顏闔、蘧伯玉、接輿
第六節 接輿（陸通、狂接輿）
接輿者，姓陸，名通，字接輿，為楚國賢人。接輿躬耕務農，佯裝發狂而不 仕，舉止狂傲而不合於流俗，人稱「楚狂」。159據西晉‧皇甫謐《高士傳》記載，
接輿不受楚昭王百鎰黃金、車駕兩乘之聘，最後與妻子攜帶釜甑纴器，隱匿於峨 嵋山之中，最後不知所終。160
接輿曾經在孔子拜訪楚國時，在其賓館門口高歌後世著名的「鳳兮之歌」： 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
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時，
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 以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趨！迷陽迷陽，無傷吾行！吾行郤曲，無傷吾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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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語‧微子》篇也有記載接輿見孔子，過之而唱「鳳兮歌」，但記述較為簡略：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 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 與之言。162
楚國賢人接輿見孔子宿於賓館，以「鳳兮之歌」譏諷孔子聖德之人面對時世之亂 的態度，應有的態度並非是對西周禮樂救亡圖存的努力，而應如成玄英《莊子疏》
所言：「鳳兮鳳兮，故哀歎聖人，比於來一應瑞之鳥也，有道即見，無道當隱，如
159 成玄英《莊子疏》，見於郭慶藩：《莊子集釋》，頁 27, 183。
160 皇甫謐《高士傳》：「楚昭王時，通見楚政無常，乃佯狂不仕，故時人謂之楚狂。……於是夫負 釜甑，妻戴纴器，變名易姓，遊諸名山，食桂櫨實，服黃菁子，隱蜀峨眉山，壽數百年。俗傳以 為仙云。」，上卷頁 9。標點符號為筆者所加。
161 郭慶藩：《莊子集釋》〈人間世〉，頁 183-185。
162 朱熹：《四書章句集註》〈微子〉，頁 183-184。瀧川龜太郎：《史記會注考證》〈孔子世家〉亦有 相似的簡要記載：「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兮，來者猶可 追也！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去，弗得與之言。」，頁 740。
何懷此聖德，往適衰亂之邦耶！」
莊子藉接輿之口所說的「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 之時，僅免刑焉」，在這樣的亂世之中要能夠安保性命、離災遠禍就已經很困難了，
對人世間的未來是無盡的悲觀，更不用說去影響整個社會，因此接輿才說「僅免 刑焉」，能夠逃離禍害、保全自身的生命已屬萬幸了──然而莊子卻在如此悲觀的 世界中開拓出獨具一格的希望之路，從亂世中找尋讓自己得以安身立命之地，因 此藉由「安時處順」來追求「與道為一」的心靈境界，崇尚個體的超然獨立，在 惡世之中以逍遙自得的精神超脫於濁流之中。163
張默生說：
聖賢的處世態度，莊子也和他站在相反的地步；聖賢的處世，是想以德感 人，以教化人的，莊子則是力戒以德臨人，以言教人的；聖賢是想以道易 世，改善社會的，莊子則是力戒不能正己先去正人的。……（莊子）他在 本篇（〈人間世〉篇）中，極力發揮一「虛」字，發揮「無用為用」之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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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儒家「以德服人者王」或是法家「以力假人者霸」，莊子主張「無為而治」的 心隱，和光同塵，不去影響社會，也不以一己的觀念去導正人世的，而是更傾向 順著時代與社會的潮流「與時俱化」、「隨遇而安」。張尚仁《道家哲學》分析莊子
「與時俱化」的「自化」與「化人」的先後關係：
莊子在〈山木〉篇中說人要「與時俱化」。「與時俱化」包括「自化」和「化 人」兩個方面。「自化」是《道德經》提出的概念。《道德經》第 37 章說：
「萬物皆自化」。「化人」是《莊子‧天運》中所提出的，「不與化為人，安
163 劉笑敢：《兩種自由的追求：莊子與沙特》：「莊子的自由是從命定論的跑道上起飛的……莊子的 自由實際上是心靈上的遐想……莊子的自由觀是從屬於客觀唯心主義體系的派生物。」，頁 83；
