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基本資料背景大學生在各變項之差異情形

針對假設一：不同背景變項之大學生在父母教養態度、基本心理需求、生涯 準備動機與生涯定向各變項之間有差異，本研究發現結果如下：

一、不同性別在各變項上之差異情形

在性別變項上，研究結果發現女性大學生在父母教養態度的「關懷總分」、「父 親關懷」、基本心理需求滿足的「聯繫感」、生涯準備動機的「自主性動機總分」

與「整合調節」、「認同調節」上，顯著高於男性大學生。而男性大學生在控制性 動機中的「外部調節」顯著高於女性大學生。而男女性大學生在生涯定向上，皆 無顯著之差別。

女性大學生在關懷及聯繫感的變項上，得分顯著高於男性大學生的結果，反 應女性大學生在與關係有關的變項上，會感受到比男性大學生更多的情感交流。

過往的研究結果亦顯示出一致的結果，表示相較於男性，女性更重視人際之間的 關係、互動品質以及與他人的情感交流（Allen, Stolterberg & Rosko, 1990）。若以 性別社會化的歷程中探討，傳統文化中對男性的角色，比較期待與鼓勵其培養獨 立自主的能力，以承擔未來家庭的對外責任，而女性則被期待負起家庭內成員彼 此親密的關係能力（邱秀燕，1990）。亦即社會文化對性別角色期待的差異，使 得女性比男性更重視人際之間的關係，讓女性大學生在關懷以及聯繫感的得分上，

顯著高於男性大學生。此外，從前述傳統文化對性別角色的差異上，可推測父母 對男女性的教養態度可能有所差異，此點反應在女性大學生在父親關懷的得分上，

顯著高於男性大學生，反應出父親對女性大學生的教養上，有比男性更多的情感 交流部分，而母親因為原就負責家庭中情感交流的部分，因此男女性大學生在母 親關懷上的得分，並沒有明顯的差異。

在生涯準備動機的部分，女性大學生在自主性動機與及所屬的整合調節、認 同調節皆顯著高於男性大學生；而男性大學生在控制性動機中的外部調節，則顯 著高於女性大學生。此結果顯示高年級女性大學生在進行生涯準備時有較多的自 主動機，能認同生涯準備對自我的重要性；相較之下，男性大學生在進行生涯準 備時，此時期仍有較多的外部調節。此部分是否反應了傳統社會文化在職涯成就 的表現上，對男性的要求高於女性，或男性大學生在此時還未能在生涯準備上投 入更內化的標準？未來可另行研究，做更進一步的探討。

最後在生涯定向的部分，研究結果顯示不同性別的大學生，在生涯定向上並 沒有顯著差異。此結果與黃淑敏（1999）、鍾宜玲（2004）、翁若雲（2011）以及 Chung（2002）的研究結果一致，顯示男、女大學生的生涯定向沒有明顯的差異。

雖然在生涯定向上，男女性大學生並無顯著差異，但男性大學生的生涯準備具有 較多外在調節動機。須留意對男性大學生而言，其感受到較多來自外在的要求。

研究者推測亦可能與多數男性大學生在畢業後尚需服兵役，受外在環境要求，影 響延遲自主動機的發展有關。

二、不同年級在各變項上之差異情形

在年級變項上，研究結果發現四年級大學生在父母教養態度的「母親過度保 護」顯著高於三年級大學生，但在「母親關懷」上，則顯著低於三年級大學生。

此外，四年級大學生在基本心理需求滿足的「自主感」以及「生涯定向」、「生涯 確定」及「生涯滿意」上，皆顯著高於三年級大學生。

從父母教養態度的結果，可發現四年級大學生從母親處感受到較多的掌控和 限制，而感受到較少的關愛，但在基本心理需求滿足中，四年級大學生在自主感 的部分，卻也顯著高於三年級大學生。此結果可能反應出，相較於三年級大學生，

四年級大學生面臨畢業與新的人生階段，可能對自主感的需求更高，也包括對於

母親的掌控更為敏感。

在生涯定向的部分，四年級大學生的生涯確定與生涯滿意皆顯著高於三年級 大學生，其生涯定向顯著較三年級大學生來得明確、在情感反應上也較為篤定、

不感焦慮。此結果與 Nevil & Super（1988）、洪慧芸（2003）、洪文婷（2009）的 研究結果一致，Poe（1991）、Betz 與 Luzzo（1996）認為，對個體而言，生涯定 向可能會受到生涯各階段的影響，亦即個體在生涯階段中，例如大學時期剛開始 時，其對未來的生涯定向尚處於探索階段，此時的定向會較不穩定，但到了即將 面臨邁入下個階段、生涯發展任務即將有所不同的階段末期，由於其面臨即將畢 業、生涯階段轉換的壓力，其探索活動會較初期增加，對於下階段的了解與能力 也會有更多的認知，因此此時的定向會較為具體，也多會伴隨較正向的情感反 應。

