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封建主義之地與神權統治下 的西藏
第一節 土司與貴族：喇嘛暴政的共謀
二、 土司與貴族：喇嘛的共謀
清代入藏的官員已經注意到，西藏的貴族世家控制著土地，導致西藏 農業不發達。1908年由大吉嶺入藏進行測量工作的官員陶思曾（?-?）觀察 到，江孜田地雖然在名義上為唐古忒政府所有，但實際上全屬六姓世家采 地。世家將田地交給庄頭管理，庄頭並不自作，而是招農夫承種之，於是
「世家日益富而農夫終歲勤動僅糊其口而已」。33到了民國，西藏這種基於 土地所有制度構成的階級差異，改以封建時代下的農奴制度來形容。蒙藏 委員會的入藏官員即認為，西藏土地制度與歐洲中古農奴制頗近，莊田的 人畜物產均屬於地主，佃農並得為地主服勞役。34而在一本題為《西藏問 題》的著作裡，作者「具體」地指出，西藏農人受地主約束，農夫夜晚一 二時起床上田，往往工作十八小時。35
民國時期漢人菁英對貴族壓迫農奴的這些批評，一方面是以現代觀念 來抨擊地方傳統，另一面則是漢人菁英在藏區的經驗，漢人的統治遭遇到 喇嘛與土司的挑戰。土司制度並沒有隨著清末在康區推展改土歸流的措施 而消失，即使在民國時期劉文輝統治西康東部期間，地方政務仍須得到土 司與頭人的配合才能推行。至於四川、西康、青海與甘肅交界的廣大地區，
仍掌握在土司頭人之手，並不受任何軍閥與中央政府號令的約束。這種現 象對於一個統一的現代民族國家而言並非正常，一位作者直言，西康「土 司喇嘛二者，實為康省施政之最大障碍」，「據有土地，轄制人民，操縱金 融，購置槍彈，實力日增，隱患堪虞。」36因此漢人菁英針對土司的源流 與現狀展開討論。
土司制度的起源，「原由部落制度遞變而來」。「土司世官其地，世有其
33 〔清〕陶思曾，《藏輶隨記》（出版地、出版者不詳，1911年9月，再刊版），收入：
邊丁（編），《中國邊疆行紀調查記報告書等邊務資料叢編‧初編》，第47冊（香港：
蝠池書院出版有限公司，2009年），頁27A（185）。
34 朱少逸，《拉薩見聞記》，頁106。
35 陳健夫，《西藏問題》（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年），頁91。
36 葛赤峰，〈土司制度之成立及其流弊〉，《邊事研究》，第9卷第5期（1939:7），頁18。
土；土民世耕其土，世為其民。土司制度下之土官與土民，二者之關係實 因土地而發生。」由於直接統治代價過大，古代帝王採用土司制度，「不過 對於原來部落齊其政不易其宜。」37所以，自元明清相襲至今的土司制度，
乃是古代帝王政治的遺毒。在過去帝制時代，所謂的羈縻政策被推崇為治 邊的上策，實際上是君主與土酋互相利用的心理，以及以蠻攻蠻的政策。38 然而，土司制度對現代國家的流弊，一者土司行封建剝削，壓迫人民生活；
再者，土司有土地、人民與武力，以私人利害為依歸，拒絕納捐、築路與 徵兵，影響政令之推行。39土司與僧人聯手形成的封建壓迫，還造成康藏 在人口問題上的重大缺陷。除去氣候高寒、土地貧瘠的客觀因素，康藏如 今種族衰落原因，就是宗教與土司。一者因佛教興盛，男子為喇嘛者，佔 總人口四分之一而強，致生殖難增，人口銳減。另外則是酋豪土司，極端 壓迫，人民處其積威之下，日削月割，不聊其生。40
不過，這些言論其實都不能說明，為什麼土司制度能長久地存在而未 遭到來自當地社會的反抗。是否在強制性的暴力統治之外，土司制度有其 社會基礎，土司的統治形態又是如何展開。再者，雖然西藏貴族掌握政治 實權，但貴族作為卻不能逾越宗教軌範。41也就是說，宗教權力超越於政 治，這個情況又該如何解釋土司與喇嘛教的關係。隨著當時社會學家、民 族學家與人類學者的實地研究，知識分子不再滿足於單純的道德批評，嘗 試進一步理解宗教的角色與貴族土司的社會基礎及社會結構。
此處需先稍微說明晚近學界對西藏社會階級與土地制度的研究成果。
37 凌純聲，〈中國邊政之土司制度〉（中），《邊政公論》，第3卷第1期（1944:1），頁4。
38 佘貽澤，〈明代之土司制度〉，《禹貢》半月刊，第4卷第11期（1936年2月1日），頁 1-9。
39 葛赤峰，〈土司制度之成立及其流弊〉，《邊事研究》，第9卷第5期（1939:7），頁16-18。
40 楊仲華，《西康紀要》（又名：《西康調查記》，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年），收入：
繆文遠（主編），《西南史地文獻》，第21卷（蘭州：蘭州大學，2003年），頁277。
另一個同樣是出於種性而造成人口問題的因素則是性別與婚姻，兄弟共妻、姊妹同夫 之制，限制人口生育。康藏研究專家任乃強（1894-1989年）已經注意到土地制度是康 藏社會的階級基礎，這點又與藏人的家庭繼承、婚姻關係密切相關。關於性別和婚姻，
以及任乃強著作的討論，詳見下一章的處理。
41 不著撰人，《西藏政教合一制》，頁6。
關於西藏的社會階級與土地制度，首先進行全面有系統的研究是Pedro Carrasco。但由於當時實地研究無法進行的限制，他的材料主要依據各種 公私檔案報告與旅行調查。他試圖比較Karl A. Wittfogel的「東方專制論」
（Oriental Despotism）能否解釋西藏的政治體系。他的結論是，西藏並非 典型的東方社會，因為中央官僚組織的發展只侷限在拉薩中央政府和其他 獨立或半獨立王國與部落。而位居統治層的貴族與官僚，是基於采邑封地 而形成，如此所形成的階級社會與土地制度，更類似於中國周朝時期的封 建社會。換言之，西藏的封建社會並不同於西歐中世紀時代的封建制度。42 稍後1970年代起，基於人類學者的田野調查研究，對西藏社會階級與 土地制度有進一步的討論。從社會階級來說，在僧人之外，西藏社會分為 三個等級：貴族、平民、更低層。平民階層是西藏社會最大的下層群體，
