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專業」到「地方」的參與轉譯與集體權力回歸

宜蘭工作室之所以可以與政權聯盟中展開參與式轉譯，其中重要的基礎就是 與地方社會／社區的參與累積。因此，本節通過回顧了以往政治介入與頭人政治 的社區發展形態，對比宜蘭工作室的專業介入差異；而工作室與地方參與的過程，

不僅透過知識的轉譯累積了專業的地方知識；更進一步透過集體行動權力責任賦 予，激發社區主體意識，讓社區參與公共事務的權力從個人回歸於集體；從而也 回應了工作室專業公共性與地方公共性的相互轉譯，與多元參與地方社群的網絡 養成。

一、「政治介入」的社區發展

社區是一個地理範疇；每個個體日常生活的場域；更是社會基層自治的基本 單位，是微型政治生態的場域（徐震，1982）。但在臺灣的社會政經脈絡下，社 區公共事務長期「政治介入」被政治力量所掌控，一般的社區居民常則以「被動」

的狀態來面對。

首先，威權統治之下，一黨獨大的黨政勢力透過「恩庇侍從」的地方派系組 建「政治與派系、樁腳」聯盟，通過選舉利益的交換，長期掌控著社區地方事務。

隨著威權解嚴，1991 年頒布法令，將原有社區理事會陸續改組為「社區發展協 會」，雖然並非正式行政體系的一環，但卻是執行政府資源的社區組織。尤其是 1994 年後，社造政策的大力推行，中央每年編列大量經費預算支持社區發展，

但即便有經費預算，社區仍然需要依賴透過政治人脈、民意代表支持才能提交計 劃案。也正因為如此，一方面，民意代表等政治人物透過掌握具有「公共性」的 社區公共事務，來隱藏背後為獲得選票支持、佈樁的「利己動機」；透過「權力 與利益」共享拉攏地方社區頭人或擴建自身派系網絡，鞏固侍從關係。另一方面，

地方精英、頭人作為政治人物的侍從者和樁腳，替政治人物小恩小惠「買」居民 選票的同時，也強化了自身在社區網絡中的位置，互蒙其利。因此在傳統「政治 與派系、樁腳」的聯盟中，所謂社區公共事務只是他們「個人利益」的障眼轉換 中介，而社區意見也只是頭人意見。

以前都是靠民意代表，社區都是洗錢的工具，他寫計劃是錢進到社區，

可是社區根本沒有在運作啊，錢又回到他的口袋，他再拿這些錢去綁樁 腳啊，選舉的錢都是這樣繞的啊（受訪人：張永德）。

其次，掌握社區公共事務執行權力的「社區發展協會」也成為政治人物所關 注、介入、聯盟的目標。這也使得一個村內掌握權力的角色更為複雜，也常常出 現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村里長、傳統廟宇信眾勢力，分庭抗禮的局面。尤其是

社區理事長與村/里長，他們的之間的競合關係，往往影響著社區公共事務的推 展狀況。也由此不同「政治與派系、樁腳」聯盟之間的衝突矛盾，所產生的「社 區政治」歷來就是社區發展、社區公共事務推展的更深層的阻力。

臺灣有一個很怪的現象尌是一個村裡，至少有三個村長，第一個是用選 的「村長」有事務費可以領的政治職位，第二個是「社區發展協會理事 長」，社區理事長是沒有事務費可以領，但是現在政府做事情的窗口都 是在社區發展協會，所以社區發展協會要執行很多案子，但你要不做的 話也可以，掛個名字，反正有人過世了尌去燒燒香、打屁，有很多人也 會給你鼓掌；最後是臺灣有很多的廟孙，每個村落不管大跟小，至少有 一間以上的廟孙，廟孙裡面的「主任委員」，他有話語權，在那個位置 上都是多少有影響力的。一個村落，假設這三個角色能夠結合在一貣去 推動村落裡面的人文、建設、或照顧關懷，都可以很容易去促成，但是 萬一這三個人各自為政，互不相讓，那尌會變成個人去找他後面的支持 者，臺灣你做很好會被罵，做不好也會被罵，都「不做」的人反而大家 都不會罵他。（受訪者：陳聰文）。

更甚至，正如黃麗玲（1995）所言「社區總體營造一方面樂見於社區獲得更 多資源邁出更大的腳步加速社區工作；另一方面，資源的分配可能帶來更多張力，

磨蝕社區組織的自主性和草根性，成為國家收編社區的政策」。在社區營造政策 推行後期，2002 年中央將社造資源分派給 9 中央部會，提出多個社區輔導計劃；

2004 年「六星計畫」將社區資源分配給 12 個部會，由地方組織培訓協助社區自 我診斷與自行提案，希望以此賦予社區先發性權力。雖然地方組織懷有公民意識 的「現代公共性」，但在實際執行上依然是「地方頭人」和執行計畫案的「地方 組織」掌握社區權力；乃至，政治力量藉由「地方組織」執行社造培訓，或其他 社造計劃案時「政治介入」社區網絡；通過辦社區活動，政治人物借勢「關照」， 利用媒體曝光讓社區頭人倍感「進步、榮耀、尊重」；藉此拉近與社區基層選民 的距離，拉攏頭人發展「另類樁腳」。「縣有可能去動員社區，民進黨每次選舉，

