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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蒙者與被改造者--「探求者」雙重姿態的發生

儘管作家立場或姿態,能否構成其創作實踐或價值(歷史價值與美學價值)的「關鍵」

衡量指標,一直到現在都還是一個具有爭議性的問題。但對新中國建國後於 1957 年被 打成「右派」的文學創作者們來說,他們的寫作立場或姿態因政治規訓,影響他們一生 的命運與其作品實踐大致是事實。

五四時期的文學,由魯迅為重心開啟了啟蒙主義傳統,這種傳統跟四○年代於延安 所發展出來的新的「人民」文學傳統34的性質---無論就寫作的內涵、理想、世界觀、

甚至書寫對象,都有明顯的差異。就前者而言,知識分子本著如日後夏志清所言的「感 時憂國」的精神,紛紛以啟蒙者的立場或姿態自居,採用的是一種居高臨下(從上到下) 觀看啟蒙對象的視角或立場。某種程度上來說,這種創作姿態類似於巴赫汀的所謂的「超 視」,當這種眼光跟創作者的深刻的思想、複雜與遼闊的社會與歷史認識結合,才有機 會生產出魯迅在二○年代的各式鄉土小說、茅盾三○年代初的<春蠶>、<林家舖子>、《子 夜》,以及老舍《駱駝祥子》等等帶有社會剖析性質的現實主義作品。它們以其精采的 人物形象,發出離開舊家庭、打破封建社會和挺立個人主體意志的聲音。當然,新的個 人在社會中新的風險與責任也相應而生。這種啟蒙主義者的文學傳統,事實上也是西歐 批判現實主義影響下的結果的一部分35,它們當然也自有其書寫上的困境。例如高爾基 (Maksim Gorky,1868-1936)曾對批判現實主義小說作出過一些評述,他以為這些作品的 作者:「大半是在智力的發展上比自己同輩更高超的人,他們從自己階級粗暴的體力背 後,看清了本階級社會的創造力的衰弱。這些人可以被稱為資產階級的『浪子』。……

34 「人民文學」與「五四人的解放的啟蒙文學」這組觀念,延用的是 80 年代以後的學術邏輯。

洪子誠在其《中國當代文學史》(修正版)中即指出過:「對一些人來說,轉折意味著離棄文革的 極端化而恢復十七年文學的主流狀況,即堅持毛澤東所開啟的人民文學(工農兵文學),在矯正激 進派的歪曲之後的正當性,並繼續確立其主導地位。對另一些人而言,則是復活十七年中受到壓 抑的非主流文學線索,建立與五四人的解放的啟蒙文學的關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 年),頁 187。

35 五四現實主義小說,尤其是社會剖析派的作品,跟西歐批判現實主義的關係,可參見嚴家炎

《中國現代小說流派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5),頁 175-204。

由於對現實抱批判的態度,因此具有很高價值。」36但隨即也批評:「這個主義除揭發社 會的惡習,描寫家族傳統、宗教教條和法規壓制下的個人的『生活和冒險』外,它不能 夠給人指出一條出路。」37是故,在這一類的小說中,主人公和他的社會,或社會上的 人際關係,基本上都常存在著對立的性質,透過一連串人物與事物的鬥爭,反映某個歷 史時期的社會上錯縱複雜的整體性(盧卡奇式的觀點),或說某種橫切的典型面向。

當然,五四各階段作品,有其歷史所賦予的複雜性,非本節所能與所要處理的重點,

然而透過上一段簡要地參照描述,企圖說明的是,隨著抗日戰爭日趨緊張,三○年代「文 藝大眾化運動」的發起與進行38不能不說有其歷史邏輯的合理性。對於許多作家而言,

那種以「啟蒙」者來曝露社會黑暗的居高臨下的視角,又同時停留在這樣的黑暗描述卻 無法提出解決社會困境的出路,很多時候已經不能說服在嚴肅而且具有目的性的戰爭時 期,具有強烈社會關懷的作家的責任與承擔的欲望。也因此,到了三○、四○年代起,

許多知識分子才亦開始推行能讓普羅大眾,而非僅僅只是知識分子所能接受的口語白話 書寫(見本章第四節的討論),同時在寫作題材與立場上,也更講究要貼近大多數人民的 實踐。這當中有一些是在五四的第一個十年就已成名的作家,例如丁玲,她到了延安以 後寫的作品,如<在醫院中>(1940 年)、<我在霞村的時候>(1940 年)及<夜>(1941 年)等,

開始將視野擴展到了知識分子之外的底層農民、人民/基層幹部的生活與心態,儘管寫作 技巧不甚成熟,但至少眼光已經能自覺脫離一己之侷限,作品除了處理知識分子和女性 的狹隘自我外,亦開始往不同階級的人民擴展。還有一些是一樣在三○年代就跟隨了共 產黨投入革命,知識分子習氣本來就不高,但卻在掌握生活細節和蘇聯文學翻譯上都頗 有才能的作家,如柳青與周立波,他們面向與融入底層的寫作姿態,在進入了五○年代 以後的代表作中,運用的更為自然成熟,周立波的<在禾場上>(1956 年)、<山那面人家

