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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章主要以軟實力研究途徑切入探討中共外宣軟實力的內容，旨在藉分類 整理可供中共運用的軟實力資源，以及分析正面提升與負面減損其外宣軟實力的 相關影響因素，來瞭解中共發揮外宣軟實力的著力點與基礎為何。本章將中共的 外宣軟實力資源分為文化、制度與外交政策三項探討，並以各類資源的正面與負 面影響因素折射出外宣軟實力的優勢及困境所在。
首先，第一節的文化將從語言、人文民俗、傳統精神、自然地理與歷史古蹟 著手，探討中華文化底蘊及其非物質資源如何發揮外宣軟實力。其次，第二節的 制度探究中共體制對國際社會之吸引力所在，諸如政治上的社會主義民主法制以 及經濟上的高速增長模式等，如何成為可供中共運用的外宣軟實力。最後，第三 節則由中共的外交政策切入，探究中共的執政合法性與道德性，以及中共外宣系 統如何運用其倡議的國際準則和國際合作精神的軟實力。
第肆章中共外宣工作之內容與效益分析將目光聚焦於歐美、東北亞以及東協 主要國家之上，並依序評估中共外宣工作對上述三個地區主要國家之宣傳效益。
這方面除了仰賴皮尤研究中心的全球好感度調查資料外，也可以透過各地區的中 國威脅論概況，或是他國赴陸旅遊人次來評估中共的外宣工作效益。
中共視外宣系統為自身的軟實力執行機構，用於消彌中國威脅論所造成的負 面影響，並改善世界各國對於中國大陸的觀感與偏好。因此，要評估外宣工作的 成效，可藉由觀察近年世界各國的中國威脅論內容，以及各國對中國大陸觀感的 變化趨勢來進行判讀。故本章將先討論上述主要國家對於中國威脅論的描述與認 知，再著手評估外宣工作的收效。
第伍章結論的部分會先在第一節回顧整體研究發現，內容包含中共外宣工作 體系及其概況，外宣系統的軟實力資源及其影響因素，以及外宣工作在歐美、東 北亞和東協主要國家的效益評估，並闡述外宣工作的內涵、困境和影響其效益的 主因。
與此同時，第二節研究展望的部分會將討論範圍拉回外宣工作現有的發展趨 勢，並梳理本研究所面臨的相關限制與困境，討論可能的解決辦法。最終揭示未 來外宣研究的內容和發展方向，期待給後續的研究提供實用的建議，希冀促進和 完善各界對於中共外宣工作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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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 中共外宣工作之發展與策略
本章旨在探究中共外宣工作的歷史脈絡、宗旨、機構、對象、媒介與策略，
依序闡釋中共為什麼要推展外宣工作，外宣工作由哪些單位來做、鎖定哪些人群、
透過何種宣傳媒介與策略，藉此瞭解中共外宣工作的整體輪廓和運作架構。
第一節 中共外宣工作之歷史沿革
各界對於中共外宣工作的歷史分期多樣、繁雜，但只要釐清改變外宣工作的 關鍵歷史事件，就能清楚地抓住外宣工作的轉折因素及其變遷概況。本節將外宣 工作分為階級鬥爭、經濟建設以及積極說服等三個歷史時期來探討
一、早期中共外宣工作：階級鬥爭主軸（1921 年～1978 年）
（一）中共外宣工作的雛型（1921 年～1949 年）
1. 宣揚中國共產革命的外宣機器
在中共黨內路線鬥爭時期，李立三及其宣傳路線曾遭受如此批判：「在立三 路線之下，黨報形成一個單純的對外的宣傳品，失卻其對黨的工作及群眾工作的 領導作用」，同時也「沒有整頓各種鬥爭的經驗」。1 其言下之意就是，中共的宣 傳工作不能只充當裝飾，還要能夠切實指導鬥爭與政策執行。
中共早期的外宣刊物包含外籍記者在上海刊行的《中國論壇》 （上海，1932-1934）；留美中共黨員冀朝鼎偕同美共成員發行的《今日中國》（紐約，1934-1942）， 以及 1930 年代中共所掌握的《先鋒報》（美國紐約）與《救國時報》（法國巴黎）
等，它們都「共同承擔著中共在海外的宣傳任務」，宣揚蘇維埃革命動態和抗日 主張，2 並尋求外國民眾與海外的華人華僑的支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關於黨報的決議〉（一九三一年一月二十七日通過），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研 究所編，《中國共產黨新聞工作文件匯編》，上卷（北京：新華出版社，1980），頁 71。
2 劉小莉，〈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兩份英文刊物與中國蘇維埃革命資訊的傳播〉，《中共黨史研究》
（北京市），第 4 期（2009 年 4 月），頁 68-69、73；王曉嵐、戴建兵，〈中國共產黨抗戰時期對 外新聞宣傳研究〉，《中共黨史研究》（北京市），第 4 期（2003 年 7 月），頁 5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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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戰前，中共就藉《救國時報》登載紅軍長征、東北抗日聯軍的消息；抗 戰期間也早於《大公報》等主要報紙登載南京大屠殺的訊息。3 中共透過海外中 文報紙將抗日議題推上第一線，藉此鼓動、醞釀海外華人華僑的愛國情操與抗日 情緒，而這不但能夠增加中共革命理念在國際上的曝光率，還能同時向國民政府 的「攘外必先安內」政策施加壓力。
2. 中共外宣系統因內憂外患而成為鬥爭工具