就會請社區辦活動，並且在社區裡面培養社造員，這些就是要做社區的樁腳」（蔡 育軒、陳怡君、王業立，2007：122），從而從傳統的「政治與派系、樁腳」的聯 盟進一步發展出「政治與組織、樁腳」聯盟網絡，透過地方組織的「社造資源分 配」，發展樁腳的方式相較於傳統地方派系與樁腳利益交換的則更為「隱性」。從 而當村落中存在不同聯盟之時，某一個聯盟的快速發展更易引起原社區的分化。

宜蘭亦是在這套「政治介入」的邏輯下無可避免。雖然長期黨外執政，傳統 國民黨地方派系已逐漸勢微、鬆動（陳偉杰，2004）。但對於「政治與派系、樁 腳」的行事邏輯，並不會因為黨派差異而改變。民進黨的政治人物為了獲選，依 然會去拉攏和收編地方頭人、而地方頭人也主動尋覓民進黨政治勢力靠攏。同時，

在 1994 年社區總體營造政策推行後，宜蘭的民進黨政府文化統合，組成「政治 與精英」的政權聯盟；透過政治介入籌組的第三方組織的過程，將傳統「地方派

系」轉換「地方組織」。從而政治人物方便滲透地方組織籌辦的藝文活動，接觸 社區，發展另類樁腳或積累個人聲望與認同，並以此希望回應其自身的選票訴求。

從而形成形式更為隱性的「政治與組織、樁腳」的聯盟網絡。

縣政府在 2003 年左右開始推動社區營造員培訓，由「宜蘭社大」負責 執行。運用自主財源，縣政府希望自主、更大幅度推動社造。台灣由上 而下的社區營造政策，難免會有「收編」的效果，是中央和地方都存在 的現象，不是哪個政府或政黨的問題（受訪者：陳育貞）。

由此可以看出，威權解嚴後，政黨輪替。單純只仰賴過去的政黨「恩庇侍從」

結構，從事選舉競爭已不足矣；如何能有效運用政府經費補助的資源以發展更多 元的人際關係網絡，即成為他們爭取政治支持的重要手段（蔡育軒、陳怡君、王 業立，2007：125）。乃至「社區總體營造」實際執行時，不僅不能如它所宣導的

「通過社區居民積極參與地方公共事務，凝聚社區共識，而建構社區生命共同體」； 也無法動搖傳統派系、樁腳網絡的政治結構；反而使得「政治介入」資源分配的 利益交換過程，擁有了更為隱性「合理化」的支持；更令社區公共事務成為社區 政治的焦點。因此在以政治力量為主導的社區網絡生態下，無論是傳統的「政治 與派系、樁腳」聯盟，還是利用國家「社區營造」的資源發展出的「政治與組織、

樁腳」聯盟，表面上均是出於「公共性」，但實質上都是「利己動機」個人訴求。

社造資源與社區公共事務最終也難免成為互蒙其利的「個人利益」轉換中介，也 更是他們「權力鬥爭」的社區政治的場域。

圖 10 政治介入社區發展的權力關係分析圖 圖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二、專業介入地方的「參與式轉譯」

（一）以「人」為核心，關注議題的「專業介入」

普遍而言，臺灣社區長久以來都是政治介入的場域，但宜蘭工作室卻是以關 注「人」為核心，希望用參與的方式面對社區傳統矛盾的「專業介入」。

首先，宜蘭工作室與仰山文教基金會和宜蘭社區大學，同為宜蘭縣政府主要 推動社區營造的地方組織。但宜蘭工作室是以關注社區公共議題，為社區參與的 切入點，並且以空間的方式回應議題，但有議題就有衝突矛盾；換言之，工作室 的專業介入就是要面對議題，面對衝突矛盾。因此，介入的方式與目的不同，牽 扯的利益不同，能動員的社區深度與最終效果也均有差異；同時，仰山和社大雖 然有自身理想性，但體制內合理合法的身份，使它的進步性被局限在依賴政府資 源，缺乏政治反省能力；但宜蘭工作室的專業公共性與在地參與基礎，使它與政 權聯盟，既介入其中又抽離其外，因而「專業介入」具有非政治的自主性。

其次，一般的社造團隊或空間專業者在執行社區計劃案時，不僅會有經濟理 性與效率理性的考量，同時受到政府經費多寡、合約約束、行政程序等結構限制。

但對於宜蘭工作室而言，「參與」本身就是內蘊的專業實踐價值理念，任何事情 只要接觸到人，就必須參與；無論是否有支持，都會以此實踐。因此工作室的專 業介入並不會受到「政策」、「經費」與「政府績效」的限制，甚至以義務的方式 關注社區事務。

最後，宜蘭工作室與其他空間專業者雖然都以空間議題介入社區，但通常空 間專業者會以空間生產的「結果」作為參與的目的，而宜蘭工作室關注的則是參

最後，宜蘭工作室與其他空間專業者雖然都以空間議題介入社區，但通常空 間專業者會以空間生產的「結果」作為參與的目的，而宜蘭工作室關注的則是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