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獎勵人文與社會科學領域博士候選人撰寫博士論文
成果報告
中國大陸「探求者」作家群研究
核 定 編 號 ： NSC 97-2420-H-032-001-DR
獎 勵 期 間 ： 97 年 08 月 01 日至 98 年 07 月 31 日
執 行 單 位 ： 淡江大學中國文學學系
指 導 教 授 ： 呂正惠
博
士
生
： 黃文倩
公 開 資 訊 ： 本計畫可公開查詢
中 華 民 國 99 年 03 月 02 日
淡江大學中國文學學系博士班
博士論文
指導教授：呂正惠 博士
「探求者」作家群文學困境論
---- 一個「右派」作家群的歷史、社會與美學考察
研究生：黃文倩 撰
中 華 民 國 99 年 1 月
本研究撰寫期間
曾先後榮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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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江大學赴日本訪問暨蒐集研究資料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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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陸委會中華發展基金獎勵研究生赴大陸研究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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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97 年度人文與社會科學領域
博士候選人撰寫博士論文獎
(國科會編號：NSC 97-2420-H-032-001-DR)
謹此致謝
論文名稱：
「探求者」作家群文學困境論—一個「右派」作家群的歷史、社會與美學考察 頁數：277校系(所)組別：淡江大學中國文學學系博士班
畢業時間及提要別：98
學年度第 1 學期 博士學位論文提要
研究生：黃文倩
指導教授：呂正惠 教授
論文提要內容：
「探求者」是中國大陸「雙百」期間(1956-1957 年)出現的一個同人刊物與作家群的總稱，是大陸 「右派」世代作家群的一個重要有機的部分。本研究以此個案的文學作品為中心，結合社會、歷史與 美學的詮釋方法，縱橫地討論中國大陸「右派」世代跟俄蘇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批判現實主義、中國 古典白話小說傳統、毛澤東文藝傳統間的接受關係，進一步分析與釐清造成其各階段文學困境的創作 立場、世界觀、社會主義經驗等的歷史生產基礎。 「探求者」一生兼有五四知識分子的啟蒙立場，以及毛「講話」以降的人民姿態。這種「雙重姿態 /立場」的混合及其消長，左右了他們的創作與基調。在五○年代中期，他們將教條化的「社會主義現 實主義」，理解成「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可能性本身」，混淆了某種文學觀念的可能性、可建構性 與歷史實踐性質的差異，也長期地影響了他們在世界觀深度的發展的空間。改革開放後，「探求者」的 世界觀中的特質是：在最佳的狀況下，他們對文學淵源的典範學習，有更寬廣的古今中外兼收的眼光， 而在選擇材料、處理題材、塑造人物、運用語言時，亦能透過豐富口語的白話，來對「生活整體性」 進行探求，因此改革開放的 1978-1984 年間的作品，是「探求者」及許多具有代表性的「右派」世代 一生創作的高峰，具有相對較高的文學成就、公共視野與史料認識意義，值得學界重新重視。1985 年 以後，由於世界觀受限於早年的文藝思想水平，創作姿態也愈往知識分子立場偏移，再加上西方思潮 大舉進入中國、改革開放下資本主義經濟發展日漸成為主導的力量，也使得「探求者」的文學創作， 有愈來愈明顯的實用主義的世界觀，並被一己經驗性的價值感所限制，再在去政治化的連動性的綜合 作用下，他們此階段文學作品的感情、公共視野、力量與傾向，愈來愈走向弱化、窄化與重抽象精神 的現象。日後「知青」世代的文學困境，亦能在此發現歷史基因。但此階段文學中的許多對社會主義 歷史經驗的再聯繫與回溫的碎片，仍不無再認識與啟發意義。本研究的發現即在當中—突破既有的文 學史的傷痕、改革、反思的舊式框架，直接細微地揭示與重構此困境的「歷史生產」過程，增加對「右 派」世代研究的各式細節分析與新的論述聯繫。整體來說，他們是我思考兩岸與第三世界國家文學困 境與文學發展的一種嘗試基礎與社會實踐。 關鍵字：「右派」、「探求者」、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批判現實主義、公共視野 表單編號：ATRX-Q03-001-FM030-01目次
第一章、緒論：為了忘卻的紀念 ... 3
第一節：研究動機與問題意識...3 第二節：研究方法...8 第三節：文獻評述... 11 第四節：章節重點...18第二章、啟蒙者與被改造者--「探求者」雙重姿態的發生 ... 23
第三章：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教條化的發生與回應： 1949-1957 年「探求者」
公共視野的起源與文學創作 ... 32
第一節：五○年代「探求者」對社會主義現實主義與批判現實主義的接受與窄化 ...32 第二節：「雙百」運動前「探求者」的小說--與人民立場融合的感性實驗及其縫隙...43 第三節：「雙百」運動、新中國社會問題跟「探求者」創刊的關係 ...53 第四節：「雙百」運動期間「探求者」小說的特性：基層知識分子跟共產黨政權的矛盾現象 ... 62第四章：雙重姿態下的公共視野：1978-1984 年「探求者」的世界觀與小說 . 81
第一節：「探求者」世界觀的擴展及思維侷限...83 第二節：「探求者」文學語言觀的歷史生產與辯證過程 ...96 第三節：建國後社會生活與人物命運的公共視野—論高曉聲小說(1978-1984) ... 106 一、新中國的農村生活、農民性格與風格的「變化歷程」—論 1984 年前的「陳奐生 系列及<極其簡單的故事>與<極其麻煩的故事>... 108 二、知識分子的自我安慰、文革的「世代」反思、社會主義的教育連繫—論<周華英 求職>、<系心帶>、<特別標記>、<定鳳珠>與<我的兩位鄰居> ... 117 三、農村婦女與工人階級的愛情與婚姻關係—論<揀珍珠>與<跌跤姻緣>... 124 四、「世代」視野下農村現代化與社會主義淵源的再聯繫—論<水東流>與<蜂花>129 五、農民、幹部、知識分子的精神病症—論<錢包>、<山中>、<太平無事>、<魚釣> 及<繩子>... 133 第四節：新時期意識型態下的社會反思、社會主義理想與文士性情—論陸文夫小說 (1978-1984)... 139 一、新時期意識型態下的官僚與教育反思—論<特別法庭>、<門鈴>、<圍牆>與<唐巧 娣翻身>... 140 二、科學、日常、商業、飲食文化中的社會主義理想、矛盾與文士性情—論<獻身>、 <小販世家>、<還債>與<美食家>... 148第五節：中國共產黨革命史中的路線之爭及其問題—論方之小說(1962-1979) ... 164 一、基層黨員方之及其對社會主義發展的現實認識—論<出山>與<看瓜人>的「革命路線」 問題... 166 二、論<內奸>對共產黨革命史的橫切面重構—兼論其說書立場的實踐意義 ... 170
第五章：雙重姿態下文學面貌的窄化：「探求者」1985 年後的小說... 177
第一節：社會意識固著化、歷史性質抽象化與情感的個人性窄化----論高曉聲 1985 年以後 的小說... 179 一、農村與經濟「現代化」轉型問題及其新保守態度—論<送田>與<美國經驗>... 181 二、文革歷史清理的政治困境與寓言困境—論<回聲>與<觸雷> ... 187 三、「歸來」知識分子的「生活」危機與自我安頓的矛盾—論<臨近終點站>、《青天在 上》、<天意> ... 193 四、中美現代化參照、反省與思考的定型----論<災難古龍鎮>、<戰術>及<陳奐生出國> ... 205 第二節：感情的文人化與社會主義理想的非辯證性解構----論陸文夫 1985 年以後的小說 ... 211 一、孤立的「美」與五四啟蒙話語的再連繫及其限制—論<臨街的窗>、<井>與《人之窩》 ... 212 二、社會主義日常生活懷舊及其非辯證性解構—論<畢業了>、<清高>與<享福> ... 226第六章、結論：面對失落的公共視野 ... 239
