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與思想的複雜，當代接受度與出版的困難，政治因素致使的顛沛流離，
種種原因讓班雅明的作品因此顯得分散、複雜、異質，致使他生前並未成為一位 知名的人物（U. Steiner, 185）。這種沒沒無名，與現在班雅明所獲得的名聲相比，
正足以讓我們看到所謂經典作品的建構過程，而在這從無名到有名的過程中，作 品的蒐集與翻譯，實與其後世的接受與理解有著密不可分的關聯。在阿多諾與碩 勒姆的努力下，題為《班雅明作品》（Benjamin Schriften）的第一本班雅明文選於 1955 年正式出版，成為班雅明接受的重要基礎。之後陸續出版的兩個選集：《啟 迪》（Illumiationen, 1961）及《新天使》（Angelus Novus, 1966）不但對後來的學生 運動影響甚鉅，亦成為後續引介入英語世界的基礎（Kramer, 8; Ferris, 137）。
由漢娜‧鄂蘭所主編的《啟迪》（Illumiations），是第一本英譯的班雅明文集。
該書構想幾經波折48，最後終於在1968 年出版。該書與 1961 德文版《啟迪》同 名，但僅收錄其中約一半的文章（Ferris, 137）。即使如此，即便 1970 年代之後 亦陸續有許多英譯本出現，但鄂蘭所編的這本《啟迪》則被公認是最廣為閱讀的 班雅明英譯文章。我們今天看到翻譯成各國語言的譯本，其實大多以此英譯本為 出發點，而班雅明的文章也因英語的譯介開始受到國際的注目並獲得聲譽（Ferris, 137; Schöttker & Wizisla, 2006, 42）。
班雅明文章開始被大量地蒐集，要遲至 1971 之後。在這段期間，班雅明生 前未曾被認識與知悉的手稿因讀者的迴響開始大量出現。其中，對接受史影響最 大的，要屬加註版本《收錄作品》（Gesammelten Schriften）的出版。1972-1989 德 國方面共出版了七卷正規卷次及三卷補卷。這套文集的出版，提供了許多長久以 來被遺忘的，即班雅明有關語言哲學之學術對話的基本元素，當然也包括班雅明 龐大的《拱廊計畫》（Kramer, 8）。2008 年班雅明檔案館更與 Christoph Gödde 及 Henri Lonitz 合作，出版了共 21 冊的《評註版全集》（Kritische Gesamtausgabe）。 在德國大量出現班雅明文章的刺激之下，1996-2003 哈佛大學出版社亦出版了一 套四冊的英譯《選集》（Selected Writings）（Ferris, 137）。因此，這套選集亦成為 班雅明研究中相當重要的英譯版本。但與德文版的數量相較，英語翻譯所呈現的 班雅明面向仍有相當的侷限。
然而，如前所述，即如班雅明生前交往密切的好友，他們所認識的班雅明亦 各有不同。在阿多諾於1955 年收錄的第一本班雅明選集之中，班雅明後期的政 治書寫似乎被刻意地忽略了。正因為如此，當《啟迪》與《新天使》分別於1961 年及 1966 年陸續出版，阿多諾所詮釋的班雅明卻引起了 68 學運許多團體的不 滿，紛紛要求出版更多政治面的班雅明文章。直至1972 年《收錄作品》的出現，
48 鄂蘭、碩勒姆、阿多諾均為班雅明生前相當重要的好友。鄂蘭自戰後即努力保留班雅明生前的 手稿，抵達美國之後更亟力希望能夠出版班雅明的文章，因此亦成為之後阿多諾出版班雅明文選 的重要推力。但鄂蘭對於阿多諾編輯下的班雅明卻有不同的看法，與碩勒姆之間亦因鄂蘭在美發 表的文章而使兩人的關係產生了變化，從而影響了鄂蘭在美國出版班雅明文章的計畫。（Schöttker
& Wizisla, 2006, 36-41）
這個爭論才漸漸平息，而班雅明的研究亦漸漸回歸到其語言哲學面向（Küpper und Skrandies, 22-27）。藉此，我們可以看到，班雅明的接受者因受其所屬時代所 影響，在不同的認知層面與期待視閾之下，所吸收與認識的是不同的班雅明。
Ferris 在提及班雅明接受史時亦表示，除了文本蒐集進度影響著班雅明的接受之 外，學者們因接觸文本或有不同，其各自的詮釋似乎也隨著文本的蒐集形成了一 種班雅明的「詮釋性接受史」（“interpretative reception“, Ferris, 137-138）。因此，
我們在他的朋友圈中可以看到，阿多諾較為側重的是哲學面向，碩勒姆為猶太神 學面向，而鄂蘭則希望有別於前面兩位，呈現出班雅明文學批評的面向（Ferris, 138）。這樣的差異解讀讓我們不禁想起班雅明提及的，希望好友們能理解他想保 有的那份「並列的自由」。只是，隨著時間與環境的變遷，再理解他的好友亦終 究難窺其全貌，而其各自的立場亦難以真心支持這樣的並列。
70 年代以後，班雅明的文章開始被翻譯成各國語言，影響各種學術討論甚 鉅。在譯本仍舊有限的情況下，學者各自選取不同題材發揮，並加入自己本身學 術背景所做的解讀，其差異性也越來越明顯，形成了一種獨特的現象，即一種「適 用的接受史」（Aneignungsgeschichte），而這樣的接受史亦無形中與將班雅明視為 作者的建構史息息相關（Küpper und Skrandies, 18; Vermeer, 6）。因此，在不同國 家，透過不同文本的選擇與譯介，讀者所看到的是不同面向的班雅明。在德法語 的世界裡，班雅明的哲學面向較受關注；在西班牙語的世界中則較偏重其文學批 評的面向。在英語世界裡，班雅明的文章因近來被大量地教授與引用，其影響勝 過其他語言，大量地影響並融入到各種不同的學術領域與脈絡之中，包括媒體、
