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介語理論

2.1.1 中介語理論

第二語言習得理論除了與語言學、心理學的學習理論相關，不同時 期著重的焦點也不同。Lado（1957）提出對比分析法（Contrasitive Analysis）如何應用於外語教學，並指出比較母語和目的語可以預測外 語學習中出現的所有偏誤，為外語教學與學習提供幫助。而對比分析法 主要是建構於行為主義學習理論以及結構主義語言學。但是 20 世紀 60 年代此研究受到廣泛的批評，因為學習者的學習難點並非都是來自母語 的干擾，有些困難是無法通過兩種語言的對比來加以預測，而且對於大 量相同的偏誤也無法解釋。因此 70 年代以認知心理學與轉換生成語法 為理論基礎的偏誤分析（Error Analysis）便成為主流。

圖 二-1 文獻探討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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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誤分析認為語言習得不只是習慣的養成，更重要的是學習者內在 的心理運作過程，於是研究的焦點便由語言的對比轉移到學習者本身。

學習者在語言學習過程中試圖使用既有的語言知識時，犯的系統性錯誤 稱為偏誤（error），是一種正常現象。Corder（1967）指出偏誤（error）

和錯誤（mistake）不同，「錯誤」可能是因為一時生理或心理上的狀態 不佳而產生，沒有規律性，也可馬上自行改正；然而「偏誤」屬於語言 能力範圍，往往是規律的，因此可以被觀察、分析或歸類。

Corder（1981）認為第二語言習得的學習次序與習得的內容有一定 的順序，並稱為「固有學習大綱（built-in syllabus）」。教師若能從學生 的固有學習大綱去設計教學計畫，讓教學程序能盡量符合學生的發展過 程，便可有效提升教學效率。而要了解學生的固有大綱，就必須從學生 的偏誤著手。根據 Corder（1974）的研究，進行偏誤分析的五個步驟為：

收集語料、分析語料、描述偏誤、解釋偏誤產生的原因、評估偏誤並分 級。

一般而言，偏誤可分為「語際偏誤（interlingual errors）」和「語內 偏誤（intralingual errors）」兩大類。語際偏誤指的是受到母語的干擾；

語內偏誤是學習者學習策略錯誤的結果，James （1998）將這些策略分 為五種：一、類推錯誤：與泛化（over-generalization）相似，二、分析 錯誤（misanalysis），三、僅運用部分規則（incomplete rule application），

四、忽略同時出現的限制（overlooking co-occurrence restrictions），五、

系統簡化（system-simplification）。

偏誤分析是對比分析的發展與改良。傳統的對比分析將不同語言間 對比出的差異視作學習者的學習難點，過度強調母語遷移的影響力，因 此無法解釋對比分析預測以外的偏誤，或是不同母語者為何會有相同的 偏誤，也忽略語言系統的分類範疇不同時，基本上無從對比，其結果也 不具科學性（王建勤，2000）；而偏誤分析指出過度類化和簡化等其他 語言習得的現象，從目的語的影響與學習發展的角度去解釋正好彌補對 比分析的不足。然而偏誤分析僅著重於學習者產生的偏誤，卻不一定能 解釋偏誤產生的原因，也未將學習者建立的第二語言當作一個系統研究。

為了能更全面地探討外語學習者的習得過程，因此在對比分析與偏誤分

第二章 文獻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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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的基礎上發展出「中介語」的概念和理論。

Selinker 於 1972 年在《Interlanguage》介紹中介語理論的架構。「中 介語（Interlanguage, IL）」指外語學習過程中學習者使用的語言系統。

而這個語言系統既不是母語（native language, NL） 也非目的語（target language, TL），還會隨著學習過程有所變動，不同階段的問題與偏誤也 不盡相同。要清楚了解學習者的中介語表現，應將母語、目的語與中介 語的系統置於同一架構下探討。掌握學習者的中介語，了解他們的學習 階段，教師便能給予更適切的指導。此外，中介語理論對外語學習之研 究分析的各個層面，如：語音、詞彙、語法、語用等皆有深遠的影響。

由於本文研究主題為漢語聲調，因此此處中介語理論主要應用於語音的 層次。

Selinker 指出中介語有一特殊現象：「僵化」（fossilization），指學習 第二語言的語言能力出現停滯的發展狀態，無論年齡大小，即使繼續學 習與訓練仍無法得到改善。他認為人在學習第二語言時，大腦存在一種

「潛在的心理結構（latent psychological structure）」，只有 5 %的學習者 可以達到與母語者相同的心理語言水準，即習得成功。但這種結構不一 定會被活化，因此大部分，約 95 %的第二語言學習者都有「僵化」的 現象。

Selinker 認為有五點是影響中介語形成的原因，也是產生僵化現象 的主要因素：

1. 語際遷移（interlingual transfer）：學習者在學習第二語言的過程中，

常將與母語系統近似的概念，套用於第二語言的學習規則上。

2. 訓練遷移（transfer of training）：即教師的訓練方式影響了學習者的 學習過程，如：教師的語言、教材的編排與呈現等。

3. 學習策略（strategies of second-language learning）：學習者容易將目 的語的規則或結構簡化，而採取的學習方式或觀念也受到其文化背 景影響。

4. 溝通策略（strategies of second-language communication）：為了能與 使用目的語的母語者順暢地溝通，學習者無法立即找到確切的目的 語表達時，常使用其他較簡單的語言形式，甚至是非語言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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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泛化（overgeneralization of TL linguistic material）：學習者將目的語 的規則運用在錯誤或不適當的情況中，或是對所學的目的語規則不 完整地運用而產生偏誤。

