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 年底的野草莓學運召喚南部學界及文藝界中的行動者，於學運公共場合分享經 驗、聯絡及累積資源。參與者未必知道能扮演什麼角色，但是他們的觀察及關心形成日 後行動連結的基礎。例如我在學運中本來只是個疏離的局外人，而是由少數涉入學運較 深的資深社運組織者，將學術社群(包括我)納入後來的動員群組中。身份政治是社運集 體行動中的動員基礎，例如學者「名器」可用，在學運對外動員時令平時較關注公共議 題的學者與學生、教師與市民形成關係。事後回想，如此於學運中的動員，人脈的基礎 都在平日建立。平時耕耘的學術社群網絡，自然可能隨時成為社會運動的動員網絡。這 是不同身份的人開始跨界的開始，郵件群組中出現來自台南、高高屏的學者、學生、醫 界、NGO 等。
跨領域的連結以南方學者為主，短時間內就延伸到在地關心社會運動界的重要積極 份子人，包括醫護界、法律界、勞工界、金融界、藝文界、婦女界等。這些有著不同運 動史、不同領域的人於學運不斷連結的過程，形成了日後於在地各小型行動的必要條 件。例如鳳山公視行動即見證此連結的新模式，甚至於 2009 年初籌組一個跨領域的小 團體–「南方野盟」。
成立之初，或許因為學運的緣故，有不少大學的學者加入，因此焦點似乎是在以學 者為主體的團體：「借用學者光環，主動提出或被動地支援南部乃至全國性的運動議題。」
但是團體的討論乃至行動卻未必都以「學者」為主體。理想上，「南方野盟」可能成為 一個跨領域的「招牌」或所謂的「帽子」，不祗是學界的招牌，是文化資本轉換成社會 資本，再轉換成不同領域的象徵資本(Bourdieu， 1984)。我認為，跨領域的連結或許要 耗費不少精力於協調不同成員的意見，要面對面的溝通，而不能僅停留在群組中的意見 交流。南方野盟初期組成上展現了跨領域的特性，但實際運作時，仍是面對根植於身份 政治的自己，學界及社團出身的成員回到既有各有專精的體制，很少行動者能從自己的 社會位置及社會關係跳脫出來。我的論點是，跨領域的連結，必須在生活中實踐，必須 在空間中意識到身份政治的限制，必須建立在更寬廣的社會力的紮根上。同時，我也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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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主導南方野盟的議題走向及行動創發，不得忽視一個在地運作的政治空間 - 豆皮文 藝咖啡館，其多少催生出 2009 年各小型文化行動的主體，特別見於本報告分析的第一 個行動 – 2009 年初於鳳山的「打開公視、南北平衡」的遊走行動。
公視鳳山行動，可視為南方野盟與豆皮跨領域連結後的行動。不過，我特別強調豆 皮文藝咖啡館作為行動的推動角色，因為此政治空間長年以各種活動召換出在地及全國 的基進行動者，不論是學界、文藝界及運動界。因著豆皮各種文類活動而結識的行動者，
也由於野草莓學運的出現，而在城市中有更密切的接觸，尤其學界與文藝界增加跨界合 作的契機。因為文藝空間的實作經驗也伴生出彼此肯定的人際關係，此即我所謂的「紮 根」或阿敏強調的社交性(Amin， 2006)。更重要的，他們這批於豆皮結識的朋友，於 開館至 2009 年間，藉著不同的行動，鼓勵更多行動者能自己主動賦予解讀藝文活動的 意義，例如「行走學校」、「電療俱樂部」。而這可能是在文化的意義上，對於自己於生 活中能夠自行搞文化的條件，以及尤其當野草莓學運之後，這些實踐也形成日後於豆皮 空間之外呈現出本研究所關注的社會力 – 基進民主。雖然豆皮的空間實踐出的文化行 動，和野草莓學運後的南方野盟的連結不能分開視之，但是豆皮空間十年經營的空間實 踐已讓許多在空間中進出的人，有最基本的信任基礎以及美學觀，例如勞動藝術中強調 生活即藝術，某種程度就是摘掉原有的帽子(藝術家)。所以 2009 年陸續出現的文化行動 中，反而是多與豆皮有淵源的人，一一轉變為行動者。相反地，他們在實作上也具體呈 現出主體，也可視之為文藝的生成過程，即所謂的「藝術」。所以，鳳山公視行動在豆 皮店長的看法，是一次「運動在型態上的戲劇性轉折」。因為此行動的來龍去脈實在可 以被視為一次檢視身份政治的偶發行動。
