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主權關係」之下的「西藏問 題」
第一節 中央主權與檀越關係：漢藏互動的認知差異
第一節 中央主權與檀越關係：漢藏互動的認知差異
檀越關係
為了證明中國自古對西藏的主權，漢人以各種方式來解釋西藏的種族 與地理。但就藏人來說，歷史上西藏與中國的政治史，就是純粹宗教上「檀 越關係」（mchod yon, priest and patron, or patron-lama）之表現。1以「檀越 關係」作為解釋藏中關係基礎的著作，當推前西藏政府官員夏格巴（Tsepon W. D. Shakabpa, 1907-1989）的Tibet: A Political History（《西藏政治史》）一 書。蒙古人與西藏人之間，是在忽必烈與八思巴（vPhags pa blo gros rgyal mtshan, 1235-1280）時首度締結此一「檀越關係」。這意味著宗教對世俗權 力的支持，換來了世俗對宗教在精神上的支持。世俗為宗教提供協助，宗 教為世俗提供指導。其中並不存在臣服的一面。同樣的，滿洲皇帝與達賴 喇嘛的關係也是如此。而當1912年滿洲皇帝退位後，藏中之間此一「檀越 關係」即宣告結束。2
1 這個名詞依字面的意譯為「喇嘛與施主關係」，另有多種譯法，如「供施關係」、「施 主與福田」等。進一步的說明，見：D. Seyfort Ruegg, “MCHOD YON, YON MCHOD AND MCHOD GNAS / YON GNAS: On the Historiography and Semantics of a Tibetan Religio-Social and Religio-Political Concept”, in Alex McKay (ed.), The History of Tibet, Vol. 2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Curzon, 2003), pp. 362-372.
2 Tsepon W. D. Shakabpa, Tibet: A Political History, ch4, ch10, pp. 70-71, 169-170。
藏人對藏中關係的定調，貫穿整個民國時期。1946年4月，西藏派出「慰 問同盟國代表團」，並以該團為基礎同時出席國民政府召開的國民大會。為 出席國民大會，西藏當局特別召開全藏會議，擬定提交大會的「西藏全體 僧俗民眾會議報告書」，並蓋有噶廈（bKav shag）和三大寺的印章。報告 書的內容主要如下：
整個西藏，即由上部阿里三圍、中部衛藏四茹、下部朵甘思四水六崗 所構成的西藏，都由觀音菩薩的化身達賴喇嘛所統治與保護，歷代達賴喇 嘛在西藏行使政教統治的事實詳載於史，西藏一直以來是一個依佛法統治 的獨立國家，此後也將獨立運作，保護此種政教制度。過去中國與西藏的 關係一直是「檀越關係」（patron-preceptor relationship），盼能今後繼續維 持。但過去中國以武力奪取一些在語言上和文化上明顯屬於西藏的領土（青 海、西康等地），違反國際原則，應交還西藏。獨立的西藏正自己管理自身 的內政、外交、文化、軍事事務。遵循傳統，十四世達賴喇嘛有權選任各 寺院的各級轉世活佛、任免各級官員、對傳統進行改革；對此，中國或其 他國家均不應介入。中國人進入西藏前應經由中國政府向西藏政府申請入 境簽證。當今世界上有許多大國已取得了空前的財富和權力，但是只有一 個國家是在致力於世上人類的幸福，那即是實施政教合一制度的西藏，因 此西藏對於世界的和平與福祉至為重要；如有任何外國政府以軍事力量入 侵西藏，西藏將要求中國政府本著兩國之間歷史上的檀越關係給予支持。3 獨立的西藏與藏、中的檀越關係，一直是西藏政府對中國的主張。但 是對中國歷朝而言，檀越關係並無法涵蓋盛清對西藏在政治面上的控制與 影響；藏人所說的「大西藏」一詞，其族群與地理概念並不等於拉薩政治 勢力所能完全企及之地，因此有必要簡要回顧十七世紀以來漢、藏之間的
3 Melvyn C. Goldstein, 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1931-1951: The Tibet Demise of the Lamaist State, pp. 538-543。報告書的中文呈文為：〈西藏僧俗哲色甘三大寺藏政府僧俗官員大 眾全體大會呈文〉，見：〈西藏國大總代表圖丹桑批等呈僧俗官員全體大會要求西藏 自治等九項呈文〉，〈西藏國大代表問題處理（三）〉，《國民政府檔案》，國史館 藏，典藏號：001-059200-0006，入藏登錄號：001000005036A。
互動。
清代的滿藏互動
