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革命史中的路線之爭及其問題—論方之小說(1962-1979)

方之(1930-1979)，原名韓建國，是「探求者」最早過世的一個作家。他的人生經驗、

創作歷程，葉至誠在其《方之作品選．曲折的道路(代序)》已有相當完整的說明。根據 本研究的蒐集與考察，他一生的創作不多，成書雖有 7 本，但就小說篇數來看，其實只 有 16 篇。1957 年，他雖然因「探求者」案受到波及，但也跟葉至誠、陸文夫一樣，前 面的論述中已提及，乃屬於性質較模稜兩可的「採取邊戴帽子邊摘帽子繼續留在黨內」

的定位，在十七年間仍能創作，一生的作品也主要集中在此時期。

根據方之的自述與葉至誠為其所寫的他傳，方之中學時就跟王蒙一樣，即已經是中 共的地下黨員，熱衷參與社會主義革命，後來也和葉至誠一樣，成為正式的共產黨員。

也因此他一生的創作，跟新中國的各項政治、社會、各階段整風與革命運動的連繫性，

緊密度非常高。雖然，這種跟社會歷史密切結合的特質，高曉聲、陸文夫的作品中也有，

也是大陸「右派」世代小說家，如王蒙、張賢亮等，在 1985 年前作品的普遍性質，但 更細緻地來說，方之的黨員身份，或者說即使被黨視為一個傾向「右派」的份子，在他 的自我認知與期許裡，仍堅定地賦予他的作品更明確的社會主義理想主義的「黨性」立 場。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引言中曾經說過：文藝工作者是站在無產階 級的和人民大眾的立場，這已經幾乎為研究大陸當代文學的常識，但對於解析方之這樣 的作家，更重要的可能是要理解毛澤東接下來所說的：「對於共產黨員來說，也就是要 站在黨的立場，站在黨性和黨的政策的立場」²⁷³，因為方之終其一生，都是以一個「真 正」的共產黨員自居。

這樣的傾向，無疑地在相當程度上，會影響作家創作的限制。但如果我們再深一層 思考，即使不站在這樣的立場，每個作家依其各自不同的立場、信念或信仰，也都有其 各自的限制。因此對方之作品的詮釋，應該首先進入他的世界，理解其所理解的黨性和 黨的立場，是否有其特殊性或深刻處上來著手。具體地來說，儘管方之努力跟進他理解 的所謂的黨的立場、性質或理想，他還是在文革時因文獲罪，並未幸免於鬥爭外。有意 思的是，「新時期」下的「新時期」式的評論，似乎不太願意從這個部分(即其歷史書寫

273 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毛澤東選集》(第三卷)，(江西：人民出版社，1967 年，頁 805。

所對應的黨性、黨的立場的內涵)去進行詮釋，畢竟，這會多少涉及了到極左的歷史中 的各式意識型態的糾葛。陳思和《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中，詮釋方之在改革開放後的 代表作<內奸>時，就有這樣「新時期」式的前提，他以「同路人」為核心，評點此作時 說：「沒有越出四十年黨史鬥爭的範疇，與當時流行的”傷痕文學”和”反思文學”作品的題 材也並無多大的差別，但作者所選取的敘述視角卻是相當獨特的。小說以田玉堂這個富 於民間色彩的人物為主人公，以他的眼光看取四十年來的政治風雲。」²⁷⁴也就可以看出，

陳思和理解這篇作品的角度，一是注重其反映中共四十年黨史鬥爭的「概括」化的「抽 象框架」。二是他將小說中所採取的民間視角與說書特色，理解成是藝術形式的創造。

這樣的概括雖然有其部分合理性，但當中的一些歷史連繫和真正有價值的問題意識，仍 未被詮釋出來。文學批評常常因此就成了一種思想史，甚至嚴格來說，是思想的「框架」

揭示，相當忽略作品細緻的「存在」性質。同時，太過概括與重視框架式的批評，亦可 能仍未能賦予動搖僵化的另一種意識型態的張力。例如「四十年黨史鬥爭」是一個重大 的題材，不同作家可以有不同的側重書寫，對方之來說，他的<內奸>的特殊性，其實一 方面是，他塑造了一個其它「右派」世代的作品中都很少出現的一個較複雜的主人公----他是既有機會主義者的傾向，但亦不乏社會主義理想性的「民族資本家」。二方面，其 作品雖確實有民間視角與說書特色，但將這種形式僅視為藝術形式創造，可能還談不 上，畢竟說書是一種中國古典白話小說就存在的傳統，同時在四○年代以降的趙樹理的 小說中亦被實踐過，將其視為「創造」可能相當勉強，把它作為一種改革開放下各種多 元文藝方法的社會實踐的傾向，可能更適合。所以本節歸納了兩個層次，來重新解讀方 之的<內奸>。一是先從其基層黨員的立場，和上溯其六○年代的兩篇代表作<出山>、<

