像，偏離參與本質，進而導致疏離感（許立一，200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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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這樣的參與式規劃設計通常被質疑陷入了資產階級民主，淪為既得權勢者利益重分配的工具。

除了參與方法和立場引發的問題，許立一（2004）認為即便社會中存在許多明知的、熟誠的公民，但因缺乏適當的政策機制讓他們適當的參與政策形成，與執行過程而陷入危機。王錫鋅（2008）還指出，公眾參與往往耗費大量人、財、

物力，使得成本大幅增高等。

綜上所述，參與是以民主理論為立論基礎，參與式規劃設計則是基於空間專業者在實作過程中，對傳統理性規劃的批判反思而產生，不同政治價值立場對參與的政治詮釋與經驗詮釋皆有不同。批評參與式規劃設計的，是看到參與在既有

「現實」的政治治理、資本市場邏輯、權力分配的框架限制之下存在的諸多問題；

而倡導參與式規劃設計的，則是在建立一個「理想」的目標，認為參與是在建立一種平等對話，以及權力再分配的人民（市民社會）與政府（國家）的新關係。

雖然，這是不同政治價值認知的碰撞，但參與式規劃設計本就是在實踐中不斷發展的理論。因此，參與式規劃設計是兼具「政治價值性」與「操作實踐性」的概念，它沒有一個明確的界定，也沒有一套放諸四海皆準的操作模式，重要的是在實踐過程中，參與的「理想」與「現實」總是會發生碰撞，那麼如何在難以改變的「現實」結構之下，去某種程度的實踐「理想」？或支持「理想」實踐的可能

「現實」條件是什麼，則是本研究希望進一步關注的方向。

二、「參與式規劃設計」的既有研究取向

由於參與式規劃設計是兼具「政治價值性」與「操作實踐性」的概念，因此參與式規劃設計的既有研究，也可以被分為關於「參與」政治性討論的「政策研究」，和將參與運用在空間場域，探討實作經驗的「經驗研究」。在臺灣既有的發展脈絡下，參與式規劃設計很難脫離「社區總體營造」的政策背景，與「社區營造」的實踐；因此，很多探討「參與」的研究，都會與「社區營造」的政策和實踐相關。

（一）「參與式規劃設計」的政策研究

1、國家/政府對於公共事務、都市發展政策中的參與

政府的公共事務不一定與空間規劃相關，但空間規劃必定涉及政府公共事務的政策，因此回顧公共事務政策的研究，可以發現對於「公眾參與」或空間的「參與式規劃設計」，依研究者不同的政治立場呈現不同的認知：

一種政治意涵為「將參與作為政治統治的治理方式之一」；例如，許立一（2004）

先闡述了公共事務運作過程中的危機，因此希望在地方治理的角色中引入公眾參與，這裡的參與遂被視為政府在處理公共事務過程中收編的治理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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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種政治意涵認為，「參與的背後意涵為國家的權力共享與市民社會之建立」，如方凱弘、陳宏興（2014）從探討國家政府與公民社會的關係，以環境治理的公共議題為例，指出雖然國家仍然是治理過程中的主要行為者，但治理過程中應該有更多公民社會行為者的參與，最終引申到「參與」背後政治訴求，應為統治者的權力共享，這種觀點則是本文讚同的立場。在這種立場下，另有一些學者希望在國家政府宏觀都市發展政策中，也能加入「參與」；例如，夏鑄九（1990），

針對臺灣當時的社會都市發展矛盾分析，引出經濟結構與都市再結構的現實，探討國家的都市政策與社區發展，希望能在未來的都市計劃、公共事務的政策發展中與引入公眾參與。黃麗玲（2003）分析了臺北市都市規劃的發展過程，並指出 90 年代由全球化過程所觸動的都市政治轉變，促成了政府將民眾參與引入都市計劃，提供規劃者新的契機。筆者也提醒官僚的制度仍具有根本障礙，參與已經出現象徵化形式化的操作傾向，有待規劃界重新開創視野。但這些文章均是在 1990 年代初期所寫，倡導當時的政府都市計劃能夠加入公眾參與，均無法因應參與的發展瓶頸，以及其如何面對新時期社會環境、政經關係所帶來的相關問題。

2、「社區總體營造」政策中的參與

「社區總體營造」政策為主的參與研究，可分為以下兩類：

以「社區總體營造」政策框架下進行的研究，回顧臺灣各地社區總體營造的發展脈絡及重要意義，分析當前社區總體營造政策執行時遇到的困境，從而探討未來社區營造應如何因應這些問題，而進行再定位，並最終提出發展建議；例如，