十七世紀 初，在後藏藏巴汗（ gTsang pa, Phun tshogs rnam rgyal, 1586-1621?）與噶瑪噶舉派、青海喀爾喀蒙古卻圖汗、康區白利土司三方 結盟的情況下，以拉薩為中心的格魯派面臨三方壓制的存亡危機。因此，
五世達賴（Ngag dbang blo bzang rgya mtsho, 1617-1682）及四世班禪（Blo bzang chos kyi rgyal mtshan, 1570-1662）尋求同另一蒙古勢力和碩特部固始 汗（Güshi Khan, or Gushri, 1582-1655）的結盟，因而於1637-1642年間，固 始汗先後消滅了三地反格魯派的勢力，成為包括青、康、藏在內的實際統 治者，確立以五世達賴為中心的政教合一之甘丹頗章政權（dGav ldan pho brang）。同時，在固始汗的籌畫下，五世達賴又於1653年與順治見面，建 立了彼此同盟的檀越關係。此後，固始汗與格魯派開始向東、南的滇、川 用兵，派出營官及收稅駐兵，並攻下打箭爐，逐殺明正土司。
在中國，清初，滿人基於「興黃教以安眾蒙古」的考量，以及在西南 的三藩牽制下，無力兼顧青海與康區。而當1680年（康熙19年）在平定吳 三桂亂事前夕，清廷開始注意康區，於滇北、川西進行廓清疆界的工作。
進而於1701年，在打箭爐設立宣慰使（即明正土司），成為清代在康區土司 制度的起源。在西北，適逢準噶爾蒙古噶爾丹（Choros Erdeniin Galdan, 1644-1697）的崛起，為了阻斷噶爾丹向青海、西藏發展，清軍於1694年攻 下西寧。不久，西藏內部因七世達賴喇嘛的繼承之爭，導致準噶爾蒙古於 1717年入侵西藏，結束和碩特蒙古對西藏的控制，準噶爾蒙古因而具有由 西北的青海與西南的康區這兩個方向威脅滿清的能力。因此，當1721年康 熙派軍進攻西藏、驅逐準噶爾蒙古後，清廷在西藏駐軍且成立駐藏人員，
並扶植以達賴喇嘛為首的格魯巴政權；在康區則以土流並用的原則，將康 區的管理權交給四川總督；1723年（雍正元年），又因青海和碩特蒙古的叛 亂，雍正於平亂後在西寧設青海辦事大臣，將青海北部納入清政府的直接
統治；隨後更開始對西南雲貴進行大規模改土歸流。1727年，因西藏內亂 再度派兵進藏後，一方面重新在拉薩駐軍，確立駐藏大臣的定制；同時進 一步對康區進行分割，理塘（Li thang）、巴塘（vBav thang）、德格（sDe dge）
三大土司劃歸四川省管轄，中甸（rgyal thang）、阿墩子劃歸雲南省，四川、
雲南、西藏三方會勘地界，以金沙江以西之寧靜山為川藏、滇藏界線。41751 年（乾隆16年），因珠墨朗傑（珠爾默特，vGyur med rnam rgyal, ?-1750）
之亂，乾隆再度派軍入藏，改革藏政，真正由達賴喇嘛掌握的政教合一制 度，也從此展開。5
需注意的是，雖然清政府對整個藏區進行分割，並將康區東部交由四 川管理，然而康區並未因此在文化上屬於中國。土司制度所形成的，乃是 雙軌的多元統治。土司在政治上接受冊封並上交象徵性的稅收和差役，但 對領內依傳統的文化慣例行使實際統治。另方面，土司的統治性質，又屬 於政教聯盟。寺院擁戴土司，而土司則支持寺院的經濟收入與僧侶來源，
甚至由土司家人擔任活佛與住持。6由於達賴喇嘛握有格魯派寺院堪布
4 劃界一事，從雍正三年至雍正十年，見：柳陞祺、常鳳玄，〈西藏名義辨析〉，《中國 藏學》，1988年第2期，頁24-26。
5 有關十七、十八世紀清中葉之前的漢藏關係，見：東嘎‧洛桑赤列，《論西藏政教合一 制度》（北京：民族出版社，1985年）；張羽新，《清政府與喇嘛教》（許昌：西藏 人民出版社，1988年）；王俊中，《五世達賴政教權力的崛起》（台北：新文豐出版 社，2001年）；陳慶英、高淑芬（主編），《西藏通史》（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
2003年），310-313、327-394；Luciano Petech, China and Tibet in the Early 18th Century:
History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Chinese Protectorate in Tibet (Leiden: E. J. Brill, 1950);
Zahiruddin Ahmad, Sino-Tibetan Relations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Roma: Instituto Italiano per il Medio ed Estremo Oriente, 1970)等；有關清代前期對康區的經營以及四川 對康區的影響，見：Dai, Yingcong, The Sichuan Frontier and Tibet: Imperial Strategy in the early Qing (Seattle, Wash.: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9), ch3-5, pp. 64-146。
