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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意識固著化、歷史性質抽象化與情感的個人性窄化----論高曉聲 1985 年以後

第五章 :雙重姿態下文學面貌的窄化:「探求者」1985 年後的小說

第一節 :社會意識固著化、歷史性質抽象化與情感的個人性窄化----論高曉聲 1985 年以後

1985 年以後,高曉聲仍有不少作品問市,成書者 1988 年出版的《覓》286、1991 年 出版的《陳奐生上城出國記》(新作有<戰術>、<種田大戶>、<出國>)、長篇小說《青天 在上》,以及 1993 年出版的《新娘沒有來》的短篇小說。此階段的代表作的內涵少人關

286 作者原想將此書繼續命名為《一九八五年小說集》,後來因為出版機會不順利,遲於一九八八 年出版,故以「覓」來隱喻欲尋覓知音之意。

注,但當中較重要的一篇是欒梅健的<高曉聲近作漫評>(1988),據欒在該文中指出,他 曾跟高聊過此階段作品的看法,高曉聲:「認為這時期的大部分作品不論在思想意蘊還 是在藝術探尋上都有所發現、有所提高,並不比前期作品遜色。」287

高的自評有其合理性,但也有其片面性,1985 年以後的高曉聲,仍然仍是一個敢於 關懷與干預現實的作家,雖然外在的尋根、現代、先鋒、新歷史、新寫實,已日漸比傳 統的現實主義,或更精確的說,是比教條化的現實主義寫法更蔚為風尚,但就高曉聲創 作觀的理解裡:「現實主義好比一棵大樹,一切流派都是從這棵大樹的樹段上伸出去的 樹枝」288,這是一種企圖辯證式地擴展與吸收各種淵源,以壯大其心目中的現實主義的 理想,如果能徹底推展到極端,將其建構成一種中國式的理論,或許有機會開出一種中 國文學上的新壯闊。雖然本研究以為,這種觀念終高曉聲一生,大概只有發展到信念的 階段,但已足以維持他企圖繼續關注現實的習性。以至於當其它的特質:如較為奮進的 性格,長期緊跟政治風向的敏感,甚至連動地也努力想跟上當下的文藝潮流,因此 1985 年以後的高曉聲的小說,其實無論在內涵和技術實驗上,相對於在視野和技術面的豐富 度上,與可能日趨固定的鄧友梅和汪曾祺來參照,可說更有其回應社會與公共問題的複 雜性。當然,這樣的複雜並不代表其文學價值能同步提高,本研究比較傾向認為,「右 派」世代的創作水平和內涵,特別是在社會主義理想和現實或說公共視野上,到了 1985 年以後,實有愈趨窄化的現象。這種現象的歷史生產非常複雜,上面已經稍言及,1985 年以後的作品,由於既繼承了 85 年前的某些淵源,又受到 85 年後各項政治、社會、歷 史清理、文藝思潮的認知與影響,因此相當具有解釋其文學窄化的面貌與傾向的問題。

具體到高曉聲此階段的作品來看,此階段其作品的面貌可歸納成四大主題,結合 1985 年以後的文化場域、社會和歷史等的各種生產關係及其問題,分別包括:農村與經 濟「現代化」轉型問題及其新保守態度、文革歷史清理的政治困境與寓言困境、「歸來」

知識分子的「生活」危機與自我安頓的矛盾、中美「現代化」參照、反省與思考的定型。

本節將試圖從中分析,為什麼當中仍富看似多元的類型和技巧、為什麼確實仍有著許多 題材、思想和藝術上的新意,但其實並沒有真正讓高曉聲再一次登上創作的高峰?也難

287 欒梅健<高曉聲近作漫評>,《當代作家評論》,1998 年 03 期,頁 88。

288 高曉聲<就教於世界文學研究者>,《生活.思考.創作》(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6 年),

頁 176。

以產生讓自我主體更飽滿的意義感?這些問題的詮釋將能幫助我們理解,「右派」世代 的困境的一些複雜的有機原因,也能作為未來日後知青和新世代作家寫作發展與困境的 參照系。

