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 催生基進民主的社會力：邁向社會性運動。
打開公視和搶救舢舨船的行動經驗，是操兵的經驗談，尚未達成社會性運動的效 果。然而，至今仍在進行中的高雄港站保存行動則較複雜。從基進民主的立場而言，此 一階段的行動雖延續野草莓學運後在地行動者對城市議題的關懷，然而，行動者與其他 各層次的行動者的合作及矛盾常見於行動面臨轉進的階段，行動的發展呈現的幾個特 性，似乎有礙基進民主的實現。
一、身份政治到基進民主：行動的困局
嚴格來界定行動者，最早可追溯到2008 年中一位鐵道專家，他得知行政院會議 2007 年以都市計劃為由，將高雄港站納入開發區域。他不解為何原先定位的鐵道博物館可以 換成高雄市臨港線都市開發計畫。此行動者形成問題意識後，嘗試抵抗。由於對台灣鐵 道文化的理解，他個人從 2008 年底便四處行文中央、高市府、立委，積極地以「文資 制都發」的策略下手;也開始接觸地方社團、市府及民間團體，進一步引起文建會的關注
及政策介入及評估。然而，其間單兵作戰的挫折感相當深。如此的挫折感也包括南方野 盟中的一位成員，其過去任市長的幕僚，而淡出至學界，他們一直對市府進行批判及訴 諸全區保存鐵道文化資產。究其實，如同先前行動，多數成員還是被動地認識到此區域 的重要性及行動的必要，能夠進入在地公共空間辦活動，多半是南方野盟-豆皮的會議 中所延伸出來的行動。所以個人行動的困境是沒有群眾基礎，沒有紮根，尚不見基進民 主的實踐，而是直到在一次野盟於豆皮的討論中，這位野盟成員正式將自己及那位鐵道 專家如何與官方及民代之間協調過程揭露，才使這個議題向外連結了在地的行動者。換 句話說，除非他們意識到有必要介於政治與公民兩塊領域，明白自己與環境的關係，突 破自己原來的身份政治，例如少數個人居中和官方及各政團協調後，仍發現效果不確 定。也因著身份政治的限制，帶出第一階段的轉進，可視為基進政治的實作經驗。野盟 /豆皮成員提出計畫向在地社區進行紮根的遊說行動。不過，行動在形式上其實有別於傳 統社區營造或社區大學所謂的大廟興學，限於人力及資源，採取的是公共空間中的資訊 傳播，於哈瑪星代天宮開講行動，歷時三個月。某種程度上，野盟-豆皮行動者已從年 初至今幾次行動中累積了辦活動的技巧及人脈，包括文藝界和學界的朋友，多數願意分 享各自於社區、社運及文化保存的經驗。此外，透過代天宮行動，他們成立了「抵抗產 業無限網絡」，用意在廣召參與者。如此的策略選擇，利用公民行動的手段，向在地居 民進行告知高雄港站的可能利用方式，或許可以進一步凸顯社區經濟新的可能性。
一如行動前在地的社會學者獨到的評估，因為捷運開通後社區經濟有活絡起來的趨 勢，這點對居民而言是很大誘因，他們也明白反盲目開發的壞處。換句話說，高雄捷運 場站土地開發不如預期，會逼使很多人思考傳統開發模式的意義。如此由切身利益的思 考，其實點出兩個重點。一是瞭解到行動者和外在環境的關係，發展出一套經濟與道德 上的模式 – 社區經濟，或許能起到對照政府開發當地的重商模式。不過，他也點出行 動的可能困境，也起之於哈瑪星社區，過去地方社區營造以市府的錢辦活動，卻未累積 成果。因此社區的問題是身份政治，是社區營造狹隘而排外的社會力，是在地社團跟居 民落差的原因，因而使在地人與外地人長期的互信不足。觀察實際反映此行動後續發展 上面臨的矛盾。不同成員基於人脈、目標和經驗，於新階段中進而合縱連橫的過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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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出現不同力量之間如何整合的問題。或許每個組織過程中都會有類似磨合的階段，
更何況組織成員之間存在著政治權力和利益的衝突時。由組織整合的矛盾中，反映了行 動者多數來自哈瑪星在地社區之外，當他們欲更進一步轉進去聯合在地既有的社會團體 及尚未承諾支持本行動的政治力量時，則開始面臨到主導權(hegemony)的問題。主導權 不是控制權，涉及到共識的提出及說服的工作(Gramsci， 1971)。但在此過程中，則可 能會出現抵抗和被吸納的情形。換句話說，行動者面臨到「該聽誰指揮?為什麼?」的問 題。尤其是這些由野盟-豆皮發展出來的行動團體和在地社區、意見領袖及地方的政團 較沒有實質的私誼和信任時，如此整合過程始終呈現內部的對立。某種程度，反映了身 份政治的影響。
例如於 2009 年九月初，代天宮開講行動尚未結束前，卻有意外的「媒體」效果。
因為政府工務局自己處理高雄港站的工程失當，有違之前鐵道專家提報的文資審查管道 中所謂的文化資產的審查階段。為此，代天宮的行動者結合鐵道專家，邀集民代和媒體 批判政府工務局工程和文化局監督上的失職。但是同時，這次行動者難得爭取到的媒體 效果，卻面對來自官方各個領域的菁英集團，紛紛出面緩和行動者欲揭露的產官學公共 工程中的私相授受、球員兼裁判的現象。因此，行動者內部面對不同鬥爭對象的差異態 度，有了所謂鴿派及鷹派的路線之別，多少呈現身份政治的問題。究其實，核心行動者 以野盟-豆皮為班底，多數仍固守著基進民主的做法。然而，其他行動者或因社區利益、
政團利益或私人情誼等因素，對於鬥爭的對象的處理態度，曖昧不明。理想上，勞工或 施工單位未必等同於決策及發包單位，然而此次的癥結點是掌有審核文化資產的委員，
同時也是施工者。針對如此明顯違法的情況，行動者內部卻有不同的反應。
少數行動者似乎事前知道此建築師的角色，甚至表示肇禍者也和行動者文化理念一 致，也都表示對其事後補救的包容。他們由策略上思索敵我關係可能因為行動者的批判 而有所變化，都認為宜抓大放小：「對上不對下，上面才會有壓力，下面也才會應為我 們的善意，被我們收編，提供更多情報。」換句話說，他們訂的目標不在執行的政府單 位，而在「高層」。然而，如此權宜地思考社會力，顯示他們涉入協調過程的程度甚深，
不論在鐵道工程或市政建設領域，和有主導權的力量之間的關係不易釐清。因此，他們
的意見卻未必和其他核心行動者相同，因為彼此所處的環境不同，其他行動者沒有遊走 在官方及民間的層面之間。他們所訴諸的支持者往往建立在「誰具主導權」的身份政治 上;相對地，反而可能對基進民主的角色有所輕估。我質疑如此策略性的思考，因為所謂 的「上/下、大/小」的判斷是排外的社會力，可能同時表達了他們對行動者內部力量的 判斷，總是看重佔優勢者、忽略無權勢者。除非，他們能自己轉變，使行動者更明白其 所私下曾接觸的節點，否則長期下來，如此形成的行動網絡恐怕會形成斷點。白話的說，
即會有成員間信任上的問題，特別見第二階段的轉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