藏語稱之為“mi ser”，也就是人民之意。一般情況說來，農民必須為政府、
寺院或莊園（也就是所謂的「三大領主」）提供勞役，才能使用土地與獲得 農作物。若是逃走，地主有權追回他並給予處罰。地主與農民之間的權利 和義務，都以書面契約記載一切。農民有法律上的身分，不僅有應盡的義 務，也有受保障的權利。農民中有兩個最主要的階層：「差巴」（khral pa），
意為「納稅人」（taxpayer families），與「堆窮」（dud chung ba），意為「小 戶」（small householders）。主要的社會階層流動是在差巴與堆窮之間。差 巴的地位比較高，其任務是對領主完成徭役、納稅的責任。差地不可分割 也不可放棄，也不能被剝奪，但可以家庭的名義世代繼承，因此一妻多夫 制最常見於差巴家庭，差巴亦可將土地轉租給其他人。堆窮既可依附於莊 園，也可選擇當傭工，自選雇主。只要繳納稅金獲得許可後，他們即可自 由離開。
最有爭議的問題是“mi ser”的性質與翻譯。此詞在中文、特別是1950 年代起，常被譯為「農奴」一詞，而具有特別的政治性意涵。針對西藏社 會情境下的“mi ser”一詞是否等於“serf”一詞，西方學者曾有過討論。Melvyn
42 Pedro Carrasco, Land and polity in Tibet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59), pp.
222-227.
C. Goldstein將之譯成“serf”，也就是中文最常見的「農奴」一詞。其他學者 如Betrice D. Miller、Franz Michael、Girija Saklani等則認為將“mi ser”譯為
“subject”（屬民、臣民）、“commoner”（平民）更恰當。Goldstein主張譯為
“serf”的理由是，1959年以前的藏人都是透過書面契約被束縛於土地上，並 對擁有該土地的領主盡一定義務。他將西藏的情況與法國史家Marc Bloch 所描述的封建制度相比，“mi ser”的身分為世襲，不擁有個人生產資料，領 主對“mi ser”亦有司法處置的權力。43
其他學者則質疑這種制度的普遍性，以及使用“serf”一詞的政治意涵。
西藏並非是上下關係森嚴的封建制度社會。藏人確實被束縛於土地上，但 多數藏人都有能力負擔賦稅。賦稅與徭役，特別是烏拉（vu lag，承擔運輸 的差役）確實沉重，但其束縛主要是針對家庭而非個人。一個家庭只要能 完成對領主的義務，其他成員即可自由地遷移，遠走他鄉去朝聖轉山或經 商旅行。再者，過去的西藏有一個運作良好的司法體系，某些情況下農民 能提出訴願。即使是在Melvyn C. Goldstein的調查裡，他也補充說明農奴制 度一詞並不等於就是封建制度，領主對農民也非盡是慘無人道的虐待與酷 刑。虐待與酷刑有違地主利益，因為他們需要勞動力。44使用“serf”、「農奴」
一詞乃是暗示著一種價值判斷：西藏是慘無人道的封建主義社會，封建領 主對農奴有生殺大權，而中國以共產革命解放西藏具有道德的正當性。
Melvyn C. Goldstein使用“serf”、「農奴」一詞，其後果正是遭到中共從馬克
43 Melvyn C. Goldstein, “Serfdom and Nobility: an Examination of the Institution of ‘Human Lease’ in Traditional Tibetan Social,”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30:3 (1971), pp.
521-534; Melvyn C. Goldstein, “Re-examining Choice, Dependency and Command in the Tibetan Social System: Tax Appendages and Other Landless Serfs’,” Tibet Journal, 11:4 (1986), pp. 79-112; Melvyn C. Goldstein, “On the Nature of Tibetan Peasantry,” Tibet Journal, 13:1 (1988), pp. 61-65.
44 Betrice D. Miller, “A response to Goldstein’s Re-examining Choice, Dependency and Command in the Tibetan Social System, Tibet Journal, 12:2 (1987), pp. 65-67; Betrice D.
Miller, “Last Rejoinder to Goldstein on Tibetan Social System,” Tibet Journal, 13:3 (1988), pp. 64-66; Franz Michael, “Tibetan Traditional Polity and Its Potential for Modernization,”
Tibet Journal, 11:4 (1986), pp. 70-78; Franz Michael, “Letter to Editor: Tibetan Social System,” Tibet Journal, 13:3 (1986), p. 78; Girija Saklani, “The Hierarchical Pattern of Tibetan Society,” Tibet Journal, 13:4 (1987), pp. 27-33.
思列寧主義的角度去誤解與引用。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