陳亮全（2000）、林欽榮（2003）、陳錦煌、翁文蒂（2003）等。但這些研究的問題在於，問題檢討與發展建議都在政策的大背景下，並不能根本性的回應國家政經的結構性問題，對應那些問題的策略反思，只會停留在治標不治本的層面。

也正是因為如此，另一些研究以「社區總體營造」政策面臨的結構性危機，

與當前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出現瓶頸與問題反思為出發點；提出應該突破政策的框限，指出社區營造與都市計劃或社區規劃相結合，社區參與必須與政治、社會、經濟等其他制度共同調節，才有可能對抗當前新自由主義經濟全球化的危機，

和社區參與自身的問題，創造進一步發展的可能。例如：劉立偉（2008）認為在社區營造成功的表面下，存在著許多問題，由於始終來自於國家的倡議，在實踐上社區總體營造所展現的是重建國家認同的積極企圖，致使草根民主的奠基讓位給民粹主義的訴求，而民眾參與則弱化為國家用以達成特定發展政策的工具；因此，應該重新思考社區定義與考量城鄉差異，回應全球化與地方化的挑戰。其次，

他提出社區營造需要與都市計畫等空間體系相連結。最後，由下而上民眾參與的社區營造基本理念的實踐，必須透過政治、社會、經濟等制度面的多面向調節，

才能維繫社區的永續發展。李永展（2009）以資本全球化為背景探討，認為社區營造中只有強調「地方」，才能對抗這種資本全球化的挑戰，而面臨當代社區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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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所存在的問題，他認為社區營造與社區規劃應互動連接，從而提出「生活的地方」取代「商品的空間」的未來社區發展方向。突破既有的政治制度框限，看到當前全球化資本流動的政經結構性問題，指出可嘗試探索的方向，亦是本文進一步對話的內容。

（二）「參與式規劃設計」的經驗研究 1、以探討「參與」實踐經驗為主的研究

回顧當前參與式規劃設計的既有研究，絕大多數的研究都是以社區總體營造或參與式規劃設計為背景，針對某一個具體展開過參與式規劃設計實踐的案例，

作為研究對象，描述其參與的過程，反思參與過程中發生的問題，總結積累參與經驗。其中，一些研究會進一步探討「參與」相關的一些議題；例如，參與的公共政策，參與帶來的社會轉變、地方認同，參與的民主社會意識等。楊沛儒（1993）

以新北公園參與式規劃設計三重後竹圍公園為主進行案例研究，探討專業者介入提倡參與式規劃設計對社區認同與空間生產產生的影響；王秀娟、翟天健（2013）

選擇桃園縣政府闢建完成之南崁溪水岸自行車道沿線三個社區，進行其相鄰水岸空間的改善，指出專業團隊積極與社區建立「夥伴關係」，始得開啟社區參與的意願。通過參與式規劃設計的過程，傾聽民眾宣洩情緒、激發民眾的正向思考、

化解民眾心中憂慮，與協同民眾動手協作，共同打造對社區有意義的水岸空間。

不過，些研究仍然以個案經驗及相關探討為主，缺乏從一個宏觀整體環境脈絡審視參與的視角。

2、「參與」技術方法的研究

另有經驗研究是圍繞參與的技術方法進行探討，但對於參與式規劃設計而言，

參與本來就不是一個只有唯一解的過程（王思涵等，2000：299）。採用什麼樣的參與式規劃設計方法，其實是與專業者對所謂「參與」的價值認知相關。Hester、

張聖琳（1999）認為，專業者將使用者需求納入設計過程時，就會將過程變得更為複雜，其中資源空間的配置更具有高度的政治性，加上每個社區的環境條件與問題不同，參與者（包括專業團隊）之間的價值認同也充滿歧異，使溝通與參與過程常需面對多重差異。因此，參與式規劃沒有放諸四海皆準的操作模式，通常由專業團隊視社區的在地脈絡作調整，具有相當的彈性（羅瑞鴦、劉欣蓉，2001）。

在彈性的參與式規劃設計的過程中，通常最大的障礙來自於溝通困難，而專業者所使用的語言大都來自系統性知識，是一種較抽象且高度象徵化的一種語言，

居民對於環境的認知，則多半來自於個人的經驗與日常生活（劉欣蓉，1997），

因此，雖然參與式規劃沒有一致的模式化、套路化的操作方式，但仍然有相當多的文獻根據參與的實踐，總結了一些在具體操作的層面上可以使用的參與技巧，

達到專業知識與居民日常生活的有效溝通對話：例如，Nick Wates（1993，2003）

所著作的《社區建築》和《社區規劃手冊》，Hester、張聖琳（1999）的《造坊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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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鄭晃二、陳亮全（2010）的《社區動力遊戲》等。於此同時，隨著科技時代的進步，新媒體時代的來臨及網路交互平臺的興起，也帶來了「網絡參與」等更為多樣的參與方式。但必須需要注意的是，參與的效果不僅與方法有關，同樣受到政治經濟等結構性其他因素的影響。

