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彼此相互指涉的語言哲學關懷與論述脈絡之外，在〈論語言〉與〈譯者〉
之間，我們更看到班雅明個人獨特的書寫實驗。要理解班雅明早期的學術書寫及 其語言哲學關懷，其爭取執教資格的《悲悼劇》可謂重要的代表之作。如前文所 述，班雅明在《悲悼劇》中希望賦予其語言哲學理論一「具體的文學─歷史形式」。 我們藉此可以看到，在班雅明的書寫之中，一種嶄新的文體是他展示個人思想的 重要載具。因此，在我們翻譯與閱讀班雅明的學術書寫時，辨認出這樣的文體與 具體實踐的細微之處，不但是幫助我們理解其想法的重要線索，亦是在翻譯中協 助譯文讀者閱讀的重要元素。
在《悲悼劇》中，我們即可明顯地看到班雅明這種文學實驗的主張與實踐。
本書構思於 1916 年，直至 1924 年才完成寫作。歷經十年的構思，本書標誌著班 雅明語言思想的成熟過程與文體的實踐，亦成為班雅明於 1916-1925 十年間寫作 的總集合代表作品（Gilloch, 60）。在這本書中，班雅明透過對德國悲悼劇的研 究展示出一種本質的、內在式的批評文體（”immanent critique”），也同時發展出 許多對他後續思想寫作具有重要意義的概念與方法論。例如：以碎片（Fragment）
概念延伸萊布尼茲的單子論；以批評作為一種解構且再度建構的方式；以寓言
（Allegorie）作為對文體與語言哲學觀察的單元；以歷史作為災難與救贖的同時 展現（Gilloch, 59）。
班雅明在完成這本書的隔年，即向好友碩勒姆談及，本書的第一部分〈認識 論批判序言〉（”Erkenntniskritische Vorrede”）對他的意義猶如在他之前的語言哲 學基礎上步入了第二階段，呈現於本書的彷彿是一種「理念的理論」（Briefe, 372）。 也因此，諸多班雅明的研究中均指出本書與班雅明 1916 年所寫〈論語言〉之間 密不可分的關係。在〈認識論批判序言〉中，如班雅明所提到的，語言哲學是他 關注的主題，而他所闡述的中心主題是：「理念」（Ideen）如何透過語言中的「表 達形式」（Ausdrucksform）表達出來。而表達的形式則與人類的「認識」（Erkenntnis）
息息相關。在這篇序言的開頭，班雅明引述歌德《顏色學歷史題材》（Materialien
zur Geschichte der Farbenlehre）中的一段話作為其破題的楔子：
無論在知識（Wissen）或在反思（Reflexion）之中，均無法將整體（Ganzes）完 整呈現，因前者欠缺內在，而後者欠缺外在，因此，如若吾人希冀於學術
（Wissenschaft）中期待任何一種整體性（Ganzheit），我們便必須視之為藝術42 。 透過這句引文，我們似乎可以看到〈論語言〉中的神之言及〈譯者〉中的純 語言。這種對無法完整表達的哀悼與對表達形式重新提出的思考一直是班雅明學 術論述的中心。
在引述歌德的觀點之後，班雅明在〈認識論批判序言〉中即開宗明義提到哲 學書寫的問題：哲學的書寫最適當的方式是，在每遇到「[思想]轉變」（Wendung）
之時，便應重新面對「表述/再現」（Darstellung）的問題。而哲學書寫雖有其獨 立的形式，但這種獨立形式並不能依賴「單純思考的強力（Gewalt des bloßen Denkens），而應奠基於「歷史的編碼」（historische Kodifikation）（GS I, 207）。
Finkelde 即指出，班雅明此書是刻意以超越當代的哲學字眼來挑戰現有的知識極 限，並以開創新的思想線路為其目標（Finkelde, 50）。班雅明在文中特別注意到 的是，承襲自希臘哲學的認識（Erkenntnis）論在經歷時代變遷之後已呈現出沿襲 苟且的空洞濫用現象，班雅明因此刻意從這些可觀察的哲學詞彙出發，將之抽離 並以多義的角度探討這些詞彙，使這些詞彙可以擁有脫離窠臼與回歸原初的可能，
而回歸原初是為了回歸其原本在語言中存在的無限能量，以便重新放置在現在與 未來，能夠產生新的生命與意義。因此，哲學是為了要突破人的「認識」
