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本研究主要探討支持參與式規劃設計得以持續實踐的內、外部因素；參與對 地方的影響；以及希望透過「為何參與」的設問，來解開「何謂參與」的疑惑。
在經驗觀察中，財團法人臺大建築與城鄉研究發展基金會的宜蘭工作室1，不僅 在宜蘭長期實踐參與式規劃設計，同時對宜蘭地方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因此，
本研究選擇宜蘭工作室為例，嘗試探究參與式規劃設計的相關議題。
本章首先藉由探究參與式規劃設計的臺灣發展脈絡，與當前的社會狀態來闡 明研究動機，並以宜蘭工作室為例，提出本研究主要的研究問題。其次，透過文 獻回顧與評論，確認研究之定位；並在研究前嘗試界定釐清參與式規劃設計與社 區營造的差異。最後，筆者選擇以探究不同行動者之間的關係，來切入分析「參 與式規劃設計」，結合轉譯概念與權力結構分析的相關理論，建立研究設計與方 法。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早期臺灣在威權主義國家和低度發展的市民社會下，都市計畫是一種由上而 下的管制計畫，由威權國家基於自身邏輯來界定城市的意義及計畫的功能，這些 因素對臺灣規劃產生了結構性限制（張景森，1993：8-9）。這種以理性規劃為基 礎，權威體制結合了地方勢力的地方政府運作下，規劃理論與現實產生了距離，
也與民眾日常生活產生了距離（曾旭正，1991：191）。在 1980-1990 年期間，臺 灣社會經歷了重大的政治社會轉變、解除戒嚴、取消報禁和黨禁後，引發了一股 社會運動風潮，民主草根的聲音逐漸凸顯，本土意識以及本土文化在「地方政府 再造」的政治實踐及「生命共同體」的政治宣導中，逐漸被重視並重塑認同，由 此也相應推動了臺灣本土的文化保育工作，催生了許多社會組織（羅瑞鴦，2002：
17）。同時，受到歐美 1960-1980 年代反思傳統程序理性規劃思潮影響的臺灣學
1 2014 年，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發展基金會「宜蘭工作室」改制為「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 究發展基金會，宜蘭分會」，但廿年間宜蘭工作室的名稱被大家熟悉慣用，因此本文寫作仍以「宜 蘭工作室」稱之。
生陸續回臺，開始結合新形勢下的臺灣發展與挑戰，思考空間專業者的再定位。
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反思空間專業團體，就是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的師 生。
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前身是臺灣大學土木工程研究所的都市計劃研 究室（簡稱都計室）。1975 年，王鴻楷自哥倫比亞大學都市計劃學博士班畢業後 接受邀請，至臺灣大學土木工程研究所都計室任教，1976 年起開始對外招收學 生；隨後的幾年夏鑄九、黃世孟、陳亮全等老師先後加入都計室；1988 年，都 計室從土木所獨立，成為建築與城鄉研究所；1990 年劉可強回台灣，負責主持 當時城鄉所的規劃室。
城鄉所反對專業壟斷，招收除規劃、建築、景觀以外的其他非專業學生，在 研究所的開放環境中彼此學習，倡導規劃是一個過程而不是結果，規劃過程中注 重的應該是整合而不是專業分工；強調使用者的感官經驗及主觀能動性的「參與」， 以及和環境之間互動的社會關係，認為實質的空間規劃其實是社會生產的，是一 個動態、而非靜態的過程，因而規劃過程需要有彈性，不見得一開始就有一個一 成不變的目標，不考慮使用者「人」的環境規劃不是一個「好環境」（王鴻楷，
1985）。當專業者要因應現實的社會權力關係時，不僅需要在理論方面質疑工具 理性的規劃方式，同時也需要在行動上介入社會轉型。這正是多年來城鄉所「專 業通才、集體合作、社會正義、社區參與」的核心價值。
為了老師和學生能夠更便於參與社會議題的行動，也為了更好的因應當時臺 灣快速經濟成長下的城鄉、建築、實質環境等嚴重課題，整合各專業領域之專長，
更有針對性的提出專業行動策略或措施，城鄉所便於 1990 年 7 月成立「規劃室」，
並於 1994 年正式成立「財團法人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發展基金會」。他們選 擇以專業實務單位的形式，介入政府體制內的公共資源分配過程，提出並秉持「參 與式規劃設計」的理念與核心價值，不斷落實社會實踐，嘗試推進社會轉型與體 制內改革。這些思想理念與行動和臺灣當時主流的程序理性規劃，及以量化為主 的研究取向大相徑庭，因而城鄉所也在開放轉型的這一歷史時期，扮演了重要的 導引角色。
