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架構與研究方法

一、分析架構

在問題意識與文獻回顧的基礎上，可以看出，由於參與式規劃設計同時兼有

「政治價值性」和「操作實踐性」的雙重屬性，不同的政治價值立場對參與實踐 的途徑和詮釋皆有不同。換言之，參與式規劃設計本身並沒有固定的理論概念，

來界定「到底何為參與式規劃設計」，以及「參與如何實踐」這樣的問題。然而，

空間是充滿了人和人利益糾葛，是特定的社會關係和政治過程展開爭辯的場域，

空間生產的過程也是社會生產的過程，而參與式的空間生產，亦是政經、社會多 元辯證場域下，相互折衝、建立共識的過程。由此可見，雖然參與式規劃設計本 身沒有理論，但是參與專業本身也是透過特定的專業行動者，或專業組織來操演。

因此，將「參與」的過程置回到特定情景的社會關係中，探討不同結構位置下的 行動者，在空間生產中的相互轉譯過程，即是在回應參與式規劃設計之議題。

因此，本研究有必要建立一套分析框架，以探討不同結構位置上的行動者之 間的關係為切入分析「參與式規劃設計」。本研究選擇以行動者網絡理論（ANT）

中的「轉譯」（translation）概念，然而，ANT 理論否定結構和體制對行動者的影 響，但本研究卻認為，參與式規劃設計不僅是行動者之間，利益與文化價值的相 互轉譯，更受到政經背景的結構影響；同時，行動者彼此轉譯的過程，其實也是 權力關係重組的過程，即，轉譯的過程會影響結構和體制。故此，本文僅採用「轉 譯」概念，來詮釋行動者之間「參與」互動的具體動態過程，並在此基礎上結合 權力結構分析的相關理論，關注於參與過程中權力結構的重組與轉化，也可以說，

參與式規劃設計的過程亦包含了政經面向的轉譯；從而研究提出「參與式轉譯」

的概念。換言之，本文在轉譯理論的基礎上，援引「都市政權」和「組織結構理 論」，分別探討實踐參與專業組織內部與外部，各行動者之間「轉譯」的權力關 係，以及透過轉譯達到的影響效果，藉此回應三個研究問題。

（一）行動者「參與式轉譯」的分析模型

行動者網絡理論（ANT）最早始於於科技與社會的研究領域，從 Bruno Latour 到 Michel Callon 與 John Law 逐漸發展成熟，其中構成行動網絡的核心，就是行 動者間的「轉譯」（translation）。轉譯概念的原始是 Latour（1987）指出，實驗 室裡的知識如果要進入常民社會，引起常民關注，就必須經過「轉譯」；換言之，

轉譯是「以自己的語言說出對方的興趣」（楊弘任，2014：15）。Callon（1986）

以扇貝資源減少的例子，建立人與非人的網絡組合分析，同時分辨出「五個轉譯 的關鍵」：界定問題（problematisation）、利益賦予（interessement）、徵召（enrolment）、

動員（mobislisation）及異議（dissidence）。在這些關鍵中，他特別指出，行動者 網絡要成型，各主體之間需有共同的強制通行點（obligatory passage point，即

OPP），指將各行動者的意識和利益，都成功捲入，達到一個共同的方向或目標 的關卡。另外，轉譯也是一種角色的界定，行動者之間的權力關係也是通過轉譯 才能被組合起來，因此，轉譯也是「利益趨於一致」的過程與動作（鐘明光，2010：

31）。晚近學者也將 ANT 理論引入規劃設計的研究，例如 Yvonne Rydin（2012）

以 ANT 的視角分析倫敦低碳城市發展的規劃實踐過程，指出規劃政策文件作為 一個中介，在規劃實踐中的專業者、在地政府官員等各行動者間扮演了重要的角 色。

使用 ANT 分析不僅可以詳細描述「抽象的概念理想」和「細碎的規劃專業 日常實踐」之間的落差，還能具體深入的描述各個行動者之間如何達成共識的轉 譯細節，動態的網絡關係；但 ANT 的世界觀較為扁平化，否定「結構」作為背 景性的存在，亦無法回應各個行動者間存在權力差異，與結構位置造成的行動局 限。因此，本文並非完全採用 ANT 的研究取向（存有論及認識論），只是選擇性 的使用 ANT 的「轉譯」概念，來具體描述各行動者之間參與「溝通」的具體過 程。

楊弘任（2004）在探究黑珍珠之鄉的社區與外來專業，及社造政策的關係中，

修補 Latour 的「轉譯」概念提出「文化轉譯」，將「單向」的轉譯過程替換為「雙 向」，同時指出轉譯不僅包含「知識」的相互轉譯，還包括「公共性想像」的相 互轉譯。本研究認為「文化轉譯」，也是參與式規劃設計的重要面向之一，但參 與式規劃設計除了文化、社會面向的轉譯外，還應有政經面向權力關係的轉譯。