3、以探討參與過程中行動者角色、權力關係的研究

社區及社區居民是參與設計的主體，但政府與第三方組織的專業者同樣是參與的主要行動者（林欽榮，2003：12）。因此，這類研究也以某一具體的參與實踐進行經驗描述，但主要探討在參與過程中某一行動者角色發揮的作用，或者探討多個行動者角色在過程中彼此之間的關係。例如：劉欣蓉（1997）以 1993 年到 1996 年間，參加淡水與芝山兩個社區所從事的社區參與過程，討論參與式規劃設計中，專業者如何面對特定歷史脈絡下，存在著各種社會權力關係的社區，

並在參與過程中與社區共同面對國家政治。她最後提出，面對當前臺灣特殊的社會處境，專業者無法從社區層面的思考出路，而且必須重新將視野放在更廣的脈絡下，同時在文化、政治、經濟政治層面上連接，代替傳統空間計劃。楊弘任（2004）

在他的《社區如何動起來》的中，以文化轉譯的機制探討外來的文史專業團體，

在推廣蓮霧栽種技術創新與地方派系網絡的碰撞，剖析不同行動者「專業」和「在地人」相互轉譯的社會運作機制，並連接到社區總體營造的社會過程。

參與過程中的行動者研究是非常重要的，通過行動者探求實際參與式規劃設計所面臨的政治、經濟與社會的動態爭議，探討可以持續參與實踐的支持條件及場域，亦是本文的研究與對話內容之一。

4、其他研究

另一些研究主要從歷史回顧的角度；例如，羅瑞鴦（2002）回顧了 1990 年到 2000 年，參與式規劃設計的推行經驗，包括主要事件、操作的內容、主要推動者、相關的重大政策及其作用等，並進一步整理了這一階段本地參與式設計的推行意義。但另一方面，隨著深化及迅速普及化過程，參與式設計同時面臨實踐上的困境與挑戰。最後，在面臨累積的城鄉問題，持續性的全球化情境，區域不均衡，地方產業與經濟再發展的壓力，文化與社會的多元性等課題下，提出幾點參與式規劃設計實務取向的一些建議。但歷史性的回顧較為缺乏參與過程中動態的，政治、經濟與社會產生爭辯性過程分析，而只能以靜態的參與結果加以討論。

綜上所述，雖然這些研究的主題都為參與，但參與的政治價值立場不同，研究內容的側重、論述、結果也大相徑庭，對參與的解讀也各自詮釋。透過相關經驗研究的回顧，可以看出，多數研究仍以獨立參與事件的個案發展來審視參與式規劃設計，探討參與式規劃設計的經驗、意涵、方法、行動者的角色反思等，缺乏從整體大環境脈絡出發，討論在一個地域內的長時間跨度下，持續進行的參與式規劃設計，也欠缺參與式規劃設計和政經及社會整體發展之關聯性的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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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宜蘭經驗發展中「參與」的相關研究

由於臺灣脈絡下參與式規劃設計與社區總體營造緊密相連，因此宜蘭地域內關於參與的大多數研究，仍然將「參與」放在「社區總體營造」政策的背景下，

以社區尺度的「社區參與」作為探討對象；另有少部分研究則是探討更廣泛的「社會參與」，如審議式民主的公民會議和社會運動等。因此，以下回顧主要分為「社區參與」與「社會參與」兩部分。

（一）社區尺度內的「社區參與」

1、政策制度檢討

方雅慧（2008）研究宜蘭社區大學與在地社造團體，於 2003 至 2005 年推動之社區營造員培訓計畫，認為促進社區轉型，邁向地方活化，正是一個不斷「造人」的歷程。關鍵在於從個人到組織、到社區、以至跨區域的社群學習創新與連結。蕭欣怡（2006）以宜蘭社區作為研究場域，從「永續發展」理念所強調之社會、經濟、環境的研究途徑，檢視宜蘭社區營造歷程，並從地方治理理論來說明，

地域發展中政府與民間組織合作的重要性。她針對臺灣及宜蘭層級提出相關政策建議，期望透過理論與實務的結合探討。但這些政策制度的檢討仍然停留在既有的制度框架之內，無法解決政治制度的結構性限制的問題。

