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位科技進入部落是時勢所趨，也是弱勢的原住民社會無法抗拒的潮流，它 是原住民必然要走的一條路。然而，浦忠勇觀察原住民部落在數位科技入侵之後 的種種現象後，認為同樣是數位科技，卻有明顯的「落差現象」，這一落差導致 原住民在現實中早已承受的不平等持續著。首先是硬體的架設比都會地區來的慢
，讓原住民在上網的時間、數量與品質受到限制，成為網路的次等公民；另外一 方面，網路入侵部落之後，因為網路知識份子的出現，和其他的新權力系統介入 一樣，讓部落秩序產生質變，甚至產生失序的現象，社會組織、規範、人際網絡、
族群認同等等都要被迫「重新整理」，反而增加社會重構的難度(浦忠勇，2001)。
研究「數位落差」(digital divide)學者悲觀的認為數位科技並無從改善整體社 會知識普及的窘境，這個「虛擬空間」反倒有加大高、低階層間知識鴻溝 (knowledge gap)的功效，社會地位與經濟能力的弱勢者，勢必因為無緣接近電腦 或網路，而在網路化的社會裏遙遙落後。而且隨著時間的經過，擅於利用網路者 前進步伐會更快，兩者間的落差越來越大，貧窮者似乎永遠沒有追上的希望(浦 忠勇，2001)。儘管，現在電腦或是網路實現的情況與所帶來的希望，尚無法普 遍影響到每一個人(因為這些人來自先天上的限制、來自經濟、教育、年齡、地 位等因素，因此被排除在數位機會之外)；但這類影響本來就需要時間去改變、
潛移默化。我們必須知道每一個改變或作為，本就不能奢求在短時間內立竿見影
；數位落差背後的原因，正是一連串來自個人背景(種族、性別、年紀、能力)、
社會、文化、教育、經濟、政策、基礎建設等複雜因素交織而成，沒有速成的解 藥、也不會有所謂的萬靈丹，只能從每一個小環節開始做起。
「原住民的知識」(indigenous knowledge)最重要的特徵，便是其在現實生活 中的實用取向。原住民重視的知識面向是其對生存的意義，重視對生存有作用的 (socio-cultural reflector)的角色，反省進一步的追求作為文化發動機(cultural
generator)的可能性，以及與不同社會形式的關係(王嵩山、陳玉萃，2002：12)。
故宮典藏數位化研究人員葉宜婷(2003)認為，博物館數位化計畫缺乏「評估」
族誌標本在數位化過程中，必須不斷思考物件、知識與複雜的社會文化體系的關 係。因為民族誌標本的數位化涉及知識與性質的掌握，處理變化與穩定之衝突與 和諧的議題，我們必須不斷探詢與此相關的「本體」與「表象」、客觀的準確與 主觀的真實、秩序與失序，以及有與無、真實與複製等問題的辯證關係(王嵩山，
2002：103~109)。目前國內博物館數位化的發展尚停留在資訊處理、技術發展的 階段，缺乏一種全貎性與社會關懷的宏觀，也受限於網絡影響面思考的幅度與深 度。原住民文物數位化的社會責任，不僅是以新的資訊技術保存過去原住民科學 的、文化的器物，透過民族學的詮釋呈現社會文化的性質，同時必須積極的深入 瞭解原住民族文化的部落現況，反映原住民族對於當代社會訴求的主體性思考與 文化的內在觀點，對自然、人與文化進入更高層次的關懷，開展出另類民族學詮 釋(劉少君，2006：155)。
2004 年由國科會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所主辦的「人類學知識數位典藏 與加值應用研討會」，會中學者就數位典藏對於人類學知識的影響，提出數位典 藏與加值應用、典藏資料再現脈絡、典藏資料的數位化與應用、典藏資料的交換 與流通等議題進行討論。胡家瑜(2005)認為這些超越技術和規範層次的問題，是 將來博物館收藏中民族學相關標本在做數位化或做加值運用時，很快必須面臨和 考慮的。技術的問題或者是在規範上的問題，其實有一些層序、步驟、技術，永 遠有進步的空間，可以慢慢地達到更理想的程度；但是對於一些很基本的倫理和 哲學的議題，或人類學經常思考的社群文化多元性、價值差異、和不可避免的權 力互動關係，是人類學領域應該要首先發難、面對和思考的(胡家瑜文末對談，
2005；引自潘英海，2005：83~85)。然而，目前國內對於這些數位化的議題尚無 具體的研究和例子，對於未來可能的方向還沒有深入討論。數位典藏已經不再只 是保存珍貴文化資源的問題，還包括人類學藏品數位化後設資料的規劃、博物館 及人類學家對原住民的關懷、數位影像及瀏覽界面所帶來的感官經驗與學習成效
、集體知識再現與數位加值應用等議題，人類學界應該去深思、探討，以彌傳統 博物館的不足，讓數位博物館的建立更具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