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作為漢人民族主義想像的一環，有想像與現實的落差，同時也是 對非漢人群在精神上的多重整編與排除。對中國知識菁英來說，西藏必須 是排除英帝國主義的西藏，同時又是與中國歷史及文化上有著長遠淵源隸 屬關係的西藏。因此，時人的考據、調查、徵集資料等活動，即在證明西 藏與中國由古代至現代在時間上的連續性，從而確立中國對於西藏的主權 之正當性。對帝國主義干涉西藏的強調，從晚清至民國，一直時人關於西 藏的論述中最主要的部分。461930年代國民政府建政後，這個趨勢達於高 峰，特別是「九一八事件」的刺激，因此出現數本以「西藏問題」為名的 著作。
民族主義透過實質邊界將國族成員與外部世界的他者區分出來，在西 藏，這指的是那些有害的他者，英國人、傳教士、探險家、親英派的藏人。
但是在民族國家疆界內的非漢少數群體，他們既非純粹的外國人他者，卻
45 關於此點，見：William M. Coleman, “Writing Tibetan History: The Discourses of Feudalism and Serfdom in Chinese and Western Historiography,” (Ann Arbor, Michigan: Master's Thesis, 1998), ch3, pp. 3-13，文章內容與頁碼引自網路資源，網址：
http://www.columbia.edu/itc/ealac/barnett/pdfs/link3-coleman-ch3-4.pdf。對西藏階級社會 與農奴制度的討論及爭議之一般性介紹，見：安瑪莉‧布隆鐸、卡提亞‧畢菲特里耶
（等編著），謝惟敏（譯），《遮蔽的圖伯特：國際藏學家解讀（中共版）《西藏百題 問答》》（台北：前衛出版社，2011年），頁122-130、433-441。〔Anne-Marie Blondeau, Katia Buffetrille (eds.), Authenticating Tibet: Answers to China’s 100 Question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8).〕
46 王堯、王啟龍、鄧小詠（著），《中國藏學史（1949年前）》，頁96、110、217。
又無法完全納入由漢人族群所構成的主要構成。沈松僑針對1930年代知識 分子的西北旅行書寫指出，當時知識分子的西北旅行活動，既不同於傳統 文人雅士耽山臥水的旅遊，也與十九世紀以降西方社會發展出的現代旅遊 事業大相逕庭，而是更接近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伊朗知識分子所鼓吹 的國族主義式的旅行模式：旅行被視為是認識國族疆土各類地理景觀、了 解國族文化獨特性，從而強化國族整合、抗禦外力侵侮的重要法門。藉此，
西北地區的非漢群體，被建構成為一種極其弔詭的社會存在。他們一方面 是與漢族相對立的差異性「他者」，同時又是足以使中華民族的內涵更形豐 富而不可或缺的組成。47
但是，以西藏而言，在現實的限制下，絕大多數漢人知識分子只能以 青海、西康等藏族居地來代替西藏；至於文化與地理上的西藏中心，則只 能透過翻譯外人著作來投射這種想像的欲望。此點將在第六章時進一步討 論。此處要先指出的是，對漢人知識菁英來說，經由譯作認識西藏，雖是 中西在知識產出不對稱下的無奈，然而在閱讀效果與文本生成的過程裡，
卻帶來一種世界主義的國際性，西藏成為中國與世界溝通的媒介。最典型 的例子即是關於瑞典探險家Sven Hedin（1865-1952）的旅行探勘著作。在 清末，就已有期刊雜誌以譯文方式介紹他的探勘事蹟。漢人知識分子，特 別是受過西方訓練的知識分子，對他有關外喜馬拉雅山（Trans-Himalaya）