2、社區參與實踐經驗總結與反思

這類研究分析宜蘭的某個具體社區參與案例，延伸探討政策的落實、參與的意涵，專業者的角色或社區主體性等相關問題。例如：王惠民（1998）以長達十年的宜蘭二結社區參與營造為例，探討各種外來作用者的介入方式及其影響，認為空間規劃專業者必須超越傳統專業角色的自我認定，將專業知識「轉化與沉澱」

為社區居民的需要；同時，重新審視「參與式規劃設計」的精神，方可能有效打開社區營造的局面與面向。從而延伸探討在社區營造的工作中，專業者的真正挑戰在於判斷與協助適任的社區組織，建立其在空間營造上的想像力與主體性。鄭凱方（2006）以一個批判的視角回顧社造十年多來的政策演變，他認為當各個原鄉部落被鼓勵著以社區營造的方式，利用其週邊自然資源與族群文化特色發展生態、文化性產業時，而原鄉地區真實的社造實踐情況與困境卻鮮少被正視處理，

由此選擇大同鄉崙埤原住民部落為其研究對象，並指出社造過程中原住民地區普遍缺乏能人與區位偏遠導致輔導機制難以生成的結構性問題；同時指出社造政策以競爭方式鼓勵、要求社區迅速展現自主能力，更促成了少數能人強勢決策的必要，並阻礙了社區公共性轉化生成的機會。

但這些研究均以某一個社區為研究場域，為個案的經驗研究及延伸探討，未能從一個整體環境下出發探討參與式規劃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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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參與行動者的角色關係的研究

不同的價值認知會產生截然不同的分析觀點與結論，但多數研究仍然是在

「社區總體營造」的制度框限之下，並以此提出策略和建議，而忽視了整體政經環境的結構性問題與影響，如林清標（2009）以「非營利組織」的角色為研究對象，通過描述宜蘭社區總體營造經營全貌、困難瓶頸，認為非營利組織是宜蘭「社區總體營造」未來的出路，他也認為「非營利組織」是公民社會鞏固民主的必備要素。

但也有另一種觀點與立場的研究，反省現有政治制度的結構性限制，並試圖突破現有政策制度的框限；例如，黃錦峰（2005）以批判的視角指出，若以由上而下透過國家公共政策的推動方法，欲透過社區總體營造機制，建構社區落實民主深化的公民社會，則政策與實踐間彼此的聯結，勢必距遠溝深。他以社區社造實際專業工筆者為研究對象，從社造工筆者在其中的參照位置，檢視社區總體營造。他認為，如社區營造不改變既有結構性的政策推動框限，出現問題與衝突在所難免，政府應該正視這種結構制度的限制，採取政治改革。而社區在地居民也不應該在既有框架下延伸，應該自我反省與，走向新社區運動，凝聚每一個人的生活共同體想像，NGO 組織也應該有其自主性，具有引領社會的公信力。這正是本文讚同的觀點，但改變政經制度並非一日，也並非說說而已，因此如何在具體實踐中不斷嘗試，是本文試圖對話的內容。

（二）公共議題的「社會參與」

針對空間議題的公共參與，不僅是在社區層面，還有對於一些公共議題的社會參與，如反六輕社會運動、新竹科學園區宜蘭基地設置公民會議。劉素珍（2005）

就針對反六輕的社會運動，探討當時知識分子的社會參與，討論他們如何實際投身社會運動，為爭取社會公義而發聲；在戒嚴時期如何藉由黨外政論雜誌的發行和在公共領域中的公開論辯，來參與討論公共性議題，最後終能對政府施政產生實質的影響。二十年後，新竹科學園區欲在宜蘭設置基地時，代表社會進步力量的民間團體積極串聯，引進公民會議，鼓勵民眾參與科學園區設置議題的討論；

使高科技產業與地方發展的關係，第一次有機會進行公民審議。杜文苓（2007）

以此為研究議題，發現民間團體透過籌辦公民會議，展現積極社會培力，影響公共政策的企圖，迫使優勢的高科技論述與在地主體性對話，使公民會議的形成與操作充滿強烈的社會運動意涵。

雖然公民審議仍然難逃社會政經結構的限制，致使審議結果難以落實；同時審議的過程也存在諸多問題。再者，公共議題的「社會運動」或「公民審議」式的參與，是不同於社區參與的另種參與，如何落實在空間層面上，仍然是參與式規劃設計需要面對的議題，也正是本文試圖探討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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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小結

