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教條化的發生與回應： 1949-1957 年「探求者」
第三節 ：「雙百」運動、新中國社會問題跟「探求者」創刊的關係
1979 年，「探求者」的主要成員之一的方之，曾對 1956 至 1957 年間，他們之所以 計畫發起「探求者」的內外原因，作了極精簡且具代表性的概括，可以作為我們理解「探 求者」歷史生產的基礎線索：
五七年：我們江蘇的一批青年文學工作者在雙百方針鼓舞下，再加聽了毛主席《論 十大關係》、《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傳達報告，促使我們去摸索 生活中的新問題。例如，全國大規模疾風暴雨式的階級鬥爭基本結束以後人們的 精神面貌和關係的調整;正確吸收外國經驗和探索我國建設社會主義的具體道路;
斯大林的悲劇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等等。當時教條主義和官僚主義的危害 性也已暴露出來了，使許許多多的有識之士感到痛心疾首。針對這些問題，我們 感到不能再老一套寫下去了，迫切要求打破公式化、概念化，力圖有所創新，大 膽干預生活，於是便在光天化日之下公開舉辦《探求者》文學刊物。後來，由於 經費上和人力上的種種困難，這件事半途就煙消雲散了，只留下幾張草擬的《啟 事》和《章程》。101
方之所言，首先點到的就是在毛澤東的指示下，當時的中共宣傳部部長陸定一，於 1956 年 6 月 13 日《人民日報》上發表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雙百」方針。這個 方針，主導了 1956-1957 年反右前的中國文壇的方向。陸定一在該文中明確宣稱：
我們所主張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是提倡在文學藝術工作和科學研究工作中有 獨立思考的自由，有辯論的自由，有創作和批評的自由，有發表自己的意見、堅持 自己的意見和保留自己的意見的自由。102
101 方之<我的創作體會—在南京大學中文系的講話>《方之作品集》(1979 年 5 月 28 日下午在南 大中文系的講話，朱建華、史景平整理)，(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81 年)，頁 394。
102 陸定一<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原載《人民大報》1956 年 6 月 13 日，收入《陸定一文集》，
我們是主張不許反革命分子有自由的，我們主張對反革命分子一定要實行專政。但
持樸素價值觀和革命英雄主義理想的「老革命」相形見拙。隨著工業化的發展，
技術員、工程師亦取代了革命者成為新的社會楷模，「新」「老」幹部之間的衝突 和矛盾日益加劇。105
同年，2 月 24 日，蘇共二十大舉行會議。次日，2 月 25 日上午，舉行秘密會議，
赫魯曉夫作出了《關於斯大林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的報告，對斯大林提出了強烈的批判。
這個事件，廣泛地震動了共產國際世界，也影響了中蘇之間的關係，間接強化了周恩來 所強調的「不能無限期地依賴蘇聯專家」的說法。而此事也影響了毛澤東作出了<論十 大關係>的報告，本來毛一向講求在實踐上除了學習蘇聯外，更重要的還是要與中國的 實際狀況進行結合。蘇共二十大後，他除了辯證式的仍強調要將國內外的積極因素調動 起來外，可以看出的是，他更強調要結合黨內黨外的力量，不能走蘇聯所走過的「彎路」。 毛說：
要把國內外一切積極因素調動起來，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過去為了結束帝國主 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統治，為了人民民主革命的勝利，我們就實行了 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的方針。現在為了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建設社會主義國家，同 樣也實行這個方針。……最近蘇聯方面暴露了他們在建設社會主義過程中的一些 缺點和錯誤，他們走過的彎路，你還想走？106
我們一定要努力把黨內黨外、國內國外的一切積極的因素，直接的、間接的積極 因素，全部調動起來，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107
然而，儘管周恩來和毛澤東，在 1956 年的歷史局勢下，都認為要放寬對知識分子的態 度，但陸定一在「雙百」的宣言中，所提到該政策，乃有所謂的「人民內部的自由」， 而不是對「反革命分子」的前提。這組所謂的「人民」和「反革命分子」的概念，其實 是繼毛澤東在 1942 年的「延安講話」的說法，毛當時就把人分成三類：「一種是敵人，
105 莫里斯．邁斯納(Maurice Meisner)著，杜蒲譯《毛澤東的中國及其後：中華人民共和國史》，(香 港：香港中文大學，2005 年)，頁 111。
106 毛澤東<論十大關係>，1956 年 4 月 25 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1976 年 12 月 26 日毛澤東誕辰 83 週年時首次公開發表。《毛澤東選集》(第五卷)(江西：人民出版社，1977 年)，頁 267。
107 同上註，頁 288。
一種是統一戰線中的同盟者，一種是自己人，這第三種人就是人民群眾及其先鋒隊」。108 毛對於願意追隨共產黨的知識分子、小資產階級，大致是將其視為所謂的「同盟者」， 抱持著的是一種辯證應對的模式，願意接受「改造」者即為同盟者，否則很容易就變成