中介語理論的基礎在對比分析與偏誤分析的發展中而起，提供第二 語言習得更全面的說明，因此本研究以中介語理論為基礎，考察德籍學 習者漢語雙音節聲調表現。而 Niikura、Sugawar 與 Hirschfeld（2011）

指出許多第二語言韻律研究證實無論聽辨或發音，母語遷移是影響第二 語言韻律學習的重要因素。不少研究亦發現學習者母語重音系統遷移至 漢語聲調的表現（吳羚莞，2009；桂明超，2000；張林軍，2010；魯健 驥，1984；蔡秉倫，2008）。因此下節將進一步討論語言遷移的理論與 母語遷移的影響。

2.1.2 語言遷移理論

Selinker（1972）的中介語理論對形成中介語的因素歸類，母語遷移

（interlingual transfer）便是其中之一。隨著第二語言習得研究的發展，

語言遷移理論（language transfer）也隨之有所變化。Ellis （1994）從 認知的角度探討語言遷移，對遷移的定義：「是目的語與母語之間相似 與差異產生的影響。」Ellis 並將遷移的表現形式分成四類：

1. 負遷移（negative transfer）：如果學習者的母語與第二語言之間的 差異，會造成學習者學習上的消極影響則為負遷移，也就是偏誤

（errors）。

2. 正遷移（positive transfer）：學習者的母語也可以促進第二語言的學 習。如果母語的某項特點與目的語能夠對應，便能對學習者的第二 語言學習產生積極的影響，如漢語與日語的書寫系統相近，在日文 書寫上漢語母語者比英語母語者更具學習優勢。

3. 迴避（avoidence）：當學習者覺得某種語言結構很難，並發現是來 自於母語與目的語的差異，便會避免使用此種結構。然而要判定是 否為迴避並不太容易。迴避的出現通常受學習者對第二語言的知識

第二章 文獻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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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學習態度，以及目的語文化與母語知識間互動的影響。

4. 過度使用（over-use）：可能來自泛化（overgeneralization）的結果，

也可能是一些較難的結構所導致迴避或減產（underprodution）的遷 移。與迴避相同，只能透過比較不同母語的學習者才能查出是否為 過度使用。

Liu（2001）對語言遷移的定義較 Ellis 更為明確，Liu 認為「學習 者為了學習使用目的語，而將母語知識轉移或泛用至目的語的形式」⁴便 稱為遷移，並強調遷移與中介語的關係一直都是第二語言習得研究關注 的焦點。Niikura 等人（2011）指出母語遷移是影響第二語言韻律學習 的重要因素，特別是學習者母語重音系統遷移至漢語聲調的表現（吳羚 莞，2009；桂明超，2000；張林軍，2010；魯健驥，1984；蔡秉倫，2008）。

雖然漢語聲調與德語重音的功能不同，但是兩者的聲學特徵都可從音高

（fundamental frequency, F0）、音強（amplitude）與音長（duration）來 判斷（Domahs, Wiese, Bornkessel-Schlesewsky & Schlesewsky, 2008；吳 羚莞，2009）。

一般而言，德語詞重音大多在第一音節（Ernestuts & Neijt, 2008；

Féry, 1998；Van Der Hulst, 1999；Wiese, 1996；Weber, Hahne, Friedrich &

Friederici, 2005；邱佳郁、廖元甫，2009）。Féry（1998）的研究指出德 語雙音節詞重音 73%是在第一音節，然而 Domahs 等人（2008）重新分 析 Féry 的語料發現只考量包含兩個完整元音的詞，則 61%的重音落在 詞尾，也就是第二音節。雖然 Domahs 等人的研究結果顯示 61%的重音 在第二音節，然而仍有 39%可能落在第一音節上。本研究之雙音節為/aa/

的結構，因此德籍學習者將末字音節視為重音的機率可能大於首字音節。

另外，德語重音的聲學特徵表現在元音音長、音高與音強強度上，而且 一些實驗證明元音音長才是最主要的特徵，即重音音節的音長明顯比非 重音音節長（Lintfert & Schneider, 2005；Jessen, Marasek, Schneider &

Claßen, 1995；Van Der Hulst, 1999）。

4 “By linguistic transfer, we mean what the learners carry over to or generalize in their knowledge about their native language (NL) to help them learn to use a target language (TL).”（Liu, 2001, 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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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根據節律重音理論⁵（Metrical Stress Theory），重音是強音節 與弱音節之間音高、音長和音高這三種語音參數變化所致；依照音節數 不同，則有不同組合。如雙音節可分為重輕（trochees）和輕重（iambs）

兩種類型，亦即「一重一輕」或「一輕一重」的節律模式（rhythmic patterns）

（Domahs et al., 2008；Wanger, 2003）。

針對以上探討結果，本研究將考察如果德籍學習者受母語重音遷移 影響，其漢語雙音節發音是否由於重音大多落在末字音節而形成偏誤，

即末字音節的音長長於首字音節；還有聽辨與發音測驗的偏誤類型是否 具「重輕」與「輕重」的分布。

學習者的中介語受語言遷移影響時，必須從各種角度來檢視，並將 對比分析視為一種研究工具，而非絕對的判定標準，才能避免落入對比 分析的研究限制中。Ellis 也強調母語並不是語言遷移唯一的影響因素，

必須與其它因素共同審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