在抗日戰爭爆發後，中共順勢延續抗戰前所鼓動的抗日輿論和情緒，對華人 華僑的外宣工作續以團結抗日為主，對西方國家則是要爭取同情及物資援助。為 此，中共於 1938 年 3 月將國際宣傳工作正式提上議程。然而，當時中共的外宣 工作系統尚未整合，仍然是一盤散沙，其狀況正如王笠銘所指出的那般：4
抗日戰爭期間，我黨沒有設立專門部門負責國際宣傳工作，而是由數個 機構先後承擔此項任務，有長江局國際宣傳組、南方局對外宣傳組、八 路軍駐香港辦事處，還有共產黨參與的一些民間組織。
1938 年 9 月至 11 月，中共對抗日問題提出「加緊外國宣傳，力爭國外援助」
的方針。5 1940 年 10 月，中共於中宣部底下成立國際宣傳委員會，並由時任的 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宣部部長張聞天主持該委員會，6 其任務是「向國外介紹宣 傳八路軍、新四軍英勇鬥爭的事蹟和抗日革命根據地建設的情況」，楊瑩與姚遠 認為這是中共最早的外宣工作機構。7
中共在延安時期致力拓展外宣版圖，不僅於 1941 年 3 月開始以英文、法文、
俄文發行《中國通訊》，還陸續開展日文、英文廣播業務，8 同時積極邀請外國官 員與記者團參訪中共的革命根據地。
3 朱少偉，〈抗戰初期的《救國時報》〉，《新聞記者》（上海市），第 11 期（2007 年 11 月），頁 111-112。
4 王笠銘，〈抗日戰爭時期我黨的國際宣傳活動〉，《軍事記者》（北京市），第 1 期（2010 年 1 月）， 頁 67。
5 〈中共擴大的六中全會政治決議案〉（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十一月六日），中央檔案館編，《中共 中央文件選集》，第 11 冊（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頁 752。
6 吳葆朴、李志英，〈抗日戰爭中的新華社〉，《中國共產黨新聞網》，2018 年 4 月 11 日檢索，
〈http://cpc.people.com.cn/BIG5/85037/8578295.html〉。
7 楊瑩、姚遠，〈中國外文對外宣傳期刊的歷史考察〉，《咸陽師範學院學報》（陜西省咸陽市），
第 21 卷，第 6 期（2006 年 12 月），頁 99。
8 萬京華，〈新華社與抗戰對外宣傳〉，《中國出版》（北京市），第 15 期（2015 年 8 月），頁 2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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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中共外宣工作出現值得注意的關鍵轉折。1941 年 5 月中共發出〈中 央關於統一各根據地內對外宣傳的指示〉，批評外宣工作處在「獨立無政府狀態」， 並要求「一切對外宣傳工作的領導，應統一於宣傳部」，其原因是：9
中共在全國以至全世界所佔的重要地位，中共每一負責同志和領導機關 之一言一動在全國以至全世界所發生的巨大影響，政治形勢之緊張，敵 人謀我之尖銳，黨派鬥爭之激烈，都要求我黨統一對外宣傳及採取慎重 處事的態度。
從該文件內容可推知，中共逐漸意識到自己受到國際輿論的關注，因此責成 各級宣傳部統籌管理、整合原先分散的外宣系統，使對外口徑一致。這不但意味 著中共對外來往的增加，也標誌著外宣工作的格局開始涉略國際宣傳領域。
在抗戰結束後至國共內戰期間，中共在香港也有一份與國民黨鬥爭的英文外 宣刊物。1946 年 6 月，當上海《新華週刊》被查禁後，周恩來隨即指派相關人員 轉移香港開辦《中國文摘》，藉此規避查緝並「繼續在國際上與國民黨展開輿論 鬥爭」。10 而《中國文摘》的功能是「介紹中國革命經驗、解放區現狀、蔣區人 民鬥爭及分析蔣朝各種措施為主」。11 當然，中共的重要文件及其黨政幹部的報 告、文章也都能在其中發表。
《中國文摘》最初僅在每期的「觀察家」社論反映中共立場，但最終隨著國 共內戰局勢改變，而「將整個報道中心轉向了中共、解放區和新中國之上」，其 影響範圍不但遍及世界五大洲，12 也讓「中國共產黨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前，
就已經得到了世界各國人民的瞭解，並獲得廣泛的同情和支持」。13
整體來看，中共早期的外宣刊物多借助個人自發興辦，或偕同他國共黨人士 合辦，因此帶有強烈的革命理想色彩。受到後續一連串的歷史因素影響，即便上
9 中央書記處，〈中央關於統一各根據地內對外宣傳的指示〉（一九四一年五月二十五日），中國 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編，《中國共產黨新聞工作文件匯編》，上卷（北京：新華出版社，1980）， 頁 98。
10 李躍群，〈中共早期創辦的英文刊物《中國文摘》〉，《新聞前哨》（湖北省武漢市），第 12 期（2012 年 12 月），頁 80-81。
11 港分局未巧，〈香港分局致中央並中城部電──香港分局工作報告〉（1948 年 8 月 18 日），中 央檔案館、廣東省檔案館編，《中共中央香港分局文件匯集：1947.5-1949.3》（廣東省：中央檔 案館、廣東省檔案館，1989），頁 184。
12 張龍平，〈China Digest《中國文摘》與解放戰爭時期中共的海外宣傳〉，《歷史教學》（天津市）， 第 12 期（2015 年 12 月），頁 46-47。
13 張穎，〈我所知道的喬冠華夫人龔澎〉，《名人傳記》（河南省鄭州市），第 6 期（2009 年 6 月），
13 張穎，〈我所知道的喬冠華夫人龔澎〉，《名人傳記》（河南省鄭州市），第 6 期（2009 年 6 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