對於整個社會環境而言，經歷了 1980 年代後期解嚴、本土精英及草根社會 運動的崛起與爆發，1990 年代正是地方政府面臨合法性危機而重組政府機器、
重建政權認同之際，面對的正是社區環繞集體消費、文化認同及自我管理等方面 的呼聲；在這樣的情況下，政府便選擇以社區作為政策調整的主要元素（黃麗玲，
1995：76）。1994 年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提出「社區總體營造」政策，這個政 策基本上是由中央政府發起和主導，強調社區參與的模式，企圖整合地方文化、
社會、經濟產業發展及環境改善，創造地方認同的政策。由於「社區總體營造」
中的地方社區參與，與先前一些進步空間專業者對於專業壟斷的反思，強調使用 者「參與」的進步思想有相似之處，因此在政策推行前期，當其他相關領域的人
還未能完全理解時，空間專業者就能夠迅速整合地方文化和社會發展等事務，以 至於社區總體營造政策推動初期，空間專業者所占比重很大（陳其南，1996：112）。 由此可見，雖然實質空間改善只占該政策的一部分，但是許多空間設計團隊都成 為當時協助社區行動的主要力量，扮演積極的角色。此後，臺北市政府於 1999 年制定了「社區規劃師制度」，成為全臺灣第一個推動空間專業者進入社區的政 策。「社區規劃師制度」逐漸蔓延至全臺灣並且延續至今，而「社區規劃師」亦 成為推動「民眾參與」的重要一環。這些政策引導與社會環境的改變，都使得空 間專業者的關注逐漸從大尺度的土地利用，轉移到小尺度的社區。這不僅標誌著 公部門與民眾之間的認同、合作與支持的關係建立，也促進了社會民主化的發展，
「社區營造」和「市民參與」也成為一般民眾耳熱能詳的用語（陳亮全，2000：
62）。
然而關於「參與」和「參與式規劃設計」，正如劉可強老師所說的：「那時候 並沒有那麼多參與的概念，不過是一個很重要的專業反省的開始」。也正是因為 對於「到底什麼才是參與、怎樣的程度才算參與」這類問題，無法有明確的論述 和界定，才使得當「參與」逐漸被社會接受成為主流論述後，也有了更多元的各 自詮釋。例如，參與雖然因為「社區總體營造」政策的推行而深入人心，但「社 區總體營造」作為一項政策，難免被添加進了政治意識形態的色彩，政策推行中 的「參與式規劃設計」也不再僅僅是進步的空間專業者對專業的自我反省，而成 為了「合理化」政府治理與市場化運作的工具手段。另一方面，對於依賴政府資 源做事和成本利潤考量的一些顧問公司，會覺得參與耗時、耗力、更耗財，所以 要麼對參與反而望而卻步，要麼依據契約條款從事形式化的參與。一些研究指出，
對於某些傳統空間專業者而言，社區營造也只不過是拓展了他們新的業務市場
（楊沛儒，1993：4-6），他們或僅僅調查訪談、或舉辦嘉年華式的參與活動，或 在政府壓力之下選擇性參與或者假參與，認為這就是所謂的參與（莊南田，1992）。 多年來的參與越往後，參與程度越不佳，究其原因是由於無法具體且及時解決社 區發展難題，致使民眾期望落空，久而久之居民自然失去參與熱誠（劉立偉，2008：
320）。除此之外，2000 年後，臺灣政黨輪替，全球化時代的發展、社會的快速 進步，城市的發展與區域網絡的重要性日益凸顯，社區總體營造的階段性任務的 完成及退燒，政策性的空間規劃的核心逐漸偏離社區層面（吳金鏞，2013：23）。
由此可見，參與在逐漸成為主流價值後，各自詮釋「合理化」或反加「摒棄」的 狀態，不僅偏離了「參與式規劃設計」原本專業內在自我反省、推進社會轉型的 初衷，同時也遇到了新時期來自政經、社會變動的外部挑戰。
參與變成社區營造之後，尌變成政府給資源的方式，工具化了，這樣尌 比較缺少一個靈活轉變的動力；其次是政府大概也覺得它吸納了社會轉 變意見，停在那裡，沒有看到每個階段都應該有民眾參與的任務，所以 後來尌把民眾參與簡化成民粹，尌沒有很積極的看到它是一個一直在往 前轉變的過程（受訪者：F1）。
然而回到起始點，提出並一貫堅持參與式規劃設計的臺大建築與城鄉研究所 與基金會，作為「進步」的空間專業者和時代的與時俱進者，他們實踐的參與式 規劃設計，在當前參與被各自詮釋和摒棄的兩極狀態，以及社會的各種限制和挑 戰下，是否仍然堅持專業反省與推進社會轉型的「專業理想」初衷？如若堅持，
他們的參與式規劃設計「理想」是如何因應「現實」這些限制與挑戰的？
基於以上對參與式規劃設計的疑問，筆者選擇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發展 基金會的宜蘭工作室，作為了解「參與式規劃設計」的個案研究場域，其原因是：
首先，早在 1980 年代和 1990 年代初期，城鄉所及基金會就與宜蘭有密切的合作。
首先，早在 1980 年代和 1990 年代初期，城鄉所及基金會就與宜蘭有密切的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