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友蘭論述「早期道家和隱者」時指出：
隱者正是這樣的「欲潔其身」的個人主義者。在某種意義上，他們還是敗 北主義者，他們認為這個世界太壞了，不可救藥。……這些人大都離群索 居，遁跡山林，道家可能就是出於這種人。可是道家也不是普通的隱者，
只圖「避世」而「欲潔其身」，不想在理論上為自己的退隱行為辯護。道家 是這樣的人，他們退隱了。還要提出一個思想體系，賦予他們的行為以意 義。1
道家出於隱士。……把自己隱蔽起來，被稱為「隱士」。他們最大的目的，
是保存自己……他們的思想的早期代表是楊朱。孟軻：「楊氏為我」，這是 隱士思想的中心，也是道家思想的一個主體。他們所用的保存自己的方法 之一，就是裝瘋賣傻，裝為無用之物。2
馮友蘭以強力批判的立場，評價隱士是「保存自己」的個人主義者，避仕是為了 保全自己的生命，出世是為了滿足個人高潔的理想。這樣的人物，是自私自利的，
在周文疲弊的亂世，只有想到自己，只想為一己全身保命，這樣的人「裝為無用
1 馮友蘭：《中國哲學簡史》（臺北：藍燈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3 年 10 月再版），頁 61-62。
2 馮友蘭：《中國哲學史新編》（臺北：藍燈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1 年 12 月初版），卷二頁 148。
之物」，是不合政治層面的「用」的標準的。
王文進認為，「隱」是相對於「出仕」的，與「仕」是對立的兩端：
所謂的「隱」，在語意上就是針對「仕」的對立面而來。換句話說，隱士就 是指有資格出仕，但是因為基於客觀環境的因素或是個人性格的堅持與執 著卻不肯出仕的理想主義者。而這些理想主義者的風采、言行、操守事實 上一直支配著大多知識分子的思想與行為。表面上中國知識分子都無法真 正離開仕宦的崗位，但是在心靈深處卻始終保存著隱逸世界的嚮往。3 傳統看法把「隱」視為「出世」、「仕」視為「入世」，將「隱」與「仕」當作對立 的兩面，認為「隱」則自由、「仕」則受錮，或是「隱」則無用、「仕」則有用，
隱只是逃脫現實生活不如意的方法，或是仕途不順的消解；因此「隱」只是士人 身分的切換，或是做為理想境界而嚮往著。
王文進的看法，認為士人「都無法真正離開仕宦的崗位」，這即是謝大寧所謂 的「儒隱」。謝大寧〈儒隱與道隱〉一文，以「成全人生價值的手段」觀點論述隱 士之於「隱」的表現：「隱士之所以為隱，其本質仍只是追求某種人生超越價值的 貞定，捨此便無以名之為隱，至於隱居之形，不過是成全其人生價值之一手段而 已。」4隱士之所以隱逸，是為了成就自身的生命價值，或是為了逃避世事煩累，
藉由隱逸的外在行為完成內在的人格價值。儒隱的本質是入世，雖然身軀離開政 治環境，但雙眼仍是緊盯著社稷之事。（關於儒隱與道隱，本文於後稍加探討，參 見第 19 頁）
對於士人避世而隱，文青雲同樣有著看法，他也說：
在一個不完善的社會堅持理想的實踐是一項艱辛的工作。……這不是自我 立場的妥協，而是對個人在多大程度上能夠現實地指望達到目標的妥協。
3 王文進：《仕隱與中國文學‧六朝篇》（臺北：臺灣書店，1999 年 2 月初版），頁 14。
4 謝大寧：〈儒隱與道隱〉，（《國立中正大學學報‧人文分冊》，第三卷第一期，1992），頁 140。
隱逸是一個堅守原則的人在不利環境下有可能達到的最大成功，是崇高道 德理想在一個嚴酷難耐的現實中的權宜安頓。5
但是這些說法，只能解釋「士人因理想而『避世』」的原因，沒有辦法解釋為何士 人嚮往自在逍遙而「避仕」，也無法解釋士人雖處仕宦之境但心靈安適的狀況。
《莊子‧繕性》曰：「古之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 也，非藏其知而不發也，時命大謬也」6，時局的「時命大謬」，即牟宗三先生所言 之「周文疲弊」的環境7，時局的荒謬與生存環境的破敗，使當時的哲人對社會問 題提出各種解決方式。陳鼓應解釋〈徐无鬼〉篇篇旨時，也採取了相近的觀點：
知識份子的隱匿並非出於自己刻意的隱蔽，而是遭逢時大謬的結果。這說 明了隱匿不是知識分子所願，並且有待於時運的變化，這也是莊子所謂「不 得已」。透過時命大謬的慨嘆，我們發現莊子對於隱士的態度隱涵著一股深 沉的悲嗆感。8
莊子認為產生隱士的外在環境原因，乃在於「時命大謬」，因為外在環境「時命大 謬」，因此知曉「存身之道」的人便伏其身、閉其言、藏其知，以「深根寧極而待」
來存身保命。隱逸不能只看是否身於「隱」或「仕」的處境，來判斷是否隱逸。
莊子認為，心靈的安適來自「順物自然」的真心，因此必須以形軀的保全、心靈 的自適逍遙的角度切入，來判斷《莊子》書中寓言人物是否符合隱逸的心靈。
5 文青雲（Aat Vervoorn）著，徐克謙譯：《岩穴之士：中國早期隱逸傳統》（濟南：山東畫報出版 社，2009 年 9 月），頁 58。
6 郭慶藩：《莊子集釋》〈繕性〉，頁 555。
7 牟宗三：《中國哲學十九講：中國哲學之簡述及其所蘊含之問題》論諸子之學來自於欲解決東周 時期「周文疲弊」的亂象：「周文在周朝時粲然完備，所以孔子說『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可是 周文發展到春秋時代，漸漸的失效。這套西周三百年的典章制度，這套禮樂，到春秋的時候就出 問題了，所以我叫它做『周文疲弊』。諸子的思想出現就是為了對付這個問題。這個才是真正的 問題所在。它不是泛泛的所謂社會問題，也不是籠統的民生疾苦問題，它就是這個『周文疲弊』
問題。所以我在前面之所以說儒墨道法這四家是相干的，就是因為這四家有一共同的特點，也就 是說，他們是針對周文之疲弊而發。從這個地方講諸子的起源才是中肯的、才切。」（臺北：學 生書局，1983 年），頁 60。
8 陳鼓應：《老莊新論》，頁 278。
本文認為，隱逸的目的，於外是為了存身保命，於內是為了自適逍遙。《莊子‧
逍遙遊》篇說：「至人无己，神人无功，聖人无名」9，可說是隱逸的典型範本。體 道的隱逸之人的心靈，一定是隱逸的，他們有著體道自然的心靈境界，讓人只要 在心態上能夠隨遇而安，同時保持內心清明的真心，「乘物以遊心，託不得已以養 中」，是心靈上的隱逸；而坐忘、心齋等功夫，練就心靈澄明的真心，讓體道之人 能夠「虛己以遊世」，無論是身處什麼樣的環境，不為成心所困，都能適性逍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