（Erkenntnis），尋求創造性的形式，以便以更大的可能表達真理（Wahrheit），
也因此，傳統體系內的期待並非哲學所追求的重點，這些形式如何充分的運用才 是哲學所應追求的目的 。在《悲悼劇》中，班雅明主張的是一種「思辨式表述」
（kontemplative Darstellung）。為了充分運用各種可能的表達形式，以達成哲學思
42本 段 為筆 者自譯 。其 德文原 文為 ：”Da im Wissen sowohl als in der Reflexion kein Ganzes zusammengebracht werden kann, weil jenem das Innre, dieser das Äußere fehlt, so müssen wir uns die Wissenschaft notwendig als Kunst denken, wenn wir von ihr irgend eine Art von Ganzheit erwarten. (GS 1, 207)。
辨的目的，班雅明所主張的，是一種不斷回顧與迂迴前進的方式：「不斷地重新 思 考 ， 刻 意 地 回 到 事 物 本 身 。 這 種 不 斷 的 呼 吸 （Atemholen ） 是一 種 思 辨
（Kontemplation）獨有的存在形式（Daseinsform）」（GS I, 208）。不斷重新呼吸，
即形成了一種散文式的「清醒」（Nüchternheit），在班雅明眼中成為研究哲學唯 一適合的書寫方式。相對於已被人類種種分類體系所據為己有的「認識」
（Erkenntnis）範圍，哲學家以對「理念」（Idee）的闡述來對真理與世界進行描 繪。在此，作為對認識論進行批判的序言，我們必須要注意到「認識」一詞在班 雅明文中的位置。「認識」是一種「擁有/佔有」（Haben）的性質，認識中的事 物必須透過「意識」（Bewußtsein）才能存在。在這種擁有之下，「表述」（Darstellung）
居於次等，換句話說，「認識」因透過「意識」的作用之後才能為人類所持有，
而「意識」的認知範圍儼然已淘汰了許多未能意識到的部分，失去了原初的直接 性，因此變得間接而無法在其存在中直接表達自身，即無法成為「自身表述者」
（Sich-Darstellendes）。相對地，哲學則必須隨時都要有在起源中表達「理念」
的這種深切意圖，才能使得「認識」不致蒙蔽了真理（GS I, 209）。
除此之外，班雅明在〈認識論批判序言〉中亦強調「字」（Wort）的哲學任 務：哲學的工作就是要把已經被向外設定傳遞訊息（ nach außen gerichteten Mitteilung），被視為理所當然的每個字，重新置放在其最原初的位置（GS I, 216-217）。從《悲悼劇》中，我們看到班雅明將語言設置在哲學高度的企圖。將之 與〈論語言〉及〈譯者〉對照觀察，「字」（Wort）與表述（Darstellung）亦同樣 是班雅明在文中關懷的重心，傳達/傳遞訊息（Mitteilung）同樣暗示著對其當代 語言觀的批判與不認同，而擺脫認知（Erkenntnis）的侷限與占有，回溯至語言之 最初，讓語言成為具有創造力的自我表述者（Sich-Darstellendes），亦同樣是推論 後的重點。因此，我們每讀一部班雅明的作品，便益發可以感受到他在語言哲學 的基礎上所建構的龐大且縝密的思想體系，展現在各篇的字裡行間，其文字便因 不斷地再次相互指涉與自我轉變，輻射出源源不絕的生命力與進化力。
Gerhard Richter 即稱班雅明的這種特殊書寫手法為一種非穩定且變化多樣的 書寫運動（”unstable and variegated movements of writing”），在這種修辭運動
