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權的認知與帝國主義的干涉

在整個民國時期的漢藏交涉過程，藏事官員的首要目標，即是維護固 有主權，這是過去歷史所證明者。民國初立，由北京政府委派的楊芬

（1883-1938）為求能直接聯絡十三世達賴喇嘛，在致函中除了解釋民國新 成立的氣象外，還訴諸藏人所認知的檀越關係，期望能將漢藏紐帶繼續維 繫。他函告達賴喇嘛，從皇帝到共和，一脈相承，「尊崇共和者，即嘉潘陽」，

「聯合五族、互相愛睦如兄弟者，是不忘嘉潘陽之本義」。⁸⁸朱麗雙指出，

由於藏人封閉中藏交通，所以前期赴藏的「特使們」，如楊芬、陸興祺

（?-?）⁸⁹、朱繡（1884-1928）都有一廂情願的想法：只要能簡派專使「與 達賴面商」，漢藏間的爭端都可解決。他們都將漢藏間無法直接對話、政府 無法派人入藏，當成是英印政府的阻撓。實際上，這種想法忽視十三世達 賴喇嘛追求獨立自主的願望。⁹⁰

國民政府時代，漢藏雙方終於破冰接觸，但如同朱麗雙在檢討奉派入

87 Lin, Hsiao-Ting, Tibet and Nationalist China’s Frontier: Intrigues and Ethnopolitics, 1928-49, pp. 201-205.

88 〈楊芬為慰促達賴喇嘛速電大總統承認共和事致達賴喇嘛函〉（1912年12月16日），《元 以來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關係檔案史料匯編》，第6冊，頁2361。按，嘉潘陽或嘉班陽，

是文殊菩薩藏文“vJam dpal dbyangs”的譯音，藏人視滿清皇帝為文殊菩薩化身。

89 陸興祺，生卒年不詳，字蘊秋，原籍廣東，印度加爾各答華僑、商人，開辦天益號商行，

1913年由袁世凱署為護理駐藏辦事長官。進一步詳情，見：房建昌，〈英國秘密檔案 中記載的民國初年護理西藏辦事長官陸興祺——兼論印度華僑在維護中央對西藏的主 權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西北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2年第4期，

頁1-6；邱熠華，〈民國政府任命的西藏辦事長官——以陸興祺研究為中心〉，《中國 藏學》，2011年第3期，頁46-58。

90 朱麗雙，〈在真實與想像之間：民國政府的西藏特使們（1912-1949）〉（香港：香港 中文大學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6年），頁43-44。

藏的西藏特使們的共同特點時指出，他們多數共同的特點即是重視中央政 府的「體制」與「威信」。以層級最高的吳忠信為例，他強調對藏事務在於

「樹立信用」、「收拾人心」。⁹¹所謂的體制、威信、人心，所指乃是前清慣 例。⁹²因此，當漢藏雙方在談判中提到恢復過去歷史關係時，特使們想到 的是「保持並發揚過去中央對西藏之良好歷史」，⁹³「照前清乾隆五十七年 以後之辦法」，⁹⁴「一切儀注，悉依從前辦事大臣舊例」。⁹⁵這與藏方對過去 歷史關係的認知相距過遠。

由於無法恢復盛清舊例，藏事官員很自然的想法是，或者訴諸武力，

或者是西藏的背後有外人撐腰，離間漢藏關係。北洋政府時期，曾署為護 理駐藏辦事長官的陸興祺，就主張如當時政府能不顧外力壓力發兵赴藏，

定可武力屈服藏方。⁹⁶而當南京國民政府終於在拉薩設立接觸的橋頭堡 後，凡藏方不願依照中國政府的意願行事時，駐藏人員即有此主張。以蔣 致余為例，由於在九世班禪返藏一事上不斷遭遇藏方的反對，他在電文中 直接援引清代前例，「中央派遣官兵護送班禪回藏，自屬側重以武力平定藏 亂，收復藏地，與雍正時之護送達賴七世入藏，事同一例。」⁹⁷孔慶宗在 外交局事件中，態度最屬激進，屢電中央速定以實力根本解決藏事大計。⁹⁸

