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面「字」的鑽探過程中，筆者觀察到的是，認知與「視閾」的確在我們 閱讀過程中扮演著關鍵的地位。當認知不同，視閾與期待便因人而異，阻礙著我 們對文章的理解，亦影響著我們對某篇文章的再詮釋。透過班雅明〈譯者〉一文，
筆者看到了這樣的詮釋過程如何影響著翻譯的策略與再譯的詮釋，而「字」便足
以做最佳的展現。然針對〈譯者〉一文在中文世界的影響，最甚者應屬Überleben 一詞。而在〈譯者〉的英文或中文再譯與評論的旅途中，我們或許應該說，影響 最甚者，要屬宗恩英譯本的”afterlife”以及因之而為中文世界經常使用的「來生」
一詞。
讓我們回到〈譯者〉一文。在文章的開頭，在認知、訊息傳達、與語意再現 之外，班雅明即用連續的段落，討論翻譯作為一種表達形式的本質問題：「翻譯 是一種形式（Form）。將翻譯視為如此去理解，也可回過頭來適用在原文（Original）
之上。因為在原文中，其法則（Gesetz）即為可譯性（Übersetzbarkeit）。」（GS IV, 10。以下所引之〈譯者〉引文，除特別註明出處外，均由筆者自譯）談到作品的 可譯性，班雅明雖然將之區分為兩類，即：是否找得到一位稱職的譯者？以及按 照作品的性質，它是否允許與企求翻譯。在這裡，我們其實看到班雅明與施萊馬 赫在論述方式的近似之處，即其二分法只是為了提醒其所欲強調的其中一部分，
並藉此與一般認為的普遍概念作出區隔。因此，班雅明說，「第一個問題只是困 難度的問題，第二個問題則是根本性的。只有因忽略後者之獨立意涵的表面化思 考，才會將兩者解釋為同義。」（GS IV, 10）
因此，班雅明在這裡討論的可譯性，是一個本質的問題，不是一般人可不可 以做到的問題。在文章的開頭，我們就可感覺到其論述中的每個字詞，似乎都想 要擺脫一般人習以為常的想法。因此，在界定翻譯為一種形式，且所指的形式是 被置放在形上學與修辭哲學的概念層面之後，班雅明便接著闡述他所要釐清的
「可譯性」：
有些關聯概念能夠保留其良好的，或者說其最好意涵，若非自始即僅涉及在人的 層面之上。如此，某個難忘的生命或片刻便尚能被提及，即使人們已將之遺忘。
因此，若其本質要求不被遺忘，則與之相關的表述便不是錯誤的，而只是一種人 類無法相應的要求，同時，這或許也涵蘊著一種或可相應的指向：一種神的記憶。
（GS IV, 10）
即使在當前對人來說是無法翻譯的，其可譯性仍舊存在。班雅明提到，「用
嚴格的翻譯概念來看，語言文字在某種程度上，真的是不能夠翻譯的嗎？」在此，
我們也可以將這樣的觀點呼應到洪堡及施萊馬赫的翻譯觀點上。洪堡認為，每個 語言都有能力表達任何事物（Humbolt, 82），而施萊馬赫亦認為，因為個別譯者 侷 限 於 其 自 身 的 語 言 ， 翻 譯 因 此 具 有 一 種 不 完 全 性 （Unvollkommenheit ）
（Schleiermacher, 58），語言因此需要慢慢被揭示，而學術與藝術就是這樣的發現 與完成的力量（ibid, 52-53）。因此，班雅明繼續探討，「若翻譯是一種形式（Form）， 那麼對某些作品來說，可譯性（Übersetzbarkeit）必為其本質」（GS IV, 10）
早期浪漫派的語言主張，語言與生命是分不開的，這也就是洪堡在翻譯希臘 悲劇時所提出的語言與翻譯觀。他認為每一個字詞（Wort）都是不確定的思考力 量之間的作用，而非某一種概念的明確代表，語言因此有自己的內在形式，而每 種 語 言 都 有 能 力 表 達 自 己 ， 只 要 它 能 夠 找 到 與 事 物 之 間 那 個 秘 密 的 脈 絡
（Zusammenhang）。因此，每個語言雖然各自承載不同的脈絡，致使兩語言之間 無法對等，但翻譯仍可說是文學最急迫的任務。透過翻譯，譯者藉著原文外來性
