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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文獻檢閱
一、中共外宣工作的研究途徑及其優劣
除中國大陸學界外，各界直接以「外宣」為題的研究並不多見，而不同研究 途徑所側重的面向不同，自然也會影響到研究的整體視野與侷限，本節依據文獻 的內容歸納出三種典型的中共外宣研究途徑。
（一）以歷史途徑切入中共外宣研究的文獻
首先是傳統政治學最基本的研究途徑──歷史途徑，主要是藉梳理中共外宣 工作的今昔歷史脈絡去認識其運作體系。歷史途徑運用歷史資料與方法去敘述、
解釋或推測政治制度走向，13 且多以可靠的新聞、關鍵人物演說、回憶錄、官方 文件等歷史資料去詳述當代政治事件，旨在建立上下連貫且容易理解的描述性故 事，其成果通常以個案研究呈現，而好的個案研究無疑有助於透析研究問題，但 主要缺失也是因為其幾乎只關注描述性、非理論的單一個案，缺乏運用量化研究 方法檢證研究假設的信度，從而在面臨不同詮釋的問題時，難以找到有效且可信 的第一手資料佐證。14
歷史途徑的外宣工作研究乃是立基於原始資料，藉此拼湊出外宣系統的輪廓 或全貌，若再將這些資料加以分類、整理，則可提供瞭解外宣工作的脈絡與個案 視角。而依據各類外宣研究運用歷史途徑的完整程度，可將其分為三個層次。
第一個層次是「歷史資料的堆砌」，這部分多是缺乏系統化的數據累積，僅 反映外宣工作的部分面貌。例如，早期我國行政院新聞局編印的《共匪對外宣傳 策略運用方式及我應採之對策》就是運用政府相關駐外單位的數據資料來拼湊中 共外宣系統的面貌及其運作，藉著梳理其在全球各個國家、地區的外宣工作策略 與系統組織，勾勒中共對外政策下的全球外宣工作布局。15 然而，此層次的資料 涵蓋時段並不長，而且非系統化的片斷歷史資料堆砌也較不易理解。
13 張復華，〈歷代政治制度研究〉，謝復生、盛杏湲主編，《政治學的範圍與方法》（臺北市：五南，
2000），頁 154。
14 Alan C. Isaak, Scope and Methods of Political Scienc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Methodology of Political Inquiry, Third Edition (Homewood, Illinois.: Dorsey Press, 1981), 35; Richard Hoefer, Policy Creation and Evaluation: Understanding Welfare Reform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21, 29, 30-31, 41.
15 行政院新聞局敵情研究室編印，《共匪對外宣傳策略運用方式及我應採之對策》（臺北市：行政 院新聞局敵情研究室，1972），頁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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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個層次則是有「較長的時間段落或觀察主體」，相較於歷史資料的堆砌，
此層次對外宣工作主題有更加詳細的分類。例如行政院新聞局的《中共現階段對 外宣傳活動》有系統地將外宣工作分類探討，清楚地闡述中共中央到地方的外宣 工作主責機構與執行機構，並指出其主要的媒介與手段包含「新聞及出版」、「簽 訂文化協定」、「與國際合作拍攝電影紀錄片或電視影集」、「利用海外傳播媒體」、
「廣邀海外知名人士訪大陸」以及「盜印海外作家的作品」等六項。16
中共自 1980 年代開始將外宣工作視為外交政策的重要工具，故沈大偉
（David Shambaugh）也從中共宣傳工作的歷史與角色著手。他認為外宣工作涉 及統戰、軍事、學術與外交等領域，不僅指出外宣工作的運作方式包含電視、廣 播、報刊、學術研討會與孔子學院等，還點出其目標包含「有效傳達中國故事、
文化與政策」、「因應『中國威脅論』等反宣傳」、「對臺反獨促統」與「傳播中共 外交政策」四項。17
此外，張長明的《傳播中國：二十年電視外宣親歷》也屬於這類個案研究，
其借助自身工作經驗清楚地梳理中共發展「電視外宣」的重要歷程，使讀者更深 入瞭解「電視外宣」的具體細節，同時也留下珍貴的回憶與訪談資料。18 整體而 言，此層次仍然只反映片段的外宣工作概況，張的研究即是如此，而沈大偉則聚 焦在中共中央宣傳部（以下簡稱中宣部）的運作範圍、組織與機制，外宣工作僅 被當成宣傳工作中的一個小環節來討論，尚不能稱之為完善。
第三個層次具備「完整歷史脈絡」，代表作是姚遙的《新中國對外宣傳史：
建構現代中國的國際話語權》。姚遙以中共各歷史時期的政策方針為分類，將外 宣分為「一邊倒」、「兩面反」、「一條線」、「不結盟」、「夥伴關係」與「和諧世界」
等六個時期來探討，並闡述各個時期的外宣戰略、體制機構與典型案例。19 這種 配合中共黨史分期的書寫架構不但詳細呈現了各時期外宣工作的組織變革，也使 讀者較容易理解每一個外宣工作的關鍵轉捩點。
姚遙著作的特點是其得利於官方檔案以及外宣工作官員的協助，其在書中運 用了不少權威論述與稀有資料，拓展了外宣研究的質量與內容。然而，其書寫架 構仍是以歷史脈絡鋪陳為主，而全書八大章節僅有頭尾稍稍提及軟實力與公共外 交，其案例分析也非全然以此二者為出發點。再加上姚遙主張只有將外宣工作放 到長期的歷史語境中，才能有效解讀其意涵，故仍將其歸類在歷史途徑之中。
16 行政院新聞局編印，《中共現階段對外宣傳活動》（臺北：行政院新聞局，1985），頁 6、48。
17 David Shambaugh, “China’s Propaganda System: Institutions, Processes and Efficacy,” The China Journal, 57 (January 2007): 25-27, 47-50.