一、農村與經濟「現代化」轉型問題及其新保守態度—論<送田>與<美國經驗>

<送田>(1985),收入小說集《覓》(1988),是一篇繼 85 年前的「陳奐生」系列,繼 續發掘中國農村,在社會主義轉型新階段社會問題的小說,但跟過去的問題內涵的最大 差異是,<漏斗戶主>、<陳奐生上城>、<包產>主要是在反映改革開放下,農村發展的 進步「初階段」,無論就生活、還是經濟上來說,農民運用其土地或自留地,依靠本業、

農產品副業,都得以獲得一定的滿足,人物也在這樣的過程中,仍以「農民」的立場及 姿態獲得繼續發展,農村的耕種習性,仍是中國農村發展時的主要的基礎。這樣的形象 化反映,跟實際的歷史事實有一定程度地相互扣合,莫里斯.邁斯納在《毛澤東的中國 及其後》中,分析到改革開放到 1984 年間的中國農村的狀況時,就指出:

1978 年到 1984 年,農業總產值以每年平均 9%的速度增長。……農業經濟發展的 高潮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於實行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和農業經濟的市場化,從而 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另一個原因(可能是更主要的原因)是 1979 年國家大幅 度提高了糧食收購價格、放寬了此前對農業經濟施加的壓力。289

然而,中國農村的發展仍然存在著眾多問題,雖然改革開放後,恢復了包產制得以提高 農民的耕種動機,而提高收購價也讓農民的收入直接上昇,但由於原採集體耕種的土 地,又重新被切割地很零碎,「嚴重地妨礙了中國農業機械化長遠目標的實現」290,而 八○年代中及以後,幹部腐化問題愈來愈嚴重,通貨膨脹也開始出現,農民要上繳的項

289 莫里斯.邁斯(Maurice Meisner)著,杜蒲譯《毛澤東的中國及其後:中華人民共和國史》,(香 港:香港中文大學,2005 年),頁 430。

290 同上註,頁 432。

目又被提高,再加上開放農民可以去從事其它行業,作僱工、辦工廠或商業等的收入機 會,都比傳統種田生產的收入要來得更好,儘管存在著其風險,但農民或為了多賺點錢、

年輕人或為了求得所謂「更寬廣」的出路,再加上新的歷史條件下所日漸塑造的新的、

愈來愈親向西方資本主義式的現代性的想像,都廣泛地影響各階段的人民,農民也開始 渴望有更多的財富,並從事不同於傳統農民耕種的道路。路遙的長篇小說《平凡的世界》

(1988 年)就有這方面較為豐富的反映。總之,八○年代中的農民的耕種意願,實較改革 開放初期時下降許多,也因此到了八○年代中期,一種史學家的論斷就認為:「維持農 民收入及部分農村地區繁榮局面的,不是由於農業產量或農業生產率的增長,而是以『鄉 鎮企業』形式出現的農村工業的飛速發展」291

<送田>(1985 年)敏感地回應到此種社會轉型狀態的作品,小說的重點在反映了八○

年代中的某個中國農村,大家都跑去作工廠或開採石頭的轉變,雖然跟種田一樣也很辛 苦,但收入卻好的很多,因此也造成了田地無人種,甚至把田「送」給別人種的新現象,

因為田地若愈多,就必須要有人去種,相對人力就不能用到賺更多錢的工廠或其它工作 上。這樣的現象也因此給中國農村的家庭關係和社會關係,產生了新的危機與問題。

從題材來看,<送田>仍然維持了高曉聲一貫精準地發掘有意義、有價值的社會問題 的傾向,但令人遺憾的是,高曉聲並沒有把這個題材發揮的很好。正如同他 85 年前的 所有農村小說一樣,作者的社會意識,愈來愈有一種固定的「定見」,總是會在當中連 繫上中國的「官僚」化的問題,但因為在「陳奐生」系列中,各篇的細節和形象,都還 相對的飽滿(尤其是<漏斗戶主>與<轉業>),因此「官僚」問題,僅僅是在反映社會轉型 過程中的一環,不會僵化與固定成一種強而有力的主導傾向,但<送田>卻很明顯地有這 樣的問題,同時若再參照<極其麻煩的故事>、<極其簡單的故事>來看,更會發現作者對 官僚的「態度」也有日益鬆動與妥協的現象,這種妥協的態度,也是導致作品的意識、