主要參考文獻 ... 245
一、文學作品 ... 245 二、批評與研究專著 ... 249 三、期刊、報刊文獻及學位論文等 ... 253 附錄一：「探求者」作家小說或創作年表 ... 258 附錄二、高曉聲與陸文夫的重要生活年表 ... 265 後記引言 生活與藝術，不僅應該相互承擔責任，還要相互承擔過失。詩人必須明白，生活庸俗而平 淡，是他的詩之過失;而生活之人則應知道，藝術徒勞無功，過失在於他對生活課題缺乏嚴 格的要求和認真的態度。--巴赫金<藝術與責任>1 存在作為屬於人(與人相關聯)的一切，其價值的多樣性只展現給懷著愛心的直觀，只有珍愛 才能把握和鞏固這種多樣性。．．．來在每一個事物身上緊張地放慢、加強、雕琢它的每 一細節。只有愛心才能在審美上成為能動的力量。--巴赫金<論行為哲學>2
1 收入巴赫金原著，錢中文主編《巴赫金全集．第一卷》，(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年)， 頁 1-2。 2 同上註，頁 63-64。
第一章、 緒論：為了忘卻的紀念
第一節：研究動機與問題意識
「探求者」是中國大陸「雙百」期間(1956-1957 年)出現的一個同人刊物與作家群 的總稱。在刊物的草創過程中，曾寫有一些彰顯其文藝理念的文章，包括：<意見與希 望>、<”探求者”月刊社啟示>、<”探求者”月刊社章程>，同時，亦有不同於五○年代「一 體化」狀態下的文學創作。然而，刊物尚未正式出版，就因為 1957 年中的「反右運動」 而被迫中止。當年主要參與的作家，包括葉至誠(1926-1992)、高曉聲(1928-1999)、陸文 夫(1928-2005)、方之(1930-1979)及陳椿年等人，也因此被劃為「右派」3或所謂的「反 黨集團」，真誠地步入再「改造」的一生。改革開放後，這一批作家中的高曉聲、陸文 夫和方之，再度成為八○年代的重要代表作家，備受矚目。由於其文學淵源、創作題材、 藝術手法、現實視野，跟十九世紀批判現實主義、二十世紀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中國古 典白話小說、毛澤東在 1942 年<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開啟的延安文學新傳統密 切相關，不但反映了早年的社會主義革命的理想與實踐、農村或工廠的下放「改造」經 驗，也見證與記錄了新中國建國前後到改革開放的各式社會與歷史流變，所以他們的一 生經驗與文學作品，既是理解中國大陸「右派」世代作家(或「歸來」、「復出」作家)的 重要個案，也是歷史性的認識新中國建國前後及其日後政治、社會、文化、經濟發展的 一種媒介。而兼以文學史的視野來理解本個案，將「探求者」的文學現象與作品生產， 放在世界冷戰格局的背景下來認知，也是清理進而建構第三世界國家的困境與文學主體 性的一個有機部分。 儘管這是稍有大陸當代文學研究的學術知識，也不難開發出來的研究對象、問題意 識與思考方式，但可能基於某些政治原因，在我經過相關的文獻考察(詳見後)，卻發現3 本研究所謂「右派」的內涵，並非一般抽象政治學意義上的「左派」、「右派」的概念，而是特 指在新中國的歷史語境下，於 1957 年中的「反右運動」下，被共產黨打成「右派」的人士。他 們的立場和實際內涵，乃是隨著各階段歷史條件的不同，而有所細微差異，故難以抽象地界定他 們，但本研究基本上認為，這批「右派」世代作家，其實一生都具有某種程度的左翼社會關懷的 傾向。
海峽兩岸的大陸當代文學研究，仍以十七年時期的「紅色經典」與改革開放後的「知青」 世代的作家作品研究，較受到嚴肅的對待與處理。雖然仍有一些對「右派」作家的創作 歷程及其作品的個案分析，但並不令人意外地，1978 以前的分析文獻，多使用較單一、 線性的思維，並慣性地概括成一種政治意識/思想型態的論述。改革開放後的研究概況， 又多採用五四「啟蒙」視野的標準，來進行文本主題或藝術分析，難免簡化了新中國與 社會主義革命與發展下的歷史生產的獨特性與複雜性。在作家、作品的基礎文獻/史料的 整理上，除了王蒙及汪曾祺外，大部分的「右派」作家的相關研究，也沒有為他們編撰 基本的著作年表與生活年譜，採用「先驗」觀念與研究者的「期待視域」的分析相當普 遍，因此其主題、題材、人物內涵、「獨立」式的藝術技巧賞析，許多幾乎不出既定的 認識框架(如納入所謂的傷痕、反思、改革的套路，或人性、人道的普世性詮釋)。八○ 年代末以後，中國研究現當代文學較重要的論者/批評家們，又因為許多國內外政經等複 雜因素4，始紛紛將文學研究的重點，移轉到所謂的「文化研究」和高度思想性質的傾 向，使得文學研究與文學批評，更多地傾向成為解剖意識型態、檢討歷史思想、回應中 國當代問題的實用功利工具，雖然這樣的研究方式有其「先進/進步」的重要意義(從左 翼文學所重視的解放意識形態與社會實踐的功能與作用來說)，在本研究中，筆者也部 分地吸收了這種視野與方法，但是，我們仍必須自覺，思想性質的文學研究，一旦過於 固定、坐實或排它，也會跟過於講究「藝術」一樣，其進步意義也會走向其反面。在我 心目中，理想的文學研究/批評的目的「之一」，在追求社會介入/實踐「解放」的思想/ 意識的目的間，仍需綜合與擴充對「文學本身」5的複雜與具體的分析。例如，分析作 家在不同歷史階段的題材選擇、想像、才具、文體、語言，以及跟古今中外文學典律、 淵源間的繼承關係、實用性與無目的間的歷史「辯證」性質等等。畢竟，若僅僅將文學 材料，作為從事現當代文化與思想研究的媒介，那麼為何不平行地參照與研究同階段的 哲學家、批評家、社會學家、理論家、政治家的思想？某種程度上，他們不是可能比文 學家的思想或意識型態，更富有歷史與社會的解放意義的豐富性嗎？因此，綜上考量，
4 這方面的分析，可參見賀照田<後社會主義的歷史與中國當代文學批評的變遷>，收入《當代中 國的知識感覺與觀念感覺》，(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 年)，頁 54-75。 5 此處的「文學本身」，筆者很有自覺，並「非」將其視為一「獨立」的客體看待，也並非中國 大陸八○年代中以降的獨立式的「文學本身」的指涉。而是視為一種在歷史動態發展中，可辯證 式地融合思想性與技術性的文學實踐。
以及截至本研究初稿出爐(2009 年冬)為止，本研究對「右派」世代作家及作品研究成果 的理解，筆者以為，以廣泛的「右派」世代作家的文學作品的認識為基礎，並聚焦在「探 求者」作家群的作品淵源、內涵、藝術、風格、甚至文體實踐，跟二十世紀其獨特的歷 史、社會、政治間的關係，進而評述其在冷戰背景下的第三世界國家文學的意義豐富性 與文學困境，就我目前所知，尚未有學者將其有系統地清理與重構。因而是一件值得嘗 試的工作與方向。 相較於其它當年也曾被打成「右派」的「干預現實」的小說家，如鄧友梅(1931-)、 從維熙(1933-)、王蒙(1934-)、張賢亮(1936-)等知名的個案，或同階段並未被打成「右派」 的女作家，如茹志鵑(1925-1998)、宗璞(1928-)等，或文人小說家汪曾祺(1920-1997)，「探 求者」作家群，可能是類似於戈德曼所言的「某些突出的個人」的一種。呂西安．戈德 曼在《隱蔽的上帝》中說：「人與人的覺悟程度各不相同，只有某些突出的個人或處在 某種特別適當的形勢下(如戰爭形勢下的民族意識，革命形勢下的階級意識等等)的群體 的大多數成員才能達到最高度的覺悟。由此而產生的突出的個人比群體的其它成員能更 好地、更確切地表達集體意識的情況。」6除卻他們是五○年代少數的文藝同人團體的 代表外，跟當年其它被打成「右派」的小說家相比，他們在「雙百」期間，雖然也都企 圖「探求」與「干預現實」，但由於葉至誠出身五四作家葉聖陶之家，使得他們在文學 「探求」的觀念上，具有對五四時期文學流派百花齊放的淵源的自覺(儘管很簡單) ; 在 其「探求」的世界觀與實踐上，雖然確實繼承了一定程度的毛澤東 1942 年的<在延安 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以降的中國社會主義革命的文藝傳統，但從其作品內，也同時存 在著魯迅精神、十九世紀俄國傳統下的批判現實主義、十月革命後的蘇聯社會主義現實 主義、中國古典文學中的白話小說傳統等淵源。這些文學淵源跟中國當代文學關係，在 「大框架」上，在今天大陸當代文學史上，已被眾學者所認識與承認7。但本研究更感 興趣的是當中的「細節」與「差異性」(而非「共相」式的框架分析)。意即：「探求者」 作家群跟上述文學淵源的「接受」內涵與認識水平，和他們的創作姿態、各階段的政治 與生命等的關係。這些世界觀與文學實踐，是一種能夠解釋新中國建國後的文學淵源、