鳳山公視行動緣起於全國抗爭，因為公視受到國會立委介入凍結預算，台北於元旦 將由全國的社運團體主導大遊行。或許是我學媒體出身，我自覺地聲援該議題，但突然 地提議：「何不就地行動，南部也必須有聲音出現」。相較於台北的大遊行，如此的在地 行動其實有些限制，例如動員時間不足以及「在地」的問題意識尚未形成。作為發起人，
我後來發現鳳山公視行動呈現身份政治的衝突，起因於我拋出丟蛋行動的想法。當行動 仍停留在郵件群組上的交流，已聽到質疑聲音，是新政權上台後一連串侵入人權及集會
遊行的寒蟬效應：「學者「理性溝通」的社會形象雖不真實，卻可以拿來當牌使。我覺得一開 始可以有別的行動方式，爭取更多迴旋空間。即使要丟雞蛋，也要考慮誰來丟，第幾場戲？」。
另有一位行動型學者從組織的角度肯定我們這次行動符合南方論述的要義中的省力原 則。因為在群組中的朋友多數是義工、非專職者，大家時間、人力和資源都寶貴。但他 也提醒大家注意事項及解決的方法，例如他認為組織行動需要共識，但「丟蛋」這件事 尚缺乏共識，如果遇到意見紛歧時勉強去做，則容易產生後遺症。
有過社會運動經驗的朋友，他們似乎從經驗上認定此行動的不可行，因為缺乏所謂 的動員條件，並認定丟蛋過於激進，有暴力之虞。作為發起人，我當時確實陷入長考。
不過，事後來看，「丟蛋」行動的方法之爭，凸顯了行動者的經驗，以及心中對於上街 頭運動的思維及邏輯。我同意批判者思考「暴力」行動的後果，但我認為基進空間的可 能性有賴突破特定的社群。例如我不同意批判者強調行動者的社會位置的論點，如此對 特定身份的人的界定似乎還是在舊的社運中的認同力量，即動員理論中將個人化約成為 集體的特殊族群。我個人質疑從那些支持野草莓學運中的「學者」一再被界定的「理性 溝通、和平、論述等」角色，似乎學生乃至知識份子都該「文明有禮」。如此表述想要 正當化丟蛋行動，並批判身份政治往往削弱個人主體的聲音。不過，這個對話經驗卻也 是可貴的，突破傳統行動論中總視身份政治為集體動員的必要條件。例如我曾私下向資 深工運組織者探詢丟蛋行動的可行性。我同意他由時間點及動員方法等層面凸顯運動的 南北差異，但是我仍質疑他強調的「學者」該有的「文化/明」特色，失之簡化。不過，
他進一步點出「連結」的重要性，才使我正視到沒有必要固執於行動的手段，因為行動 的目的應是「社會力」的擴充：
不一定要丟雞蛋，這樣一方面跟台北的調子有點不一樣，一方面也「浪費」了「學者」的 頭銜，我覺得，光光是南部在地學者/社團的「文場」聯合行動的話，這樣對林應該就有壓力了，
用「武場」不一定效果好…我們可以聯絡更多知識界的朋友，以及透過人本與社大來動員一些 家長，小朋友等等，讓聲音多元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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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從動員的角度來看此行動有其說明力，使我將此次於地方上的行動調性由「武 場」轉為「文場」。鳳山公視行動吸引出乎預期的參與者及眾多的媒體，也凸顯出在地 小型行動有別於全國大型行動的特色。我不僅意識到有必要多回顧過去的社會運動經 驗，例如集體行動中連結的重要性。基進民主不是激進，而是馬克思說的基本、是群眾 中那些「反叛的建築師」(insurgent architect)，除了施為者之外，也要認真面對情境的條 件(Harvey， 2000)。文場路線確實馬上獲得多數人的支持。我發現自己對社會運動、高 雄的文化地理、政治經濟和在地歷史仍然陌生，也對在地資源及媒體習性欠缺掌握，遑 論藝術行動的形式。短時間內連結而行動的過程中，我體認到身份政治的作用，參與者 之間差異的論述及策略是行動召喚不同領域社會力的關鍵。每個成員應「言說」自己的 想法，讓他們被「看見」、被「肯定」，而不盡然依靠傳統社運身份政治的動員或組織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