>(1957 年)及柳青的《創業史》(第一部,1959 年),都體現了不同於五四上對下的啟蒙 眼光,對於不同階級的他者,有著並不完全只是教條的將心比心的平等觀看與理解。

雖仍不乏概略與粗疏,但大致可以這樣概括:四○年代延安區及建國後五○年代初

36 高爾基<和青年作家談話>,入高爾基原著,孟昌等譯《論寫作》,(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1955 年),頁 7。

37 同上註,頁 9。

38 參見蔡佳潾《台灣與中國大陸的「文藝大眾化」論述探討》的第三章<1930 年代中國大陸「文 藝大眾化」論述的發展>,台灣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 年 1 月。

期的文學創作,相對於國民黨清黨(1927 年)或左聯成立(1930 年)之前的作品,已經不完 全是從一種五四個人主義式的(儘管當時每個作家對「個人主義」的內涵的理解都有很 大的差異39)與菁英知識分子的立場,也不是以一種上對下的啟蒙立場,而是開始出現了 講究更融入的、平等的,同時與更多的勞動人民、農工兵等對象交融在一起的視角或眼 光。在人際互動上,更重視的是個人與集體的合作關係,而非個人在社會/集體中為一己 之私或一人成功的自我奮鬥。這種作家立場/姿態的轉向,雖然仍不乏是 1942 年毛澤東

<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規訓下的結果,誠如毛說:「我們知識分子出身的文藝工 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為群眾所歡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來一個變化,來一番改造。

沒有這個變化,沒有這個改造,什麼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40但從前 面所述的歷史發展過程來看,也仍自有其內在邏輯發展的合理性。這個階段起,一向作 為「啟蒙者」的知識份子作家,一方面出於自覺,二方面也因政治力的「一體化」在建 國後成為主導勢力,逐步被要求成為要向廣大人民群眾學習的「被改造者」,而人民大 眾在他們的筆下,也不再只是庸眾、不再只能是被展示出劣質「國民性」的對象,而開 始展現出許多更具有社會主義新人的主人公形象與新的主體性。

然而,更具體地來說,身處在五四啟蒙傳統與延安人民傳統的歷史流變下的作家,

其立場或姿態,大部分的時候也並非如此「純粹」,深受五四啟蒙思潮、個人主義解放 思想影響下的作家,進入延安的人民文學傳統後,衝突與矛盾在所難免。正如同黃子平 對丁玲四○年代代表作<在醫院中>的分析:

「五四」所界定的文學社會功能、文學家的社會角色、文學的寫作方式等等,勢 必接受新的歷史語境(現代版的農民革命戰爭)」)的重新編碼。這一編碼(治療) 過程,改變了二十世紀後半葉中國文學的寫作方式和發展進程,也重塑了文學家、

39 五四時期,甚至比其更早期的個人主義的歷史內涵,非常複雜,難以定義。不同的作家、不 同歷史時期,常有不同的認知與理解,周昌龍在<五四時期知識分子對個人主義的詮釋>中,曾 以魯迅、周作人、胡適為個案,討論了他們不同的「個人主義」的理解,該文收入其《新思潮與 傳統:五四思想史論集》,(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95 年),頁 13-41;而劉禾在<個人主義話 語>中,亦重新上溯到新文化運動前的 1914 年杜亞泉在《東方雜誌》所提出的<個人之改革>,

討論杜亞泉所提出的個人觀中的「啟蒙主義所無視的個人的侷限性」、「既非儒家思想的死敵,又 非社會主義的對立面」的個人主義內涵,亦值得參照。此文收入劉禾《語際書寫—現代思想史寫 作批判綱要》,(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9 年),頁 29-63。

40 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毛澤東選集》(第三卷),(江西:人民出版社,1966 年),頁 808。

知識分子、「人類靈魂工程師」們的靈魂」。41

又說,這篇小說的主人公(具有五四的啟蒙姿態,曾不斷企圖將西方式的現代性/醫院的 模式,引入新的環境),乃具有這樣的問題:

一個自以為「健康」的人物,力圖治療「病態」的環境,卻終於被環境所治療……。

42

新中國建國後的第一代作家中的「右派」世代,某種程度上可以說,也跟丁玲到延 安的轉向一樣,共享了同一組相近的困境發展結構。本研究將這樣的狀態命名為「雙重 姿態」,指涉這些「右派」世代作家,從創作起點到日後發展,都難以脫離既有五四所 發展出來的上對下的啟蒙姿態,但仍又有平等的、融入的、不以知識分子標準為前提的 延安傳統下的人民立場。當然,以本研究的個案「探求者」作家群來說,這種「雙重姿 態」的現象內涵,和跟丁玲那種五四到延安的轉變、矛盾,因其年齡、學識、經驗與日 後生活的不同,也有不少的差異,需要透過各階段作品的具體分析,與大量的參照系,

才能細緻地理解五四作家,和建國後的這些年輕「右派」在寫作姿態/立場內涵上的不同,

這是一個需要透過個案分析,陸續累積長期進行與處理的工作。本處僅先嘗試歸納「探 求者」的「雙重姿態」的起源與內涵。透過以下幾點來說明:

這是一個需要透過個案分析,陸續累積長期進行與處理的工作。本處僅先嘗試歸納「探 求者」的「雙重姿態」的起源與內涵。透過以下幾點來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