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重轉譯的藏蒙同源史觀

《佛學大辭典》引用自《西藏新志》的條目，至少有「班禪額爾德尼」、

「布達拉」、「大召」、「黃教」、「紅教」、「西藏佛教」等條目。然而，在「紅 教」、「西藏佛教」條裡，則出現了《聖武記》之外的材料依據，也就是《蒙 古源流》。

《蒙古源流》雖對於宗喀巴與黃教的著墨不多，且有關黃教的敘述都 集中在三世、四世、五世達賴喇嘛及四世班禪。但是，相對於《舊唐書》

以來的中文史書，《蒙古源流》給出較為詳細的吐蕃王朝時期贊普世系。其 前兩卷的大要是，自天地創生、釋迦立教，而印度王子因亂逃至雪山，遂 成為土伯特之雅爾隆氏，受眾尊為尼雅持贊博汗，也就是吐蕃王室始祖。

傳至拉托托哩年贊時，四寶物從天而降，佛教始至。再傳五世至持勒德蘇 隆贊，也就是松贊干布，開啟吐蕃王朝，此後再敘述接下去的汗統，直至 朗達爾瑪滅佛、前弘期結束、吐蕃王朝崩潰為止。

對《蒙古源流》一書，陳寅恪（1890-1969）曾經有一系列的討論。他 認為《蒙古源流》一書所反映的蒙人歷史觀，乃是藏人帶給蒙人。考察此 種歷史觀的建構，起自元朝國師八思巴所著《彰所知論》一書，在體例上 帶給蒙古民族在歷史上的新觀念與新方法。而後《蒙古源流》一書的基本 觀念與編制體裁，取自《彰所知論》。從而乃在《蒙古秘史》原有的歷史敘 述上，增建天竺、吐蕃二重歷史。⁴²由此遂形成印、藏、蒙汗統同源論的 佛教史觀。⁴³換言之，漢人從《蒙古源流》漢譯本所認識到的西藏史，其

42 陳寅恪，〈《彰所知論》與《蒙古源流》〉，陳美延（編），《金明館叢稿二編》（北 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年），頁115-125。

43 關於陳寅恪與印、藏、蒙汗統同源論的佛教史觀，進一步的討論可見：烏蘭，〈印藏蒙 一統傳說故事的由來〉，《蒙古史研究》，第6輯（呼和浩特：內蒙古大學出版社，2000 年），頁237-242；沈衛榮，〈再論《彰所知論》與《蒙古源流》〉，《中央研究院歷

實經過雙重轉譯：一方面是蒙古史家透過藏文典籍所增建的印、藏、蒙汗 統同源論；另方面，則是由蒙文原著先譯為滿文、再完成漢譯。漢人之所 以引用《蒙古源流》來敘述西藏史，是因為這是當時除了《彰所知論》外，

唯一根據藏人史料編寫、並翻譯成漢文而能為漢人所識讀的材料。

至於《彰所知論‧情世界品》，其實也可說是現今藏文文獻中最早講述 從釋迦至吐蕃、蒙古王統世系的著作，並以佛教史觀闡述佛法發展史。《彰 所知論》藏文原稿本是八思巴寫於1278年，漢譯本由其弟子沙羅巴完成於 1306年以前。⁴⁴由於《彰所知論》與《蒙古源流》在人名的漢譯上完全不 同，因此可以很容易地辨認出文獻上傳抄的關係。但是，在漢人知識分子 與《彰所知論》、《蒙古源流》之間，卻多了一道日文著作的曲折。

成書於1911年的《西藏新志》，先以魏源的典範提出宗喀巴與他所開創 的黃教，然後，再追敘喇嘛教的源流與西藏史：「喇嘛教始於紅教」，在周 赧王二年，印度王子逃入藏，為雅爾隆氏之始。東晉安帝義熙時（西元407 年），多里隆贊汗〔引按：《蒙古源流》作此事發生於拉托托哩年贊，而多 里隆贊汗再傳四世才是拉托托哩年贊〕得百拜懺悔經、多寶經及金塔寶，

敬慎供養，是佛教傳入之始。至八世特勒德蘇隆贊，即松贊干布〔引按：《蒙 古源流》作持勒德蘇隆贊〕，開創吐蕃王朝。至747年其孫迎巴特瑪撤巴斡

〔引按：即蓮華生大師〕來，為紅教之祖，由於巴特瑪繖巴斡的神通，喇 嘛教從而基礎強固。⁴⁵然而，《西藏新志》的作者，卻是通過同一時間日本 人的著作襲用《蒙古源流》的文字而不自知。