91 〈吳忠信為擬具入藏任務與組織暨經費意見事致行政院折呈〉（1939年8月4日），《十 三世達賴圓寂致祭和十四世達賴轉世坐床檔案選編》，頁223；《吳忠信入藏日記》，

頁270。

92 朱麗雙，〈在真實與想像之間：民國政府的西藏特使們（1912-1949）〉，頁11、136-138、

282。

93 〈高長柱赴藏途中日記節選（上）〉，《民國檔案》，2013年第1期，頁5。

94 〈國民政府特派護送班禪大師回藏使訓條〉（1936年9月21日），《元以來西藏地方與 中央政府關係檔案史料匯編》，第6冊，頁2726；〈行政院為核准所擬特派護送班禪大 師回藏專使誠允入藏訓條事致蒙藏委員會密令〉（1935年10月2日），《九世班禪內地 活動及返藏受阻檔案選編》，頁209。

95 劉贊廷，《邊藏芻言》（上海：聚珍倣宋印書局，1921年），頁10B。

96 陸興祺，《西藏交涉紀要》，下編（出版地、出版者不詳，1931年），頁132。

97 〈行政院秘書處奉抄蔣致余于現值班禪回藏千載一時之機電致蒙藏委員會箋函〉（1936 年1月27日），《九世班禪內地活動及返藏受阻檔案選編》，頁251。

98 〈[開會通知：]蒙藏委員會電呈，西藏成立外交組織請示應付機宜案，經院會決議，邀 集有關機關研究方案呈核由。〉（1942年7月16日），〈代電二[孔處長魚電]〉，外交

熱振事件發生後，國民政府高層內部雖有不同意見，不過蒙藏委員會、參 謀本部、軍統局、行政院等，都有主張確實是以武力解決西藏問題的好機 會。⁹⁹

當然，在漢藏雙方的實際接觸過程裡，並不是沒有人體認到現實。沈 宗濂及其同事就認為，「自1911年以後，拉薩實際上擁有完全的獨立，它擁 有自己的貨幣和海關，它擁有自己的電報局和郵政，它擁有與中國內地不 同的文官系統，它甚至擁有自己的軍隊」；「憑我們滿口滿紙的主權與宗主 權，而西藏當局的行為言論，可說只差一點就是獨立」。¹⁰⁰要解決西藏問題，

關鍵在於實力。這問題在他經印度赴任時，即深有體悟。他於1944年5月與 英印政府外交部長（Indian Foreign Secretary）卡羅爵士（Sir Olaf Caroe, 1892-1981）晤談時，雙方對於宗主權和領土主權的見解有不同看法。卡羅 最後的結論是，此詞有很大的伸縮性，故可有各種便利之使用法；當國家 實力強大時，宗主權可說是與主權相等，並無區別；否則就另當別論。¹⁰¹卡 羅對於宗主權一詞的解釋，引發沈宗濂樂觀的聯想。他認為：「如吾人實力 上能加強對西藏之統治，英方似亦難作有力的阻撓，根據宗主權中央將藏 地外交權完全收回，似亦非不可能。」¹⁰²

民族主義的另一面即是帝國主義的干涉，英國的陰影即無時無刻存

部（編），《外交部檔案叢書‧界務類》，第5冊，《西藏卷》（一），頁239。

99 關於國民政府對熱振事件的討論與回應，見：朱麗雙，〈在真實與想像之間：民國政府 的西藏特使們（1912-1949）〉，頁253-256；陳謙平，《抗戰前後之中英西藏交涉

（1935-1947）》，頁377-386、397-413；Lin, Hsiao-Ting, Tibet and Nationalist China’s Frontier: Intrigues and Ethnopolitics, 1928-49, pp. 193-198.