（”movement of his rhetoric”）中，字詞與概念隨時會有新的關係。因此，在閱讀 班雅明的作品時，我們必須注意到他書寫中的這種複雜性，認識到文字與概念在 行文中轉變的多重軌跡，即字詞/概念在之前的位置與現世的解讀之間產生的距 離。為了瞭解這樣的多重軌跡，我們應發展的是一種負責的閱讀法（”responsible reading”），這種閱讀的任務不在完整理解，而是去面對與承認，每一次閱讀時 面對的矛盾與未明，都是整體的一部份，且是永遠無法類化的觀點（Richter, 222-223）。
然而，史坦納在《悲悼劇》的序言中表示，這本標誌著班雅明語言思想與文 體實踐的代表作品，可算是德國散文，或者說是所有現代語言中相當難以理解的 文章之一。其文章難以為當代吸收與消化，成為一種必須放在歷史及未來的交會 與延續中才能逐步解開的對話體系43。1925 年 Hans Cornelius 對此書的評語與婉 拒班雅明進入該系執教的理由或許透露出些許端倪：「班雅明博士的作品…相當 難以閱讀。其中有許多字詞的使用，作者並沒有感覺到其有解釋之必要。44」班 雅明予其同時代學者的印象是，他身為作者，卻覺得沒有清楚定義這些字的責任，
而這卻成了該系拒絕班雅明執教的理由之一。如前所述，班雅明於這時期的文章 中所展現的，是一種並列（constellation）而非定義的前衛分析思考模式，目的即 欲挑戰既存於德國大學人文體系中的認知與批評系統（Finkelde, 2009, p. 47）。
藉此，我們亦不難想像，何以當時的學者難以消化與接受，因為他們本身所處的 系統即是班雅明亟欲批判的對象，也因此，他的文章所展現的對話體系「必須放 在歷史及未來的交會與延續中」，特別是透過受其影響的友人與現代新馬克斯學
43 “Introduction” by George Steiner. In The Origin of German Tragic Drama, trans. by John Osbourne, London: Verso, 1985. p. 13. 本文引自 Gilloch, 65。
44 “Frankfurter Schule“. In Zeitschrift für Literaturwissenschaft und Linguistik 14 (1984): 147-65.本文 引自Finkelde, p. 46。原文如下：“Die Arbeit des Herrn Dr. Benjamin ... ist überaus schwer zu lesen.
Es werden eine Menge Wörter verwendet, deren Sinn zu erläutern der Verfasser nicht für erforderlich hält.“
派、解構學派、哲學詮釋學派、女性主義等學者的努力，乃至必須寄望更有創造 力與整合力的未來，才能逐步開展至後世人的認知體系之中。
這種「並列」而非二分的思考模式，即與班雅明希望在好友間保有「並列的 自由」相互呼應。並列所形成的衝撞與豐富的並存，讓他的生命與思想運動到達極 端的位置，帶來豐碩的成果，而看似不兩立的事物與思想亦因並列而得到廣度與自 由（GBIV, 440f）。表現在文字之中，「並列」一詞亦標誌著班雅明的用字與句式風 格。
藉著〈認識論批判序言〉，我們在班雅明的學術重要著作中看到其想要發展 一種創造性批評文體的具體主張與實踐。以之回顧〈論語言〉與〈譯者〉，其論 述架構、句式與用字等的特殊性均反映出他這種書寫意圖的一致性。Sigrid Weigel 便提及，〈譯者〉文中所展現的是一種概念的拆解。藉著字詞意涵的翻轉，班雅 明猶如對語言進行拆解手術，使之呈現為純粹的符號系統，再以跨越符碼或詞彙
藉著〈認識論批判序言〉，我們在班雅明的學術重要著作中看到其想要發展 一種創造性批評文體的具體主張與實踐。以之回顧〈論語言〉與〈譯者〉，其論 述架構、句式與用字等的特殊性均反映出他這種書寫意圖的一致性。Sigrid Weigel 便提及，〈譯者〉文中所展現的是一種概念的拆解。藉著字詞意涵的翻轉，班雅 明猶如對語言進行拆解手術，使之呈現為純粹的符號系統，再以跨越符碼或詞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