而在生涯準備動機的部分，所有變項的差異皆未達顯著。顯示生涯準備的動 機，並不因年級而有所差異。此部分可反應出，三、四年級大學生在發展動機與 自我決定的階段是一致的。

三、不同學院在各變項上之差異情形

以學院為背景變項的研究並不多見。而研究者認為，由於不同學院的未來職 涯發展性並不相同，社會脈絡對於各職業及各學科也有不同的定位。因此研究者 將學院納入背景變項，試圖理解不同學院的學生，在各變項上是否有所差異。

在學院變項上，研究結果發現在父母教養態度的「過度保護總分」、「父親過 度保護」上，理工學院的學生的得分顯著高於文史學院及生醫學院的學生；在「母 親過度保護」上，理工學院的學生的得分則顯著高於生醫學院的學生。在生涯準 備動機的部分，教育學院學生在「自主性動機」、「整合調節」及「認同調節」顯 著高於理工學院之學生；此外在「生涯定向」及「生涯確定」上，教育學院的學 生則顯著高於理工學院、文史學院及商管學院的學生，此結果與翁若雲（2011）

的研究結果一致。但在「生涯滿意」上，並沒有顯著的差異。

在生涯準備動機的部分，教育學院學生的自主性動機顯著較理工學院的學生 來得高，在整合調節及認同調節上亦顯示相同的結果；由於教育學院學生在生涯 定向及生涯確定上，亦顯著高於理工學院學生，同時也顯著高於文史學院及商管

學院的學生，由此結果推測，教育學院學生可能因為已經確定未來會以教職為確 定方向，在有明確未來方向的前提下，其生涯定向與生涯確定皆顯著較高，在對 未來生涯的準備上，其自我的調節也較好，生涯準備的動機能以自主動機的整合 調節或認同調節為主。但可注意的是，其在生涯滿意上與其他學院並未有顯著的 差異，因此雖然其對未來的生涯有明確方向，但對此方向是否滿意，仍是值得探 討的問題。

四、不同經濟狀況在各變項上之差異情形

許多與生涯定向相關的研究，普遍認同家庭背景對生涯定向的影響力（陳惠 怡，2006；洪文婷，2009；Downing & D’Andrea, 2011），因此研究者將經濟狀況 納入背景變項，以家中平均每月總收入低於 40,000 元（組一）、40,001～80,000 元（組二）、80,001～120,000 元（組三）及高於 121,001 元（組四）分為四組，

試圖理解不同家庭經濟地位的學生，在各變項上是否有所差異。

研究結果顯示，家中總收入低於 40,000 元的組一，在關懷總分及父親關懷 上顯著低於其他 3 組、在母親關懷上顯著低於組三；在過度保護總分及母親過度 保護上則顯著高於組二。此結果與鄭宇喬（2013）的研究結果一致，顯示當家中 經濟收入較低，在生活較不充裕的狀況下，父母的生活重心可能會放在維繫家中 的經濟狀況上，而較難顧及到孩子的狀態，因此子女與父母之間的情感交流較少，

也較少感受父母方面的支持，同時可能因為經濟狀況較不充裕，而有較多要求子 女協助家中需要、造成子女感受到來自家中較多限制的情形。

在基本心理需求滿足的總分及能力感上，經濟狀況最低的組一顯著低於組三 和組四、而組二也顯著低於組三；此外在自主感的部分，組一及組二皆顯著低於 組三，而組一在聯繫感也顯著低於組三。此結果顯示，家庭經濟狀況為組一的大 學生之基本心理需求滿足，不如其他組別的大學生。研究者推測，此與經濟狀況 在父母教養態度上造成的差異類似，經濟狀況較差的家庭，可能因為父母對子女 的情感交流較少，給予子女的要求較多，因此造成其在基本心理需求及各分項上，

顯著低於經濟狀況較好的組別。

繼續探究生涯準備動機與生涯定向的部分，可發現在自主性動機、整合調節 中，組一顯著低於組二；而在認同調節、生涯定向與生涯確定的部分，組一皆顯

著低於組三。此結果顯示，經濟狀況對於大學生而言的確有其影響力。此研究結 果與洪文婷（2009）及薛凱方（2011）的研究結果一致，研究者推測經濟狀況代 表家庭能獲取的社會資源，在資源不充分的情形下，低經濟狀況家庭的子女在考 慮未來生涯時，必須為了家中的經濟狀況擔心，家中給予其進行生涯探索的支持 與資源亦較少，意即家庭較不能支持個體在生涯準備的自主發展。由於得到的資 源與支持較少，低經濟狀況家庭的子女可能也因為在生涯的探索較不足，造成其 生涯定向與生涯確定皆顯著較低。

五、不同求助經驗在各變項上之差異情形

五、不同求助經驗在各變項上之差異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