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灣，「哈日」族群的形成與日本偶像劇的流行息息相關。1980 年代後期 到1990 年代初期期間，是「哈日」風潮在台灣興起的階段（周筱婷，2016）。19 世紀末的台灣，有線電視合法化，電視頻道與日俱增，為應對市場變化，衛視中 文台領先播出一系列日本偶像劇，因收視率的告捷，導致其他電視台也跟進播放，
讓精緻與細膩的日本偶像劇成為當時的收視保證，與此同時，藉由日本偶像劇的 播映，帶動一股強烈的「哈日」風潮，此股風潮不僅促使影視工業環環相扣，並 且推動流行音樂市場的變化，日本流行音樂便透過日本偶像劇的推廣下在台灣打 開市場，除此之外，各種日本偶像劇相關書籍、旅遊與購物指南湧現在書店裡，
可見日本偶像劇在台灣創造了一個新的消費空間（李天鐸、何慧雯，2002）。不 僅如此，日本偶像劇全面深入在蓬蓬勃勃的台灣媒體消費環境，自由地被傳播、
流通、觀看和解讀，透過衛星電視、有線電視、盜版VCD 和錄影帶等媒介，快 速且大量融入台灣哈日族群的生活，於此相對應而生的是逐漸日本化的本地媒體 景觀，如今日本成為台灣主體內的一部分，日本偶像劇對台灣的影響遠超過收視 成績，甚至延伸到消費與生活風格的層面（李明璁，2003）。可見，日本偶像劇 的播出在此過程中擔任很關鍵的角色，而台灣哈日族群就在日本流行文化炮轟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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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環境中形成。
李天鐸和何慧雯（2002）指出，以日本流行文化為時尚指標的哈日族群以女 性居多，具備高消費能力，對日本流行文化不具抵抗力，成長在 90 年代，經歷 台灣經濟快速發展，沒有親身經歷日本統治時期，也沒有受過「反日」的意識形 態教育，因而對日本殖民統治的體驗和記憶十分糢糊。日本殖民統治的歷史不僅 作為台灣現代化的鋪路者，同時在台灣民眾心中延續下來的是日本比台灣更現代 化的印象，對此李天鐸和何慧雯（2002）進一步指出，哈日族群行為背後隱藏著 權利不平等所造成的自我臣服化，對哈日族群來說，日本偶像劇作為流行資訊的 指南，並視日本現代化社會生活為仰望對象，此種仰望與想像在日常生活轉換為 消費被實踐出來，而這些消費行為已成為生活的部分，例如服裝或生活用品等。
台灣哈日族群得以「現身」的第一個傳播場域是《中國時報》所開發的「男 生女生配」專欄，該互動專欄由主筆回應哈日族群的投書，投書內容關於對日劇 的問題或看法，透過此運作方式，哈日族群從原本各自收看日本偶像劇的個體跨 越至集體頻繁熱絡的分享與討論，並形成了認同氛圍和想像社群（李明璁，2003）。
伴隨著日本偶像劇流行，越來越多人想藉由學習日文，了解更深入的日本文 化，因此當時學習日文在台灣哈日族群中成了一股新的熱潮。鍾梅英（1998）指 出，自1994 年台北的公私立高中開設日文選修課程開始，日文成為台灣學生偏 愛學習的外文，而學生學習日文的動機按比例排列分別是「對日文感興趣」、「想 閱讀日文雜誌並吸收資訊」、「想了解日本」以及「想了解日劇劇情」等。楊于萱
（2009）進一步指出，大學生學習日文動機以「整合性」動機為主，其中最高為
「喜歡日本的電視節目和聽日本流行音樂」，其次為「喜歡日本的流行產物以及 文化」，而「喜歡日本」、「欲接近日本」以及「被日本吸引」等因素，則為引發 大學生學習日文的動機。從上述可看出，學習日語的態度大多數是基於一種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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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或說是認同性的出發點，而學習作為型塑認同過程中的重要機制（李明璁，
2003）。換言之，對於哈日族群而言，學習日文作為拉近與日本流行文化距離的 工具。
學習日文人數大幅增加的同時，前往日本旅遊的台灣哈日族群人數也瞬速提 升。當時日本偶像劇對台灣旅遊業的影響力促成了「日劇場景之旅」的出現，此 種新旅遊商品透過「傳統景點的日劇場景化」、「與日劇相呼應的新興景點」以及
「日常生活空間的景點化」的途徑建構旅遊凝視（李明璁，2003）。對於此種與 日本偶像劇結合的主題式套裝旅遊形式，根據索緒爾（1916／劉麗譯，2009）所 提出的符號學的觀點來看，符號（Sign）是由意符（Signifier）和意指（Signified）