6 呂西安．戈德曼《隱蔽的上帝》，(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98 年)，頁 22。 7 可參見洪子誠《中國當代文學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 年)及陳思和《中國當代文學 史教程》(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9 年)。
發展與歷史困境的重要進路。例如，以高曉聲早期的作品實踐來說，他在 1957 年的< 不幸>中，就明顯跟契訶夫的批判現實主義的戲劇<萬尼亞舅舅>有互文關係，顯示出了 他早期不自覺地，偏向批判現實主義風格，傾向五四時期啟蒙立場的知識分子的姿態， 明顯地跟建國後的知識分子，乃是作為一個被改造的對象與姿態間的矛盾 ; 而方之在新 中國建國到反右前，雖然極真誠也積極地投入中國底層農村改革，並具體地實踐出一些 短篇作品，也頗受蕭洛霍夫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式的長篇小說《被開墾的處女地》、毛 「講話」以降，以及趙樹理四○年代小說中的主人公在生活中發現主題等世界觀等的影 響，但他也仍在「雙百」中受到極左的政治力量打擊。如何具體地解釋，他們的文學淵 源、社會主義關懷和實踐，和被政治批判間的因果關係與邏輯，不致於僅以一句「政治 化」(畢竟各階段的「政治化」的實際內涵都不一樣)概括帶過，需要更具體仔細地來疏 理。至於在其所受中國古典文學的教養上，高曉聲與陸文夫小時候看得最多的都是古典 白話小說，高曉聲甚至還閱讀過《綱鑑易知錄》，他對於作家的歷史格局與視域擴大的 敏感，對於複雜的三國人物曹操的認知，屢次出現在其創作觀中。而其口語白話的傳統， 又是如何被歷史所生產與流變的？也都是可以用來綜合地分析，新中國「右派」作家的 本土特色的一環。再加上或許是中國南方水土地域，所間接潛移默化等文化地理條件， 可能陶冶了如「探求者」作家群的感情與感性，諸如陸文夫的文人、名士氣質等，都使 得「探求者」的文學特色，跟冷戰以降的中共黨史、歷史、政治、社會運動、古典與近 現代思潮、文學傳承與流變間的關係，有可能建立出更為細緻的連繫。因此以文學史的 視野，選擇「探求者」作家群及其作品為核心，重構新中國建國後的「右派」世代小說 創作上的淵源、發展的一種關鍵面向，並動態地說明其文學困境的歷史起源與過程，預 料將能夠有一定的效度。 從文學本身的豐富性(自然包含內容與形式)來說，「探求者」的代表作家葉至誠、高 曉聲、陸文夫與方之的作品，以高曉聲和陸文夫兩家，有其重要的重探價值。就作家的 出身特色來說，他們都來自江蘇，一個自古文化相對較優勢的江南地域 ; 他們都曾親身 投入新中國建立前後的革命和各項社會運動，見證了舊社會的腐敗與革命的必然性，因 此在毛澤東要求知識分子改造的宣言下，他們大多「信仰」應該投入勞動的價值觀，並 努力改造知識分子的習氣與行為 ; 他們幾乎一生堅持社會主義理想，與其接受或理解的
「現實主義」、「批判現實主義」的觀念，也以自己對基本藝術自主的理解，來抗衡與區 隔五○年代中期已教條化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並非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可能性 本身)，或某些官方教條式的寫作風潮(儘管他們早年大多都是毛澤東文藝政策下，誠懇 的「歌德」派與追隨者。當然以他們當年的階級與視野，其對毛澤東和中共高層政權運 作與理解的深入性，也相當不足) ; 同樣在反右運動中，被下放與被鬥爭，他們不但沒 有因自尊心忍受不了而自殺(但陸文夫及方之曾有自殺的念頭8)，也沒有像日後知青下放 後，產生過多的悲情與傷痕，反而大多產生出有一種獨特的中國阿 Q 精神、名士氣質或 跟底層人民認同的態度，來控制與調整自尊，真誠地跟農工兵等基層看齊，以度過精神 和肉體的煎熬。從創作歷程來看，他們的作品均橫跨新中國建國到改革開放，甚至新世 紀後，在這半個世紀中，高曉聲、陸文夫的創作數量與品質最為可觀，曾以老驥伏櫪的 姿態，文革「歸來」後繼續奮起猛進，一生中共創作出 86 篇(高)與 55 篇(陸)的小說， 可說極為不易。高曉聲小說跟魯迅之間的精神繼承，也已成為在二十一世紀重新建構魯 迅的「國民性」研究時，時常被提及的當代轉化個案。而陸文夫獨特的「平衡的藝術」， 也成為理解中國名士派文人的敘事與心態，除了汪曾祺與鄧友梅之外，另一種當代轉化 的狀態的重要代表。至於方之則是一生視自己為真正的共產黨，從其對中共黨史的歷史 寓言書寫，以及小說視角的說書人的形式選擇，亦可發現其混雜在毛傳統、俄蘇式的現 實主義和中國古典白話小說傳統間的層次。至於葉至誠，一輩子講究真誠，在散文創作 的題材與主題上，卻無法脫離固著的心態，同時數量也太過有限，雖然可用來幫助我們 理解理想主義、英雄主義泛本質化的「真誠的限制」，但由於在討論高曉聲、陸文夫、 方之及其它「右派」世代的參照系時，已可觸及類似的內涵，因此本研究在文學的具體 細評上，主要仍以高曉聲、陸文夫、方之三家為對象9，兼以其它「右派」世代的代表 作品，以為參照。
8 葉至誠在方之《方之作品選．曲折的道路(代序)》曾提到方之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曾被逼得自 殺。而陸文夫亦曾在其散文<微弱的光>中提到他也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有自殺的念頭。 9 「探求者」在 1957 年發起時，其成員還包括陳椿年、艾煊、梅如愷、曾華等人，然而，就實 際創作的成果、創作信念上的交集與當年主導的積極度來說，仍以葉至誠、方之、高曉聲及陸文 夫為主。本研究雖以「探求者」作家群為討論對象，但並非只是「作家論」與「作品論」，實際 要討論與實踐的問題意識乃是「文學困境論」(或廣義的第三世界文學困境論的一部分)，因此研 究僅是以葉至誠、方之、高曉聲及陸文夫的相關說法為主要「個案」考察核心。而在作品的細評 討論上，則以當中更有豐富成果的的方之、高曉聲及陸文夫為重心，並在論文中，適時參照相關 「右派」世代作家作品，以突出「右派」世代作家文學困境的共相。
至於他們流暢的白話文的運用，已脫去五四時期的歐化與瞿秋白所說的「新文言」 的傾向，結合了毛「講話」及趙樹理所開出的白話民間傳統，辯證地發展出了具有中國 民族性、民間性與生活情感的口語白話文，也都是本研究考察新中國建國後，第一代小 說發展、特色，與綜合地分析「右派」世代文學的有機部分。