（Fremdheit）的啟發，得以在其使用的語言中發展出一種特殊的表達形式，這可 以說是一種足可久傳的真實形式 (eine wahre Form) (Humbolt, 80-83)。
回到〈譯者〉。在討論並界定翻譯與原文之間的關係是一種最密切的聯繫之 後，班雅明與早期浪漫派的語言主張類似，亦使用自然與生命之間的關係再加以 比喻。語言與生命，即生命的表達與生命體之間的聯繫，是密合且不斷成長的，
是無盡的，不是一方為內容、一方為表達如此簡單二分的兩方。班雅明認為，譯 作與原作之間的關係亦復如此。由此，我們在早期浪漫派的文學脈絡中，亦發現 到「脈絡」（Zusammenhang）、「生命」（Leben）與「表達」（Äußerungen）等詞彙 在語言哲學與形上學的特殊內涵與脈絡。依此來看〈譯者〉接續的討論，我們在 班雅明論述譯作與原作之間生命的關聯時，亦看到類似的論述邏輯：
這可以被稱之為一種自然的，但更確切地說，是一種生命的脈絡（Zusammenhang des Lebens）。猶如生命的表述（Äußerungen des Lebens）是最內在的與生活者
（Lebendigen）相連結（zusammenhängen），而非對之要去指涉甚麼（ohne ihm etwas zu bedeuten），翻譯也是如此源自於原文。也就是說，不是那麼地（nicht so sehr）源自其生命（Leben）而是源自其「逾命」（”Überleben”）。而若翻譯確晚 於原文，則翻譯確實藉著欲指涉的作品，如所述未曾於其問世之年代便找到譯者，
標誌其續命（Fortleben）的階段。而所謂的生命與續命（Fortleben）的想法，要 從完全非隱喻式的客觀來予以理解。（GS IV, 10-11，筆者自譯，底線與粗體為筆 者所加）
上述筆者所引的段落，是研究班雅明翻譯理論的學者經常引述的段落。但若 讀過宗恩的英文譯本或以之再譯為中譯版本的讀者，或許會發現，筆者於上述翻 譯的段落與之有很大的出入。最大的出入，便在於Überleben這個字。然而，若我 們接續前面對於每個關鍵詞的觀察，我們同樣可以在這個段落中發現到，概念詞 與邏輯的脈絡之流失，在宗恩的每個英譯段落中亦同樣累積並加重其譯本對讀者 理解所造成的困擾。而上述所引的段落，在宗恩英譯的脈絡之下，其問題亦隨著 脈絡與詞彙的變遷交織出更複雜的問題。但為簡化討論的焦點，筆者於此處僅將 討論的重點放在與生命（Leben）有關的詞彙之上：
(1) We may call this connection a natural one, or, more specially, a vital connection.
Just as the manifestations of life are intimately connected with the phenomenon of life without being of importance to it, a translation issues from the original – not so much from its life [Leben] as from its afterlife [“Überleben”]. For a translation comes later than the original, and since the important works of world literature never find their chosen translators at the time of their origin, their translation marks the stage of continued life [Fortleben]. The idea of life and afterlife [Fortleben]
in works of art should be regarded with an entirely unmetaphorical objectivity.
