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學博物館中民族學蒐藏(collecting)的重要目的之一，是為了保護珍貴的
科學、文化的資源與遺產，為研究、展示與教育提供基礎資料。由於民族學典藏
翔實與可靠，擺置於與收集實物同等重要地位，重視「民族誌知識」(ethnographic knowledge)。民族誌標本與其相關知識是人類學博物館民族學部門(或稱人類學部 門)的存在、發展、服務學術研究與社會之基礎。只有詳細的、持續不斷的在相 關的脈絡中掌握、理解地方(族群)民族誌標本與其相關知識之內／外在的發展性
，才能從事有意義的人類學博物館工作(王嵩山，2002：103)。
過去的物件管理是將物件視為自足的系統，較少關懷其隱含的關係與脈絡。 以社會文化發展需求為導向的數位博物館的建構來加以探索(王嵩山，2004：64~
65)。
事實上，台灣原住民物件(indigenous object of Taiwan)的數位化是一個新的民 族誌書寫文類(genre)，一個牽涉深層知識與文化的諸多面向；一反過去單純的以 登錄表格和物件為中心的蒐藏系統，整個數位化的基本目的在於：以台灣原住民 所居住的領域為主要範圍，從事「民族誌式」的(ethnographic)標本與其相關知識
之記錄、描述與詮釋、再調查的工作，藉以掌握原住民民族誌標本與其相關知識 之基本內容、性質與其分佈狀況，並據以建立「民族誌標本與其相關知識庫」
(anthropological knowledge database)，作為博物館民族誌書寫(展示、教育、資源 中心)工作長期發展的依據。換言之，民族誌標本數位化的過程中，我們必須不
發展後設資料是博物館藏品數位化計畫的「基礎建設」(infrastructure)，博物 館藏品數化計畫所發展的後設資料結構通常由兩類主元素組成，一為「研究性」
元素，一為「管理性」元素(詳見附錄一)。管理性元素為各類藏品共通的元素，
研究性元素為每類文物特定使用的元素，這樣設計的原因是考量館藏原有的分類 系統，必須建立一個具有個別屬性又能共通的後設資料結構，其主要目的是讓不 同表達形式的後設資料之間仍然能夠互相溝通，亦即在不同的資源之間仍具有語
意上的互通性。任何數位化資源及藏品或文物之間都無法單獨存在，他們必須經
發展後設資料即是一個組織及創造知識的過程(吳國淳，2004：125~126、132)。
然而，受限於博物館主客觀條件的限制，或因藏品原始記錄的貧乏，或因物 質研究比例的過低，都將使得理想層面上完整的研究架構規劃、理性客觀的方法 論體系無從發揮功能(翟振孝，2004：41)。因此，學者建議在建構博物館藏品數 位化後設資料的欄位時，可以從「物的生命史」(social life of thing)角度出發 (Appadurai，1986)，去思索物在製造、使用、交換、貿易、典藏、展示等過程中， 的描述，亦包括研究者對於物件辨識及詮釋的知性理解(翟振孝，2004：37)。
但基本上，這個理想化的物質研究範式仍是一個以研究者文化「客位」(etic) 角度出發的知識發現過程，通常僅有相關學科內容專家涉入其中，而缺乏與物質 接觸互動的人群參與此一生產過程。物質研究的主題，已不是僅藉由文化客位取 向的研究足以達成，而必須經由長期深入的田野觀察研究。博物館藏品並不是物 質文化研究的唯一地點，物質體系正在生活的週遭及田野地點裡有機運作著，它 持續與人群共同生活，因此走入田野，亦是物質研究的另一途徑(Stott & Reynolds
，1987：3；謝世忠，1993；引自翟振孝，2004：39)。而這種強調民族誌實踐性 格的文化「主位」(emic)研究取向，將使物質文化以有機性、變遷性的方式展現，
顯然有別於靜態類型、文化特質式的描述方式，相較於理性客觀的文化客位研究 方法，更能呈現物與人的互動關係，以瞭解族群物質生活的動態過程(翟振孝，
2004：37、39~40)。針對以上數位藏品後設資料之現況與缺失的反省，接下來進 行國內人類學博物館典藏數位計畫的實際分析，具體了解目前國內的人類學博物 館對於此項議題的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