第二節：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問題意識、對象，在台灣及中國大陸方面，尚未有學者完整地與較複雜雜 地討論與建構。作為一個生長在台灣，從小被教導「反共」，又在「台灣主體意識」蔚 為主流下影響下的研究者，我主要是採用重新蒐集、閱讀大量新中國「右派」作家的第 一手文集、論著，及各式相關的文學作品、第二手的重要歷史與社會背景研究文獻和政 治人物的文集、文章等，作為實事求是的研究方法之一。此中包括核心的「探求者」作 家群的文學材料，其它具代表性的「右派」世代作家(或幸運沒被打成「右派」，但年齡 與「探求者」相近的作家)，以及新中國各個不同歷史階段(包括十七年時期及改革開放) 下的各種小說代表作(如紅色經典及知青世代的代表作)。綜合思考在近似的社會、政治、 歷史淵源，相似或相異的階級、背景、所屬集團、品格、意志與世界觀等條件下，「探 求者」作家群所反映歷史與社會問題的連繫性、特殊性與豐富性。當然，這些背景仍跟 1949 年新中國建國的歷史，甚至可上溯至北伐以降的社會主義革命下的社會、政治、歷 史經驗都有關連，本研究也多方參閱了許多史學與社會論著，與左聯成立以後的左翼文 學理論家，如瞿秋白、周揚、馮雪峰等「接受」的現實主義或社會主義現實主義觀。而 新中國的重要領導人(或與文藝政策有關的領導)，如毛澤東、周恩來、陸定一、鄧小平 等，對文藝的相關講話、政策的文本，亦在本研究的綜合考察視野內。論文整體的思考 框架大致如下：其次，具體進路主要有三：第一，分析「探求者」等「右派」世代，兼有五四知識 分子的啟蒙姿態，以及延安以降的「被改造者」的姿態的融合與矛盾，同時討論這種「雙 重姿態」在各個歷史階段，對他們的文學創作所生產出的優點與限制 ; 第二，具體分析 「現實主義」、「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批判現實主義」等觀念，在新中國建國後的「接 受」內涵，並比對「探求者」在五○年代中期，對以上的文學觀/世界觀的認知與窄化的 問題，進一步對「探求者」在改革開放後的創作觀/世界觀進行檢討，挺立其曾經具有較 大格局的文學淵源和生活考察的創作視野，亦說明他們的精神向度與政治規訓間相互抵 消的關係與歷史限制。第三，在前項姿態、立場與觀念論述的基礎下，進一步重新完整 地檢視與分析「探求者」代表作家高曉聲、陸文夫、方之的所有作品，討論他們在各個 歷史階段下的創作內涵與技術問題。分析他們的創作，跟其世界觀、文學立場/姿態和新 中國各階段政治力量的關係，揭示其文學困境的內在複雜連繫，以補充目前他們的文本 細評及文學史解釋的空間。總的來說，本研究的定位是一種文學史性質的論著，因此在 論述過程中，研究者並不傾向對某一作品，提出絕對與固定化的價值標準與優劣評價。 筆者對本研究的意義期望為：作為一種歷史地理解，在新中國(廣義的第三世界國家的 一部份)中，自身的文學在自身的特殊歷史條件下的「相對」水平與歷史、社會、美學 的意義/價值與限制，並以台灣文學研究者對文學「感情」和「細節」的重視的立場，補 「探求者」作家群 文學困境論— 一個「右派」作家 群的歷史、社會與 美學考察
充與綜合地來分析作品內涵和特質的可能性。這些具體的分析內涵，自然也涉及到我目 前的文學立場、實踐傾向、文學趣味與水平侷限。 第三，本研究自覺地參照與跟進兩岸現當代重要文學批評家的思維方式、審美選擇 /典律與批評流變。這些批評家包括：中國大陸的洪子誠、趙園、黃子平、蔡翔、王曉明、 陳思和，台灣的呂正惠、施淑、顏崑陽與龔鵬程，以及旅美的夏濟安(已故)與夏志清等。 透過廣泛地閱讀其文學批評實踐的代表成果、追蹤其批評觀發展的歷史軌跡、反省當中 的文學批評與文學史觀的後設邏輯、思考與挪用古典文學批評方法與史觀的可能性等 等，都是我綜合進行本研究與文學批評上的後設參考之一。而在不可或缺的西方理論的 援引與參考上(理論時常也是一種很有意味的文本)，由於筆者目前的時間與能力，也為 了避免「前提決定結論」的論述方式，需要援引時，我採用的是參考他們思考問題的角 度與「靈光」(亦「光暈」，Aura)10，亦作為「綜合」論述時的參照「之一」。至於實際 進入材料時所遇到的沉默、縫隙與斷裂的內涵，筆者目前的批評傾向是：根據直覺與感 性，讓它們跟那些可被歸納出的框架與內涵，不刻意求全以維持某種緊張。 近年來我花了很多心力在國內外訪問與聽課，力求實踐一種動態自主學習的主體。 所以本研究運用的許多分析論點、方法和視角等，亦受以下先後來台客座大陸學者：包 括賀照田先生、洪子誠先生、錢理群先生的啟發。而在本研究最後一年的撰寫過程中， 與薛毅先生的電子書信討論，也對本研究的展開與修正，有一些直接與間接的影響。前 人有形諸文字之處的觀點，會在後文陸續引用。未有形諸文字之想法與啟發的根源，在 此亦先一併聲明。
10「靈光」, 或曰「光暈」(Aura)，是本雅明在《技術複制時代的藝術品》所提出的觀念，是與 距離感、崇拜價值、本真性、自律等概念連繫在一起的內涵，參考楊小濱《否定的美學—法蘭克 福學派的文藝理論和文學批評》，(上海：三聯書店，1999 年)，頁 79。另據布洛赫(Ernst Bloch) 談到對本雅明的印象時寫道：「本雅明身上有一種盧卡奇所缺乏的東西，即對富有意味之細節的 敏銳目光。那是一些不太引人注目，無法用既存框架去套的東西。」以上括號內轉引自《發達資 本主義時代的抒情詩人．譯者前言》，收入王才勇譯，本雅明原著《發達資本主義時代的抒情詩 人》，(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 年)，頁 3。根據上書所註，原文出自阿多諾等《論本雅明》， 法蘭克福 1968 年版，第 17 頁，亦可參照。
第三節：文獻評述
新中國建國後「右派」世代小說家的作品評述，跟冷戰以降的新中國的歷史、社會、 政治意識型態、文化思潮的流變等密切勾連，因此大致可分為建國(1949 年)到文化大革 命結束或大約改革開放(1978 年)前、文革大革命結束後兩個階段，來評述相關文獻。以 本研究核心對象「探求者」及本研究的問題意識為考察核心，兩階段的相關文獻，有以 下幾個檢討重點： 建國到改革開放前，「探求者」的評述文獻，主要集中在 1957 年的《新華日報》和 《雨花》雜誌。11 1956 年，陸定一在毛澤東的指示下推動「雙百運動」，從同年 6 月 13 日《人民日報》發表了著名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宣言起，文壇上帶有日後洪子誠 所謂的「一體化」12的文藝傾向開始鬆動，費孝通也在此新政的激勵下，於 1957 年 3 月 24 日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知識分子的早春天氣>。這些新的歷史條件，讓這一 批年輕的江蘇作家，也公開反省當時「文藝為政治服務，為運動宣傳，而忽視了文學創 作的特殊性」13的現象，企圖「對藝術問題進行嚴肅、認真地探索、研究」14。高曉聲、 陸文夫、方之等人，以他們年輕的銳氣，對當時已有「教條傾向」的「社會主義現實主 義」觀念和作品紛紛表達不滿。儘管他們在文學創作上的基本立場，仍是促進社會主義 與認同共產黨，但也由於他們當年對「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理論認識與歷史實踐的水 平有限，對新中國政權發展與鬥爭的歷史現實，亦未發展出較清明的政治自覺，導致他 們並沒有在當年巴金的警告下，停止創辦「探求者」文學月刊，其後果就是在「反右運 動」中被打成「右派」與「反黨集團」。在這一批《新華日報》和《雨花》雜誌上對他 們的評述，無論批判的材料為「探求者」的創辦的<啟示>或<章程>，或實際以他們 1956-1957 年間的作品為例進行分析，也幾乎非從具體作品出發，而是以一種寫作立場 或姿態的爭辯----以階級、反黨等意識型態為先驗角度，討論「探求者」的文藝觀與作 品是否能被接受，例如謝聞起<對探求者的政治觀點的探求>、胡小石<從古典文學的實11 見本研究參考文獻：1957-1964 年期間「探求者」作家群被批判、評論的文章目錄。 12 關於「一體化」的觀點，參考洪子誠《文學與歷史敘述》，(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2005 年)， 頁 55-67。 13 方之、葉至誠、高曉聲、陳椿年<意見與希望>，《雨花》，1957 年第 6 期，頁 7。 14 <”探求者”文學月刊社章程>，《雨花》，1957 年第 10 期，頁 13。