在當時日本人的作品中，其中有兩本已譯為中文，而為《西藏新志》

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七十七本第四分（2006:12），頁697-727。

44 關於《彰所知論》、八思巴、沙羅巴的進一步研究，以及漢藏文對勘，見：王啟龍，〈《彰 所知論》傳承過程及〈情世界品〉補訂〉，《中華佛學學報》（台北），第15期（2002:7），

頁367-397；王啟龍，《八思巴生平與《彰所知論》對勘研究》（高雄：佛光山文教基 金會，2003年）。

45 〔清〕許光世、蔡晉成（纂），《西藏新志》（上海：自治編輯社，1911:7），收入：

張羽新（主編），《中國西藏及甘青川滇藏區方志彙編》，第3冊（北京：學苑出版社，

2003年），中卷‧政治部，頁32-34，292。

編纂所本：即《西藏》⁴⁶與《西藏通覽》⁴⁷。考察這兩本譯作，就書中內容 來說，日本人廣泛參考了同一時代所見中國與西方的相關文獻。在敘述吐 蕃贊普與喇嘛教源流時，所參考的中文文獻，主要是正史、《聖武記》與《蒙 古源流》。然而，漢人譯者在翻譯的過程中，則參酌了《蒙古源流》與《彰 所知論》來翻譯。而後，《西藏》、《西藏通覽》的漢譯本，才又為《西藏新 志》與之後的其他中文著作所引用。

這個過程，可以以吐蕃贊普人名為例加以說明。《西藏通覽》一書在敘 述從藏王尼雅特博汗自印度來後的吐蕃王室世系之歷史，其實是根據《蒙 古源流》來敘述，其大要與前段所引《西藏新志》相同。⁴⁸然而，漢譯本 首先發生的第一個誤植，是「尼雅特博汗」這個人名，在《蒙古源流》漢 譯本裡作「尼雅持贊博汗」。其次，407年天降四寶物的年代是多里隆贊汗 後的第四世「拉托托哩年贊汗」。再者，「特勒德蘇隆贊」，在《蒙古源流》

漢譯本裡作「持勒德蘇隆贊」。這幾個誤抄，除了《西藏新志》外，又繼續 為此後其他中文著作所承襲。第四，則是「特蘇隴德燦」迎娶金城公主。

實際上，「特蘇隴德燦」〔按：現中文通譯為赤松德贊（Khri srong lde btsan, 742-797）〕在藏文典籍裡乃是金城公主之子，也就是邀請蓮花生大師入藏 的藏王，這個錯誤是從《蒙古源流》就有，但《蒙古源流》的人名是「持 蘇隴德燦」。⁴⁹

《西藏》漢譯本一書，亦可見到同樣的誤抄。在「特勒德蘇隆贊」一 名的下面，給出了拉丁拼寫 “Sron Tsan Gampo” 與日文片假名音譯「スロ

46 〔日〕太田保一郎（編），四川西藏調查會（譯），《西藏》（成都：四川西藏硏究會，

1907年）。此書原為1904年東京嵩山房出版。版權頁作日本西藏研究會編，原序署名

「大田保一郎」，為漢譯本手民之誤，應為太田保一郎。

47 〔日〕山縣初男（編著），〔清〕吳季昌（等譯），《西藏通覽》（台北：華文書局，

1969年）。此書原為明治40年（1907）東京丸善株式會社出版，光緒34年（1908）由 吳季昌等人譯出。而後又有1913年陸軍部刊行本。

48 〔日〕山縣初男（編著），〔清〕吳季昌（等譯），《西藏通覽》，頁149、311-312、

321-323。

49 四位吐蕃贊普人名，分見：〔清〕薩岡，《欽定蒙古源流》，卷一，頁12A、卷一，頁 13B、卷二，頁1B、卷二，頁7A。

ンツアンがンボ」。⁵⁰這兩個外語無論如何都不會翻成「特勒德蘇隆贊」，

因此，更能確定漢譯者參考了《蒙古源流》。而「持」與「特」之間，則是 刻本之誤。不過，特別的是，同一位「持蘇隴德燦」，所給出的名字卻是「吃 嘌雙提贊」，此名應是《彰所知論》中「乞口栗雙提贊」⁵¹一名的誤抄。