「敵人」或「反革命分子」。「雙百」後面之所會以演變成「反右」，有很大一部分都是 知識分子、小資產階級們，覺得自己是「人民」，但卻被毛視為「敵我」的關係，而這 種「關係」，又是跟毛在不同階段，不斷在變動的歷史條件而修正微調的。這種歷史辯 證思想是一個很複雜的哲學問題，不是本研究所能細緻處理的，這邊只是要強調，無論 是對知識分子政策的調整，還是對知識分子究竟是「人民」還是「敵我」的界定，都是 毛澤東根據變動的歷史條件所下的動態判斷，因此要瞭解陸定一的「雙百」和後面的「反 右」運動，其實也就是要理解毛澤東思想的辯證發展，但當然在當年身處基層的知識分 子，幾乎不可能有這種理解「上意」的水平。
就整體上概略來說，「雙百」對於知識界的一種最具體的影響是：根據納拉納拉揚．
達斯在《中國的反右運動》中的統計，從「雙百」公布到在 1957 年 6 月反右運動開始 前，新中國就發行了 70 種科學技術類新的期刊，以及 63 種包括文藝、教育方面的刊物，
《雨花》也是其中之一，尤以 1957 年間發刊的為多。109然而，在鼓勵知識分子大聲鳴 放的效果上，就很難量化，顯得更為幽微與複雜。或許是受到建國到 1955 年間，各種 對知識分子的鬥爭事件的影響(如對《武訓傳》、《紅樓夢》和對胡風的批判等)，部分的 知識分子，在雙百初期，仍帶有相當的距離與保留，一直到了 1957 年初，費孝通在 3 月 24 日《人民日報》上，發表的<知識分子的早春天氣>一文中，都還可以感受出，費 孝通對於讓知識分子講出自己想講的話的顧慮心情。110別有意味的是，毛澤東倒曾於 1957 年 2 月 27 日，在黨內又發表了<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再一次指出 並強調了團結知識分子的重要性：
凡是真正願意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的知識分子，我們原應當給予信任，從根本上
108 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毛澤東選集》(第三卷)，(江西：人民出版社，1966 年)，頁 805。
109 參見納拉納拉楊．達斯原著，欣文、唐明譯《中國的反右運動》，(西安：華岳文藝出版社)，
頁 49-54。
110 費孝通<知識分子的早春天氣>，原載於 1957 年 3 月 24 日《人民日報》，此處參考的版本，
收入朱地《1957：大轉彎之謎—整風反右實錄》的<附錄一>，(山西：人民出版社，1995 年)，頁 277-286。
改善同他們的關係。……我們有許多同志不善於團結知識分子，用生硬的態度對 待他們，不尊重他們的勞動，在科學文化工作中不適當地干預那些不應當干預的 事務。所有這些缺點必須加以克服。111
如果我們稍微核對陸定一的說法，則更可以看到兩者的連繫性：
有一些黨員，產生了把哲學和社會科學的學術工作壟斷起來的思想，……這些同 志應該趕快停止陶醉，放謙虛些，多聽些別人的批評，多做些學問，多向黨外人 士請教，同他們好好合作，以免哲學和社會科學的事業受到損失。112
儘管毛澤東<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直延到 6 月 19 日才正式發表在《人 民日報》上。但早在這之前，第一波的反右運動即已展開113，只是對象主要集中在民主 黨派的知識分子(如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等人114)身上，還沒有「擴大化」。這種對象 上的差異與區隔的認識甚為重要，因為就建國後的 1957 年被打成「右派」的小說家、
知識分子的年齡層(以大致出生在二○年代末到三○年代中的人為主)，和他們在建國初 期的身份和工作，不像章伯鈞、羅隆基等人位於當時的政治的高位，王蒙、或「探求者」
中的成員，都主要只是共產黨內的基層幹部、甚至只是黨外一般群眾，因此即使第一波 反右運動已經展開，這些年輕的作家，其實一剛開始時，並沒有受到明顯地影響與打擊，
甚至仍繼續鳴放與創作，這也是為什麼有一些在當年被打入毒草，改革開放後又收入《重 放的鮮花》(1979 年)的作品，如方之的<楊婦道>(《雨花》1957 年第 7 期)、宗璞<紅豆
>(《人民文學》1957 年第 7 期)等作，或者在《重放的鮮花》之外，也帶有回應「雙百」
批判意識的高曉聲小說<不幸>(《雨花》1957 年第 6 期)，在 1957 年 6 月或 7 月也都還 能發表。
111 毛澤東<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1957 年 2 月 27 日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 大)會議上的講話。後來毛澤東根據當時記錄加以整理，作了補充後，發表於 1957 年 6 月 19 日
《人民日報》，收入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五卷)，(江西：人民出版社，1977 年)，頁 384。
112 陸定一<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原載《人民大報》1956 年 6 月 13 日，收入《陸定一文集》，
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2 年)，頁 512。
113 納拉納拉揚．達斯曾將反右運動分成三個階段：「第一階段起始於 1957 年 6 月 8 日，這一階 段主要針對城市中民主黨派的知識分子和政界人物。第二階段的起始日期是 1957 年 8 月 8 日，
中共中央發出了”關於向全體農村人口進行一次大規模的社會主義教育的指示”。第三階段則始 於同年晚些時候，重點在於清理共產黨和國家機關裡的右派分子」。參見納拉納拉揚．達斯原著，
欣文、唐明譯《中國的反右運動》，(西安：華岳文藝出版社，1989 年)，頁 115。
114 可參考章詒和《往事並不如煙》，(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2007 年)。
然而，僅僅從上面的大敘事的交待，仍不足完全說明「探求者」想在這個階段創辦
然而，僅僅從上面的大敘事的交待，仍不足完全說明「探求者」想在這個階段創辦