質證明「探求者」否定文學中的階級鬥爭的反動性>、陳瘦竹<是文學流派還是反黨宗派 >等，這些論述思維，有很明顯的二元對立、階級鬥爭、教條主義的傾向。評論的目的， 亦旨在呼應當時反對資產階級的政治主潮。 1957 年中反右運動過後，除了高曉聲被打成「右派」，回老家務農，20 餘年完全不 能寫作，其它的「探求者」案的主要成員，如陸文夫、方之、葉至誠等，都因為有江蘇 省文聯的特殊「保護」，方之、葉至誠，得以獲得「採取邊戴帽子邊摘帽子繼續留在黨 內的做法」的對待，而有一種說法也認為，陸文夫其實在當年，也沒有被劃為真正的「右 派」15 ，這種結果使得陸文夫、方之、葉至誠三人，仍能在六○年代繼續寫作與發表。 根據我蒐集、整理這一批作家所曾出版過的所有別集與文集，編出這幾位作家的小說年 表16 看出，陸文夫、方之在 1957 年後到文化大革命開始前，仍有作品產出，尤以陸文夫 為最多，而葉至誠雖未有單篇的小說或散文創作，但他跟方之仍共同參與編劇的工作， 1963 年也合寫有<江心>(後收在方之的《方之作品選》)等劇作。這就使得 60 年代後， 這幾位作家也仍受到評論界的關注，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說，就是繼續有機會受到「檢 驗」。這當中，又以范伯群在 1961 年和茅盾在 1964 年評論陸文夫的兩篇文章，跟過去 的論述較為不同。在范伯群的<年輪—評文夫同志今年發表的五個短篇>一文中，已經試 圖想要擺脫單一的教條主義與框架化的意識型態的評述方式，他具體從「材料」出發， 注意到陸文夫所擅長處理的材料，正是「日常勞動中萌露的新芽和平凡而又壯美的生 活」，而非「急風驟雨、氣象宏偉、波瀾壯闊的勞動場面」17 ，也注意到陸文夫這個階 段的缺點：將「起伏—浪頭」的理論「運用到作品的結構手法上去，成了架構作品的一 個個具體規律了」18 ，這樣實事求是的評論的出現，也是當時新的歷史條件生產的結果， 能夠間接說明當時較為寬鬆的文藝狀態，也是蘊釀茅盾能在 1964 年寫出<讀陸文夫的作 品>一文的前提。茅盾在此文中，更認真的將陸文夫的創作歷程，曾當記者與工廠工人 等生活經歷，與其創作連繫起來19 ，綜論了陸文夫 1964 年前的所有重要作品。然而，茅
15 由於 1957 年被打成「右派」的檔案實無法查考，因此本處根據的是陳遼<追憶李進同志>中所 提到關於「探求者」案中的成員被處置的說法。陳遼此文載於江蘇文學藝術網： http://www.jswyw.com/gb/ylcq/jingcairensheng/175657869.shtml。 16 見本研究參考文獻：筆者編<高曉聲小說年表>、<陸文夫小說年表>、<方之小說年表>。 17 范伯群<年輪—評文夫同志今年發表的五個短篇>，《雨花》1961 年 12 期，頁 46。 18 同上註，頁 48。 19 茅盾<讀陸文夫的作品>，《文藝報》1964 年第 6 期，頁 28-38。
盾寫完此文後，在毛澤東的引導下，中國內部的鬥爭又起，文壇也陷入新一波的鬥爭， 茅盾也入被批鬥之列，連帶影響陸文夫也再次被批鬥。此後，陸文夫無法再繼續寫作， 下放至蘇北黃海之濱。下次再「復出」時，已跟高曉聲、方之和葉至誠一樣，都是文化 大革命結束之後。 1976 年 9 月毛澤東過世，1978 年 12 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會中批判了華國 鋒「兩個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 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據說是以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精神，預告一個新的世代即 將來臨。這一年可以看作是改革開放的路線重要發展起點之一。1981 年 6 月 27 日，中 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召開，會中通過《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 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該文明確指出：「”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由 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20 。 「右派」分子的處理也定調為：「在全國複查和平反了大量的冤假錯案，改正了錯划「右 派」分子的案件。」21 在新的歷史情勢下，1979 年 3 月 26 日至 4 月 6 日，作協江蘇分會也召開文學創作 會議，根據江蘇文學藝術網的說明，當時由：「主席李進在會上宣讀了省委宣傳部同意 省文聯《關於〈探求者〉問題的覆查結論》的批覆，對這一錯案予以糾正，並對曾被錯 誤地定為毒草、作過批判的作品，包括陸文夫的《平原的頌歌》、方之的《楊婦道》、 高曉聲的《不幸》、梅汝愷的《夜診》和曾華的《七朵紅花》，也宣佈予以糾正。」22 八○年代初的中國，文學對社會而言，具有高度的重要性與影響力。「探求者」作 家群「改正」後，高曉聲、陸文夫、方之也紛紛在改革開放後立即創作出一批極佳的作 品，也榮獲當時一些重要文學獎。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他們的再度被接受，除了他們的 創作外，也跟他們的社會主義理想、苦難與悲劇性等的精神「資源」不無關係。對此階 段「探求者」的評論，自然也不可同日而語。特別是高曉聲與陸文夫，幾乎被公認為八
20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鄭州：人民出版社，1981 年)，頁 25。 21 同上註，頁 37。 22 參見江蘇文學藝術網： http://www.jswyw.com/wenxuezhishi/jiangsuwenchuangzuohuodongzonglan/161118513.shtml。
○年代中期前，中國大陸的重要代表作家。目前，無論是洪子誠還是陳思和的文學史論 著中，也已列入史冊。在這個階段對他們倆的評論或研究，較具代表性又跟本研究的問 題意識相關者有：范伯群、王曉明、欒梅健與王堯四家，在專書合輯的部分，則有《陸 文夫作品研究》、《陸文夫的藝術世界》兩部。 范伯群是極有自覺地，繼承他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對陸文夫的關注。改革開放後，光 對陸文夫的評論，就有三篇，分別為<陸文夫論>(1981 年)、<再論陸文夫>(1984 年)與< 三論陸文夫>(1986 年)23 ，在這三篇評述中，他仍然從作者的創作歷程出發，綜合地考察 了陸文夫三起兩落的創作歷程，也針對其 1986 年前的所有代表作，進行了主題意識的 闡發和藝術特色的分析。在高曉聲的評論上，他也有<陳奐生論>(1984 年)與<高曉聲論 >(1986 年)兩篇24 ，前者可以說是「陳奐生」的主人公的歷史精神考，後者則是關注其農 村題材的中國特殊性與他的藝術實踐的得失。整體上來看，范伯群在此的批評特色是： 選用材料詳盡，細評時重視作者的創作歷程與主題意識的關聯，就陸文夫論陸文夫，就 高曉聲論高曉聲，但較少從更寬廣的文學史的關聯、淵源與視野中，來發現更新的問題 意識與互文內涵。 王曉明<高曉聲：陳家村的代言人>(1985 年)相對而言，則採用從文學史的相關脈絡 (具體的來說，其連繫上的是五四時期的苦難題材與問題小說)，輔以其敏銳的審美趣味， 對其農村題材為核心的小說，詮釋高曉聲的優點與不足(主要是心理障礙)。從批評方法 的講究而言，他比較沒有范伯群那麼「一貫」或框架化，將參照系與具體材料辯證聯繫， 評論中常見直覺與才能。同時還特別長於將作者的生平經驗與他的創作困境連繫起來， 剖析高曉聲創作的心理障礙，非常有說服力。在這篇文章中，王以西方的「心理距離」 說，作為評判的後設標準之一，看出了高曉聲深受其苦難經驗的影響，甚至可以說是耽 溺於這種影響，而導出其「常常還處在充當陳家村的代言人，為陳奐生和陳文清們訴苦 抒忿的階段上」25 ，也就是說，高曉聲似乎有，難以將其審美創造，拉抬到一個更寬廣
23 范伯群<陸文夫論>，收入《文學評論叢刊第十輯．當代作家評論專號》，(北京：中國社會科 學出版社，1981 年)，頁 48-67;<再論陸文夫>，《蘇州大學學報》，1984 年第 3 期，頁 66-73。;< 三論陸文夫>，《文學評論》，1986 年 01 期，頁 71-79。 24 范伯群<陳奐生論>，《當代作家評論》，1984 年 01 期，頁 9-17;<高曉聲論>，收入中國作協創 作研究室編《當代作家論》，北京：作家出版社，1986 年)，頁 417-441。 25 王曉明<高曉聲：陳家村的代言人>，收入《潛流與漩渦—論二十世紀中國小說家的創作心理 障礙》，(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 年)，頁 180。