18 張長明，《傳播中國：二十年電視外宣親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頁 62-73、243-254。
19 姚遙，《新中國對外宣傳史：建構現代中國的國際話語權》（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14），
頁 12-17、72-73、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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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而言，上述文獻主要都是透過歷史資料的積累和歷史脈絡的梳理來認識 外宣工作，其優點是較為清晰的外宣工作來龍去脈可以透析關鍵轉捩點所在，而 訪談、回憶錄以及外宣工作人員的意見等第一手資料，亦有助於深入瞭解外宣工 作的細節，同時提供讀者更為深刻的視野。
歷史途徑的侷限則是擁有較濃厚的主觀意識與抽樣偏誤存在，難以將研究發 現理論化地類推適用，且其多以個案研究來呈現，若再缺乏其它理論視角之分析 與輔助，恐難以深入觸及中共的外宣軟實力運作。
（二）以政治傳播與宣傳途徑切入中共外宣研究的文獻
第二種中共外宣工作研究途徑是「政治傳播與宣傳途徑」。黃澤存就將外宣 工作視為是「一項實際上的政治傳播活動」；20 臧具林、陳衛星則將外宣工作與 國際傳播相連結，並指出「國際傳播最初大規模應用於對外宣傳，對外宣傳的需 求反過來推動國際傳播系統的發展和升級」，而外宣之目的是為了引導外國輿論，
使之有利於推行自身的外交政策。21
習少穎以「大外宣」的角度點出外宣媒介包含「多語報刊」、「通訊社」、「對 外廣播」、「電影與電視」和「國際交往與合作」，並認為外宣成效不彰乃是因為
「文化和意識形態差異」，是美國人的優越感不被共產中國所滿足；是「蘇聯、
美國在爭奪世界霸權中，支持中國周邊國家與中國對立與衝突」所致。22 這部分 的解釋雖失之於片面和主觀，但習對外宣內容、形式仍有深入且詳實的探討。
在政治傳播與宣傳途徑中，安瑪麗‧布蕾迪（Anne-Marie Brady）的 Marketing Dictatorship: Propaganda and Thought Work in Contemporary China 一書堪稱這方 面的翹楚，她不但將宣傳的地位與重要性提高到首要位置，同時對於外宣工作的 沿革、控制方法或中共運用網路工具等議題，皆有新穎且詳細的著墨。
布蕾迪以宣傳在社會中的角色為研究出發點，其目的乃是為了「建立瞭解當 代中國共產黨統治本質的全新理論範式」，她認為中共在 1989 年六四天安門事件 後，開始汲取西方公共關係與政治傳播理論之長處，並應用在宣傳與外宣工作之 上，使其重新成為包裝、推銷黨的重要生命線，點出中共利用外國人士推展外宣 工作，同時也介紹了外宣工作的沿革、系統、內容與新聞發言人機制。23
20 黃澤存，《新時期對外宣傳論稿》（北京：五洲傳播出版社，2002），頁 403。
21 臧具林、陳衛星，《國家傳播戰略》（北京：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11），頁 14。
22 習少穎，《1949-1966 年中國對外宣傳史研究》（武漢：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2010），頁 5-7、
15-59、119、205-207、212。
23 Anne-Marie Brady, Marketing Dictatorship: Propaganda and Thought Work in Contemporary China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2008), 1-3, 23-24, 139,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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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蕾迪對於中共外宣工作之梳理已經非常接近今日的外宣工作體系，而政治 傳播與宣傳途徑也能有效闡釋外宣工作之運作手段、策略與內涵，其缺少的僅是 地方層級的外宣工作討論，以及外宣能力如何轉化為實質的影響力。此外，布蕾 迪雖已將外宣與公共關係和外交相連結，但其主要視角仍然關注外宣工作中宣傳 所佔有的主導性質，因此本研究仍將其歸類於政治傳播與宣傳途徑。
整體而言，政治傳播與宣傳途徑的優點是更能有效闡釋外宣工作的精隨──
宣傳，且能讓讀者更有效瞭解外宣工作的手段運用及其特徵。不同於以歷史脈絡 來解釋外宣工作的演進，政治傳播與宣傳途徑認定外宣工作就是宣傳與說服目標 受眾以遂行政治目的，因而較專注在政府訊息的傳遞及其溝通模式之上，並著重 探討外宣工作之目的性與強制性。
這視角集中討論國家、政府或中央層級的外宣工作，以及其所能硬性控制的 部分，諸如廣播、電視、報刊等，從而對於外宣工作的宣傳手段、策略與功能有 較為詳盡的著墨。其缺點則是過度強調政治傳播與宣傳之目標，致使對外宣工作 中軟性的機制過程、手段策略，以及相對弱小的地方基層外宣工作著墨較少。
（三）以軟實力與公共外交途徑切入中共外宣研究的文獻
第三種外宣研究途徑是「軟實力與公共外交途徑」。唐佳梅指出中共外宣工
第三種外宣研究途徑是「軟實力與公共外交途徑」。唐佳梅指出中共外宣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