楊弘任的文化轉譯並沒有處理行動者因其結構位置不同，能動性亦存在差異的

「權力結構」問題；因此本研究試圖在文化轉譯的基礎上，加入政經脈絡下的「權 力分析」，提出「參與式轉譯」。

因此，筆者試圖調整 Callon（1986）的五個「轉譯關鍵」和「強制通行點」

概念，來詮釋「參與式轉譯」的具體過程。首先，筆者將關鍵中的「利益賦予」

（interessement）調整為「權力責任共享」（power and responsibility to share），以 凸顯參與式轉譯的過程中，針對不同行動者之間權力賦予與關係重組、轉化的過 程。其次，針對「界定問題、權力責任共享、徵召、動員、異議」的過程解釋模 型，提出研究假設，認為各轉譯關鍵要素之間是「循環」結構；換言之，參與式 轉譯的過程是從界定問題開始，遇到異議後再回到重新界定問題，而非遇到異議 就停止的「線性」結構。最後，將「強制通行點」（OPP）的概念調整為「共識 樞紐」（common core），以凸顯轉譯要素和行動之間的「循環」關係。從而建構 以「共識樞紐」為核心，「界定問題、權力責任共享、徵召、動員、異議」為具 體過程的「參與式轉譯」。並以此作為詮釋參與式規劃設計的解釋模型，探討參 與過程中不同行動者之間的相互轉譯，以及權力重組轉化。

圖 1 參與式轉譯過程分析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二）參與式轉譯中「權力關係」的理論對話

基於宜蘭工作室基金會的公共價值屬性，其主要互動參與的對象是地方政府、

地方團體組織、地方社區、其他專業者，但宜蘭工作室參與式規劃設計的轉譯關 係不僅體現在社會外部，專業組織本身作為鑲嵌在社會結構中的一個開放系統，

其內部同樣存在參與式轉譯的過程。因此，筆者對於組織內、外的不同行動者之 間的權力結構分析，將援引「都市政權」與「組織結構理論」來探討。

1、都市政權理論

組織外部參與，筆者主要援引「都市政權」理論。都市政權是指「一種非正 式制度安排，藉此公共機構及民間利益會共同運作，以便建立並實現治理決策」

（Stone，1989：6）。這種觀點並不關心都市成長本身的特性，而是更強調政權 追求的各種政策，如何在不同型態的政權組合中反映出來（Savage, Warde, Ward, 1993），而較能明確突顯出不同權力間的利害競合過程（藍逸之，2013：93）。因 此，作為一種分析都市權力結構關係的理論，Stone（1989）認為都市政權理論 的「權力」強調「賦予某方的權力」，關切權力如何被產生以達到特定結果，而 非權力如何限制行動。

Stone 進一步概念化 power to 為四種不同型式的政治權力：（1）體系性 權力（systemic power）—企業經濟利益立場出發的優位權力，內涵於 資本之社會關係，（2）命令性權力（command power）—衝突時能夠對 敵對方施展之支配性能力，內涵於國家機器之社會關係，（3）協議性權 力（bargaining power）—建立暫時聯盟（coalition），形構新的集體性權 力基礎，使得參與者之作用能力有所增加，（4）先發性權力（preemptive power）—佔有、保持和利用策略性位置之能力，能夠設定共同的目標 與議程，並動員組織網絡資源以達成目的（楊友仁、蘇一志，2005：4）。

在隨後的發展中，Stoker（1995）、DiGaetano（1997，1999）認為政權理論 應該要放在更廣闊的脈絡和外在環境下理解，超越地域化的局限，以因應不同的 權力結構，從而發展出「治理模式」的概念，並界定出參與者之間與政治關係的 四種結構原型：侍從式結構、統合式結構、管理式結構、多元式結構（楊友仁、

蘇一志，2005：5）。但無論如何發展，都市政權理論均是建立在一個「網絡」關 係的基礎上，來探討不同行動者之間的權力關係，因此某種程度上都市政權理論 亦可以與行動者網絡理論（ANT）結合，這也是本文選擇以「轉譯」的概念結合 權力關係分析的切入點。

回到宜蘭場域，在宜蘭地方的長期發展中，正是存在一個政府與地方團體密 切合作的政權聯盟網絡，而宜蘭工作室也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黃國禎，

1998）。因此研究結合「都市政權」理論，來探討實踐參與式規劃設計的專業行 動者，與其他行動者的權力關係。換言之，以都市政權理論來理解宜蘭工作室作 為「專業」與政府、地方團體，在政權網絡中的互動角色與權力結構，同時理解 宜蘭工作室進入社區後，對既有社區權力關係的影響，以此回應研究問題。此外，

由於參與式轉譯是圍繞專業者，與其他行動者展開，因此專業者對於公部門與資 本財團而言，是如何透過「參與式轉譯」，既策略性獲得協議性權力與先發性權 力，又挹注公部門的命令性權力和財團的體系性權力；以及如何策略性的賦予地 方社區權力，則是本文探討的重點。

2、組織結構理論

組織內部參與，筆者主要援引「組織社會學」相關理論。組織理論的發展分 為三個學派：管理學派、人群關係學派與結構學派，其中結構學派中 Max Weber

（1947,1968）提出「科層組織」（bureaucracy）的理論，並認為「法理威權」的 科層組織（rational-legal bureaucracy）是最理想的組織形式。對於「法理科層組 織」而言，組織理想運作方式是「法制」，而非「人治」（張苙雲，1986：21）。

（1947,1968）提出「科層組織」（bureaucracy）的理論，並認為「法理威權」的 科層組織（rational-legal bureaucracy）是最理想的組織形式。對於「法理科層組 織」而言，組織理想運作方式是「法制」，而非「人治」（張苙雲，1986：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