的格局上的問題。但我以為，高曉聲的創造困境，可能還不僅止於這種線性(個人苦難— 創作侷限)的關聯，事實上還跟他的文學立場、世界觀和現實條件都有關，而他在創作 「陳奐生系列」的同時，也一直一併兼實驗其它不同題材、殊異藝術風格與意識的作品， 我認為他有自覺到，作為一個文學創作者/藝術家，不只是固著在某個代言人或形象上。 但為什麼高曉聲的創作，尤其是愈接近晚年，確實難以寫出更大格局與更深刻的作品 呢？這個問題，正是本研究，將試圖從更寬廣的歷史、社會視域與更多的作品參照下， 再綜合探討的。 欒梅健也是一個看出了高曉聲部分特色的評論家。他對高曉聲的研究，除了採用比 較的方法外，還難能可貴的注意到，高曉聲文學創造的多種傾向與其它的淵源問題。在 <高曉聲與趙樹理的比較研究>(1986 年)26中，欒分析了高與趙在農村題材小說上的演進 與發展，在<高曉聲近作漫評>(1988 年)27中，他選取了較少人注意到的 1984 年以後的 重要作品來討論，並比較了其 1984 年前後的同類型作品的差異，而在<大眾化：高曉聲 的藝術旨歸>(1991)28中，欒更注意到了高曉聲跟他同期作家最大的兩種不同點：龐大的 高氏家族的出身，以及其自幼深受中國古典文學的影響，欒認為這些條件，讓高曉聲「非 常便利地獲悉到蘇南農村源遠流長的歷史故事與民間傳說，極為重要地充實了他的藝術 寶庫」。29可惜可能因為篇幅的關係，他對高曉聲這些創作，跟這些社會關係與古典教養， 究竟有何更具體的關聯與特色？與其生平與作品的限制之間的關係，實可以再更細緻展 開。例如我在前面曾經提到，高曉聲跟進文藝思潮、社會變遷極其敏感，還曾讀過《綱 鑑易知錄》，他曾多次提起曹操，這些面向與淵源，對其各階段，特別是改革開放後的 現實主義觀及作品實踐有何關係？都是我們理解新中國建國後的「右派」世代的現實主 義觀與創作的流變與侷限的重要一環，有待再深入分析。 隨著時間的流逝、掌聲關注的日漸遠離，以及八○年代中知青世代的崛起，也有批 評家嘗試繼王曉明之後，敢於批評高曉聲「陳奐生」系列的缺失，此即王堯<”陳奐生戰 術”：高曉聲的創造與缺失—重讀:陳奐生系列小說”札記>30。王堯指出了高曉聲在「陳奐
26 欒梅健<高曉聲與趙樹理的比較研究>，《蘇州大學學報》，1986 年第 3 期，頁 79-84。 27 欒梅健<高曉聲近作漫評>，《當代作家評論》，1988 年 3 期，頁 88-95。 28 欒梅健<大眾化：高曉聲的藝術旨歸>，《小說評論》，1991 年 06 期，頁 20-25。 29 同上註，頁 22。 30 王堯<”陳奐生戰術”：高曉聲的創造與缺失—重讀:陳奐生系列小說”札記>，《小說評論》，1996
生系列」中<戰術>這一篇的問題，他以為此篇在整個系列中：「一方面保持了線索的連 續，一方面成為高曉聲藝術創造的負荷，在消極的意義上它使高曉聲的藝術思維趨於定 勢。」31問題是，這裡面的批評邏輯，仍然是作者—作品式(或者說作品—作者)的線性 連繫，高曉聲的藝術思維是否趨於定勢？應該還要有其它更多的歷史與相關條件加進來 討論，才能見其生產關係的複雜性與意義，否則其討論將會陷入一種內部封閉的詮釋循 環。例如，如果我們稍微參照葉兆言對高曉聲的理解，可能又有會不同的觀點。葉兆言 因為其父親葉至誠跟高曉聲的關係，一度是高曉聲復出後常往來的晚輩之一，他的觀 察，與我在實際全面閱讀高曉聲作品時的「綜合直覺」更為接近，他說：「高曉聲反覆 提到農民的時候，並不願意別人把他當作農民。他可能會自稱農民作家，但是，我可以 肯定，他並不真心喜歡別人稱他為農民作家。農民代言人自有代言人的拖累。」32他看 出了高曉聲對農民的想法更為複雜，或者更精確地說，改革開放後的高曉聲，除了其作 為農民的「人民」立場外，又恢復了知識分子的啟蒙立場，這些都影響了他在創作姿態 上的複雜性，也影響了他的寫作成果。我以為就高曉聲改革開放後的作品來說，其實一 直企圖進行變異，很少固定或「停」在某種狀態，在很細微的地方，尤能看到他的奮進、 變化與進步，當然他的作品有其它的各種問題與限制，他也知道中國農村與農民的問題 是更為複雜的，但是與其說在<戰術>中，高曉聲的藝術趨於定勢，不如說高曉聲看出當 時不少農民仍「趨於定勢」，或許更來的符合，在該歷史條件下所對應的藝術形式的實 踐的意義。當然，更豐富的分析，我在後面實際的具體評析中，會再更細緻的詳述。 至於在《陸文夫作品研究》(1987 年)及《陸文夫的藝術世界》(1988 年)中，由於是 多人編撰，與均出版於 1990 年前，跟之前幾位批評家的論述的差異點，大致是在於， 對陸文夫晚年(1928-2005 年)的長篇小說《人之窩》(1995 年)及散文，仍沒有在之前的學 術積累上，繼續深化討論，故仍有待進一步的探究。而在論述的方法上，《陸文夫作品 研究》乃是或從主題、或從題材、風格、世界觀等面向，進行各別分析，但其實跟之前 范伯群和茅盾所品評過的重點，已多所重複，事實上在此合輯中，即收有范伯群的一篇
年 01 期，頁 72-75。 31 同上註，頁 73。 32 葉兆言<郴江幸自繞郴山>，收入葉兆言《我的人生筆記：名與身隨》，(長春：時代文藝出版 社，2007 年)，頁 191。
論陸文夫的文章。而在《陸文夫的藝術世界》中，作者徐采石與金燕玉，以新時期前， 以及之後的十年兩期，選擇各期的代表作來分析其內涵與藝術特色，就材料和細評效果 來說，也有與前者的論述多所相近的內涵。 較特殊的是台灣學者張堂錡，曾撰有<從小巷走向大院—論陸文夫小說藝術追求的 變與不變>(2005 年)33，以空間兼人物為討論進路，詮釋的是所謂的「美學」特色，批評 的立場較接近自由主義。當然，若放至兩岸的視野，稍叉出延伸一個台灣研究大陸當代 文學的問題(現代文學亦有類似的狀況)，也似乎不完全跟本研究無關。目前台灣的大陸 當代文學研究，無論是從分析方法，或從史料的建構上來說，實仍處在起步階段，這也 能夠部分地解釋，為什麼台灣過去在研究大陸當代文學時，多集中在八○年代中期以後 的知青與女性作家的作品的關係—除了回應台灣學術界在解嚴後，對大陸現代與後現代 派文藝中，反集體與重視個人、抽象，以及建立在人性傾向的主體性的興趣外，可能也 不乏因為八○年代中以後的作品，相較於之前社會主義傾向較高的作品，先鋒與後現代 的色彩較濃，較便於以理論或形式主義的方法進行詮釋，得以暫時省略與跳過許多歷史 疏理與理解的複雜度。畢竟只要愈往歷史前追溯，勢必就需要如研究日治時期台灣文學 一般，必須努力進入當時的歷史語境，從相關的報刊、雜誌，透過一二手的歷史、社會 學等材料/論著，以及同時參照俄國批判現實主義，蘇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思潮、觀點、 作品，與相關的大量大陸現當代文學傳統下的諸多重要代表作，才能具備詮釋五○年代 成長與發展起來的作家的條件，而這一點，無疑地是較困難的。當然，相對來說，本研 究也具有，在台灣現當代文學學術史上的歷史與過渡性質。 總的來說，現實主義文學是中國現當代文學的主流，是晚清到五四，中國內憂外患 的歷史因緣下，日益發展與壯大起來的新文學傳統。新中國建國後的小說創作，雖然某 種程度或層面跟晚清到五四各階段時期的作品、藝術與意識，有相似與繼承之處，但又 再加入了不同的延安、俄蘇文學傳統與新中國的政治現實，必然也衍生出其新的歷史特 殊性與重要性。受限於我目前有限的學識、能力與在細緻中求進步的信念，本研究只能 先以「探求者」及相關「右派」世代的作家、作品跟社會、歷史、美學的關係為核心，
33 張堂錡<從小巷走向大院—論陸文夫小說藝術追求的變與不變>，《第二屆兩岸現代文 學發展與思潮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2005 年，頁 251-268。
來清理與重構新中國建國五十年來，他們各階段現實主義文學的淵源、發展與歷史困境 的問題，以作為理解建國後「右派」世代作家成就與限制的一個有機部分。我期望本研 究，能夠在之前的學者的論述下，產生以下具體的學術推進與差異：一、我將會為「探 求者」的代表作家編出小說年表和基本的生活年譜，在論述中，對他們的發生和彼時的 時代社會互動的關係，進行較細緻的文獻考察與綜合，預計在文獻整理上，將能比之前 更完整。二、本研究對作家與作品的評析與總問題意識的扣合度上，乃是從材料出發， 採用較複雜的各種外緣條件與作者個別條件「交互作用」的考察，以求建立起更多「差 異性」與「細緻性」的關聯。三、在論述時將會援引更多的同期「右派」作家和相關作 家的作品，或為直接參照，或為隱性參照，預料在材料運用與學術視野將會更寬一些， 也避免陷入以同一批材料分析的循環論證。四、我將會探討他們跟相關的俄蘇文學、中 國古典白話小說傳統的具體關聯，並試著在分析中，將他們放在二十世紀的文學史與第 三世界國家文學主體性中，來思考他們的意義或價值。五、本研究所努力嘗試的文學/ 美學、歷史與社會整合視野與方法，期望能對台灣已陷入瓶頸的大陸現當代文學研究， 提供新的座標與良性刺激。