（Zohn trans., 71，底線、粗體、與方括弧內所引之德文為筆者所加）
如同前面所顯示的幾個段落，宗恩於此關鍵段落中再次忽略了班雅明論證的 句式，因而無法看出許多詞彙在其論述中的層次架構，並於此重要的段落中，將 Überleben與Fortleben二者混為一談：原文中僅出現一次，且為班雅明以引號特別 標註的”Überleben”，宗恩於此處譯為”afterlife”，而後續出現兩次的Fortleben，即 班雅明特別界定此詞彙是由譯作出現後與原作所共同標誌的「續命」，非譯作所 源出者，宗恩卻前後以”continued life” 與 ”afterlife”譯之，此舉即表示，Überleben
與Fortleben兩者是可代換的。因此，在許多參照宗恩英譯的中譯與評論中，讀者 看到的是：譯作源自原作的”afterlife”，且譯作標誌著的，是一種”continued life”，
亦是一種”afterlife”。因此，在班雅明原文中所分的兩個層次，即譯作所源之「『逾 命』」（”Überleben”）與譯作出現之後與原作所共同標誌的「續命」（Fortleben），
在宗恩譯本的第一次出現之段落中，即失去了差別與邏輯性，以致某些中譯本均 以第一次出現的”afterlife”取代了兩個概念，即以「來生」譯之，而「來生」亦等 同於「繼續的生命」：
(3) 我們不妨把這種聯繫視為天然的，或者更進一步，把它視為一座同原作間的 生命屜。正如生活的表象雖與生活的現象密切相關卻對之不構成任何重要性，
譯作也以原作為依據。不過他依據的不是原作的生命，而是原作的來世 [”Überleben”]。翻譯總是晚於原作，世界文學的重要作品也從未在問世之際 就有選定的譯者，因而它們的譯本標誌著它們生命的延續[Fortleben]。對於 藝術作品的現世[Leben]與來世[Fortleben]的觀念，我們應從一個全然客觀而 非隱喻的角度去看。（張旭東譯，200。底線、粗體、與方括弧內所引之德文 為筆者所加）
從（3）的引文中，我們再次明顯看到宗恩譯本對之產生的影響。除了生命 相關的詞彙有所變更，致使脈絡與邏輯再次變更之外，宗恩在這段的英譯上因多 處哲學詞彙之忽略（如脈絡（Zusammenhang）、生命的表述（Äußerungen des Lebens）、指涉（bedeuten）等詞彙），且接續其前述段落某些句中較為簡化的論 斷語氣，在中譯的這個段落中，我們不但看到「『逾命』」（”Überleben”）與「續 命」（Fortleben）均被譯為「來生」，在中文的脈絡中，更將生命與「來生」引申 詮釋成為「現世」與「來生」的關係，而英譯中雖於此處維持班雅明含蓄的語氣，
將「不是那麼地…而是」（nicht so sehr… als）維持譯為”not so much … as”，中譯 或已受到前述印象的影響，此處即直接譯為「不是…而是」的論斷語氣。而德曼 或許同樣吸收了宗恩譯本所營造的類似印象，即由”afterlife”的概念與班雅明舉出 原文的不穩定性質結合，從而更簡化地詮釋「譯文不屬於原文的生命」， 將 Überleben一詞解釋為「超越自身死亡的生存」，卻進而「假設和證實了原文的死 亡」。（de Man, 85）在班雅明的這個段落中，譯作確實應源自於原文之外的某處，
這也是über-這個為班雅明刻意加引號的詞所要強調的多義性。然而，正因為譯作 的存在，它卻因為源自原作以外超越之意圖，而使得原作突破了（作者）有限的 生命，與譯作共同創造了一個延續且不斷更新的餘生與續命。在〈譯者〉之中，
生命在超越與延續的詞彙中延展著，而英譯的”afterlife”一詞卻使得德曼將重點著 重在原作的死亡，其後更否定了純語言的存在，認為那只是「來世生命的一種生
生命在超越與延續的詞彙中延展著，而英譯的”afterlife”一詞卻使得德曼將重點著 重在原作的死亡，其後更否定了純語言的存在，認為那只是「來世生命的一種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