100 Shen, Tsung-lien and Liu, Sheng-chi, Tibet and the Tibetans (New York: Octagon Books, 1953), p. 62；柳陞祺，〈熱振事件見聞記〉，《中國藏學》，1996年第4期，頁94。

101 〈沈宗濂與英印政府外交部長卡羅談話記錄〉（1944年5月），《元以來西藏地方與中 央政府關係檔案史料匯編》，第7冊，頁3153-3154；陳錫璋，〈西藏從政紀略〉，《西 藏文史資料選輯》，第3輯，頁110-111；柳陞祺，〈我進藏的第一課〉，《西藏文史資 料選輯》，第4輯，頁73。

102 沈宗濂與英印政府外交部長卡羅談話記錄〉（1944年5月），《元以來西藏地方與中央 政府關係檔案史料匯編》，第7冊，頁3155。

在。孫中山即認為：「達賴背叛，純係外人運動所致。」¹⁰³1948年，當印度 即將獨立之際，一位作者總結英國帝國主義的影響。從清末的諸條約起，

英國勢力逐漸深入西藏，獨享特權，先後在拉薩設立機關、辦學校，在江 孜、亞東駐軍，壟斷郵電驛運交通事業，保持特殊權益與地位，更策動親 英分子反對我國在藏行使主權，支持激烈分子陷害攝政熱振。如今印度獨 立後，必將在藏特權交給印度繼承。在英印之間特殊關係下，證明英國決 不會放棄在藏特權。¹⁰⁴

英國對西藏的影響，帶來國土與主權不完整的國恥。當藏人關閉由青 海、康區進藏的通路時，英印當局控制著的進藏要道，就成為中國官民首 先必須面對的「恥辱感」。1930年2月，就在劉曼卿將返國的同時，國民政 府又委派謝國樑（1872-1930）入藏，表面上是為調解當時的尼、藏糾紛，

實際上是想藉用謝國樑與拉薩的特殊關係，相機常川駐藏。只是謝國樑在 距離拉薩僅一日的日程即病逝，其後雖由同行的譚雲山（1898-1983）接手，

不過終因未得國民政府的進一步指示而離藏返國。對於此次入藏，譚雲山 有一痛苦的感言：

以本國人前往本國領土，須假道外國，已屬一種恥辱，且假道外國 而須秘密喬裝，更是恥辱上復加恥辱。而寄往拉薩之函電，又須由 印度經過，種種不自主與不自由，實堪令人痛哭！¹⁰⁵

譚雲山並非是第一個有此痛感的人。民國初年，《小說月報》曾刊出一篇遊

103 〈在北京的談話〉（1912.9.2），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硏究室、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 史硏究所中華民國史硏究室、中山大學歷史系孫中山硏究室（合編），《孫中山全集》，

第2卷（北京：中華書局，2006:11，第2版），頁437。

104 吳謐賡，〈帝國主義者在康藏之「挖心」「吸血」術〉，《西北通訊》，第3卷第2期

（1948），頁1。

105 〈文官處為抄送譚雲山報告隨謝國樑赴藏及返京經過呈文和處理藏事建議致行政院公 函〉（1931年7月16日），《元以來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關係檔案史料匯編》，第6冊，

頁2539。類似的文字，亦見於報刊上，如《世界日報》的報導，見：〈治藏七大方策 對 藏外交宜採強硬政策 懷柔藏人使之心誠悅服 譚雲山條陳國府及蒙藏會〉，《世界 日報》（北平），1931年7月17日第3版，「世界要聞」。

記，作者自稱是光緒年間入藏，初為駐藏大臣記室，嗣棄從商。民初藏人 驅漢，因而離開拉薩。作者謝絕友人建議取道亞東轉印度鐵道的建議，「自 念以中國之人，行中國之地」，「轉而假道於外人，吾人之奇恥大辱」，「因 決由拉薩東歸」。¹⁰⁶

自十九世紀中葉起，在清朝看來，西藏問題的產生即是英人對主權的 侵犯。不過，反向來說，由於對外關係的變化，清廷逐漸將原來對西藏行 使的權力視為「主權」，在外交談判上力爭主權與宗主權的問題，並開始在 藏、康強化對藏的控制。經營西藏的理由，除了主權之外，重要的原因是，

對中國本部來說，西藏高原在西南的地理形勢有不可忽視的國防地位，這 一點又與外人對中國領土的覬覦密切相關。西藏「不但為川省之背障，且

對中國本部來說，西藏高原在西南的地理形勢有不可忽視的國防地位，這 一點又與外人對中國領土的覬覦密切相關。西藏「不但為川省之背障，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