第四節：章節重點
本研究預計六大章，除了第一章為緒論、第六章結論外，第二章的重點，乃在釐清 與說明「探求者」的文學立場，即本研究所謂「雙重姿態」發生的歷史生產過程。第三 章到第五章，將以建國後，關鍵的社會政治的轉折歷程進行創作分期，作為理解各階段 「探求者」與「右派」世代文學創作的考察背景。這三章將分別處理 1949-1957 年、 1978-1984 年，以及 1985 年以後的「探求者」和「右派」世代的代表作家及作品，跟中 國各種社會政治、思潮和作家特殊條件的「綜合」下，所發展出來的世界觀、作品內涵、 藝術特色，及當中的「生產」關係和歷史限制。結論預計將綜合「探求者」等「右派」 世代，深受啟蒙者與被改造者的「雙重姿態」的影響，以及在歷史視野與複雜度有限的 「現實主義」、「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世界觀等條件下，說明其傾向的實用主義的世 界觀、經驗性的價值感及去政治化的連動性等，綜合地導致了他們的創作日漸流向公共視野愈形窄化、藝術靈感與思想性愈形貧乏等的歷史結果。大致來說，第二章到第五章， 預計的論述方式與重點如下： 第二章為<啟蒙者與被改造者：「探求者」雙重姿態的發生>：繼黃子平對丁玲<在 醫院中>(1942 年)的矛盾分析，說明一種對「右派」世代，在一開始寫作時，即兼有五 四「啟蒙者」與延安傳統下的「被改造者」的「雙重姿態」的困境起源論。 第三章為<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教條化的發生與回應：1949-1957「探求者」公共視 野的起源與文學創作>：第一節先從世界觀的角度，分析五○年代「探求者」對社會主 義現實主義與批判現實主義的接受與窄化的過程。透過上溯三○年代到五○年代，周 揚、馮雪峰等陸續對「現實主義」與「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等觀念的接受、闡釋與意義 流變，並參照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等對這些觀念的闡釋，再和「探求者」和相關的「右 派」世代的知識分子在五○年代對這些觀念的理解進行對照，預計將說明「探求者」等 「右派」世代，早年對於所謂的「批判現實主義」、「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理解，事 實上深受五○年代中，因政治現實所導致的教條觀念的影響，混淆了該世界觀的理論可 能性，和歷史實踐與建構性質的差別，這些現實主義視野、水平與「實踐」力道的先天 不足，是改革開放後其創作長期發展上的歷史困境的一大主因。第二節分析「雙百」運 動前，「探求者」與「人民」立場融合的感性實驗及其縫隙。透過「探求者」此階段的 代表作，如方之的<兄弟團圓>、<組長與女婿>、<在泉邊>，高曉聲的<解約>，陸文夫< 榮譽>、<賭鬼>等，討論建國後到 1955 年左右，此階段作品中的農村土地改革、男女婚 姻自決、看齊農工兵以及批判舊習俗等主題，說明它們既是這些年輕作家們，初「走上 新路」的素樸人民立場下的反映，也不乏是當時「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新人新事物及 其樂觀風格的生產結果，不完全沒有教條與僵化的性質。但也不乏當中已存在了歧出於 「一體化」意識之外的潛力與彈性。第三節則疏理了「雙百」和新中國初期社會問題對 「探求者」創刊間的因果關係，從方之在改革開放後的一則說法縱橫展開，追溯了毛澤 東、周恩來、陸定一等當年的領導者，之所以發動「雙百」的歷史條件，綜合地連繫上 建國後共產黨內，所日漸累積的階級鬥爭、官僚化和教條化等複雜的社會現實，來解釋 「探求者」之所以想創辦文藝刊物理想的具體歷史內涵。第四節正式處理「雙百」運動 期間「探求者」小說的特性。分析他們這個階段的兩大特色，一是啟蒙立場開始與人民
立場產生矛盾，故產生了啟蒙視野下二元對立思維的「敵我矛盾」之作，具體考察將透 過，高曉聲<不幸>與契訶夫的《萬尼亞舅舅》的互文性，以及方之的<浪頭與石頭>中的 新官僚的形象與小知識分子的心理，來進行分析。其二，儘管處理材料仍還不成熟，但 此階段的陸文夫從生活經驗出發，<小巷深處>和<平原的頌歌>，帶有的人性、人情與低 調「獻身」的內涵，亦不同於五○年代「已教條化」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 第四章為<雙重姿態下的公共視野：1978-1984 年「探求者」的世界觀與小說>。改 革開放對建國後「右派」世代小說家的影響是至深的。早年俄蘇文學、古典白話小說及 毛傳統等文學淵源的「養成」，和二十餘年的工廠或農村「改造」的生命經驗，不約而 同地深化了「右派」世代作家在連繫現實和表現情感的能力和豐富性，但也因其深受政 治規訓、一己經驗和窄化的世界觀的左右，而明顯地欠缺超越向度的深刻性。一般文學 史中對這個階段的作品，總以所謂「傷痕」、「反思」、「改革」來進行劃分與概括， 無形中避蔽了文學作品多元理解的可能性。因此，本章試圖較完整地，重新分析、解讀 這個階段的「探求者」並參照其它「右派」世代的小說家的作品，歸納出它們當中具有 較豐富的公共視野的各式內涵，預計將以五大節，來處理「探求者」此階段的世界觀、 語言的歷史生產，以及其三個主要作家：高曉聲、陸文夫、方之此階段的小說。將指出 的文學實踐的特質將包括：高曉聲的一部分以農村為題材的作品，從文學史的角度，可 以看作繼 20 年代魯迅的農村小說、30 年代茅盾的<子夜>、<春蠶>、<秋收>等具有「社 會剖析」小說的性質，正是在這一點的流變意義上，具有一定程度的批判現實主義反映 「社會整體性」的傾向，然而由於其是短篇小說，故只能視為一種「社會整體性」的「橫 切面」，同時其篇章跟進當時最新社會局勢的時空推進性，及內在風格的變異動態性， 也具有刻意不自我重複的自覺。同時也由於此階段，其兼有知識分子啟蒙姿態和毛時期 傳統下的人民立場，因此在更多的另一些小說中，則是展現了毛傳統中更為重視底層的 導向，題材廣泛的包含了農村婦女、工人階級、幹部，而作為一個知識分子，對於文革 的歷史，高曉聲亦有具體到「世代」和「教育」面向，而非全然大框架式的反思內涵。 相較於高曉聲此階段寫作姿態的複雜面向，陸文夫則跟「新時期」傾向知識分子的「啟 蒙」的意識型態更為靠攏。他取材新中國的民間市井(具體的來說，是蘇州市井)與社會 和歷史發展的流變，一部分反映了新中國各階段下的政治官僚和教育問題。另一部分則
是廣泛地連繫上了科學、日常、商業和飲食文化等性質，從中展現了其豐富的知識分子 想像下的社會主義理想、矛盾和文士性情，也由於其書寫的背景多以蘇州為多，因此在 與市井風貌與人情的刻劃上，較高曉聲更有文人趣味。至於方之，也透過縱橫新中國建 國前後四十年為背景的<內奸>，從商界人士對不同政治陣營的周旋，反映了一個民族資 產階級，跟著共產黨打天下的理想，及捲入建國後黨內的「路線之爭」的歷程，在風格 上除了有批判現實主義的傾向，更多地也與中國的說書傳統再融合，較有價值的乃是其 歷史性地保留了中共革命路線「纏繞」的複雜性。 第五章為<雙重姿態下文學面貌的窄化：「探求者」1985 年後的小說>。目前的文學 史，大致將 1985 年作為新中國文壇轉型的關鍵年，除卻吳亮、陳德培在這一年編出了 《新小說在 1985》與《探索小說集》等代表選集，尹昌龍也以《1985 延伸與轉折》一 書，來綜論 1985 年的轉折現象。就社會與歷史性質來說，一般認為，也是在 1985 年左 右起，大陸改革開放所累積的通貨膨脹高漲、官僚腐敗的問題日益日熱化。文學現象上， 日前被抬舉出的傷痕、反思、改革等性質的小說亦開始退位，隨著知青世代興起，尋根、 先鋒與新寫實傾向的作品，陸續成為彼時文壇的主流，再加上市場經濟的發展、日常與 通俗等在 90 年代，亦日漸成為主潮，都綜合地是「探求者」以及「右派」世代的創作， 愈來愈難再受到關注的外緣條件。然而，本章的重點，乃在於綜合前面幾章的分析，討 論「探求者」等「右派」世代，此階段以後的創作困境，更關鍵地是受限於他們在長期 歷史的發展下，不自覺地形成的實用主義的世界觀、經驗性的價值感、去政治化的連動 性等的影響，使他們愈來愈喪失其神聖/烏托邦歸依與想像的能力與意志。這種缺乏超越 向度或視野的素質，以及社會主義的理想，被過去極左歷史內耗解構的結果，就造成此 階段的「右派」世代作家，無論是高曉聲還是陸文夫，雖然在 1985 年以後，其創作在 題材、文體、風格與藝術方法上，仍有所變異與調整，但高曉聲的作品已明顯地有社會 意識固著化、歷史性質抽象化與情感的個人性窄化等侷限。而陸文夫亦往古典文人和舊 社會主義中的感情世界與理想中，尋找慰藉與懷舊，最終都矛盾重重，小說整體的「相 對」價值不若 1985 年前。本章針對其作品的窄化的面貌和傾向作出描述，並綜合地說 明造成這種結果的生產過程。而從文學史流變的角度，某種程度上來說，也將可作為日 後知青世代創作困境的一種前理解。