風格和文氣難以有力的原因。相對於兩部「極其」作品中對官僚的諷刺、厭惡的立場,

雖然有過於囉嗦之敝,但到了<送田>時,對官僚的批判力度更明顯下降,甚至還將其視 為一種,在中國社會與歷史發展的進程中,難免一定會存在的一種功利的平衡,事事都 可以為其找到藉口、合理性,對文學創作的影響,導致價值觀或世界觀,往實用主義方

291 同上註,431。

向傾斜,也因此難以產生令人覺得崇高與深刻的感覺。當然,筆者的意思也並不是說,

崇高和深刻在這裡是判斷作品優劣的絕對標準,而是從否定辯證法的立場來說,妥協和 實用的傾向,對作家刻劃文學細節的耐心,絕對會有明顯磨損的作用,而細節是作為一 個文學家,或者文字工作者品質發展的基礎。具體來說,<送田>的主人公為了想要蓋房 子,向另一個官僚化的鄰人借地,鄰人不想要種田,便要求連原有的田,再加上主人公 想要的地,一起讓給他,主人公深知這是因為鄰人不想要靠種田賺錢,大家都寧願從事 其它行業。然而,主人公為了要蓋房子,也只好接受鄰人的條件,並將多出來的田地改 種「樹」,沒想到,過不久那塊「樹」的田地竟然將被政府徵收,原本的鄰人又發現有 利可圖,也知道主人公是老實人,索性找來了各級幹部,以賠罪的姿態請主人公吃飯道 歉,表示願意收回那塊種樹的土地。但理由卻是說要消除群眾的輿論影響,免得輿論覺 得鄰人占了主人公的便宜。主人公在這樣的「民間道義」的感染下,當然答應。然而鄰 人的真正目的是要圖政府徵收的錢,甚至把主人公種下的樹,轉賣給徵用單位,展現了 前人種樹、後人賺錢的諷刺性,然而鄰人也不是不夠意思的人,他也把屬於他的進工廠 的工人名額,讓給了主人公的兒子,主人公便在這樣的利益平衡下,雖然最後也獲知了 鄰人的「權術」運作,但也「心滿意足」了。在這樣的細節和意識平衡的最終的傾向下,

崇高和深刻在這裡是判斷作品優劣的絕對標準,而是從否定辯證法的立場來說,妥協和 實用的傾向,對作家刻劃文學細節的耐心,絕對會有明顯磨損的作用,而細節是作為一 個文學家,或者文字工作者品質發展的基礎。具體來說,<送田>的主人公為了想要蓋房 子,向另一個官僚化的鄰人借地,鄰人不想要種田,便要求連原有的田,再加上主人公 想要的地,一起讓給他,主人公深知這是因為鄰人不想要靠種田賺錢,大家都寧願從事 其它行業。然而,主人公為了要蓋房子,也只好接受鄰人的條件,並將多出來的田地改 種「樹」,沒想到,過不久那塊「樹」的田地竟然將被政府徵收,原本的鄰人又發現有 利可圖,也知道主人公是老實人,索性找來了各級幹部,以賠罪的姿態請主人公吃飯道 歉,表示願意收回那塊種樹的土地。但理由卻是說要消除群眾的輿論影響,免得輿論覺 得鄰人占了主人公的便宜。主人公在這樣的「民間道義」的感染下,當然答應。然而鄰 人的真正目的是要圖政府徵收的錢,甚至把主人公種下的樹,轉賣給徵用單位,展現了 前人種樹、後人賺錢的諷刺性,然而鄰人也不是不夠意思的人,他也把屬於他的進工廠 的工人名額,讓給了主人公的兒子,主人公便在這樣的利益平衡下,雖然最後也獲知了 鄰人的「權術」運作,但也「心滿意足」了。在這樣的細節和意識平衡的最終的傾向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