通過文獻回顧，可以看出參與式規劃設計結合了「參與」的「政治價值性」，與「規劃設計」的「操作實踐性」。不同的政治價值立場對參與和參與式規劃設計產生不同的定義詮釋，而不同的參與實踐也體現了不同的政治價值立場，從而參與式規劃設計並沒有一個明確的界定，也沒有一套標準化的操作模式。所以，

對於參與式規劃設計的探討，應先明確研究的政治價值立場；而本文的研究立場是跳脫當前既有政治體制的框限，認為「參與」的政治訴求應該是「建立一種平等對話以及權力再分配的人民（市民社會）與政府（國家）的新關係」。

同時，通過對「參與式規劃設計的研究取向」和「宜蘭場域的研究」的回顧，

可以看出：針對參與的政治性「政策研究」，雖然可以體現出限制和挑戰，卻無法回應參與背後理想的政治訴求，具體應如何在既有結構中實踐；而針對參與實踐的「經驗研究」，則多以一個參與事件的個案發展為背景，探討參與式規劃設計的經驗、意涵、方法、行動者的角色反思等，缺乏從整體大環境脈絡出發，針對一個地方長期的參與行動與政經、社會整體發展之關聯性的探討；甚至，參與也不僅僅是局限在小尺度的社區層面，社會議題的大尺度空間，同樣存在參與的過程。因此本文的研究取向是在經驗研究的範疇下，選擇一個長期駐地實踐參與式規劃設計的單位——宜蘭工作室作為研究的主體；跳脫單一參與案例的研究模式，將其鑲嵌在一個大的結構脈絡下，以行動者角色來切入，探討長期實踐的參與式規劃設計與政經和社會環境的交互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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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參與式規劃設計」與「社區營造」概念釐清

前節文獻回顧中指出，在臺灣當前的發展脈絡下，由於參與式規劃設計強調的空間規劃中應該加入參與的過程，和「社區總體營造」政策中「強調社區參與的模式」，有一定的理念和實踐的疊合；同時「社區」場域是參與式規劃設計實踐的核心場域，而「社區總體營造」更是以「社區」為其政策推展的主要對象，

因此，很容易令人產生混淆的認為「以社區為核心場域的參與式規劃設計」就等同於「社區營造」。筆者認為有必要在研究之前釐清兩者之間的差異。

首先，兩者最大的差異在於「社區營造」產生於政府「社區總體營造」政策的大框架下，參與一方面是為了穩定當時草根社運、自主管理、文化認同的社會局勢，另一方面也是為了建立新的意識形態領導權與政權認同，從而產生了這一公共政策來推行；因此從一開始，「社區總體營造」就不是居民自發，所以就註定具有一定的局限與問題。而參與式規劃設計的「參與」是奠基於民主理論、溝通理性、多元文化等基礎的價值思考，它產生於專業者對專業的自我反省，雖然在空間生產的參與過程中必然受到政經結構、價值認知的影響，卻是另一種處理空間社會議題的思考實踐方式。

其次，社區營造與參與式規劃設計都強調「人」，但社區營造中普遍強調「改造人」；而參與式規劃設計肇生於空間專業者自我的專業反省，強調對使用者的關注。換言之，參與式規劃設計並非要以外部公共性「改造人」，而是從專業反省出發「關注人」，面對地方居民在地關注的議題，以在地公共性激發在地居民自主參與公共事務之意識。

再次，社區總體營造長期作為一項政策推行，難免會在追求績效的壓力下，

希望營建一些「看得見」的東西，因此空間改造，成為了社區營造的主要內涵；

而原本希望通過社區營造整合地方文化、社會、經濟，創造地方認同的軟發展部分，則漸漸被忽視。但參與式規劃設計反省的正是基於專業知識與在地知識的斷裂，應該通過參與相互學習，權力回歸，空間生產反而並非其最終目的。

最後，雖然社區總體營造政策令「參與」價值深入人心，社區規劃師等相關配套制度對地方自主意識的啟蒙，也起了非常積極的作用，同時社區營造與參與式規劃設計的主要場域皆為「社區」，但並不能由此就下定論，認為參與式規劃設計就只能針對「社區」尺度，從而窄化了對「參與式規劃設計」的理解。

由此可見，社區總體營造雖然與參與式規劃設計，同以「社區」為主要行動場域，也都強調參與，但兩者的產生機制不同，目的意義也各有不同。雖然社區總體營造以及相關政策的實行，對參與的推動及地方意識的啟蒙，起至關重要的作用；但若只透過社造來談參與，則是窄化或限縮理解了參與式規劃設計。總而言之，本研究欲分析的「參與式規劃設計」，並不等同於中央政策的「社區營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