的地理發現甚感佩服。不僅翻譯他發表的文章，48他的傳記My Life as an Explorer一書也有許多譯本。49史地學者任乃強也以西方的知識來更正西藏 人自古以來對西藏的地理認知。經由知識分子的介紹，「外喜馬拉雅山」一
47 沈松僑，〈江山如此多嬌──1930年代的西北旅行書寫與國族想像〉，《臺大歷史學報》，
第37期（2006:：6），頁145-216。
48 如：斯文赫定（著），張星烺（譯），〈羅布卓爾及最先發現喜馬拉雅山最高峰的問題〉，
《地學雜誌》，第19卷第2期（1931:2）；斯文赫定（著），絳央尼瑪（譯），〈西藏〉，
《禹貢》半月刊，第6卷第12期（1937.02.16），頁1-20。〔原文見美國Open Court雜誌，
1933年3月號〕
49 如：斯文黑廷，《西藏旅行記》（上海：中華書局，1925年，譯者不詳）；斯文赫定（著），
李述禮（譯），《亞洲腹地旅行記》（上海：開明書店，1932年）；斯文赫定（著），
孫仲寬（譯），丁道衡（校），《我的探險生涯》（河北省：西北科學考查團印行，
1933年）等版本。此外尚有其他單篇節譯本。
詞進入教科書，向學生們指出喜馬拉雅山以北的山叫岡底斯山，也稱為「外 喜馬拉雅山」，50別稱「斯文哈定山」，51並向教科書讀者介紹參考文獻，以 便進一步理解他的地理發現過程。52
在認識西藏上倚靠外人著作，並以帝國主義作為主要主題的趨勢，在 1937年的中日戰爭發生後情況有所改變。就政治現實而言，達賴與班禪兩 大活佛的圓寂，一方面使國民政府在議題上頓失著力方向，需要等待下一 次與西藏互動的時機。另方面，駐藏機構的成立，使國民政府開始直接獲 得第一手情報。再者，熱振攝政期間，對國府較為親善，他本人也被漢藏 雙方視為親漢派的代表。國際戰爭的爆發，也使得中英關係至少在表面上 需靠向緊密，減少帝國主義的指責言詞。
就環境與心態上來說，由於學術機構與知識分子跟隨國民政府西遷，
使得知識分子在地理與心態上更接近邊疆。在現實的需求下，為了建設這 一抗戰時期的大後方，確保擁有共同的意志，以及反擊英、俄、日等帝國 主義者對中國邊疆地區的滲透，國府和知識菁英開始提倡一種建立人類學
（民族學）53與邊疆政治相結合的專門學問：「邊政學」，以「研究邊疆民
50 國立編譯館（主編），任美鍔（編輯），《初級中學地理》（第一次修訂本）（全六冊），
第四冊（上海：商務印書館，1948年4月，第27版），頁88。
51 鄧啟東，《高中本國地理》（全三冊），上冊（南京：正中書局，1947年7月初版，1947 年9月滬20版），頁19。
52 如，葛綏成在教科書裡介紹參考文獻：Sven Hedin（著），劉其祥（譯），〈發現外喜 馬拉雅山八地之偉績〉，《史地學報》，第3卷第3期（1924:10），頁73-80。見：葛綏 成，《地理》（新課程標準師範適用）（全二冊），上冊（上海：中華書局，1947年5 月，17版），頁256。
53 何謂人類學？其與民族學的關係為何？這個問題並不容易回答。其原因乃民族學、人類 學的名稱之出現及意義演變，是隨著學科的發展史過程而變化，同時也因西方、前蘇 聯各國不同的學術傳統而有不同的主張。在近代中國，又隨著接受來自英、法、德、
美、日、俄等國的知識系統而更複雜。對於人類學與民族學名稱上的爭議，有留學法 國經驗的衛惠林（1904-1992）以法國民族學和人類學學科發展史之間的糾紛作為說明，
而後指出這兩門學科應為姊妹學科。大多數中國的民族學研究者與人類學者都同意彼 此學科之間的差異，只是名稱上的不同，當他們在回憶昔日的求學與學術道路，以及 回顧民國時期這兩個學科的發展史時，亦不認為民族學與人類學的研究對象、學科領 域為互斥。另一個類似的問題是，同樣亦是新興學科的社會學，標榜以社會為主要研 究對象的科學，又與人類學、民族學有什麼不同？民族學家楊堃（1901-1998）晚年在 回顧民國時期的民族學研究時，即認為當時民族學與社會學彼此之間的界線難以區