或許是從《西藏》與《西藏通覽》的漢譯本得到啟發，隨即不久，撰 述西藏的漢人知識分子，就從《彰所知論》、《蒙古源流》裡收集到更多的 人名。佛學居士李翊灼（1881-1952）⁵²發表於1912至1913年的《西藏佛教 略史》一文，補充了更多《西藏新志》所略去的西藏史。舉例來說，在敘 述吐蕃王室世系上，他從《彰所知論》找出「尼雅特博汗」的另一稱呼「呀 乞栗贊普」；但或許是音譯，他將松贊干布稱為「蘇朗司登汗」，不僅從《彰 所知論》找出他又稱「雙贊思甘普」，又從《衛藏通志》找出其名另作「松 贊葛木布」。⁵³其他幾位藏王亦有相同的處理。⁵⁴從李翊灼的行文來說，可 以得知他同樣參考了日人的相關著作，不過他筆下的藏人則是「世界上最 良善、最完全人格、最不可思議之民族」，⁵⁵極大地改變歷來對藏人的評價。

李翊灼之後當然仍有漢人作者如法炮製，此處無須再繼續追究下去。但是，

從漢文史料之外去尋找西藏史，這代表漢人作者認識到以往所知的西藏史 有其不足之處。事實上，時間稍早的清廷駐藏官員張其勤（?-?），即已依

50 〔日〕太田保一郎（編），四川西藏調查會（譯），《西藏》，頁23、40。《西藏》一 書日文原本中，“Sron Tsan Gampo”與「スロンツアンがンボ」的中文名有手民之誤，

計有：「特勤德蘇隆贊」、「特勒德蘇隆贊」、「特動德蘇隆贊」，分見：西藏研究 會（纂），太田保一郎（校補），《西藏》（東京：嵩山房，1904年），頁62-62、128、

129。

51 〔元〕八思巴（著），沙羅巴（譯），《彰所知論》（漢譯本），收入：中華大藏經編 輯局（編），《中華大藏經》（漢文部分），第七十一冊（北京：中華書局，1994年），

頁23。

52 李翊灼（1881-1952），本名李證剛，江西臨川人。早年從楊文會居士研究佛學，與桂 伯華、歐陽竟無並稱佛教江西三傑。先後執教東北大學、清華大學、中央大學。見：

于凌波，《中國近現代佛教人物志》（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年），頁499-500。

53 〔清〕不著撰人，《衛藏通志》，卷六，〈寺廟〉，頁15A。

54 李翊灼的敘述，見：李翊灼，《西藏佛教史》（上海：中華書局，1933年），頁12-29。

按，此書原名《西藏佛教略史》，發表時作者署為李翌灼，原刊於《佛學叢報》，第3、

4、5期（1912:12、1913:2、1913:3）。

55 李翊灼，《西藏佛教史》，頁3。

據在拉薩所接觸到的藏文史料，給出了從第一輩釋迦牟尼至第六十二輩的 紅教源流。從其中的人名漢譯可知，張其勤也參考過《蒙古源流》及《衛 藏通志》。⁵⁶因此，漢人作者的下一步，即是直接掌握藏文史料來撰寫西藏 歷史。

漢人作者運用《彰所知論》與《蒙古源流》的史料，並不代表他們就 同意其背後的印藏蒙同源論。因為這樣的起源神話可能意味著蒙藏民族來 自印度，而非華夏。隨著漢人知識分子漸漸熟悉西方民族學、人類學後，

更對此神話加以懷疑。就在一九三○年代出現的幾種中國民族史的著作 裡，學者通過考察部族起源及互動的發展史，能夠證明中國境內各族經過 數千年的交流融合，已成為一血緣混合體。⁵⁷因此，在中國民族史的架構 下，藏族、蒙族都是形成中華民族各分支的一員，《蒙古源流》所說蒙古乃

更對此神話加以懷疑。就在一九三○年代出現的幾種中國民族史的著作 裡，學者通過考察部族起源及互動的發展史，能夠證明中國境內各族經過 數千年的交流融合，已成為一血緣混合體。⁵⁷因此，在中國民族史的架構 下，藏族、蒙族都是形成中華民族各分支的一員，《蒙古源流》所說蒙古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