藝術史、電影研究、文化研究、建築、攝影、文學、文化理論、乃至歐陸哲學等 各種領域之中（Ferris, 139），而這種種的影響與譯本所呈現的班雅明面向其實有 著密不可分的關聯。因為出版時序的關係，有許多班雅明的討論大多集中在他較 後期的個人自傳式書寫如〈柏林童年〉（“Berliner Kindheit“）或藝術理論如〈機 械 可 複 製 時 代 的 藝 術 作 品 〉（“Das Kunstwerk im Zeitalter seiner technischen
Reproduzierbarkeit“）。也因此，他的歷史觀多被解讀為具有馬克思色彩的歷史唯 物觀，而班雅明在後期書寫中所展現對共產主義的興趣及原本在文字中即無處不 在的辯證與顛覆色彩更啟發了後馬克思、後殖民、女性主義等等各種探討權力及 政治的思潮，成為他們源源不絕的思想來源。
Wolfgang Bock 即如此描述班雅明的文字：「班雅明的文字似乎喚起了每個批 評家心中的海市蜃樓（phantasmagoria），猶如一種作者與其詮釋者之間的私密關 係。」（Bock, 42）不論是〈柏林童年〉抑或是〈譯者〉，班雅明不論在警語式、
評論式、抑或論說式的文章之中，所帶給讀者的是一種奇異的、有別與讀者期待 的閱讀經驗，即使在斷簡殘篇之中，其源源不絕的文字魔力亦能夠為後世的各種 思想帶來無盡的啟發。也因此，討論班雅明的評論文章雖多，真正將目標放在原 著與具有代表性作品的解讀其實有限（G. Steiner, 251）。有許多以詮釋班雅明文 章為名的評論，其實大多加入了自己的「適用性解讀」。例如Terry Eagleton 在《瓦 特‧班雅明或邁向革命批評》（Walter Benjamin, or, Towards a revolutionary criticism）
的序言中即明確表示，以班雅明為題，他的重點不在詮解，而是為了自己論述的 目的。因為班雅明的文章讓他能夠更清晰地展示其「革命式批評」（revolutionary criticism）論述中的一些關鍵問題（Eagleton, xi）。德希達在〈巴別塔〉一文中，
對班雅明的〈譯者〉作了許多詳盡的說明，但在文章的後半段，當德希達以皇袍、
契約、婚姻等意象來解釋〈譯者〉中的文字時，他有兩度表明，「這是我自己的 翻譯」（Derrida, 191, 194-195）。因此，在閱讀班雅明的評論文章之同時，我們除 了要瞭解到評論者因作品的譯介與本身理解環境所可能產生的交互作用，更不能 忽略的，是評論者明確表明的立場，即評論者這種「以為己用」的適用性。
同樣地，在中文環境下的班雅明接受史，譯介的版本與評論亦扮演著相當重 要的角色。在「西方翻譯理論精選」的目錄中，班雅明的〈譯者〉雖被置放於「解 構學派」的類別之中，但陳德鴻在收錄保羅‧德曼（Paul de Man）於 1983 年在 康乃爾大學的演講〈結論：瓦特‧班雅明的《譯者使命》〉（“Conclusions: On Walter
Benjamin's ‚The Task of the Translator‘“）時，即於導言中表示：「德曼無意作為〈譯 者的任務〉」的另一個闡釋者。就如印度學者尼娜爾拉（Tejaswini Niranjana）在
《給翻譯定位》（Siting Translation）一書中指出，德曼巧妙地把本雅明某些對翻 譯和語言的看法改頭換面，借題發揮。」（陳德鴻，張南峰編，226; Niranjana, 121）。 Ferris 即認為，班雅明的接受不但反映了近代各家批評學派的發展歷史，也同時 展現了無法將班雅明置放於其中任何一個明確位置的困難。（Ferris, 139）而陳德 鴻對〈譯者〉一文的編排以及前述導言所顯示的，即班雅明對解構學派所造成的 深刻影響，而學者在吸收與挪用之後的詮解，反而讓讀者在無意間輕輕地將班雅 明的論述與解構學派的主張畫上等號。
如史坦納對班雅明《悲悼劇》的描述，這本標誌著班雅明語言思想與文體實 踐的代表作品，難以為當代吸收與消化，必須放在歷史與未來的交會與延續中才 能逐步解開（Gilloch, 65），在班雅明的作者建構過程與接受歷史之中，我們的確 看到這樣的交會與延續。在過去與未來的交會之間，其論述不斷在其生前與自己 的每一份書寫持續地對話、延伸與補充，在身後，他的書寫亦因蒐集時序的差異 不斷地被不同思潮吸收與運用，形成一個持續變化且不斷更新的「續命」
（Fortleben）。也因此，每當有新的文集被整理與出版，所開啟的似乎又是一個新 的面向，在班雅明的研究者之間，便又再次引發一波新的論戰，而其接受史在與 出版當時的思潮交互作用之下，亦一直不斷地展現著新的面貌。我們在討論班雅 明文章譯本與評論時，尤其不應忽略的，即是正視在建構班雅明為一經典作者時，
各個時代的讀者必須面臨其作品重現與蒐集的斷裂性，以及各家學者因之形成
「適用的接受史」之片面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