6 有關清代在藏區實施土司制度，見：馬菁林，《清末川邊藏區改土歸流考》（成都：巴 蜀書社，2004年），頁56-64；Josef Kolmaš, Tibet and Imperial China: A Survey of Sino-Tibetan Relations up to the End of the Manchu Dynasty in 1912 (Canberra: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1967), pp. 41-42; Melvyn C. Goldstein, “ Change, Conflict and Continuity among a Community of Nomadic Pastoralists: A Case Study from Western Tibet, 1950-1990,” in Robert Barnett & Shirin Akiner (eds.), Resistance and Reform in Tibet (London: Hurst & Co., 1994), pp. 79-86; Wang, Xiuyu, China's Last Imperial Frontier: Late
（mKhan po，寺院法台）的任免，這代表達賴喇嘛的權威能通過宗教而及 於世俗的土司頭人，在部分康區間接取得經濟與政治領域的影響。
雖然達賴喇嘛在宗教上的威望遍及全藏和蒙古，但政治上整個西藏並 非是一個統一的政治體。在清代，安多牧民區多數為獨立好戰的部落，這 些地區由西寧辦事大臣節制；靠近甘肅西南的農業區，多數是拉卜楞寺
（bLa brang bkra shis vkhyil）的屬民；霍爾三十九族地區由駐藏大臣節制；
中部西藏南方的波密（sPo bo）與薩迦（Sa skya）為半獨立王國；在康區，
除了德格這個飛地曾由拉薩進行直接統治外，其他皆是土司頭人統治的部 落，歸屬四川總督節制，政治上依違於清、藏之間；至於後藏則由班禪治 理。7因此Geoffrey Samuel認為，過去的西藏史都是以拉薩為中心，將西藏 視為一單一政治體，擁有強大的中央政權，並認為藏人與周邊其他不同的 語言、文化族群有明顯的區別。歷史上確實存在著以拉薩為中心的中央集 權國家，然而其控制力集中在衛、藏。實際上，整個西藏從來就不是一個 同質的共同體，安多、康區、拉達克（La dwags）等各地部落各有其自主 性。在前藏的拉薩政府代表的是中央化農業區的制度，尚有邊緣農業區、
游牧區和城鎮區等不同的政治—經濟模式。8
1727年於寧靜山所確立的邊界，大致上維持至清末，其間雙方曾為金 沙江以東的瞻對（藏語地名為Nyag rong，瞻對為土司名lcags mdud的音譯）
土司之歸屬而有爭執，拉薩一度透過瞻對總管取得對周遭其他土司的支 配。9瞻對事件的意義在於，達賴喇嘛政權對寧靜山以東的土司已能通過派
Qing Expansion in Sichuan's Tibetan Borderlands (Lanham, MD: Lexington Book, Rowman and Littlefield Publishing Group, 2011), pp. 43-62.
7 Pedro Carrasco, Land and polity in Tibet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59), pp.
136-159.
8 Geoffrey Samuel, Civilized Shamans: Buddhism in Tibetan Societies (Washington DC: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ress, 1993), pp. 112-114, 139-146.
9 自1865年西藏平定當地土司工布朗結（mgon po rnam rgyal）後，瞻對即成為達賴喇嘛政 權在金沙江以東的「飛地」，對藏人而言，這是達賴喇嘛權力在康區東部的實際展現，
9 自1865年西藏平定當地土司工布朗結（mgon po rnam rgyal）後，瞻對即成為達賴喇嘛政 權在金沙江以東的「飛地」，對藏人而言，這是達賴喇嘛權力在康區東部的實際展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