看瓜人>的歷史敘述與寫作縫隙的特質，來描述其對「理想的」與當時實際的/極左的社 會主義發展的問題與歷史纏繞性。二是從對方之的黨性立場的理解為基礎，分析方之的

<內奸>在共產黨革命史上的歷史連繫，嘗試說明小說中的「古典」與「說書」等傳統典 故或形式，跟小說內容之間的生產互動關係，並兼論此種運用說書的模式，其實還可以 看作是一種相對於過去文革十年，文藝日益坐實固著的文藝觀(無論是社會主義現實主 義，或革命的現實主義與革命的浪漫主義)再辯證的技巧實驗。雖不無保守，但仍可以

274 陳思和《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上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3 年)，頁 209。

視為，是他對歷史上可能的、理想中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一種溫故知新的再建構。

一、基層黨員方之及其對社會主義發展的現實認識—論<出山>與<看瓜人>的「革命路 線」問題

1979 年，方之在寫完了<內奸>驟然因癌症過世。或許是因為正臨改革開放初期，

方之的死激起其妻子、友人們強大的激情。《方之作品選》很快的被編出，並於 1981 年 出版，此書同時也收錄了方之創作觀的演講錄，多篇包括「探求者」成員(高曉聲、陸 文夫、葉至誠等)、文壇老將巴金，及方之的妻子李艾華等人的紀念文。本研究在論及 高曉聲時曾提及，高曉聲的<我的兩位鄰居>，也明顯地是以方之為題材，企圖反映改革 開放後，兩種社會主義知識分子的理想發展及其選擇，方之被形象化地賦予了至始至終 堅持「理想的」的共產黨員的黨性和集體理想主義的化身。以一個基層黨員、小知識分 子、創作也相當有限的作家來說，能夠獲得這樣的重視，除了處在時代轉型的交叉口之 外，不能不說該作者本身，自有獨特的魅力。

方之五○年代的作品，在上一章已述過其真誠而敏銳的「理想的」社會主義與理想 主義的特質。而後，受到反右運動及大躍進的波及，他一直到 1962 年才又開始創作，

在這個階段到文革之前，<出山>(1962 年)和<看瓜人>(1963 年)，可以說是兩篇很有意味 的作品。它的歷史敘述內涵，不但在「探求者」中的其它成員高曉聲、陸文夫、葉至誠 那都未見，以我目前有限的閱讀經驗，在「右派」世代小說家的作品中，也覺得有其特 殊性，需要在正式討論改革開放後得到全國文學獎的<內奸>前，先分析這兩篇小說。

<出山>反映的是大躍進之後，農村生產隊和人際關係重新盤整下的新現實和新人 物。這一篇作品，很隱約地，可以看出此時期的主體意識中，混雜了建國後共產黨內不 同路線的鬥爭，我們很難直接對應地說，他就是反映當時的劉少奇和毛澤東路線的差 異，只能抽象地說，是有兩種不同的革命路線的差異。目前，歷史學家一般認為，大躍 進乃是由毛澤東發起，他依據其所認定的社會主義發展進程的主觀理想與意志，認為在 第一個五年計畫成功後，全國可以開始往共產主義社會過渡，該時期大力動員底層群 眾，鼓吹群眾土法煉綱，後來的歷史陸續證明，其結果不但導致農產品欠收，同時也因

為基層官僚為了跟上先進的「形勢」，虛報生產量，也連帶地影響國家收購農產品的比 例，導致本來就缺糧的狀況，因為要上繳而更顯得雪上加霜，農民的生活苦不堪言，也 造成極大量人口的死亡。60 年代初，毛澤東也因此作出退居第二線的決定，將日常事務 交給了劉少奇處理，故自 1958 年開始的人民公社制度也漸漸轉向，陳永發認為其具體 轉變，不只是在公社，組織權力的變動亦是重點，陳指出：

政經一體的人民公社名存實亡，而生產和分配的權力，都從人民公社的國家幹部，

轉移到生產大隊和生產隊的黨委書記手中，尤其是到後者手中為多。這些大隊和 隊的黨委書記都是當地農民出身，所受教育不高，對政治多半沒有雄心壯志。尤 其是因為他們的收入並非來自國庫，而是和一般農民一樣來自生產大隊和生產 隊，所以比較能夠反映一般農民的想法和期望。²⁷⁵

<出山>發表於 1962 年 8 月《上海文學》，開篇提到「調整生產隊規模的時候」，再加上 方之從五○年代開始寫作時就養成的跟進現實的習慣，這篇小說因此很可能可以看成是 大躍進之後的農村再度狀態調整的具體反映。但從它的故事細節，和人物的主體內涵，

可能比史家所說明的歷史要來得複雜一些—就這些細節的形象性來說，實有補充歷史的 功能。這篇小說形象化的向我們描述，大躍進後農村中的權力重新回到了生產隊後的新 的問題(就像人民公社有另一些歷史問題，但也是企圖解決另一些問題的方式)，因為他 們的村莊窮，周圍的村子不願意帶他們，因此這個生產隊的農民，決定自己推舉一個隊

可能比史家所說明的歷史要來得複雜一些—就這些細節的形象性來說，實有補充歷史的 功能。這篇小說形象化的向我們描述，大躍進後農村中的權力重新回到了生產隊後的新 的問題(就像人民公社有另一些歷史問題，但也是企圖解決另一些問題的方式)，因為他 們的村莊窮，周圍的村子不願意帶他們，因此這個生產隊的農民，決定自己推舉一個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