組成，意符本身並不存有任何意義，意指則會根據解讀者的文化背景與自身經驗 產生不同的解釋和意義。在日本偶像劇中出現的建築物和場所，對於喜歡日本偶 像劇的哈日族群來說，經過他們詮釋的意義分享和社會建構，並將其與劇中的情 節對話，以及情感經驗相互連結，因而賦予這些場景更深沉的符號意指，如浪漫 和感動等，有些哈日族群赴日本旅行前，在其日常生活中原本就喜歡接觸與消費 日本產品，而赴日旅行之後，不僅在消費商品的層次上更加肯定，而且比以前更 旺盛，有一些甚至產生了「想成為日本人」的慾望。（李明璁，2003）。
中國哈日族群的形成也同樣與日本偶像劇的流行有所關聯。20 世紀 80 年代 被認為是中國對日本影視作品的全民消費時期（惠曉婧，2010）。日本電視劇作 為中國民眾初次接觸到國外的非政治化的大眾文化作品，在中國推陳布新的特殊 歷史下，中國民眾不僅在計劃經濟體制長期生活，而且可消費的精神產品供不應 求，日本電視劇一進入中國便深受觀眾的喜愛，自 1992 年開始，中國中央電視 台頻繁播出日本偶像劇，哈日族群也在此時大幅度出現，然而，因地域所限等各 因素的影響，21 世紀開始日本偶像劇從中國電視屏幕中逐漸淡出，觀眾也從全 體民眾變成年輕族群，但日本偶像劇有著滿足青少年對愛情和生活的想像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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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自20 世紀 90 年代以來，中國哈日族群的成員主要是大中學校學生以及青年 白領（溫朝霞，2006）。
雖然中國與台灣的哈日族群多為青少年群體，但歷史背景的不同，他們所處 的消費環境也不同。蔣立峰（2002）進行了一項調查，關於中國民眾對日本的親 近感和印象，發現高達43.3%的中國民眾對日本感到「不親近」和「很不親近」， 僅有5.9%的中國民眾感到「非常親近」和「親近」，其餘則為「一般」和「不清 楚」，而有高達53.5%的中國民眾，其心中對日本的形象為「侵華日軍」。因歷史 因素的影響，中國民眾對日本並不感到親近，對日本形象亦難稱良好（蔣立峰，
2002）。所以自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哈日族群便在不親近的心境下，大量消費各 種日本產品（孫忠民，2005）。
哈日族群通常對日本產品抱有濃厚的熱情和興趣，接觸日本偶像劇和日本流 行音樂等產品皆為他們生活中的日常行為。除了欣賞和討論日本偶像劇的故事情 節以及人物造型之外，中國哈日族群還有其他的衍生性行為。日本偶像劇的主題 曲和插曲作為哈日族群日常閱聽的音樂類型首選，有部分哈日族群在中國翻唱網 站上翻唱日本偶像劇的主題曲和插曲，或者將原本沒有歌詞的背景音樂配上歌詞，
甚至將日文歌詞改為中文演唱，除此之外，哈日族群也會按照個人喜愛，將日本 偶像劇進行延伸性的同人創作，有些會將日本偶像劇的劇照或者截圖進行加工處 理，製作成電腦桌面或手機平面，也有些會將經典的橋段重新拼接，並展現劇中 精華部分，有些甚至將不同偶像劇的橋段重新進行組合，再配上字幕對白展現全 新的故事情節（惠曉婧，2010）。不僅如此，哈日族群也會透過購買日本偶像的 周邊商品，證明對偶像的喜愛，並增加偶像曝光率與經濟利益，如寫真集、應援 扇和手燈等，周芳羽（2018）認為此消費行為是一種儀式，透過儀式化的購買與 支持行為，哈日族群得以踏入日本偶像圈子，不被群體中的其他成員排擠，並進 行交流，因為不花錢的消費方式在哈日族群中是不被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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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以上提出的脈絡，中國哈日族群出現的時期，正是網際網路瞬速發展的 階段。惠曉婧（2010）指出，因中國電視播出的日劇多為老片，所以網路便成為 哈日族群所青睞的主要管道，而哈日族群進行內部交流的場所已延伸至網際網路 空間，如日劇字幕組論壇、日本藝人專屬應援論壇、日本偶像劇相關的QQ 群和 百度貼吧等。日劇字幕組專屬論壇作為打破空間限制的交流平台，給哈日族群的 提供最新和免費的日本偶像劇資源，將哈日族群齊聚一堂，透過開設互動版塊增 加參與感，如每部劇會有獨立的討論帖子，其內容十分豐富，哈日族群可以在該 帖子進行劇情討論，同時也可以發表自製作品提供給其他人下載，所以日本偶像 劇在中國主流的電視媒體上消失，並無法切斷哈日族群接觸日本偶像劇的管道，
也不影響其對日本偶像劇的熱情（惠曉婧，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