族政治思想、事實、制度，及行政的科學」。54這門學問特別之處，乃在於 其不僅得從政治實用上探討社會的政治組織，而更因邊政學的研究對象是 與邊疆非漢族群息息相關，必須得另從人類學、民族學的眼光來著手。
作為社會學者的吳文藻（1901-1985）與陶雲逵（1904-1944）等人均 同意，在當時的中國，所謂的邊疆，其實指的就是族群與文化上的意義，
而非僅只是地理上的意義。吳文藻指出：
國人之談邊疆者，主要不出兩種用義：一是政治上的邊疆，一是文 化上的邊疆。政治上的邊疆，是指一國的國界或邊界言，所以亦是 地理上的邊疆……文化上的邊疆，係指國內許多語言，風俗，信仰，
以及生活方式不同的民族言，所以亦是民族上的邊疆。55
之所以會有「邊疆民族」、「邊疆問題」的疑問，是在於存在著與中原文化 不同的「非漢語人群」，故這種「邊疆社會乃是文化的邊區」，56也就是中 華民族文化之邊緣。這種核心與邊緣的對比，吳文藻指出，因為「中華民
分。對民族學家和社會學家而言，民族學、社會學的任務在於透過理論來研究中國社 會，了解中國社會的性質，挖掘中國俗民社會，以作為重建新國民的基礎。因此，不 論是人類學、民族學、文化人類學抑或社會學等名稱使用上，呈現出交互混用的情況，
同時也表現在對學者與著作的分類判定上。以下行文以「人類學」的使用為主，將「民 族學」一詞視為人類學的替代語。關於1949年以前中國人類學史的研究，見：陳永齡、
王曉義，〈二十世紀前期的中國民族學〉，收入：陳永齡，《民族學淺論文集》（台 北：子峰文教基金會、弘毅出版社，1995年），頁1-40；王建民，《中國民族學史》，
上卷（1903-1949）（昆明：雲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及顧定國（Gregory Eliyu Guldin）
（著）、胡鴻保、周燕（譯），《中國人類學逸史：從馬林諾斯基到莫斯科到毛澤東》
（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Gregory Eliyu Guldin, The Saga of Anthropology in China: from Malinowski to Moscow to Mao (Armonk, New York: M.E. Sharpe, 1994)〕。
54 吳文藻，〈邊政學發凡〉，《邊政公論》，第1卷第5、6期合刊（1942:1），頁3。
55 吳文藻，〈邊政學發凡〉，頁3-4。
56 陶雲逵，〈論邊政人員專門訓練之必需〉，《邊政公論》，第1卷第3、4期合刊（1941:11），
頁2-3；陶雲逵，〈西南邊疆社會〉，《邊政公論》，第3卷第9期（1944:9），頁12。
其他近似的看法甚多，如柯象峰，〈中國邊疆研究計畫與方法之商榷〉，《邊政公論》，
第1卷第1期（1941:8），頁47-57；吳澤霖，〈邊疆的社會建設〉，《邊政公論》，第2 卷第1、2期合刊（1943:3），頁1-6；衛惠林，〈邊疆文化建設區站制度擬議〉，《邊 政公論》，第2卷第1、2期合刊（1943:3），頁7-14；林耀華，〈邊疆研究的途徑〉，
《邊政公論》，第2卷第1、2期合刊（1943:3），頁15-27等。
族（意指國族）之所謂『我群』，其主要成分，當為最初組織中國國家之漢 族，其文化之體系與其領域，早經奠定，一脈相承，至今不替」；而所謂「他
族（意指國族）之所謂『我群』，其主要成分，當為最初組織中國國家之漢 族，其文化之體系與其領域，早經奠定，一脈相承，至今不替」；而所謂「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