另參見本書頁 96。
164 張默生：《莊子新釋》，頁 100。此處「聖賢」一詞概指儒家所推崇的聖賢形象。
能化人」。意為自己不能隨時隨物的變化而變化，又怎麼能去教化別人呢？
「自化」和「化人」這兩個方面，「自化」是基本的，能夠「自化」的人，
才能夠去「化人」。165
莊子藉接輿之口，說明個體在人世、社會之中，應該本持著「與時俱化」的態度，
才能夠在精神上「與道為一」，同時「與時俱化」也關係著人的生存的關鍵，順應 天地自然的變化，順應自然的流轉以調和，安時處順才能夠保命存身，因此莊子 曰：「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所以窮年也」166。聖人因為認識、體會、應用了
「大道的真知」，能夠「與時俱化」，故而「彼未知夫无方之傳，應物而不窮者也」
167在人世間能夠立於無用之用的保命存身之地；但對於聖人應該如何對人世社會 做出什麼樣的作為、保持什麼樣的態度，則「與時俱化」應該抱持著「自化」與
「化人」兩個方面的真知。
莊子的「安之若命」前提乃是因外在環境「知不可奈何」168而來，並非初始 即頹喪、命定的消極觀念而已。莊子以為聖人治世，不僅是要在當時禮壞樂崩的 東周亂世裡讓人民能夠安身立命，同時也要讓聖人自身也能夠保生存身，這才是 合宜的聖人之為。在各種狀態下都保持「隨遇而安」的態度，才能在不同的生存 環境中保身存生、安其性命。
相較之下，道家的狂接輿以「鳳兮之歌」譏刺儒家的孔子，是因為孔子在這 樣已是比「天下無道」更糟的亂世中「往適衰亂之邦」，而聖人雖生，但在如今已 經是聖人都「僅免刑焉」的亂世，更何況外在大環境是「福輕乎羽，莫之知載；
禍重乎地，莫之知避」，應當明哲保身的時代，儒家的孔子還試圖以一己之力來改 變這個社會，違反存生保命之道。
在〈應帝王〉篇中，肩吾見狂接輿，狂接輿以「避害」、「避患」的觀念論述
165 張尚仁：《道家哲學》，頁 158。
166 郭慶藩：《莊子集釋》〈齊物論〉，頁 108。
167 郭慶藩：《莊子集釋》〈天運〉，頁 513。
168 郭慶藩：《莊子集釋》〈德充符〉，頁 199。
「君人者以己出經式義度」是建立於「欺德」：
肩吾見狂接輿，狂接輿曰：「日中始何以語女？」
肩吾曰：「告我君人者以己出經式義度，人孰敢不聽而化諸！」
狂接輿曰：「是欺德也；其於治天下也，猶涉海鑿河而使蚉負山也。夫聖人 之治也，治外乎？正而後行，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且鳥高飛以避矰弋之 害，鼷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熏鑿之患，而曾二蟲之無知！」169
莊子卻認為這樣的舉止自然是「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與物相刃相靡，其行 進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170；然而張默生解釋此段時，以政治的角度出 發：「治理天下，當正己以正百物，是治內，不是治外，是治本，不是治標，即所 謂由體而用，由內聖而發為外王」171；從實用面來看，面對當時的亂世，應當是 本持著〈山木〉篇所謂「與時俱化」的態度，在行為上採取避禍的方針，才是狂 接輿所說的「聖人之治也，治外乎？正而後行，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172。
而陳鼓應解釋在莊子所處的東周亂世，真正的聖人、才智之士會採取明哲保 身、無用，聖人、智士不為人君所用，是為了藏身、為了保全自身的生命：
應世之難，莫過於君。而人間世上是無往而無君的，不管是直接或間接，
總要和統治者接觸，發生關係，這是「無所逃於天地之間」的事。因而莊 子反復地說明涉世相處的艱難，並指出對應之策。在兇殘的權勢結構下，
他提出「無用之用」，對統治階級採取不合作的態度。並提醒人們：自處之 道，首在謹慎行事。
……才智之士，處於亂世務須小心謹慎，不要誇耀自己的才能。才能外露 時會召忌於人，這是起爭之端。因而，莊子看來，在這「福輕乎羽，禍重
169 郭慶藩：《莊子集釋》〈應帝王〉，頁 289-292。
170 郭慶藩：《莊子集釋》〈齊物論〉，頁 56。
171 張默生：《莊子新釋》〈應帝王〉，頁 214。
172 郭慶藩：《莊子集釋》〈應帝王〉，頁 291
乎地」的年頭，才智之士應知藏鋒，藏鋒的妙策，莫過於以「無用」而藏 身。173
形隱是為了「藏身」，讓自己表面看起來「無用」，使生命得以在這樣的世界中「大 用」；也讓自己不受俗務箝制之下，能夠更貼近「與道為一」的精神境界。因此狂 接輿的言論雖然在當時的氛圍下有些異類，乃至於被肩吾評為「大有逕庭，不近 人情」，但真人既然能夠常保真心，也就不畏他人的言說了。
173 陳鼓應：《莊子淺說》，頁 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