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時間的推移，日本流行文化在東亞及東南亞地區的趨勢大不如前，在臺 灣繼哈日之後，如今被取而代之的是哈韓族群。「亞洲流行」在1990 年以日本為 主導，尤其是偶像劇最為流行（Iwabuchi，2002）。然而，自從90 年代後期開始，
韓國電視劇、電影、旅遊、音樂和食物等消費產品風靡中國和台灣等東亞地區
（Shim，2006）。直到 2000 年，因為日本偶像劇受到「韓流」影視產品在亞洲強 勢傳輸的壓迫，導致原本作為「亞洲流行」主導的日本轉讓為韓國（Siriyuvasak、
Shin，2007）。韓國電視劇在台灣屢次創造高收視率的成績，對此，Liu 和 Chen
（2004）進一步指出，台灣觀眾之所以瞬速接受韓國電視劇，是因為韓國電視劇 的故事情節反映出現代台灣人民的生活特質。從 2000 年開始，韓國流行音樂在 韓國電視劇所帶領的「韓流」風潮中，以主題曲的樣貌打入台灣音樂市場，並逐 漸受到矚目，隨後，自2004 年開始愈來愈多的韓國男子團體進攻台灣音樂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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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成哈韓族群在台灣日益增加，如今韓國流行音樂在台灣已不是陌生的流行文類
（許如婷，2014）。總而言之，韓國電視劇和流行音樂則作為「韓流」在台灣盛 行的主要推動者（Huang，2002）。
在台灣以往的研究中，通常認為哈韓族群的主要成員多為青少年族群，對此，
江佩蓉（2004）指出，其實中年已婚婦女在其中佔相當的比例。林文婷（2011）
也指出，如今男性哈韓族群日益增加，哈韓族群已從只限於國高中生，延伸至大 學生以及已工作的社會人士。哈韓族群在接觸韓國流文化後，為了更進一步了解 韓國文化而開始學習韓文以及去韓國旅遊，因此哈韓族群的追星行動已不是青少 年的專屬特權（Mori，2008）。
自韓流在台灣盛行之後，各式各樣的韓國文化商品湧現在台灣的消費市場
（Shim，2006；江佩蓉，2004）。許如婷（2014）指出，台灣哈韓族群在日常生 活中，接連不斷的接受韓國流行音樂、電視劇、綜藝節目、實境真人秀和網際網 路等媒體文本商品，因此形成跨國「韓流」崇拜文化。韓國男子團體音樂文化商 品運用「多元語言」策略進攻各國音樂市場，對於台灣哈韓族群而言，除了消費 韓國男子團體不同語言版本的專輯和單曲外，還必須收藏跨國版本的演唱會精選、
花絮、MV、DVD 和 VCD 等版本的音樂商品，沉浸在消費愉悅中（許如婷，2014）。 不僅如此，韓國影視產業也千方百計以各種方式促使哈韓族群消費偶像，讓哈韓 族群可以通過觀看專訪、電視劇和綜藝節目等，更進一步了解偶像明星的訊息，
尤其真人實境秀綜藝節目，使哈韓族群沉迷於想像偶像真實性的空間中（Leung，
2012）。此趨勢呼應了 Jenkins （2006）所提出的新形式「粉絲」參與文化，消費 者不但更容易接觸，還可以不斷持續的轉換和循環媒體內容。而在日常生活中沉 溺於不同韓國男子偶像互文媒體，是哈韓族群從個體加入至集體的過程，哈韓族 群藉由網際網路，如Facebook、Twitter、 微博和 PTT 等平台，和各地不同的哈 韓族群對話和分享，因而形成具共同想像的群體（Jennings，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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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男子團體皆有專屬的正式粉絲社群、粉絲團或後援會，台灣哈韓族群為 表現自己的身份，積極加入和定期參與韓國偶像相關活動，如演唱會和粉絲見面 會等，全心投入「粉絲文化」（許如婷，2014）。陳佩鈺（2013）指出，哈韓族群 為偶像進行應援活動時，如同成癮般在每一場都參加，同時進行飯拍（粉絲所拍 的照片或影片），或自學韓文，至韓國網站搜尋偶像相關訊息等。邱琡涵（2012）
也指出，哈韓族群在成為粉絲或加入後援會後，對應援標誌、象徵符號、應援物 品等共同擁有的物品，具高度的認同感。不僅如此，以參與韓國男子偶像團體官 方粉絲團、後援會和偶像相關活動，來表達對偶像的支持與喜愛，此過程對身為 韓國男子偶像團體的哈韓族群來說是十分重要的消費儀式（Shin, 2007）。因此，
台灣哈韓族群聚集守候偶像所住的場所、機場接送機、餐廳攔截、包車緊追偶像 和跟隨偶像所有行程等行為，許如婷（2014）將之解釋為展現哈韓族群集體偶像 認同的儀式文化。
台灣哈韓族群對於韓國男子團體的崇拜，已將認同融入日常生活的想像，並 在媒介景觀汲取想像力，如韓國音樂綜藝節目、電視劇、實境秀和網際網路等，