第二章、 啟蒙者與被改造者--「探求者」雙重姿態的發生
儘管作家立場或姿態，能否構成其創作實踐或價值(歷史價值與美學價值)的「關鍵」 衡量指標，一直到現在都還是一個具有爭議性的問題。但對新中國建國後於 1957 年被 打成「右派」的文學創作者們來說，他們的寫作立場或姿態因政治規訓，影響他們一生 的命運與其作品實踐大致是事實。 五四時期的文學，由魯迅為重心開啟了啟蒙主義傳統，這種傳統跟四○年代於延安 所發展出來的新的「人民」文學傳統34的性質---無論就寫作的內涵、理想、世界觀、 甚至書寫對象，都有明顯的差異。就前者而言，知識分子本著如日後夏志清所言的「感 時憂國」的精神，紛紛以啟蒙者的立場或姿態自居，採用的是一種居高臨下(從上到下) 觀看啟蒙對象的視角或立場。某種程度上來說，這種創作姿態類似於巴赫汀的所謂的「超 視」，當這種眼光跟創作者的深刻的思想、複雜與遼闊的社會與歷史認識結合，才有機 會生產出魯迅在二○年代的各式鄉土小說、茅盾三○年代初的<春蠶>、<林家舖子>、《子 夜》，以及老舍《駱駝祥子》等等帶有社會剖析性質的現實主義作品。它們以其精采的 人物形象，發出離開舊家庭、打破封建社會和挺立個人主體意志的聲音。當然，新的個 人在社會中新的風險與責任也相應而生。這種啟蒙主義者的文學傳統，事實上也是西歐 批判現實主義影響下的結果的一部分35 ，它們當然也自有其書寫上的困境。例如高爾基 (Maksim Gorky,1868-1936)曾對批判現實主義小說作出過一些評述，他以為這些作品的 作者：「大半是在智力的發展上比自己同輩更高超的人，他們從自己階級粗暴的體力背 後，看清了本階級社會的創造力的衰弱。這些人可以被稱為資產階級的『浪子』。……34 「人民文學」與「五四人的解放的啟蒙文學」這組觀念，延用的是 80 年代以後的學術邏輯。 洪子誠在其《中國當代文學史》(修正版)中即指出過：「對一些人來說，轉折意味著離棄文革的 極端化而恢復十七年文學的主流狀況，即堅持毛澤東所開啟的人民文學(工農兵文學)，在矯正激 進派的歪曲之後的正當性，並繼續確立其主導地位。對另一些人而言，則是復活十七年中受到壓 抑的非主流文學線索，建立與五四人的解放的啟蒙文學的關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 年)，頁 187。 35 五四現實主義小說，尤其是社會剖析派的作品，跟西歐批判現實主義的關係，可參見嚴家炎 《中國現代小說流派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5)，頁 175-204。
由於對現實抱批判的態度，因此具有很高價值。」36 但隨即也批評：「這個主義除揭發社 會的惡習，描寫家族傳統、宗教教條和法規壓制下的個人的『生活和冒險』外，它不能 夠給人指出一條出路。」37 是故，在這一類的小說中，主人公和他的社會，或社會上的 人際關係，基本上都常存在著對立的性質，透過一連串人物與事物的鬥爭，反映某個歷 史時期的社會上錯縱複雜的整體性(盧卡奇式的觀點)，或說某種橫切的典型面向。 當然，五四各階段作品，有其歷史所賦予的複雜性，非本節所能與所要處理的重點， 然而透過上一段簡要地參照描述，企圖說明的是，隨著抗日戰爭日趨緊張，三○年代「文 藝大眾化運動」的發起與進行38 不能不說有其歷史邏輯的合理性。對於許多作家而言， 那種以「啟蒙」者來曝露社會黑暗的居高臨下的視角，又同時停留在這樣的黑暗描述卻 無法提出解決社會困境的出路，很多時候已經不能說服在嚴肅而且具有目的性的戰爭時 期，具有強烈社會關懷的作家的責任與承擔的欲望。也因此，到了三○、四○年代起， 許多知識分子才亦開始推行能讓普羅大眾，而非僅僅只是知識分子所能接受的口語白話 書寫(見本章第四節的討論)，同時在寫作題材與立場上，也更講究要貼近大多數人民的 實踐。這當中有一些是在五四的第一個十年就已成名的作家，例如丁玲，她到了延安以 後寫的作品，如<在醫院中>(1940 年)、<我在霞村的時候>(1940 年)及<夜>(1941 年)等， 開始將視野擴展到了知識分子之外的底層農民、人民/基層幹部的生活與心態，儘管寫作 技巧不甚成熟，但至少眼光已經能自覺脫離一己之侷限，作品除了處理知識分子和女性 的狹隘自我外，亦開始往不同階級的人民擴展。還有一些是一樣在三○年代就跟隨了共 產黨投入革命，知識分子習氣本來就不高，但卻在掌握生活細節和蘇聯文學翻譯上都頗 有才能的作家，如柳青與周立波，他們面向與融入底層的寫作姿態，在進入了五○年代 以後的代表作中，運用的更為自然成熟，周立波的<在禾場上>(1956 年)、<山那面人家 >(1957 年)及柳青的《創業史》(第一部，1959 年)，都體現了不同於五四上對下的啟蒙 眼光，對於不同階級的他者，有著並不完全只是教條的將心比心的平等觀看與理解。 雖仍不乏概略與粗疏，但大致可以這樣概括：四○年代延安區及建國後五○年代初
36 高爾基<和青年作家談話>，入高爾基原著，孟昌等譯《論寫作》，(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1955 年)，頁 7。 37 同上註，頁 9。 38 參見蔡佳潾《台灣與中國大陸的「文藝大眾化」論述探討》的第三章<1930 年代中國大陸「文 藝大眾化」論述的發展>，台灣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 年 1 月。
期的文學創作，相對於國民黨清黨(1927 年)或左聯成立(1930 年)之前的作品，已經不完 全是從一種五四個人主義式的(儘管當時每個作家對「個人主義」的內涵的理解都有很 大的差異39 )與菁英知識分子的立場，也不是以一種上對下的啟蒙立場，而是開始出現了 講究更融入的、平等的，同時與更多的勞動人民、農工兵等對象交融在一起的視角或眼 光。在人際互動上，更重視的是個人與集體的合作關係，而非個人在社會/集體中為一己 之私或一人成功的自我奮鬥。這種作家立場/姿態的轉向，雖然仍不乏是 1942 年毛澤東 <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規訓下的結果，誠如毛說：「我們知識分子出身的文藝工 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為群眾所歡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來一個變化，來一番改造。 沒有這個變化，沒有這個改造，什麼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40 但從前 面所述的歷史發展過程來看，也仍自有其內在邏輯發展的合理性。這個階段起，一向作 為「啟蒙者」的知識份子作家，一方面出於自覺，二方面也因政治力的「一體化」在建 國後成為主導勢力，逐步被要求成為要向廣大人民群眾學習的「被改造者」，而人民大 眾在他們的筆下，也不再只是庸眾、不再只能是被展示出劣質「國民性」的對象，而開 始展現出許多更具有社會主義新人的主人公形象與新的主體性。 然而，更具體地來說，身處在五四啟蒙傳統與延安人民傳統的歷史流變下的作家， 其立場或姿態，大部分的時候也並非如此「純粹」，深受五四啟蒙思潮、個人主義解放 思想影響下的作家，進入延安的人民文學傳統後，衝突與矛盾在所難免。正如同黃子平 對丁玲四○年代代表作<在醫院中>的分析： 「五四」所界定的文學社會功能、文學家的社會角色、文學的寫作方式等等，勢 必接受新的歷史語境(現代版的農民革命戰爭)」)的重新編碼。這一編碼(治療) 過程，改變了二十世紀後半葉中國文學的寫作方式和發展進程，也重塑了文學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