因而產生前往韓國觀看偶像演唱會、參加簽名會以及成為後援會成員的欲望（許 如婷，2014）。對此，Shim（2006）在其研究發現，台灣青少年哈日族群將韓國 偶像明星的照片裝飾他們的背包、筆記本電腦和房間等個人用品和空間，因對韓 國文化十分迷戀，所以他們皆渴望學習韓文和去韓國旅遊。台灣民眾開始大量赴 韓國旅遊的趨勢，與韓劇在台灣流行的時間點相互吻合，當時台灣多家旅行社也 趁熱打鐵，紛紛推出搭配韓國電視劇景點的團體套裝旅遊行程（紀淑芳，2002;江 佩蓉，2004）。周筱婷（2016）進一步指出，內心對韓國偶像明星無法壓抑的慾 望是台灣哈韓族群進行跨國追星實踐的主要動機，「韓國各大電視台」、「韓國各 大娛樂經濟公司」、「偶像本身或與偶像相關的人經營的店面」、「韓劇或韓綜景點」
以及「演唱會現場、音樂劇劇場、大小公演場所」，皆為台灣哈韓族群去韓國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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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跨國追星實踐的主要場所，除了韓國以外，日本、中國、香港和其他亞洲地區 也皆是台灣哈韓族群跨國追星實踐的的路徑，而從實踐過程中，哈韓族群獲得個 人經驗的累積，豐富人生意義，並產生愉悅感。
除了台灣之外，中國也同樣作為「韓流」中心發源地，而且自 1990 年開始 則為韓國將電視劇輸入的主要對象國家（侯政男、蔡宗哲、陳欣欣，2011）。20 世紀90 年代後期，第一代韓流以電視劇等影視內容產品為主在中國市場流行（陳 婧，2014）。 Heo（2002）和 Shim（2006）指出，從 1997 年開始，韓流在中國 盛行，當時中國中央電視台引進播出的韓國電視劇《愛情是什麼》在中國電視史 上創下第二高收視率的成績。邁入21 世紀後，經歷沉寂時期，然而，2011 年開 始，多部韓國偶像劇在中國的熱播，又一次將韓流在中國推向高潮，隨後，韓國 綜藝節目版權被引進中國，韓國流行音樂和韓國電影在中國的受歡迎程度日增月 益，因而大多數的韓國偶像明星逐漸進入中國觀眾的視野，隨之而來的是，在中 國形成了龐大且忠誠度較高的哈韓族群（江青湲，2016）。因受到製作制度的限 制，中國電視劇在題材的挑選上通常相當嚴肅（侯政男、蔡宗哲、陳欣欣，2011）。 而被引進中國的韓國電視劇，主要是輕鬆的題材，除了讓觀眾得以暫時忘卻壓力 和煩惱之外，如同夢幻一般的愛情故事情節與青春偶像明星，對廣大的中國青少 年觀眾是具有相當高的吸引力 (高福安、王曉妍，2008)。
江青湲（2016）和朱姝（2017）指出，中國哈韓族群主要以高中大學的青少 年女性為主，隨著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節奏的不斷加速，中國民眾的壓力也隨之增 大，共同的偶像明星對於中國青少年獨生子女來說，有助於排解來自學業、工作 和情感的壓力所帶來的落寞感。在這樣的生活背景下，經由韓國的造星系統推出 的偶像明星通常以努力作為宣傳價值核心，給中國哈韓族群提供的，不僅是滿足 渴望與喜愛的偶像共同經歷成長的慾望，而且可以從偶像身上獲取正能量，因而 不斷加深對偶像的支持喜愛，此種對偶像的情感投入帶來的是文本生產力，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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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韓族群運用現有的文本自製視頻、圖片、桌曆、內部期刊、玩偶和專屬標誌等
（江青湲，2016）。可見，中國哈韓族群是一群對韓國偶像明星具高忠誠度、高 生產力的青少年。
如今，中國哈韓族群的消費行為十分多樣，收看韓國偶像劇和電影、閱聽韓 國偶像發行的歌曲和赴韓國參加演唱會等已成為中國哈韓族群的消費常態。江青 湲（2016）指出，具經濟能力的中國哈韓族群，為了給喜愛的偶像衝銷售量，他 們會購買多版本和限量版專輯，因中國政策因素，許多韓國電影無法在中國電影 院上映，為偶像貢獻票房他們會前往韓國觀看，其他諸如見面會和偶像參與錄製 的綜藝節目皆為哈韓族群前往韓國的目標，除了消費官方周邊商品外，有些會自 製周邊商品轉送給其他人，無關盈利，純粹以追求心理滿足為目標。
自2012 年開始中國出現明星類 APP，該類型 APP 主要分為「由明星授權的 個人APP」、「明星資訊整合平台」和「專屬明星 APP」，這些 APP 作為哈韓族群 消費偶像明星的新平台，其給哈韓族群提供了新聞、通告、視頻、照片和音樂等 與偶像明星相關的資訊，通常均設有評論區和粉絲牆等板塊，除此之外，在網際 網路時代，偶像明星皆會在網路上開設社交帳號，如微博、Twitter 和 Instagram 等增加曝光度的工具，分享自己私人信息和生活情節，哈韓族群也可以藉由評論、
點讚和私信等方式與偶像明星進行互動（朱姝，2017）。陳佩鈺（2013）認為，
比起哈日族群，哈韓族群在消費文化的過程中，其主動性較強，韓國偶像也不再 是高高的形象。由此可見，網路作為偶像明星與粉絲進行互動的主要平台，同時 也是打破偶像明星觸不可及局面的工具。
在中國，網際網路也作為哈韓族群進行內部交流很重要的平台。中國哈韓族 群在日常生活中，主要透過微博，微博的 Instagram 等媒介關注偶像相關訊息，
並使用微信和QQ 等社交工具與其他的同好者分享和討論偶像（江青湲，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